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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未參加新農保的意義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比較高。由于養老保險制度不健全，很多老年人基本生活沒有保障。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農村養老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一個老人的養老問題既關系到一個家庭和諧安定，也牽涉到社會穩定。研究農民參加新農保的決策問題，不論是對農民自身還是對政府，都具有重要意義。對政府而言，研究農民為什么未參加新農保問題，有助于解釋目前多數農民為何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積極性不高，保障程度較低，從而使政府更好地對農民參加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進行有效的引導和管理，進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均等化落到實處，確保實現農民養老保障權益，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農民而言，農民未參加新農保問題的研究，將有助于使農民的參保、不參保行為更趨于理性化、科學化、非盲目化。有利于加快新農保制度的落實和普及，切切實實解決廣大農民子孫萬代老有所養難題，減輕子女的經濟負擔，在相當程度上避免因經濟利益引發的家庭矛盾，形成敬老愛幼的風氣與更為和諧的家庭關系，讓農民晚年生活的更有尊嚴。

3農民未參加新農保的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3.1分析數據來源

對農民為什么未參加新農保問題研究，作者主要是采用實地調研數據。主要對遼寧省康平縣、湖北省南漳縣、山東省費縣、江蘇省海寧市的部分農村農民參加新農保的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共獲得有效問卷778份。調查問卷共包括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對新農保政策的了解情況、參加新農保的情況、對新農保政策的看法、60歲以上參保者待遇落實情況、對新農保的整體評價和對新農保的意見建議七個部分。

3.2農民未參加新農保的因素分析

3.2.1未參加新農保比例在全部被調查者中，有361人選擇參加了新農保，有417人選擇未參加新農保，二者比例見圖1所示。

3.2.2未參加新農保的原因調查分析從圖1可見，盡管新農保已經實現全國縣級全部覆蓋，但被調查者中，農民參保的比例只有46%，有54%的農民尚未參加新農保，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素影響了農民參加新農保的積極性，通過調查，影響因素主要包括：（1）對新農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不高對政策的了解程度，被調查者中只有36人，占全部被調查者4.6%的人選擇了比較了解，而56.9%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只了解較少。具體選擇人數和比例見表1。即便是選擇參加了新農保的農民，在其參加新農保原因中，也有97.5%的農民選擇了“不太明白，看別人參加也跟著參加”。在問卷調查中，對于選擇未參加新農保的原因，其中包括“對政策不了解”一個選項，調查的結果顯示，有87.2%的農民選擇了該項，沒有選該項的只有12.8%.（2）保障程度比較低在問卷調查中，對于選擇未參加新農保的原因，其中包括“嫌養老金太少，作用不大”一個選項，調查結果顯示，有74.2%的農民選擇了該項，沒有選該項的只有25.8%，見圖3所示。對農民參加新農保能否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調查中，共有以下四個選項：肯定能、基本能、基本不能、肯定不能。只有9.1%的農民選擇了第一項，而選擇第三和第四項的達到50%，具體選擇人數和比例見表2。（3）政策可持續的影響新農保政策的可持續一直是各方十分關注的問題之一，也是影響農民參加新農保的重要因素。在調查中，被問及參加新農保后最擔心的問題時，有68.8%的農民擔心政策變化。在問卷調查中，對于選擇未參加新農保的原因，其中包括“擔心政策變化”一個選項，更有88.7%的農民選擇了該項。（4）年齡的影響對廣大農民來說，年齡對是否參加新農保決策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在全部被調查者中，年齡構成如圖4所示。從上圖來看，由于42.4%的被調查者年齡在16—44歲之間，距離養老還有相當長的時間，他們對參加新農保的積極性要比45-59歲或60歲以上的要低很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農民參加新農保的決策。從選擇未參加新農保的原因中，其中包括“想等年齡大些再參加”一個選項，有65.5%的農民選擇了該項，也說明農民的年齡確實對參加新農保決策發揮了重大影響。（5）捆綁政策的影響對新農保的捆綁政策一直有不同的觀點，很多專家也指出新農保的捆綁政策存在制度缺陷，建議取消捆綁條款。廣大農民對捆綁政策是什么樣的立場和觀點見表3。上表說明捆綁式參保政策，40.4%的農民認為有影響，而59.6%的農民認為沒有影響，農民對該政策是否贊成的調查結果基本上是兩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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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為動物食品安全提供風險保障。涉及全民食品安全的動物應包括：牛、豬、羊等家畜；雞、鴨、鵝等家禽；養殖的魚、蝦、蟹等水產品。

三是為漁民漁船安全提供風險保障。從事海洋、大河捕撈的漁業生產，需要保險的保駕護航，應對漁民的人身傷亡和漁船進行政策性農業保險。

在上述政策性農業保險范圍內，政策性農業保險應主要承保旱災、水災、雹災、風災、凍災等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主要承保日常性疾病等動物死亡風險。對超出一般水平的巨災，國家應另行安排救濟和幫扶。

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最大受益人是農戶，但是農戶獲得保險利益是有一定前提條件的，一是需要支付一部分保費購買保險，二是要在出現災情損失時才能實現政府補貼帶來的好處。農村可以實現人人有低保，但是人人皆保險尚需時日。所以，即使在政府補貼、龍頭企業幫扶的情況下，農戶購買保險也需要動員。在日本，加入政策性農業保險是需要一定條件的，例如，水稻、陸稻及麥類的栽培面積合計超過1畝或3畝(日本制，下同)，才有資格加入。同時，一定經營規模以上的農戶又必須加入農業保險，例如，北海道地區的麥類耕作面積4畝至10畝的，必須加入農業保險。在我國，保險公司可以采取以下模式擴大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覆蓋面。

一是對基地型農戶進行保險。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載體帶動農戶參加保險，對基地型農戶進行保險。基地型農戶是指根據訂單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進行農作物種植和動物養殖的農戶。這些農產品作為工業原料從農戶的田間、地頭和院落、場房進入大型農產品加工企業。廣大農戶與龍頭企業形成了比較緊密的生產流程上的上下游關系、原材料和產成品的基地與前沿關系。農業保險通過對訂單農戶提供保險服務，能夠有效保障產業化生產基地的穩定發展，穩固產業化鏈條源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可適當給訂單農戶部分保費補貼，組織訂單農戶參加保險，降低了農戶的保費負擔，擴大了保險覆蓋面；為訂單農戶提供保費補貼，加強了公司與農戶聯系的緊密度，保證訂單農戶生產穩定，龍頭企業原材料供應充足，有利于龍頭企業擴大再生產，把農業產業做大做強。

二是對專業農戶進行保險。以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為載體帶動農民參加農業保險，對專業農戶進行保險。專業農戶是指種養業規模較大、技術較先進、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農戶。專業農戶往往與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有密切聯系，保險公司可以以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為載體，向合作組織內的成員提供保險，充分發揮社員之間信息比較對稱、聯系比較緊密的特點，相對集中地開展較大規模的保險業務。合作社社員比較集中，養殖規模較大，多數社員已成為種、養專業戶，風險意識較強，投保積極性較高，農戶之間的示范作用較明顯。同時，農業保險還對合作社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比較規范的合作經濟組織，一般都有一個經營實體支撐，如飼料加工廠或屠宰加工廠，還有穩定的銷售渠道，在保險的開展上，有的合作社對參加保險的飼養戶給予飼料或銷售上的一些優惠，這就吸引了更多農戶加入合作社，從而擴大合作社的規模。

三是對傳統農戶進行保險。以縣級為單位對大宗農作物進行統保，對傳統農產進行保險。我國的農業生產依然以傳統方式為主，生產經營相對分散、地域差異較大，特別是大宗糧食作物保險的承保和理賠難度較大。對傳統農戶的保險難度更大，而傳統農戶經營的往往是傳統的種植業，急需保險來分擔和轉移風險。

二、政府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幫扶方式

(一)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支持農業保險

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支持農業保險，是全社會分散和轉移農業風險的重要渠道。農業保險的開辦歷史表明，沒有政府的財政支持，任何國家的農業保險都無法維持下去。美國作為世界級的農業生產大國，農業保險也辦得較好，政府的財政支持更是一大亮點。目前美國政府對農作物保險的經濟支持大致包括：保費補貼，各險種的補貼比例不同，2000年，補貼額平均為純保費的53%(保費補貼額平均每英畝為6.6美元)，其中，巨災保險補貼全部保費，多種風險農作物保險、收入保險等保費補貼率約為40%；業務費用補貼，向承辦政府農作物保險私營保險公司提供20%—25%的業務費用(包括定損費)補貼；另外，政府還承擔農業部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的各項費用，以及農作物保險推廣和教育費用。聯邦農作物保險法明確規定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對農作物保險免征一切稅賦。

