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低俗文化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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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要提高認識，提倡電視作品的原創性
根據傳播學原理，媒體的權利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權和信息權，從信息的收集、篩選到信息的過濾、公開，每一個環節都體現著這種權利的主導作用，因而這種權利就成了一種可利用的資源。電視媒介在擁有這些權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電視媒介應更多地強調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而非這種權利，并接受職業道德的約束，在利益與責任的平衡點上做出正確的選擇。在市場化的今天，電視媒介從業人員要提高認識，自覺抵制低俗之風。
二、管理部門建章立制，加強監管
大眾傳播是一個具有強大影響力的社會信息系統，也是一種制度化的傳播，大眾傳播必須在特定的社會制度條件下進行。治理電視媒介低俗化，單靠電視媒介的自律是遠遠不夠的，而制度的建設更能起到制約的作用。從這一點來看，治理低俗化問題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設。目前，很多低俗化問題的出現是因為沒有制度監管，或者說有的制度責任不到位，把關不到位，疏忽大意，或者是管得不嚴管得不細。制度管理才是加強管理的核心，粗放式管理帶來的是制度的滯后，也是出現低俗的原因之一。此外，所有衛星頻道黃金時間播出的所有節目都要進行備案制，包括電視劇、新聞節目、選秀節目、談話節目以及晚會等等。
三、迅速而有效的建立全天候監看制度
電視節目播出后，效果如何，是否違法違規，是否低俗，采用監看制度就是一種有效的監督與反饋。監看制度的前身是新聞評議制度，新聞評議組織較早由英國先行發起，收到成效后廣為西方國家仿效。我國也較早系統性地開展了新聞評議制度，但對電視媒介的監看制度則于上世紀末才逐步推廣。實踐證明，全天候監看，及時發現問題，是治理電視節目低俗化的有效手段。因為目前很多電視節目的種種問題，都是監看機構發現的。監看是治理電視節目低俗化最前沿的一個機構。治理電視節目低俗化，要充分發揮監看機構的作用，加大對多發問題時段和類別的監看力度。同時，監看和治理電視節目低俗化要想有成效，快速反應機制非常關鍵，監看的管理者一定要及時向監看人員傳達有關要求和精神，只有這樣才能知道當前監看的重點，才能夠做到要重點反饋。
四、對從業人員開展主觀認識與素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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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夠符合大眾的審美需求
城市雕塑都具有較高的欣賞價值，其服務主體是人，在設計時需要考慮到大眾的審美需求，要使設計的城市雕塑能夠給人以美的享受，從視覺和心理上都能滿足大眾的審美需求。所以在進行城市雕塑設計時一定要對其所處城市的生活、文化、歷史、宗教以及審美取向等方面進行考察，然后再決定城市雕塑的題材和形式，要選擇與當地城市生活相符的題材，只有這樣才能使城市雕塑更容易被當地人所接受，更具觀賞性，使其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
3具有發揮傳承地域文化的作用
藝術源于文化，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城市雕塑作為一種古老的藝術活動，在設計時必然要考慮到地域傳統文化，要使設計后的城市雕塑能夠充分發揮弘揚和繼承傳統地域文化的作用。同時為了使其與時展相適應，還要有所創新地融入一些現代化元素，使雕塑作品更具時代性，從而賦予城市雕塑新的生命力和競爭力，更有利于促進城市化進程的發展。
4需要融入先進的科學技術
這主要是指在設計城市雕塑時要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優勢，在材料的運用上敢于大膽地嘗試，在工藝技術方面進行不斷的創新，以設計出更加新穎的城市雕塑作品，不僅使其具有較高的欣賞價值，還具有一定的時代特色。例如，座落于青島“五四廣場”的城市雕塑“五月的風”，它被視為青島的標志性雕塑，同時也是中國最大的鋼質雕塑，它選用鋼板為原材料在外層噴上紅色的涂料，線條簡潔且厚重，其造型也十分獨特，呈螺旋上升的“勁風”狀，創造出具有震撼效果的美，是以“”為主題思想，蘊藏著鼓舞人積極向上的深刻意義。
二、地域文化影響下的城市雕塑設計
地域文化又包括三個影響因素：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它們影響并制約著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自然環境包括地貌、地形、氣候條件等，它是地域文化的地景組成元素；人文環境包括民族風俗、歷史傳統、風土人情、技術工藝等，它使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特色；社會環境是指固定地域內的經濟發展形勢以及社會組織制度等方面的發展，它決定著地域文化的發展程度。在城市雕塑的設計中，其色彩的運用、造型的設計、尺度范圍的控制和材質的選擇都會受到地域文化的制約和影響，一個優秀的標志性城市雕塑作品即能夠起到提高城市的品位和價值的作用，也能夠起到傳承和發展地域文化的作用。
1從材質和色彩角度分析地域文化對城市雕塑設計的影響
通常一些擁有悠久歷史的古城在設計城市雕塑時都會選擇銅做為建造材質，是由于古銅的色彩和質感較為沉重，其所產生的視覺效果與古城老街的氛圍相統一。在廣西北海老街上就有很多組銅質雕塑，成為北海老街的一大亮點，為其增添幾分獨特的韻味。例如，在老街的酒吧街有一組斜倚啤酒桶的“醉漢”銅雕，這是對百余年前洋人在北海生活的記錄以及在老街原電影院的位置擺設了“蒙太奇”的銅雕，這些雕塑起到了傳承北海傳統文化的作用。另外，有些城市受到地域性自然資源的影響，會以其所盛產的自然資源作為建造城市雕塑的材質。江西景德鎮自漢唐起盛產陶瓷，又被譽為“瓷都”。因此，景德鎮的大部分交通燈和路燈的燈柱都是由青花陶瓷制成，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都市風景線，不僅是對城市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也為城市增光添彩，充分發揮了城市雕塑的公眾性、地域性和社會性。
2從造型角度分析地域文化對城市雕塑設計的影響
城市雕塑是城市靈魂的體現，完美城市雕塑造型能夠充分展現城市的民風民俗和歷史文化。例如，廣西北海的標志性雕塑是位于北部灣的“南珠魂”，其運用人物、珠貝和水池為題材，環繞于珠貝周圍的是三個人物銅雕，分別為少女、青年和老者,其中蘊含著不同的寓意：老者象征著大海之父，寓意北海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歡迎遠道而來的朋友；少女象征著珍珠神女，其手持夜明珠,寓意北海擁有聞名于世的特產———“南珠”；健壯的青年象征大海之子，口吹海螺、腳跨神龜寓意北海前程似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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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紀念館作為第二課堂和終身教育學校，向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少年傳播歷史文化知識，培養和提高他們的思想道德和歷史文化素質。名人生平陳列，既是名人的成長養成史，同時又是一段地方史。因此，優秀講解員必須擁有地方歷史知識素養和運用。吳昌碩生存的時代，是中國近代最為動蕩的時代，歷經、天平天國、封建王朝滅亡、、軍閥混戰等時期。吳昌碩在家鄉的時期主要是他青少年時代，吳昌碩的青少年時代，親身經歷了正史中被稱為“庚申之難”的戰爭的驚濤駭浪，為躲避戰亂，有五年的逃難流浪生涯，在戰爭中他失去了除父親外的幾乎所有的親人，留下了很深的戰爭創傷。平定之后，吳昌碩在三十一歲那年撰寫、書刻《鄣吳義冢碑記》，義冢碑記記載了吳昌碩的家鄉在太平軍戰爭之后2千多人的大村僅剩25人，故土廢墟，人口凋敝的慘狀，這一段歷史不僅給了他個人一生以深刻的影響，鍛煉了堅忍心志和剛毅人格，通過對他這一時期生平的研究，也可窺見整個安吉在天平天國運動中的遭遇，《鄣吳義冢碑記》是戰爭造成人口銳減的是一份寶貴的佐證史料，成了研究太平軍在安吉的活動的重要的史料實物，這場戰爭直接導致了現代安吉的人口格局，成為移民大縣。根據縣志記載，1860年前后，戰爭嚴重波及原安吉、孝豐兩縣。戰亂及瘟疫、饑餓等原因，造成本地人口的銳減。其時安吉縣人口損失率96%，而孝豐縣高達97．5%。1871年后，清廷實施“招墾”“招佃”政策。河南、湖北、安徽和本省寧、紹、溫、臺等地鄉民先后遷入。從清咸豐、同治之后大規模的移民潮，到民國期間不間斷的移民，致使如今的安吉人上溯祖輩，絕大多數皆為外來歷史移民。歷史移民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如今安吉民間習俗的差異性和鄉土文化的多樣化。多種移民文化的傳承和融入，使安吉各地的鄉土文化、民間習俗呈多樣化態勢。不同的移民后裔，在生產習俗、人生禮俗、飲食習慣等方面至今還或多或少表現出某種差異。至于在民間歌舞、地方戲曲等文藝活動方面，移民傳承的地方差異更為明顯。據2006年浙江省“民俗民間文化遺傳”普查結果，安吉共有各類民俗民間文化樣式119項，將近占整個湖州市總量的二分之一，僅首批民間舞蹈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就達28項。安吉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數量和質量名列湖州市前茅。所以講解員有了對歷史知識的掌握，就可以把個人史與地方史串聯起來了，使觀眾（游客）能收獲更多的地方文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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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大禹作為浙北地區的一個全國性文化旅游活動，對浙北地區的旅游文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大禹因治理黃河有功，一直受到后人的尊敬與祭奠。大禹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在中華民族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如今依然有許多地區存在著對大禹的祭奠，可見大禹在中國的影響范圍與美譽度。
（二）龍井春茶會
浙北地區另一個全國性文化旅游活動，是西湖國際茶文化博覽會開幕式。西湖龍井早在唐代就被人熟知，以其“色翠、香濃、味甘、形美”四絕著稱于世。為綠茶珍品，也是歷代皇上享用的貢品。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六次，有四次來到杭州巡視茶區，其中有一次於虎山下胡公廳前品茗問源，并欽定十八棵御茶，至今猶在。西湖龍井茶分為春、夏、秋差，以春茶為最佳，春茶中的“明前茶”為最上品，龍井春茶會作為當地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和民眾接受較高的節慶活動吸引周邊民眾的參與和關注。
（三）黃酒節
