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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歷史論文:歷史上的粵港經濟合作

粵港地理毗鄰，方言相同，親情相連，歷來關系密切。即便在港英當局統治時期，兩地就存在一定程度的經濟合作，并隨著時代的步伐，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達到目前前所未有的緊密合作階段。

從清末到改革開放前，可以看作粵港經濟合作的初始階段。這一階段的經濟合作是零星的，時斷時續的，即便如此，粵港之間的合作對于兩地的經濟發展仍具有重要意義。

這一時期的經濟合作主要是粵港商人的個人行為。從清末開始，就有粵港商人到兩地投資，民國時期這種情況更加普遍。廣東廠商因香港的地理位置便于溝通中外市場而在香港設立分號或分場，香港華商和洋商也想通過在廣州設立的分支機構占領內地市場。一批粵港聯號企業發展成為粵港兩地的著名企業，如設在廣東的香港聯號企業先施公司、永安百貨、大新百貨等均成為成功經營的典范；廣東設在香港的眾多聯號企業，如協同和機器廠、陳李濟藥廠等在香港相關行業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粵港官方也曾表達過合作的愿望，并在某些情況下取得一些成果。如民國陳濟棠主粵時期，廣東省政府采取主動行動，吸引香港廠商赴廣東投資，并得到香港同胞的響應。而在20世紀60年代，經過粵潛雙方協商，廣東方面為滿足香港同胞的用水需求，修建了東江供水工程，并以遠低于國際市場的價格向香港供應生活資料，緩解了香港的通貨膨脹，為香港經濟騰飛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

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為粵港關系增添了活力，粵港關系也因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同時也將粵港經濟合作推進到了投資帶動的“前店后廠”階段。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的設立，廣州、湛江成為沿海開放城市，吸引著大量香港廠商投資廣東，眾多“三來一補”企業、“三資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紛紛建立。從1979年到1997年，廣東實際利用港資約580.5億美元，占廣東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71.57％。香港充沛的資金、實用的技術、豐富的信息、現代化的管理經驗與廣東的廉價土地、品質勞動力和靈活政策相結合。形成粵港之間以“前店后廠”為核心的經濟合作模式。

港商投資的大量增加，帶動了商品、技術及信息在粵港間的重新組合，兩地合作擴大到貿易、金融、旅游、房地產等各個方面。不論是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還是酒店、娛樂設施，以及科技含量較高的資訊科技業，都可以看到港商活躍的身影。粵港都從雙方的密切合作中獲益匪淺。1996年約有80％的香港工廠或生產線轉移到珠江三角洲，在廣東各地的6萬多家企業中重新煥發生機，移師廣東已成為港商的集體行為。在此過程中，港商獲取了巨大的經濟收益，廣東則獲得了緊缺的資金、技術和現代管理經驗。數百萬人找到了就業機會，廣東工業化邁上一個新臺階，進出口貿易大幅度增長。1978年，廣東對香港的出口僅為6.34億美元，1996年增加到505.97億美元，16年增長了近80倍。廣東80％以上的出口經由香港實現。1996年，廣東由香港的進口額為323.9億美元，在廣東外貿出口中的比重也接近80％。

伴隨著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粵潛經濟合作更上一層樓，發展到政府推動、合作的階段。

香港回歸后，粵港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由英國管治下的香港與中國廣東省的關系變為“一國兩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廣東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粵潛經濟合作克服了政府層面的障礙，在兩地政府積極推動下，粵港臺作日益深化兩地經濟合作擴大到各個領域。

中央政府不遺余力、大力支持香港的政策為粵港合作提供了新機遇。為幫助香港克服暫時的困難，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發展，中央政府先后推出鼓勵內地居民赴港澳旅游的“個人游”和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等政策。香港特區政府的資料最示，截至2008年6H份，利用“個人游”簽注訪港內地旅客已突破3000萬人次，其中85％的人來自廣東省。而僅在2004年至2006年期間，“個人游”已為香港帶來約227億港元經濟效益及相當的就業機會。而根據CEPA的規定，對原產于香港的產品實施零關稅。內地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CEPA實施以來，內地進口香港享何cEPA零關稅優惠貨物的累計貨值到2010年達27.3億美元，累計關稅優惠額達16.6億元人民幣。從粵港貿易額在全國對港貿易額的比重來看，這些優惠多半來自粵港貿易。如在2007年廣東進MCEPA項下香港貨物達3.7億美元，占內地進口香港零關稅產品總額的66.4％。2007年，廣東與香港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額達到1363.億美元，比香港回歸當年的進出口貿易額翻了2番，占同期內地對港貿易額的691％。

近兩年來，通過簽訂cEPA補充協議和《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廣東又獲得了“先行先試”、深化粵潛經濟合作的機會。協議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等眾多方面對港澳做出了優惠安排，并將粵港合作納入國家戰略層面。協議的實施將整合粵港產業優勢，進一步提高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粵港打造為具有巨大增氏潛力的經濟區域。

回顧歷史，粵港經濟合作見證了廣東的經濟騰飛和香港的穩定發展，也見證了粵潛兩地社會、民生的大幅提升。1978年廣東人均GDP僅為370元人民幣，20lO年達到4699萬元人民幣；同期，香港人均GDP從18.361港元增加到247,332港元。粵潛經濟相互融合，共同進步，不僅帶動了泛珠三角地區的發展，而且隨著《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落實和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粵港合作必將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經濟歷史論文:對19世紀法國小農經濟的歷史認識

摘 要： 19世紀法國的農業經濟繼續以小農經濟為主體。史學界對法國19世紀小農經濟的評價呈現出肯定與否定兩種不同的觀點。本文探討了19世紀法國小農經濟盛行的原因，以及小農經濟的屬性與歷史地位。這對于公正地評判法國小農經濟的歷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19世紀 法國 小農經濟

一、進入19世紀后法國小農經濟繼續盛行的由來

自16世紀起，小農經濟便是法國農業經濟的主體。法國大革命后，農村形成了新的土地占有結構。據統計，1826年，法國小土地主共占有土地1480萬公頃，占全國土地的32.5%，占土地主人數的89.3%；中等規模的土地主共占有土地2120萬公頃，占全國土地的46.4%，占土地主人數的10%；大土地主則占有945.5萬公頃土地，占全國土地的20.8%，占土地主人數的0.6%。這一結構在19世紀上半葉一直未有根本性變化。而1826年時，法國小土地主約有580萬人，其平均占地約2.6公頃；中等土地主約有65萬人，平均占地32.6公頃；大土地主約有3.9萬人，平均占地242.4公頃。本文把小土地主稱為小農，把大土地主稱為地主，把中等土地主稱為富農。富農和地主共占有全國土地總面積的67.2%，其平均土地占有量遠遠超出了其生存所需，他們已具備了從事農場經營的土地條件和能力。所以，二者成為法國跨入19世紀后改變農業領域中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決定性力量。

邁進19世紀后的法國，仍不是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國家，因此，地主和富農選擇何種土地經營模式，主要還得取決于國內工業和城市為農業所創造的農產品市場條件。

工業方面，直至第二帝國時期（1852―1870年）法國工業革命才達到高潮。即便到19世紀60年代，法國工業中仍有58.9%的產品出自手工工匠之手［1］(P32)；且多數企業依舊是小型化、分散化的企業，“每個雇主平均雇有14名工人”［2］(P14)。工業總產值在1885年前仍低于農業［3］(P346)。這些史實反映出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工業化水平是很低的。

工業經濟的落后，制約了城鎮的發展。1811―1911年間，法國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僅增長1.2%［3］(P353)。城市人口占全國人數的比重，1789年為16―20%，1846年才達到24.4%。可見，法國在19世紀上半葉的城鎮化水平也是很低的。不僅如此，農產品的城鎮市場大都還是相對獨立的地域性市場。

城鎮及工業的上述情形，決定了19世紀上半期法國國內農產品市場容量的有限性，從而使得該國農業根本就沒有大力發展農場經濟所必需的廣闊市場。在此條件下，進入19世紀后，擁有較多土地的地主和富農們，大都只好照舊把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農民耕種，以致小農經濟繼續占據農業經濟的主體地位。因而，步入19世紀后，法國小農經濟之所以繼續盛行，首先是因為多數地主和富農缺乏發展農場經濟的市場機會。

二、小農經濟的屬性

19世紀的法國小農，包括了小土地主和租種小塊土地的佃農，前者往往與后者相聯系。由于其年收入的2/3左右被用來支付了租稅，為了生存，小農們只好通過其它途徑來彌補生存所需的不足。

恩格斯曾總結道：馬爾克（即農村公社，本文簡稱“村社”）土地使用權和工業副業是農民生存的兩個基本條件［4］(P487)。就農村公社而言，19世紀上半葉，農村公社殘余在法國農村還大量存在。例如，農民仍然可利用較多的休耕地來作為行使集體權利的場所。19世紀初，法國農村的休耕地占全國耕地的1/3，1840年占1/4，1852年占l/5。此外，各地基本上都保存了村社原有的林地、牧場。在阿爾卑斯、比利牛斯、孚日及汝拉地區，還大都保存了原村社公有地。這樣，小農們能夠利用休耕地、集體財產來發展家畜、家禽養殖及養蠶等家庭副業，并獲取輔助食物、燃料、建筑材料等。殘存的農村公社制成為他們彌缺的一個重要保障。

與此同時，由于法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農村個體手工業和鄉村手工企業得以廣泛存在。一方面，農村繼續著男耕女織的傳統，其剩余紡織品則用于市場交換，另一方面，農民還兼做其他各行的手工業者和手工業雇傭工人，大量的婦女及兒童紛紛接受工場的雇傭，為制造商或承包商加工產品。盡管19世紀中葉后，農村手工業經濟逐漸呈衰落趨勢，不過，在第二帝國時期，法國手工業勞動雇傭的工人比工業勞動雇傭的工人還多1倍多［2］(P114)，農民手工業者仍有較多的機會參與市場交換和兼做雇工。如1862年，就有占法國農村勞動者總數15.4%的小土地主、小農繼續身兼雇傭工人身份［1］(P149)。手工業勞動成為小農們彌補生活所需的又一重要保障。

進入19世紀后期，法國小農經濟的破產漸成主流。行將破產的小農們紛紛以土地作抵押而求助于高利貸資本。至19世紀末，小農的土地抵押債務達到250億法郎，其大部分土地淪為債權人所有。然而，由小佃農和“小土地主”組成的小農還是農民的主體。據各種統計資料來測算，19世紀下半葉，“小土地主”在農戶總數中的比例大體穩定在80%左右，其中占地不足1公頃的“小土地主”的比例又保持在38%左右，小農的數量與結構處于大體“穩定”狀態。這就出現了小農的破產與“穩定”并存的矛盾局面。究其原因，則在于破產小農的主體是用土地作抵押的農民；債權人在得到債務農的抵押土地后，不是剝奪債務農的土地，而是讓他們留在原小塊土地上繼續其農耕，讓債務農接受他們的長期奴役。這樣，高利貸資本的運營便寄生于小農經濟。

小農們生存的歷程史清楚地表明，19世紀法國的小農經濟集合了封建經濟殘余、手工業經濟和高利貸資本，成為前資本主義工業化經濟的混合體。

三、小農經濟的歷史地位

小農經濟始終是19世紀法國農業經濟的主體。19世紀上半葉，小農生產占優勢的法國農業生產取得了一些進步。1790―1812年，法國谷物產量提高了10%；1840年，每公頃土地的小麥平均產量達到9.5公擔，這要是在18世紀末是令人難以置信的［5］(P118)。1840―1865年，法國農業生產則以每年2.62%的速度遞增［5］(P23)。牲畜養殖方面，1789年大革命前，法國有300萬頭牛［5］(P413)，1905年增加到1432萬頭；美利奴綿羊由1815年的150萬只增至1850年的1100萬只。生產的發展，大體上保障了法國國內市場的需求。如在糧食方面，19世紀上半葉，除災害歉收年份外，法國農業所生產的糧食基本上滿足了國內消費；盡管有糧食進口，但平均每年消耗的進口糧僅占全國生產總量的0.01%。因此，這一時期法國的農業經濟，主要是小農經濟，基本上是與當時法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水平相適應的。

進入19世紀下半葉，法國工業革命在60年代末得以完成；鐵路運輸網基本形成；城鎮人口不斷增多，1891年占到了全國人口的37.4%。這些因素都有效地擴大了農產品市場。雖然19世紀下半期法國農業生產也在慢慢進步，但農業服務于國內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功能卻逐步落后。與19世紀上半葉進口糧食每年均在200萬百升以下（災荒年除外）相反，法國1861年進口糧食1350萬百升，1872年進口1400萬百升，1877年進口多達2980萬百升［5］(P91)。當然，在這過程中，法國也有糧食出口，但在1861―1891年間，僅有5年為出口順差，其余年份均為逐漸增大的進口逆差。況且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法國還逐漸由葡萄酒的凈出口國變為凈進口國［7］(P48)。這些史實表明：主導法國農業經濟的小農經濟，在19世紀下半葉已逐漸不能適應法國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發展的需要而呈衰落趨勢。

總之，在19世紀法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當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很低時，小農經濟尚能適應其需要，但隨著19世紀下半葉法國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它則表現出了不適應性。其位置的置換，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經濟歷史論文:傳媒經濟再騰飛的歷史契機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蓬勃發展，中國傳媒經濟已經達到了空前的規模，中國傳媒經濟的理論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站在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上回眸審視、沉思總結，使傳媒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為和諧社會的構建發揮出更大、更積極的作用，由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廣電總局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的中國傳媒經濟三十年學術峰會近日在中國傳媒大學隆重舉行。

本次學術峰會的主題是“建設和諧社會、發揮傳媒作用”。與會嘉賓在回顧了傳媒經濟30年發展歷程、傳媒經濟理論30年探索脈絡的基礎上，闡釋了當下傳媒發展的歷史契機，并就未來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30年發展脈絡與特點

中國傳媒經濟誕生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傳媒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在改革春風的吹拂之下、在開放政策的沐浴之中。我國的傳播媒介開始了產業經營的探索。四川大學歐陽宏生教授指出，1979年1月28日上海電視臺播出了大陸及時條電視廣告，當年10月廣東電視臺開始播出廣告，同年底中央電視臺也開始播出廣告，從此廣告進入了中國的媒介，中國媒介的投資體制也因此發生了重要轉折。

盡管如此，在30年前的社會環境下，研究傳媒的經濟問題還是理論“禁區”，但是具有敏銳洞察能力、創新精神和開拓勇氣的學者們還是沖破了思想的禁錮，進入到了一個新領域的理論探索之中。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李懷亮回顧傳媒經濟學術研究發展歷程時指出，30年前當時還在北京日報社工作的周鴻鐸教授就率先開始了對傳媒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思考，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國的傳媒經濟學研究正式拉開帷幕，一批學者開始探索傳媒經濟規律，分析傳媒經濟現象。研究傳媒經濟理論，總結傳媒經濟實踐。李懷亮教授特別強調，也許當時的學者們所研究、探討的一些問題，在今天看來早已經不是問題，但是當我們以30年為一個歷史階段來回顧以往的時候，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先驅者們身上所具有的巨大的理論勇氣。

傳媒經濟的發展特點。針對傳媒經濟體制變革的脈絡，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丁俊杰教授總結了四方面特點：及時，隨著文化體制、傳媒體制以及相關配套體制的深化改革，過去我國在媒介體制方面是“黨辦國有”，由于單一化和大一統的媒介構成，如今已經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出現了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媒介資本運營、資源整合、法人主體等現象；媒介的投融資打破了一些規制“禁區”，加快了傳媒的國際化和市場化進程。第二，中國的媒介過去是按照單一的意識形態來運作，改革開放還原了中國媒介的基本屬性，使我們認識到媒介既具有政治屬性又具有經濟屬性，既具有宣傳功能也具有產業功能。第三，傳媒的管理模式、經營模式、營銷模式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第四，傳統媒介持續發展，新媒介和延伸媒介不斷涌現、日新月異，互聯網等新興媒介正在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

發展現狀與困惑

傳媒經濟的發展現狀。經過30年的探索和積累，中國傳媒經濟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截至2007年我國傳媒經營總額已經達到了4811億元。其中廣告總額達到了1741億元；2008年我國傳媒產業的總產值有望超過5400億元。這些數字從一個側面描述了我國傳媒經濟蔚為壯觀的發展規模，這些成就也奠定了未來傳媒經濟發展的基礎。

針對報業的發展格局，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魏玉山指出。1978年全國有178種報紙，930種期刊：30年后的今天，全國的報紙已經發展到1938種，期刊發展到9468種。到2007年，全國報紙的總產值已經達到306億元。期刊的總產值達到170億元，其中，全國報刊廣告收入已經超過340億元。

魏玉山總結了中國報業30年發展所形成的三大特點：及時，從黨報黨刊一統天下到如今的結構多元、異彩紛呈。如今的報刊結構更加合理，更加適應國民的閱讀需要和精神文化的需求。第二，報刊從政府撥款維持生存到成為重要的產業部門，邁入了了市場化、產業化的發展快車道。第三，報刊從單一的紙媒體進入多媒體的發展時代。鍵盤和鼠標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紙和筆，到2007年全國已經有多媒體報紙400多種，手機報紙70多種，手機期刊40多種。

廣播電視是傳媒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廣播電視行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國家廣電總局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黃勇指出，2007年全國廣電總收入是1316.4億元，比上一年增長了19.77％，扣除財政收入174.5億。實際創收收入為1129.41億元。中央電視臺高級編輯王甫介紹，我國現有廣播電視播出機構2587座，廣播電視節目套數為3760套(其中付費廣播電視節目155套)，有線電視用戶超過1.5億戶，有線數字電視用戶達到2006萬戶。在31個省級衛視頻道及時季度的平均收視率方面，近兩年均出現了明顯的漲幅，2007年和2006年相比增長8％，2008年和2007年相比增長達到了11.9％。