(二)政府通過條件救濟支持農業保險

即便政府為農業保險提供補貼，農戶還是有不愿意購買農業保險的，保險對于農戶來講首先是一筆支出，然后才有可能在出險后獲得補償，農民并不踴躍參保。即使在美國，也在實行了把購買農業保險作為獲得政府其他支持的條件后，農業保險的覆蓋面才獲得突破性發展。1994年通過的美國聯邦農作物保險改革法令，鼓勵農場主購買農業保險，進而降低農場主對災害救濟的潛在需求。它規定，除非農場主購買了農作物保險，最少也要購買巨災保險保障，否則他們不可能得到農業保護計劃中的其他好處，即取消了政府救濟計劃。通過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災保險(新設立)、提供較高保障水平的擴大保障保險、集體保險和非保險作物保障計劃等四大險種把所有農作物生產者都納入了農作物保險計劃。該法令還規定，不參加政府農作物保險計劃的農民不能得到福利，如農戶貸款計劃、農產品價格支持和保護計劃的支持等，對農作物保險實行了事實上的強制參加。該法令的實施使保險作物從1980年的30種擴大到47種，農作物保險的投保率迅速提高，1995年，農作物保險承保面積達到2.2億英畝，占當年可保面積的82%，是美國歷史上承保面積占可保面積比例最高的一年。

(三)政府通過立法支持農業保險

通過法律確定農業保險的標的、范圍、機構、補貼等各種內容和環節，使農業保險能夠獲得穩定、持續和透明的發展，不因政府官員的更迭而起落，不因市場的變化而消長。日本自1929年以來，有關農業保險的立法、制度及修改多達10部之多，對農業保險作物的品種、農業保險的準入條件、保險范圍、承保方式、財政補貼、保險費率計算方法、保險費國庫負擔方式等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定，有力地推動了農業保險的發展，也合理地利用了國庫的財政資源，有效地保護了農戶。

三、農業保險公司的營銷渠道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的三家試點專業農業保險公司，經過幾年的探索和實踐，從對農業保險的政策研究、立法勸說、機構設置、產品設計開發、銷售渠道建立、人培訓、定損人員培養、統計、精算、資料收集加工，以及農業保險的宣傳、推廣和教育等方面，逐漸獲得了經驗和方法，試點公司也漸趨成熟。試點公司承擔了農業保險的直接業務，通過開展農業保險的經營活動(銷售、簽單及其他服務)，具體實施政府補貼的農業保險計劃。試點公司還培訓、管理、監督和使用保險人和農險查勘核損人。農險查勘核損工作由農險專業核損人來進行，查勘核損人需經過專業農業保險公司長時間的培訓，通過考核取得資格后才能從業。專業公司有動力、能力和愿景，將作為主業來看待，必將推動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發展。

試點公司對農業保險的專注，不只是停留在領導的一般號召與員工的象征性響應上，而是深入實際探索農民的需求、要求政府的財政支持、教育員工精做農業保險。試點公司應根據區域特點制定農業保險發展規劃，并在農業保險業務上始終堅持按照試點區域的特點進行設計和規劃。例如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根據吉林省是以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的國家重點商品糧基地i對國家糧食安全起決定性作用的實際情況，尤其是該省近年來的畜牧業和農業產業化發展較快的現實，公司在吉林省內主要規劃開展玉米、水稻、大豆種植保險和規模化養殖保險，并主要依托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載體開辦農業保險業務；根據畜牧業發達，要建設中國乳都的實際，公司在自治區主要規劃開辦奶牛等養殖保險品種，并與當地重點產業化龍頭企業相結合開展農業保險業務；根據山東省種植業、養殖業均比較發達，小麥等糧食作物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同時還是蔬菜、水果等農產品出口基地的實際，公司規劃在山東探索開辦小麥、棉花、蔬菜、水果等種植保險和奶牛、肉雞、水貂等養殖保險；根據北京在發展都市農業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效，郊區農業比較發達的實際，公司在北京地區探索以奶牛養殖和水果、蔬菜種植為主開辦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通過兩年多試點，農業保險業務取得了較好的成效。試點公司堅持圍繞試點區域特點研發農業保險產品。比如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針對吉林省等試點地區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是種植面積最大、關系農民數量最多、事關國家糧食生產安全的品種，公司集中研發玉米、水稻、大豆等大宗糧食作物的巨災保險產品。由于內蒙、山東、吉林、北京的畜牧業也都非常發達，各試點省區的畜牧業生產都逐漸呈集中化、專業化的發展態勢，公司相繼研發了肉雞、生豬、奶牛、肉牛、梅花鹿養殖保險，并根據各地養殖成本、風險特點等因素在具體條款中進行調整，體現區域特色。同時，公司還針對試點地區農業經濟特點，相繼研發了經濟作物草莓、煙葉等種植保險條款和朗德鵝、水貂等特色養殖保險條款。作為試點公司之一的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降低農業保險開辦成本，為農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保險服務，通過兩年多來的探索，主要開辟了五個營銷渠道。

一是與農業經營管理部門相結合的渠道。省農委領導的農業管理部門與農民聯系密切，并在各個鄉鎮都有機構網絡，人員專業性較強，素質較高，是農業保險業務的良好渠道。在吉林保監局和省農委的大力幫助下，公司與省農經管理總站簽訂了保險合作協議，全面啟動并推進了試點工作的開展。

二是與農村信用合作社相結合的渠道。公司與省農信社聯社簽署協議，利用其在農村的營業機構網點優勢和人員優勢廣泛開展業務。公司在開業當天即與省農信聯社簽訂了全面協議，公司各分支機構與當地農信社關系十分緊密。2006年，農信社代辦農村小額貸款保證保險業務，全年為200多位死亡和傷殘的貸款農戶進行了賠償。

三是與其他農村金融機構結合的渠道。公司已經與中國農業銀行、省郵政系統等機構簽訂了協議，并與省農業發展銀行正式合作。農村金融、郵政機構的兼業方式，在公司廣開渠道建設的同時，也為農業保險在更深層次上的開展埋下了伏筆，探索了路子，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國外成功開辦農業保險是和農村金融政策緊密相連的。

四是與農機、農業技術推廣部門相結合的渠道。農委所屬的農機站、農業技術推廣站在農村也擁有豐富的網絡資源，公司通過這些部門開展保險業務，一方面有效降低了開辦成本，另一方面在防災、防損和理賠工作上更容易得到投保農戶的認同。

五是探索開辟農村個人渠道。兩年來，公司在農村借助具有較高威信和素質的干部、教師等人員，通過統一的培訓、考試，按照保險營銷的架構和模式，組建起相對固定的農村隊伍，持證上崗，持證率達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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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保險經營的客觀困境及其障礙

由于農業保險標的——農作物及家禽家畜在生長發育過程中面臨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其風險遠遠高于其他產業。農業保險具有高風險損失率和高管理費用率的特點，由此導致農業保險市場的有效需求很難形成。世界各國對農業這一特殊領域如何更好地開展保險進行了長時期的探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

（一）商業性保險經營模式

這種是保險人選擇農業中不需要補貼或只需少量補貼的項目，按商業性原則經營農業保險。商業性農業保險多為私人公司經營，西歐國家是典型代表。他們按照真正意義上的保險經營要求，針對農業中經濟價值高的標的，選擇損失機會發生少但強度大的風險為承保對象。在西歐，由于地理和氣候的原因，農業的雹災損失十分嚴重，農作物雹災保險成為商業性農業保險的主要險種。另外還有火災、風災等，這些災害發生機會雖然不多，卻具有毀滅性。毛里求斯承保甘蔗等糖類作物、牙買加承保香蕉。這些都屬于高價值的經濟作物。對于高價值的農作物，選擇適當的風險承保，采用商業性經營原則，完全可以獲得經營的成功。經營模式下，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權利與義務對等，農民要支付足額的保險費。因而該模式在農業中的可承保面較狹窄。

（二）政策性保險經營模式

這種模式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動下，把農業保險作為一項保護農業和農民的政策來開展的。主要特點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對農業保險的經營管理費用及純保費給予大量補貼，投保農民只需交部分保險費用。一般講，農民從農業保險中所得到的賠款收入大于他們所交付的費用支出，即從農險中得到了政府的凈收入轉移。因此，這種經營模式實質上是災害救濟與保險機制的結合，又可稱為災害救濟性農業保險。該模式作為政府保護農民收入的一項重要政策，多為政府機構或政府指定的公司經營。

在該經營模式下，農民對保險的有效需求迅速擴張，農業保險得以在廣大地區普遍開展。北美國家和日本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他們承保了大多數主要作物的所有主要自然災害及病蟲害，即主要開展農作物一切險。美國政府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全額補貼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農險業務的活動管理費用，同時，為了彌補農險基金的不足，還提供了1億美元的資本捐助。日本既直接補貼管理費用又直接補貼凈保險費。在1947～1977年間日本農險業務總支出為4953.83億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65.59億日元，占65%。農業保險早已成為他們提高農業生產投資和穩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政策性農業保險模式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保險，但卻能使保險在農業領域廣泛推行。

對于我國，災害救濟性的政策性保險模式無疑是一種最佳選擇，但它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補貼的基礎上的。選擇該模式的國家，大多是工業化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所謂工業化，實質是資源在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動態再配置過程，是工業生產的資本化不斷擴張并在經濟總體和社會生活中不斷取得支配地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產資源不斷由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工業份額上升，農業份額下降。當工業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業化進一步完善外，還可以用于支持其他產業發展時，工業支援農業，農業受到保護，政府對農業保險進行大量補貼才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也只有在此時，農業只是作為人類社會生存基礎的地位會顯得特別突出和光榮，農業將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懷，農業成為關系到整個社會生存的大問題、小行業。大問題應當受到關懷，小行業能夠得到關懷。工業化的成長過程一般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農業支援工業階段、農業與工業平等發展階段以及工業支援農業階段，不同階段的工農關系是不相同的。