紹興黃酒采用鑒湖水，并采用獨特的釀造工藝進行釀制，獲得國內外多個獎項，名向海內外。古時還會祭祀酒神，舉辦多種多樣的的娛樂節目，有演社戲，劃龍舟等，在清末民初時期，紹興黃酒聲譽響應海外。近些年，以古越龍山為代表的黃酒企業以時尚高檔為文化品牌，逐漸發展壯大。為了保護和弘揚黃酒文化，紹興市政府也推出了類似的祭祀活動，紹興市政府從1990年開始舉辦黃酒節，基本每年舉辦一次，以“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為主旨。紹興黃酒節還是基本每年都會舉辦，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體，但基本都是圍繞弘揚黃酒文化展開。
（四）寧波慈溪楊梅節
寧波比較著名的美食文化節之一是寧波慈溪楊梅。作為政府支持的地方文化墻節慶品牌活動，及宣傳了當地飲食文化又宣傳了良好的城市形象，在1989年6月慈溪市人大常委會決定：每年6月28日為慈溪楊梅節。1989年慈溪也被授予了“中國楊梅之鄉”的美譽，定于6月10日至7月10日舉行楊梅節。每次楊梅節都收到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文化效益、社會效益及生態效益。
二、浙北地區旅游文化的挖掘
杭州是南宋古都，具有悠久的歷史，杭州本地居民向外來游客介紹杭州時有的也會直接稱杭州為宋城，一部電視劇白娘子傳奇讓多少人記住了蘇堤、白堤這些西湖景色，杭州的絲綢文化和茶文化也能讓國人贊不絕口，一壺西湖龍井茶多么優雅的生活啊。寧波是浙北地區第二大城市，寧波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始發港。紹興是一座有著2500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有著東方威尼斯之稱，在紹興房子都是依水而建，建筑風格具有鮮明水鄉格調，烏篷船也是紹興的特色水上交通工具，現在也可以通過乘坐烏篷船游覽紹興，感受紹興濃郁的水鄉風情。還用它釀造了知名的紹興黃酒，有著東方威尼斯之稱的紹興也有著橋鄉的美譽。
三、浙北地區節慶旅游文化品牌塑造
（一）就是浙北旅游文化產業的整合。文化可以不僅僅是精神層面的東西，它也可以是具體的，可以是吃，看的，用的，玩的。雖然浙北地區的旅游文化很豐富，但相關的文化產業并沒有跟上。可以推出相關文化產品，如書籍，影視作品等，用來宣傳與記錄旅游文化。再者可以提升旅游服務，加強對浙北地區旅游企業的輔導與支持，提升旅游服務，打造浙北地區旅游文化休閑產業旅游品牌形象。
（二）將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進行整合。浙北地區有許許多多的自然景觀，如西湖風景區、東湖景區、杭州之江國際旅游度假區、會稽山、中國書法圣地蘭亭、中國最古老的藏書樓天一閣、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普陀山、吼山風景區等知名景點。這些景點大多風景秀麗，但缺少人文氣息。其實很多景點的存在都是由于某些典故或者歷史遺跡。對于一些風景秀麗，但缺少人文氣息的景點可以對其人文旅游資源進行挖掘，合理規劃自然與歷史人文景觀，達到自然旅游資源與人文旅游資源的和諧發展。
（三）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結合。傳統文化經過長期的基奠，具有濃厚的人文氣息，傳統文化經過了歲月的檢驗，已經深深進入到人們的內心中。而現代文化或許融入了些現代科技，但有時更像是一種快餐式的文化，來得快，去得也快。因此需要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結合，將傳統文化的魅力與現代文化的傳播能力與科技感相結合，讓旅游文化同時具有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又具有現代文化的科技感，使旅游文化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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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施房地產證券化的可行性
(一)實施房地產證券化的宏觀環境日趨成熟
1.國際上房地產證券化的成功經驗。自從1930年美國政府二級抵押貸款市場開拓以來,各市場經濟國家均推出了多樣化且富有彈性的房地產證券化產品。發達國家成熟的經驗對我國房地產證券化的推行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2.土地產權和房地產產權改革提供了前提條件。隨著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用地單位或居民逐步擁有了房地產產權,通過承租國有土地,補交土地出讓金的方式擁有了土地使用權。同時,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通過購買公有住房、微利房、商品房、自建、合建等方式逐步擁有了住房的所有權,為土地和房屋的抵押開辟了道路,也為房地產權益的分割提供了條件,為推廣房地產證券化做了積極的準備。
3.快速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是經濟基礎。從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基礎看,我國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經濟運行狀況良好,發展勢頭強勁。國民經濟連續幾年保持了7.5%以上的增長率,為房地產證券化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2003年以來,我國房地產投資增速快速下降,但房地產投資額一直處于上升趨勢,總體上呈現出與經濟發展相對應的快速增長特征。同時,國家針對房地產金融領域的違規操作現象,自2001年以來連續出臺了一系列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房地產金融政策,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和規范發展的金融市場為房地產證券化提供了經濟基礎。
(二)初步具備實施房地產證券化的微觀基礎
1.房地產市場存在巨大資金缺口。1998年住房制度市場化改革以后,城鎮居民長期被抑制的住房需求逐步釋放,投資性的需求在增長。但從房地產市場供給上看,現在我國大多數開發企業不具備雄厚的開發資本,銀行貸款、信托融資、發行企業債券、發行股票并上市、股權投資、產業基金等融資方式均有一定局限性,只有推行房地產證券化,在金融市場上直接向社會大眾融資,才能較好地解決房地產開發資金短缺的矛盾。房地產進入流通領域滿足單位和個人的消費需要,龐大的住房消費市場的資金來源不可能依靠國家財政,也不可能完全依靠銀行,住房消費的直接融資勢在必行,推行房產證券化成為一種必然。
2.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業務基本成熟。住房抵押貸款是最容易進行證券化的優質資產之一,其原始債務人信用較高,資金流動性穩定,安全性高,各國的資產證券化無不起源于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而我國隨著住房貨幣供給體制逐步取代住房福利供給體制以來,住房抵押貸款不斷上升已經初步形成規模。
3.龐大的房地產證券化投資需求群體。我國居民擁有大量儲蓄。2005年3月末,我國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12.9萬億元,同比增長15.5%,這樣一個擁有大量結余資金的群體,將為房地產證券化及其上市創造一個必要的市場環境。首先,證券可以根據需要以一定的面額等額分割,可以用較小的數額表現,房地產證券化的實施將大大降低資金進入的“門檻”。其次,房地產證券不僅可以使投資者享受資金在房地產領域運動所產生的增值回報,在有價證券代表有關房地產產權(如持有房地產產權收益憑證)的情況下,這筆資金可以根據需要轉化為房地產的實物消費。
4.走向規范的資本和證券市場。以買賣發行各種債券和股票的資本市場在我國已形成基本框架,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為房地產證券提供了市場規模,也因資本市場證券品種豐富而使房地產融資形式有多樣化的選擇。我國的證券市場也已初具規模,形成了以眾多證券公司組成的證券發行市場和上海、深圳兩地證券交易所、STAQ系統和NET系統為代表的證券交易市場,并且交易的容量和輻射范圍不斷地擴大,硬件和軟件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就為房地產證券的交易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空間。
(三)政府的推動
證券化是一種市場行為,但也離不開政府的有力支持。在房地產證券化發展的初期,我國政府也極力推動住房抵押證券化的發展。例如,2005年3月,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建設部、稅務總局等十部門負責人共同組成了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工作協調小組,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具體組織和協調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試點工作,分析研究試點工作進展情況,討論有關難點問題并商議解決方案。
我國當前實施房地產證券化的制約因素
(一)體制制約
房地產證券化是發達國家金融創新的產物,其基礎是私有制,房地產產權的細分出售正是私有化的集中體現。而我國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顯然是有別于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從實際情況看,目前我國還不能將大量資金投資于房地產,而是優先用于農業、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短線部門,這就決定了我國所要推行的房地產證券化有一定的范圍限制。況且,我國現行的房地產投資與金融體制正在進行重大改革,專業銀行商業化、利率市場化、項目業主負責制等舉措正是改革的重大步驟,但是這些目標的真正實現還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的房地產證券化進程。
(二)法規制約
住房貸款證券化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將銀行債權轉化為投資者有價證券持有權的過程中,涉及原始債權人、證券特設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貸款服務、證券投資者等方面的利益。然而,我國現行《證券法》的相關條款中,缺乏對資產證券化在房地產融資業務應用中的規定,這勢必增加住房貸款證券化的推進難度。同時,在建立風險隔離機制所要借助的相關法律有《破產法》和《信托法》,由于這兩種法規在國內出現的時間還不長,實施過程中難免存在種種困難。
(三)資本市場的制約
現階段,我國的證券市場雖然發展迅速,但仍屬初級階段,市場容量和市場規模十分有限。而房地產證券化品種很多,一經推出勢必會給已經“飽和”的證券市場帶來巨大壓力,這對證券市場的發展很不利。房地產證券化工具多半是依賴于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房地產證券流通市場要承受證券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雙重風險,這更會使其在流通中受阻。
(四)房地產金融一級市場欠發達
西方房地產證券化的規律是:房地產金融一級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尋求發展二級市場,因為二級市場能解決一級市場發展中面臨的流動性、資金來源、信貸集中性等主要矛盾;二級市場的出現又促進了一級市場的發展。我國長期實行的福利住房制度使房地產金融市場一直沒有獲得真正的發展,尤其是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決定了我國房地產金融市場以非專業性房地產金融機構的商業銀行為主體。
