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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云具特色的鹽俗文化

1．敬奉鹽婆老輩人曬鹽，對鹽田的風俗耳熟能詳。當地鹽民以農歷正月初六為鹽神婆婆的生日。鹽民認為鹽是鹽神婆婆恩賜的。所以，這天也是鹽的生日。鹽民們對這一天十分看重，要處處圖吉利，祈求鹽神婆婆高興，保佑全年的天氣好，鹽有個好收成。為了鹽婆生日，鹽民們寧可少吃幾頓，也要在年前就備好香燭紙馬，到正月初六的清晨，家長要帶領全家能上灘干活的人，到灘頭或風車頭放鞭炮，燒紙磕頭。燒紙名叫“燒鹽婆紙”又叫“燒灘頭紙”，要邊燒紙邊禱告：請鹽婆顯靈開恩，保佑今年產鹽多，鹽粒大，鹽花白。然后所有的鹽民都要手持鍬锨等工具到灘上動動手，干點活兒或轉轉風車，戽幾斗水；或挖幾鍬泥，動一動鹽席，做象征性的開工。表示一年曬鹽從今天開始。民間傳說，很久以前，人類祖先臉色灰黃，頭發雪白，萎靡不振。可是，有一位阿婆卻臉色紅潤，頭發烏黑，精神煥發。人們便向她請教，問她有什么秘訣。阿婆指著一股泉水說，我沒有什么秘訣，只是每天都用泉水煮飯做菜。按老人所指，捧一掬泉水來喝，覺得口感很好。最神奇的是，喝泉水后身體感覺到很舒服。大伙感謝阿婆指教，都去挑泉水博煮飯做菜。后來，阿婆潛心研究，終于用泉水制成食鹽。有了食鹽，從此，人們都有了一頭烏黑漂亮的頭發。人們為了紀念這位阿婆，便尊稱她為“鹽神”。2．祭拜于公灶民不只敬鹽婆婆，還敬奉于公。舊時，淮北鹽場的每塊灘頭都插一根小木樁，樁上釘一塊長方形木板，上寫“于公"二字，俗叫“于公牌"。于公叫于定國，字曼倩，漢代東海人(也就是今天的連云港)。他的父親于公是縣里的獄吏、郡決曹，決斷獄案很是公平，犯法的人于公判決之后，他們都不怨恨。郡中為他立生祠，號稱于公祠。于定國十八歲時為廷尉，后遷御史大夫，史書記載：“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有一年，海嘯沖毀了所有鹽池，灶民困苦不堪，于定國親赴鹽場，放糧救災，灶民感激不盡，淮北鹽區便遍插“于公牌"。《云臺新志》對新灘作了介紹：“新灘，亦稱于公疃，東海城(南城)北十里，灶丁居之，因于公疃舊池潮廢，移居于此”。3．其他鹽民民俗在過去悠久的制鹽歷史中，鹽民們都是靠天吃飯，靠海曬鹽。因此，在鹽民中長期形成并流傳著特殊的風俗民情。影響較大的有除了給鹽婆過生日，還有敬龍王、曬鹽日、曬龍鹽等。敬龍王。過去鹽民全靠“拿潮”曬鹽，“拿潮”就是海水漲潮時，將海水引入鹽池，賴以曬鹽。制鹵叫“盤鹵”；舊時灌池鹵水是用小澆斗從鹵井內舀入鹽田的，故叫“舀格”；加鹵叫“續鹵”結晶池叫“鹽格”或“曬格”；將鹽撒入池內，以增加晶核，俗稱“種鹽”；收鹽叫“扒鹽”“刳鹽”“刮格子”；鹽嶺叫“鹽廩”“大廩”。將鹽擔上大廩叫“盤鹽”。鹽民們對海龍王很尊崇，認為潮漲潮落以及海水的含鹽量都是龍王爺所決定的。因此，每年正月十五，家家都要到龍王廟磕頭燒香。沒有龍王廟的地方，鹽民們在海邊面向大海燒紙磕頭敬龍王，叫“燒龍王紙”。鹽民們邊燒紙邊祈禱，求龍王多行好事，多送好水，多曬鹽，曬好鹽。曬鹽日。鹽民曬鹽掃鹽，有“一年捆兩季"之說，即一年產兩季鹽。從農歷三月三到夏至，有“小滿膘頭足，六月曬火谷，夏至水門開，水斗掛起來”的諺語。意思是小滿前后是產鹽的最好季節，所產的鹽色白粒大，俗叫“膘水足”。農歷六月中旬曬的鹽，品質較差，像炒后的谷子一樣，故稱“火谷"。夏至后，雨季來臨，不能曬鹽了，取鹵用的水斗就掛起來不用了。下半年曬鹽從七月半開始，到十月初一結束。有“七月半定水頭，八月半定太平"；“八月鹵水貴，九月鹽，十月鹽歸土”的諺語。意思是從農歷七月半開始，雨季就結束了，鹽場進入了秋旱季節，可以曬鹽了。一般農歷八月是曬鹽的大好季節。九月的鹽如一樣，表面好看，實則雜質較多，入口苦澀。到了十月鹽就入土里不出來了，這時若曬鹽，容易生硝，失去鹽的實用價值。因此，十月以后，鹽民光制鹵，不曬鹽。在鹽民的傳統風俗別重視全年的第一次開曬。“三月三開曬”已成定規，就是下雨、刮大風，不能曬鹽了，也要到灘上動動手，表示今年按時開曬曬龍鹽。

關于連云港鹽文化的思考

鹽是連云特的文化，它浸透到連云港成長壯大的全過程。鹽是鹽民之根，伴隨著歷代鹽民的繁衍生息，鑄就了鹽民的性格和品行；鹽是灘涂之魂，凝聚成燦爛的鹽業文化，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連云港是我國重要的海鹽產地，即四大鹽場之一的淮北鹽場。公元前514年前的春秋時代，吳王闔閭就在蘇北沿海發展鹽業，據1992年東海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考證，西漢朝廷已向東海郡的伊蘆、北浦、郁洲三鹽場派出鹽官。唐代宗寶應年間劉晏任鹽鐵史時，淮北建立專場產鹽。到清末，淮北已有濟南場、中正場、板浦場和臨興場四場，這些史實證明連云港地區鹽業歷史非常悠久。幾千年來，淮鹽對國家的貢獻是無可估量的。鹽稅歷來是各朝各代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稅源。《元史》說得精準而明白：“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到明清時淮鹽鹽稅已占國庫財源的三分之一。自早期的煎鹽、秦漢至南北朝的煮鹽、明清以來的曬鹽，直至20世紀80年代后，人們探索運用的新技術——塑料薄膜苫蓋結晶，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唐以來，淮鹽從鹽產、鹽稅、鹽質三個方面來考察，都是全國第一位的。歐洲星羅棋布的鹽業博物館中均有淮鹽的一席之地，中國的館閣中也封藏著汗牛充棟的淮鹽檔案，在盛產淮鹽的兩淮鹽區，到處都有古淮鹽集散地的歲月留痕和相關的遺跡。連云港市蘊藏著豐富的淮鹽文化的精華，堪為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的濫觴。在連云港市博物館內，珍藏著一塊被稱作鹽鐅的鐵器。古時產鹽是由幾戶鹽民每家拿出一塊鐅片拼合起來，產好鹽后再打散分開保管。這塊鹽鐅正是古人制鹽工具之一。傳承和弘揚鹽文化，成立淮鹽博物館或者在連云港市博物館中增加“淮鹽"展廳應該是切實可行的方案。目前，鹽業博物館中，四川省自貢市已經成立了唯一的專業的鹽業歷史博物館。但是它反映的是井鹽生產技術的發展史，而不是煎鹽生產技術的發展史。連云港曾經是淮鹽的中心，到處都有鹽文化的蹤跡。原連云港民俗博物館館長劉兆元先生歷經十多年的調研，深入鹽場走訪，搜集了從清末至上世紀60年代制灘、取水、結晶過程中的工具60余件，其中有大風車、拐車、戽水斗、刮板、閘板、推鹽車等寶貴的實物資料。除了這些實物值得保存以外，還有很多鹽民的風俗值得珍存，這些風俗大多數是鹽民在生產過程中同自然抗爭或寄托美好理想的產物。隨著社會文明的高速發展，鹽民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有了巨大的改觀，現在許多舊俗已經消亡或正在消亡。因此保護鹽民俗文化勢在必行。如果能夠把這些實物、民俗文化展示出來，在配上與鹽業相關文化產品如淮海戲等，將把幾個世紀以來鹽業生產滄桑變化定格、濃縮為一個剪影，不僅保護了鹽文化而且為后世人提供了鹽文化教育的活教材。相信，這以鹽為載體的淮鹽文化，將以厚重素雅的獨特品格，躋身世界文化之林。

本文作者：馬振林工作單位：連云港市博物館

篇2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陜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占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采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2]，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于中原傳統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于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并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后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于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4]。西漢初年，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并行于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義”[5]。這里所說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于強悍好斗，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樸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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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只盯一點，要全面觀察一些同學在觀察化學實驗時，只注意明顯突出的現象，而忽略那些不太顯著的現象。如觀察鐵絲在氧氣中燃燒的現象時．只看到有“火星四射”，而看不到有“黑色固體產生”。另外，觀察不僅是用眼看，還包括用耳聽、用鼻聞、用手摸。例如，在觀察硫在氧氣中燃燒的實驗時，通過鼻聞，可了解產生的氣味的氣味；用手摸集氣瓶壁，可感覺到反應有熱量放出。這些都是用眼所觀察不到的。可見，只有“全神貫注”．才能全面觀察到實驗的現象

。

二、防止看了熱鬧，丟了門道初學化學的同學覺得化學實驗很神秘，有些同學甚至把做實驗看成是耍魔術，很好玩。由于他們只注意看“熱鬧”，而沒有明確的觀察目的，這樣就難以抓住關鍵的實驗現象，丟掉了“門道”，其結果就難以得出正確的實驗結論。

三、不能馬馬虎虎，要細心比較觀察實驗不能只觀察一個大概，特別是對相似的實驗，更應細心比較。如硫既能在空氣中燃燒，也能在氧氣中燃燒，在觀察這兩個實驗時，就應特別細心，否則，牼湍巖怨鄄斕攪蛟誑掌杏朐諮跗腥忌盞幕鷓嬗小拔⑷醯牡渡睜與“明亮的藍紫色”之區別，從而得不出硫在氧氣中燃燒更旺的結論。

四、不能只觀察不思考觀察化學實驗，不只是動動眼睛和其它感官就行了，還要開動腦筋去分析和判斷。如在觀察實驗室制氧氣的實驗時，只有同時思考“為什么實驗前應先檢驗裝置的氣密？”“試管口為何要略向下傾斜？”“實驗結束時，為何要先將導管從水槽中取出，后熄滅酒精燈？”等問題，才能達到“知其所以然”的目的。五、弄清概念，防止張冠李戴有些化學實驗的概念容易混淆，若沒有搞清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描述實驗現象時就易出現張冠李戴的錯誤。如“光”與“火焰”、“煙”與“霧”、“渾濁”與“沉淀”、“溶解”與“熔化”等概念極易混淆，只有注意了它們的區別，才能正確描述這類實驗現象。六、要防止用結論代替現象進行描述現象是事物的表面特征，而結論是通過對現象的分析得出的事物的本質特征，二者有聯系、但不能相互代替，如鎂條在氧氣中燃燒的現象之一是“有白色粉末產生”，而不能描述為“有氧化鎂產生”。否則．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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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冬屬植物的化學成分主要有4類：綠原酸類［8，9］、苷類［10，11］、黃酮類［12］、揮發油類［13］。陳敏［14］從灰氈毛忍冬的70%EtOH取物中分離鑒定得到28個化合物(五環三萜類化合物14個；綠原酸類衍生物9個；甾體成分2個，黃酮苷、酚酸、多元醇各1個)。其中新化合物11個，6個為五環三萜雙糖鏈皂苷，另5個為綠原酸類化合物。17個已知化合物中，有6個系首次從該屬植物中分得。陳敏等［15］從灰氈毛忍冬中分離得11個新化合物中，對其抗血小板聚集活性部位的進一步研究，又從中分離到兩個新的雙咖啡酞基奎尼酸醋化合物，分別命名為灰氈毛忍冬素F和灰氈毛忍冬素G。王天志等［16］通過GC-MS聯用分析灰氈毛忍冬干燥花蕾揮發油成分，經計算機質譜庫檢索并與標準圖譜對照，共分離出147個組分，鑒定出89個化合物，占揮發油總量的91.57%。其主要成分為醇、酮、酸、酯類化合物，亦有少量烴類化合物。其中含量最高的成分是棕櫚酸，占揮發油總量的21.52%；其次是6,10,14-三甲基-2-十五烷酮，占揮發油總量的16.40%。童巧珍等［17］對3種不同來源的灰氈毛忍冬花蕾中的揮發油成分分析，結果3種不同來源的灰氈毛忍冬花蕾中均含有芳樟醇、香葉醇、α-松油醇、辛烯醇、二十一烷醇等26個相同成分。陳君等［18］應用各種柱層析方法對灰氈毛忍冬花蕾進行化學成分分離，經光譜技術分析鑒定結構，結果分離得到11個化合物，其中8個皂苷類成分；3個黃酮類成分。許小方等［19］采用溶劑萃取及柱層析方法對灰氈毛忍冬花蕾進行化學成分分離，純化，經光譜技術分析鑒定；從灰氈毛忍冬花蕾中分離得到11個化合物，其中3個綠原酸類成分，4個黃酮類成分和4個其他成分，分別為：1-O-咖啡酰基奎寧酸、4-O-咖啡酰基奎寧酸、5-O-咖啡酰基奎寧酸丁酯、槲皮素、苜蓿素-7-O-β-D-葡萄糖苷、槲皮素-3-O-B-D-葡萄糖苷、木犀草素-7-O-B-D-半乳糖苷、肌醇、β-谷甾醇、正十九烷醇、葡萄糖。其中1-O-咖啡酰基奎寧酸、4-O-咖啡酰基奎寧酸為首次從忍冬屬植物中分離得到，其他化合物為首次從該種植物中分離得到。

