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學術期刊商品論”與大量存在的事實也恰恰相反。我國已加入“WTO”,取消貿易保護政策是其基本精神。首先,在我國“學術期刊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撥款”這個事實是連“學術期刊商品論”的持有者們都承認的。從投入方面來看,因為學術事業的發展不能沒有學術期刊作為平臺和陣地,所以學術期刊一般都會得到社會的支持,比如說來自政府的撥款(其實在我國,學術期刊一般都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主辦,而它們又都是國有單位。所以,這種經費來源的主渠道在行為實質上就是政府撥款行為)。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總編輯秦毅也認為:“我們國家的學術期刊,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不少是靠國家撥款支持運作的。”

其次,發行量的巨大區別,不允許學術期刊進入市場,從而成為商品。研究表明,我國的專業學術期刊發行量大的一般在1000- 10000冊左右,而絕大部分社科類學術期刊發行量在500- 5000冊之間。特別是高等學校學報,它是以反映本校教學科研成果為主的學術刊物,它以刊物交流為主要發行形式,所以它的收費性質的發行量更小,有的接近“零”。學術性和專業性是學術期刊最本質的特征和屬性,其讀者層面褊狹,多為各學科領域的教學、科研人員,必然導致曲高和寡,在發行方面與大眾化的“消費類期刊”必然有天壤之別。像有人說的,學術期刊發行費一般由發行機構獲取,學刊收回的費用一般難以維持印刷費,因為學術期刊一般年總支出在20萬至50萬元之間。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為例,按照上述情況,以平均發行500冊、每冊6元、每年6冊(一般為雙月刊),全年發行收入為1.8萬元,而一般大學學報的投資低限是20萬元。顯而易見,這里的投入是產出的10多倍,與經濟學中的“等價交換原則”、“投入—產出法”都是異質的,與商品的本質要求是相反的。這種情況,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大致如此。例如在日本,他們的大學學報也因為讀者很少,而主要通過免費贈送。他們的讀者波及53個國家的176個大學和研究所,而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使得讀者遍布世界各地。在國內的學術期刊中,除了極少數專業期刊而外,大多數期刊靠發行收入根本不足以抵補支出。秦毅先生也發現,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學術期刊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國內外的事實證明,學術期刊不可能是商品。

再次,市場不是什么都可以裝的“筐”,學術期刊事業不適宜市場化運作。我國目前異軍突起的理工院校社會科學版學報的所謂“經濟效益”更差。即使這樣,我國的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和各種學會組織創辦學術期刊的積極性依然高漲,學術期刊申請待批的報告可謂堆積如山就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學術期刊商品論”者無視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學術期刊是屬于“陽春白雪”的專業類期刊,它不同于大眾性的“消費類期刊”,后者不得不進入市場成為商品,而前者是不可以的;他們也無視學術期刊在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學術建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及其在推動全社會科學、文化、技術進步和在培養人才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試看《北京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科學》,他們哪個編輯是脫離單位成為了獨立法人,是依靠編輯自己的力量來運作并給所在單位帶來利潤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第四,應當明確學術期刊事業與一般出版業的區別。還有的人以1999年1月李嵐清在全國新聞出版局長座談會上的“新聞出版業是一個產業”作為依據,就以為學術期刊業也應該產業化。豈不知“新聞出版”首先包括新聞報紙和出版社以及一切以贏利為目的的出版行業,而學術期刊不在此行列。

第五,學術及其載體———學術期刊比教育更需要國家支持。我們知道,學術和學術期刊代表一個國家科學文化的發達程度,關系一個國家的國計民生。這一特性比在高等教育上表現得更加強烈。即使是西方的私立高等教育,都不靠收取學生學費來支撐和發展,如美國私立加州理工學院2005年預算超過5億美元,但學費收入只占3%。因為人們清楚,以實際效益衡量一切,以功利、實用作為行為動機,這會破壞精神活動需要的自由氛圍和創造空間。從大學自身來說,唯有對實際目的的好奇和探究精神才是其發展的原動力。大學精神體現的是強烈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精神,對客觀世界不斷進行深入認識以及在這其中獲得理智樂趣應該是大學追求的較高目標。大學的發展史證明,沒有一定的無功利自由空間,大學中的創造活動是無法開展的。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學術以及學術期刊事業更是如此,其又怎能靠市場來支撐呢?試想,國家為什么要提出從2000年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將對部分重點學術期刊進行資助”;國務院為什么要在2000年6月12日批復,決定組建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使其在合理使用經費、促進資源共享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再如解放軍醫學圖書館經過多方面的努力,得到上級部門的支持,在經費上也基本得到了保障。即使在發達的美國,一些學術性的、理論性的報刊,經費也是由政府貼補的。據報道,“美國每年用于補貼學術、科技出版物的經費高達64億美元之多。”很顯然,這些政府行為都不是市場行為。同樣,大學學報的一切活動均應圍繞高等學校的教學、科研展開,為科技進步和文化發展服務,它永遠不應該拋棄對人類精神、科技發展和文化發展所負有的使命,它不應該為市場所左右,其它學刊也是一樣。