(五)信用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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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地域文化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具有獨特性，唯一性。桐城小花是桐城的地方特產，歷史悠久，馨香四溢，為明清貢品，聲名遠播。桐城雖然文化氣息濃厚，但卻沒有將這得天獨厚的優勢與桐城小花茶葉相聯系，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小花茶的營銷停止不前。本文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出發，解析桐城的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在桐城小花茶的營銷中的植入問題，明確其現狀與不足，通過實證分析為桐城小花及我國其他各個地區的土特產營銷提出建議。
二、地域文化與土特產營銷理論分析
1.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具備地域性、豐富性、穩定性三個基本特征。從本質上來講，不管是哪種每種文化的特點跟其地域性相關，由于每種文化都有其固定的影響范圍和其地域性特點。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其自身獨有的或者是獨創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獨特性并且與其他地域文化特征有著比較大的區別。
地域文化的地域性是人們在該地域生產、生活、勞作，以及社會歷史環境的演變中不斷積累而成的。不管是歷史古跡、地方文化傳說，還是當地風俗、思維習慣、道德傳統和價值觀等，無一不滲透著濃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地域文化的豐富性體現在不同地域文化多具有的多樣性、層次性和整體性上，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在交流時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經過交流與碰撞，形成文化的交融，能夠更高效的地解決當地文化所存在的現實問題。地域文化的層次性可以使地域文化按照不同的等級形成多種地域文化系統，按照等級層次由高到低進行細分，地域文化的種類由少到多，層次分得越細，地域文化的特征越具體。地域文化整體性是地域文化的豐富性的另一種表現，許多當地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種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影響著當地社會整體的發展。地域文化是地域特征鮮明的文化單元，其有比較完整的體系。
2.地域文化與當地特產營銷理論分析
當地土特產市場的發展需要當地地域文化作為動力，既要具備土特產自身的商品效應，又要通過土特產將當地地域文化傳承下去，因此，在土特產品外披上地域文化這件外衣對當地土特產市場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土特產在產品設計的過程中往往會根據當地的的文化，并收集土特產的相關資料，例如民俗風俗、古老傳說和名勝古跡、歷史名人等等。產品的的文化特色都必須在產品的包裝設計中展現出來。產品展現出的地域特色都是以文化元素為基礎的。同時，產品包裝在設計的過程中，所貫穿的設計思路也是以土特產產地的地域文化為基礎，包裝能展現當地的歷史，民俗風情等等。一般地方的土特產大多都具有悠久的歷史，民族文化氣息濃郁。如果在包裝設計方面能恰當地運用這些地域文化元素，不但可以突顯土特產的特色，還可以體現出包裝的文化價值。
地域傳統文化豐富多樣，土特產包裝的設計可以從中選取各種各樣的文化素材。比如，中國的傳統元素一般分為“形”“意”“神”三個方面：“形”是指形狀、結構、色彩；“意”指這些形狀、結構、色彩所代表的寓意，“神”是指當地文化的內涵。土特產包裝設計中融入地域傳統文化元素，可以達到引起消費者注意，激發消費者消費欲望的效果。
3.地域文化對土特產營銷的影響
（1）特產產地文化對土特產營銷的影響
特產文化，將美食特產與地域文化聯系起來，利用民眾唯特產是寶的心理，展示其獨特誘人之處，故而消費者趨之若鶩。特產市場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其包含的文化因素作用越來越大。特產在銷售的過程中，其提高特產自身的文化附加值，可以讓消費者認可，使得該類特產在同類的產品中，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特產文化的核心是特產，突破點是文化。挖掘特產自身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將其所蘊的流行文化、文化理論、區域文化、文化遺產、傳統文化、文化場館及文化產業等相關信息充分挖掘。對于充分發揮特產資源優勢，樹立地區意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銷售地消費文化對土特產營銷的影響
地方特產營銷離不開當地消費文化，地方特產區域的選擇是營銷的首要考慮，需要考慮其有關系的文化面，是否有沖突。文化的不同決定了當地百姓對該產品的接受程度的不同。并且消費能力也是其當地消費能力的組成部分，因此土特產在營銷的過程中，合理的定位對土特產營銷十分重要，不僅如此，土特產營銷時還要考慮其潛在的消費對象。
三、桐城小花營銷的現狀分析
2014年桐城現有茶園總面積4.45萬畝，根據調查顯示，今年桐城采摘園面積約4.05萬畝，與去年相比增長4.7%，農戶茶葉總產值達1.5億元，茶業產業鏈上總產值將超2.9億元。目前，桐城的茶葉多是當地消費，城市區居民茶葉消費人數最多，達到90%以上，山區農戶茶葉消費人數為60%以上，郊區農戶茶葉消費人數為50%以上。
四、桐城市小花茶葉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龍頭生產企業少而弱，整體生產效率低下
在桐城市現有的小花茶葉生產企業中，雖然數量眾多，但是真正具有大規模的龍頭企業很少。在桐城市的200多加小花茶葉生產加工廠中大部分是家庭作坊式的，不僅加工工藝不夠規范、品質得不到保證外，年加工量也不及大規模企業的一半。不僅如此，小規模的小花茶葉加工廠其品種單一，科技含量低，沒有能夠延長茶葉生產的產業鏈。這樣往往會出現產業產能低下的情況，茶葉的高額利潤被其他公司所獲取。
2.缺少有影響力的大品牌，品牌資源整合不夠
同時，小規模的企業眾多必然導致小花茶葉缺乏有影響力的大品牌，加之對外宣傳力度的不夠，這些種種原因必然導致小花茶葉的知名度不夠，很難做到“走出去”，對外的市場沒有得到很好的開辟。如果不加對外宣傳力度，提升品牌質量，小花茶葉的銷量很難有質的突破。
3.對外宣傳不夠，缺乏營銷力度
桐城市雖然在茶葉資源和茶葉品質等方面占有很大的優勢，但是由于過去的封閉環境以及當今的對外宣傳力度不夠，這就造成了生產的茶葉大部分是在市內自產自銷。不僅是宣傳力度不夠，桐城市的市場銷售體系也不夠健全，很容易導致銷售混亂的情況發生。部分廠家仍然抱著“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舊觀念，原地待售，不愿意主動“走出去”開拓市場，從全國各大銷售市場來看，很少能在常見的人口流動性強的場所見到桐城市茶葉的宣傳廣告和銷售窗口。如果桐城市茶葉的發展還在局限于市內銷售，不有所動作的話，其發展令人堪憂。
五、桐城小花文化營銷的建議
1.發展經營體系，完善營銷網絡
在桐城市本地建立專業的茶葉批發市場，構建網絡電子商務平臺，方便各地客商與游客的商貿洽談與選購；在各中心城市，可設立桐城市茶葉的品牌專營店和展示廳；在機場、火車站、汽車站等人流較大的站點，通過媒體廣告和海報等方式加強宣傳，并設立不同層次的專柜，構建銷售網絡；鑒于超市的巨大輻射力，應積極推動茶產品進入超市設立專柜，以滿足不同層面的消費需求；同時，還應充分利用即將成型的便利交通網，打入全國各主要茶葉批發市場，提高桐城市茶葉的知名度，完善銷售網絡。由于旅游已成為桐城市的朝陽產業，可結合旅游的發展進行茶葉宣傳與銷售，如建立品茶園，發展采茶游等，讓游客在逐步了解中認可桐城市茶葉。
2.積極弘揚桐城的茶文化
龍井、普洱、鐵觀音、碧螺春等名茶，都因為賦予了文化的性情而深受消費者喜愛。鐵觀音代表的是“功夫茶文化”，龍井、碧螺春代表的是“江南文人文化”，普洱茶代表的是中國傳統的馬幫文化，是茶馬古道的精髓。至今普洱茶任然保留了茶餅、茶掛飾等傳統茶。其獨特的形式，都是其古老茶文化的象征。因此桐城在開拓桐城小花的過程中必須先把桐城的茶文化打出去，將其茶文化知名度提高之后，茶的銷量也會有相應的提高。將“六尺巷”之中的君子風范進行現代化釋義―禮讓的君子。因此，當地政府在進行茶文化推廣的過程中不應當僅僅只是唱白話，如：領導重視，加大投資力度，加強管理等等。作為公眾都關注的部門，當地政府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應當注重體現君子風范，讓大眾看到一個君子風范的政府的形象。
3.注重桐城小花包裝設計
茶葉發展到今天，已然不是單獨供人飲用那么簡單，中國茶文化發展到今天，已經是人們之間相互交流的一種方式，許多愛茶人士都會相互贈送茶葉來表達彼此之間的友誼，贈送親朋好友固然包裝是很重要的，這就要求桐城小花也需要擁有獨特有意義的包裝。
利用現代設計手段，演繹桐城小花包裝，并不是簡單的將傳統元素進行組合，而是給這些元素添加新的意義，把它變的時尚而又不失當地傳統文化特性。人們都會喜歡一些有創意的設計，將傳統進行創新，桐城小花包裝設計才會有新的生命力。目前桐城小花品包裝，工藝簡單，沒有新意。因此，在桐城小花的包裝上應改革創新工藝、引進現代技術，使產品重煥光芒，激發消費者購買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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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某LNG接收站運行之初接收量為260萬噸。接收站初期有 1 個卸料碼頭和2個有效容積160000m3的LNG儲罐，有兩臺低溫 BOG壓縮機，每臺低溫BOG壓縮機電機功率為575kW，設計流量為3953Am3/h。在非卸船操作中，開啟一臺壓縮機；卸船 BOG大量增加時開啟兩臺。但當BOG量達到高峰時，流量超過兩臺壓縮機的處理量，多余的只能燃燒排放。同時，由于BOG量波動大，后續再冷凝工藝等操作控制難度加大。
接收站LNG由低溫運輸船由產地運往接收站，經卸料管線卸載到接收站LNG儲罐，卸船過程中產生的BOG分成兩部分，一部分進入LNG船上，置換卸出 LNG 的體積；另一部分流經緩沖罐后進入壓縮機增壓，加壓后的BOG進入再冷凝器。BOG被再冷凝后與來自于上游的低壓LNG 混合進入高壓泵，再被汽化輸送至高壓管網。非卸船時，接收站設備和卸料管線需保持在低溫狀態，因此LNG低壓泵將一部分LNG自儲罐經卸料管線通至碼頭，再由碼頭保冷循環線流返回儲罐。
2 接收站BOG蒸發量
該LNG接收站非卸船時，LNG儲罐壓力約16kPa，BOG總量6.3t/h左右，開啟一臺BOG壓縮機即可處理。在卸船開始之前的6個小時，儲罐壓力緩慢降低到12kPa左右。降壓的目的是，使接收站儲罐壓力在卸船之前略低于LNG船壓力，便于船上BOG自動流向接收站。在降壓的同時，罐內LNG成為過熱液體，BOG量增加，兩臺壓縮機均開啟。
LNG船在航行時，儲罐漏熱產生的BOG燃燒用作船動力；船到達接收站后，要進行卸船準備，包括連接、吹掃卸料臂、貿易液貨計量，各種工藝測試等。在此階段，船上仍漏熱產生BOG。但停泊后，船上動設備停止運轉，BOG儲存在船上，導致船儲罐壓力由航行時的10kPa逐漸升高14kPa左右，船方啟動自身再冷凝系統，仍高于接收站儲罐12kPa，BOG可自動返岸。