據資料顯示，2005年我國農業與工業的凈產值比例為14：86，城市人口率為40%，人均GDP為1300美元左右。據此，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我國經濟發展開始進入工業化第二階段，但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部分地區還處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補助工業，也就是說，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工業發展仍然需依靠農業提供的剩余積累推動。這一階段的政府政策取向是農業擠壓，通過不平等的稅收、價格、資金投入等手段擠壓農業以支持工業。第二階段是平等發展，這時農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農業與工業各自獨立發展，農業發展依靠自身積累。總體上看，我國經濟發展離以工補農即農業保護階段還存在一定距離，因而還不可能依靠工業收入來全面補貼農業。而且一些欠發達地區仍然需要通過擠壓農業來發展工業。

那種認為目前我國應全面推行農業保護政策的觀點，顯然是一種超前意識。它只認識到了農業發展和農民需要保護的必要性，卻沒有認識到工業化階段的可能性。美國、日本及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工業化階段早已完成。農業保險實際上是他們以工補農的大政策之中的一項具體政策。把我國的農業保險放在國民經濟的大背景下來考察，現階段農險要得到國家財政的大量普遍補貼，在當前是很不現實的。我國20世紀80、90年代的眾多農業保險經營模式沒有可持續性，就是由于受到了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及相應的政府政策取向的客觀制約。

二、發展我國農業保險的現實選擇及構想

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農業保險曾經一度繁榮，當時形成了四種重要的農業保險經營模式：一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等商業保險公司自營，單獨核算模式；二是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共辦或代辦模式；三是保險公司組織農民之間的互助保險合作社的模式；四是民政部門辦農險的模式。這些改革，一方面通過險種間互補、政府財政資助或民政補貼等方式部分解決了農業保險基金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保險公司通過與政府合作、組織保險合作社等方式減少了自身所承擔的經營農業保險的風險，一度在90年代初使農險迅速發展。特別是1991年全國農險保費收入達到5.17億元，比1990年增長1.5倍。

然而，這些保險發展模式都只是權宜之計，其制度設計本身存在致命的弱點，因而后來大都沒能長久。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事實上是采用商業性保險模式來經營農險，卻沒有按商業性經營原則來選擇和設計險種，有些在主觀上是想按照政策性保險模式以擴大農業保險的經營面，事實上卻不可能得到財政補貼資金來源的有力保障。正視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制約，同時考慮到保險公司商業性質的經營體制，對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應分近期模式和遠期模式進行分階段設計：

（一）商業性保險為主、政策性保險為輔的近期模式

“商業性保險為主”，是指保險公司選擇一定的農業險種，完全按商業性原則進行經營。目前的財產保險公司大都是股份制企業，必須為股東利益考慮，不可能容忍農險的長期大量虧損。在保險企業得不到充足的外部補貼來源時，農險要作為一項獨立事業繼續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恢復保險的本性，按照商業性保險的原則來嚴格選擇和設計險種。選擇經濟價值高的標的、事故發生少但損失強度大的風險作為承保對象。如小麥在田間生長，價值分散，但收割后堆放曬場，價值集中，這時萬一發生火災，干萬斤小麥便毀于一旦。因此，眾多麥農必然對麥場火災損失風險的轉嫁產生強烈需求。有些經濟作物如烤煙、蔬菜、花卉、果類等，商品價值較高，對已形成規模經營的農戶來說，他們也存在對生長期風險的憂慮和損失轉嫁的需求，并且他們有足夠的保險費支付能力。隨著我國“三高”農業、外向型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商業性農業保險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

“政策性保險為輔”，是指除了商業性農業保險項目外，允許少數經濟發達地區通過保險公司內部的其它險種盈余補貼、地方財政補貼等手段對主要農作物或牲畜實行統保。其目的是為將來實行遠期模式廣泛開展的農業保險探索規律和總結經驗。政策性保險的組織形式以商業保險公司承辦、地方政府支持模式為最好，也可采用合辦或代辦模式。補貼應是固定的和事先確定的，補貼金額與農民所交保險費之和應與預期賠付額與管理費用之和相平衡。政策性農業保險要作為獨立的地方經營險種單獨立賬、單獨核算，免繳營業稅、所得稅，并且結余留存，作為農業保險專項基金專戶存儲積累。政策性保險應由保監會統一規劃和安排，選擇有條件的發達地區試辦。

（二）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的遠期模式

近期模式不能使農民普遍受惠。隨著經濟的加速發展，工業化進程進入農業保護階段，政策性保險即可廣泛發展，并在農業保險體系中占居主導地位。遠期模式要改變以商業保險公司為主體的農業保險經營體系，這時的商業性農險只是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補充，為農民承保那些政策性農險以外的險種，或者為農民提供更高的保障。政策性保險體系的設想是建立事業性質的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經營農險及其再保險；通過國家農業保險立法建立農業保險專項基金，并實行法定保險的經營方針；國家給予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以必要的優惠政策。遠期模式的具體設計為：

1、中央設立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各省、地、縣設立其分支機構。由該公司經營全國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此外，允許農村合作組織經營某些政策性農業保險，但必須按一定比例向專業公司分保。

2、通過農業保險立法，建立農業政策性保險專項基金。由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負責籌集、分配和管理專項基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提供該專項基金的一定份額。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獨立核算，免征一切稅賦，經營結余全部留作總準備金積累，以備巨災風險。

3、確定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險種。對有關國計民生的主要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牲畜商品的生產全部實行法定保險，政府對法定保險項目給予保費補貼。法定保險由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及其指定的農村合作組織壟斷經營。除法定政策性農業保險外的商業性農險項目，全部實行自愿投保。各商業保險企業及農村合作組織對商業性農險項目可競爭經營，國家農業保險專業公司為之提供再保險。

遠期模式是發展農業保險的一種理想化目標。雖然現階段它不可能在全國同時實現，但是少數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地方立法提前實行。另外，遠期模式必須在省范圍內統一實施，并要進行農業風險區劃和費率分區，承保范圍太小了，風險難以有效分散。

參考文獻：

1、李軍，FrancisTuan.農業風險管理和政府的作用——中美農業保險交流與考察[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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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保險經營的客觀困境及其障礙

由于農業保險標的——農作物及家禽家畜在生長發育過程中面臨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其風險遠遠高于其他產業。農業保險具有高風險損失率和高管理費用率的特點，由此導致農業保險市場的有效需求很難形成。世界各國對農業這一特殊領域如何更好地開展保險進行了長時期的探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

（一）商業性保險經營模式

這種是保險人選擇農業中不需要補貼或只需少量補貼的項目，按商業性原則經營農業保險。商業性農業保險多為私人公司經營，西歐國家是典型代表。他們按照真正意義上的保險經營要求，針對農業中經濟價值高的標的，選擇損失機會發生少但強度大的風險為承保對象。在西歐，由于地理和氣候的原因，農業的雹災損失十分嚴重，農作物雹災保險成為商業性農業保險的主要險種。另外還有火災、風災等，這些災害發生機會雖然不多，卻具有毀滅性。毛里求斯承保甘蔗等糖類作物、牙買加承保香蕉。這些都屬于高價值的經濟作物。對于高價值的農作物，選擇適當的風險承保，采用商業性經營原則，完全可以獲得經營的成功。經營模式下，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權利與義務對等，農民要支付足額的保險費。因而該模式在農業中的可承保面較狹窄。

（二）政策性保險經營模式

這種模式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動下，把農業保險作為一項保護農業和農民的政策來開展的。主要特點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對農業保險的經營管理費用及純保費給予大量補貼，投保農民只需交部分保險費用。一般講，農民從農業保險中所得到的賠款收入大于他們所交付的費用支出，即從農險中得到了政府的凈收入轉移。因此，這種經營模式實質上是災害救濟與保險機制的結合，又可稱為災害救濟性農業保險。該模式作為政府保護農民收入的一項重要政策，多為政府機構或政府指定的公司經營。

在該經營模式下，農民對保險的有效需求迅速擴張，農業保險得以在廣大地區普遍開展。北美國家和日本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他們承保了大多數主要作物的所有主要自然災害及病蟲害，即主要開展農作物一切險。美國政府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全額補貼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農險業務的活動管理費用，同時，為了彌補農險基金的不足，還提供了1億美元的資本捐助。日本既直接補貼管理費用又直接補貼凈保險費。在1947～1977年間日本農險業務總支出為4953.83億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65.59億日元，占65%。農業保險早已成為他們提高農業生產投資和穩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政策性農業保險模式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保險，但卻能使保險在農業領域廣泛推行。

對于我國，災害救濟性的政策性保險模式無疑是一種最佳選擇，但它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補貼的基礎上的。選擇該模式的國家，大多是工業化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所謂工業化，實質是資源在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動態再配置過程，是工業生產的資本化不斷擴張并在經濟總體和社會生活中不斷取得支配地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產資源不斷由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工業份額上升，農業份額下降。當工業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業化進一步完善外，還可以用于支持其他產業發展時，工業支援農業，農業受到保護，政府對農業保險進行大量補貼才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也只有在此時，農業只是作為人類社會生存基礎的地位會顯得特別突出和光榮，農業將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懷，農業成為關系到整個社會生存的大問題、小行業。大問題應當受到關懷，小行業能夠得到關懷。工業化的成長過程一般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農業支援工業階段、農業與工業平等發展階段以及工業支援農業階段，不同階段的工農關系是不相同的。