傳媒經濟的科研與教育也獲得了長足發展。時至今日。傳媒經濟理論研究者的隊伍日趨壯大、名家云集，傳媒經濟的理論體系也已經基本形成。今天開設傳媒經濟或者相關專業的院校已經超過百所，在全國招收新聞傳播類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全部95所高校中，傳媒經濟與管理類碩士研究生專業占到了其中的15％，全國招收傳媒經濟或傳媒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的高校已經超過了5所。這些都說明，傳媒經濟在我國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們對傳媒經濟的重視程度空前提高，社會對傳媒經濟與管理人才的需求越發迫切。

傳媒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傳媒經濟經過了30年的發展，雖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周鴻鐸教授認為，在我國媒介系統存在的問題中。有兩個問題格外重要：一是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媒介理論落后于實踐(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這導致一些不善于學習的媒介實踐者找不到科學的媒介理論作為實踐的指導，無法形成科學的媒介發展觀；二是在我國傳媒系統內部，市場經濟還不發達，市場機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發揮，這也是我國傳媒經濟發展速度不如其他行業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黃勇教授在分析了廣播電視產業的現狀后提出了三方面問題：及時，廣播電視行業的事業與企業收入比重嚴重不均衡，事業收入所占比重遠遠大干企業收入的比重；第二，廣播電視業的發展和自身相比進步很大，但是和與它密切相關的電信產業相比，差距還是相當大的，廣電產業的收入只占整個傳媒產業收入的23.48％，它只及電信產業收入的15.5％；第三，產業收入結構不合理，過分倚重廣告收入和有線網絡收入，前者導致廣告亂播、節目低俗，后者導致網絡整合步履維艱、不利于在新一輪競爭中形成網絡優勢。

未來騰飛的契機

創新是傳媒經濟發展的動力。傳媒經濟理論和實踐都需要創新作為發展的動力。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主席、原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認為，中央電視臺之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吸引了一批非常有創造力的年輕同志加盟中央電視臺，他們充滿活力和朝氣，他們的創新精神使得一系列好的節目被創造出來。

歐陽宏生教授針對媒介融合的時代背景，提出了我國廣播電視產業的創新發展之路：及時，市場定位的創新，從渠道的壟斷者轉向內容集成商；第二，組織機構創新，從新聞宣傳機構轉向輿論與信息管理者；第三，生產模式創新，從壟斷內容生產轉向全民創造的微內容聚合服務；第四，營銷模式創新，從頻道專業化轉向“一站式”服務；第五，競爭模式創新，從同質市場的差異競爭轉向創新市場的“藍海”競爭。

人才是傳媒經濟發展的基礎。現代社會，傳媒經濟的理論研究人才是傳媒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在這方面，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邵培仁用“自由、時間、金錢、心境”八個字概括了傳播學和傳媒經濟學研究者的必備素質；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則從實踐的角度分析了傳媒經濟從業者的文化理想問題，他認為在傳媒經濟發展為傳媒環境守望功能提供強大支撐的時候，也理應為傳媒人特別是傳媒的掌門人的個人文化守望提供堅實的平臺，傳媒人的文化情懷和文化理想應該成為指引媒介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周鴻鐸教授則從三個方面指出了促進我國傳媒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方法：及時，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應學會走自己的路，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傳媒經濟理論。第二，要尊重科學。在傳媒經濟科學理論的指引下走市場化的發展道路。第三。要從我國媒介現實入手，建立學習型的傳媒產業實體，促進媒介科學發展觀在實踐中的貫徹落實，推進傳媒產業和傳媒事業的共同繁榮。

經濟歷史論文: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歷史發展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當代中國實現科學發展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國共產黨人從最初掌握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武器到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全部過程，不僅意蘊學習、批判、借鑒的理論生成，更為主要的是革命、建設、改革中的實踐養成。從中人們可以真切感受到一個民族從苦難走向輝煌的玉汝于成，是怎樣的民族力量聚化為怎樣的民族精神。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中圖分類號：B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16）06-0188-08

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在于揭示經濟形態社會的經濟運動與運行規律，指示人類發展的基本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則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的光輝歷程，我們發現：對于市場經濟理論認識的發展歷程，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如何看待市場規律、市場法則、市場要素的認識發展歷程。對于這一關鍵問題的認識發展，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密切關聯，交互作用。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理論的產生與豐富離不開實踐的發展；同時，歷史人物在推動歷史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不斷發展的豐厚土壤。同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作為歷史潮流的引領者，為理論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初步奠定基礎

如何科學看待市場機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貫穿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整個歷史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由局部執政逐漸轉變為全國執政，在對待市場經濟問題上表現出歷史的、客觀的審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已經看到同市場關聯的私有制經濟的兩面性。依循這一理論，建國初期允許私有制經濟存在，但對市場經濟整體上持否定態度，對市場機制持謹慎允許態度。其間，形勢發展要求對市場經濟采取過相對緩和的戰略策略，但仍然不免將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吃人”的邪惡面相聯系。這種總體認識，同中共中央那一時期對蘇聯社會主義道路、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認同有著密切聯系。特別在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中蘇兩國政治和軍事同盟地位鞏固之后，仿照斯大林模式對中國私有制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并在1956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宣告“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完成。

理論的發展離不開實踐中問題的解決。20世紀50年代中葉，隨著波匈事件和蘇共二十大的消極影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挫折，中國剛剛建立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發展道路，在理論和實踐上泛起了“漣漪”。 一方面，我們突出國家計劃在經濟領域的主導力和掌控力；另一方面，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等價值法則對經濟發展有著無形的影響。兩種力量在“共存”中“交鋒”。伴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這種排斥市場手段從而單一依賴計劃手段的經濟運行機制模式，自身存在的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在農業方面，“許多地方發生強迫命令現象，規定土地入股的分紅比例偏低，對社員入社的耕畜、農具作價過低”，使有些農戶變相破壞生產工具；在手工業改造方面，“例如，北京有四五十萬輛自行車，修理自行車的也很多，每條馬路都有，很方便。后來……統統合并起來，高級化了，結果老百姓很不方便”；在民族工商業方面，“北京有名的老字號‘全聚德’烤鴨，由于合營后輕易改變原料供貨渠道和制作方法，品牌效益比過去降低了”[1]340-356。

這一時期，以的《論十大關系》面世為標志，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發展實踐和理論的主要指向。《論十大關系》著作本身，并未直接涉及更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的具體內容，而其中經濟思想和理論，則從經濟哲學層面闡述和回答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和道路問題。此文主要闡述了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十對矛盾以及解決這些矛盾的思路。在分析經濟領域諸多矛盾關系過程中，著重闡述了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筑之間、生產力同生產關系之間的理論邏輯問題，闡述了解決經濟領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方法論問題，闡述了通過次要矛盾的解決推動主要矛盾的思路問題，如此等等。這些具有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的思想，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系統論、統籌兼顧思想和辯證統一思想，成為當時共產黨人看待問題、解決問題的重要理論武器。雖然并未動搖剛剛依據蘇聯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公有制經濟制度及其計劃經濟主導的經濟運行體制，但是，不可否認，在斯大林迷信破除后，在社會主義各國探索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特色道路的氛圍下，這些新的思想理論觀點，不僅對國內，而且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亦具有思想引領意義。

在倡導的“探索中國特色道路”的理念引導下，中國共產黨人開啟了大膽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重要十年（1956-1966年）。中國共產黨人重新審視社會主義同市場機制的關系問題，進一步反思蘇聯模式，反思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致力探索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性，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受此影響，作為黨內出色的經濟理論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云，大膽破除黨內以往對斯大林經濟理論模式的過度依賴，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觀點，即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國家市場三者為主體，以個體經營、自由生產、自由市場三者為補充。當然，由于歷史固有的局限性，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并未在運用市場機制方式和道路上繼續深入發展，但這種開創新路的大膽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理論生長點”。

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提出了“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一點資本主義”的中國式的“新經濟政策”思想。1958年后的時期，針對如何走出中國經濟困境，在中共中央高層和思想理論界，曾產生過關于“是否可以運用市場機制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爭論。對這一時期有關“消滅商品生產和交換”“否認價值規律”的思潮提出批評，并指出“商品生產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觀點，進而認為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并由此主張“應有計劃地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2]。

又比如，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批評了當時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的“一平二調三收款”。很多農民對此采取了對生產的糧食“瞞產私分”，拒絕繳納相應比例的“征糧”，以此方式加以對抗；更有甚者，為了緩解當時的生活困難狀況，有的農民直接到農村糧庫“搶糧”。為緩和諸如此類的緊張關系，提議對基層干部進行教育，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并建議“尊重和利用價值規律”發展農村經濟的思想理論觀點。

再比如，曾指出：“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是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生產力水平密切相關，因此，即使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很不豐富，某些范圍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可能存在。”[3]的這些思想觀點，印證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一定歷史階段不可能做到排斥非市場因素而形成“純而又純”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這為后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特別是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提供了理論借鑒。

另外，在分配制度方面，適時提出了利益兼顧、按勞分配等思想；在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的管理方面，主張改革企業內部管理體制，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思想；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提出了要科學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適當擴大地方權限的思想，等等。

縱觀關于發展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相關論述，有很多“真理顆粒”，但遺憾的是這些“真理顆粒”并未繼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1956-1966年的十年間，由于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存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模式與中國發展的實際和理論的背離。對此，以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秉持實事求是精神，不斷地針對出現的偏差進行自我糾正，有失敗的教訓，更為重要的是積累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初步經驗。針對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遵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很多重要的理論觀點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相反，1966-1976年的十年間，經濟思想被“左”傾錯誤思潮淹沒。自由市場、按勞分配、商品經濟等同市場經濟聯系密切的諸多要素，在“集體非理性”的宣傳氛圍和盲目實踐中，被當做同“資產階級法權”相聯系的灰暗事物――并遭到批判。晚年經濟理論中“真理顆粒”的光彩，也被其晚年錯誤思想理論的陰霾所遮蔽。應當說，在領導下集全黨智慧孕育生成的思想理論生長點，相應表述并非盡善盡美，但這些“真理顆粒”在改革開放時期重新煥發活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豐富思想養料，因而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大廈中彌足珍貴的“源頭活水”。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改革開放時期不斷成熟發展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初期的艱難探索中，逐步加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同時又運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實踐。這一時期，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與經濟發展中模式，面臨國內國際一系列質疑和挑戰。如何認識市場機制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商品、貨幣和市場關系，始終是中共中央不可回避的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際形勢不斷發展變化，“和平與發展”取代了“戰爭與革命”，成為時展主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也在發生變化，人民群眾對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為當時政治生活的重點。中共中央立足、因應執政方位的歷史變化，將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生活問題作為黨的工作重要內容，并試圖引入市場的力量助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針對過去長期以來人們對外資的恐懼思想，突破將外資同資本主義罪惡無限聯系的“左”的思想，提出“要積極引進外資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服務”的思想理論觀點。由此，“1978年3月，國家計委提出，今后八年（1978年至1985年）引進規模由65億美元增加為180億美元”[1]1002。這種思想理論認識，突破了“資本主義國家市場要素不能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的思想理論禁區，為這一時期人們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寬松的政治和文化社會環境。這場實踐和論爭，促進了中共中央和思想理論工作者關于商品經濟、開放經濟、市場經濟的認識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重新恢復了極力倡導的的“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堅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在社會主義改革與開放實踐和理論探索的基礎上，更加果斷地提出運用市場機制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戰略部署，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和理論的交互作用中，重新建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等新的經濟發展理論。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正確探索和認識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論基礎。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這次會議涉及了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的關系問題。從這次會議開始，中共中央在制定經濟戰略設想和論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制等相關問題時，開始突破原來單一公有制為特征的所有制結構，逐漸將過去被長期排斥的私有制經濟形式，如勞動者個體經濟、外資經濟，看成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農村改革成為市場要素引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并且作為推動經濟發展動力的較早探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是這一探索的典型政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產權分為所有權和經營權。所有權仍歸集體所有，經營權則由集體經濟組織按戶均分包給農戶自主經營，集體經濟組織負責承包合同履行的監督，公共設施的統一安排、使用和調度，土地調整和分配，從而形成了一套有統有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政策從1979年到1984年在全國范圍內逐漸推行，對于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繁榮和發展農村經濟注入了強大動力。

為保障此輪改革中農民土地經營權，198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1986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規定屬于村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各該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這兩個法律法規，對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提供了法制保障。加之這一時期，對于農村集貿市場的鼓勵和引導，使得在農村區域依靠市場要素推動經濟發展的經濟模式產生廣泛影響，農民的市場意識伴隨收入增長而增強。

這種市場化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通過農村向城鎮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領域產生著變革性影響：在經濟領域，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使得農民收入增長較快；政治領域，體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各級鄉鎮黨委、政府機構的設立和各級村民自治委員會的成立；在社會領域，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和各種交易市場的發展，人們的社會流動在區域、產業之間不斷加速，人們的社會關系更加豐富和寬泛；思想文化領域，人們的開放意識、商品意識、市場意識等不斷增強。這種影響，使得基層民眾自覺認為：我們的社會正在悄然發生著深刻變革。與此同步，中國改革開放快速推進，多方位的改革開放逐漸鋪開。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開放大連等14個港口城市。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辟經濟開放區。增辟了海南經濟特區，海南成為中國面積較大的經濟特區。1990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著眼，又作出開發與開放上海浦東新區的決定。中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相伴啟動。

回溯這段波瀾壯闊的改革畫面，隨著實踐和理論發展呈現出“輪廓”到“細節”到“系統”的進化描摹：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從理論上開始確認價值規律和市場對生產、流通的調節作用，并明確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制定《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重新界定了商品經濟，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強調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判斷。這些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制度和運行機制的理論創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對此，鄧小平后來高度評價該《決定》的歷史地位時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4]

在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中，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科學總結時代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新的理論，又將新的理論在新的實踐中加以檢驗、運用、發展。特別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將改革開放理論進行系統提煉總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構了較為成熟的框架。這一思想理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及時，在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性質的界定上，認為市場經濟不獨屬于資本主義，計劃經濟也不獨屬于社會主義，兩種經濟運行機制都可以作為調節手段同時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服務。第二，在對商品經濟形式的理解上，認為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同樣存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由于其經濟基礎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因此商品經濟的形式不會背離中國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道路，要鼓勵其不斷發展。第三，在對價值規律的把握上，認為我們要尊重和利用價值規律，把它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特征和要求相結合，積極探索利用價值規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和途徑，并致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特別是在關于上述市場機制、市場要素、市場法則姓“資”還是姓“社” 判斷上，應該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這些系統理論總結，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歷史貢獻。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經歷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國際國內經濟、政治、文化動蕩發展，以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把以鄧小平南方談話要點為核心內容形成的鄧小平理論作為指導，在十四大上作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決定。之后，以調動市場機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為主要內容，中共中央和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相關理論內涵進行深入研究，最終達成“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多方共識。這些思想理論的繼續拓展，使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市場要素理論逐步豐富。由此，我們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活動，需要遵循價值規律所要求的供求關系、價格杠桿、競爭機制；需要通過價值規律的調節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經濟領域和環節中去，給基層經濟單位傳導市場信號，使企業回歸主流經濟，運用市場對經濟信號反映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協同協調。當然，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實踐，我們也進而認識到：過于依賴市場機制調節經濟發展也不科學，也需要同時發揮長期堅持的國家宏觀調控作用，以此調和市場調節本身存在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從而促進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理論的演進順應實踐的要求。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將之前探索中遇到的實踐和理論問題進一步總結提煉，勾畫出更加清晰明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藍圖。正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前提，既致力于推動和發揮國家宏觀調控作用，又致力于運用市場這只“看得見的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實現了理論豐富和實踐發展。

走進21世紀，中國共產黨執政方位有了新的變化。隨著各種市場要素的快速流動，“四個多樣化”特征――中國社會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多樣化，已成為中共執政歷史坐標的重要內容。如何應對市場經濟發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問題，也就成為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黨的十六大以來，以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將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有序推進。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體現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既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市場改革方向，又注重制度建設、強調體制創新；既堅持以人為本和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又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合力作用，為改革注入強大動力；既堅持通盤考量和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又堅持突出重點、穩步推進改革；既堅持統籌兼顧各方利益，又協調好改革進程中不同利益群體的合理合法訴求；既堅持社會發展中的人的主體地位，又樹立、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與人的發展。《決定》堅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立場和總體方向，重點突出了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世界市場經濟的關系等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回答，取得了理論上的新突破。由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更加豐富、更加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更加靈活、更加充分，市場化改革的經濟基礎――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致力創新發展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后三年半時間，以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倡導問題意識、底線思維，深化改革，不斷推進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一些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矛盾和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6]，這樣的表述迅速引起世界范圍的深度解讀。所以引起如此廣泛關注，是因為看到中國經濟的主流趨勢和市場經濟的法治化，因為中國市場和經濟脈動會給世界帶來深刻影響。

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宏觀調控作為看得見的手，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必然都不可或缺。隨著中國制造推向國際市場，中國同世界經濟發展聯系日益密切，中國是否作為市場經濟國家的問題愈加受到關注。國內外學者運用各自話語體系所確立的相應指標體系，評價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結論是截然不同。2005年，國內有學者認為我國目前的經濟市場化程度已達73.8%，明顯超過60%的市場經濟國家臨界水平。但在2004年聽證會上，美國代表認為中國距離市場經濟標準還有很大差距；2006年，歐盟貿易代表曼德爾森明確表態短期內不會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7]。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在國際經濟領域沒有及時得到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認同，固然有很多國際政治因素，但這與長期以來我們對于中國經濟市場化的思想理論認識也存在一定關聯。

毋容置疑，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實踐和理論的豐富和完善，中國經濟憑借制度優勢、改革紅利、人口資源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中國經濟影響力日益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理論創新、機制模式，皆為世人無法小覷。尤其中國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和經濟治理的影響權重日益提升，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也擴大了認知和認同。在此歷史節點，以中共中央全會形式，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上升到“決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論觀點，并作為新常態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理論指引，不僅符合中國黨情、國情、世情，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順應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的必然要求。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到“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當代中國發展的市場經濟不僅是法治經濟，還是以民為本的道德經濟；我們所進行的改革，不僅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戰略布局相互統一和協調推進的改革，還是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為“思想先導、創新引領”的改革。這些既“集中體現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8]，又反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始走向新經濟、新常態、新動能的高度融合。注意到這些背景與趨勢的格局之 “變”，自然就要注意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之“變”。根據這種變化，可以從中循跡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