卸船開始時，卸船速度由200m3/h 逐漸增加到12000m3/h，此過程大概耗時60分鐘。接收站儲罐壓力則短時間內由12kPa升高16kPa左右。卸船的最初階段，BOG量最高可達16t/h以上。船上LNG液面下降，壓力迅速降到10kPa，之后需由接收站補充大量BOG，以維持船壓在10kPa。此后全速卸船，速度維持在12000m3/h，卸船結束前，再緩慢降速直至卸船結束。
3 BOG蒸發量影響因素分析
LNG接收站的BOG量受諸多因素影響，非卸船時，受環境溫度、光照、外輸量、LNG 組成、儲罐壓力等影響；卸船時，除以上因素外，還受進料位置、不同密度LNG混合影響。
3.1 氣溫、光照和外輸量
氣溫、光照的改變，均是改變了傳熱溫差，進而改變系統漏熱量。由于LNG的溫度低至-160℃，外界溫度即使在0～40℃范圍內變化，再加上光照影響，接收站的BOG量波動也小于30%。
由于接收站下游用戶用氣量波動頻繁，外輸量隨季節和晝夜而變化。外輸量對于BOG 量的影響在于：外輸量大時，開啟的低壓輸送泵數量多，轉化為熱量的電能也會增加，促進BOG的蒸發。而同時，外輸量大導致罐內LNG液面下降更快，需要更多BOG來填補LNG 外輸留下的空間，就會減少BOG凈量，兩種趨勢相互抵消。目前接收站最小外輸是180t/h，最大外輸600t/h，最小外輸時的BOG量比最大外輸時多了14.9%。
3.2 LNG組分
采用流程模擬軟件PRO/II模擬，分析LNG組分對BOG量的影響。模擬中采用的熱力學方法是Soave- Redlich-Kwong（SRK）狀態方程，模擬中的模塊及參數，均以該接收站實際設備和參數為基礎。
由于BOG中氮氣和甲烷占絕大多數，二者質量分數之和超過99%，對BOG蒸發量影響很大。因此，模擬側重于甲烷和氮氣含量對BOG的影響，如表1。在貧、富液的基礎上，改變甲烷和氮氣的含量，其它組分含量不變。在非卸船漏熱量一定，罐壓不變時BOG蒸發量的模擬結果如圖1所示。
可以看出，貧液LNG（含氮摩爾分數0.11%）的BOG量是6275kg /h，富液LNG（含氮摩爾分數0.09%）的BOG量是6228 kg /h。貧、富液的BOG 量均隨著氮氣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含氮量相同時，貧液的BOG始終高于富液。在含氮量為零時，貧、富液的BOG量基本相同。
3.3 儲罐壓力
飽和狀態的LNG吸收熱量之后可發生下列兩種情況：（1）如壓力保持不變，則一部分液體蒸發為氣體，以吸收傳入的熱量；（2）如液態保持不變，則液體的顯熱增加，溫度升高，壓力亦隨之增高。某LNG飽和壓力與焓值關系如表2。
由表2可知，壓力每提高1kPa，則飽和液體焓增加0.335 7 kJ/kg。理論上，LNG接收站儲罐操作壓力越高，BOG量越少；相反，降低儲罐操作壓力，BOG量就增加。卸船前，儲罐壓力稍有降低，BOG 量就大幅提升。通過模擬發現：全速卸料階段，如果接收站儲罐壓力與船上LNG儲罐壓力同樣保持在10 kPa，接收站BOG總量可以達到33.77t /h。如果岸上儲罐壓力維持在19 kPa左右，BOG凈量就為零。
4 BOG蒸發量的優化措施
根據以上操作中存在的問題，均源于不同操作工況下，BOG量波動過大。綜合上述BOG 蒸發量的影響因素，本文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優化接收站操作的方法。
4.1 儲罐操作壓力優化
根據上文得知，LNG儲罐操作壓力對BOG的蒸發量影響最大。事實上，LNG接收站是通過BOG處理系統來調節儲罐操作壓力的。加大BOG處理系統的處理量，儲罐操作壓力降低；反之儲罐壓力升高。
通過優化BOG處理系統來調節儲罐壓力，進而改變BOG蒸發量，最終提高BOG 量的穩定性。因接收站 BOG量受多種因素影響，對于一次實際卸船過程，很難預測各種因素的波動情況。首先假定其它因素維持不變，只通過改變儲罐操作壓力，來提高BOG量
的穩定性，然后再考慮其他因素綜合影響下的情況。在優化模擬中，卸船開始時接收站儲罐液面高度取10m，LNG為貧液，外輸量685t/h，外界溫度30℃，罐頂進料。目前該接收站年接收量600萬噸，以船容147000m3計，平均兩次卸船間隔約97h。
在操作過程中，BOG壓縮機處理量長時間保持在6.3t/h，而沒有達到一臺壓縮機的額定處理量6.69t/h。待卸船BOG大量增加時，只能開啟備用壓縮機。在優化的操作中，放棄了產生多少BOG即處理多少BOG的思路，而是將BOG處理量保持在壓縮機的額定處理量 6.69t/h，直到儲罐壓力降到所需值。優化操作中，卸船前降壓到10.85kPa，較現有操作壓力（12kPa）低，此時降壓的目的不只是讓船上BOG自動上岸，同時也是升壓后快速冷凝BOG 的需要。而且罐壓最高值19.8 kPa也高于現有操作，但仍在5～25kPa的正常操作范圍內。備用壓縮機只是在臺風來襲等非正常操作工況下開啟。
4.2 其它因素的優化
氣溫、光照和外輸量，均是在小范圍內影響BOG蒸發量。LNG組分對BOG 蒸發量影響較大，但該接收站 LNG的主要來源中，氮氣摩爾分數均低于0.5%，BOG蒸發量仍在一臺壓縮機處理范圍內。進料位置對于BOG蒸發規律影響很大，但無論如何進料，只是改變了BOG閃發的規律和時間，而不會改變總BOG量。罐底進料并沒有出現BOG爆發的情況，BOG高峰期也小于罐頂進料的高峰期。
因此，相對于儲罐操作壓力，其它因素對BOG蒸發量影響較小。上述因素發生變化時，所引起的BOG蒸發量波動，均可以通過調節儲罐操作壓力，來抵消這些影響；而且所需的壓力調節范圍，均在儲罐正常操作壓力范圍之內。綜上，雖然接收站BOG蒸發量受各種因素錯綜復雜地影響，但只要相應地調節儲罐的操作壓力，均可維持BOG量的穩定性。
5 結論
LNG接收站的BOG量受氣溫、光照、外輸量、LNG組成、儲罐壓力、卸船與非卸船以及進料位置等影響。日常操作時 BOG較少且相對穩定，在卸船之前降壓至卸船之初，BOG量會迅速增加。因此，應通過調節儲罐操作壓力進行優化。優化結果表明，在各種復雜工況下，通過調節儲罐操作壓力，可以保證接收站BOG量的穩定性，從中解決接收站目前存在的資源浪費、能耗高等問題。
篇8
一、引言
公元前800至500年間是人類智慧覺醒、迸發、奔涌的時期[1]，它標志著全人類的共同文明目標和道德精神的形成[2]。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把這個階段形象地稱之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axel period）”。他認為，人類文明正是以這個階段為軸心發展出了形態各異的文化形式，“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時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3]中國的孔子和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就是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兩位巨人，他們被公認為東西方倫理思想的奠基者，他們的思想和哲學分別代表了東西方文化傳統的源頭，他們的思想及他們所推崇的精神，對于形成后來的中西方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取舍，以及造就中西文化的特性，起了決定性作用。本文擬從社會歷史根源的角度，對蘇格拉底和孔子的道德教育倫理思想作一個比較梳理，以期通過比較、從源頭上更加深刻地把握中西方文化。
二、共同的視角：哲學的倫理（人文主義）轉向
羅素曾說過，哲學家“是他們時代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的結果，他們（如果幸運的話）也可能是塑造后來時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4]。孔子和蘇格拉底的思想和學說源于對當時社會歷史現實的關注，并產生于當時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中。如前所述，由于他們所處的歷史社會現實有其相似性，因而他們有相似的主張和觀點；又由于他們所處的社會的政治、經濟條件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維有所差異，他們的著作中也體現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生存原則。
就孔子和蘇格拉底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的共同之處而言，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還是古希臘時期的雅典，人類在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上與早期的奴隸制社會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進，人們通過不斷地實踐逐步認識到了自身的力量，生存方式也從原有的依附自然逐步轉向依靠自身。因而，蘇格拉底和孔子都把各自文化中哲學關注的領域 “從‘天上’拉回到了‘人間’”[5]，都試圖從“人”而非“上天”和“神”身上去尋找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都將當時社會的無序歸之于人沒有真正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都把倫理道德作為政治的基礎，并提出了各自的倫理（哲學）體系，都想通過重塑道德來重建社會秩序。
三、不同的“病因”：“禮壞樂崩”VS“極端民主”
雖然孔子和蘇格拉底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都有所不滿，但采取的視角和態度不同，故而為社會開出的藥方也有所不同。面對“禮壞樂崩”、戰亂紛紛的社會，孔子主張回到過去，恢復周初按照“周禮（即宗主制）”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細致地規定每個社會成員的地位、責任和義務，以維護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使被劃分到各個等級的人安于其位、克盡職守、嚴格地履行他們應盡的義務，從而使社會秩序由無序回歸有序、重返太平。與孔子“回到過去”的選擇相反，同時代的蘇格拉底主張通過“批判現實”來“面向未來”，從而重建合理的社會秩序。雖然民主制使雅典得以繁榮強大、并創造出燦爛的文化，但在蘇格拉底的時代，“雅典的民主制卻演變成了極端的民主，竟發展到用抽簽的辦法來選舉官吏和陪審團團員，把城邦交給偶然中簽的人管理。個人與城邦整體的關系也嚴重失衡，個人忙于從事各種有利于聚積錢財的工商業活動，忽視或漠視了公益活動以及必須的社會奉獻精神”[6]。蘇格拉底透過雅典表面繁榮，看到了人格尊重的狹隘性和民主的局限性，看到了繁榮背后的巨大隱患。他認為雅典社會的病因在于個人過分的自信與樂觀，過于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過分重視“利”對個人和城邦的作用，從而使整個城邦失去了一個可以統治和控制社會的最高權威。因而“他以‘馬虻’自命，他要以自己的芒刺刺醒雅典這匹沉睡的馬，使雅典的公民覺醒他要個人正確地認識自己”[7]。
四、不同的“處方”：“仁”VS“德性”
雖然孔子和蘇格拉底所關注的都是如何在社會全體成員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但針對他們所在社會的不同“病因”，他們開出的“藥方”也不同，所建立的道德倫理哲學也有所差異。孔子對“道德”的解讀，把作為君主和統治階級獲得“天命（統治合法性）”工具的“德（得）”的要求擴大到所有社會成員都必須遵守的“仁”的普遍原則，從而形成了后世的“仁政”觀念，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倫理體系。論語說：“樊遲問仁，子曰：‘愛人’。”[8]《中庸》說：“仁者，人也。”[9]由此可見，“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是一個人倫關系的概念。“仁”是《論語》的中心概念，又分“孝”、“悌”、“忠”、“信”四個層次逐步實踐，首先從父兄的血親關系開始，由內而外、由近及遠推廣，最后達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廣大境界，泛指人類間各種無差別的愛。孔子所倡導的道德，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君主的統治，而把普通老百姓是無知無識的群氓加以管治，比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實行的“愚民政策”，就是長期向老百姓灌輸“忠君愛國”以及其他封建倫理思想，加強對人們的統治。