茍占平等［20］通過2聯用技術分析紅腺忍冬干燥花蕾的揮發油成分，經計算機質譜庫檢索，結果共分離鑒定出21個化合物，占揮發油總量的91.17%。其中含量最高的化合物為棕櫚酸，占49.27%，其次亞油酸占16.97%，(Z,Z,Z)29,12,152-十八碳三烯酸甲酯占11.63%。賀清輝等［21］從紅腺忍冬藤莖乙醇提取物中分離得到7個成分：地榆皂苷Ⅱ、灰氈毛忍冬皂苷甲、灰氈毛忍冬皂苷乙、東茛菪素、氯原酸、胡蘿卜苷、β-谷甾醇，其中地榆皂苷Ⅱ為首次從忍冬屬中分離得到，其他均為首次從該種分離得到。賀清輝等［22］從紅腺忍冬藤莖乙醇提取物的正丁醇萃取部分分離得到5個環烯醚萜苷類化合物，經波譜學等方法鑒定為：馬錢子苷、獐牙菜苷、secoxyloganin，vogeloside，secologanin均為首次從該種分離得到。

柴興云等［23］采用各種柱色譜方法對華南忍冬進行化學成分提取，分離，經過各種色譜和光譜技術鑒定，得到7個化合物：蘆丁、槲皮素、木犀草素-7-O-β-D-半乳糖苷、綠原酸、忍冬苷、β-谷甾醇及三十四烷。蘆丁為首次從忍冬屬中分離得到，其他均系從該植物中首次分離得到；柴興云等［24］采用多種柱層析方法對華南忍冬進行化學成分分離得到三十余個化合物，并利用各種色譜和光譜技術鑒定，結果得到4個酚酸類化合物：咖啡酸、綠原酸、綠原酸甲酯和5-O-咖啡酰基-奎寧酸丁酯。5-O-咖啡酰基-奎寧酸丁酯為從本屬中首次分離得到，其它均系首次從該種植物中分離得到。柴興云等［25］采用柱層析等方法對華南忍冬進行化學成分分離，從其醋酸乙酯及正丁醇部分分離得到8個黃酮類化合物，運用波譜學等方法鑒定為：木犀草素、槲皮素、苜蓿素、苜蓿素-7-O-β-D-葡萄糖苷、木犀草素-7-O-β-D-半乳糖苷、蘆丁、金圣草素-7-O-新橙皮糖苷、苜蓿素-7-O-新橙皮糖苷。

3藥理學研究

灰氈毛忍冬是高效低毒的物種，并具有抗病毒的功效。李光玉［26］用灰氈毛忍冬對普通感冒的發熱，頭痛身酸，咽喉腫痛等進行臨床研究，并與貴州華南忍冬作比較，結果表明灰氈毛忍冬對普通感冒的療效高于貴州華南忍冬。王小平等［27］的研究表明：灰氈毛忍冬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傷寒桿菌、白色念珠菌等致病菌有較強的抑制作用，屬高度敏感。當藥液中原生藥含量僅為0.125g/ml就有抗傷寒桿菌、大腸桿菌的作用。時京珍等［28］對灰氈毛忍冬的總皂苷、總次苷和二十九烷醇及灰氈毛忍冬的水提物做了保肝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它們對四氯化碳、D-氨基半乳糖等肝毒物造成大、小鼠肝損傷有保護作用。李永梅等［29］對灰氈毛忍冬進行研究表明其提取液、水提取液、水超聲提取液均能顯著增強體外細胞抗腺病毒感染的能力。潘清平等［30］通過體外實驗對灰氈毛忍冬和不同產地的金銀花進行藥理作用的比較研究。結果表明：灰氈毛忍冬對大多數細菌均有顯著的抑菌和殺菌作用，灰氈毛忍冬對金葡菌的抑菌濃度(MIC)低于1∶8，對大腸桿菌、傷寒桿菌、痢疾桿菌、變形桿菌、乙型鏈球菌的抑菌濃度(MIC)基本低于1∶4；最小殺菌濃度可以測出，其中有些活性明顯強于正品金銀花。雷志鈞等［31］對兩種不同忍冬物種及不同的兩個產地進行實驗研究，證實灰氈毛忍冬和正品金銀花組對金葡菌感染的小鼠均有保護作用，并且灰氈毛忍冬對金葡菌感染的小鼠有明顯的保護作用(P<0.01)，其中薰硫的隆回灰氈毛忍冬的保護作用最強，其次為密銀花、未薰硫的隆回灰氈毛忍冬、濟銀花。雷志鈞等［32］用皮下注射啤酒酵母菌所致大鼠發熱模型，觀察灰氈毛忍冬和不同產地的忍冬對發熱大鼠的解熱作用的比較。結果灰氈毛忍冬和忍冬均有抑制因新鮮啤酒酵母菌致熱大鼠的發熱趨勢。結果灰氈毛忍冬與忍冬均具有解熱作用，解熱強度相當，但忍冬的作用時間較長。

謝學明等［33］采用DPPH法對華南忍冬藥材乙醇提取物進行抗氧化活性測定，與抗壞血酸進行抗氧化活性比較，結果其干品濃度為5mg/ml時的抑制率均高達（95.4±1.01）%，表明其具有很強的抗氧化活性。趙成［34］對華南忍冬不同器官的綠原酸含量及體外抑菌效果進行研究，運用紙色譜法定性，高效液相色譜法定量，其各器官水浸液測定其抑菌效果。結果表明根、莖、葉及花蕾的綠原酸含量不同，葉中所含成分約是花蕾的40%～55%，但花蕾和葉的抑菌效果相近似。葉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尚有抑制作用。華南忍冬各器官對白色葡萄球菌均有抑制作用，其抑菌效果為葉花蕾>莖>根。

4質量控制

山銀花的質量控制除了外觀、性狀等上的鑒別外，一般以其綠原酸含量為指標進行質量控制評價。楊翠玲［35］曾對新版《中國藥典》中的山銀花項的幾個物種和忍冬的進行性狀和顯微鑒別，所述方法具有方便、簡單、有效的優點。忍冬科屬下的植物所含化學成分相似，因此，常用類同的質量控制方法與指標。崔永霞等［36］用HPLC色譜法對河南不同產地金銀花進行綠原酸的含量測定，并對其灰分、酸不溶灰分、砷鹽及重金屬進行檢測，找到了較佳方法和指標，為道地藥材金銀花的質量控制提供參考。林云良等［37］采用光譜學及色譜學方法，確定醇提取活性成分的HPLC和NMR的特征吸收圖譜，可用于金銀花中藥材的質量控制，也可用于其復方制劑質量的參考標準，重現性好。王柳萍［38］曾對廣西山銀花綠原酸進行過相關的研究。此外，還有綠原酸含量的影響因素的相關報道［39～41］。

5小結

山銀花與金銀花由于來源于同科屬植物，具有相似的化學成分及相近藥用功能，長期以來均作為同一種藥在臨床及市場流通中應用。2005年版《中國藥典》將山銀花從金銀花項下分列出來作為新增品種，這對山銀花在市場流通、臨床作用、質量評定以及與金銀花在應用上的區別等方面都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此外，全國各地分布及藥材市場流通的金銀花、山銀花種類較多，除藥典規定的3個種源外，其余是《中國藥典》未收載的，民間均作藥用。因此，如何規范、有效、恰當地使用這類藥材尚有待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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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從企業文化建設的內容來看，是在金融企業中建設職業文明，增強員工凝聚力與向心力，從而創造一流工作業績，提高企業整體執行力和競爭力為宗旨，提高自身在行業中的影響力和形象。因此，企業文化建設的內容要求決定了它的管理形式不是外力強制性和制度約束性的，而只能是完全出自員工內心、自覺自愿的。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強調的是一種精神文明范疇，通過具有精神統攝力的價值綱和管理理念來實施管理，是一種內化式的管理，從這一點意義上，企業文化建設就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念有內容上的一致性。

（三）目標具有一致性

篇6

五十年代前期（1950-1956年）是中國動畫的成長階段，藝術人員的增加帶來創作的發展，通過制片實踐又培養了一大批年輕藝術、技術人才為美術電影事業發展奠定基礎，攝制了一批優秀影片如《好朋友》、《烏鴉為什么是黑的》，木偶片《機智的山羊》、《神筆》等，尤其是《驕傲的將軍》和《神筆》在探索民族風格方面作了成功的實驗。

1957—1968年是美術電影鼎盛時期，百花齊放形式多樣，美術特點得到充分發揮，民族風格更加成熟和完美，同時開辟了新的表現形式，剪紙片《豬八戒吃西瓜》并一舉成功。由于它具有鮮明的民間藝術特色而受到好評，開創了發展剪紙片的新路。1960年創造了水墨動畫片如《牧笛》，把典雅的中國水墨畫與動畫電影相結合，形成了據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動畫片。1979年中國第一部彩色寬銀幕動畫長片《哪吒鬧海》問世，這部被譽為“色彩鮮艷、風格雅致、想象豐富”的作品，深受國內外好評，民族風格在它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延續。動畫片《三個和尚》是繼承了傳統的藝術形式又吸收了外國現代的表現手法在發展民族風格上做了新一次嘗試。1984年的《金猴降妖》將“民族英雄”孫悟空搬上了動畫銀幕，在表現手法上通過將傳統的民族風格和現代音樂相融合，探索民族藝術的新發展。

中國動畫在題材和藝術表現手法上都是豐富多彩的，通過這種題材的選擇和表現手法的運用來講述兒童喜愛的故事，寓教于樂，力求表現溫情世界。內容以博愛為中心，動物擬人化，因此得到了兒童家庭觀眾的喜愛。

在我國動畫眾多的表現手法中，剪紙片發揮了他不可磨滅的作用。中國第一部剪紙片《豬八戒吃西瓜》色彩明快，造型獨特。在造型上巧妙的運用了剪紙的粗獷而精巧，簡約而不單調，質樸而靈秀，生動又傳神的藝術特性，把豬八戒的貪吃笨拙的形象刻畫的淋漓盡致。

中國水墨畫，相傳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遠在五代的時候就開始有畫水墨人物畫，到明、清時期，又有更大的發展，經諸家各派的不斷演變，而獨具一格。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水墨動畫片，繼承了這種優異的傳統藝術，筆墨豪放、意境優美、格調抒情、氣韻生動。如《小蝌蚪找媽媽》和《牧笛》，這兩部水墨動畫片問世之后，受到國內外一致贊美。

從題材上，我國動畫片也在不斷挖掘動畫的民族特色，我國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古典故事、民間傳說、寓言都是豐富的題材。1964年的《大鬧天宮》取材于中國古代神話，這部動畫影片，可謂經典中經典，即使現在看來也依然是中國動畫電影中的超級大片。以及《鷸蚌相爭》加之水墨表現更加深入人心。還如《鏡花緣》根于中國古典白話而改編。《女媧補天》則是一部選自中國成語典故的動畫片，以獨特的藝術觀點將女媧補天這段故事制成的生動的動畫片。

在表現形式上同樣也能看到我國動畫的民族性，如：在一些動畫中采用傳統的皮影為表現形式，在音樂上運用了京劇的語言，力求生動表現動畫的主題。再如前面所提到民間剪紙的形式、水墨形式、工筆畫的形式等。動畫是一個多元化的藝術，集工藝性、審美性、技術性、功能性、時尚性等于一身。挖掘動畫的民族性因而要從不同方面去尋找。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將自己的民族文化看成是莫大的驕傲，以此來證明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和聰明才智。中國是世界公認的文明古國，傳統遺產之豐富，藝術成就之高深，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作為中國人，就應花大力氣研究、整理、宣揚我們的民族遺產，并從中推出具有民族風格的新作品。

面對文化全球化的強勁走勢，我們的認為就是給民族文化以準確的定位，對民族文化進行繼承、豐富、弘揚和創新，在積極汲取和融合世界優秀文化的過程中不斷地強化民族文化的特點和個性，不斷地豐富民族文化的蘊涵和提升民族文化的品位，不斷地賦予民族文化新的姿容與新的涵義，使民族文化在不斷實現創新中，得到豐富和發展。

只要各民族間的交往存在，動畫藝術的交流就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動畫的民族性只有在與他民族的交往中，在世界藝術的舞臺上展現自己的美麗并不斷改變自己的舞姿，才真正具有魅力。

篇7

納什，在1950年就已經對納什均衡給出兩種解釋。第一種是群體作用的解釋。此種解釋假設，在博弈中存在對每個參與者又稱局中人(player)起作用的參與者群體。參與者不斷地積累各種純策略中的令人注意的經驗信息，如果此博弈穩定下來，那么這種均衡必是納什均衡。然而。Shapley在1964年證明，如果博弈沒有穩定下來，那么必然存在一種策略選擇的有限循環。第二種解釋的觀點是把均衡看成一個“自動實施協議”或者是理性的預測。如果基于理性的預測是唯一的，那么博弈均衡確實得以存在，這時倘若均衡是眾所周知的，它必是納什均衡。納什本人對此做了闡述，這是“一種十分強的理性化和理想化的解釋”。這對闡述均衡而言是有效的，解決均衡選擇問題是一個基本的問題。因此，對于經濟學家的研究目的而言，與均衡選擇相關的問題是必須加以分析和深入探討。