及時，全新定位市場作用，由原來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到起“決定性作用”。“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9]76。之前，基于大國經濟轉型不能操之過急的考慮，才出現由單一的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由計劃經濟體制到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加以輔助，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再到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循序漸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認識發展過程。這一過程，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時代要求，是大國執政黨理性調整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具體表現。在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有利于促進中國和世界經濟持續向好發展。

第二，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在統籌兼顧的戰略安排中，積極發揮“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雙重作用。市場作用代表經濟發展中看不見的手，政府調控代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的手。如何有效發揮二者作用，既能發揮自由市場活力和政府調控穩健，又避免市場盲目和調控滯后的局限性，是各國執政黨和理論工作者的思想認識“交接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就是一直注重二者的有機結合，同時又有所側重。認為，“只要市場是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或經濟管理體制在發揮作用，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內在發展規律同樣都是適用的”[10]。同時，也要看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9]77。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一個重大判斷：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同時，圍繞勞動、資本和效率三因素，在理論上作出“供給側”的創新性概括；提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在政策上作出系列前瞻性安排。最顯著特征是，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上，突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些舉措體現出大國執政條件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建立完備現代市場體系的較大關聯性和較大通約性，任何一方“失調”都將導致“失序”。只有科學做好頂層設計，把政府“有形手”的作用定位合理、發揮正常，以有效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才能為市場作用發揮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同時，也只有尊重市場運行規律，充分發揮市場“無形手”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才能真正激發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活力，從而使“兩只手”作用發揮配合得當。值得肯定的是，“兩只手”的觀念已成為目前的發展共識和經濟常識。

第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高度重視社會實踐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發揮。自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以來，在經濟體制和機制改革轉型中，我們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跨越。然而，中國市場經濟制度仍處于趨向健全與成熟的階段和水平。面對經濟發展瓶頸凸顯的情形，如何樹立問題導向、解決問題，以推動中國市場改革步伐，本身也是鞏固大國執政黨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9]77。2016年3月4日，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時指出：反腐敗斗爭有利于凈化政治生態，也有利于凈化經濟生態，有利于理順市場秩序、還市場以本來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東西扭回來。這是首次提出的論斷，從中可以看出發揮好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深化改革的高度關聯性，它不僅直接影響到經濟領域的結構性調整，而且愈加深入到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和黨的建設方面，是問題意識、底線思維集中體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又一實證。這也充分表明，“面對未來，要破解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和挑戰，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9]86。

第四，因應把握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軌道，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強調推進依法治國，提升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其中蘊含著掌握運用法治思維和發展方式的重要指導。“對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進行了部署，強調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9]77。簡言之，就是要“簡除煩疴，禁察非法”，對該管的事和該放的權加以厘清，進而從越位點退出，把缺位點補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加快建設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軌道”。及時次把“法治經濟與法治社會”相提并論，統一于“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詮釋了“法治是發展的保障”的近期論斷。及時次提出“厲行法治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落腳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發展”，體現了法治自身的規律性和能動性；及時次提出“依法調控和治理經濟”，落腳在“實現政府活動納入法治軌道”，體現了法治對于發展“保障”的制度化、常態化；及時次圍繞“發展”提出“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法治是發展的保障”，體現“改革、發展、法治”新的辯證統一，使“穩定”這一側重主觀的意愿轉化為側重客觀的“法治”的方式，隱含“中國理論”的創新和“中國制度”的實踐。“因時而變，隨事而制”，深化和豐富了三中四中全會的“姊妹”關系和“動力”機制。這些思想觀點，也在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2016-2020年）規劃綱要》――“市場主體的行為導向”中得到充分體現，有利于深化改革與依法治國的協同推進，有利于正確把握歷史、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律，充分發揮獨特的中國制度優勢。

第五，立足大國執政、大黨執政的歷史方位，遵循現代政黨建設規律、發揮總攬全局領導核心作用，為協調市場與政府關系提供堅強的政治保障。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方位也發生重大變化。科學定位執政黨歷史方位，既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與時俱進的表現，也符合現代政黨制度特別是大黨執政和大國執政的內在要求，關系執政合法性來源的實踐基礎和執政形象、執政效能、執政基礎。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推進的深化改革同從嚴治黨互促共進，是新時期“四個”重要戰略布局中的重要內容。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僅把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為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而且“強調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9]8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需要中國共產黨政治領導中“集中統一”和“生動活潑”兩個方面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中國社會各階層，既要積極貫徹落實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維護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同時又要在從嚴治黨的號召下，積極助力中國共產黨 “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以此凝聚共識，協力推進中國經濟社會領域各項改革。只有這樣，才能很好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尤其是把握經濟建設中的新形勢、新問題，科學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實現。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逐步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手段，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中國在國際經濟中地位和作用日益強大。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宣布人民幣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別提款權）。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績取得，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對于市場思想和理論的發展取得。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提出新的方法論指導，“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這一切思想和方法的結合運用，深刻表明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至關重要，預示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創新發展開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大廈的重要內容，立足于中國改革發展成功實踐，其功能和目的是研究和揭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以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深刻總結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正反兩方面經驗，并將這些經驗上升到理論層面和學科高度，以中國實踐賦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當代意義，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為系統性理論，集中體現在中共領導人的相關論述中，凝結成以他們為代表的承載集體智慧結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可以相信，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起始于毛，成熟于鄧，傳承發展于江、胡，創新于習”的學術觀點，合乎中國經濟實踐與理論交互作用的歷史規律，反映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

經濟歷史論文:從德國歷史學派看經濟學說的國度性與特殊性

摘要：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是英美的普世經濟學。而在19世紀的德國，出現了以李斯特為代表的“非主流”經濟學――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提倡貿易保護主義，以捍衛德國產業資本的利益，并對抗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由此，德國的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德國歷史學派將經濟理論的國度性和特殊性上升到了較高的高度。而對于中國現在出現的“依附型經濟學”，我們應學習德國歷史學派的研究方法，為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1 德國歷史學派簡介

德國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初期出現在德國的庸俗經濟學流派。它強調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的階段特征，反對自由主義，代表德國產業資本階級的利益，把過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較高的高度，并對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其先驅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羅雪爾將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

1.1 德國歷史學派的產生背景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19世紀初的德國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其國內市場競爭機制不發達，民族工業脆弱，資本主義發展相對落后。19世紀3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起來，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為發展本國的工業，對抗來自英國的工業品，19世紀40年代，德國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即歷史學派。他們指出，當本民族處于落后的情況下，想不甘落后，必須通過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因而要采取貿易保護政策。

綜上，德國歷史學派是在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抽象演繹法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中興起的，反映了貧困落后的德國要求追趕先進鄰國的歷史使命感。

1.2 德國歷史學派的哲學基礎

德國歷史學派受德國哲學傳統中廣泛注重歷史方法的深遠影響。這種哲學傳統反對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反對自然秩序，反對將豐富和獨特的社會現象付諸于概括性的理論。歷史主義是德國歷史學派的最重要哲學基礎。

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性，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征。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征。

歷史主義認為看待事物時應以動態的眼光，其認為人類社會具有不可逆性，每時每刻都處于發展演變之中。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觀上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演變過程，也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特點和氣質，因此很難有一個經濟規律是適用于所有國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繹推理為基礎和特征的普遍規律，只存在以個別國家的經濟發展史為研究對象的“國民經濟學”，它是歸納總結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經濟規律。

2 德國歷史學派的國度性與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的理論創新水平再沒有高過李斯特，本文筆者在此主要介紹李斯特的思想，并通過李斯特的思想來解讀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主張。

李斯特的經濟理論由他提出的“生產力理論”、“經濟發展階段論”和“保護幼稚工業理論”三部分組成。我們分別通過這三個理論，來闡述分析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國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產力理論

生產力理論是李斯特保護幼稚工業論的理論基礎，也是他論證保護貿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據。

李斯特認為，貿易政策制定時必須充分考慮到國家的利益，考慮發展生產力和發展工農業的需要。他認為自由貿易原則不能是”唯利是圖”，更不能把”唯利是圖”當做是社會的普遍經濟規律。每個國家都有其自身與眾不同的特點，且每個國家的發展也不盡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經濟理論。亞當?斯密建立的世界主義政治經濟學，將自由貿易作為理想，其實本質上是從英國利益角度出發的。同理，德國實行保護貿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以財富為研究對象，認為生產力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財富，它認為若具有生產力，窮可以變富，但若不具有生產力，富也不會長久。物質生產力的基礎是農工商業，其中工業是重中之重。對于生產力落后的國家要想促進其長遠發展，實行保護貿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認為要想真正的促進生產力發展，具體應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識到教育/科技對于提升生產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識到生產力進步離不開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強調產業部門間的協同合作；四是發展生產力的基礎是民族精神的進化。此外它還認為工業是促進生產力進步的重要環節，必須對其將其重視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識到工業對于促進生產力進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斷完善相關的政策和法規，進而提高國家的生產力。

2.2 經濟發展階段論

李斯特的“經濟發展階段說”是保護貿易政策的一個主要根據。通過分析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他認為每個國家都需要經歷五個階段，分別是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業時期，要想獲取較大的貿易利益，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就應該實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比如在農業時期，自由貿易是適用的貿易政策，不僅能夠促進農業發展，還能夠培育工業基礎；在農工業時期，保護貿易是最適用的貿易政策，不僅減少了競爭壓力，也有效促進了工業發展；在農工商業時期，自由貿易是最適用的貿易政策，以便于我國現今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獲取較大貿易額。

經濟發展階段論在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中都得到過驗證，比如英國在農工業時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義保護政策；美國、德國處于農工業時期時，采取的是保護貿易政策，他們都取得了不錯的貿易利益，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

2.3 保護幼稚工業理論

李斯特理論的落腳點在于國家干預，因此，生產力理論和經濟發展階段論都是保護幼稚工業理論的基礎。

他提出，當一個國家正處于農工業發展階段時，需要通過保護國內市場以促進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后進的德國只有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實現強國之夢。因此，他提出，保護關稅政策是當時德國可采取的提高生產力的最有效手段。關稅保護政策是李斯特為后進德國開出的強國良方。

保護幼稚工業不是盲目保護一切產業，而是理性保護那些能增加國家物質財富，創造國民精神的產業。這里需要注意：①一國工業雖然幼稚，但沒有強有力競爭者時，不需要保護；②只有剛開始發展且有強有力的外國競爭者的幼稚工業需要保護，且較高期限為30年，保護期限過后要有能力同外國競爭者進行競爭。因此，這種國家干預是講科學，重過程，有節制的，保護也不是保護落后和低效率。[1]

3 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作用例證

德國歷史學派不僅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更是直接和德國的興衰榮辱休戚相關，它見證了德國的成長和壯大。

19世紀初，德國仍處于分裂和割據狀態。1815年的德意志邦聯內部，存在著各自為政的38個邦國，德國境內關卡林立，存在著多種商業法規、度量衡制度和幾百種地方性貨幣，嚴重地影響了國內市場的形成，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1834年，38個德意志聯邦成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它是在德國統一前，以普魯士為首的各邦國為掃除相互之間的貿易障礙而結成的同盟。德意志關稅同盟把德國境內大部分邦國結成了一個緊密的貿易和經濟區域，是德國走向經濟和政治統一的重要步驟。

德意志關稅同盟建立后，德國有了統一對外的關稅政策，開始了工業革命。一開始該政策的實施是比較溫和的，稅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雖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國的工業力量，但還是無法抵御英國壓倒式的工業力量，面對這種形勢，德國在李斯特的影響下當機立斷，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屬皮革/毛紡織品等稅率，極大地促進了該時期的保護關稅運動，一段時間后，該政策的效力真正地發揮出來了，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德國資產注意生產，還有效地抵制了英國競爭。

隨著工業的不斷進步，德國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如馬克思指出，“保護關稅成了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2]在這個意義上，李斯特貿易保護主義不自覺地充當了推動德國社會轉型的動力。以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為顯著特征的這一時期在德國歷史上被稱為“李斯特時代”。

可以說，以李斯特為代表的歷史學派就是針對德國經濟發展不，經濟較落后的情況，提出保護幼稚工業，針對德國各邦國經濟上的獨立成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經濟主張可以很好的發展德國經濟。由此可以看出，針對不同時期、不同條件的國情，經濟學說也要具備一定的階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情況下，我們又應該以什么樣的理念來發展經濟呢？

4 德國歷史學派思想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從上文中對德國歷史學派思想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適合于本國國情的經濟理論可以很大程度上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亟需尋找一個理論，為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基礎。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至關重要。然而，當前社會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存在對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現象，甚至認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它的學說越來越被邊緣化。

當前我國社會中存在一種“依附型經濟學”之風，不僅忽視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基礎，也將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拋在腦后，導致了諸多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現象出現，比如技術落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環境污染等。針對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應該走出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進我國經濟學的發展，我國應在認真學習和吸收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制定適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只有這樣才能事半功倍，具體應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設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二是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三是開創以中國哲學和中國經驗為基礎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傳統。在這方面，德國歷史學派的發展經驗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價值。

德國歷史學派被稱為是”國民經濟學”，它不僅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更是直接和德國的興衰榮辱休戚相關，它見證了德國的成長和壯大，使德國成為當時的世界級強國，在這個過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沒.面對這一現象，很多國家都紛紛開始效仿，希望發展本國的生產力，壯大自身的實力，因此，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重讀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中國經濟學界應該以德國歷史學派為榜樣，為建設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而奮斗。

深入研究德國歷史學派，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馬克思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國內對德國歷史學派了解不多，以及傳統政治經濟學認為馬克思不可能借鑒庸俗經濟學的思想，所以，馬克思與德國歷史學派的聯系也就被割裂了。實際上，馬克思的理論根植于德國經濟學的傳統之中，與德國歷史學派有著許多共通之處。而且，正如霍奇遜指出的，“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德國歷史學派都是同一哲學文化的產物”。[3]追溯馬克思經濟學形成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德國歷史學派與馬克思經濟學都深受當時德國哲學思潮和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德國古典哲學與歷史法學、生物進化論、法國大革命、經濟與技術的巨大變遷等學術思想與歷史事件，都影響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的創立者。因此，重新發現并深入研究馬克思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深刻淵源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不可否認，德國歷史學派對于我國的經濟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我國也應該對此加強重視，但同時我國自己的哲學傳統和改革經驗也不容忽視，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經濟學自主創新.正如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4]中國哲學傳統包含著有機的、系統的和整體的世界觀，這與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傳統有內在的統一關系。[5]此外，中國改革經驗也與德國歷史學派所遵奉的文藝復興經濟學的回溯法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國經濟學在自主創新的過程中，必須要重視對傳統文化重新闡釋，并創造新的文化，這是開創中國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基礎性工作。而哲學基礎與中國哲學傳統具有相似之處的德國歷史學派可以為我們提供許多寶貴的借鑒經驗。

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學說具有一般性，但更應該認識到其國度性和特殊性。因此，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矛盾出發，建立以中國存在的廣大勞動者為主體的“中國勞動經濟學”是我國經濟學發展的必要途徑，更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經濟歷史論文:比較中美經濟法的發展歷史及方向

【摘要】中美兩國由于其歷史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經濟背景的差異，導致了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本文以兩國的經濟法經濟法的發展及前景分析 中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歷史軌跡及差異 經濟法發展的環境要求 經濟法與民商法的比較 經濟法的地位和歷史使命 經濟法發展中的法哲學思考 淺析發展循環經濟的經濟法問題 淺談發展循環經濟的經濟法問題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經濟法保障 發展農業循環經濟的經濟法對策 經濟法產生背景比較分析 淺析經濟法在我國的現狀及發展 經濟法的生成邏輯及經濟法學的任務 經濟法在企業文化中的發展 中國入世后經濟法的完善和發展 淺析國際經濟法發展的探討 對中國經濟法發展的展望 德國經濟法的發展路徑及其借鑒意義 經濟法的地位 經濟法的法律責任及實施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論文網 > 經濟法律 > 比較中美經濟法的發展歷史及方向 比較中美經濟法的發展歷史及方向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 document.write("作者： 張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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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兩國由于其歷史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經濟背景的差異，導致了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本文以兩國的經濟法為研究對象，重點分析了中美兩國的經濟法產生及發展歷程，同時將二者進行比較，得出其發展具有同向性的分析結果，并以此大膽推測，東西方國家經濟法的發展應該是具有同向性的。

【關鍵詞】中國美國 經濟法 發展 同向性

一、中國經濟法的起源及發展

（一）中國經濟法的起源

中國經濟法是一部年輕的法律體系，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啟動實施催生了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自此，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我國相繼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以與之配合。“1981年7月，國務院成立了‘經濟法規研究中心’，主持中國經濟法的立法進程。由此，中國經濟法的立法工作得到展開和推進，中國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發展態勢已顯雛形。”

（1）市場經濟的確立為中國經濟法的發展理清了道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一度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而法學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和地位的劃分不明晰使得經濟法的發展失去了方向。直到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及隨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自此，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得以理清，強調市場作為基本手段來優化資源配置，而政府則作為市場約束來進行宏觀調控。因而，經濟法作為政府的宏觀調控的臂膀，確立和制定市場規則，其發展方向得以明晰，開始良性有序的運行。

（2）科學發展觀將中國經濟法進一步深化。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初期，國家著眼于經濟的大發展、大進步，其手段具有強烈的粗放性，導致環境被污染、自然資源被浪費、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愈演愈烈。2003年，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指明了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思路和戰略，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經濟法也進一步深化，將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協調可持續等觀念納入其中。