據資料顯示，2005年我國農業與工業的凈產值比例為14：86，城市人口率為40%，人均GDP為1300美元左右。據此，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我國經濟發展開始進入工業化第二階段，但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部分地區還處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補助工業，也就是說，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工業發展仍然需依靠農業提供的剩余積累推動。這一階段的政府政策取向是農業擠壓，通過不平等的稅收、價格、資金投入等手段擠壓農業以支持工業。第二階段是平等發展，這時農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農業與工業各自獨立發展，農業發展依靠自身積累。總體上看，我國經濟發展離以工補農即農業保護階段還存在一定距離，因而還不可能依靠工業收入來全面補貼農業。而且一些欠發達地區仍然需要通過擠壓農業來發展工業。

那種認為目前我國應全面推行農業保護政策的觀點，顯然是一種超前意識。它只認識到了農業發展和農民需要保護的必要性，卻沒有認識到工業化階段的可能性。美國、日本及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工業化階段早已完成。農業保險實際上是他們以工補農的大政策之中的一項具體政策。把我國的農業保險放在國民經濟的大背景下來考察，現階段農險要得到國家財政的大量普遍補貼，在當前是很不現實的。我國20世紀80、90年代的眾多農業保險經營模式沒有可持續性，就是由于受到了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及相應的政府政策取向的客觀制約。二、發展我國農業保險的現實選擇及構想

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農業保險曾經一度繁榮，當時形成了四種重要的農業保險經營模式：一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等商業保險公司自營，單獨核算模式；二是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共辦或代辦模式；三是保險公司組織農民之間的互助保險合作社的模式；四是民政部門辦農險的模式。這些改革，一方面通過險種間互補、政府財政資助或民政補貼等方式部分解決了農業保險基金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保險公司通過與政府合作、組織保險合作社等方式減少了自身所承擔的經營農業保險的風險，一度在90年代初使農險迅速發展。特別是1991年全國農險保費收入達到5.17億元，比1990年增長1.5倍。

然而，這些保險發展模式都只是權宜之計，其制度設計本身存在致命的弱點，因而后來大都沒能長久。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事實上是采用商業性保險模式來經營農險，卻沒有按商業性經營原則來選擇和設計險種，有些在主觀上是想按照政策性保險模式以擴大農業保險的經營面，事實上卻不可能得到財政補貼資金來源的有力保障。正視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制約，同時考慮到保險公司商業性質的經營體制，對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應分近期模式和遠期模式進行分階段設計：

（一）商業性保險為主、政策性保險為輔的近期模式

“商業性保險為主”，是指保險公司選擇一定的農業險種，完全按商業性原則進行經營。目前的財產保險公司大都是股份制企業，必須為股東利益考慮，不可能容忍農險的長期大量虧損。在保險企業得不到充足的外部補貼來源時，農險要作為一項獨立事業繼續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恢復保險的本性，按照商業性保險的原則來嚴格選擇和設計險種。選擇經濟價值高的標的、事故發生少但損失強度大的風險作為承保對象。如小麥在田間生長，價值分散，但收割后堆放曬場，價值集中，這時萬一發生火災，干萬斤小麥便毀于一旦。因此，眾多麥農必然對麥場火災損失風險的轉嫁產生強烈需求。有些經濟作物如烤煙、蔬菜、花卉、果類等，商品價值較高，對已形成規模經營的農戶來說，他們也存在對生長期風險的憂慮和損失轉嫁的需求，并且他們有足夠的保險費支付能力。隨著我國“三高”農業、外向型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商業性農業保險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

“政策性保險為輔”，是指除了商業性農業保險項目外，允許少數經濟發達地區通過保險公司內部的其它險種盈余補貼、地方財政補貼等手段對主要農作物或牲畜實行統保。其目的是為將來實行遠期模式廣泛開展的農業保險探索規律和總結經驗。政策性保險的組織形式以商業保險公司承辦、地方政府支持模式為最好，也可采用合辦或代辦模式。補貼應是固定的和事先確定的，補貼金額與農民所交保險費之和應與預期賠付額與管理費用之和相平衡。政策性農業保險要作為獨立的地方經營險種單獨立賬、單獨核算，免繳營業稅、所得稅，并且結余留存，作為農業保險專項基金專戶存儲積累。政策性保險應由保監會統一規劃和安排，選擇有條件的發達地區試辦。

（二）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的遠期模式

近期模式不能使農民普遍受惠。隨著經濟的加速發展，工業化進程進入農業保護階段，政策性保險即可廣泛發展，并在農業保險體系中占居主導地位。遠期模式要改變以商業保險公司為主體的農業保險經營體系，這時的商業性農險只是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補充，為農民承保那些政策性農險以外的險種，或者為農民提供更高的保障。政策性保險體系的設想是建立事業性質的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經營農險及其再保險；通過國家農業保險立法建立農業保險專項基金，并實行法定保險的經營方針；國家給予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以必要的優惠政策。遠期模式的具體設計為：

1、中央設立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各省、地、縣設立其分支機構。由該公司經營全國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此外，允許農村合作組織經營某些政策性農業保險，但必須按一定比例向專業公司分保。

2、通過農業保險立法，建立農業政策性保險專項基金。由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負責籌集、分配和管理專項基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提供該專項基金的一定份額。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獨立核算，免征一切稅賦，經營結余全部留作總準備金積累，以備巨災風險。

3、確定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險種。對有關國計民生的主要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牲畜商品的生產全部實行法定保險，政府對法定保險項目給予保費補貼。法定保險由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及其指定的農村合作組織壟斷經營。除法定政策性農業保險外的商業性農險項目，全部實行自愿投保。各商業保險企業及農村合作組織對商業性農險項目可競爭經營，國家農業保險專業公司為之提供再保險。

遠期模式是發展農業保險的一種理想化目標。雖然現階段它不可能在全國同時實現，但是少數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地方立法提前實行。另外，遠期模式必須在省范圍內統一實施，并要進行農業風險區劃和費率分區，承保范圍太小了，風險難以有效分散。

參考文獻：

1、李軍,FrancisTuan.農業風險管理和政府的作用——中美農業保險交流與考察[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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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農業保險的困境分析

農業保險是處理農業非系統性風險的重要財務安排，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農業科技、農村金融和農業保險)之一。作為世貿組織允許各國支持農業的一項“綠箱”政策，農業保險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然而在我國，農業保險卻陷入了困境，出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我國農業所面臨的困境主要有：農業保險保費收入不斷減少；農業保險費率居高不下；農業保險的經營長期虧損；農民不愿投保，農業保險展業困難。

(二)“雙失靈”是造成農業保險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國農業保險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問題，在我國農業保險中存在著嚴重的“雙失靈”現象。

1.市場失靈。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逐步轉換為規范的商業保險公司以后，我國農業保險經營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商業性農業保險模式并不適應農業保險的特點。一是商業保險的高收費與農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農民沒有交費能力；二是農業保險存在高風險率、高費用率、高賠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業性保險公司對農業保險的規避也就不難理解。因此，農業保險自身的特點使其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即農業保險缺乏競爭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現象。正因為此，對農業保險采取商業性經營模式會導致市場失靈。

2.政府失靈。農業保險的準公共產品特征及其商業化經營的實踐共同佐證了一點，即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需政府履行彌補市場失靈的職責，而我國政府卻長期處于缺位狀態，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農業保險的舉步維艱。

因此，要使農業保險走出困境，關鍵和首要的問題是制度設計。農業保險制度設計應以政府為主體，突出農業保險業務的政策性，改變商業保險公司經營農業保險的現狀，通過建立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將政策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為農業保險的發展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二、國外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的模式

各國發展農業保險的模式大體可分為政府主導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模式和市場主導型的商業性農業保險發展模式，分別以美國和毛里求斯為例進行說明。