對納什均衡的第三種解釋，是由MaynardSmith和Price在1973年首次提出的，它源于生物學領域的研究。在這種解釋中完全不存在有意識的選擇：參與者預先選取某一種策略，而且更為成功的策略生存下來；如果種群(population在生物學上稱為種群，在經濟學中我們將其稱為群體更好)達到一種穩定狀態，那么所有策略必是等價的，因此，這種狀態必是納什均衡。這種生物學上的方法，其優點是它不僅具體指出穩定的結果，而且它還靠可能達成的一些結果來給出一種顯示性的過程。

當然，經濟學家清楚地意識到將涉及到的生物學領域中的思想和方法應用到經濟學領域中的疑問和困難，比如，像生物學中的“復制方程”擴展到經濟學領域中的內容和意義是什么，至今還在探索中。

二、進化思想在經濟學中應用的回顧

對經濟學給出進化的解釋不是一種新的手法。實際上，進化解釋在社會科學中是先于達爾文(Darwin)而出現。例如，亞當·斯密(AdamSmith)曾說：“帶來許多利益的勞動分工，原本不是人類智能的結果，雖然人類智能預見到勞動分工產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盡管在人類本能里沒有意識到這樣廣泛效用中的一種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以及相互之間交易的傾向，此傾向很緩慢并且漸進產生結果，但是勞動分工是必須的。”

進化思想也能夠在馬爾薩斯(Malthus)、馬歇爾(Marshall)，熊彼特(Schumpeter)和哈耶克(Hayek)所寫的著作中找到。關于進化經濟學，這是一個單獨的學科領域，經常與熊彼特的工作相聯系。Robson在2001年系統地給出了經濟行為的生物學方面的基本解釋。

進化經濟學與進化對策論至今是完全相互獨立地發展起來的。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理性人的偏好通常是固定的。然而，對于理性人的偏好變化或者進化選擇，經濟學家對此也進行了研究，特別是利他主義的生存價值以及風險態度等。然而，我們這里的進化對策論是將偏好作為固定的和已知的。

關于市場生存進化方面的研究和探討，開始于Winter在1964年的文章“經濟的‘自然選擇’與廠商理論”，接下來Winter在1971年發表了“滿足、選擇與改革殘余物”，Nelson和Winter在1982年出版的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有中文版)，是這一領域中出現的最為重要的文獻。最近由Blume和Easley(1992，1995，1996)，Dutta(1992)Dutt和Radner(1993)，Radner(1995)，Bega—redondo以及Boldeke和Samuelson(1997)等學者在此領域進行探索和研究。雖然這個論題與進化對策論緊密相聯系，但是，目前這兩種文獻在方法論上相距甚遠。

三、進化對策論的基本原理與結論

最近10多年里，不像對策論的傳統分析方法那樣——考慮有限理性的經濟行為人以及在嚴格的認知局限之下必須學習執行策略，這樣的對策論理論及其應用有了迅速的發展。這方面的大量研究工作是在稱為進化對策論所提供的框架下進行的。正如此學科標題所表示的，這一新學科的原理借用生物學中的進化模型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一些特征。然而，此學科本身也發展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技術，特別地適合于有限理性基本假設下對社會和經濟體制方面的分析。進化對策論在10多年里以快速的步伐取得長足的發展。

進化對策淪為人們提供一種具有廣泛適用性的工具。其潛在的應用領域從進化生物學延伸到一般的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中。進化理論在經濟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直到最近，這種方法在非合作對策論框架中才得到應用。

進化對策論是研究策略行為的穩健性，它是針對有限理人所組成的大群體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進化力量而言的。這種新的組成部分在經濟理論里導致一種新的預測方法，并且為其他社會科學開辟一條嶄新的研究途徑。

進化對策論的基本內容：

(一)進化穩定策略概念。進化對策論理論中，一個關鍵概念是進化穩定策略(ESS)，這一概念的提出歸功于MaynardSmith和Price在1973年的“動物沖突的邏輯”一文。此種策略在特定的意義上對進化壓力而言是穩健的：群體執行該種策略對執行任何其他策略而言是非入侵的。假定一對個體是重復隨機地來自于大的群體，去參與一個對稱并有限的兩人博弈，還假定所有的個體在博弈中起初都執行某一個純的或混合的策略x是進化穩定的，那么對于每一個變異策略y，都存在一個正的“入侵障礙”，使得執行變異策略y的個體群體所獲得的支付低于此障礙，從而x贏得的預期支付比執行的y所得要高。下面的不等式對于充分小的ε>0成立，即：

u[x,(1-ε)x+εy]>u[y,(1-ε)x+εy]…………(1)

其中左邊的表達式記為對于策略x而言，當執行相對應策略的個體進入之后，混合群體情況的混合策略(1-ε)x+εy時的預期支付，而右邊的表達式記為對于策略y而言，其所對應的情況的預期支付。

實際上，由上述定義知道，進化穩定性十分有用的特性是一個策略x是進化穩定的當且僅當(1)它是對自身的最佳反應；(2)它是對所有其他最佳反應的反應，當這些策略對其自身的反應比較時。為了弄清楚(1)是必要的，只需充分觀察即知，否則會存在一個對x而言的最佳反應y。在一個充分小的種群中，表現出的這個“變異”策略幾乎總會遇到策略x，從而會贏得比x水平高的收益。同樣，(2)是必需的，因為否則的話一定會存在一個對x而言的可供選擇的最佳反應y，它會贏得與x遇到x的時候或者至少x遇到y時候的收益相同，從而y的平均水平會贏得比混合種群要高一些的收益。注意到，進化穩定性準則沒有解釋種群是如何達到這種策略的。然而，一旦達到這種策略，則這樣的策略對進化壓力來說是穩健的。同時，人們發現，進化穩定性沒有處理種群中具有兩個或更多“變異”同時出現的情況。因而，它隱含地把變異當成稀少事件，以致于種群有時間在另一個變異出現之前響應這種狀況。

雖然，進化穩定性準則是一個生物學上的概念，但是它為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提供一種有關的穩健性準則。這樣，進化穩定性要求人類群體中企圖采用可選擇的策略的任何一個小團體不比已經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個體所構成的團體收益好。相反，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個體所構成的團體缺乏激勵來改變他們的策略。但是，那些采用可選策略的小團體卻受激勵而具有轉變固有策略的行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進化穩定策略被人們看成是傳統習慣或者已經確立起來的行為規則。比如，社會風氣、企業管理模式等都可以看為是某種人類群體的規則，而極個別的人群社會行為、習氣的變化就會被認為是“變異”。當然，在這種背景下，如果那些極少數的人群或企業的收益比不變異的人群或企業高時，那么這些變異分子會生存得更好！反之，則被淘汰掉。

可惜的是，許多博弈沒有進化穩定策略。于是，研究人員探討各種比進化穩定性稍弱一些的形式，以及集值形式的進化穩定性概念等。此外，ESS概念不能推廣到n人對策的情況上。在本質上，ESS要求強的納什均衡來實施，也就是每一個策略對于策略組而言應是唯一的最佳反應。

(二)復制動力學。復制動力學是選擇過程的顯性模型，它說明種群是如何分配博弈中有聯系的不同純策略隨時間而演化的。復制動力學的數學公式是由Taylor和Jonker于1978年在“進化穩定策略和對策動力學”一文中提出的。他們認為由隨機配對的個體所構成的一個大種群執行有限對策的兩人博弈，猶如進化穩定性的設置一樣。然而，此處的個體僅僅采用純策略。種群狀態是指在純策略上的一個分布x。這種狀態在數學上與博弈中的混合策略是等價的。

如果博弈中的收益表示成生物學上的適合性，也就是后代的數目，同時每一個后代繼續其父母的策略，因此，采用純策略i的個體數目(在大的種群中)將以某一比率指數增長，而此等于對純策略i的預期收益u(ei，x)，當執行著表示種群中當前策略分布的混合策略x時，采用任何純策略i的種群分布的增長率等于此策略的收益與種群中平均收益的差。后者，等同于混合策略x當與其自身博弈時的預期收益u(x，x)。這是一個單種群的對稱兩人博弈的復制動力學。

Xi=[u(ei,x)-u(x,x)]xi………………(2)

注意到，對當前種群狀態x的最佳反應具有最高的增長率。第二最佳反應具有第二高的增長率，如此等等。然而，雖然更成功的純策略比欠成功的純策略增長得快，但是種群中的平均收益不必隨時間而增長。產生這一原因的可能性是，如果一個個體由采用最佳策略的個體所代替，那么遇見這個新個體的成員會得到比較低的收益。例如，這正是囚徒困境博弈的情況。如果最初幾乎所有個體采用“合作”，那么個體中將逐漸地轉向“抵賴”，從而平均收益將下降。然而，如果博弈在兩個人總是獲得相等的收益意義上是一個雙對稱的，那么自然選擇的基本規律將成立：種群中收益隨時間而增長，即使沒有必要成為全局最大的。例如，這就是合作博弈的情況，其中所有個體逐漸地轉向到執行同一個純策略上。復制動力學能夠推廣到n人博弈的情況上，這可以看成是來自于n種群、中的個體隨機地以n類型配對，其中每一個參與者的地位狀況正如納什所給出的群體行為解釋的那樣。目前，存在兩種形式的n種群復制動力學，其中一個是由Taylor在1979年提出的，另一個是由MaynardSmith在1982年給出的。

(三)學習模型與選擇動力學

人們把學習模型分成三種類型，即基于信念的學習、強化學習以及模仿學習。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復制動力學是由后面兩類的某種模型所促成的。

1．強化學習模型

心理學上的有關個體學習文獻的中心模型是所謂的強化模型，這是由Bush和Mosteller在1951年提出的。然而，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Thorndikede的“導致過去好的選擇在將來最有可能重復”。當然，人們注意到這里的選擇隱含地作為概率上的一種說法。

Bush和Mosteller的強化學習模型及其他的推廣形式，已經在一系列的人類主觀執行博弈中得到運用。可惜，這些模型的通常數學性質，人們還知道得很少。然而，Borgers和Sarin在1997年發表的“通過強化和復制動力學的學習”文章把Cross的Bush—Mosteller學習模型的形式與Taylor的兩種群復制動力學進行了理論上的對比研究。雖然這種學習過程在離散時間背景中是隨機的、演化的，而復制動力學在連續時間背景中是確定的、演化的。他們證明，在適當地構造連續時間的界限下，他們的學習過程在有限時間區間內可通過復制動力學來*近。

更確切地講，他們研究在多次博弈回合中(n＝l，2，…)，在一個固定的兩人參與者采用混合策略對中有限兩人博弈的情況。每一個參與者憑借由其所運用的純策略來記錄概率如下。如果參與者1(同樣的考察參與者2)在博弈的n次回合中運用純策略k，并且獲得一個正的收益Vk(n)，這里Vk(n)作為隨機變量，它依賴于參與者2所做出的隨機選擇，那么參與者1對于運用這個策略的未來概率將越增加，其收益也就越高。參與者2以同樣的方法記錄其選擇概率向量Y。所有收益均假設處于單位開區間上，不過，這里的收益不能解釋成N—M(馮·諾依曼和摩根斯藤)效用。因此，一旦所用策略的概率是遞增的，那么所有選擇均是強化的。

從任何一個初始概率向量X(0)=x0和Y(0)＝Y0開始，方程(3)定義出博弈的混合策略空間中的一個馬爾可夫鏈{X(n)，Y(n)}∞n=1。其中參數δ>0表示博弈的兩次回合之間的時間：t＝nδ是n次博弈回合中的“真實”時間。Borgers和Sarin得到這一過程的連續時間界限，通過設n∞和δ0以便有δn=t，在任何有限的“真實”時間上來估計價值。因此，博弈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區間上執行，同時概率以相稱的較小數值得以適應。他們證明，在這個界限內，此過程以狀態(x(t)，y(t))的形式出現在單位區間概率上，其中如果復制動力學的初始狀態在時間0處以(x0，y0)開始，那么復制動力學會在時間t達到。在這個意義上，復制動力學在有限時間區間上近似于強化動力學(3)。

然而，這兩類模型的漸進性質卻十分不同。例如，為了在直觀上理解這點，假設參與者1的收益既是恒定獨立于他的策略選擇又獨立于參與者2的策略選擇。設參與者1在強化動力學中的初始狀態指派概率等于參與者1的所有可獲得純策略的概率。同樣的，設復制動力學的初始狀態指派種群的各部分采用策略的概率等于所有可獲得純策略的概率。顯然，復制動力學的解是一個常量：所有種群的各部分分得的收益永遠相等。然而，強化動力學的實現會容易隨時間而收斂到參與者1可獲得的任何一個純策略上。由于在博弈的第一個回合中選用策略的概率將高于在下一次博弈回合中所選用的策略概率，所以強化動力學的性質更有可能把參與者1“鎖定”到他的任何一個純策略上。Borgers和Sarin證明，任何有限兩人博弈的強化動力學以概率1收斂到一個純策略組合上，而不像復制動力學那樣。

2．模仿學習模型

博弈論學者Gale，Binmore和Samuelon在1995年提出一個所有個體參與者都采用純策略的大群體，但是有限博弈的社會學習的簡單模型。每一個參與者在博弈中都贏得一個渴望水平的收益。在離散時間0，δ，2δ，…上，任意從群體中抽取個體δ部分，把其當前收益與他們的渴望水平收益相比較，其中δ>0是很小的數。如果個體實現的收益低于其生存水平收益，那么該個體就會隨機地模仿已抽取的個體，在相同的參與者群體中，所有其他個體都具有相同的概率被抽取。由此可見，如果渴望水平收益具有均勻分布(某一個區間上包含所有可能的收益值)，那么模仿的概率對于個體的當前策略而言，在預期收益上是線性遞減的。對于很小的δ，他們證明這個過程可以由有限時間區間上的復制動力學來*近。