二、美國經濟法的起源及發展

（一）美國經濟法的起源

美國作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思想方面，一直信奉由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政府應盡量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并認為實現國民富裕的途徑就是自由的市場競爭。然而歷史證明，的自由競爭容易造成壟斷，而壟斷的出現勢必會限制自由競爭。19世紀末，美國出現了富可敵國的壟斷企業，其市場秩序被嚴重破壞。1890年一部旨在反壟斷的法律出臺――《謝爾曼法》。這標志著美國經濟法的誕生，同時它也是世界現代經濟法產生的標志之一。

（二）美國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1929年美國經歷嚴重了的經濟大蕭條。四年后，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上臺，意識到自由放任的市場政策恰恰是大蕭條的癥候所在。因此，1933年，以救濟、復興和改革為內容的“羅斯福新政”頒布實施。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模式在美國展開，為經濟法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中美經濟法法的發展方向：同向性

綜上，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

及時，從起源來看，中國經濟法起源于由政府管理市場向政府宏觀調控、市場自我調節的市場運行機制的轉變；而美國經濟法起源于由市場自我調節向政府合理宏觀調控的市場運行機制的轉變。

第二，從兩國經濟的性質來看，中國經濟更側重集中，因此中國經濟法更偏向管理性；而美國經濟更側重民主，因此美國經濟法更偏向開放性。

雖然前文述及兩國經濟法所存在的差異性，然而，其表現出的一致性才是兩國經濟法發展的主線路。

首先，中美兩國經濟法產生的根本原因相同，都是由于生產的社會化。“生產社會化，是指生產過程本身的社會化，即由分散的小生產者轉化為大規模社會生產的過程。生產社會化包括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及時，生產資料使用的社會化，即生產資料從單個人分散使用變為大批人共同使用。第二，生產過程的社會化，即生產過程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為一系列的社會行動。第三，產品的社會化，即生產出的產品通過交換供應整個社會。”兩國的生產社會化使各自國家的經濟職能產生了改變，中美兩國在處理生產社會化問題的不同做法，體現在經濟法上，就表現為二者的不斷接近和趨同。

其次，中美兩國經濟法的發展過程都是將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進行協調配合的過程。由于國家之手與市場之手都不是的，都具有各自的優缺點，并且二者的優缺點具有互補性。因此，中美兩國都意識到這一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將國家之手與市場之手協同并用，相互配合，來保障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這表現在經濟法上就是以經濟法來合理適度地規制市場的運行。

，同樣從內容上來講，中國學者們對經濟法所做的劃分（包括市場規則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和宏觀調控法），美國經濟法也包含相應的版塊。

實際上，中美兩國經濟法發展的同向性是世界發展之必然。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發展特點就是經濟全球化，這為不同文化、思想的沖突和融合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經濟全球化和WTO體制確立的根基是國際市場經濟，這又以各成員國國內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基礎。相同基礎上各國的經濟運行模式趨同，即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針對市場缺陷和市場失靈進行國家調節，這也不可避免地導致有關國家調節經濟法律制度的趨同。WTO 在某些經濟領域企圖統一各成員方經濟政策的做法，則直接導致了各國經濟法相關制度的趨同。更何況各國不可避免地進行政治經濟上的相互借鑒，加之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廣泛的學術交流，各國經濟法的同向發展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經濟歷史論文:及時次世界大戰前俄國經濟的歷史考察

摘要：及時次世界大戰前，俄國工業布局嚴重不均衡，工商業發展高度依賴外資。1860年代改革后，俄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國家經濟社會生活的封建色彩濃重，歐俄農業人口嚴重過剩，城市難以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成緩慢。俄國在經濟發展水平落后、資本主義因素向農業領域艱難滲透的條件下參加及時次世界大戰，導致戰爭對俄國的沖擊尤甚。

關鍵詞：俄國；工商業；農業

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視察薩拉熱窩時遇刺。得到德國支持的奧匈政府以此為借口向塞爾維亞宣戰，及時次世界大戰爆發。7月30日，俄國開始總動員，出兵援助塞爾維亞。8月1日，德國對俄國宣戰。此后，法國、英國等協約國相繼參戰，以薩拉熱窩事件為導火線的一戰爆發。

這一時期俄國資本主義發展薄弱，并不具備參加世界大戰的經濟條件。1913年，俄國（不包括芬蘭）國民收入160億盧布，相當于同期美國國民收入的1/4略強。俄國加工業產值僅占世界總量的5.5%。

一、工商業發展

1900年，俄國企業數量為25 327家，總產值約32億盧布，工人近205萬人，到1913年分別發展到29 415家、74億盧布和311萬人。1909―1913年，俄國企業數量增長16.1%，總產值增長1.3倍，工人平均勞動生產率由l 553盧布提高到2362盧布，增長52%。可以說，20世紀初俄國工業取得長足發展，盡管工業生產的規模不大。

但是，這些數字背后隱藏著一系列消極因素，首先是俄國工業布局嚴重失衡。大部分企業集中在5～6個歐俄地區，例如西北地區的企業幾乎都位于彼得堡。中部工業區、烏克蘭、烏拉爾地區、西北地區和波羅的海沿岸的企業數量占全俄的57.8%，產值占64.7%，工人數量占68.5%。各地區生產集約化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存在極大差距。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生產集約化程度很高，而烏拉爾和中部工業區的生產則比較粗放。因此，戰前俄國各地區資本主義工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各地區的工業水平存在顯著差異。

俄國鐵路運輸的保障能力薄弱。雖然20世紀初俄國鐵路建設規模宏大，而且于1913年躋身“世界五強”（五國鐵路長度約占世界鐵路總長度的80%），但俄國鐵路網密度低，鐵路布局不合理。1913年，美國的鐵路網密度為每百平方公里鐵路長度1.4公里，歐洲為8公里，俄國則只有0.3公里，而且鐵路主要位于歐俄地區，邊遠省份尤其是西伯利亞和遠東鐵路運力嚴重不足。

俄國高度依賴外國資本。到1914年，俄國52%的銀行資本集中在7家較大的銀行，這些銀行實際上都是外國銀行的子公司。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俄國通過貸款和直接投資等方式，積極輸入資本。1900年，外國投資約占俄國股份公司總資本的29%，到及時次世界大戰前夕這一比重提高到33%。俄國工業也嚴重依賴外國資本，外資在1916―1917年間增加到22.5億盧布，大約占俄工業投資總額的1/3。外國資本壟斷了俄國南部70%的生鐵冶煉和制成品、約60%的石油開采量以及90%的電力企業。所以，外資一定意義上可以直接影響俄國經濟。

及時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俄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商品流通機制。1900年，全俄城市商品交易額（不包括集市貿易）為46億盧布，但其中37%來自莫斯科和彼得堡。1900―1913年，登記貿易額增長了59.3%，達196億盧布，但商品流通體系有待加強。據統計，1912年全俄116.62萬家應該領取營業執照的貿易企業中，批發和零售企業18.32萬家（15.7%），小貨攤60.81萬個（52.1%），售貨亭34.92萬個（29.9%），流動售貨企業1.07萬家（0.9%），貨郎1.5萬人（1.3%）。落后的集市貿易仍然存在。1911年俄國共有近1.6萬個展銷會，總交易額110億盧布，其中約87%來自建堂節期間鄉村舉辦的小型展銷會，交易額超過100萬盧布的大型展銷會只有23個。馬卡里耶夫展銷會（下諾夫哥羅德）和伊爾比特展銷會（彼爾姆省）是全俄有較大影響的展銷會。及時次世界大戰前夕，俄國城市居民人均商品交易額430盧布，農村居民則不超過22盧布。

二、農業和糧食生產

農業是重要的國民經濟領域。及時次世界大戰前夕，農業約占俄國國民收入的50%，農業人口占全俄總人口2/3以上。雖然1860年代改革顯著推動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使俄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國家的經濟社會生活仍帶有濃厚的封建殘余；歐俄農業人口嚴重過剩，耕地短缺；城市資本主義發展緩慢，無力吸收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所有這些因素無疑延長了農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過程。

村社在俄國農民的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村社雖然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中世紀初期瑪克的特點，但在所研究的時期，村社以不同的社會結構行使經濟、稅收和其他職能，根本不是久遠歷史的殘存，而是當代重要而且有效的制度。”截至1905年，在歐俄地區農民中，村社土地占有制水平平均達83.4%，波羅的海沿岸和西南部地區村社土地占有制程度低（分別為0%和3.7%），北部、中部工業區、伏爾加河中下游地區村社土地占有制最普遍（高達99%～）。不同類型的農民中，原地主農民（70.6%）、國家農民（87.8%）、皇室農民（99.2%）和哥薩克（）的村社土地關系普及程度較高。1907年以前，俄國農民土地自由流通程度低，土地交易規模小，土地市場發展滯后。

20世紀初，農村的生產條件趨于惡化。1901―1915年，播種面積僅增長14.6%，低于人口增速，結果，同期農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積從0.66俄畝降至0.62俄畝，下降6%。耕作水平落后，主要依靠廣種薄收。1906―1907年至1913年，雖然糧食和飼料總產量出現大幅增長（54.3%），而單產僅增長10.4%（由每俄畝48普特增加到53普特）。農村畜力日益短缺。1888―1891年至1912年，農戶戶均馬匹數量由2.3匹降至1.97匹，只有一匹馬和無馬的農戶比例則由55.9%升至65.2%。糧食需求，其中包括商品糧需求（20世紀初俄國國際市場糧食出口國的地位不斷提高）增長導致牲畜飼料播種面積減少，結果，1902―1904年至1911―1913年，俄國每百人平均牲畜保有量由63.9頭（折合成牛）降至55.3頭。農民經濟的有機肥使用量下降。

經濟歷史論文:基于中國古代小農經濟內容論高中歷史教材的整合

摘 要： 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為了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加深學生對歷史的了解，高中歷史教材的版本越來越多。本文以人民版高中歷史教材的整合為例探討基于中國古代小農經濟內容論高中歷史教材的整合，主要探討高中歷史教材的整合的必要性和模塊結構及反思，以供廣大教師和學生參考。

關鍵詞： 古代小農經濟 高中歷史教材 整合

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為了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加深學生對歷史的了解，高中歷史教材的版本越來越多，歷史這一門學科，涵蓋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要讓學生在每個學期都能點與線相結合地學習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在進行歷史教材整合的時候要考慮的方面比較多，同時也要結合高中這一階段學生的學習基本情況進行編排，因此需要一定的編排技巧。

一、高中歷史教材整合的必要性

盡管多個歷史教材版本被廣大教師應用于授課，但是這些版本的教材中基本都是采用專題的形式進行編排，然而這樣的編排會遇到很多現實問題。及時，高中生在初中對歷史這門課程有一定的學習，但總體而言他們的知識儲備遠遠不夠，而且較零散，而專題形式的教學是需要學生有一定的相關基礎知識的儲備才能達到預期教學效果的，所以老師要用這樣的方式進行教學，就需要課前進行大量的鋪墊，一步步帶領學生進入專題。第二，專題形式的編排往往將古今中外的歷史進行混編，雖然這樣有助于綜合各種新的歷史史觀，但是也會出現割裂同一時期、統一國家或者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內在聯系，這樣使得學生只看見歷史沿革的“線”而不見時代特征的“面”。第三，專題形式編排雖然內容但是遺漏一些內容例如清末新政涉及較少，這樣的遺漏對學生理解有一定的影響，還會使得知識的過渡不流暢。

無論是以教材為依據進行教學還是脫離教材將教材邊緣化的教學都不是好的教學方式。歷史教材是歷史課堂的重要資源，教師在使用的時候需要優化教材，整合教材，結合學情開展教學活動，才能增強課堂教學效果。例如就中國古代小農經濟而言，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其特征、勞動工具類型和耕作方式等，這就需要在教材整合的時候歸納概括，或者用圖表的方式進行編排，便于學生對這一內容的理解和記憶。

二、高中歷史教材整合案例分析

中國古代小農經濟一直是高中歷史教學的重點，在對相關內容進行教學的時候，老師可以根據具體教學內容進行設計。以古代勞動主體“男子”為例。說到男子在對中國古代農耕經濟的發展中起到的作用的時候，可以從“男”字的結構入手，中國古代男子就是在田地里出力氣的人，他們是經濟發展的主導者，然后教師帶領學生進行綜合分析。

古代男子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他們享有家庭的主要權力，給予男子非常多的權利，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擁有戶籍，而女子卻只能三從四德一生圍繞男人生活和成長，甚至還要忍受“裹小腳”這一殘酷的封建習俗，這種不平等的制度成了中國古代婦女沉重的精神枷鎖，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使得農民的目光短淺，一味追求多子多福，自私地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一些絕技有傳男不傳女的觀念。還有統治者只能是男性，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子的強權又進一步制約女性的發展，拉大男女的不平等差距。這樣一些落后的觀念造成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發展滯后，人們思想保守、閉塞。

另外，可以從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集中存在方式以時間為紐帶進行授課。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有國家屯田經營、地主莊園經營、富農經營、自耕農業經營等，而小農經濟是中國傳統農業生產的最基本的經營形式。小農經濟以種植業為主，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天吃飯，春怕洪澇夏怕旱，自然災害的發生往往給中國小農經濟的發展帶來很大的阻礙，制約農民經濟的發展。

通過以上對于中國古代小農經濟中經濟主體是男子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代小農經濟基礎的薄弱反映出人們思想觀念的落后，同時也反映在一定時期內的政治和經濟情況。

三、高中歷史教材整合的反思

教材是一種材料和資源，是一種幫助學生學習的工具，教師不必按照教材內容照本宣科地授課，可以根據教材的特點，采取靈活的教學策略，開展一些探究訪問、調查等實踐性的活動幫助學生，帶領學生慢慢地養成樂于探究、主動參與的習慣，增強動手能力，提高教學質量。

教師在運用教材的時候不是向學生“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高中歷史這門學科本身就需要教師有非常厚實的歷史知識底蘊，熟悉學科的基本結構和各部分歷史知識之間的聯系。新時代還對高中教師提出更高的素質要求，需要教師了解史學發展的動向和近期的研究成果，給學生提供最真實的歷史史料。但是我國教師現狀出現令人擔憂的狀況，老教師面臨知識老化，年輕的教師知識面不夠廣闊，學科滲透力不夠強，而教師的繼續教育又明顯滯后，所以整合教材對教師能力是一種考驗。

對于歷史這門學科，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但是不能讓學生死記硬背，要讓學生理解這些史實發生的各種背景，理解之后再記憶，然后用記憶中的歷史知識反觀當時的社會現狀，在整合教材的時候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例如在談中古古代小農經濟的章節的時候，就需要結合各個歷史階段的經濟情況和勞動力情況進行編排。在原始農業階段的生產工具主要是使用木石工具，刀耕火種，傳統農業是以畜力牽引或者人工操作的金屬農具為標志。綜合各個歷史時期的特征進行整合教材，點和線相連接，這樣反復教學和帶領學生進行系統的學習，科學合理地運用好教材，才能高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記憶能力及分析能力，從而擴大學生的歷史縱向和橫向知識面。

歷史這門學科不同于其他學科，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要求是真實的、的記憶，尤其是在時間和事件及人物的記憶上，需要記憶但是又不同于數學公式那樣可以一個公式走天下，也不同于化學各種公式結合會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歷史是培養一個人看問題的高度和深度的學科，基于中國古代小農經濟內容論高中歷史教材的整合就需要有一定的必要性和不斷的反思，希望本文能給教師和學生帶來一定的參考價值。

經濟歷史論文:破除對馬克思歷史觀的經濟決定論的誤讀

摘要：馬克思歷史觀被指認為，一種經濟（或勞動、生產、生產力、科技）等因素依靠自主性的力量支配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經濟決定論，這種認識是由建立在超感性基礎上的Being實體化的Ontology哲學思維方式所致的。要破除對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的這種指認，就要在分析原因產生的基礎上，在對Ontology完整認識的引導下，確立起一種建立在感性世界基礎上的，依靠人的實踐活動力量運行歷史規律，從而不斷生成趨向人類社會歷史價值目標的歷史認識。

關鍵詞：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

對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的指認（本文的馬克思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是在包括恩格斯意義上使用的），無疑是自馬克思歷史觀誕生以來，誤解最深且流弊最廣的一種認識。如何找出這種對馬克思歷史觀誤讀的深層原因，從而有針對性地破除這種錯誤認識，還原馬克思歷史觀的本真面貌，對于完整地理解馬克思歷史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Being實體化Ontology誤讀

對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的指認.最早發端于德國19世紀末資產階級學者巴爾特，后經李凱爾特、詹姆士、胡克、羅斯托、阿隆、波普爾、伯林、薩林斯、萊茵爾、托夫勒，直至福山一直沒有間斷。一般認為他們對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的指認，就是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一種只承認經濟（或勞動、生產、生產力、科技等）因素的決定作用而否認思想觀念、道德以及政治等因素的作用.或只肯定社會歷史的規律性、必然性而否認偶然因素作用的歷史認識，再或者只承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而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歷史認識③。馬克思主義者對此的反駁，也大多聚焦在因素功能作用大小或強弱方面。實際上問題并不這么簡單。要想真正破除對馬克思歷史觀這種經濟決定論的指認，必須從更深層次來尋找這種認識產生的根源。我們可以從下面幾個對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指認學者的闡述中，看出問題的端倪。比如李凱爾特，他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只把經濟生活看成是“本質”的，從而把那種對經濟生活來說具有意義的事物變成了真實的存在，其他方面都變成了純粹的“反映”，因此，這“是一種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來的歷史哲學”，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這種觀點從形式方面表現出柏拉圖主義唯心主義或概念實在論的結構”。再比如波普爾，他認為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是一種整體主義的本質主義，“這種觀點認為，純粹知識或‘科學’的任務是去發現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隱藏在它們背后的那個實在或本質。柏拉圖尤其相信，可感知事物的本質可以在較真實的其他事物中找到，即在他們的始祖或形式中找到”，而這種認識的“兩位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柏拉圖和馬克思”。此外，柏林也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是“建立在一個無論怎么說都是自我證明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上的，建立在一個巨大的假設上，這個假設是馬克思從黑格爾和古典哲學那里繼承下來的”。從上面的論述來看，他們大都認為馬克思歷史觀之所以是經濟決定論，是因為馬克思的歷史觀是屬于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的柏拉圖或黑格爾的哲學。那么，為何屬于柏拉圖和黑格爾的哲學就一定會是經濟決定論呢？首先要回答的是，柏拉圖和黑格爾的哲學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哲學呢？