(一)美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模式

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開辦農業保險，采用的是政府主辦、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發展模式。美國政府依據《聯邦農作物保險法》，通過提供巨災保險(屬基本保障水平)、擴大保障保險(屬較高保障水平)、集體保險和非保險作物保障計劃四大險種，取代政府救濟計劃將農業生產者納入農作物保險計劃。并規定不參加政府保險計劃的農戶，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計劃的幫助。在運作模式上，目前農業保險的管理機構是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與風險管理局屬于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主要負責全國性險種條款制訂、費率擬定、業務指導和檢查，開發維護軟件、預測農產品價格等，為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經營管理費補貼和再保險。政府還承擔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的各項費用以及農作物保險推廣和教育費用。1995年起，美國政府為了鼓勵部分商業性保險公司開展農業保險業務，為開辦農業保險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當于農業保險保費的31%的補貼，并提供農作物保險免稅、比例再保險和超額損失再保險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國農業保險補貼平均占到純保費的53%，保費補貼額平均達6.6美元／英畝，農作物巨災風險推行強制性保險制度并補貼全部保費，其他皆為自愿選擇。投保農民當年農作物收成因災害減產25%以上時，可取得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的最高賠償金額。1981—1988年間，美國政府對農作物保險的開支達42億美元，賠付金額與投保金額的比例高達14：1。1989-1999年10年間，聯邦政府對農作物保險的財政補貼總額累計達到108億美元，僅1999年一年就達到22.4億美元。2004年美國各家經營農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共收入保費41.9億美元，其中政府對農險的補貼為24.8億美元。此外，政府還給予免稅和法律支持。雖然政府對商業保險公司的補貼昂貴，但是政府仍認為這是比救災計劃和政府直接經營更經濟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農業保險發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業保險基金在國際上被公認為是一項成功的農業保險模式，該模式具有四個鮮明特點：第一，效率高。由于該基金只承保一種作物，業務簡單、單證費用低，加之計算機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員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費用率僅占保費收入的7%(多數國家這一比例為15%—20%)。第二，費率擬定科學化。為防止風險不均質而導致逆選擇，該基金設計了多達100個檔次的費率體系，費率體系的高度差異化能激勵生產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費率檔次，從而達到少支付保費又能獲得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資收益高。基金的投資收入約為業務費用的150%，投資收入的50%用于基金積累，能夠相應減少農民的保費負擔，增強基金抗巨災的能力。第四，商業化運作。雖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擔支付工作人員工資的職責，而且政府要求強制投保，但到目前，該基金從原保險到再保險完全采用商業方式來運作。

雖然世界各國的農業保險經營模式都不盡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護、政府行政指導、財政資金支持、減免稅費業務發展與農業信貸銜接等措施。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多農業發達和不發達國家都有專門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對農業保險的優惠政策以及具體補貼比例進行規定。如美國和日本分別于1938年頒布了《農作物保險法》，美國于1994年又制訂了《克林頓農作物保險改革法》。2000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了《農業風險保護法》，計劃在以后5年內提供總計82億美元財政支出，補貼農業保險。2002年美國又通過了新的農業法，進一步加強了對農業的補貼力度，決定在未來10年內給農業撥款1910億美元，較目前實行的補貼增加了80%，在價格支持和收入政策、農產品儲備計劃、出口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服務、國內農業安全、教育研究和農業保險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舉措。正是由于有了這些政府補貼政策和相關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國的保險經營機構的農業保險業務才得以蓬勃發展。

三、適合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制度設計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由于經濟發展戰略等多方面原因，對農業保險的補貼和扶持非常少，我國的農險法律建設滯后、核算辦法、稅費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狀況沒有扭轉。《保險法》第155條規定：“國家支持發展為農業生產服務的保險事業，農業保險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規尚未出臺。在我國，農業保險只免交營業稅，其他方面同商業性保險一樣，國家尚無配套政策予以扶持。這就造成了僅僅依靠商業性保險機構獨立經營農業保險，而我國政府補貼和扶持缺位的情況。

(一)構建支持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法律體系

從對美國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確保農業保險的順利進行。我國雖然已于1995年頒布了《保險法》，但這只是一部規范商業保險的主要法律，并不適用于農業保險，對農業保險也并未有具體的規定。因此應盡早出臺專門的《農業保險法》。《農業保險法》應明確規定政策性保險的政策性和非商業性特征、農業保險的經營目標、經營原則及組織形式等；規范農業保險的資金籌集方式、資金管理原則、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負債比例、流動性比例等經濟指標調控其運行；《農業保險法》中還應對政府行為予以約束，對政府的作用和農民的參與方式進行規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隨意性或財政困難而忽視對農業保險的支持。

(二)構建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組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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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戶參保的積極性，過高的保費使得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戶難以應對，從而放棄農業保險。對農戶進行保費補貼可以降低農戶承擔保費的負擔進而增加其積極性，因此保費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政府補貼比例。而影響保費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保險費率與保險金額。

2．1保險費率的厘定

2．1．1保險費率厘定方法

目前，農業保險費率

的計算方法主要有兩種：經驗費率法和單產分布模型推導法。前者是指依據個人或地區的歷史損失數據進行費率核算，將個人或地區歷史損失率的平均值作為當年損失率預測的一種方法。該方法可以提高費率厘定的精確性，適用于有完整和長期連續且完整的歷史數據的情況；而后者是指利用統計學和概率論知識，估算某地區或個人作物單產波動的概率密度函數，然后利用概率論知識進行費率厘定的方法。該方法理論嚴謹，數學推理性強，適用于沒有長期完整連續的歷史數據的情況，國內外關于保險費率厘定的研究大都采用這種方法。由于研究對象的單產歷史數據樣本量不夠大，所以該文的研究采用單產模型推導法。

2．1．2理論保費的厘定

選取遼寧省與貴州省1981～2012年玉米單產數據為研究對象，基礎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年鑒》。通過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去除趨勢化處理，建立了單產關于時間t的回歸方程，之后將各年份的趨勢單產轉換到計算費率的年份，使得各年份產量在同一生產力水平下。

2．2保險金額的設定

保險有兩個功能，一是彌補災害帶來的損失，二是保障生產的恢復。目前發展農業保險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幫助農戶在受災以后盡快恢復農業再生產，同時為了防止農戶利用保險而產生額外收益，國家主要保障的是直接物化成本而不是收益。根據現行規定，農業保險補貼險種的保險金額原則上只應覆蓋直接物化成本，其中物化成本主要包括種子成本、化肥成本、農藥成本、機耕成本和地膜成本等。

2．3保險費率與保險金額對政府補貼比例的影響

2．3．1保險費率對政府補貼比例的影響

根據遼寧省與貴州省在85％保障水平下最優分布的費率（遼寧省4％，貴州省9％），假定兩省的保障金額都為3000元•hm－2，如果農戶負擔20％保費比例，則遼寧省農戶需要付出24元•hm－2的保費，貴州省農戶需要付出54元•hm－2的保費。對于相對貧窮的貴州省農戶而言，反而要承擔超過遼寧省農戶一倍多的保費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為了使高費率地區的農戶擁有較高的參保積極性，政府提供的保費補貼比例應相對提高。例如遼寧省農戶目前享受的政府補貼比例為80％，即農戶支付保費24元•hm－2，如果貴州省農戶按照目前同樣享有的80％補貼，則需要支付保費54元•hm－2。若要使貴州省農戶也享受24元•hm－2的保費，那么政府的補貼比例就要達到91％。

2．3．2保險金額對政府補貼比例的影響

隨著物價水平的上漲，物化成本也在不斷提升，為了達到覆蓋直接物化成本的目的，保險金額也應該隨之進行調整。若要使農戶承擔的保費不變，在提高保險金額的同時加大政府的補貼比例。按照目前遼寧省玉米種植保險的費率4％和保險金額3000元•hm－2，農戶需承擔24元•hm－2的保費。但若將保險金額提高到目前的物化成本水平4500元•hm－2，農戶需要承擔36元•hm－2（4500×4％×20％）的保費。因此提高保險金額會加大農戶負擔，降低其參保積極性；但是在農業生產資料費用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如果不提高保險金額，農戶又會因保障水平太低而失去參保意愿。對此，政府補貼就應該適當發揮作用，即在提高保險金額的同時加大政府補貼的力度。

3各地經濟狀況對政府補貼比例的影響

3．1各地農戶收入及支出水平對政府補貼比例的影響

對比2000～2011年遼寧省與貴州省農民人均收入、人均支出及人均結余（見表10）情況可知，遼寧省農民人均收入要明顯高于貴州省，約3倍。但就其支出而言，兩省農戶在生活支出方面的差距并沒有像收入差距那樣大，這就導致了遼寧省農民的人均結余平均高出貴州省農民6倍多。也就是說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民收入水平較低，但面臨的各類稅費、生活必須開銷、子女教育費用和購買化肥農藥飼料等方面的支出并不少，因此真正可以支配的收入就更低，保費支付能力很差。與此同時，由于農戶的資本積累少，他們應對風險的能力也較差，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該地區面臨的農業生產風險加大，保險費率隨之提高。用較低的收入來支付較高的保費，這對于大多數農戶而言顯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為了發展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業保險進而保障農戶的生產生活，政府應承擔更高的保費補貼比例。

3．2各地財政水平對政府補貼比例的影響

在上海、浙江等少數經濟發達地區，農業占該地區GDP的比重比較小，地方政府財力雄厚，出錢補貼不成問題。在欠發達地區農業保險試點中，政府補貼明顯不足，這是制約農業保險發展的關鍵。因此，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如何將政府補貼分層是目前問題的難點。對比2000～2011年遼寧省與貴州省財政收入情況可知，遼寧省的地方財政收入要明顯高于貴州省，平均為3．6倍。因此單純提高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地方補貼比例顯然會對地方的財政造成很大的壓力。為此，盡管2012年以來中央財政先后多次提高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比例，種植業保險保費補貼比例由25％提高至中西部40％、東部35％，即在比例總體提升的基礎上，中央財政體現了對不發達地區的支持。但對于貴州省這樣經濟欠發達地區，中央的財政補貼力度仍顯不足，該地區地方政府和農戶對保費承擔的比例仍然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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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農戶的角度來看，農業保險的參與程度不高。首先，由于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使得風險損失率較高，按照這種損失率厘定的保險費率，對于收入水平較低的大多數農戶來說是難以承受的或者說是不愿意承受的。其次，如果農業的預期收益相對于從事鄉鎮企業或外出打工的收入來說很小的話，農戶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試想一下，農戶如果連農作物本身的收入都沒有興趣了，又怎么會對農業保險感興趣呢?第三，按照福利經濟學的觀點，農戶參加農業保險，增加農產品的供給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必然引起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從長期來看，農戶的生產者剩余會減少，這也影響了農戶的參保率。