人們把個體策略的適應過程作為連續時間中的一個隨機過程。假設在有限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時常得到一個沖動，使其改變純策略。如果這些沖動是依照i．i．d．的Poisson分布，那么同時發生的概率是零，而且總的過程也是一個Poisson過程。此外，總過程的密度剛好是各個過程密度的和。如果群體是很大的，那么人們利用預期值給出的確定流來近似這個總過程。

Bjornestedt和Weibull在1996年研究了一系列這種模型，其中改變的個體在其博弈的群體中模仿其他的個體，并證明許多正收益的選擇動力學可以被人們推導出來，包括復制動力學的三種形式。特別，如果個體改變比率對其策略而言預期收益是線性遞減的，那么每一個純策略Poisson過程的密度是與其個體總數大小成比例，同時比例因素將是其預期收益遞減的。如果每一個改變的個體選擇其未來的策略是通過在其博弈中隨機地模仿抽取的個體，那么其作為結果的流*近也是一個復制動力學。

Schlag在1997年分析當個體經常以參與者的同樣地位去模仿其他參與者個體時，個體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模仿規則的問題，然而參與者的同樣地位卻受制于信息和記憶的約束。他發現，如果個體想要學習規則是在所有平穩環境中收益遞增，那么此個體應該滿足：(1)當改變策略時，總是通過模仿來進行；(2)永遠不向收益實現比其所擁有收益低的那些個體模仿；(3)向收益實現比其擁有收益高的那些個體模仿。

這種模型被各種各樣不同的環境所發展。在有限兩人博弈中，Schlag假設在隨機地來自于兩個相等大小的有限群體的個體之間兩兩配對，每一個有其自己的地位。個體總是執行純策略。在每一個收益實現之后，每一個個體都要隨機地與其他個體所處的群體進行抽樣調查，并且比較兩種收益的實現。行為規則是一種函數關系，即把收益實現和所用策略對應到博弈中個體地位上可獲得的純策略集合上的分布，為的是采用新的策略。換句話說，允許使用個體的唯一資料是這種收益實現和純策略對。特別，從較早的博弈回合中實現收益被忽略。此外，假設個體在所有博弈中運用相同的行為規則，具有相同數目的純策略可選擇；也就是，個體不需要知曉他們執行什么樣的博弈，他們知道所使用的純策略數目就足夠了。

在任何這樣的博弈中，導致預期收益弱遞增的以及在對手種群中對于任何固定策略分布的行為規則，稱為改進。本文中的重要結果是對于所有這樣規則的刻畫。改進規則的一個特征是他們是模仿的：個體堅持其初始的策略或者采用抽樣的個體策略；但是不會轉向第三個的策略。

行為規則稱為是占優的改進規則，如果在某一個博弈中不存在改進規則產生比較高的預期收益改進比例，而且在對手種群中的某一個策略分布上。Schlag證明，某一個行為規則為占優的改進規則，其具有上面給出的性質(1)(2)(3)。這個比例模仿規則是其自己的一個改進規則，而且可以證明它確有一些其他吸引人的性質。Schlag證明，Taylor兩種群復制動力學的離散時間形式可以*近在任何給定有限時間范圍內導出的一個隨機過程，只要種群充分的大就行。

(四)進化對策論中的一些結論

本文集中探討關于有限n人博弈的顯性動力學種群模型方向的介紹，其中個體執行純策略。首先探討確定性選擇動力學，然后介紹隨機進化模型，其中把隨機變異過程與確定性選擇過程或者隨機選擇過程結合起來。

研究確定性動力學項目性質的一種直接方法是選取一個初始的種群狀態，并且稍后可以計算。然后，人們應該記住讓初始的所有純策略在種群中出現，由于初始的已亡策略將在選擇過程中仍保持已亡的狀態。這種解的軌跡稱為內部的。解的軌跡隨時間流逝而安定下來，就稱為收斂的。反之，則稱為發散的。

如果種群狀態是收斂的，那么什么是長時期限制狀態的本質呢?可以證明，在任何一種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中，沿著任何收斂的內部軌跡，限制狀態必將構建納什均衡，研究人員發現，種群執行某種納什均衡或者在漸進意義上的納什均衡。Nachbar在1990年第一個證明出單種群復制動力學的這個結果。事實上，如果選擇過程遇見弱的正收益的相對溫和的條件，且如果匯總的行為隨時間而安定下來，那么在長時期種群狀態中的個體就好像他們預期一個特殊的納什均衡對此執行著一個最佳反應，這點頗像是納什所聲稱的“群體解釋”。

如果對于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的內部解隨時間而收斂，那么我們看到幸存下來的策略在作為結果的混合策略組合的最佳反應的意義上是理性的。此處的問題是，如果解的軌跡不收斂，那么會發生什么情況嗎?當長時期中沒有均衡達成時，我們產生的問題是，執行是否為理性的。

非合作博弈論中基本的理性假設是參與者不采用作為嚴格的劣(strictlydominated)純策略。這個假設要求不知道其他參與者的偏好或者行為。一個更嚴格的理性一--附有知識的---假設是參與者不采用作為迭代的嚴格的劣策略。除了回避嚴格的劣的策略之外，這個假定要求所有參與者相互知道彼此的收益，而這些就是他們知道等等，一直到共同知識的某一個有限水平上使得迭代剔除嚴格劣的純策略的過程停止。

因此，進化對策論中的基本問題是進化選擇過程是否剔除掉所有的嚴格劣策略或者所有的迭代的嚴格劣純策略。如果所有迭代的嚴格劣策略消失，那么這提供了在策略上相互作用的參與者行為假設的一種進化證明，就好像此假設是參與者他們作為理性人的共同知識。

Akin在1980年證明，在任何有限對稱兩人博弈中所有嚴格劣的純策略沿著關于單種群復制動力學的任何一個內部解的軌跡都能消失。Samuelson和Zhang在1992年把這一結論推廣到某一個兩種群選擇動力學的正收益子集合中的迭代的嚴格劣純策略上。他們將這種情況稱為聚集單調的(aggregatemonotonic)。

對長時期進化狀態分析的輔助方法是研究種群狀態的穩定性，也就是考察種群對于很小的擾動是如何反應的。Bomze教授在1986年曾證明，如果種群狀態在單種群復制動力學中是弱的動態穩定的，那么此狀態就是對自己的最佳反應，這里的狀態被認為是采用混合策略的。經常運用的穩定性準則是李雅普諾夫穩定性，即狀態x是李雅普諾夫穩定的，如果x的鄰域B包含x的鄰域A，使得在A中開始的解將永遠保留在B中。不是李雅普諾夫穩定的狀態稱為不穩定的。因此，不僅進化穩定性的靜態穩定性準則，而且復制動力學中的動態穩定性都蘊涵著納什均衡的實施。這個結果能夠推廣到任何有限n人博弈中的任何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上。總之，對進化壓力而言，以各種不同方式系統闡述的穩定性都需要納什均衡來實施。然而，不是所有的納什均衡在這個方面都是穩定的，因此，這些進化穩定性準則是納什均衡概念的精煉。

另外，研究者在考察動力學進化穩定性時，把隨機因素并入到進化過程的建模當中。特別，變異過程被認為是內在隨機的一種情況。隨機振動可以憑借穩定性分析方法來解釋確定性選擇動力學；一個穩定的種群狀態對于種群的孤立的很小擾動而言是穩健的。然而，這種穩定分析幾乎說不出一系列的小振動或者同時發生的小振動累計之后促成的大振動的穩健性。這樣的一系列或者同時發生的連續不斷的振動會使種群狀態離開選擇過程的吸引域。雖然這種大量涌現的小振動不可能是統計意義上的獨立而稀少變異的事件，但這一可能性在基本方法上卻改變了動力學進化過程的性質。代替歷史依賴性(依賴于初始種群狀態)，此過程會成為遍歷的(ergodic)，也就是具有一種漸進分布，其中漸進分布是歷史獨立的(對于所有的初始種群狀態都是相同的)。從而，導致人們現今研究的一個專題——隨機動力學穩定性。這種研究路線的先驅者是Foster和Young(1990)，隨后是Fudenberg和Harris(1992)，Young(1993)等等。注意到，進化穩定性準則沒有解釋種群是如何達到這種策略的。然而，一旦達到這種策略，則這樣的策略對進化壓力來說是穩健的。同時，人們發現，進化穩定性沒有處理種群中具有兩個或更多“變異”同時出現的情況。因而，它隱含地把變異當成稀少事件，以致于種群有時間在另一個變異出現之前響應這種狀況。

雖然，進化穩定性準則是一個生物學上的概念，但是它為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提供一種有關的穩健性準則。這樣，進化穩定性要求人類群體中企圖采用可選擇的策略的任何一個小團體不比已經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個體所構成的團體收益好。相反，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個體所構成的團體缺乏激勵來改變他們的策略。但是，那些采用可選策略的小團體卻受激勵而具有轉變固有策略的行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進化穩定策略被人們看成是傳統習慣或者已經確立起來的行為規則。比如，社會風氣、企業管理模式等都可以看為是某種人類群體的規則，而極個別的人群社會行為、習氣的變化就會被認為是“變異”。當然，在這種背景下，如果那些極少數的人群或企業的收益比不變異的人群或企業高時，那么這些變異分子會生存得更好！反之，則被淘汰掉。

可惜的是，許多博弈沒有進化穩定策略。于是，研究人員探討各種比進化穩定性稍弱一些的形式，以及集值形式的進化穩定性概念等。此外，ESS概念不能推廣到n人對策的情況上。在本質上，ESS要求強的納什均衡來實施，也就是每一個策略對于策略組而言應是唯一的最佳反應。

(二)復制動力學。復制動力學是選擇過程的顯性模型，它說明種群是如何分配博弈中有聯系的不同純策略隨時間而演化的。復制動力學的數學公式是由Taylor和Jonker于1978年在“進化穩定策略和對策動力學”一文中提出的。他們認為由隨機配對的個體所構成的一個大種群執行有限對策的兩人博弈，猶如進化穩定性的設置一樣。然而，此處的個體僅僅采用純策略。種群狀態是指在純策略上的一個分布x。這種狀態在數學上與博弈中的混合策略是等價的。

如果博弈中的收益表示成生物學上的適合性，也就是后代的數目，同時每一個后代繼續其父母的策略，因此，采用純策略i的個體數目(在大的種群中)將以某一比率指數增長，而此等于對純策略i的預期收益u(ei，x)，當執行著表示種群中當前策略分布的混合策略x時，采用任何純策略i的種群分布的增長率等于此策略的收益與種群中平均收益的差。后者，等同于混合策略x當與其自身博弈時的預期收益u(x，x)。這是一個單種群的對稱兩人博弈的復制動力學。

Xi=[u(ei,x)-u(x,x)]xi………………(2)

注意到，對當前種群狀態x的最佳反應具有最高的增長率。第二最佳反應具有第二高的增長率，如此等等。然而，雖然更成功的純策略比欠成功的純策略增長得快，但是種群中的平均收益不必隨時間而增長。產生這一原因的可能性是，如果一個個體由采用最佳策略的個體所代替，那么遇見這個新個體的成員會得到比較低的收益。例如，這正是囚徒困境博弈的情況。如果最初幾乎所有個體采用“合作”，那么個體中將逐漸地轉向“抵賴”，從而平均收益將下降。然而，如果博弈在兩個人總是獲得相等的收益意義上是一個雙對稱的，那么自然選擇的基本規律將成立：種群中收益隨時間而增長，即使沒有必要成為全局最大的。例如，這就是合作博弈的情況，其中所有個體逐漸地轉向到執行同一個純策略上。復制動力學能夠推廣到n人博弈的情況上，這可以看成是來自于n種群、中的個體隨機地以n類型配對，其中每一個參與者的地位狀況正如納什所給出的群體行為解釋的那樣。目前，存在兩種形式的n種群復制動力學，其中一個是由Taylor在1979年提出的，另一個是由MaynardSmith在1982年給出的。

(三)學習模型與選擇動力學

人們把學習模型分成三種類型，即基于信念的學習、強化學習以及模仿學習。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復制動力學是由后面兩類的某種模型所促成的。

1．強化學習模型

心理學上的有關個體學習文獻的中心模型是所謂的強化模型，這是由Bush和Mosteller在1951年提出的。然而，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Thorndikede的“導致過去好的選擇在將來最有可能重復”。當然，人們注意到這里的選擇隱含地作為概率上的一種說法。

Bush和Mosteller的強化學習模型及其他的推廣形式，已經在一系列的人類主觀執行博弈中得到運用。可惜，這些模型的通常數學性質，人們還知道得很少。然而，Borgers和Sarin在1997年發表的“通過強化和復制動力學的學習”文章把Cross的Bush—Mosteller學習模型的形式與Taylor的兩種群復制動力學進行了理論上的對比研究。雖然這種學習過程在離散時間背景中是隨機的、演化的，而復制動力學在連續時間背景中是確定的、演化的。他們證明，在適當地構造連續時間的界限下，他們的學習過程在有限時間區間內可通過復制動力學來*近。

更確切地講，他們研究在多次博弈回合中(n＝l，2，…)，在一個固定的兩人參與者采用混合策略對中有限兩人博弈的情況。每一個參與者憑借由其所運用的純策略來記錄概率如下。如果參與者1(同樣的考察參與者2)在博弈的n次回合中運用純策略k，并且獲得一個正的收益Vk(n)，這里Vk(n)作為隨機變量，它依賴于參與者2所做出的隨機選擇，那么參與者1對于運用這個策略的未來概率將越增加，其收益也就越高。參與者2以同樣的方法記錄其選擇概率向量Y。所有收益均假設處于單位開區間上，不過，這里的收益不能解釋成N—M(馮·諾依曼和摩根斯藤)效用。因此，一旦所用策略的概率是遞增的，那么所有選擇均是強化的。