柏拉圖和黑格爾的哲學雖然有些差異，但總體上二者至少有兩個方面是相通的。首先他們都持有一種Being實體化的Ontology思維模式。賀來教授認為實體化的Being，“是‘超感性的’或者說是‘先驗的’”，“是的、自在自因的、超時空和永恒在場的”，“是真實和無限完善的”，是與“知性邏輯和概念化思維”相配套的。這并不錯。但還要強調一點，即具有以上特點的實體化的Being是要外化出去的，也即它必須解決外部事物的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依托的是自我意識所幻化的Being的抽象概念及其吞噬一切的同一化魔力。我們一般認為柏拉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對蘇格拉底關于“作為美的美”即美本身的哲學認識思路的發展，一朵花之所以美是因為其“分有”了美的理念。柏拉圖這種觀念的樹立與巴門尼德對Being的認識有莫大的關系。“存在的東西怎么能夠滅亡呢？又怎么能夠生成呢？它如果在過去或在將來生成，那么它現在就不在，所以生成是子虛烏有，滅亡同樣不可言明。”巴門尼德通過否定Be-ing的“既非曾是，亦非將是”而強調了“當下而是”，從而把Being之中的過去和將來的時間因素都蒸餾掉了，以此純化了Being。柏拉圖由此構建的“型相論”成為了西方哲學幾千年發展的酵素。從中世紀宗教中上帝的形象也可以窺見這一觀點的魔力。上帝“至高、至美、至能、無所不能、至仁、至義、至隱、無往而不再……負荷一切，充裕一切，維護一切，創造一切，養育一切，改盡一切”。而到了黑格爾則把這一哲學認識傳統發展到了。不過他同柏拉圖解決“外化”問題是有點不同的，即黑氏采用的概念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在黑氏看來，只有讓凝固的概念通過中介的形式相互發生關系流動起來，理念才能在成熟之時自然而然地從精神世界之中外化出現實的人和自然界。“精神不是一個靜止的東西……不是一個在其顯現以前就已經完成的、躲藏在重重現象背后的本質，而是只有通過其必然自我顯示的種種確定形態才是真正現實的，而且不是如理性心理學所臆想的那樣，一個與身體處于外在聯系中的靈魂物。而是由于概念的統一性而與身體內在地連接在一起的”，“精神的運動就是概念的內在發展”。不過，他對理念何以會外化這個問題說的也不是很清楚。總體上看，柏拉圖和黑格爾在對實體化Being作用的認識上還是一致的，但這種認識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正如文德爾班指出：“笛卡爾在《沉思錄》中認為自我意識是在懷疑的茫茫大海中出現的一座拯救人的山崖，繼《沉思錄》之后得到結論（此結論后來康德稱之為哲學的恥辱），即人們需要證明外界的現實性，而任何適當的證明一個也找不到。”

其次，實體化Being的基點都是建立在超感性世界基礎上的。這一點是能否保障Being實體化的關鍵支點。因為在Being實體化的Ontology哲學看來，我們感官所觀察到的現象并非存在本身，而隱藏在其之后作為超感性的Being才是真正的存在，如此就必須把一切都歸結到超感性世界（觀念世界、精神世界、概念世界、本質世界）里面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處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方面，建立起一種同質性的哲學關系，也即“存在就是被思維化的存在，而思維則是無條件地滲透貫通于存在中的思維。簡言之，就是思維與存在具有同樣的屬性”。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尼采為何會認為，柏拉圖哲學的核心是現象世界（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超感性世界）兩個世界的劃分這個問題了。一方面柏拉圖認為，在生成和變化的現象世界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永恒不變的理念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兩個世界又不是同等重要的.現象世界只是一個虛假和低下的世界，而理念世界則是一個真實和更高的世界，所以應該成為現象世界的原則和根據。關于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同質性問題，當然也是黑格爾要面對的問題。黑格爾要想建立自己的概念辯證法哲學，就必須首先解決“思維與存在的對立”這種較高分裂，“要掌握的就是思維與存在的和解”。他說：“思維不是主體的私有的特殊狀態或行動，而是擺脫一切特殊性、任何特質、情況等等的抽象自我意識，并且只是讓普遍的東西在活動，在這種活動里，思維只是和一切個體相同一。”這就是思想客觀性的規定性。或者具體說，“理性是世界的靈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構成世界的內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說，理性是世界的共性”，“思想不僅是我們的思想，同時又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或對象性的東西的本質”。胡塞爾在說“內在本身是無可懷疑的”這樣的話時，已經表明西方現代哲學仍然沒有擺脫近代哲學內在性思維的藩籬。

根據上面的論述，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Being實體化Ontology哲學指認思路可以展示如下：及時，經濟（或勞動、生產、生產力、科技等）等因素擁有獨立自主的主體地位；第二，這種主體地位會使其自主地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而與人的力量無關：第三，既然經濟因素的這種主體力量與人無關。那它就一定是躲在本質世界或概念世界之中的那個無所不能的“一”；第四，這個“一”也是較高目的和終極價值實現的力量源泉，其會自動地把人類社會導向一個美好的境地。簡單地說，所謂對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的指認，就是一種認為實體化了的經濟（或勞動、生產、生產力、科技）等因素依靠自主性的力量支配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歷史認識。

由此，我們要破除Being實體化Ontology哲學思維模式對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的指認，首要任務還是要厘清馬克思是如何確立起感性世界觀這個現實基點的，或者說馬克思的認識是如何跳出超感性世界而進入感性世界的。

二、破除馬克思歷史觀經濟決定論On-tology理路的基點轉換

一般認為早期的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以及德謨克利特等自然哲學家，在對水、氣、火或原子本原論的認識中就蘊含著同質性的哲學思想。實際上，古希臘的這些自然哲學家在對水、氣、火或原子的認識之中，還是包裹著靈魂、神靈等精神因素的，也即他們并沒有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封閉在同質性的哲學認識之中。當然，真正對同質性哲學提出異議的還是亞里士多德。有些學者認為亞氏是動搖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哲學家。因為其在《范疇篇》中表述的“這一個”的個別為及時實體，而在《形而上學》中又把隱藏在現象背后統一性的本質看作是及時實體。亞氏的這種認識所透露出的正是對思維與存在關系同質性哲學突破的一次嘗試。中世紀只承認個別存在的唯名論，甚至笛卡爾對心靈、物質與上帝三種實體的區分，也不能說不帶有亞里士多德開啟的試圖突破這種同質性哲學的痕跡。康德在休謨事實與價值不可溝通的觀點的啟示與引導之下，把存在也即思維的對象分為人們通過表象和知性范疇可以把握的經驗范圍的“現象”和不可知的超驗的“自在之物”或“物自體”兩類，無疑也是對這種同質性哲學認識突破的又一次嘗試。不過，對這種同質性哲學認識的不滿挑戰還是在費爾巴哈這里得到了鮮明的展示。

費爾巴哈在馬克思推動哲學從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轉變的過程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一個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既不能像第二國際的哲學家一樣過分夸大其作用，也不能像西方馬克思主義那樣小覷了其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如果我們把費氏看作是西方哲學由近代向現代轉變的一個過渡。那么其在馬克思實現哲學革命中的作用也就比較清晰了。“在我看來，費爾巴哈哲學屬于古典哲學向現代哲學過渡的中介人物。”也就是說，費氏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至少對馬克思的哲學思考發揮了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部分掃清了道路，二是啟發了馬克思哲學的轉變。實際上也是這樣的。費爾巴哈猛烈地批判了由費希特、謝林開始，進而在黑格爾手中構建的一種關于思維與存在關系同質性的成熟的體系哲學。“思維與存在同一，只是表示理性具有神性，只是表示思維或理性乃是的實體，乃是真理與實在的總體，只是表示并無理性的對立物的存在，一切都是理性，如同在嚴格神學中一切都是上帝、一切真實和實在存在的都是上帝一樣。但是一種與思維沒有分別的存在，一種只作為理性或屬性的存在，只不過是一種被思想的抽象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存在。因此思維與存在同一，只是表示思維與自身同一。”也就是說，費氏借助于對宗教的批判將矛頭直指黑格爾的同質性哲學。他要在黑格爾統一于概念世界的抽象哲學中撕出一個裂口來，“思維與存在的真正關系只是這樣的：存在是主體，思維是賓詞。思維是從存在而來的，然而存在并不來自思維。存在是從自身、通過自身而來的――存在只能為存在所產生。存在的根據在它自身中，因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簡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

不過，馬克思走出黑格爾同質性哲學的怪圈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才甩掉了這副枷鎖，最終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義哲學觀的。馬克思最早在《博士論文》中，認同的還是黑格爾的同質性哲學理論。康德質疑“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認為觀念上的一百塔拉和口袋里的一百塔拉是不同的，上帝在表象中存在不可能一定會在現實中存在。馬克思對此反駁說：“難道一個真正的塔勒除了存在于人們的表象中，哪怕是人們的普遍的或者毋寧說是共同的表象中之外，還存在于別的什么地方嗎？”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已開始意識到這種思維與存在同質性哲學存在著問題，“以貨幣為基礎的有效的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為基礎的無效的需求之間的差別，是存在和思維之間的差別，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觀念和那作為現實對象在我之外對我存在的觀念之間的差別”。不過，同質性的認識還沒有清除掉。他說：“思維和存在雖有區別，但同時彼此又處于統一中。”中間歷經《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直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出現，馬克思對存在的含義做出新解釋時，才不再被囚禁于思維與存在關系同質性哲學認識之中了，他說：“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當馬克思最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總結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個觀點時，“觀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統治和決定著人們的現實世界，現實世界是觀念世界的產物”這一德國哲學批判家們的斷言也就被清除掉了。馬克思社會存在論的確立，為馬克思最終擺脫思維與存在同質性關系哲學的羈絆，實現由精神世界向感性世界的徹底轉變提供了一個導向。

一般把社會存在理解成以生產方式為決定力量的包括人口因素和地理環境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并不錯。不過它并沒有揭示出馬克思社會存在論提出的意義。馬克思社會存在論提出的意義首先在于哲學認識空間上的一種轉換，也即由精神世界向感性世界的轉換。“承認人也是‘感性對象’”的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的代表）的唯物主義，雖然撕開了黑格爾思維與存在同質性關系的哲學裂隙，但為何其最終還是沒有徹底實現這種轉換？或者說為何“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里，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脫離的”？問題就在于其沒有處理好社會歷史領域中的存在問題，或者說只要社會歷史領域中的存在問題沒有搞清楚，存在的意義沒有揭露出來，那么這種空間轉換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同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并沒有什么區別。“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范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唯心主義的觀念中立刻顯露出來”。當然，這種轉換的實現也依賴于社會存在，即我們對社會存在的理解只有從生產方式的角度來看，或者說只有把生產方式這種人類實踐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種主要力量深入到社會歷史之中，社會存在所蘊含的Being的實際意義（Dasein或Existenz）才有可能顯露出來，從而感性世界轉換的全部意義也就顯露出來了。馬克思在社會存在哲學認識的導引之下，終于躍出了思維與存在同質性關系哲學的藩籬，實現了馬克思哲學由精神世界向感性世界基點的轉換，由此，這個“對哲學家們說來，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最困難的任務之一”的難題被馬克思解決了。

經濟歷史論文:結合經濟思想史研究相互保險的發展歷史

摘要：相互保險在國外保險市場中擁有悠久的歷史，在當今社會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其發展歷史能為我國發展相互保險提供寶貴的經驗。歷史是具有延續性和連貫性的，因此融會貫通地研究經濟思想史才能真實地揭示相互保險的演變過程，探討其發展變化的規律。

關鍵詞：相互保險；經濟思想；相互化運動

在最早出現保險的例子中，保險基于團結的概念。出海的商人共同分擔風險。團結可以減輕風險的理念迅速在工會、貿易協會和村莊中傳播開。這個理念促使了保險，特別是相互保險結構的創建，至今仍然是這樣的。

一、現代相互保險的起源

互助保險的概念起源于17世紀末期的英國。

在這個時期的指導思想是重商主義，它提倡民族主義、賦予商人尊重和重要性、為經濟和軍事擴展政策辯護。在重商主義的影響下，歐洲的經濟快速發展，為之后的工業革命積累了很多財富。

保險在最開始只是保障貴族、資本家的財產生命安全。隨著經濟的發展，普通人對于保險可以防范風險的益處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人們也沒有做出改變。促使人們改變的轉折點是1666年9月倫敦的一場大火。這場持續4天的大火，使人們的損失慘重。1696年11月12日，以相互組織形式成立的手拉手火災生命保險公司成立了，成為現代相互組織和合作社的先驅者。

二、現代相互保險的傳播

工業革命的發展對經濟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重商主義的很多政策因為不適應新的經濟環境而被廢止，新興起了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的觀點常被稱為經濟自由主義，其基礎是個人自由、私人產權、個人主動權、私人企業以及低限度的政府干預。古典學派認為自由的、競爭性的市場力量能夠生產、交換和分配。沒有政府的介入，經濟會自我調節并趨于充分就業。

相互保險是伴隨著英國在全世界展開的殖民擴張中傳播的。在殖民擴張中，英國的保險公司開始進入國外市場。保險開始廣泛地傳播到歐洲和美國以外的地區，相互制的保險組織逐漸被采用在大多數殖民地區，如拉丁美洲、澳大利亞、南非和東南亞。此外，移民也在保險傳播中的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自由貿易原則的影響下，英國同意授予諸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白人殖民地自治領地位。自由貿易地開放了英國市場，也促使其他國家在19世紀中葉開放他們的市場。

因此，相互保險的傳播途徑有三條：殖民擴張、移民和自由貿易。

三、現代相互保險的發展

到19世紀下半葉，貿易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交通運輸的發展等都為保險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到世紀之交時，保險已經遍布全球。

（一）相互化運動

工業革命進一步激發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從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

（1）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提高工人階級的利益。社會主義者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議現在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例如：社會保障、工人補償、失業補償、低工資與超市工資、職業衛生與安全法等；無政府主義及時人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1809-1865）提出了互助主義，促進了相互組織、相互保險和相互基金的發展。相互主義促進了社會保障系統的建立。

（2）凱恩斯主義

1929至1933年席卷整個世界的經濟危機，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弊端，宣告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時代的結束。凱恩斯主義著重主張通過政府干預推動經濟增長，羅斯福新政則以政策實踐的形式表明了凱恩斯主義的有效性，并使凱恩斯主義上升為世界的主流經濟學。

及時，在互助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政府為了緩解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矛盾，通過發展相互保險來保障工人的基本權益。

以美國為例，羅斯福新政中提出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制訂了《社會保險法》，將一部分壽險險種變為強制性的，這對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資勞動者甚有好處，因為相互制保險公司中投保人共享利益而被提倡，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于1915年轉變為相互保險公司，美國謹慎保險公司于1943年轉變為相互保險公司。[ 許謹良：“美國和日本的相互保險公司”，《上海金融》，1900年，第30-31頁]

第二，政府為了保護本國資本而提倡發展相互保險。

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政府在1957年修改了《加拿大和英國保險公司法案》。修改后的法案要求公司的大多數董事會成員必須是加拿大公民或者常住居民，授權董事會禁止轉讓股份給別的國家，最重要的是允許企業以公平合理的價格購買自己的股票。法案頒布之后，1959年，Canada life進行了相互化，1962年12月20日，Sun life也成為相互保險公司。[ Swiss Re： Swiss Re Corporate History. A history of insurance in Canada. 2013. p22]至此，相互化浪潮開始在加拿大盛行。

（二）私有化浪潮

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直在經濟學中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強調自由放任理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的撒切爾主義、美國的里根經濟學、澳大利亞的經濟理性主義、新西蘭的羅杰經濟政策等，他們都提倡自由的市場經濟，放松管制，提倡私有化、打壓工會。保險市場中廣泛出現了私有化浪潮，大量的相互保險公司轉化為股份保險公司。

四、總結

縱觀相互保險的發展歷程，它也反應了一個國家的發展歷史。相互保險經歷了人口急劇增長時期、商業的興起和金融行業的鼎盛時期。相互保險經久不衰的原因有四點：能夠真正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權益；有助于緩解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保護本土保險行業，避免大型公司股份都被國外企業控制；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

作者簡介：趙 榮，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學研究生。

經濟歷史論文:中原經濟區歷史文化資源挖掘研究

中原經濟區內歷史文化資源類型多樣，內涵深厚。為促進其更好、更快的發展，本文在分析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安徽等五地的歷史文化資源的基礎上，認為五地主要面臨的問題是對歷史文化資源的認識存在誤區、挖掘力度不夠等，建議要從深化對歷史文化資源挖掘的認識、加大挖掘力度等方面開展對中原經濟區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

2012年11月17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中原經濟區規劃》，為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了綱領性的文件，使其有了長遠發展的動力。對中原經濟區內歷史文化資源進行分類概括，給予深度挖掘和優化配置，可以了解區域內旅游發展差異，不僅為今后中原旅游業的發展提供有效的理論基礎，還能進一步促進中原經濟區旅游業整體規模的擴大，實現中原旅游經濟的大發展。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中原經濟區

中原經濟區是以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明確的重點開發區域為基礎、中原城市群為支撐、涵蓋河南全省、延及周邊地區的經濟區域，范圍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臺市、邯鄲市，山西省長治市、晉城市、運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陽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鳳臺縣，山東省聊城市、菏澤市和泰安市東平縣，區域面積28.9萬平方公里。

（二）歷史文化資源

歷史文化資源是“人類社會生活過程中的遺存，這種遺存可以為人類現在及今后的社會生活所利用。在這個瑰麗的寶庫中，有大量的實物遺存和文字遺存。實物遺存中，包括歷史文物、歷史遺址或文化遺址及墓葬等。”歷史文化資源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體現著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人民的智慧和歷史文化積淀。文化性、時代性和歷史性是歷史文化資源的主要特征。