2.從商業保險公司的角度來看，農業保險的供給程度很低。首先，由于信息不對稱，農業保險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始終是阻礙商業保險公司提供農業保險服務的“瓶頸”因素之一。其次，我國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以及地區差異性使得商業保險公司面臨極大的技術和管理難題。第三，對于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商業保險公司而言，在經營其他保險業務的邊際收益大于農業保險業務的邊際收益的情況下，退出農業保險市場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3.從農業保險自身屬性來看，農業保險具有明顯的社會效益。一方面，農業保險對于分散風險、促進農業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農產品總量的增加和質量的提高，對于保障農業的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具有重大的意義；另一方面，農業保險具有社會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特點，農戶購買農業保險和保險公司提供農業保險，可使全體社會成員享受農業穩定、農產品價格低廉的好處。因此，從總體上來說，農業保險的最終效益是外在的，是屬于全社會的。農業保險的這種正外部性直接表現在農戶對農業保險的需求和商業保險公司對農業保險的供給兩個方面。

從以上三個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農業保險要真正發揮好為農業生產保駕護航的作用，政府必須提供相應的扶持和優惠政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的農業保險必須是政策性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是發展農業保險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二）當前我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仍然面臨問題

農業保險的政策性定位決定了農業保險的發展需要政府行為的介入。但政府行為的介入對農業保險發展的推動作用在當前仍然面臨著重重困難，我們仍然可以從以下的兩個角度加以具體分析：

1.農戶農業保險參與率的角度。農戶的農業生產只有具備了一定的專業化和規模化水平，他們才具有比較強的投保農業保險的意識和購買農業保險的能力，因此，幫助農戶提高他們的專業化和規模化水平是政府發展農業保險的途徑之一。但是，農戶專業化和規模化水平的提高除了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完善以外，還涉及農村產業政策、農村土地制度、以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那么，在當前絕大多數農戶還處于小規模經營的情況下，政府對農戶提高保費補貼也許是唯一的選擇。一方面，這種補貼必須達到農戶對農業保險有足夠的購買力水平；另一方面，這種補貼在使得農戶買得起的前提下，還必須使農戶感到購買農業保險劃得來，即在政府補貼的情況下，農業生產的預期收益相比較其他非農收益足夠高。要在比較短的時期內達到這種補貼水平，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實力來說，政府的財政是無法做到的，即使能夠做到，這種財政投人結構的安全性和經濟性也是令人擔憂的。

2.商業保險公司農業保險供給率的角度。農業風險的復雜性和農業保險的高賠付率使得商業保險公司不愿意直接經營農業保險業務。只有在政府對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的優惠扶持政策使農業保險的利潤率與公司其他財險的利潤率基本持平的情況下，商業保險公司才有動力開辦農業保險業務。要達到這一目標，政府的財政補貼必然是難以為繼的，政府當前對商業保險公司的財政補貼是有限的。而且，政府的這種有限的優惠和扶持政策如果掌握不當，不僅不能解決農業保險中較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甚至會加重，即形成投保農戶與保險機構之間以及保險機構與政府之間雙重的道德風險，由此產生的損失最終將由政府承擔，政府財政將面臨極大的壓力。

因此，在政策性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必須尋求進一步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措施。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創造性地提出政策性農業保險模式的一個新的構想－－基于農商合作的“聯合體”模式，以有效地避免以上提到的政策性農業保險的不足。

二、基于農商合作的“聯合體”模式的構想

（一）“聯合體”模式的基本涵義

本文所提出的“聯合體”模式，既不是指多家商業保險公司共同經營農業保險業務的“共保體”模式，也不是指類似于日本、法國等國家的合作保險模式，而是指在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基本框架內，將農村基于農戶合作的各種經濟合作組織，包括生產合作社、行業協會等與商業保險公司組成“股份制聯合體”的一種新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模式。首先，政府根據農村不同地區的生產特點和區域差別按照農戶自愿的原則，通過一定的手段，將農戶歸人各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合作組織；其次，在政府主導下，這種合作經濟組織與商業保險公司建立由商業保險公司控股、合作經濟組織參股的“股份制聯合體”；第三，在具體經營農業保險業務時，政府除了對商業保險公司提供一定的支持以外，對農戶的保費補貼等措施不再直接面向廣大分散的農戶，而是面向農戶所在的合作經濟組織，商業保險公司承保的對象也不再是單個的農戶，而是以合作經濟組織為單位進行承保。

（二）基于農商合作的“聯合體”模式成立的基本依據和主要做法

根據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不同的產業規模需要不同的組織機構與之相配。我國農村具有深厚的互助合作傳統，這種“聯合體”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模式在我國廣大農村有著天然的基礎和適應性。接下來，本文將從當前農業保險“市場”三個層次的行為主體的角度出發，深入、詳細地分析這種“聯合體”模式之所以能比較好地適應我國當前農村實際情況的主要原因以及這種模式在實際操作中的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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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業務開展方面。我國農業發展還處在初級階段，絕大部分農戶種植的土地面積相對較小，個別農戶種植的面積甚至不在同一個地塊，農業保險標的的分散特點導致承保時風險評估復雜、成本高。由于農業保險標的的特殊性，農業保險承保理賠時間集中，工作量大，涉及面廣、手續繁瑣，對從業人員政策水平和能力要求較高，再加上農村交通不便的客觀現實，都給保險人造成了不小的困難，從而導致承保成本較高、覆蓋面不廣。

三是產品本身方面。目前，政策性農業保險產品的特點是三低和三高。三低指的低收費、低保額和低保障。低收費是指向農戶收取的保費較低。有些種植險農戶只需要交幾塊錢，有些保險機構為快速承保，會出現村委或者鄉鎮企業等單位代為農戶繳款進行投保的情況，造成理賠糾紛。低保額帶來的低保障讓農戶缺乏投保意愿。三高指的是高風險、高成本和高賠付。我國自然災害頻繁，農業經營風險大，種植業農戶大多為小農經營，種養業農戶大多規模較小，承保理賠技術含量高，災情判斷和損失估算程序復雜，賠付率很高。

四是資源投入方面。農業保險業務特殊，涉及面廣，相關農業保險業務規定的操作細節還不多，指導性不強，公司缺乏對開展農業保險業務的培訓和指導。農業保險承保理賠需要保險公司貼近農村一線，需要基層機構和大量人員親力親為。目前，保險機構的基層組織建設還不能適應農業保險的迅速發展，基層網點鋪設不夠，從業人員數量不足，素質不高，都影響了農業保險發展，距離實現“不出村辦保險、不出村辦賠款”還有差距。

二、下一步促進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的建議

農業保險惠及千萬農戶，涉及國家根基。政策性農業保險能有效轉移農戶經營風險，提升農戶抗風險能力，為農民增收“保駕護航”，為農業和農村發展起到“四兩撥千斤”作用。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政策性農業保險健康發展。

一是堅持現行農業保險制度。《農業保險條例》從體制上確定了我國現行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即政府與市場合作的制度模式，不僅包括政策性保險，還包括商業險保險。農業保險不僅有政府政策支持，還有各部門共同協助。這是中國農業保險多年發展，不斷嘗試而得到的正確選擇，符合農業保險歷史的演變結果。這種制度也符合我國國情，符合當前市場化改革的大背景，且已顯示出巨大的制度紅利，促進政策性農業保險發展要堅持現行農業保險制度的頂層設計。

二是完善政策扶持機制。農業保險作為政策性險種，必須發揮政府支持作用。根據當前財經現狀，可適當加大中央、省、市財政補貼比例，減輕縣級財政壓力。農戶自繳部分可適當降低，甚至取消。可采取村莊或鄉鎮集中投保形式，降低業務成本，激發保險公司承保熱情。建議加大政府對保險公司的支持力度，為保險公司提供經營管理費用補貼，節約經營成本，或者實行稅收減免和其他經濟手段，鼓勵商業保險公司開展農業保險業務。

三是提升創新驅動力。從體制、銷售渠道、產品等方面創新，構建各具特色的政策性保險模式。在現行農業保險制度頂層設計框架內，鼓勵不同區域創新機制，靈活運用多種形式，建立適合當地實際的農業保險模式。如試行農業保險無賠款優待制度，即對未發生賠款或未達到賠付比例的種植業保險按一定比例無賠款優待，返還給農民一部分保費用作下年度保費，提高農民投保積極性。如簡化農險承保理賠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創新銷售渠道，突破現行直接銷售模式，發展間接營銷，適度發揮機構、農村合作組織等中介機構優勢，提升推廣力度。創新產品，農業保險可根據當地具體情況，有針對性的開發合適的農業保險品種，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農作物險種，從傳統的種養擴展到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的狀況，制定不同的保險費率，滿足不同層次農戶的需求。