蘇格拉底的《對話》也有一個核心概念，那就是“德性”（arete）。蘇格拉底致力于尋求道德的普遍原則，他從具體到抽象、從個別到一般地探討了正義、自制、勇敢、友愛、虔敬、智慧等問題，用“德性（arete）”這個概念把各種道德觀念統一起來，把“正義”、“虔誠”、“節制”、“勇敢”和“智慧”都只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名稱而已”[10]。蘇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識”這一重要命題，把道德放在知識的基礎上，使其成為理性和科學的對象。他把美德視為知識，把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看作是同一的，把道德和知識擺在同一水平上，使知識道德化，“肯定理性知識在人的道德行為中的決定作用”[11]。
雖然孔子的“仁”和蘇格拉底的“德性”所強調的都是如何在社會全體成員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但是二者還是有所差別的，最根本的差別就在于孔子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倫理思想是一套立足于實踐的、具體的“道德規則”，而蘇格拉底的“德性”是一套“形而上”的道德倫理哲學。首先，孔子的道德倫理體系立足于“實踐”，他無意于通過形而上的邏輯推演和概念界定提出獨創性的理論體系，而是要通過對“周禮”的重新詮釋和強調，提出可供社會全體成員身體力行的“行為規范”。正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12]，孔子的“仁”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是可以通過觀察來衡量的。跟孔子相反，蘇蘇格拉底立足于“理性”，把美德歸結為知識、理性，從生活之中，力圖抽象出獨立于生活之外且存在于每個人的身上的、可通過“自我認識”喚醒的道德普遍原則，認為道德就是知識，知識就是道德，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惡，就一定能為善不為惡，沒有人故意為惡，停留在理論層面（即道德的本身、定義）而沒有結合實踐層面，突出了形而上的理論特征。總之，孔子把道德中的“真”、“善”、“美”看成一個緊密聯系的統一體，注重“善”，注重實踐、情感；而蘇格拉底把道德的“真”、“善”、“美”統一歸結于“真”，注重理論、理性。
如上所述，孔子和蘇格拉底之所以提出不同的道德倫理體系，還因為他們所處社會和歷史有著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還因為不同政治經濟條件中塑造出來的民族心理。古代中國是一個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而對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來說，經驗的確非常重要，過去長期積累的東西的確值得人們信守并在實踐中遵循，造成了人們重經驗、向后看，重歷史、信而好古的傳統。這種傳統反映在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必然會信古、因循守舊，對新事物充滿懷疑和不信任。對后人的教育必然重灌輸而輕啟發；在政治上必然表現為保守，強調秩序和穩定。因為只有在穩定的條件下，才可能克服天災，迎來五谷豐登的好年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同時還造就了人們的依附性人格，畢竟小農本身是很難獨力抗拒天災人禍的，需要國家從外部代表他，將一個個分散的小農聚結起來以抗拒天災人禍。而在古希臘，“商品經濟比較發達，造就了個人的主體精神、創新精神、進取精神，培養了人們的獨立人格以及權利義務相一致的觀念，它要求社會尊重每個個人的獨立人格，也要求人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履行相應的社會義務”[13]。
五、不同的“療效”：中西文化傳統的源流
如上所述，孔子和蘇格拉底的思想學說構成了中西文化的源頭，凝結了兩種成熟的文化思維方式，因而在以后的發展傳承中逐步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理論品質和文化傳統。孔子和蘇格拉底都生活在新舊歷史時代更迭的樞紐點上，各自以其思想和行為闡發了截然不同的生存原則。在孔子是一種立足現實、注重實踐的現世協調精神，蘇格拉底則是一種立足理想、注重哲思的舍身殉道的理想超越精神。在生存價值取向上，孔子用昔日的光榮來鞏固現實，蘇格拉底用未來的理想來否定現實。這兩種生存原則與生存價值取向極大地影響了中西文化的歷史面貌，并造成了兩種文化的強烈反差。
孔子“向后看”、“回到過去”的“處方”，造成了中國歷史周期性輪回和重復的怪圈，形成了后世“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抱成守舊思維，形成了知識精英“為往圣繼絕學”、“代圣人立言”的學術規范和理想，后世學者無志于創造，而是嚴遵圣人之言，使得中國在封建社會徘徊了兩千多年，曾經燦爛的文化和科技也在閉關鎖國中慢慢凋零。而且，正是所開創的“未嘗離事而言理”的理論品質和思維模式，導致中國古代學人極少進行“形而上”的思考，從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和哲學。此二者正是孔子“藥方”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同時，所造成的“副作用”。與孔子相反，蘇格拉底的“藥方”則是“向前看”，是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借助“理性”之光，引導世人通過反思現狀，通過重塑道德、重建社會秩序。因而，蘇格拉底注重思辨，注重形式邏輯，注重標新立異，因而奠定了西方學術“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推動著西方文明在不斷否定和創新中走向了現代化。當然，蘇格拉底的“藥方”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西方的普遍主義思維。自柏拉圖以來，西方就一直以這樣的思維模式看待世界其他文化，帶有文化（種族）中心主義，因為“你已經擁有了真理；而且如果你相信普遍性，你就會相信只有一個真理”[14]。而且，普遍主義思維引發了各種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而民族中心主義更是掀起世界大戰，給西方文明帶來災難。
六、結語
綜上所述，孔子和蘇格拉底的思想形成于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并造就了東西方文化源頭上的差異。由中西方兩位圣人開啟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思維各有其優缺點，應該在相互交流、碰撞中相互學習、借鑒并共同發展、進步，而不要避免陷入“文化中心主義”。當然，我們在看待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間的差異時必須把它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下。任何一種文化和思想都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脫離特定的背景總會出現不適應的情況，但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它們各自的適用范圍和適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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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蘇珊娜·穆迪；叢林中的艱苦歲月；移民；文化身份；語言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4-390X(2015)03-0108-05
收稿日期：2014-10-21 修回日期：2014-11-13 網絡出版時間：2015-06-0220：22
基金項目：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2010Y278）。
作者簡介：李娟（1979—），女，云南文山人，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與加拿大英語文學研究。
網絡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18.html
云南農業大學學報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108-112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21
蘇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1803?1885)是早期加拿大移民女作家，代表作品有《叢林中的艱苦歲月》(RoughingItintheBush1852)等。在加拿大英語文學中，穆迪不僅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她和她的作品后來還成為當代作家吸取靈感的源泉。本文將借助于穆迪在寫作中微妙呈現的對語言的選擇與風格的塑造來分析其文學創作中反映的文化身份問題，以及這一問題又如何在當代加拿大作家筆下得以重新理解和詮釋。
一、從這里到那里：蘇珊娜·穆迪的移民生活
蘇珊娜·穆迪出生在英國，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受過良好的教育，是浸在英國文化之中成長起來的英國淑女。父親托馬斯·斯特里克蘭學識淵博，重視子女的教育和文學素養。1832年，穆迪夫婦移民加拿大。同年，姐姐凱瑟琳一家以及哥哥一家都移民加拿大。穆迪夫婦到加拿大后，在彼得伯勒以北的叢林中度過了七年時光。1840年，蘇珊娜·穆迪的丈夫被委任為維多利亞地區的治安長官，遂遷往貝爾維爾鎮，從此結束了拓荒生活。1839年到1951年間，她是蒙特利爾《文學花環》雜志(LiteraryGarland)的主要撰稿人，寫下了大量詩文。《叢林中的艱苦歲月》一開始就是以連載的形式發表在這本雜志上。1847年到1848年間她還和丈夫一起共同主編了當地的《維多利亞雜志》（VictoriaMagazine），刊物的宗旨是向當地讀者灌輸英國的禮儀風尚，提高他們的素質。拓荒生活成了蘇珊娜·穆迪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源泉，1852年到1854年間，她的三部以在加拿大的經歷為題材的長篇作品即《叢林中的艱苦歲月》、《拓荒生活》(Lifeintheclearyngs1853)和《弗洛拉·林賽》(FloraLyndsay1854)問世。［1］需要強調的是，《叢林中的艱苦歲月》最初出版于英國倫敦，卻直到1871年才在加拿大出版，1962年又經過重新刪改后再版，這與當時加拿大文化環境的變化有著密切關聯。