從任何一個初始概率向量X(0)=x0和Y(0)＝Y0開始，方程(3)定義出博弈的混合策略空間中的一個馬爾可夫鏈{X(n)，Y(n)}∞n=1。其中參數δ>0表示博弈的兩次回合之間的時間：t＝nδ是n次博弈回合中的“真實”時間。Borgers和Sarin得到這一過程的連續時間界限，通過設n∞和δ0以便有δn=t，在任何有限的“真實”時間上來估計價值。因此，博弈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區間上執行，同時概率以相稱的較小數值得以適應。他們證明，在這個界限內，此過程以狀態(x(t)，y(t))的形式出現在單位區間概率上，其中如果復制動力學的初始狀態在時間0處以(x0，y0)開始，那么復制動力學會在時間t達到。在這個意義上，復制動力學在有限時間區間上近似于強化動力學(3)。

然而，這兩類模型的漸進性質卻十分不同。例如，為了在直觀上理解這點，假設參與者1的收益既是恒定獨立于他的策略選擇又獨立于參與者2的策略選擇。設參與者1在強化動力學中的初始狀態指派概率等于參與者1的所有可獲得純策略的概率。同樣的，設復制動力學的初始狀態指派種群的各部分采用策略的概率等于所有可獲得純策略的概率。顯然，復制動力學的解是一個常量：所有種群的各部分分得的收益永遠相等。然而，強化動力學的實現會容易隨時間而收斂到參與者1可獲得的任何一個純策略上。由于在博弈的第一個回合中選用策略的概率將高于在下一次博弈回合中所選用的策略概率，所以強化動力學的性質更有可能把參與者1“鎖定”到他的任何一個純策略上。Borgers和Sarin證明，任何有限兩人博弈的強化動力學以概率1收斂到一個純策略組合上，而不像復制動力學那樣。

2．模仿學習模型

博弈論學者Gale，Binmore和Samuelon在1995年提出一個所有個體參與者都采用純策略的大群體，但是有限博弈的社會學習的簡單模型。每一個參與者在博弈中都贏得一個渴望水平的收益。在離散時間0，δ，2δ，…上，任意從群體中抽取個體δ部分，把其當前收益與他們的渴望水平收益相比較，其中δ>0是很小的數。如果個體實現的收益低于其生存水平收益，那么該個體就會隨機地模仿已抽取的個體，在相同的參與者群體中，所有其他個體都具有相同的概率被抽取。由此可見，如果渴望水平收益具有均勻分布(某一個區間上包含所有可能的收益值)，那么模仿的概率對于個體的當前策略而言，在預期收益上是線性遞減的。對于很小的δ，他們證明這個過程可以由有限時間區間上的復制動力學來*近。

人們把個體策略的適應過程作為連續時間中的一個隨機過程。假設在有限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時常得到一個沖動，使其改變純策略。如果這些沖動是依照i．i．d．的Poisson分布，那么同時發生的概率是零，而且總的過程也是一個Poisson過程。此外，總過程的密度剛好是各個過程密度的和。如果群體是很大的，那么人們利用預期值給出的確定流來近似這個總過程。

Bjornestedt和Weibull在1996年研究了一系列這種模型，其中改變的個體在其博弈的群體中模仿其他的個體，并證明許多正收益的選擇動力學可以被人們推導出來，包括復制動力學的三種形式。特別，如果個體改變比率對其策略而言預期收益是線性遞減的，那么每一個純策略Poisson過程的密度是與其個體總數大小成比例，同時比例因素將是其預期收益遞減的。如果每一個改變的個體選擇其未來的策略是通過在其博弈中隨機地模仿抽取的個體，那么其作為結果的流*近也是一個復制動力學。

Schlag在1997年分析當個體經常以參與者的同樣地位去模仿其他參與者個體時，個體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模仿規則的問題，然而參與者的同樣地位卻受制于信息和記憶的約束。他發現，如果個體想要學習規則是在所有平穩環境中收益遞增，那么此個體應該滿足：(1)當改變策略時，總是通過模仿來進行；(2)永遠不向收益實現比其所擁有收益低的那些個體模仿；(3)向收益實現比其擁有收益高的那些個體模仿。

這種模型被各種各樣不同的環境所發展。在有限兩人博弈中，Schlag假設在隨機地來自于兩個相等大小的有限群體的個體之間兩兩配對，每一個有其自己的地位。個體總是執行純策略。在每一個收益實現之后，每一個個體都要隨機地與其他個體所處的群體進行抽樣調查，并且比較兩種收益的實現。行為規則是一種函數關系，即把收益實現和所用策略對應到博弈中個體地位上可獲得的純策略集合上的分布，為的是采用新的策略。換句話說，允許使用個體的唯一資料是這種收益實現和純策略對。特別，從較早的博弈回合中實現收益被忽略。此外，假設個體在所有博弈中運用相同的行為規則，具有相同數目的純策略可選擇；也就是，個體不需要知曉他們執行什么樣的博弈，他們知道所使用的純策略數目就足夠了。

在任何這樣的博弈中，導致預期收益弱遞增的以及在對手種群中對于任何固定策略分布的行為規則，稱為改進。本文中的重要結果是對于所有這樣規則的刻畫。改進規則的一個特征是他們是模仿的：個體堅持其初始的策略或者采用抽樣的個體策略；但是不會轉向第三個的策略。

行為規則稱為是占優的改進規則，如果在某一個博弈中不存在改進規則產生比較高的預期收益改進比例，而且在對手種群中的某一個策略分布上。Schlag證明，某一個行為規則為占優的改進規則，其具有上面給出的性質(1)(2)(3)。這個比例模仿規則是其自己的一個改進規則，而且可以證明它確有一些其他吸引人的性質。Schlag證明，Taylor兩種群復制動力學的離散時間形式可以*近在任何給定有限時間范圍內導出的一個隨機過程，只要種群充分的大就行。

(四)進化對策論中的一些結論

本文集中探討關于有限n人博弈的顯性動力學種群模型方向的介紹，其中個體執行純策略。首先探討確定性選擇動力學，然后介紹隨機進化模型，其中把隨機變異過程與確定性選擇過程或者隨機選擇過程結合起來。

研究確定性動力學項目性質的一種直接方法是選取一個初始的種群狀態，并且稍后可以計算。然后，人們應該記住讓初始的所有純策略在種群中出現，由于初始的已亡策略將在選擇過程中仍保持已亡的狀態。這種解的軌跡稱為內部的。解的軌跡隨時間流逝而安定下來，就稱為收斂的。反之，則稱為發散的。

如果種群狀態是收斂的，那么什么是長時期限制狀態的本質呢?可以證明，在任何一種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中，沿著任何收斂的內部軌跡，限制狀態必將構建納什均衡，研究人員發現，種群執行某種納什均衡或者在漸進意義上的納什均衡。Nachbar在1990年第一個證明出單種群復制動力學的這個結果。事實上，如果選擇過程遇見弱的正收益的相對溫和的條件，且如果匯總的行為隨時間而安定下來，那么在長時期種群狀態中的個體就好像他們預期一個特殊的納什均衡對此執行著一個最佳反應，這點頗像是納什所聲稱的“群體解釋”。

如果對于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的內部解隨時間而收斂，那么我們看到幸存下來的策略在作為結果的混合策略組合的最佳反應的意義上是理性的。此處的問題是，如果解的軌跡不收斂，那么會發生什么情況嗎?當長時期中沒有均衡達成時，我們產生的問題是，執行是否為理性的。

非合作博弈論中基本的理性假設是參與者不采用作為嚴格的劣(strictlydominated)純策略。這個假設要求不知道其他參與者的偏好或者行為。一個更嚴格的理性一--附有知識的---假設是參與者不采用作為迭代的嚴格的劣策略。除了回避嚴格的劣的策略之外，這個假定要求所有參與者相互知道彼此的收益，而這些就是他們知道等等，一直到共同知識的某一個有限水平上使得迭代剔除嚴格劣的純策略的過程停止。

因此，進化對策論中的基本問題是進化選擇過程是否剔除掉所有的嚴格劣策略或者所有的迭代的嚴格劣純策略。如果所有迭代的嚴格劣策略消失，那么這提供了在策略上相互作用的參與者行為假設的一種進化證明，就好像此假設是參與者他們作為理性人的共同知識。

Akin在1980年證明，在任何有限對稱兩人博弈中所有嚴格劣的純策略沿著關于單種群復制動力學的任何一個內部解的軌跡都能消失。Samuelson和Zhang在1992年把這一結論推廣到某一個兩種群選擇動力學的正收益子集合中的迭代的嚴格劣純策略上。他們將這種情況稱為聚集單調的(aggregatemonotonic)。

對長時期進化狀態分析的輔助方法是研究種群狀態的穩定性，也就是考察種群對于很小的擾動是如何反應的。Bomze教授在1986年曾證明，如果種群狀態在單種群復制動力學中是弱的動態穩定的，那么此狀態就是對自己的最佳反應，這里的狀態被認為是采用混合策略的。經常運用的穩定性準則是李雅普諾夫穩定性，即狀態x是李雅普諾夫穩定的，如果x的鄰域B包含x的鄰域A，使得在A中開始的解將永遠保留在B中。不是李雅普諾夫穩定的狀態稱為不穩定的。因此，不僅進化穩定性的靜態穩定性準則，而且復制動力學中的動態穩定性都蘊涵著納什均衡的實施。這個結果能夠推廣到任何有限n人博弈中的任何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上。總之，對進化壓力而言，以各種不同方式系統闡述的穩定性都需要納什均衡來實施。然而，不是所有的納什均衡在這個方面都是穩定的，因此，這些進化穩定性準則是納什均衡概念的精煉。

另外，研究者在考察動力學進化穩定性時，把隨機因素并入到進化過程的建模當中。特別，變異過程被認為是內在隨機的一種情況。隨機振動可以憑借穩定性分析方法來解釋確定性選擇動力學；一個穩定的種群狀態對于種群的孤立的很小擾動而言是穩健的。然而，這種穩定分析幾乎說不出一系列的小振動或者同時發生的小振動累計之后促成的大振動的穩健性。這樣的一系列或者同時發生的連續不斷的振動會使種群狀態離開選擇過程的吸引域。雖然這種大量涌現的小振動不可能是統計意義上的獨立而稀少變異的事件，但這一可能性在基本方法上卻改變了動力學進化過程的性質。代替歷史依賴性(依賴于初始種群狀態)，此過程會成為遍歷的(ergodic)，也就是具有一種漸進分布，其中漸進分布是歷史獨立的(對于所有的初始種群狀態都是相同的)。從而，導致人們現今研究的一個專題——隨機動力學穩定性。這種研究路線的先驅者是Foster和Young(1990)，隨后是Fudenberg和Harris(1992)，Young(1993)等等。四、進化對策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

進化對策論的產生、發展在本質上就是起因于對策論中關于理人的假設與經濟應用中行為人“試驗——失誤”(即試錯法)學習過程相偏離的事實而引發的。從上述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進化對策論在經濟學里的應用前景是十分廣闊的和吸引人的。

最近，Routledge探討了金融市場上個體行為人是如何通過適應性或者進化學習來發現內生變化并運用這種內生關系的一種學習模型。他通過對來自于模仿過程和經驗過程來對個體的投資行為建模，而不是運用傳統上的顯性最優化方法放松關于知識和理性的假設。Routledge運用Grossman和Stiglitz的1980年發表的經濟模型的形式。Grossman和Stiglitz(GS)模型提供了考察適應學習過程的一種良好的框架，因為它是獲得內生信息的標準模型，這點已經被后來的其他許多關于學習方面的模型都是基于GS而提出的事實所證明。

如果假設交易者能夠觀察到他們自己的適應度和其他行為人的行為，那么模仿是如何發生的許多特殊細節就顯得不重要了。Routledge的研究結果表明：首先，作為單調選擇動力學的適應學習會促成GS均衡；其次，由單凋適應學習驅使的模仿的穩健性可從隨機實驗中來獲得噪聲(noise)來研究。他發現，適應學習是缺少穩健性的。特別，他運用Binmore和Samuelson(1999)的技術來對模仿和經驗建模。為了使帶有漂移(drift)的適應學習產生GS理性預期均衡，必要的條件是在風險資產供給中的噪聲與學習過程中的經驗水平有很大的關系。

五、問題與前景

我們注意到，進化過程并不總是導致最優性、均衡或者社會有效性。通過目前已取得的一些成果，我們認為下面的一些方向或許是值得學者進一步探討與研究的：

(1)引進機構，分析市場選擇機制。

(2)探討博弈中學習規則的進化穩定性。結果，這就會導致擁有適度認知能力的個體的模型。

(3)進一步探討擴展形式博弈中的進化過程。

(4)對*近理論方面的進一步探討。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確定性模型和隨機性模型之間的聯系與關系。

(5)探索、研究結構化的穩健預測。顯然，某種博弈的子結構，諸如在最佳反應和弱最佳反應的條件下所促成的純策略集合，是進化過程的穩健吸引子(robustattractor)等。

本文概括地闡述了進化對策論中的理論內容和一些模型，特別是博弈中有關學習模型的新近發展。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進化對策論的發展動力來自于與其他社會學科的交叉融合，吸收其他社會科學中的有益知識。為了把有關的選擇過程、學習過程以及變異過程的類別變窄，我們需要更多地知曉個體、團體、組織、廠商以及整個社會是如何隨時間而適應和學習的。這里的部分內容正是實驗對策論中所要探討的，同時這也是我們應向其他社會科學學習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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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演示實驗，引發興趣