二、中原經濟區歷史文化資源分布概況

中原經濟區歷史文化資源主要包括歷史文化名城類、古跡文化類、根親文化類、宗教文化類、建筑文化類、飲食文化類、戲曲文化類、武術文化等八大類。

中原經濟區以歷史文化名城、古跡文化、根親文化、戲曲文化、武術文化發展見長。歷史文化名城有歷史古都型的鄭州、開封、洛陽、安陽、邯鄲，傳統風貌型有商丘、聊城；一般史跡型有南陽、濮陽、邢臺、浚縣、新絳；特殊職能型有亳州。古跡文化河南地區集聚在以開封、洛陽、安陽、鄭州為代表的古都，東平縣、邯鄲、邢臺等地也分布有眾多古跡。河南是根親文化的主體，以姓氏之源、名人故里為主，新鄭黃帝故里和伏羲太昊陵兩地的祭祖活動發展出色。戲曲文化中，豫劇、曲劇、越調、河南墜子主要分布在河南，魯西地區有弦子戲、山東梆子、棗梆，冀北有四股弦、梨花大鼓，蒲劇流行于晉東地區，淮北有梆子戲、泗洲戲、淮北大鼓。武術文化以河南、河北、安徽三地的分布為主，河南以少林武術和陳氏太極拳為主，冀南地區以楊氏太極拳、邢臺梅花拳為主，五禽戲、晰揚掌、六合八法拳等分布于皖北。

三、中原經濟區歷史文化資源的分布特點

（一）資源的分布存在著集聚區和分散區

以洛陽、安陽、邢臺、聊城為代表的歷史文化名城內分布著大量密集的歷史文化資源，遺址遺跡豐富，相對于其他城市資源明顯富集；河南作為中原經濟區的主體，境內歷史文化名城和古跡分布最多。

（二）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同質性

根親文化所包含的姓氏、名人、文明起源等在中原經濟區各地均有體現，如起源于各地的姓氏和各地或多或少的名人故里等，體現了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化和華夏文明發源地的根源與主體；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在各地的歷史遺留中均有體現，以佛教的流傳為例，各地都分布有寺廟，與之相關的石窟、壁畫等屢見不鮮。

（三）資源流傳分布得益于地緣的相近性

戲曲文化、武術文化的流傳多波及發源地周邊地區并在周邊地區衍生出不同的形式并形成屬于各自地域的鮮明特色，以太極拳為例，河北楊氏太極拳是由河北邯鄲永年人楊露禪及其子孫等人在焦作陳氏太極拳的基礎上發展創編的。

四、中原經濟區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現狀

（一）河南地區――重點突出，瑕不掩瑜

河南以古都文化、根親文化、功夫文化為重點發展對象，取得了顯著成績。主要圍繞鄭州、洛陽、安陽、開封發揮古都群體優勢，構建古都文化旅游中心區（鄭-洛-安-汴-許），整合四大古都歷史文化資源。與此同時，河南又致力于打造“記憶中原，老家河南”品牌，整合中華始祖文化和姓氏祖根文化資源，重點建設了鹿邑、偃師、濮陽、淮陽等重要姓氏尋根旅游目的地。作為重要的中國功夫旅游目的地，河南省充分發揮以少林拳 、太極拳和雜技為代表的中國功夫文化作為典型中國文化元素參與國際文化交流的獨特作用，以鄭州國際少林武術節、焦作國際太極拳交流大賽和濮陽雜技藝術節為載體，擴大“功夫河南”在國內外的影響。

但是，河南飲食文化缺乏推廣，發展現狀良莠不齊。盡管豫菜歷史悠久，但由于宣傳推廣的力度不夠，政策扶持不力，致使豫菜在現今中國的餐飲市場上無法同川菜、粵菜、湘菜、魯菜等菜系相媲美。

（二）冀南地區――文化品牌眾多，文化形象不鮮明

冀南地區依托各地歷史文化形成獨特地域文化。邯鄲和邢臺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兩地在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根據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形成了地方特色的歷史文化，如邯鄲的趙文化、夢文化、雞澤毛遂文化、成語典故文化以及邢臺的邢窯文化、邢都文化、扁鵲醫藥文化等。冀南兩地雖然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特色，但城市內的歷史文化資源市場形象不鮮明，游客對地區歷史文化資源的認知度不高。以邯鄲市的趙文化為例，趙文化來源于戰國時期在此定都的趙國，是邯鄲旅游文化之源，但是與趙文化相關的趙王城等景點卻缺乏深入人心的能力。

（三）魯西地區――名人效應明顯，合作共識不夠

魯西地區對名人和傳說的利用較為充分，聊城作為魯西地區一座歷史文化名城，開辟了“水滸旅游線”和“古運河旅游線”等特色旅游線路；菏澤市開發建設了孫臏旅游城、東平縣利用新版《水滸傳》在此拍攝的契機，積極構建水滸影視基地，傾力打造以水滸文化為特色的精品旅游品牌。不過，魯西地區主要問題是跨區域合作開發水滸旅游資源的力度不夠。

（四）晉東地區――資源挖掘深度不夠、力度不足

晉東地區發展較為突出的是以青蓮寺、府城玉皇廟、運城解州關帝廟、普救寺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沁河古堡群、皇城相府、中華宰相及時村為代表的建筑文化和以蒲劇和上黨梆子為代表的戲曲文化。晉東地區雖然擁有極其豐富的華夏古文化和根祖文化如同善鎮的“帝舜故里”遺存，但是挖掘保護力度明顯不足。此地區內的歷史文化資源分布零散，沒有形成規模優勢，其開發力度和知名度明顯不夠。

（五）皖北地區――發展分散，合作不力

皖北的歷史文化資源眾多，發展分散。亳州是三朝古都、道教源地；蚌埠地區創造出燦爛的淮河文化，流傳著大禹治水的故事；宿州有涉故臺、垓下古戰場等。皖北的歷史文化旅游資源實體性遺存較少，分布較為分散且等級層次多，沒有形成具有市場影響力的高品質品牌，使得文化旅游形象不突出，吸引力不強。

五、中原經濟區歷史文化資源挖掘存在的問題

（一）對歷史文化資源的認識存在誤區

中原經濟區內許多歷史文化資源，特別是遺址遺跡類的資源，由于時代的變遷加上各種因素，使其只以一堆黃土或者是傳說的形式留存，雖然其歷史文化價值深厚，但是卻很少得到人們的關注，歷史文化資源所在地區的群眾甚至也很少對此關心。許多地區在發展當地旅游業時，根本不考慮當地的歷史文化內涵或者是對其挖掘保護的態度很是麻木，在景區的建設和資源的開發中，習慣了“一窩蜂”和見利就上的窘境。此外對與自身相關的歷史文化資源認識的局限使得好多地方在發展名人文化時，對其發展現狀認識不夠，造成與其他地區的“撞臉”。

（二）對歷史文化資源挖掘的力度不夠

文物古跡專業性強，晦澀難懂，作為普通的旅游者很難理解其珍貴價值。如相關部門不注重歷史內涵的挖掘，不能用形象生動、直觀動態的語言或講解很難滿足游客的求知需求。由于知覺的選擇性等特點，就導致絕大多數旅游者喜歡欣賞自然風光地，而忽略了一些歷史文化資源，使其養在深閨人未識，被忽視、閑置甚至浪費。

（三）對近現代的、非物質形式的歷史文化資源關注和挖掘保護不夠

由于古代的、以物質形態存在的資源在開發上便于取得成效，但是與之相對的以非物質形式存在的眾多歷史文化傳奇、傳說，由于年代久遠，能夠保留下來的遺跡極少，開發利用難度很大，很多地區在實際的旅游發展中厚此薄彼的情況屢見不鮮，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傳統技藝就面臨著失傳、滅絕的境地。

（四）歷史文化資源挖掘中管理體制存在缺陷

在受到旅游知覺相似原理與接近原理的制約下，中原經濟區內，地理區域相鄰、資源特色相近的旅游區，由于管理體制的多層管理等問題，導致景區出現嚴重的雷同現象，山寨景區比比皆是。中原區內缺乏一個服務于整個地區歷史文化資源管理的機制。如安陽、邯鄲兩市關于曹操墓的爭奪就曾趨于白熱化。

六、中原經濟區歷史文化資源挖掘的建議

（一）深化對歷史文化資源挖掘的認識

加大對歷史文化資源的宣傳力度，普及歷史文化知識，使各主體有更多的機會和途徑了解歷史文化資源的情況，培養政府、企業、民眾的保護意識，轉變和提升對歷史文化資源以往認識的不足，以更好的挖掘和保護歷史文化資源。讓旅游者和當地居民在了解歷史的基礎上形成一定的歷史文化修養，進而認識到保護遺存的重要性，營造保護歷史文化資源的良好社會氛圍。

（二）注重非物質形式、近現代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

中原經濟區內存在著眾多的近現代文化資源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對這些在資源的挖掘保護已刻不容緩。對近現代資源的挖掘，不應僅僅局限在建展覽館、保護舊居這些方面，應該嘗試更多的形式。對經濟區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積極進行申報保護的同時，應該借助高科技手段和多種形式，留住傳承。

中原經濟區內存在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對促進中原經濟區的戰略定位――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的建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地在旅游業的發展中也充分了證明這一點。縱觀中原經濟區五地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現狀，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這些問題影響著中原經濟區旅游業的深層次發展。在今后的發展中，希望通過各地的努力，對各地區內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切實有效的挖掘，開展地區間歷史文化資源挖掘的合作與交流，在人才培養、管理體制轉變等方面做出積極嘗試，形成中原經濟區旅游業的良性發展的局面，推動中原經濟區的和諧發展。

（作者單位：河南農業大學）

經濟歷史論文:國家興衰的歷史政治經濟學

制度！ 制度！制度！這是2012年西方財經界和讀書界最震懾人心的天籟之聲。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在熱衷于追求國際范兒的中國財經界和讀書界，這一聲音卻沒有激起多大回聲。三年過去了，音調不再高亢的“制度！ 制度！制度！”終于在眾聲喧嘩的2015年初夏傳入了中國。

天籟之聲的曲名為《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實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這部2012年的國際暢銷書，回答了任何不無趣味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都會為之興致盎然的問題：為什么有些國家極度富裕，而另一些國家卻異常貧困？國家為什么會興起，而有些一度勃興的國家為什么又會衰敗

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以來，無數智者賢人為回答這些問題而殫精竭慮，答案也五花八門，包括地理民情、資源稟賦、宗教文化、精英抉擇、政策制度等等，不一而足。面面俱到但卻蜻蜓點水并非西方智者的思維和論述方式，而劍指最重要影響因子，方顯分析功力。當代新制度主義智者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劍芒，寒氣逼人。透過比較歷史政治經濟學分析，二位合修的大氣磅礴之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揭開國家貧富興衰的謎底：及時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還是制度！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于2012年春由知名出版商蘭登書屋的子公司皇冠商務出版，一時間在西方的財經界和讀書界激起閱讀和閱聽熱潮。大大小小、新新舊舊的各路媒體刊載無數書評，書評者既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包括知名學者和暢銷書作家。

事實上，《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也曾在中文世界引起過一定的關注。不僅有相關讀書會、書評和論文詳盡討論此書的學術思想，而且還有論者干脆以《國敗論》作為此書中譯書名，以推崇其堪與《國富論》相比肩的思想和寫作功力。該書英文版出版后不到一年，其繁體字中譯本就在臺灣出版了。但令人意外的是，該書簡體字中譯本直到2015年5月才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印行，且有所刪節;更令人扼腕的是，原書目錄每一章正標題下大多有一兩句話的副標題，醒目點出該章的核心內容，但不知為何，這些副標題在簡體中譯本中都刪除了。《國敗論》共有15章，第13章是點睛之章，正標題為“今天，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唯其副標題僅有三詞：“制度！制度！制度！”可是，黃鐘大呂之音，卻在簡體中譯本中泯然無存。

盡管姍姍來遲且黯然失色，但《國敗論》在中國大陸的出版，依然及時。這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而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有賴于制度變革的深層推進，卻已成為舉國智者憂思的焦點。作為比較發展研究的新制度主義杰作，《國敗論》的如椽巨筆揭示了國家興起的必要條件和國家衰敗的充分條件，為所有國家和地區發展政策的研討和制定，確立了一個永遠不可磨滅的思考框架。毫無疑問，對于所有關心華夏興衰的學者來說，這本書（無論哪一個版本）都應該出現在一個觸手可及的地方。 比較發展研究的新制度主義智者

《國敗論》在西方讀書界取得的巨大成功，與阿西莫格魯的學術號召力不無關系。這位冉冉升起的巨星，在國際經濟學界真可謂無人不曉，在中文經濟學博客中也常被稱為“魯神”。魯神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系的講座教授。這位1967年出生于伊斯坦布爾一個亞美尼亞家庭的聰慧學人，25歲獲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次年被MIT挖角，并在33歲時晉升為正教授，37歲時榮升講座教授。

對經濟學江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MIT穩居五岳之列。在如此聲譽崇隆的學堂僅用十年多時間就晉升為講座教授，非有過人的成就而不可能。事實上，魯神的學術成就，那是相當的過人，簡直可以用彪炳、強悍、神奇來形容，在中文經濟學博客中也常見“巨牛”、“超牛”之類的禮帽。自2000年以來，魯神每年以5篇-10篇的頻次在頂級國際學術期刊上（試比較一下，中國眾多頂級大學所有社會科學學者在頂級國際學刊的年總量多不足20篇）。尤其突出的是，近十年來，魯神穩居世界引證率較高的前十位經濟學家之列（多排在第五、第六的位置），而且其引證寬度（即考察引證者所的亞學科范圍）的排名更是穩居前五，足以凸顯出其學術影響力之強和學術影響力之寬。魯神于2005年榮獲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克拉克獎，該獎有“青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譽。魯神的產量如此之高，難道真是他一人所為嗎？據說在克拉克獎頒獎儀式上，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大牛曼昆調侃說：“達龍，你的神秘雙胞胎該出場了。”

依照中國人的概念，年齡不到半百的社會科學學人均屬青年。2006年，年僅39歲的魯神當選了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2007年，魯神又榮獲了匈牙利拉茲洛高等研究學院約翰?馮?諾依曼獎。諾依曼是一位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熠熠生輝的名字，他在數學、物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氣象學、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等諸多科學領域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被稱為“計算機之父”、“博弈論之父”。以這位科學大師名字命名的獎項，自1995年頒給那些為“精密社會科學”作出了杰出貢獻的國際學者，在國際社會科學界聲譽之隆，不亞于諾貝爾獎。魯神終將榮膺諾貝爾桂冠，這在國際經濟學界早已是隨處可聞。

魯神的長期合作者羅賓遜1960年出生于英國，其父曾任英國派駐多個殖民地的官員，羅賓遜自小就隨父親在加納、尼日利亞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地生活。2004年以來，羅賓遜一直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的教授，并在2009年榮升講座教授。盡管羅賓遜在魯神的陰影下多少有些星光黯淡，但他的光芒已經開始在學術界四射了。2012年，羅賓遜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2015年2月，羅賓遜被芝加哥大學挖角，榮膺大學講座教授，在該校的哈里斯公共政策研究院任教。

魯神和羅賓遜都接受了經濟學的正宗修習，但其學術修為恰互有長短、剛柔相濟。經濟學的無上內功心法有二：一是數學建模;二是統計計量。魯神之所以神乎其神，全在于其內功修為至少達致八層境界。將模型和計量之功用于分析尋常的增長、失業、培訓、收入分配、工資結構、失業保險、技術變革、人力資本積累等經濟學問題，只不過是少年魯神修習內功的操練而已。進入21世紀之后，魯神的關注轉向了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普選、腐敗等詞匯出現在他的論文題目之中，這些充滿了模型和計量的論文是很多不諳數理分析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家看不懂的。魯神能將建模和計量爐火純青地施展于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分析，足見其經濟學內功修為之深，不枉其成為諾依曼獎的第十二位獲獎者。

就政治制度而言，阿-羅的分析范疇突破以往社會科學中盛行的民主-獨裁框架。事實上，民主或獨裁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是增長理論的一個老課題，只不過始終沒有得出確定的結論，因為在現實世界中，無論何種關系都能找到足夠的例證。阿-羅在以往文獻的基礎上，轉換了研究焦點，不再將競爭性選舉的存在與否，而是將國家能力的強弱和參與機會的寬窄，視為真正的自變量。

依照阿-羅的分析范疇，包容性政治經濟制度構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制度條件，而攫取性政治經濟制度構成最劣制度條件。《國敗論》分別用以“良性循環”和“惡性循環”為題的兩章，以英國、北美、澳洲以及“二戰”后的德國和日本為例，將包容性政治經濟制度如何促成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用近代西班牙、近代法國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案例，將攫取性政治經濟制度如何引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失敗，娓娓道來。其中，對博茨瓦納為什么欣欣向榮而塞拉利昂卻貧弱衰敗的精彩分析，尤為引人入勝。

相較于處在兩個極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更為常見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與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組合模式。很多獨攬政治大權的人，出于各種考慮，大都衷心冀望其統治之地的財富快速增加，因此他們會采納一些包容性經濟制度，以提升人們的生產性激勵。與此同時，掌握資源配置大權的統治精英，也會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那些業已證明較優甚至的產業，從而實現較大限度的經濟增長。典型的例子是前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通過集體農場強制勞動、剪刀差強制收購（降低農產品價格并提高工業品價格）、重工業傾斜等政策的快速經濟增長。所以，阿-羅指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當權者不僅有強烈的推進經濟增長的動機，而且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有時還具有推進經濟增長的能力。

然而，盡管攫取條件下的經濟增長大有可能風光一時，但長期可持續性卻很弱。這種組織模式的脆弱性有兩方面的原因：

（1）結構性限制：民眾缺乏對攫取性利益集團的制衡，既得利益者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展開競爭，非既得利益者為獲得攫取機會也會參與競爭，結果自然是尋租滋長、腐敗橫行、投機蔓延，生產和創新的激勵降低，最終阻礙了長期經濟成長的實現。