蘇珊娜·穆迪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學史上一般被歸入移民記事作品，是對加拿大移民生活的生動記述。“一八六七年之前，并不存在加拿大這個國家，而是僅有一些邊遠哨所和幾塊殖民地。這些地方相去甚遠，人們依依不舍地離開帝國各大都會前來落戶，這一切都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留下了印記。……這個時期占主要地位的文學形式大致都可歸入報道類，包括日志、信件、編年紀事、文獻記錄，凡此種種都是身處文明邊緣的人們向本國權威人士匯報的印象和感想。”［2］早期來到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是由于環境所迫，出于經濟、政治或者個人心理上的原因來到這里。他們更多地將這看做一種文化上的流亡，因此很難對于這片新的土地產生認同感，對于故國有著明顯的依戀之情。蘇珊娜·穆迪在《叢林中的艱苦歲月》第一版作者序中表示：“在多數情況下，移民是環境所迫，而非自愿選擇。尤其對有相當社會背景的人來說，或者對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來說，移居他國更是不得已之事。對習慣了歐洲社會高雅和優裕生活的人來說，除非迫于當務之急，是很少有人會自愿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而遠走他鄉，置身在故國悠久傳統的呵護之外。”［1］移民之初，在穆迪筆下這種“迫不得已”的情緒不時有所顯露。一方面，她在生活上需要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艱苦的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她在心理上也需要克服種種難題，過去在英國受到的良好教育與優雅的生活方式在這片荒蠻之地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她念念不忘故國的“文明”，同時又不得不打起精神來應對既成事實的環境變化。她的生活從大英帝國的“這里”轉移到了加拿大的“那里”，這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移，更是文化空間的變化。
二、鄉土與文雅：語言風格的選擇
蘇珊娜·穆迪力圖以一種她自認為客觀的態度來講述叢林生活，因此她在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才會表示：“讀者們，我無意于繼續講述我們的故事來煩擾你們。我為你們講述了加拿大叢林生活的真實畫面，任你自己從中得到結論。”［1］然而，如果認真考察，我們會發覺作品中隱藏著不易覺察的文化立場，下文將從蘇珊娜·穆迪寫作出版《叢林中的艱苦歲月》時對語言風格的調整和言辭的刪改來加以論述。
蘇珊娜·穆迪的姐姐凱瑟琳·帕爾·特雷爾（CatharineParrTraill）也是加拿大文學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寫有《加拿大的叢林地區》（TheBackwoodsofCanada）等作品。但凱瑟琳寫作風格比她顯得質樸，善于記錄當地的方言，相比之下，她“更醉心于高雅的文學，力圖運用修飾語使作品更有說服力”［2］。在貫穿19世紀30年代到19世紀末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女性的寫作風格都偏于典雅浪漫。開始創作之初，蘇珊娜·穆迪的寫作無論從題材還是風格上都體現出這一時期的類似特征。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已經是一名相對成熟的寫作者，早在1822年她20歲之前就出版了第一本書《斯巴達克斯：一則浪漫故事》（Spartacus：ARomanticStory）［3］。在后來的寫作中，她在藝術風格上的追求始終沒有太大變化。在《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開頭，她對加拿大景色的描寫不可謂不壯麗：“當那些云霧從灰色的光禿禿的山頂懸崖上裊裊卷起，在圍繞著山嶺周圍寬闊的林帶上投下濃密的陰影時，山嶺便像巨人一樣隱隱地呈現出來——它們是大地上的泰坦，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粗狂與威嚴的美——一陣驚奇與喜悅充滿了我的心頭。”［1］其中使用的詞匯、典故如“裊裊卷起”（rolledaway）、“隱隱呈現”（loomedout）、“大地上的提坦”（Titansoftheearth）［3］等十分優美文雅，顯示出她善于使用“一套套的詞匯”［2］。在這些看似生動優美的描繪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震懾力與美，是還未受到“文明”（civilisation）影響的原始世界的震懾力與美。在不經意間，原始荒蠻與文明開化成為她審視眼前景色的一個參照系，“在更為遙遠的地方，那兒的森林從未響起過樵夫的斧子聲，也從未留下文明的印記，初次接近這樣的地方喚起一種令人沉思的敬畏，其強烈程度達到令人痛苦的地步。”［1］在這些描寫中，“從未回響起過樵夫的斧子聲”（hasneverechoedtothewoodman′saxe）“令人沉思的敬畏”（amelancholyawe）［3］等措辭明顯帶有維多利亞時期淑女寫作的痕跡，借助于優美的語言對自然進行的描摹與由此激發的感悟不是來自于置身其間勞作期間的生活，而是來自文明世界的人對于原始自然的“文化凝視”。
如上文所述，《叢林中的艱苦歲月》一開始是在《文學花環》雜志上片斷連載的，最后才在倫敦結集出版。成書出版之前，蘇珊娜·穆迪重新進行了文字加工。學者邁克爾·彼得曼把最初的連載與修訂出版的文本比較，發現修訂后的文稿中更換了不少原先的題材、頗具地方風味的詞語，“用一些法語、拉丁語詞源的詞去取代原來的盎格魯-撒克遜詞，從而使文體變得正式而優雅”，并且刪去了外科手術、婚姻生活等生活細節的描述，還增添了一系列委婉語、《圣經》典故，等等。具體的細節對照可參見表1。［2］
從這些修改可以看出，除了避諱個人隱私的細節刪改，最重要的改動是言辭上的替換，原文中那些平實甚至稍顯粗陋的詞語都被蘇珊娜·穆迪替換成了更文雅的詞語。例如，“臉”（face）、“肚皮”（belly）等詞語顯得直接質樸，換成“面容”（countenance）、“腹部”（stomach）無疑就得體正式多了，如說這是“為了保護閱讀該書的英國女讀者那種維多利亞時期的敏感性”［4］，那么將“印第安人”（Indian）置換為“野人”（thewildman），更是拉開了自己與當地土著居民的距離，是以英國文明社會的眼光來看待加拿大土著，顯現出作者在文化上的優越感。無可否認的是，《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里仍然保留了一些“鄉野”言辭，但這類措辭是為了增加作品的“異域色彩”，有利于顯示作者在異鄉環境中所承受的種種不便。也就是說，這些少量的“鄉野”言辭只是蘇珊娜·穆迪的寫作策略，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凸顯了她英國淑女的文明身份。
從本質上看，語言和文化密切相關，是構成文化身份認同的基本要素。語言不僅是信息交流的載體，同時也是體現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選擇使用什么樣的字詞會影響到創作風格，也體現出作者的寫作理念與文化選擇。穆迪與丈夫一起主編《維多利亞雜志》就是為了傳播英國的禮儀風尚，希望這份刊物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在寫作中，由于她“更嚴格地遵循她所贊賞的文藝形式，因而也就更背離殖民地的鄉土話，于是她的描寫就顯示出她與她引為鄉土的地區之間的疏遠”［2］。因此，這部作品呈現出來的特點就是題材上表現拓荒生活的“域外性”與敘述語言上的文雅奇妙地結合在一起。這實際上也顯露了她固守的文化身份——大英帝國的淑女身份，雖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后期她越來越適應粗糙的生活，身上具有了加拿大人特有的荒野氣質。
對蘇珊娜·穆迪而言，一邊是“可愛的英倫，為什么我非要棄你而去？我崇拜你，但我究竟干了什么可恥的錯事，使我必須離開你神圣的心胸，落落寡歡獨處異國他鄉”，而另一邊是“加拿大，你是偉大、自由、蒸蒸日上的國家，——是文明世界棄兒的再生父母。你脫胎于不列顛，你定會偉大，我將依戀著你，你是收養我的國家，是我世代生息的國度，對于一個母親而言，更加珍貴的是你是我子孫長眠的國度”［1］。兩者之間的角力一直是隱含在她作品中的主題，雖然她力圖客觀地記錄移民生活，但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情感卻顯現出內心的波動與復雜。在她看來，“這片殖民地”的生活“平凡而乏味”［1］，莽莽叢林與惡劣的氣候更容易讓人懷念英國的“文明社會”，她也始終強調自己與英國的精神聯系，將英國文化作為精神的根基。她遠離文化母體在此地安家，移民加拿大是一個離開“家園”的過程，通過寫作她與母國保持了文化上的關系。她書寫的是“這里”的故事，面對的卻是在“那里”的英國讀者，固守的是高雅的“那里”的文化身份。
嚴格說來，《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體裁雜糅，類似于各種人物描寫、奇聞異事、詩歌小說的大拼盤，在藝術上不能說精湛，但“還是成功地展現了一幅極其引人的描繪緊張心理的圖畫，這種緊張心理必定是她那個時期的許多移民身上的一大特征”［5］。作品描寫的是作者本人的移民經驗，其中透露出她在移民之初的不舍與憧憬，移民之后因文化隔膜感受到的痛苦以及既此又彼的身份，其中包含了“她明確表達的信息和隱藏在字里行間的深意之間的差距”，也包含了“穆迪夫人認為她應該具有的思想情感和她實際的思想情感之間的沖突”［6］。從文化層面上來看，這部作品的意義與其說為讀者提供了豐富有趣的閱讀素材，倒不如說她呈現了一種典型的社會心理的緊張結構。存在這種文化夾縫經歷的不止蘇珊娜·穆迪一人，但她移民作家的身份讓她有機會將其訴諸筆端，一方面成為加拿大邊疆地區移民文學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為后來者理解和闡釋她的文化境遇提供了更直接而豐富的素材。
三、從“你們”到“咱們”：文化身份的變化
通過《叢林的艱苦歲月》等作品，蘇珊娜·穆迪記錄了自己的移民生活，同時也寄托了她對于自我歸屬的思考。一開始，移民行為產生的流亡感讓她將英國文化視為“我”的一方，將移民的新環境視為“他”的一方，稱其為“你們”。這在上文中已有詳盡論述。然而，從文本中也不難看出，穆迪在積累本地生活經驗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正是在這片土地上他們找到了自己的信仰與歸屬”，也開始有信心對讀者說“你們將會漸漸愛上加拿大，正如我現在這樣”。［1］她既對英國文化充滿了懷戀，同時也越來越對加拿大的生活產生認同感，由此逐漸彌合了“自我”與“他者”文化界線。繼在英國結集出版之后，1871年《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首次在加拿大出版，這時距1867年加拿大自治領土國成立已有四年。在為這一版新寫的序言中，她已經表現出一個定居加拿大的人對“這里”強烈的認同感。這是穆迪個人生活中的情感與認知變化，但同時也體現了社會文化的影響。
19世紀70年代，加拿大的文化環境發生了變化。雖然仍舊受到英國的影響，但加拿大人已經有了獨立身份與獨立意識，這種獨立意識同樣也反映在文學領域。當時的加拿大人亟需在文化上在文學上建構起屬于自己的歷史，彰顯獨立的民族身份。正如弗萊指出的，“加拿大可以依憑的創造本土文化特色的唯一東西就是加拿大的寫作和加拿大的想象。針對加拿大人的后殖民環境，加拿大人并沒有被動地接受，尤其是在文學寫作上（這個代表著民族創造力和想象），加拿大人力圖創造出自己的神話與文學”［7］。在追溯文學源流、重塑文化身份的過程中，時隔幾年之后這本書在加拿大出版時其中那些“英國特質”被不知不覺淡化了，強調的是她移民加拿大之后，作為加拿大人的生活與心理體驗。蘇珊娜·穆迪本人無疑也在配合這種文化背景的變化，她對加拿大版《叢林中的艱苦歲月》再次進行了刪改，去掉了那些“會引起不快的段落”，以免“激怒”加拿大人［3］。總之，是那個時代對于民族獨立性以及民族文學獨立傳統的塑造讓蘇珊娜·穆迪被吸納進了加拿大民族作家的隊列之中，并成為其中十分典型的代表。她的形象在歷史文化與文學史中出現文化身份的轉變是內力與外力合作的結果。加拿大文學史家威廉·赫伯特·紐（WilliamH.New）發現：“尤其富于戲劇性的變化是到了一八七一年時，‘咱們’這個代名詞已經把蘇珊娜吸收進加拿大人的行列中了。因此，我們不僅應將《叢林的艱苦歲月》看作那個時代的記錄，還應視為不斷變化的時代的不斷更新的記錄；盡管從語言角度來說它屬于過去，但是它還力爭改變形式去迎接未來。”［2］他敏銳地指出了蘇珊娜·穆迪和她的作品在文學史維度上呼應時代變革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具體表現在后來的一批加拿大當代作家的創作實踐中。