第六,現行的學術期刊價格不能說明學術期刊就是商品。在國外,學術期刊實行的是按照實際成本定價的做法,在我國也沒有實行高定價。大多數學術期刊的定價遠遠低于它的實際成本。第二個因素是發行量。因為學術期刊的讀者面相對固定,主要是相關領域的專業工作者,所以需求彈性非常小,不可能主要靠增加發行量來增加發行收入。其次是廣告收入。對于大眾期刊來說,廣告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一些刊物的廣告收入所占份額甚至超過期刊銷售。但是對于學術期刊而言,由于讀者面和發行量的限制,不可能有很多的廣告收入,多數學術期刊沒有廣告。這一點與大眾期刊的運作機制有著根本的不同。

這恰恰反過來證明了學術期刊不應該市場化操作,而是應當由主辦單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國家扶持(國民收入的初次再分配)來運作。同時,這也證明了學術期刊的非商品屬性。這種事實是對那些不假思索、想當然的“學術期刊商品論”者的有力答復。張九玲先生也不得不承認:“學報走產業化道路,其結果只能被市場經濟大潮所吞沒。”

國內外研究學術期刊價格的,一般都是從圖書館期刊管理的角度或者是出版社從經營的角度探討圖書、期刊價格幾年內的變化,這與期刊是否是商品沒有關系。例如解放軍醫學圖書館的杜海洲先生就在2004年的《情報雜志》上發表了《2003年國外學術期刊的價格變化》、在《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上發表了《國外學術期刊的價格走勢》。另外,還有日本的川井良介在《中國編輯》上發表的《現代日本的雜志》、張勤的《美國版權產業及其對外貿易透視》,等等,也是如此。

因此,我們一直堅持認為,學刊(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刊)不是商品,學術期刊不宜市場化操作。學刊主編也不應以商人身份去運作學刊,當然,其素質要求也不應該包括商人意識,不需要“有市場意識和商業頭腦”,應有的是進行嚴格地經濟核算。其真正追求的應該是社會效益,說到底真正應該追求的是科學的創新。因為科學事業關系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學刊事業是事業單位,與軍隊不宜經營企業是一個道理。華南農業大學的李霽先生也認為“有必要采取`誰受益,誰付費'的經濟規則”,而“學術期刊的較大受益者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也就是說,這種費用應該由學術期刊所在單位或者由政府機構來承擔。其實,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教育部等政府機構對學刊的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以及國家對科技成果的重獎(往往發表在學術期刊上),都是國家和政府的經濟和財政行為,這點也說明了科學事業應該由國家來承擔經濟費用。最近李天綱和李霽先生分別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學術界加入“市場”后,刊物、經費和論文,相互運動,形成了權、錢、學之間封閉式的“三角貿易”。這種“學術”,很容易喪失社會大眾的信任,“信任危機”唯此為大。此種不公正、不合理現象倘不加以扭轉,真的會出現“學將不學”的局面。

這就是學刊不假思索盲從“市場”的后果。我們在1994年就主張:“社會主義的科學文化出版事業性質決定了學術書刊應以社會效益為主,經濟效益為輔,經濟效益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社會效益。這就決定了學術書刊的非商品屬性。”如果,學刊硬充商品,其編輯部追求的是金錢,其主編追求的不是學術,也是金錢。那么,在金錢面前,學術的地位至多是奴婢的地位。這種環境下,編輯們這些學術把關人的作用如何發揮,又何以談得上學風的培養?在金錢面前,學術人員反而多了投機的機會。目前學術界的“腐糜風”、“急躁癥”和學術泡沫飛濺的局面,以及近來學術界有良心的學者們為此頻頻發出的糾正學風的呼吁不可謂不發聾振聵,這難道還不值得我們對“學術期刊商品論”進行深刻地反思嗎?我們不但不反對我國學術期刊走向國際,還應該為之吶喊。但是我們應該明確,國際化指的是:國際性編委會,國際性作者,國際性稿源,國際性發行,國際上通行的語言,國際編排規則等。國際化不等于市場化。同志也曾經反復強調“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之源。”

免責聲明以上文章內容均來源于本站老師原創或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僅供學習和參考。本站不是任何雜志的官方網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請聯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