在當下的大數據時代，雜志的環境要素，如讀者反映、社會影響和管理方法等，與期刊的服務、經營、編輯及出版形態密不可分，甚至影響刊物的發展方向。而讀者反映、社會影響和管理方法等因素，實際上與以下三個因素密切相關，即出版與發行分離、期刊分級制度和期刊準入的單位法人制度。

1．出版與發行分離

在大數據時代，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維普資訊網、超星數字圖書館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數據庫等中國知名數據庫以其超強的服務功能，改變了紙媒時代出版與發行一體的狀態，出版與發行分離成為趨勢。

大數據平臺給讀者、研究者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讀者按照自身需要，在相關索引欄目輸入需要查找的資料名稱，就可以很快完成搜索，找到資料。同樣，這也給研究者搜集資料、確定選題帶來便捷。但大數據時代的出版與發行分離，則給期刊主辦者帶來一系列嚴峻挑戰，例如，期刊的主體地位（出版機構、主編）虛化，欄目的特色化、專業化減弱，見文不見刊成為“互聯網+”新形勢下的新常態。

總而言之，大數據時代出版與發行分離的環境帶來的是期刊邊界的改變。無論是期刊整體，還是某些辦刊者孜孜追求的特色欄目，都湮滅于數據的大海中，成為滄海一粟，其主體地位無疑受到挑戰。

2．期刊分級制度

伴隨大數據時代而來的是以各種量化指標為評判標準的期刊分級制度。大數據的核心職能是海量數據生產、消費、關聯及處理的常態化。就其實質而言，期刊大數據原本的目標功能是淡化期刊，淡化欄目，凸顯文章的主體地位，但現在期刊通行的評價系統反而是以互聯網數據作為評價期刊的依據，由此人為地造成期刊分。其核心評價指標，如被引量、他引量、影響因子，大多來自大數據平臺提供的數據。其他如被索量、被摘量、被摘率、獲獎、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和Web下載等指標數值同樣來自大數據平臺提供的數據。

期刊分級制度有一定的科學性與必然性。刊物由于主辦主體不同，稿件來源不同，編校質量不同，因而存在不同的級別與檔次。而把運用大數據采集的數據作為期刊的評價指標，在指標量化考核上也存在一定適用性與合理性。期刊分級制度歷來被學界所詬病的是“以刊評文”的制度設計，因為這種人為的分級制度附帶的以刊評文功能太多，包括評獎評優、職稱評定、學位晉升、課題申報和科研獎勵等。這帶來了諸多負面效應與不良影響：一是與大數據時代刊物隱退、文章為主的趨勢相悖；二是敗壞了學術風氣，惡化了學術生態環境；三是競爭環境透明化，人為造成期刊的馬太效應。這一方面強化了多數期刊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凸顯了有幸擠入核心期刊的少數期刊的優勢地位。雖然這種分級制度遭到學界質疑與詬病，但被中外學界廣泛接受，也造成期刊級別固化，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惡性循環態勢。因此，對期刊主辦者來說，伴隨大數據時代而來的期刊分級制度是期刊主辦者不能忽視的問題。

3．期刊準入的單位法人制度

伴隨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自媒體得到很大發展，刊物與學術人、學術共同體融為一體。但由于期刊出版管理方法并沒有隨技術變革出現相應變化，因而大數據平臺收錄的資料不同于自媒體的微博、微信，是有門檻的，即收錄的期刊論文都是需要具有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和國內統一刊號（CN）的刊物。而在中國大陸，期刊出版實行的是嚴格的準入制度。

近現代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期刊一般是由學術帶頭人或學術共同體創辦的，凸顯期刊的主體性和自主性，辦刊者與刊物有著榮辱與共的聯系和學術淵源。在某種程度上，期刊承載了辦刊人畢生的事業追求，是辦刊人辦刊理念、學術品位與美學素養的實體再現。

單位法人制度的出版體制使期刊與學術共同體割裂，主編、編輯事實上只是雇員，主編并不能決定辦刊方向，欄目編輯也大多非該行業的或者專家。這種嚴格的期刊準入制度管理方法并沒有伴隨大數據時代而來有所改變。

綜上所述，伴隨大數據時代而來的出版與發行分離、期刊分級制度以及固有的期刊準入的單位法人制度等期刊的環境要素，給期刊主辦者帶來了嚴峻挑戰。辦刊者的辦刊理念與辦刊方式受到讀者反映、社會影響和管理方法等外部因素的多重挑戰和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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