1.觀察實驗。觀察是實驗的第一步，也是創新的前提。教師在演示實驗時，許多學生不知道應該看什么，更不知道觀察的目的。因此，教師在演示實驗前，應該使學生明確實驗的目的及觀察對象，并教給學生觀察的方法。2.操作規范。在演示實驗中，教師的一舉一動都會成為學生獨立操作的依據和榜樣，同時對學生實驗技能的掌握也起著示范作用。教師在實驗操作時應該按照規定有條不紊地進行，每個實驗都要精心備課，保證課堂演示萬無一失，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3.注意安全。演示實驗要絕對安全，避免給學生造成恐懼感，保護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了確保實驗的安全性，教師應該做到以下幾點：（1）改進實驗方法，清除不安全因素；（2）操作一定要正確、規范、熟練，制取易燃、易爆氣體一定要檢查裝置氣密性；（3）采取必要的針對措施，有害氣體要有吸收裝置，以防外溢，造成傷害。

二、動手實驗，培養興趣

1.精心設計實驗，激發學生的動手欲望。化學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生活中一些奇怪的現象大部分都可以用化學去解釋，而這些理論又是靠實驗得出的，實驗就是要驗證生活中化學現象的形成過程。對于生活中的一些現象，教師可以精心設計實驗，鼓勵學生親自動手做實驗，理解其中的科學道理，進而培養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2.為學生多創造動手參與的條件。教師應該多為學生營造動手參與、動腦思考的課堂氣氛，盡可能地將一些演示實驗變為學生的小組實驗。例如，向鋅粒中滴加稀鹽酸，鐵生銹條件等實驗都可以讓學生自己動手操作，這樣可以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3.通過家庭小實驗調動學生實驗的積極性。由于農村學校受當地條件的限制，缺乏實驗器材，學生得不到太多自己動手操作的機會，所以適時開發家庭小實驗，讓學生自己尋找實驗用品，自己動手做簡單易做的實驗是一種彌補手段。例如，把雞蛋放入裝有白醋的玻璃杯中，讓學生觀察實驗現象，并提問冒出的氣泡是什么？學生通過親自實驗，自己發現問題，又進行實驗驗證，在實驗中獲得了成功的喜悅。

三、想象實驗，提高興趣

1.指導學生想象實驗結果。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結合某些實驗，給學生充分的時間，鼓勵學生從多角度大膽想象，并闡明自己的想象理由。只要是學生利用所學知識加上現有智力進行想象的，都可以由教師或學生進行實驗驗證；如果現在條件暫時不允許的，可以由教師進行講解點評。實踐證明，這樣做的教學效果比直接由實驗得出結論的教學效果要好得多。2.引導學生設計實驗。為了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體，充分發揮其主體地位，讓學生在學習中有所思、有所想，教師可以讓學生自己設計實驗，想象、推測實驗過程，并啟發學生畫出實驗裝置圖，制定合理的實驗計劃，進而把實驗教學引向深入，為學生學習化學增添無窮的樂趣和動力。3.指導學生嘗試實驗。學生在感知了想象實驗設計的方法和一般過程以后，教師可以放手讓學生嘗試做實驗，并加以驗證實驗的想象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教師要給予學生及時的指導和幫助，這樣才能增強學生學習化學的信心。

四、分組實驗，保持興趣

1.讓學生自由組合實驗小組。以前教師總是預先將學生按成績好壞，男學生和女學生進行搭配分組，并選出小組長負責看管本組的儀器和藥品，但是這樣的實驗并沒有達到人人參與、人人動手的實驗效果。讓學生自由組合后，因為是自己結組，能力相差不多，不存在上述情況，每名學生都積極參與，共同探究，這樣學生的實驗操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時還培養了學生互幫互助的合作意識。2.在實驗中讓學生自己探究實驗。教師應該讓學生在實驗過程中按照自己的思維進行猜想，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實驗探究，只有這樣放手才能激活學生的思維，進而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化學實驗是初中化學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既能幫助學生加強對知識的理解和運用，培養動手操作能力，又能開闊視野，擴大知識面，培養學生良好的思維品質，更能優化實驗教學，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合作意識和團隊精神。

作者:徐彩娟 單位:內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錦山第五中學

篇9

實踐教學是實現教學目標最有效的方法，生物化學實驗教學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有：（1）實驗項目只是簡單驗證了理論知識（.2）部分實驗內容與其他實驗課程重復，同時又不完整，與其他課程沒有密切的聯系（.3）綜合性、設計性實驗相對較少（.4）實驗內容更新速度相對較慢，沒有趕上生物化學知識爆炸式增長的速度水平（.5）實驗室、實驗儀器沒有充分整合，沒有產生較高的利用效率（.6）專職實驗老師缺口較大.

3我院生物化學實驗教學改革及創新人才培養舉措

2014年11月23日至28日，教育部專家對蚌埠學院進行了本科教學合格評估，我們以這次評估為切入口，改革現有的生物化學實驗教學.根據蚌埠學院“地方性、應用型、工程化”的辦學定位，對以前的實驗教學體系進行多方位改革.根據我系目前所開設的制藥工程、生物工程、食品科學與工程三個工學類本科專業的具體情況，在工學一級學科平臺上構建完整的、貫通的實驗課程教學體系.將這三個工學專業的生物化學實驗課程進行整合、優化，具體分為《生物化學綜合設計實驗》、《生物化學專業實驗》、《生物化學基礎實驗》三個不同層次，重新修訂完成2014版生物化學實驗大綱，組建綜合實驗室.

3.1構建生物化學實驗課程新體系《生物化學基礎實驗》的內容具體涉及生命科學領域的一些主干課程如遺傳學、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等課程的基礎實驗.在第三學期進行，為專業實驗打下堅實基礎《.生物化學專業實驗》的內容分三個工學專業進行選做.食品科學與工程專業：課程包括生物化學無機和有機合成實驗、生物化學分析測量實驗、食品化學及分析實驗、食品工藝學實驗.生物工程專業：生物化學無機和有機合成實驗、生物化學分析測量實驗、分子遺傳學實驗、分子生物學實驗等.制藥工程專業：生物化學合成實驗、生物化學分析測量實驗、藥物合成實驗、藥劑學實驗、藥理（毒理）實驗等.該課程在第五學期開設《.生物化學綜合設計實驗》的內容以研究性和設計性實驗為主，重點培養學生的創新科學思維和基本科研能力.該課程在第七學期開設.

3.2改進實驗教學方法由于本課程以實驗為主，要求每個學生動手進行實驗操作.上課后，任課教師需向學生講清楚課程的性質、任務、要求、課程安排和進度、平時考核內容、期末考試方法、實驗守則及實驗室安全制度等.實驗前學生必須進行預習.實驗2人1組，在規定的時間內，由學生獨立完成，出現問題，教師要引導學生獨立分析、解決，不得包辦代替.學生應按實驗目的和要求進行實驗，每項實驗結果須經教師檢驗，認可后方可離開實驗室.任課教師要認真上好每一節課，實驗前清點學生人數，實驗中按要求做好學生實驗情況及結果記錄，實驗后認真填寫實驗開出記錄.每次實驗結束后，學生應按照自己的實驗結果獨立寫出實驗報告.其中實驗結果與分析、實驗結論與討論是每次報告的重點部分.

3.3完善實驗考核手段加大對平時成績考核的力度.本實驗課程的考核標準明確，對預習、實驗過程、實驗報告進行綜合評價，對在實驗過程中肯于動腦、動手的學生給予充分肯定.采用平時考核（主要是操作技能），結合每次實驗的實驗報告評分，綜合評定期末成績，期末不另設獨立的實驗考試.期末總評成績中平時考核占70％（出勤和實驗操作各占50%），實驗報告占30％.實驗成績分：優、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級.

3.4引入綜合性和設計性實驗由于學校按照教育部和安徽省教育廳的要求對生物化學理論課時進行壓縮，生物化學實驗的課時也相應減少，由原來的32學時改為現在的24學時，所以我們將綜合性和設計性實驗引入課堂，編寫進生物化學實驗大綱.結果顯示，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手操作能力在有限的學時內得到最大的提升.

3.5應用PPT授課通過PPT授課，不僅節省了教師講解的時間，同時也提高了學生學習積極性.通過一些經典的演示實驗和模擬實驗錄像的觀看，讓學生了解實驗的規范操作過程，養成良好的習慣.

3.6開放實驗室生物化學實驗在理論開課的學期向學生開放.實驗老師根據實驗大綱選定的實驗項目準備實驗材料、藥品和儀器設備，學生提前一周向授課老師提出申請，經系實驗室主任批準即可利用課余時間進入開放實驗室自主實驗.

3.7企業參與實驗教學由于我系生物工程等工學專業學科多年來堅持產學研結合的辦學思路，積淀下眾多的合作伙伴，這些企業不僅與學校、與教師保持著良好的科研合作關系，也逐步樹立起長遠的眼光，重視人才培養，越來越多的企業更加主動地關心學生在校期間的教育，尤其是實驗環節，并從多方面參與到生物化學實驗教學當中.

3.7.1企業參與研究制定實驗教學.每年學校都會組織一批相關企業與學生見面，企業掌握了學生的第一手材料后，學校會組織教師與企業的座談，聽取企業的反響，尤其對學生的知識結構、實踐能力的評價，并將其作為修訂實驗教學大綱的重要參考.每次到企業實習時，帶隊的指導教師都要認真聽取企業負責人、受聘的企業指導教師對學生實驗能力培養的意見、建議，并帶回學校，在學科教研活動中傳達，從而用于指導本科實驗教學.近幾年來，我系根據企業的建議，優化調整了生物化學實驗的部分實驗內容.

3.7.2企業參與指導、考核和教材編寫.生物工程等專業聘請的企業客座教授和兼職教師積極參與學生實驗的整個過程，不僅對實驗項目進行調整和建議，還積極參與實驗指導書的編寫工作，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大有裨益.

3.8重視實驗教材建設和選用工作嚴格執行任課教師推薦教材版本、教研室集體討論、分管教學主任審核的教材選用程序.要求優先選用省級以上獲獎教材、新近出版的國家級規劃教材、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教育部或教學指導委員會推薦教材，確保教材的質量.我們為本科生選用科學出版社2014年最新出版的由南京大學陳鈞輝教授等主編的《生物化學實驗(第五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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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墓室壁畫而言，有實證的無論是西漢的洛陽卜千秋墓、八里臺墓，還是東漢的嘉峪關魏晉墓室壁畫，一般均用白堊做底，它既能使色彩牢固地附在壁畫上，又能讓其發色，這些壁畫，以辰砂、土紅、石綠等色勾線著色，生動洗練，達到既單純豐富又古樸淳厚的效果，同時還具有強烈的沖擊力。唐代西安的永泰公主墓、章懷太子墓等巖彩壁畫，則蘊藏著大氣磅礴的大唐盛世的氣魄。畫面上礦物和植物顏色的疊加交錯，使色層既有明度的韻律漸變，又有純度的對比及色相的節奏跳躍，加上衣紋線條的律運感，充分體現了巖彩的渾厚張力與和諧完整的形式美。

中國宋以后，受新儒學“格物致知”和禪宗“明心見性”的影響，中國繪畫逐漸演變為以墨為主以色為輔的程式，尤其是明清時期，隨著制造宣紙、墨的技術不斷完善，中國的水墨畫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展，這個時期出現了青藤、四僧、山人和揚州八怪等后人難以逾越的高峰。這一時期的繪畫程式也成為了現代乃至當今的水墨畫的基礎范本。

在八十年代，一批批熱愛中國傳統藝術的畫家奔赴敦煌和永樂宮，用真誠、勤勞和汗水臨摹了大量的壁畫，這些壁畫的臨摹品曾在那個時期的美院教學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這些當年還璀璨華麗的臨摹品，今天它的色彩已經嚴重發黑、脫落，如是按色彩變性的角度來區分作品的年代，這些臨摹品甚至比壁畫的年代還要早。從八十年代至今大批的中國畫名家都在使用這種管裝顏料。管裝顏料是化學顏料做成的，和廣告色一樣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這些顏料令一些大收藏家望而生畏。花大價錢買來的畫，過了幾十年就發黃發黑，全無當初的色澤感。當年的梵高的作品中顏料就出現了色層發粘和底層發霉的情況。為了修復這些價值連城的藝術品，日本人從法國請來了修復油畫方面的專家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但結果還是不理想，令收藏梵高作品的日本博物館頭痛不已。

中國畫壇能夠不再固執己見重新認識礦物質顏料是非常有意義的，正是八十年代的中國莘莘學子赴日留學，在日本取回了礦物色真經。日本巖彩畫產生于中國的文化母體，沿著唐繪一路發展來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日本人在繪畫領域逐漸找到了一種新的道路，既與中國的傳統繪畫形式拉開了距離，又擺脫了西方油畫的束縛，這種繪畫程式即被命名為“日本畫”。日本畫材專家們變革和拓展中國古代繪畫的礦物色，還制造了人工合成的新巖，變革后的材料和現代藝術觀念，是日本走出了古典審美定式和語言體系，融入了現代藝術范疇。

中國巖彩畫不得不感激日本畫的啟蒙，中國一批優秀的畫家把巖彩技術和中國當下藝術表現形式相結合，打破了僵化的模式，形成了新的繪畫語言。由于審美意識的不同，畫種的不同，在對巖彩的消化吸收上，也表現了不同的特征和方式。

傳統的工筆重彩畫雖然歷史悠久，但由于受到顏料種類少，技法單一等方面的阻礙，使工筆重彩的畫家一度灰心喪氣，從而也導致了理論界在八十年代的工筆自身的質疑，時至九十年代，中國重彩畫壇出現了何家英，唐勇力等知名畫家，他們把巖彩的一些技術融合在中國傳統重彩的程式中，使中國當代的重彩煥發了新的青春。

由于巖彩的色相沉穩優雅，又不失璀璨的特點，受到國內很多中國畫畫家的關注和喜愛，但礦物質顏色對于中國畫畫壇畢竟還是一個新的課題，畫家對于這種材料的研究和適應還不太成熟。然而這幾年表現出的旺盛生命力，已經讓當今的畫壇和批評界刮目相看，他給了我們一個重新認識傳統的契機和對中國繪畫更加寬廣的探索的空間。

參考文獻：

[1]洪惠鎮.中國畫材料改革構想.