（2）極限性限制：攫取性增長多發生在后發展國家趕超型發展的初期階段，通過輸入技術甚至“山寨”并輸出低端產品，經濟有可能快速騰飛。可是，這種增長模式極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旦民眾的收入增多，其消費需求層次必定提高，而滿足其需求的中高端產品的研發和生產，一方面需要更高水平的投資，另一方面也需要對創新的更大激勵和更好保護。這不僅需要經濟制度進一步向包容性的方向改革，也需要國家治理模式的創新。

前文提到，《國敗論》雖姍姍來遲，但依然生逢其時，蓋因此書極為切合中國的國情。有趣的是，國際上對《國敗論》批判點之一就是其分析不適用于中國（福山之論）。總體來看，《國敗論》中有關中國的陳述一來篇幅比重不高，二來多為正確但卻膚淺之論。

可是，此書的核心之論，即少數利益集團把持政治經濟會引致國家衰敗，無疑可在浩瀚的中華歷史通鑒中找到無窮無盡的精彩案例。幾千年來，中華帝國治亂循環，無非是王朝初期朝廷在民生事務上采納一些包容性制度和政策即可成就盛世，而朝政一旦被各種利益集團（或外戚、或官僚、或宦官）把控，包容性遞減乃至喪失就必然引致盛世之衰。在當今中國，行政化盛行，游戲規則的制定和經濟資源的配置深受利益集團影響。因此，必須真正改變既有的增長模式，必須真正觸動既定的利益集團格局，必須真正將相當一部分政府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社會，必須真正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實現包容性。

所有這些，既是《國敗論》的分析之論，也是當今中國的改革之道。將權力之手關進制度的籠子，在政府放權上真正做到“壯士斷腕”，這正是當今中國難得的舉國共識。“制度！制度！制度！”依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中之重。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經濟歷史論文:我國經濟新常態的歷史方位和發展創新

2014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新常態出現的歷史必然性，揭示了我國今后一個較長時期經濟發展創新的客觀規律。

我國經濟新常態的歷史方位

我國經濟新常態的提出是以重要戰略機遇期為背景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21世紀頭20年是我國應當而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重要戰略機遇期是指對發展全局具有重大意義的特定歷史時期。目前我國仍然處于這一重要的歷史時期。從國際大環境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主流。一方面，西方敵對勢力出于意識形態和維護自身霸權地位考慮，大肆宣揚“中國發展威脅論”和“中國經濟危機論”，企圖遏制和詆毀中國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中國與世界各國利益交融深化，相互需要的關系日益突顯，中國對世界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影響力越來越強，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從中國經濟發展中得利，力爭謀求和平與發展。我國發展的國際大環境仍然是有利的，機遇大于挑戰的局面沒有變。從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看，一方面，體制機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經濟下行壓力在不斷加大，新矛盾和新困難在不斷涌現;另一方面，改革開放36年來我國經濟以年均9.7%的速度發展，創造了世界奇跡，有了雄厚的經濟基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大大加快，我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也取得了寶貴的經驗，經濟進一步向好的方向發展態勢沒有變。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看，我國制造業體系完整、能力強，基礎設施完備，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科教整體水平不斷提升，勞動者素質加快改善，社會政治大局穩定，制度優勢顯著，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不斷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巨大。重要戰略機遇期還會延續一段較長時間。正是基于這一歷史判斷提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我國經濟新常態是在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提出來的。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6年以年均9.7%的高速運轉之后，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及時，中國經濟已從高速轉為中高速。這不是人為的，是由中國現實的客觀條件所決定的。首先，勞動力供求關系明顯變化，人口紅利基本結束。2010年開始我國勞動力人口（16-59）逐年下降，2014年勞動年齡人口91583萬人，比上年凈減少371萬人。其次，能源資源對經濟增長約束增強。我國人均可再生淡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60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缺水，人均石油天然氣可開采儲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2014年我國重要能源資源對外依存度進一步攀升，石油為59%，鐵、銅為70%，鋁為50%。再次，土地日益稀缺、成本快速上漲。2014年全國主要監測城市綜合地價3522元/平方米，為2000年的2.34倍。其中，商業服務業地價6552元、住宅地價5277元、工業地價742元，分別是2000年的2.41、2.72、和1.90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日益影響人們日常生活和健康水平。這些條件的變化，使得中國經濟必然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增長。

第二，需求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最終消費成為及時拉動力。2012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首次超過投資，比投資高出1.4個百分點，2014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1.2%，2015年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60%。

第三，三次產業的比重發生了明顯變化，第三產業占比超過第二產業，標志著我國經濟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變。2013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及時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第三產業增長速度占比為48.2%。第三產業更快發展將給中國帶來重大變化，吸收就業會增加，經濟穩定性會增強。這一趨勢也從國際經驗上得到了驗證。

第四，產業結構調整明顯加快。一方面，高耗能、高污染、產能嚴重過剩的煤炭、鋼鐵、有色金屬、水泥、平板玻璃加速調整，產量下降、價格下跌、利潤下滑。2015年上半年，焦炭、燒堿、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產品產量同比分別下降3.4%、1.9%、5.3%、4.2%。原煤產量同比下降5.8%;另一方面，高端裝備制造、互聯網、新材料等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新模式加速發展。2014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2013年增長12.3%，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0個百分點。2015年上半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8%，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6個百分點。

對世界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的大勢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和深邃的戰略定力，提出了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和正在發生著速度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動力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重大變化。他要求我們要從當前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認識這一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新常態的核心任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轉變發展方式始終是核心任務。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時強調：轉方式、調結構是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必須邁過的坎。2014年12月他在江蘇調研時又指出：“我國經濟規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強，我國經濟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優。主要是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他強調，關鍵還是要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

轉變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保持中高速的必然要求。我國經濟增長已從高速轉為中高速，這是追趕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正常現象，必須理性看待。但也應看到，世界上不少國家進入這個階段后，經濟持續下滑，社會矛盾激化，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不追求高速度，并不是不講速度。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均GDP在世界上居于后列的發展中國家，長期保持6%以上的中高速穩定增長，不僅是我國經濟正常運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條件，而且也關系到“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實現，關系到我們能否成功邁入高收入發展階段。那么，如何保持我國經濟穩定增長呢？隨著生產要素供給不足，資源環境約束強化，依靠粗放發展拉動增長行不通了;隨著世界主要國家需求下降，依靠外向型經濟拉動增長行不通了;隨著勞動力供給減少，依靠勞動低成本競爭的增長行不通了。顯然，在新常態下，傳統的增長方式必須轉型，否則不僅無法保持經濟增長持續，而且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轉變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質量邁向中品質的必然要求。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主要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參與競爭，處于所謂“微笑曲線”的低端，雖然實現了高速增長，但增長的質量不高。我國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后，這種低端增長的弊端進一步凸顯，一方面跟新興市場比，我們已經沒有了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優勢;另一方面和發達國家比，我們在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方面暫時還不具備明顯優勢，處于所謂的“不上不下”的階段。內外環境的變化，倒逼我們必須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以質量的提升對沖增速的放緩，把經濟發展推向“質量時代”。首先，產業結構要轉變，使第三產業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其次，需求結構要轉變，使國內居民消費需求成為增長的持續動力;其三，收入結構要轉變，增加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以不斷提高其購買力;其四，發展動力要轉變，使科技進步和創新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及時動力。通過這些轉變，加快從外延式增長轉向內涵式可持續增長，從注重總量擴張轉向更加注重經濟結構升級，使我國經濟發展質量邁向中品質。

黨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五大發展理念的核心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發展方式的轉型，實現經濟發展邁向中高速和中品質，既是我們跟上時展大趨勢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更長時間、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發展的前提。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艱難復雜的過程，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價，難免會經歷社會陣痛，有些地方會陷入發展困境，有些企業會被淘汰，有部分職工會丟掉工作崗位。但要看到，這是的出路。只有成功轉型，我們才能迎來一個有更高質量和效益的經濟模式，才能大幅提升我國在世界產業結構中的位置，創造出更多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崗位，才能獲得更加品質持久的發展。

新常態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改革創新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更加主動地進行改革創新。深刻指出：“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深化改革的力度。”只有大力推進改革創新，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邁向新水平。五中全會將“創新”和“改革”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創新”和“改革”將作為兩個重要發展路徑，貫穿于“十三五”規劃實施落實的始終。五中全會要求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未來五年的發展基點必須放在發展動力、發展空間、發展戰略、發展體制等的創新上，要以創新的思維、創新的路徑、創新的體制，來培育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構建發展新體制，其中的關鍵又是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創新必須通過改革來實現。實現創新發展必須破解任何束縛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活力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構建創新發展新體制，必須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深化政府體制改革，創新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方式;必須加快形成有利于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產權制度、投融資體制和分配制度;必須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現代財政稅收制度，確保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必須加快建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體制機制，完善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的體制機制，使各種創造活力都得到充分發揮，推動我國經濟向更高更成熟的發展水平邁進。

（作者系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經濟歷史論文: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的經濟新常態思考

摘要：提出的經濟新常態是基于中國社會改革新階段的新思考，它是時代精神的召喚，是中國當下社會現實的集中反映，強化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基本思路，彰顯了人的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相一致的基本訴求。

關鍵詞：歷史唯物主義；新常態；歷史觀；實踐觀；群眾觀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建設時期、改革時期均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中國社會運動的發展及其規律，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今天我們必須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才能挖掘出中國社會的巨大潛力。2014年5月，國家主席在河南考察時指出中國當前處在重要戰略發展機遇期，唯有增強信心，基于經濟發展的實際特征，適應“新常態”，保持平常心。經濟“新常態”是對我們社會社會改革的新階段提出的新目標。從歷史唯物主義視域深刻分析經濟新常態成為哲學工作者的首要任務，這是歷史和現實相結合的“卓有成效的改造”。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必須與實現“新常態”發展模式的目標相結合，不斷獲得當代中國社會理論和實踐創新的新形式，才能充分發揮它的指導作用，實現它的新發展。

1經濟新常態：時代精神的召喚

馬克思主義具有時代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必須與時代背景相結合，并被運用于解決不同時代的實際問題，在指導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否則就會成為一種固化的教條，不僅無法指導實踐，還會阻礙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幾年，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都得到了提升，而經濟新常態無疑是對以往取得的成績的一種肯定，也是對未來的中國發展的階段性指導。經濟新常態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它體現了科學發展的需要。從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著手分析，中國高速發展三十年既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產生了環境污染、兩極分化、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需要用經濟新常態建設社會。經濟新常態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從政策運動命令發展模式走向社會主義法制化，深化改革的本質是尋找持久的增長機制與動力，因此經濟新常態是基于時代背景的考慮。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誕生的土壤，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不竭動力。經濟新常態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發展，它、地闡釋了中國現階段需要的發展模式，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方向。為了區別以往的趕超式高速發展戰略，經濟新常態不僅從速度上提出新的要求，更從質量上提出了新的追求。這里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階段的理論創新。經濟新常態不是某個人的思想，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不是某個階級的邏輯，而是時代邏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民主富強，必須適應經濟新常態，這并非是簡單地恢復到中華民族曾有的輝煌，而是要努力“再創”世界舞臺上的輝煌地位。為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必須適應經濟“新常態”，這是時代精神的召喚，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特質。

2經濟新常態：社會存在的反映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經濟新常態是基于中國的社會現實情況提出的，它是對中國歷史和當代社會客觀現實的綜合反映，是為了中國經濟穩態發展而繪制的新藍圖。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往往會制約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了社會能更好地發展，我們必須不斷改進生產方式，不斷改善生產關系。中國多年的高速發展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于生活品質和精神追求的滿足，因此經濟新常態不僅是為了給中國經濟減壓，更是給中國緊張的生產關系加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追求在于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足，而不是單向地追求享樂，這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追求不同之處。

中國的經濟新常態與西方的經濟新常態是不同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新常態的提出是為了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了緩解資本主義自身固有的矛盾，而不是從國家長遠的考慮來看的一種總體性發展策略。而中國的經濟新常態主要是為了避免經濟發展付出過高過多的發展代價，保障中國經濟穩態持續的發展，主要包括“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結構優化”以及“創新驅動”三方面的綜合考慮。由此可見，經濟“新常態”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進行了具體分析之后提出的科學的發展模式，符合中國現實國情的理論體系。

3經濟新常態：人的實踐的要求

經濟新常態突出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中國經濟建設發展主要依靠人民群眾，高速發展勢必會引發人民群眾的焦慮，而趕超式發展的模式勢必會引發各類資源浪費、生態破壞，導致各種疾病的頻發，同時引發了馬克思所說的四重維度的異化，這些都將引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因此，經濟新常態有利于保護社會資源，平衡生態環境，更有利于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經濟新常態是調整經濟結構內部的關系，調整人民內部的關系，有效促進人的充分自由的發展以及個人發揮實踐主體的創造性。

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水平低下，因此發展生產力始終是國家的首要任務。在這樣的基本國策指導下，中國人民通過萬眾一心，不斷實踐，我們才能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發展得到世界的認可。中國人民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通過充分發揮實踐的主體作用，通過個人實踐創造歷史，在創造歷史的實踐中不斷加深理論認知，以實際行動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的歷史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唯有在實踐中得到證實的真理才具有實際意義。經濟新常態需要我們每個人在具體實踐中加深理論認知，從而推動理論本身更好地為實踐服務。為了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實現經濟新常態。

4經濟新常態：人的價值的訴求

經濟新常態發展目標不是簡單地尋求經濟層面財富的量的增長，而是追求質與量的適速發展，它是對人的生活質量的終極關懷，是對社會發展的真實自由需求的觀照。經濟新常態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它特別強調發展必須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同時發展的成果必須由人民共享，這種基本思想是基于中國經濟科學發展需要，也是時代要求。經濟新常態體現了實現人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相統一的理想。唯有實現人的發展，保障人民的根本理論，社會才能穩定發展，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以往我們更關注改革實踐的成效，而不關注改革實踐的具體過程，甚至忽略作為改革實踐主體的人的價值訴求，因此經濟新常態無疑是對以往忽略的價值問題的重新關注，它更看重每個作為實踐主體人的主觀感受已經實踐本身的具體過程，而不是緊盯GDP增長。經濟新常態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歷史實踐主體作用，有效發揮創造力，促進實現中國夢。

經濟新常態作為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價值觀的訴求，體現了其“親自然”、“親生態”、“親綠色”、“親人性”的生態觀。經濟新常態旨在滿足所有人的自由而充分的發展需要，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相一致，而每個人對價值的訴求也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原動力。經濟新常態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人的價值追求的重要保障。經濟新常態有利于協調好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實現社會發展，彰顯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訴求。

經濟歷史論文:東北地區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歷史進程

摘 要：文化產業經濟是永恒的生命，東北文化產業經濟是各個時期歷史文化交融的產物。筆者擬對東北地區的歷史文化產業經濟的各個階段進行闡述，并探討東北地區經濟發展與文化產業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文化產業經濟；歷史過程；遷移；經濟政治

一、東北文化產業經濟早期的發展狀況

東北地區文化產業經濟的形成與它的漫長歷史息息相關。其中一些思想內涵及精神的積淀，會受到當時經濟政治的影響，而經濟政治又受到地理環境影響。東北地處東亞大陸腹地的北邊，它與俄羅斯，朝鮮相鄰；鄰近渤海，黃海；與內蒙古，河北省份相接壤，這塊區域范圍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面積78.8萬平方千米，占中國陸地總面積的8.2%，可謂“山環水繞，沃野千里”。

這塊富饒的區域是我國重要的農耕區之一，其農業生產的有利條件非常多。首先，在這片廣闊的黑土地上，有機物質蘊含豐富，地表黑土深厚肥沃，黑土鈣質含量高，使得農業產量收獲頗豐；其次，地廣人稀，人均耕地多，森林資源豐富，由松嫩平原、遼河平原、三江平原組成的東北平原面積居全國之首。與此同時，東北地區地處溫帶，氣候濕潤，雨熱同季，有充足的熱量和水分。東北的冰雪也可以算作是得天獨厚的資源，冬季積雪厚，夏季日照長，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

因此，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東北早期形成的一種風俗文化產業經濟就是農耕文化。早期在人們遷移的過程中，如：中原文化，齊魯文化，儒家文化及其他宗教文化，這些不同的文化產業經濟在東北地區匯聚融合，讓東北有了新的文化產業經濟氣象，在生產勞作和生活上有了新的文化產業經濟面貌。1921年在東北遼寧西部發現的紅山文化產業經濟遺址，主要遺存有彩陶，彩塑女神像等，這種紅山文化產業經濟就是一種多元文化產業經濟的匯聚。同時，東北是淡水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也有著悠久的漁獵文化產業經濟，東北地區的江河流域分布較多，如：松花江、圖們江、鴨綠江、黑龍江、牡丹江等，這里水力資源及漁業資源豐富，原始先民通過捕魚謀生，一到汛期就出去捕魚，靠江的這些漁獵民族，有赫哲族，女真族，鄂溫克族等，這些漁獵民族所用的工具品種繁多，技藝熟練，他們時常通過捕魚來招待客人，這種漁獵文化產業經濟也一直延續到至今，帶動著其經濟的發展。

總得來說，早期的農耕文化產業經濟，漁獵文化產業經濟涵蓋了東北的一切民族，這也是他們根本的生計方式，他們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開發創造，進行著衣、食、住、行及其技術工具等這些物質化的生活，傳播著多種的社會文化產業經濟，不斷推進經濟的發展。

二、東北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階段

《漢書》里說：“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人口的遷徙有生存發展的因素，而遷徙的原因大抵有天災、、戰亂，國都變遷等。