四是加強機構人才等基層建設。農業保險技術性強，不僅需要大量精算、管理等復合型人才，更需要懂農業技術和保險技術的一線人才。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歷程導致農業保險基層機構人才斷層，隊伍薄弱，發展受限。支持承辦農險公司在鄉鎮鋪設基層農村網點或者建設三農服務站。支持通過引進和自己培養等方式吸引人才進入農業保險領域。注重發揮行業協會組織作用，探索切實可行的高效農業保險承保理賠技術，積極推廣。為從業人員提供交流學習機會和平臺，提升人才隊伍素質，加強隊伍建設，為農業保險奠定發展基礎。五是提高農戶保險意識。農民是農業保險的參與主體，沒有農民參與，農業保險是發展不起來的。由于我國農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差，農民參與保險的積極性不高。有些農民認為支出加重家庭負擔，沒有必要，有些農民認為災害短期內不會發生，保費白交了。政府和保險公司應加強宣傳，向農民宣導農險保費的重要意義，讓農民了解投保的益處，切身感受參保的積極作用，逐步由依賴政府意識向自我保障轉變，提高參保積極性。農業保險的發展在于真正提高農民風險防范和自愿投保意識，只有農民真正了解保險、選擇保險，才能有效推進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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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難和問題

新農保開啟了農民養老保險新篇章，但在推進過程中，也遇到諸多困難與挑戰。

（一）宣傳力度不大，群眾參保意識不強

一是由于老農保存在的問題很多，所支付的養老金也起不到養老的作用，造成部分群眾不愿參保；二是有的群眾將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混為一談，使之失去信任感；三是有的將新農保與社會救助政策相比較，認為即使不參保，年老后生活無著落還可以享受低保；四是從老農保到中農保再到新農保，制度變化快，群眾認識跟不上，導致以下兩個問題的出現：中農保參保對象認為和參加新農保的人相比，自己多交了錢，享受待遇卻差不多，自己吃了虧，所以思想上有排斥；前后對比新農保的普惠制增加了群眾的社保社會依賴性，許多農民認為，現在不參加新農保，以后會有更優惠的參保政策；五是大部分農村居民經濟條件并不寬裕，加上歷史形成的傳統的家庭養老觀念――“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認為養兒防老、儲蓄防老比較可靠；六是一些年齡大的農民認為，短期內要繳大幾千，領取時每月才一百元左右，劃不來；年輕的農民則因短期內只有繳費義務，得不到可見利益，而采取等待觀望態度。這些問題的出現，僅憑電視、報刊、散發宣傳資料等形式宣傳，不深入到農戶講深講透政策，很難增強群眾的參保意識。

（二）工作人員不足，辦事效率不高

一是隨著擴面工作的開展，新增參保的農村居民會越來月多，面對參保登記、基金征收、待遇計算、檔案管理、養老金資格認證等業務的辦理，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僅靠目前經辦機構工作人員及鄉鎮勞動保障所兼職人員去完成，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的需求。而且服務隊伍建設滯后，一般鄉鎮主管，服務人員一共就兩到三個人，而新農保工作重，事情雜，很多工作人員都感到力不從心，這必然要影響到新農保工作開展的質量。二是部分工作人員由于缺乏專業的培訓，未能深入到群眾中去了解群眾的想法和參保的阻力所在，沒有真正做到政策聯系實際，聯系群眾，因地制宜，實事求是，致使阻力越來越大。三是參保宣傳工作由村干部及村小組來完成，然村干部或小組長缺乏對政策的深入了解，知其皮毛，不知其精髓，很難傳達出中央所要表達的文件精神。

（三）辦公設施不齊全，基層網絡不健全，成為擴面的不利因素

目前，電子平臺先是實用性差，后是斷檔時間長，造成了工作開展的諸多不便和安全管控效率低。對參保人員信息錄入所需的自動化辦公電腦及各類表、單、帳、卡、冊等的存放和以后參保人員的管理缺乏詳細的考慮，顯得相對滯后。加之系統設計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有的系統功能設置與實際操作應用不配套，有些功能設計本身存在缺陷，這一切已成為迅速擴大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覆蓋面的不利因素。

（四）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缺少法律保障

從整體發展過程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還缺乏法律性規定，大多是以政策、通知、會議決定等形式進行制度落實，缺乏穩定性和持續發展性。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都是在1992年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的基礎上稍作修改形成的，普遍缺乏法律規定性，法律制度的欠缺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帶來一系列問題，如保險對象不明確、保險資金來源不穩定、保險管理方面的隨意性和盲目性等，使農村養老保險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依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認真做好當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的通知》出臺的地方性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專項制度，標志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向專項化方向發展。如四川省頒布了《四川省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細則》和《四川省社會工傷保險條例實施細則》，明確規定農民輪換工應參加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

二、對策與建議

新農保是政府為農民辦的一件好事、實事、大事，也是一項政策性強，影響深遠，涉及千家萬戶的難事。針對目前存在的困難與問題，我建議：

（一）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發展社會養老保險

新農保政策執行應堅持因地制宜原則，強制性與自愿性相結合，即應該立足于我國國情，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各地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繳費能力的不同適時、適當地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只有當地區經濟的總體實力能夠提供剩余積累，而且從積累中提取的資金用于社會養老保險對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們當前的生活消費沒有影響時，建立社會保險才具有可能性，在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時就談建立社會養老保險是不現實的。還應堅持循序漸進原則。第一，逐漸擴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第二，資金的籌集在現階段堅持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財政與政策支持。今后，隨著農民收入的不斷增加，集體和國家支持的份額逐漸減少。第三，逐漸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銜接，實現城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第四，現階段應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與家庭養老等保障制度相結合，今后慢慢過渡到完全的以社會養老保險解決養老問題。

（二）加快社會保障特別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立法

制度的合法性、實施的強制性最終需要以立法來保證，盡早制定社會養老保障是十分必要的。各國養老保障實踐表明，依靠法律推行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慣例。但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統一的社會保障法，社會保障方面臨時性的決定多于法律、法規，即使在某些方面頒布了行政條例，也多因注意局部而忽視了全局的協調和統一。以德國為例，德國的養老保險是通過國家立法強制推行的，依法參加養老保險已經成為雇員和雇主的自覺行動。目前我國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不高，覆蓋面不廣，當前群眾對新農保的不信任，主要原因是國家還沒有立法，就使得一些企業的法人代表千方百計，想方設法提出種種理由不參加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立法工作的滯后，消弱了政策規劃的權威性，導致了政策執行中的不規范現象，大大提高了實施的成本，降低了制度的實施效率，極大地阻礙了制度改革的進程。因此，當前迫切需要在保證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可行性的基礎上，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工作，使政策制定最終具有法律的統一性與權威性，從而有效地減少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不規范現象，提高政策執行的績效。建議國家盡快出臺社會保險法或養老保險條例，逐步擴大覆蓋面，提高養老保險征費率，增強養老保險基金調劑能力。

（三）基于實際購買力，建立動態的新農保標準計算體系

在新農保實施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農民享受新農保金額的實際購買力， 建立動態的新農保標準計算體系。所謂實際購買力（real purchasing power），是指貨幣能夠買到的實際商品和勞務的數量。貨幣的價值不再用其本身的含金量而是用其購買到的商品和勞務來衡量。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近年來，國家連續8次下調銀行存款利率， 利率水平已從1993年的10.9%下降到現在的2.25%。再加上通貨膨脹的影響，基金要保值已相當困難，更不用說增值。從新農保的資金籌措來源看， 三方共籌的實際額度是依照當前社會消費水平作為參照標準的， 三方承擔的金額比例也是依照這個標準確定的。應當明確的是， 固定金額的實際購買力是伴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狀況變化的，今天每月100元的生活保障標準可能給予農村養老以基礎性支持， 但15年之后這一額度是否具有當前的基礎性作用應該引起理論界與實務界足夠的重視。所以，中央和地方財政預算有必要每年確定一定比例來充實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基金， 而且要隨經濟的發展同步增長。目前，由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低，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 大多數農民的投保金額都集中在最低檔次的投保水平上。在不考慮通貨膨脹等因素的情況下， 如果農民在繳費15年后開始領取養老金，每月可領取100元，這對農民來說很難保證其基本生活。因此，從長遠發展來看，必須要建立一種動態的計算方法，充分考慮購買力變化的因素，以確保新農保資金對農村養老支持的有效性。這種計算方法應該在試點階段逐漸引入并進行多區域的試驗。

（四）繼續發揮家庭在養老問題上的重要作用

贍養和孝敬父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我國《憲法》和《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對贍養老人問題都有明確的規定。雖然，隨著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推行，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養老保障的功能有所削弱，但是贍養老人仍是一種責任、一種美德。同時，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收入上的提高也為家庭養老提供了經濟基礎。此外，家庭養老還可以避免西方國家那種由于過度推進社會保障而帶來的家庭危機，從而有利于維護良好的社會道德規范，促進農村社會進步。

（五）進一步完善政策，健全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一是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出臺強制或激勵參保與自愿參保相結合的政策。對年齡在45周歲以下有經濟承受能力的農村居民實行強制或激勵參保，同時政府補貼（基礎養老金）與繳費年限長短掛鉤；對45周歲以上的農村居民實行自愿參保。這樣，既可增強新型農保政策的嚴肅性，使政府行為變得更加強力有效，又能夠使新型農保事業的發展持續推進。二是在《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行辦法》的基礎上，盡快出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細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規范化操作程序》、《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檔案管理辦法》等系統的法規和制度，嚴格規范管理。