[2]王川.關于水墨材質的文化身份問題.

[3]蔣采萍.中國畫材料應用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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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育的總目標是使學生在德、智、體、美、勞諸方面都得到發展，智育即包括化學實驗知識技能的傳授，又包括開發學生的智力。有人認為智育就是傳授知識，這顯然是把“智”當作“知”來理解了，這是不全面的。人無知識不行，但光有知識沒有智慧更不行，有了知識不會用，知識就是僵死的東西。有了知識又有了智慧，才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靈活運用，把實驗知識、技能轉化為實踐工作的創造性能力，因此，實驗教學中須注意開發學生的智力。

2、開發學生的智力，是培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科技人才的基本措施

近幾十年來，由于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反映科技成果的科學知識也在不斷的更新換代。由于新的知識層出不窮，學生畢業后必然會遇到他們所不熟悉的新科學應用技術、新的發現、新的成果，那時，他們必須發揮自己的智慧去弄懂、掌握、應用它們。因此，只有認真重視開發學生的智力，才能使學生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3、化學實驗教學對開發學生的智力有其獨特的優勢

化學實驗這門課程是通過教學活動使學生把學到的理論知識在實踐操作中進行論證，使理性認識轉化為感性認識，并在感性認識過程中，通過實驗技能知識的積累和獨立思考，不斷豐富觀察力、想象力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智力得到開發。例如，在乙醇制備乙醚的實驗中，學生已知副產物有乙烯生成，但副產物是怎樣產生的呢？學生在實驗過程中觀察發現得知：反應首先是乙醇與濃硫酸作用，生成硫酸二乙酯，反應伴有放熱。然后乙醇進一步與硫酸二乙酯在加熱條件下作用生成乙醚，但如果反應時溫度過高，則硫酸二乙酯分解生成乙烯，同時伴有碳化副反應現象發生。

這是學生在掌握乙醇加熱生成乙醚的基礎上，在實驗中通過觀察得出新的理性認識，使其智力得到鍛煉。

二、在實驗教學中開發學生智力的方法

1、要加強“雙基”教學，為開發學生的智力奠定基礎

智力和知識、兩者是緊密相連的。如果一個人對客觀事物一無所知，就根本談不上有什么分析問題和解決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缺乏一定的知識，就會阻礙學生智力的開發，因此，要開發學生的智力，教師就必須加強基礎知識的教學和基本技能的訓練。從化學實驗這門學科而言，就必須通過課堂理論課的教學，把反映客觀物質本質性的知識，通過實驗，使學生獲得的理性知識，在實驗中加以檢驗，并對實驗中的問題加以分析解決，達到智力開發的目的。要完成這個任務，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就要注意講練結合。所謂“精講”就是畫龍點睛地把實驗的重點、難點和實驗成敗的關鍵講清楚。“練”就是根據教學目的，精心安排設計各種實驗內容，培養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

2、堅持啟發式教學方法，為開發學生智力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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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促成了福利國家的建立，緩和了戰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以通俗性、娛樂性為特征的美國文化憑借現代傳媒技術在歐美社會中廣泛流行，這使得社會文化日益趨同，有人認為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及意識形態與中產階級已經沒有很大區別，一個經濟繁榮、文化大同的時代開始降臨。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產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階級出身，他們希望能夠幫助工人階級了解自己的真實狀況，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營造出來的幻覺所欺騙。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對工人階級內部文化的研究來證明工人階級價值體系與社會結構并未隨著福利國家的來臨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們同時也肯定工人階級在消費文化產品時的能動性，肯定他們會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選擇，這一出發點是其后來強調受眾主動性的源頭。此外，該學派的受眾研究也同樣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睞的符號學方法及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其代表人物霍爾的《編碼/解碼》一文就顯示了這多種因素的融合，它標志著該學派在受眾研究領域的突破，與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論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有著明顯的區別。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導入了符號學方法。對于媒介研究來說，符號學一個最讓人興奮的方面是那種可以運用于視覺形式——電影、電視、攝影與廣告圖片——的方法，這為研究現代意義生產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方案，而這種途徑傳統的語言學分支是無法提供的。[2]在霍爾的文章中，一條訊息不再被看成一個包裹或一個球可以由發送者拋給接受者。訊息現在是由節目制作者編碼，再由受眾來進行解碼。這樣一種觀念就意味著發送的訊息和接收的訊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眾可能對節目有不同的解碼。[3]于是，訊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據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發生，而是要依賴于受眾的解讀過程。由此，霍爾肯定了受眾在傳播過程中的地位，它們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認為的那種原子化個體的集合。此外，根據符號學原理，任何訊息都是多義的，其所能生產的意義或詮釋總是在一個以上，因此也就絕對無法化減至一個“最終的”或“真實的”意義。[4]這樣，霍爾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訊息潛在的解讀方式不止一個，并提出受眾可以有三種解讀立場：統治—霸權立場、協商立場與對抗立場。后兩種立場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開了受眾主動性研究的大門。

其次，對于霍爾來說，該模式是對本身廣泛討論的一部分，它標志著從主流意識形態觀點的多元決定論轉向了由葛蘭西霸權模式所提出的更為復雜的觀點。[5]在此之前的法蘭克福學派所援引的傳統意識形態理論暗示，意識形態力量用適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式構造主體幾乎是無法抵御的。所以他們認為在以傳媒為主要場所的文化工業的操縱下，壓制性的意識形態直接注入到大眾的意識之中，人們成為“文化傀儡”，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毒害人民的鴉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學派修正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批判了他們的文化悲觀主義，充分關注受眾的詮釋活動。這樣從霍爾開始，文化研究學派開始擺脫阿爾都塞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不再認為文本結構將主導受眾訊息接收的結果。相反，他們吸收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認為意識形態與被統治者的社會經驗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的矛盾，其交匯處就是一個意識形態進行斗爭的場所。這樣，文本不再是一個意義完全封閉的結構，受眾也不再是盲目順從主流生產體系的消極客體，而是不斷進行抗爭來給自身定位的積極主體。

在霍爾的三種解讀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眾研究興起并迅速擴展開來。20世紀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國〉觀眾》與《家庭電視》，將霍爾的受眾解讀模式應用于經驗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費斯克也分別對美國肥皂劇《達拉斯》的觀眾、浪漫小說的讀者以及大眾文化消費者進行了研究。

從這些新型受眾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受眾的主動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論觀點。我們上面提到的這幾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試圖反對單向片面的意識形態控制論，希望證明受眾的接收活動存在著協商與反抗的創造性空間。尤其是費斯克，他不僅提出了“語意斗爭”、“文化民主”等概念，認為受眾是才是真正的意義生產者，進而他還借用巴特的觀點——作品只有在被閱讀時才成為文本——認為文本根本就是不確定存在的東西，主張“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符號學民族志，在這里沒有文本，沒有觀眾，只有制造與流通意義和的過程。”[6]

除此之外，這種新范式還有一些其他特點，據此我們能夠把它與強調受眾主動性的另一種重要的傳播學理論使用與滿足理論區別開來。

首先，它從社會意義的角度來理解傳播現象，認為受眾接觸媒介后參與了意義的建構；而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對媒介的使用是一種功能性選擇的結果，是從功能的角度來理解傳播現象。

其次，它認為解讀是支配性意識形態與受眾的替代性、反抗性意義之間的斗爭，不是受眾個人的隨機活動，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傳媒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權力博弈的真實情況。而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是“受眾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這種使用有助于產生一種個人身份的認同感，收集信息；此外還能滿足休閑的需要并協助社會互動”。[7]這樣，它高估了受眾的主動性、訊息的開放性以及可供選擇的媒體數量，并不認可一種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存在。

再次，它借鑒了社會學，把個人看作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許多次團體與亞文化的復雜類型，這些因素以及解讀活動的具體情境會影響人們的解碼方式。而使用與滿足理論從考察個人的心理需求出發，從心理層次來解釋人們對媒介和訊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眾研究在具體操作時又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行：其一是將受眾作為文本解讀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將受眾置于日常生活語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為文本解讀者的受眾

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將受眾作為文本解讀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針對新聞時事類節目，分析受眾透過哪些特定的話語來解讀文本；二是針對大眾文化產品，如肥皂劇等，分析受眾如何從文本中獲得或者是自行建構意義來抵制原有的社會體系。

1、受眾對新聞文本之解讀

對于新聞時事類節目，研究者們認定，從一開始它們就扮演了一個意識形態的角色，編碼者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文本的意義，預設了一個處于優勢的或主流的意義。而這種意義能否成功傳播，取決于受眾所持有的文化符碼是否與節目的符碼相一致。這樣，受眾到底持什么樣的文化符碼，這些符碼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為研究者努力想解開的謎團。

最初是霍爾受到社會學家法蘭克·帕金的啟發，將受眾視為階級的產物。帕金認為西方社會有著三個主要“意義體系”：主流、主控的價值體系，臣服的價值體系，激烈而急進的價值體系。[8]而不同社會階級的成員，分別擁有不同的“意義體系”。霍爾將這一模式引入到傳播領域，根據受眾的階級變項推導出對新聞文本的三種解碼方式。在這種觀點下，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由于傳媒往往是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這樣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一般對文本進行傾向式解讀，而處于被統治地位的工人階級往往會因為利益受損而進行反抗式解讀。

隨后，莫利對BBC的晚間新聞節目《全國》的觀眾進行研究，試圖對霍爾模式進行經驗性的驗證并探討還有哪些社會因素會影響受眾的解讀活動。在該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盡可能的考察各個不同層面的因素對解碼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了客觀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性別、種族以及階級；也包括“文化架構與認同”的程度，即個人所處的社會部門以及所從屬的不同的亞文化，使得他對某些特定的語言和規則的熟悉程度不同，對某些話語把握的深淺程度也不同；還包括較難設計卻十分明顯的個人特質。二是他不再簡單的將社會變項當作決定解碼的因素，而是提出“話語”的說法，他認為“問題總是社會位置加上特定的話語（該詞臺灣多譯成論述）位置，然后才會造成特殊的解讀方式”。[9]話語是理解一個重要的社會經驗區域的社會性的定位方式。[10]人們分別擁有著自身的話語，他們背后的結構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訴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社會經驗。在觀看節目時，人們是根據其話語來理解文本，意義的建構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說霍爾從統治/協商/對抗模式來理解受眾還略顯粗糙，那么莫利則是從話語入手，對它進行了精細化的處理。不過，在這一過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為形成話語的社會因素過于繁多且不確定，要對它們進行統計分析無疑是相當困難的。于是在他之后的眾多研究者不再執著于將受眾作為多種話語的構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眾話語的組成，而是開始關注受眾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下的游擊隊員從通俗文化中所獲得的。

2、受眾對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讀

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參照系不再僅僅是，也漸漸脫離阿爾都塞式及葛蘭西式的理論話語，開始接受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有著開放、自由甚至是游戲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權威話語，顛覆了傳統，對許多約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質疑。這為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間。此時較有特色的是費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費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圖抵制理論的影響頗深，后者強調大眾作為弱者在文化實踐中可以利用生產文化產品的權力機構對他們的限制，自行創造出行為空間。所以，費斯克認為大眾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能夠在統治性體制所提供的有限資源中，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麥當娜這一流行文化現象。盡管麥當娜以瑪麗蓮·夢露為形象基礎，處處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費斯克認為她并不是父系霸權的代言人，并沒有教會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觀看她們那樣去看她們自己，并沒有慫恿她們作父權制內的女性主體。他認為在麥當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間隙或空縫逃脫了意識形態控制，比如她對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隨意享用，涂抹過艷的口紅，佩戴過量的首飾，都使她從主導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利用其能指而拒絕其所指，并且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們完全可以創造自己的意義。麥當娜的形象制造讓女孩們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們的控制之下，能按她們的利益來制造，她們的主體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導地位的父權制來決定。因此，麥當娜的流行是權力與抵制、意義與反意義、快樂與爭奪控制權的復合體。[11]

總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兒，文化是復雜的、矛盾的和不確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經常改造，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動的操縱者。[12]因此，受眾是具有策略的意義生產者，他們擁有強大的戰斗力，總能在主流意識形態的籠罩下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

上述關于新聞時事節目與通俗文化產品的受眾研究，是以媒介文本為中心，以受眾的階級、地位、性別等為變量而展開的討論，是與文本分析聯系一起的受眾研究路徑。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識到的那樣，分析受眾解讀文本的話語組成，帶有阿爾都塞式的傾向，將解碼者化約成特定結構的人格化產物，而各種話語則貫穿主體性向他“發言”。[13]所以，他希望從另外一個立場——解碼情境出發，來獲知這些話語是如何在一種具體的情境中起作用的。與此類似，受眾為何選擇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種情境下才能真正從文本中獲得。這樣，受眾研究就必須關注另外一個領域，即受眾媒介使用行為所產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眾與日常生活情境

科納認為，對電視研究來說，最好是把“置收視行為于情境中”的想法視為將分析工作連接兩個脈絡的范圍，而不是單單一個，它們就是收視的“社會關系”以及收視的“時空情境”。[14]前文對文本與受眾關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結構性社會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視中“社會關系”的一部分。而受眾研究接下來的工作便是透過時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為）來探尋其社會關系，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時的物理情境，再要發現受眾收看電視的意義是什么。這種研究的前提是認為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是家庭，不是個別的觀眾。所以，一切都圍繞著家庭中電視使用的具體情況來進行。此外，研究者不僅僅關注電視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轉向關注收視過程中的權力運作實踐，即作為家庭成員的受眾會采取什么位置，達成什么認同，構建什么意義。