進入20世紀，蘇珊娜·穆迪的經歷成為不少加拿大作家的寫作素材。比如加拿大作家羅伯遜·戴維斯(RobertsonDavies)在五十年代時就將蘇珊娜·穆迪的事跡寫入劇本《我心深處》(AtMyHeart′Core1950)。劇本描寫了凱薩林·帕爾·特雷爾、蘇珊娜·穆迪和弗蘭西斯·斯圖爾特這三位加拿大早期女拓荒者的生活片斷，著重表現她們內心的爭斗，在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之間的矛盾和選擇。作家讓“魔鬼”與她們每個人談話，借以呈現出當時加拿大移民生活對這些移民者的影響。
如果說戴維斯的劇本再現了蘇珊娜·穆迪作為早期移民女性的生活場景與情感矛盾，那么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詩作《蘇珊娜·穆迪日記》（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1970）則特別強調了這位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構問題。對于《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阿特伍德曾入木三分地指出“書中最復雜、最曖昧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6］。阿特伍德所說的復雜與曖昧，指的就是蘇珊娜·穆迪在英國文化與加拿大文化之間的雙重處境與身份困境。阿特伍德本人尤為關注的正是這種復雜與曖昧所體現的文化張力。《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隱約透露或者曖昧表達的文化身份處境，成為阿特伍德重新創作與詮釋的靈感來源。只不過不同于原作的是，阿特伍德在表現了穆迪文化選擇的困境之后，將這一人物牢牢地確定在“加拿大人”的譜系之中。詩歌中基本沒有描寫蘇珊娜·穆迪在叢林里拓荒的生活，而這本來是蘇珊娜·穆迪本人在《叢林中的艱苦歲月》中重點敘述的內容。《蘇珊娜·穆迪日記》從第一部分開始到第三部分結束，蘇珊娜·穆迪的形象實際上是處于一種不斷塑造和變形的過程中，生發出多維層面的文化意義，“明顯體現出阿特伍德認為的加拿大人生存狀態中那種強烈的雙重性”［8］。這一形象想要展現的實則是加拿大女性與加拿大文化所處的困境。對于當代讀者而言，從阿特伍德的《蘇珊娜·穆迪日記》中能瞥見的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實的歷史人物，而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也就是說，阿特伍德對于蘇珊娜·穆迪這一素材的吸收，并非局限于再現加拿大移民歷史，而試圖賦予其更為豐富的文化意義。她以充滿想象力和隱喻性的文字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詩歌結尾處的穆迪不再是詩歌第一部分那個與叢林格格不入、需要重新確認自身文化身份的英國淑女和加拿大移民的混合體形象，而成為加拿大人民以“紀念碑”標注的人物，一個“象征性的徽章”，一個代表了加拿大人集體意識的文化符碼。
由此可以看出，經過當代作家的吸收與再詮釋，那位在加拿大荒蠻叢林中克服艱苦的自然環境努力生存、在優雅的英國文字中尋求歸屬感的歷史中的蘇珊娜·穆迪的形象逐漸發生了變形，從“一位深受歐洲文明熏陶的文化女性轉變為充滿原始與野性的加拿大曠野的精靈”［9］，由一位具有他者身份的移民作家轉化成為代表加拿大本土文化的標志性人物。
四、結束語
蘇珊娜·穆迪以文字記錄了早期移民的生活與思想狀況，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加拿大移民女性作家，其作品在文化層面的意義要大于藝術審美層面上的意義。如上文所述，在她的《叢林中的艱苦歲月》中體現了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邊緣性以及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機。進入新的時期，當她本人成為當代加拿大作家再創作的素材來源時也為后者提供了文學演繹的新起點，在新的歷史背景中重新煥發生機。在這個意義上，穆迪本人以及當代加拿大作家筆下的穆迪形象無疑能夠成為理解加拿大人文化身份的典型個案，其中既體現出某一時代移民者文化身份的雙重性，也反映出以文學手段再建構民族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在當下的后現代文化背景下，相信還會出現更多的文學文本，以蘇珊娜·穆迪的文學創作為題材繼續探索民族文化身份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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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ABSTRACT
Music is a special form of popular music, its rhythm ensemble exciting, beautiful melodies easily memory, content user, a sense of the times.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ampus culturel life of pop music has been favor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Its existence depends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al life. The papers on music aesthetics, music and culture, psychology and pop music to the culturel life of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campus analysis and research.
篇11
（一）庸俗化
電視娛樂節目最近幾年獲得了快速發展，但對觀眾來說，可供選擇的節目實際上并沒有幾檔，大多數節目處在較為低級、庸俗的階段：節目的基本娛樂手段、娛樂元素遠未得到充分的發揮，使節目徒具娛樂的外殼而缺乏實質性的娛樂含量，擅長惡意搞笑，在節目中裝瘋賣傻，話語不著邊際，胡編亂造。
（二）商業化
一些媒體在收視壓力和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唯利是圖，不惜降低娛樂文化品位，沖破娛樂精神底線，在節目中設計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內容與場景，忽略了電視作為大眾傳播媒介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其結果導致電視節目被過度的“娛樂化”了，而“娛樂”又被完全“商業化”了。
（三）虛假化
在電視傳播的過程中，電視媒介傳播者們單純為了追求娛樂效果和經濟利益，有時候會把虛假捏造的信息傳達給受眾。比如2007年上半年在電視新聞界產生負面影響的“紙餡包子”事件，就是記者一味地追求收視率而不經過嚴謹考證傳播的虛假信息。
（四）低俗化
在傳播過程中夾雜了黃色笑話等與性相關的一些低俗內容，而且一些傳播者的素質和文化程度不高，在做節目的時候不能脫俗，一味迎合一小部分受眾低俗的心理，表現為：
1、在選擇節目主持人時，只看重其光鮮亮麗的外表而忽略了作為一名直接和觀眾交流的把關人的基本素質和內涵。
2、在主持人的語言表達過程當中，會有意或無意地提及一些性話題，以求通過此來吸引觀眾的眼球。
3、作為大眾媒介，在輿論引導的方面沒有盡到把關人的責任，把觀眾引向了一個低俗的世界。①
二、電視娛樂化的成因
（一）社會文化因素
電視媒體對來自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與轉型感受最快、反應最靈敏，特別是對社會大轉折時期的大眾心理訴求有著最直接、最深入的感悟與反應。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總以為我國電視如果有西方電視那種商業娛樂的味道，似乎就有悖媒體的嚴肅性。但從本質上來說，電視與娛樂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這是由于電視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電視因其轉瞬即逝的特征導致了人們在收看時缺乏思考，一不留神就會留下不解和缺憾，但與此同時，人們視覺卻得到了滿足與補償。這種缺憾和補償與觀眾達成了某種默契，最終讓電視走上大眾化和通俗化的道路。
（二）傳播者因素
由于如今電視媒體的競爭日益激烈，電視人也是費盡了心機，努力使自己的節目跟上潮流，吸引住觀眾的視線，使媒體受經濟利益驅動，導致了電視媒介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
1、道德關懷缺失，過度娛樂化造成電視媒體漠視人的尊嚴。
2、淡漠了受眾道德內涵。電視傳播的過度娛樂化導致人們逐步喪失對精神感召的渴望而僅僅迷戀于外在的感官刺激，使理性道德讓位于一時歡娛。
3、電視媒體應承擔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責任。而過分的娛樂化喪失了道德引導、教育的功能。②
（三）受眾因素
受眾讀報、看電視、聽廣播、上網等行為的發生，是受眾需要所驅動的。從需要來看，電視媒介傳播可以分為三種:
1、受眾的信息需要。信息需要是受眾的最基本需要，占據主要地位。
2、受眾的社會化需要。人不能離開社會，從出生到成長，要取得社會成員的資格就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學習積累起來知識、技能、規范，不斷發展自己的社會性。
3、受眾的調劑生活的需要，人們可以從大眾傳媒中獲得滿足，主要有開闊眼界、文化娛樂、獲得話題、享受自由、得到休息等。
（四）商業經濟因素
電視的產業屬性，決定了其對于商業價值的追求。從一定意義上說，當代大眾文化就是以視覺形象為中心的商業文化、消費化的娛樂文化形態。在我國，媒介觀念雖然與西方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隨著體制創新和媒介經濟的發展，在不違背事業屬性的前提下，媒介的產業屬性也逐漸得到加強。因此，帶有鮮明娛樂色彩、能夠拉動收視率和產業鏈的電視節目的泛娛樂化，也以其廣泛的互動參與性、充滿懸念的節目內容和亮麗的表現形式，成為一些媒體用來占領收視和廣告兩大市場的制勝法寶，成為其贏得觀眾眼球和注意力的選擇。
三、電視過度娛樂化的弊端
（一）媒介引導和啟示功能逐漸退化
媒介被“娛樂化”牽著鼻子走，引導和啟示功能逐漸退化。受眾本應跟著媒體的引導，關心國家大事，關心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如住房、就業、教育、就醫、交通安全、環境保護等問題，但是人們先是用最低級、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影響了媒體的主要航向，為了吸引受眾，有的媒體就投其所好，跟著受眾走，變得被動，喪失了對受眾的引導和啟示功能，進一步促使電視媒介更加泛娛樂化。 轉貼于