每一次的社會動蕩，人口都要進行大規模地遷移。回歸歷史，我們看到從先秦到近代以前，大多都是由北向南遷移，經濟重心如此，藝術文化產業經濟重心也逐漸轉向南方。由此得知，政治經濟的大步向前也引領著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這三方面緊密聯系，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是政治文化產業經濟的基礎，文化產業經濟也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在唐代安史之亂之后，人民遷徙流離以希望找到安居樂業之所。這期間東北地區民族分割鼎立，其中女真族先后兩次從東北走出，成為舞動中國歷史的主角。他們在東北地區開始發展經濟和文化產業經濟，當時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部落分布眾多，女真族基本形成了一種民族形態。12世紀初，完顏阿骨打統一女真各部，建立了金朝，同時在宋金的聯合下打敗了遼國，在完顏阿骨打的統治時期，發展了黑龍江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還創立了女真文字，女真文字一直被沿用到了明代。女真族滅遼之后，有的中原人被迫遷移東北，這使東北的農業得到了快速發展。當時金朝的女真文化產業經濟受到中原文化產業經濟的影響較深，比如在先進制度上的效仿和儒家文化產業經濟的傳承上，以及樂曲和樂器方面等。金國女真人另外還接受到了佛教和道教，因此當時出現了許多的寺廟和佛塔建筑。

從上面敘述可以看出，人口遷移給遷入地帶來了很多的新元素，各個地區的文化產業經濟交流使得各種文化產業經濟形態增生出許多新的文化產業經濟因子，這些不斷的繁衍出的新文化產業經濟有著不同的文化產業經濟類型，也形成了不同的交流狀態，他們帶著獨有奇特的文化產業經濟底蘊沖擊著本土文化產業經濟，雖然這樣的外來文化產業經濟不一定具有先進性，但它卻潛移默化地將一股新的文化產業經濟血液融入于那些已有的文化產業經濟中，并創造出新的格局，使得東北文化產業經濟更加博大精深。

三、東北文化產業經濟的快速發展階段

清末到新中國成立，這個階段我們經常談到的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這個階段戰爭不斷，民族矛盾沖突不斷。晚晴以來，沙俄侵占了我國大片東北地區，日俄戰爭以后，“闖關東”浪潮迭起，大量的山東，山西，河南等地的逃荒者涌入東北地區，使中原文化產業經濟與關東文化產業經濟互相交融，中原文化產業經濟迅速在關東擴散，文化產業經濟交流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清末民初，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外來文化產業經濟的思想傳入中國，同時在生產方式，生活習俗，文化產業經濟思想，以及學技術方面都帶來了新的文化產業經濟元素，中國的社會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事物和新文化產業經濟的影響，使得人們在日常交流和穿戴生活上都煥然一新。

20世紀初中華民國的東北的文化產業經濟產業也有著不一樣的發展。東北地區物產豐富，人煙稀少，開發這些豐富的資源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稱作“東北王”的奉系軍閥，出于發展東北經濟，擴張自身實力的主觀目的，開始了大規模地吸引關內人民，鼓勵向東北移民，并推行經濟發展新政，促進了東北地區人口及工商業的發展。進而帶動整個東北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九一八”事件爆發后，日本在東北地區建立了偽滿洲國，持續長達十四年的殖民統治，給東北留下了獨有的殖民歷史遺跡，如：現在長春的偽滿皇宮，沈陽故宮，高句麗古遺跡，黃龍古塔等等。在日本統治期間，東北地區很大一部分人逃荒到關內，文化產業經濟產業很難向前發展，而這時的東北在工業上十分占優勢，其他日本財閥對偽滿洲國提供了很大的資金支持，使日本在東北地區工業上形成一種壟斷性的模式。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同胞進行瘋狂的侵略，在政治上壓迫控制，經濟上燒殺搶奪，在文化產業經濟上實行奴化教育，這給東北人民帶來了心靈上的創傷，這期間日本將自己的文化產業經濟機械地強加在東北民眾文化產業經濟中，一定程度上使得東北文化產業經濟呈現多元性，但是東北的總得趨勢也是比較穩定的，經濟也在不斷發展，這就為文化產業經濟的繁榮提供了條件。

在抗日戰爭時期，由于東北淪陷，出現了許多的抗日英雄，他們頑強地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竭盡全力地援助抗日戰爭，同時他們在解放東北的戰斗中也起到了至關作用。解放戰爭期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先后進入東北，由于處境艱難，共產黨實行一定的方針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發動群眾，在建設東北鞏固其根據地上，他們艱苦卓絕，最終使東北地區解放，使全國在軍事形式上有了新的突飛猛進，東北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一個嶄新的時代。

四、建國以后的東北文化產業經濟

東北地區是新中國傳統的工業和農業基地，其產業結構的變化不僅是全國的縮影，也具有鮮明的地區特色。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新的科技革命及工業技術迅速發展的帶動下，東北地區快速實現了工業化的起步，各個范圍內實現了競爭與協作相結合的良好共存局面。我國在“一五”計劃中重點將東北地區定為建設地區，從而使東北地區重工業生產方式產生了適應新時代要求的變化，它初步改變了偽滿洲時期殖民地戰爭基地的軍事工業結構，轉向了面向全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軌道使東北快速地實現了工業化的起飛，并為以后的區域化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共產黨組織大批的干部進入東北地區搞建設，由于東北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使東北地區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東北地區作為新中國的工業基地，勞動人們在鐵路、公路運輸，煤炭石油資源，動力機械設備上不斷創造，同時還在農業林業上進行調整開發，使東北產能合理的量化發展，這也是東北地區具特色的地方。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大刀闊斧的發展東北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產業經濟，從20世紀初以來，隨著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展開，東北地區不斷進行產業的調整，同時加大開放力度，注重發展第三產業，形成開放的外向型經濟格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技術創新力的不斷提高，使得東北地區逐步走向國際化。所以說，建國以來對中國做出較大貢獻的是東北，東北的文化產業經濟產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五、改革開放以來的東北文化產業經濟的變化

改革開放前，東北地區作為我國重要的工業化基地，能源基地，有利地帶動了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但東北老工業基地也慢慢出現了一系列“老化”問題，如：傳統的產業分工方式，工廠的技術設備不先進，生產結構單一等問題。與此同時，人們也存在思想觀念滯后，創新意識不強，思維方式和行動能力不一致，盲目的一味向前發展，因而，要深度有效的拓展東北文化產業經濟，就要不斷開發新思維，走新型的創業化道路，這既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重要內容，也是推動老工業基地振興的強大動力。要高度重視文化經濟產業的發展，不斷的拓展自己的文化產業經濟，不能固步自封，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中，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下，東北地區的文化產業經濟更需要勞動追求精細，同時增加新的開拓意識，新的進取意識，通過文化產業經濟產業進一步拉動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社會主義文化產業經濟也稱顯現出了繁榮有序的局面，東北的文化經濟產業也開始快速發展，東北地區的歷史遺跡的保護，新文化產業經濟的興起，以及環境資源的開發，使東北地區出現了很多森林公園；影視基地；歷史古跡等，也促進了旅游業的發展，同時政府部門也在更加注重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舉辦多種形式的文化產業經濟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價值觀。隨著文化產業經濟的不斷提升，也帶動著對東北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時，東北地區的民俗文化產業經濟，飲食文化產業經濟也日漸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如：東北地區的“二人轉”“小品”各類民俗文化產業經濟節目，他們具有濃郁地方性色彩的民間藝術，這類民俗節目以幽默的語言，豐富的肢體舞蹈動作和流行的口頭文字和歌唱結合，讓觀眾捧腹大笑，傳達出更多的喜劇色彩和娛樂精神。這樣喜聞樂見的娛樂文化產業經濟也慢慢促使文化經濟產業發展邁向國際化。如今，我們國家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繁榮，為東北文化產業經濟也帶來新氣象，文化經濟產業更加多元化，也為中西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經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

作者簡介：任燕（1993- ），山西平遙人，從事美術學研究，在讀研究生碩士學歷，就讀吉林大學

經濟歷史論文: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會計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適用性

【摘要】公允價值作為一種估算方法在發達國家被廣泛的應用，在全球經濟貿易聯系日趨緊密的宏觀背景下，我國也將逐步過渡到公允價值計量的使用中去，然而公允價值的計量方法在我國是否適用是一個值得我國會計方面學者進行討論的問題。本文將從會計師的職業道德角度進行分析，對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會計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適用性進行探討。

【關鍵詞】公允價值；歷史成本會計；會計職業道德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資本市場內多種衍生金融工具的誕生，國際通貨膨脹的加劇，國際會計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得歷史成本法下的會計核算越來越不能滿足會計報表使用者對會計信息決策的相關性需求。在這一背景下，為了更好的對金融機構及相關企業的價值進行估算，公允價值會計應運而生，被會計從業人員認為是提高會計報表信息相關性的一劑良藥。然而，這劑良藥卻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備受指責。盡管于2009年，經金融監管部門論證后，公允價值被證明無罪，但時至今日，仍有大量學者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是放大2008年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之一，在公允價值的使用上，仍存在較大爭議。本文將從會計職業道德角度對“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會計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適用性”進行分析。

二、公允價值在我國的發展與其定義

在我國，公允價值的使用經歷了“引入―廢除―再次引入”的一個過程。我國首次引入“公允價值”這一概念是于1998年，在債務重組、投資和非貨幣性交易等準則中進行了這一會計核算方法的使用。但由于我國公司治理結構方面還不完善，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公允價值成為一些企業進行利潤表操縱的手段之一，導致財報信息的嚴重失真，對財報信息的使用者進行財務決策產生重大不良影響。因此，為了確保財務信息的性，財政部于2001年取消了公允價值計量。

但隨著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進一步趨同，我國財政部于2006年2月15再次在新的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體系中使用了公允價值這一概念。在新會計準則中，基本準則第九章四十三條明確提出企業在對會計要素進行計量時，一般應當采用歷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當保障所確定的會計要素金額能夠取得并計量。這一準則的頒布，根本性地變更了舊會計準則中的歷史成本原則，明確的規定了可以采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

在新公布的會計準則中，對公允價值的定義如下：“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清償負債的金額數量；在公平交易中，交易雙方應當是持續經營企業，不打算或不需要進行清算、縮減經營規模，或在不利條件下進行交易。”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公允價值這一概念的再次引入具有較大的會計職業判斷的空間，而在進行會計職業判斷的過程中，會計職業道德的堅守對財務報表與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具有重大的影響，可見會計職業道德操守對公允價值的使用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企業內部環境

現階段，盡管自及時次引入公允價值這一概念以來已經過十數年，但仍存在大量企業仍處在治理結構混亂，內部人員控制嚴重的境地中，導致相關會計從業人員的獨立性無法保障，易陷入公允披露與被迫扭曲報表的矛盾之中，使公允價值再次成為企業操縱報表利潤的手段。

此外，我國會計從業人員自身素質與能力也限制了公允價值這一概念在我國的使用。大量會計從業人員職業素養不夠，會計職業判斷不足，對公允價值的會計理解不深，無法真實公允的對資產進行估值與公允價值的會計處理，使得會計從業人員在進行公允價值會計方法的使用時，易受到公司領導層的擺布，違反準則肆意進行運用，違背會計職業道德操守。

四、資本市場環境

我國金融市場信息的嚴重不對稱性、投資者的理性不足以及監管力度的不足也導致了會計從業人員在進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使用時，存在較大的操縱空間。投入小，獲利大，犯罪成本低，使會計從業人員易受到利益的驅使，違背會計職業道德，運用公允價值，在資本市場內進行會計利潤的操縱，影響資本市場中投資者的決策，從而謀取利益，破壞我國資本市場秩序。

五、結論

公允價值會計作為一項對財務報表的真實性，相關性進行補充的會計核算方法，應當繼續被執行。但鑒于我國現階段會計人員素質不高，公司治理結構不夠合理，資本市場建設不夠健全的情況，全盤使用公允價值會計容易給公司造假提供空間，會計從業人員易受自身能力限制及利益驅使，進行違背會計職業道德的公允價值計量。因此，公允價值會計在我國的推廣應當被逐步推行。

因為歷史成本計量模式的較強性、客觀性和可驗證性，從上述的一系列論證來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認為，我國應該仍然以歷史成本作為基本的會計信息，結合補充公允價值的信息，讓多種計量屬性并存作為我國未來一段時期的財務報告發展趨勢。

作者簡介

朱麒霈（1994.10―），男，漢族，籍貫：浙江省麗水市，學歷：本科，工作單位：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四川大學商學院，主要研究方向：會計學。

經濟歷史論文:在初中歷史課中加強經濟史教學初探

九年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中指出：“歷史的發展歸根結底是受經濟發展，主要是受生產力發展制約的。人們的物質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在歷史教學中，如何能自然地灌輸這一歷史發展規律，以培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高素質的后備軍――這是義務教育教學改革的緊迫任務之一。為此，我們在初中歷史教學中加強了對經濟史教學的探索，現就《三國鼎立》一課談談我們的一些教學做法。

義務教育教材把《三國鼎立》一課分為：“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和三國的建立”、“曹魏重視農耕”、“諸葛亮治蜀”、“孫吳開發江南”五個子目。按過去傳統的應試教學做法，一般把前兩目作為教學重點，強調官渡一戰為曹操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赤壁之戰是三國鼎立形成的關鍵；而魏、蜀、吳各自經濟發展的情況，往往只是輕描淡寫，點到而已，好象是“三國鼎立”的贅述。這樣做法，單就中考應試來說，無疑是沒有錯誤的。但要培養具有歷史思維能力、適應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高素質人才，那就相距太遠了。

我們認為“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和三國的建立”當然應作為本課的教學重點，而魏、蜀、吳的經濟部分，對初一學生來說卻是本課的教學難點（雖然這一部分文字表面無深奧之處，一看就“懂”），原因有三個：

其一，義務教育初中《歷史課程標準》在“處理教學內容的若干原則”第四條中要求：“歷史教學應當重視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容”。

其二，教材在把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講完后，又單列了三個子耳講三國各自經濟的發展情況，前后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這種蘊含在教材中的“看不見的結構”，恰是我們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切合點。

其三，以初一學生現有的歷史知識層面及年齡心理等特點，對復雜的經濟現象是較難理解的，更不容易理解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如果不辯證地對學生進行引導，學生勢必把“三國鼎立史”學成“三國政治史”。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在搞好三國政治史教學的前提下，加強了三國經濟史的教學，著重抓了以下四個環節：

一、南北方經濟實力的大體均衡，決定了三國鼎立局面的出現

軍事斗爭――赤壁之戰固然是三國鼎立局面形成的關鍵，而戰爭所依靠的基礎正是經濟實力。在北方，從184年黃巾起義開始，長年戰亂，中原地區給群雄“逐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北方經濟幾乎被毀了！而南方相對安定，并且經濟有所發展。因為大批北方農民逃避戰亂，流亡到蜀、浙、江淮一帶，帶去了先進的耕作技術，使南中國的山川土地得到開發，促成了南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因而，曹操在赤壁敗于孫劉聯軍以后，暫時無力南顧，“不敢再輕易南下”，“鼎足”之勢便趨于形成了。

二、三國各自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吳、蜀經濟實力的增長.是三足鼎立局面得以維持數十年的基本原因

諸葛亮獎勵耕織，設置堰官維護都江堰，西蜀的農業得到迅速發展；蜀錦馳名各地，成為蜀漢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今民困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諸葛亮）。

在東吳，江南地區得到開發，糧食產量增加了，青瓷制作和造船等手工業技術有很大進步；吳國還與南洋許多國家有著友好的貿易往來。

北方的曹操在赤壁之戰后，更加重視農業，繼續大興屯田，“數年中，所在積粟，侖廩皆滿。”（《晉書》卷26“食貨志”）

這樣，南北經濟相互獨立地發展起來，使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維持數十年。

三、三國經濟實力的懸殊，最終導致了三國鼎立局面的結束

曹魏及后來取而代之的西晉，在中原經濟恢復以后，國力強盛。作為生產力進步標志的生產工具――水排和翻車在中原的使用，無疑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水排：水力鼓風機，比歐洲早1000多年；翻車：是當時世界上的灌溉工具）。作為農業發達標志的水利工程設施，當時僅在淮河南北興修的就有芍陂、茄陂、太壽陂、鄭陂、夏侯渠、淮陽渠、百尺渠、沁水堰等等。這些水利設施不僅使中原的經濟飛速發展，而且也使漕運交通空前地發展起來。 而這時吳、蜀的經濟雖然也有很大的發展，但決不意味著它們已有充足的力量能與經濟恢復后的中原相抗衡。

吳國除太湖沿岸及錢塘江流域的三吳一隅之地稻米生產相對發達之外，有特色的便只有造船了。而大部分地區仍然是人煙稀少的經濟落后地區。

至于蜀國，在北方大舉興修水利的時候，他們還只是維護老祖宗留下的產業――都江堰，經濟上最有成就的當推蜀錦了，但絲織業在那時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為主導產業，要振興經濟還得靠農業。

西蜀的經濟基礎落后懸殊，使得當時政治家諸葛亮的政治抱負（“興復漢室，還于舊都”）難以實現。他五次興兵主動出擊曹魏，反倒把西蜀微弱的家底拼了個精光。滅亡的命運首先降臨到蜀漢政權的頭上了……

西蜀滅亡以后，東吳與晉王朝的國力對比更加懸殊。一度在赤壁之戰中所依賴的長江天險，此時也顯得微不足道了，根本不能阻止晉軍的攻勢。，只落個“金陵王氣黯然收”的結局――“三國鼎立”到此結束。

綜上所述。經濟是魏、蜀、吳各自的立國之本，它們經濟發展得如何，最終決定著三國鼎立局面的存廢。

四、從歷史的角度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

“讀史使人明智”，“發展才是硬道理”。今天，我國正抓住機遇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快發展社會生產力――這的確是集歷史經驗之大成的英明決策，是振興中華之路的選擇。只有盡快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中華民族才能巍然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的中學生，正是二十一世紀的建設者，只有今天學就一身高素質，明天才能擔當起歷史的重任，經得起新世紀的挑戰。華夏騰飛的夢想，定能在我們幾代人的奮斗中實現！

總之，我們這樣注重三國經濟史的教學，既讓學生認識到經濟的基礎地位，理解了經濟發展最終制約著歷史發展的道理，又不失時機地滲透了國情教育，發展了學生的思維，順利地突破了本課的教學難點，對學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識的形成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