（六）搞好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協調和銜接

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由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新型合作醫療、農村低保和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制度組成的完整體系，各項制度功能各異，不可或缺。同時，各項制度又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的關系，搞好各項工作之間的協調和銜接十分重要。因此，在推進新農保制度建設的同時，應著眼長遠，立足當前，從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并與城鎮企業職工養老等城鎮社會保險相銜接的保險格局出發搞好統籌協調，要按照“保基本，廣覆蓋，能轉移”的原則，做到與其它社會保障制度有接口，好銜接，可轉移，并確保轉移過程中參保農民的權益不受損失，真正為農民群眾筑起一道科學、便捷、順暢、牢固的社會保障防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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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產品理論

公共產品（public goods）是與私人產品（private goods）相對的，公共產品在消費或使用上具有非競爭性（non-rivalness），在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20世紀初，國外一些知名學者通過將邊際效用價值論運用到財政學科的研究上，形成了公共產品理論（Public Goods Theories）。1919 年，瑞典經濟學家林達爾（ Lindahl equilibrium ）提出了著名的公共產品理論成果之——林達爾均衡模型，該模型認為公共產品的價格是由公民的購買意愿決定，而不是由某些政治選擇機制和強制性稅收來決定。1954年，學者薩繆爾森提出了著名的“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該理論認為公共產品的消費不受任何他人對這種產品消費的影響。1956年，學者蒂鮑特（C.M.tiebout）發表了 “一個地方支出的純理論”。1965年，學者布坎南在其“俱樂部的經濟理論”中首次對準公共產品進行了討論，認為只要是集體或社會團體決定，為了某種原因通過集體組織提供繁榮物品或服務，便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概念得以拓寬。1973 年，學者桑得莫從消費技術角度研究了準公共產品，從此公共產品理論的發展主要集中在如何設計機制以保證提供公共產品的效率上。

根據公共產品的相關定義及理論，新型農村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基金就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競爭性。對于全國的農民來說，農民甲在享受新農保時，并不排斥農民乙參保。但是，隨著全國參保人數的不斷增加，地方和中央的財政面臨的壓力也隨之增大，成本增加，故增加邊際人數的參保成本并不為零，因而新農保在非競爭性上表現不充分。新農保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必須由廣西各級地方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進行合理干預和調節，不斷健全和完善廣西新農保相關制度。

（二）博弈論

博弈論（Game Theory），又名“賽局理論”、“ 對策論”，是經濟學的標準分析工具之一，博弈論認為一個主體（個人或組織）的選擇會與其它主體選擇的產生相互影響，研究具有競爭性質現象的數學理論和方法。中國古代的《孫子兵法》算是最早的一部關于博弈論的著作，近代對于博弈論的研究始于馮·諾伊曼（von Neumann）。1928年，學者馮·諾伊曼（von Neumann）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將二人博弈上升到多人博弈，并將博弈論系統應用到經濟領域。1951年，約翰·福布斯·納什（John Forbes Nash Jr）利用不動點定理證明了均衡點的存在，提出了納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此外，塞爾頓、哈桑尼等學者的研究也對博弈論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本文通過借鑒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對廣西新農保基金的市場化運作中農民、政府部門和第三方機構等的多方博弈進行分析，提出完善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機制的措施。

二、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機制的構成

截止2011年5月底，廣西壯族自治區新農保參保總人數達到352.5萬人，占全區農業人口的8.56%，2012年年內將提前半年實現新農保制度全區覆蓋。各政府相關部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通過完善新農保基金管理體系，逐步健全內控外監制度，構筑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的長效體系。

（一）新農保基金管理體系

根據《國務院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國發[2009]32 號）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桂政辦發[2010]3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新農保基金實行縣級管理，納入縣級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單獨記賬和核算，按有關規定實現保值增值。并建立全區統一的新農保信息管理系統，將新農保的登記、繳費、核算、查詢等項目全部納入信息管理系統，逐步實現廣西新農保管理信息化、規范化。

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新農保基金管理體系由縣、鄉、村三級構成，并實行屬地化管理。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經辦規程》（試行），自治區級和地級市社保機構負責組織指導轄區內各級社保機構開展新農保經辦管理服務工作，協調財政及時劃撥新農保基金；參與制定本地區新農保管理辦法、財務管理細則；制定本地區新農保內控和稽核制度；規范保險費的收繳、養老金的社會化發放和管理工作；參與新農保信息化建設和管理工作；編制、匯總、上報本級新農保基金財務、會計和統計報表；組織開展人員培訓等工作。縣（市、區）級社保機構負責新農保的參保登記、保險費收繳、基金管理、個人賬戶建立與管理、待遇核定與發放、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檔案管理、統計管理、受理咨詢、查詢和舉報等工作，并對鄉鎮事務所的業務經辦情況進行指導。鄉鎮事務所負責對參保人員的參保資格、基本信息、待遇領取資格及關系轉移資格等進行初審，錄入有關信息，并負責受理咨詢、查詢和舉報、政策宣傳、情況公示等工作。村協辦員具體負責新農保參保登記、繳費檔次選定、待遇領取、關系轉移接續等業務環節所需材料的收集與上報，負責向參保人員發放有關材料，提醒參保人員按時繳費，通知參保人員辦理待遇領取手續，并協助做好政策宣傳與解釋、待遇領取資格認證、摸底調查、農村居民基本信息采集、情況公示等工作。并對新農保經辦流程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二）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督體系

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指導意見》第二十三條規定：“各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要切實履行新農保基金的監管職責，制定完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各項業務管理規章制度，規范業務程序，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對基金的籌集、上解、劃撥、發放進行監控和定期檢查，并定期披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開透明，加強社會監督。各級財政、監察、審計部門按各自職責實施監督，嚴禁擠占挪用，確保基金安全。”第二十四條規定：“新農保經辦機構和村民委員會每年在行政村范圍內對村內參保人繳費和待遇領取資格進行公示，接受群眾監督。”通過對新農保基金的審計監督、內部監督和社會監督等途徑，保證廣西新農保基金的收支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和內部規章制度，確保新農保基金在運行過程中不受損失，提高新農保基金的管理效益。

三、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機制的現狀分析

近年來，盡管廣西各級地方政府不斷加大新農保基金管理制度建設的步伐，完善基金監管機制。但隨著廣西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民參保的訴求日益強烈，新農保業務呈急劇增長的態勢，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監管力度有待加強

目前，針對新農保基金的監管主要來自各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自身的內部監督，以行政監督為核心，而缺乏應作為主要監督力量的審計監督和社會監督外部的有力監督。同時，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通過分離社保基金的征繳、管理和使用，來保障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即保值增值）。而我國目前采取的是“收支兩條線”的管理辦法，雖然增加了財政部門和銀行的審核，但是針對新農保基金的籌集、發放等需加強監管力度。

（二）法制建設滯后

廣西已經相繼出臺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經辦規程》等制度規范，但對新農保基金的管理在法理上還存在真空，有關新農保基金監管的法規建設亟須加強。

（三）信息化程度不高

隨著國家“金保工程”的逐步開展，新農保基金的征繳、支付和管理也逐步走向規范化、制度化，有效減少了業務經辦過程當中的人為干擾，提高了新農保基金運轉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冒領、錯領新農保基金現象的發生。但是，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的信息化建設還比較落后，普遍存在“重硬件投入、輕軟件建設”的現象依然存在，須提高信息建設力度。

（四）風險預警監督機制不成熟

人口老齡化加快、金融危機和通貨膨脹等問題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加大新農保基金運營的風險。因此，預警基金風險，保障基金保值增值顯得尤其重要。但目前廣西的新農保基金風險預警監督機制還不成熟，尚處于完善階段。

四、完善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機制的設想

（一）健全機構，完善制度

健全的機構是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的基礎，廣西政協李達球副主席的《促進廣西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專題報告》認為有必要在自治區、市、縣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中調配編制，專門成立“農村社會保險處”（科、股）來對新農保基金進行監管。完善的制度是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的前提，監管機構要從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的實際出發，在基金登記、繳費和支付等各個環節上，都制定完善的監督檢查辦法，形成專項監督檢查長效機制。比如建立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的聯席監督檢查機制、群眾舉報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二）加強立法，嚴格執法

法律是新農保基金監管的依據。廣西各地方政府作為“新農保”這一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管理者，應根據廣西農村地區養老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充分體現中國農村養老“公平與效率兼顧、權利與義務和諧”的立法價值選擇，研究并制定涵蓋包括基金經辦、基金運營、基金保值增值、管理機構等的地方法規和部門規章，比如盡快出臺《廣西農村養老保險法》等，保障廣西新農保基金監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過立法規范基金經辦，打擊基金違規運營和多領、冒領基金等違法行為，促進廣西新農保基金管理逐步邁向法制化軌道。

（三）強化預警，防范風險

新農保基金的市場化運營不可避免地存在風險，安全是基金管理的基本，增值是基金管理的延伸，應在確保基金安全的基礎上實現增值。除了通過多元化投資組合分散基金市場化運營風險，還要通過構建的風險預警機制來保障新農保基金的安全。比如建立新農保基金投資運營的監督指標體系、成立專業投資機構和制定市場進出標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