（二）媚俗讓受眾誤以為淺層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
媚俗讓受眾誤以為淺層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③媒體對名人的八卦新聞、奇聞軼事鋪天蓋地報道，給公眾制造了一種幻象：關注某個明星或某件和自己生活相距甚遠的八卦新聞就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于真正跟自己息息相關的世界和生活的關注卻顯得相當陌生。
（三）不適當的節目誤導青少年
平民選秀節目讓有著絢麗多彩夢想的青少年覺得自己離明星很近，被萬人注目也不過是小事一樁。于是紛紛投奔娛樂事業，而忽略了自身真才實學的重要性。血腥暴力的細節描寫，還會引導青少年模仿，從而走上歧途。
（四）媒體逐漸失去了公信力
隨著媒體把遇到的所有問題都變得越來越娛樂化，越來越去迎合一些受眾的低俗口味，過度的娛樂化使我們的媒體關心問題的重點逐漸偏離人文關懷，受眾已經對我們的媒體信息產生了懷疑情緒，媒體逐漸失去了公信力。
四、對電視過度娛樂化的應對措施
（一）提高電視媒介隊伍的整體素質，加強監管，幫助電視媒體適應全球化的環境
媒體從業者應該深入社會，準確看待和把握事件的本質真實，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素養，有較高的專業學識，強烈的敬業精神和出色的業務水平。政府應以合理高效的服務與監管，防范電視傳播過度娛樂化現象的出現。尤其在電視媒體面對西方文化沖擊時，更要制定出合乎我國實際、符合國際慣例的法律法規來防范過度娛樂化的出現。同時，在中觀層面，我們應加強傳媒行業組織的建設和完善，使這些行業組織能夠充分發揮行業內部監控、管理的作用。
（二）必須走出“貼近”等于“媚俗”的認識誤區
媒體要走向市場，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必須“三貼近”。但不少媒體把“貼近”與“媚俗”等同起來，市場化=大眾化=通俗化=娛樂化，成為他們認識和操作的一條公式。誠然大眾文化時代需要通俗的新聞，但通俗與庸俗有本質區別，面對市場競爭，為了爭取受眾的最大化，首先要尊重受眾的消費心理，在內容上要選取大多數人感興趣的東西。其次要對大眾文化進行必要的反省，提倡人文關懷。④在對當前大眾文化及其誤區進行必要的反省之后，我們將更有可能避免電視傳播過度娛樂化的產生。
（三）政府加強對電視傳媒的行業監管，導正娛樂發展方向
抵制和克服“低俗娛樂”之風，除了需要弘揚娛樂精神、強化職業規范之外，運用政策法規規范電視節目中出現的低俗化問題，同樣重要。針對這些問題，國家廣電總局切實履行行業監管的職責，出臺了一系列嚴格的行業規章，不斷加強行政管理和處罰的力度，先后對電視方言類節目、電話和手機短信參與節目以及涉性類節目等提出了明確的規范要求，對一些電視節目在出現過度低俗化問題的時候進行了通報批評、停播整改等行政處罰措施，通過政府的嚴格把關確保我國電視娛樂文化的良性健康發展。⑤
（四）處理好電視媒介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
作為媒介經營的主體，廣播電視媒介自身必須處理好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首先就社會效益來說，具體到頻道、節目，就是首先要考慮為受眾服務，促進社會發展，提供有效資訊和積極向上的娛樂活動，提升全民素質，加強交流。⑥其次從經濟效益來說，對于電視媒介而言，就是要通過對欄目和頻道、頻率的有效營銷，在達到收支平衡的基礎上，實現盡可能多的市場回報。
（五）電視媒介工作者應該嚴格自律，勇敢地承擔責任
媒體要講求經濟效益，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媒體都必須牢記自己所肩負的責任，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強道德自律建設，杜絕以俗為雅、以洋為榮、以色為美、以無知為個性等錯誤思想的產生，才能真正防范電視傳播過度娛樂化的出現。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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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李慶年，《淺談文化傳播中電視媒體的社會效應》[J].《中國電視》，1999（12）
篇12
公民意識簡而言之是指公民個人對自己在國家中地位的自我認識。長久以來，公民意識的推廣主體是民主國家，其借助公民教育、公民實踐模范等方式培育公民在社會生活中的責任意識、公德意識、民主意識等基本道德意識。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非營利組織的產生，成為政治民主化進程的轉折點。如今，公民社會的建立已經成為發展趨勢，如何吸引營利組織的力量，從而構建全面發展的公民社會，已成為時代的命題。
中國和法國在文化歷史淵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決定制度，制度決定行為，行為組成和影響著社會。相近的文化認同，使中法兩國在民主路徑選擇方面有相互參考的意義。法國作為有著悠久民主歷史傳統的國家，在大革命中就開始了政治民主的實踐，期間通過不斷的斗爭與反復最終在國民心中種下了民主和自由的種子。在公民社會的構建過程中，法國選擇了政府、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共同參與的構建形式，其影響之深遠成為人類民主進程的里程碑。尤其，營利組織與公民意識培育的結合，一方面推動了民主進程演變，另一方面，優化營利性組織的公眾形象，促進其利潤目標的達成；公民意識促進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為經濟發展提供保障。二者形成良性互動。
法國傳媒業與公民意識建設
法國早在15世紀就開始了傳媒與公民意識的結合，一方面，傳媒成為公民意識傳播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公民意識的文化內涵為傳媒業注入源源不斷的發展活力。
研究法國的傳媒行業，報刊業最具有代表性。在法國國內，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從影響廣度來看，報紙都具有較其它傳媒載體更豐富的研究內涵。在國際方面，法國的印刷技術長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同時報刊的藝術創新引領時代潮流，其思想新聞、調查新聞以及革命時期的戰斗新聞，都曾使法國在世界傳媒的舞臺上大放異彩。
法國的報刊業誕生于17世紀，在18世紀得到了迅速的發展。1750年左右，全法國已有80多種期刊，而在全歐洲發行的170余種期刊中，多數也是在法國編輯的。法國的報刊在向人們提供政治、科技、時事新聞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對本民族新知識、新文學的傳播。新知識、新文學是民族精神的載體。
如1672年創辦于里昂的《文雅信使》，以刊載文藝作品而著稱，1724年改名《法國信使》，由外交部贊助，作為通過文學載體傳播公民精神的刊物。再如，雨果、巴爾扎克、大仲馬等文學家都直接參與到報刊的創建與運營中，雨果1819年創辦《保守文藝雙周刊》，大仲馬曾獨立主編過文學性質的報紙《火》等，這更是為法國報刊的文學傳統奠定基石，文學藝術的繁榮，為公民意識的萌發創造條件。發展至今，法國報刊業表現為以評論取向的特點，在陳述時事的同時增添法國式思考的評論，評論政治與社會正反映了公民參與的愿望。
再者，法國報刊業非常注重對新思想的直接推動。18世紀，法國封建專制統治岌岌可危，自由主義的新思想也漸漸孕育，涌現出一大批啟蒙思想家，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民主思想的傳播極大地啟發了民眾的民主意識和革命熱，同時為法國資產階級新聞傳播事業新體系營造好了一個廣泛認同的社會輿論氛圍，奠定了政論性報刊在法國的悠久傳統，提高新聞傳播事業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地位。
由此可見，實現營利性組織與公民意識建設的良性互動，一方面，需要營利性組織對公民意識建設的理解與尊重，主動成為其推動者。另一方面，需要公民意識通過影響制度法規切實改變營利組織發展環境，使社會環境更加開放，從而滿足營利性組織自身發展的達成。
中國營利性組織構建公民意識路徑選擇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黨和政府不斷強調“公民的有序參與”，并將其作為中國特色民主政治進程演變的重要環節。尤其，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奠定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并大規模促進了非營利組織的建立。這些非營利組織，在鼓勵公民政治參與、公民自治，促進政府決策民主、政務公開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如今，全球化浪潮洶涌，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演變，如何搭建營利性組織與公民社會的鏈接，從而加快中國公民社會建立，已經成為中華民族面臨的時代命題。依然以傳媒業為研究對象。
當今最主要的問題是內容低俗傾向。比如，一些媒體專注于如何取悅和迎合受眾的低級趣味,滿足人性好奇、求異等“原始興趣”，以為如此能夠贏得受眾和經濟效益。一股彌漫在新聞報道中的低俗之風，已受到各界的強烈抨擊。
治理低俗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化的端莊和思想的高尚。這就要求傳媒行業不僅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同時要著力傳播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通過營造發達的公民意識環境，立足中國國情，將新聞做深、做透，真正提高新聞的信息含量，從而建設一個“有價值、有進取心、有公益精神”的新聞傳播事業。
首先，建立嚴格的法律監督體系，切實加強對傳媒行業的管理，按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傳媒發展規律，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建立有利于推進傳媒產業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并在實踐中不斷予以完善，推動產業的規范、健康發展。
第二，提高傳媒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規范。強化在職教育和崗位培訓，努力提高傳媒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水平。要建立和完善人才培養機制、選人用人機制、人才評價機制、人才激勵機制等相關制度。
第三，逐步提高公眾的公民意識和文化審美水平。傳媒行業歸根結底是要為大眾服務。由于我國現階段許多讀者對于帶有刺激性的新聞內容饒有興趣，這就為低俗傾向的產生提供客觀的動力。因此，為了杜絕該現象，應該鼓勵讀者關心關注公共新聞，將國家主人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權利義務觀融為一體，加強公民意識，以此促進傳媒行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王國維,2007.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途徑.人民出版社.
2 利波維茨基(法),2007.責任的落寞新民主時期的無痛倫理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