對收視過程中的家庭權力關系研究做出貢獻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電視》，該研究的起點是認為受眾總是有著不同的電視使用經驗。在受眾看報紙、看電視，聽廣播時，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內容。打開電視也許僅僅是為了排遣獨處的寂寞，碰到不喜歡的電視節目就不停地換臺，也會邊看電視邊吃飯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眾的信息接受總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經驗。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響了我們的收視體驗，尤其是家庭的動態過程是如何與看電視的行為發生互動關系的。起初他試圖象研究《全國》的觀眾一樣從家庭的社會位置、階級屬性出發，將家庭作為動態單位進行分析，后來卻發現“貫穿所有訪談家庭的一個結構性原則，很明顯是性別的問題”。于是，他開始研究性別對收視實踐的影響，確認了8個方面的主題，獲得了樣本中男女收視習慣所體現的經驗性差異。①控制節目選擇的權力。他發現沒有一個主婦有規律地使用遙控器，遙控器總是父親在用，父親不在，則由兒子霸占。②看電視的風格。男人希望專注地看電視，不被打擾；而主婦則認為看電視是一項社會活動，包括不斷地對話以及同時進行至少一項以上的室內活動。③有計劃與漫無計劃地看電視。男性往往事先對照報紙，了解電視播出情況，決定晚間的收視活動。許多主婦則是抱著有就看、沒有就算了的態度。④與電視有關的談話。主婦愿意承認與朋友同事聊天時會談論電視，而男人則不愿意承認常看電視，除了體育節目。⑤科技：錄像機的使用。主婦并不擅長使用錄像機，都靠先生或子女幫她們用。⑥一人獨看電視與罪惡的。主婦們表示最大的快樂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時候，看一部她們最喜愛的連續劇。同時，她們接受了男性霸權，認為自己的愛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樂也帶有罪惡感。⑦節目類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實型節目，女性則偏好虛構性節目。⑧全國及地方新聞節目。女性對全國新聞不感興趣，卻喜歡地方新聞節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聞。[15]對于這些經驗性差異，莫利認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會角色不同。家庭對于男性來說是休閑場所；對于女性來說則是工作場所。正是這種由性別關系所建構、結構化了的家庭環境，才導致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收視經驗。這樣，正如特納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導我們關注那些生產出受眾的社會力量，有效地將我們帶離文本和受眾的檢視工作，更廣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實踐與話語。[16]

除了電視，拉德威針對已婚職業婦女閱讀浪漫小說所進行的研究也堪稱經典。她早期關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轉向接受研究，這時文本的內容已不再重要，而閱讀“本身是一種主動的、雖然不自由的、建立意義和樂趣的過程，是文本與讀者間的協商，其結果無法由文本本身預測”。[17]她將婦女閱讀浪漫小說的快樂和婦女在父權制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聯系起來考察，認為婦女之所以閱讀浪漫小說與逃避繁重家務與養兒育女的壓力有關。在父權制社會中，婦女被訓練成為無私的母親與體貼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視。不過，借助閱讀浪漫小說這種行為，婦女們能夠從日常家務勞動中抽身而出，她們憧憬浪漫小說中強有力卻對女性溫柔體貼的男性，也喜歡能夠控制自身命運的女性，由此她們會拒絕父權文化現實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認為婦女是在把閱讀浪漫小說當作一種“獨立的宣示”，通過這種行為在烏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別主體性，來反抗父權文化。[18]

當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面兩例尤為重視的性別權力關系，有學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間大小，空間大可以照顧到每個成員的偏好，空間小就需要成員們之間不停的互相協商。再比如家庭的組成結構，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單親家庭，電視顯得格外重要，電視成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開著，以排解孤獨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家庭，看電視往往是帶著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時間段觀看特定的節目。也正是因為這些繁雜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轉向“日常生活的微觀社會學”，而為了獲得受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資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眾研究領域盛行起來。

四、民族志方法與受眾研究的推進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眾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學者們主要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在一種比較自然的環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紹到文化研究領域中來。

文化研究采用這樣的方法研究受眾，可以說是為了實現兩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統計方法為基礎的量化調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愛的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研究方法。

傳統的受眾研究一直受量化實證主義范式的支配。這種以測量傳播效果為主旨的研究將傳播內容等同于事實資料的訊息，將受眾當作某一客觀的社會類別的代表，從其社會文化系統、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來調查閱讀率和收視率，或設計問卷（多為封閉式問題）向受眾提問，再統計各類數據以獲知受眾的反應。與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強調在一種自然的環境中收集資料，并將所獲得的事實資料僅作為受眾文化過程的證據。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關民族志方法的經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參與到人們的生活中，觀看發生了什么，聆聽他們說了些什么，并就問題提問。”[19]在這過程中，研究者們收集著一些與議題有關的資料。而在訪談這一層，研究者們也擯棄了問卷式的封閉式提問，并不在乎花上幾個小時與采訪對象東拉西扯，因為他們認為正是在這種羅嗦冗長的交談中，才能真正了解受眾復雜的讀解情況，才能了解受眾到底會使用什么樣的話語來形容自己的收視或閱讀感覺，而通過分析可供受眾使用的這些話語，哪怕只是“呀”、“哦”這樣的語氣詞，往往也能追根到它們背后的社會權力因素。不過，這也并不意味著研究者可以聽任整個訪談漫無目的地進行，而是要根據自己的意圖事先規劃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進行開放式的訪談，盡可能記錄下有價值的內容。用費特曼的話來說，就是“開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腦”。[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興起后，曾經歷過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范式的交鋒。在文化主義傳統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來研究亞文化群體的日常生活，如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生活。但在后來的傳媒研究中，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論家們意識到“理論中的‘后阿爾都塞的’甚至‘葛蘭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險，它傾向于對文化形式進行一種純形式主義的表述。我們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種質化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21]因為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關注的是傳播意義的建構方式，于是從文本意義的建構方面來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預設的主導意義，低估受眾真正的解讀能力，認為有可能直接從受眾的社會位置推論出他可能的解讀方式，從而忽視了具體的社會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則主張通過“深描”來掌握社會群體與文化的復雜性，因為人就是在這樣一種復雜的文化中認識世界的。這一主張運用到受眾研究領域則要求對受眾的日常生活進行完整詳盡的了解，從生活實踐來把握受眾的傳播實踐。因此，有學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處在于它超越文本來理解受眾作出了何種解讀”。[22]

2、經典的受眾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眾始自我們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國觀眾》研究。該研究在訪談這一環節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種團體的情境下進行重點訪談。在最初幾個階段的訪問中，研究者沒有預設方向，而是先通過交談了解受眾對一個節目評價的參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樣的詞匯，此后才開始有關該電視節目的話題。不過，在該研究中，由于受眾是在非自然的收視狀態下接受訪問，因此受到一些學者的責難。

同一年還有霍布森所主持的關于家庭主婦與大眾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訪談資料都節選自霍布森未曾發表的碩士論文《對家庭中工人階級婦女的研究：女性、家務與母性》這也是第一次針對女性受眾的民族志研究。通過與主婦們的交談，霍布森發現，“電視和廣播從未被作為消遣或休閑活動而提及，而是被這些女人定位為她們白天的組成部分。”[23]主婦們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據廣播來做安排，她們將廣播節目當作朋友，并將電臺主播們視為她們接觸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獨感的重要途徑。電視根據性別差異也可分為兩個世界，男人和女人對節目有著不同的偏好。正是從這一研究開始，對受眾的性別分析初具雛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謂是倡導民族志研究的中堅人物。在嘗試了前面的深度訪談之后，他們又都繼續開始了參與觀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經典的《家庭電視》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納曾說到，霍布森的研究與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關鍵不同之處就在于她不是把觀眾帶進她學術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進他們的世界。[24]她在肥皂劇的播放時段，走進觀眾的家里，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在這期間她對他們進行訪問和觀察，節目結束后她還要與研究對象們之間進行長時間的開放式對話。她特別強調這些訪問是開放式的，因為“我想要觀眾來決定，那些節目尤其是那些我們已經看過的劇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們所關注的，喜歡的，不喜歡的。我希望他們說出節目受歡迎的原因，以及他們挑剔的又是哪些。”[25]這項研究被認為是受眾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眾研究《家庭電視》。該項研究中，莫利選取了18個家庭作為樣本，研究者們親自走進這些家庭中進行訪問。訪問既針對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續一至二小時。為了留有空間進行思考、提問，整個訪談過程并沒有結構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場，以及對采訪對象有著繁復的質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獲得真實的情況。通過這樣一種參與觀察加訪談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廳政治”對家庭收視的影響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員的收視體驗。

由上可見，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們真正貼近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體的時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眾接收媒介的真實情況，為受眾研究向微觀層面推進開辟了新的天地。

綜上觀之，文化研究作為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學術潮流，本著對個體主體性的關懷，始終關注各種文化現象中的權力實踐，把受眾建構為主動的文本解碼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將其置于社會語境中來研究，實現了對經驗主義受眾研究的突破。盡管對于社會語境，學者們還存在著不少爭議，因為它是一個囊括了過多因素的范疇，無論是立足于某些社會變項開展研究，還是針對微觀的日常生活來進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準確把握受眾復雜的接受過程；但文化研究學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受眾與社會及文化互動的不同景觀，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眾研究中的獨特地位。

注釋：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臺灣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頁。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參見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139頁。

[8]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184頁。

[19]約翰·費斯克著：《英國文化研究和電視》，見羅伯特·C·艾倫編：《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05頁。

[11]參見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頁。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211頁。

[14]JohnCorner著：《意義、類型與脈絡：新閱聽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識’的問題意識》，見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編：《大眾媒介與社會》，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頁。

[15]參見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225—245頁。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轉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別與/于使用媒體》，見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編：《大眾媒介與社會》，第433頁。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轉引自林福岳：《閱聽人地理學——以民族志方法進行閱聽人研究之緣起與發展》，臺灣新聞學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篇13

第二，電視文化是一種相當復雜的文化形態，既有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審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質性、消費性，既有強制性、操縱性，又有迎合性、對抗性，既有同質性，又有多元性，既有類型性，又有創造性；既有娛樂，又有教化功能。電視文化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跨學科的文化形態，涉及到的領域已遠遠不是傳統的文化藝術所能涵蓋的。

第三，當代中國電視文化的發展已經置身于市場經濟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歷史語境下，它的商品屬性使其由以往的藝術文化轉變成一種商業文化、大眾文化，新現象、新特征由此頻頻凸顯。對這些新現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眾文化特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都使我們產生一種“莫相知”的恐慌，而沒能從理論高度予以闡釋。

第四，以往的從藝術單一視角對它所進行的理論研究陷入了闡釋的困境。很多問題，例如大量不具有審美意義粗制濫造的文本卻有很高的收視率、文本質量的提高主要依賴的是聲像光電的技術手段而非爐火純青的藝術手法等等，僅從藝術的角度難以解釋。

在這種復雜的狀態下，既要正視電視文化迅猛發展的事實，承認電視文化所蘊涵的商業文化、大眾文化特性，以歷史的理性清醒地認識到經濟轉型、社會轉型賦予文化轉型的可能；又要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對其進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認識，恰當的評價，審理各種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規范和引導這種新型的文化形態。

二、電視文化研究的幾種視角

多重研究視角的轉換有助于對電視文化的多重認識，有助于在矯正操作的失誤和尋找正確的發展方向時獲得理論上的高度與支持。

社會文化視角：以往對電視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這一文化活動的社會過程全身。隨著中國社會文明進程的演變，電視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廣大民眾真實生動的生活中，成為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內容，具有了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的品格。作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和社會公共事業，社會學視角、人類文化學視角的關注，也許能使我們穿越數量眾多龐雜、質量良莠不齊的電視文本，抵達社會意義、文化意義的剖析。在這其中，意識形態視角的分析尤為重要，因為一切文化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代碼”。從到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學說、文化研究學派、后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批評無不是這些理論的重心。

大眾文化視角：電視文化所表現出的商業性、消費性、大眾娛樂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術性、可復制性、程式化、無深度感正是大眾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標，體現出與電視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一致性、同質性。因此，在對電視文化的研究中，借鑒西方某些學術思潮對大眾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雖不能祈望徹底解決中國電視文化存在的問題，也不是無益的。如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使我們認識到電子傳播作為生產力給對電視文化生產帶來巨大促進作用的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技術進步對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認識到其意識形態的操縱性、欺騙性的一面；后現代主義理論讓我們對電視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戲性、狂歡化獲得了一種哲學上的認識高度；后殖民主義理論則令我們對電視文化、大眾文化中的全球化傾向、文化同質化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歷史主義提醒我們，以“戲說”為代表的電視文化可能導致的危險；文化研究學派以它與社會的廣泛聯系和跨學科的學術膽識，啟示我們以宏觀的社會文化研究與微觀的文本研究相結合，在微觀的文本研究的基礎上展開宏觀的文化研究……這些理論奠定了以大眾文化的視角來審理電視文化的理論基礎。傳播文化視角：電視文化與印刷媒體、廣播媒體等其它大眾文化形態的主要區別，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極高的影像的傳播與接受方式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視聽文化，并對其它形態的大眾文化形成強大沖擊，獲得了存在的獨特性和優勢性——影像傳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說，傳播學理論從電視傳播的全過程來考察電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為電視文化的理論研究開辟一條更切實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說：“研究電視理論，首先要研究‘電視傳播學’，因為電視本身就是作為信息傳播的媒介和載體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所有的電視節目，統統鮮明地烙印著信息的‘印記’。因此，抓住‘傳播’也就抓住了電視理論研究的根本。”無可質疑，隨著從播放型到數字化、新媒介的傳播模式的全新構型，電視文化將會發生更為深刻的革命，因為傳播模式的改變必將影響所傳播的文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