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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色彩設計在影視作品制作的過程中能夠彰顯影視作品的畫面美，通過不同的色彩搭建和融合，可以展現出不同的畫面美。例如，在電影《藝術家》中，通過以黑白色彩為主旋律的色彩搭配，為影片的整體情感帶來濃厚的悲涼之感，從而為主人公喬治在影片中的表現定下感情基調，給人們一種職業標志或者暗示，引人入勝。同時，在美術設計制作過程中運用色彩來表達主題或者效果前，應該先充分了解色彩的基礎搭配，通過一種色彩組合的搭配來達到所要帶來的視覺效果和意欲表達的思想感情。例如:冷色系帶給人們一種清新、高雅而寧靜的感覺，而暖色調則給人一種熱情、溫馨的感覺。然而，電影《藝術家》在美術設計中所運用的黑白色調的搭配卻略顯幽默、懷舊和戲劇化。通過《藝術家》的黑白搭配的色彩搭配，使影片的主題充分表達出來，從而達到不同的視覺效果和心理暗示作用。雖然色彩的搭配設計對影片的主題和情感表達具有積極的影響，但是要注意的是，在影片制作時色彩能表現出更深層次的感情效果。因此，為了更好地烘托出故事情節，我們在將色彩運用到對影片的美術設計中時，往往要根據影片的主題、情節內容及其場景的變化來調整色彩。在電影《藝術家》中所選用的黑白片卻恰到好處，既使影片的戲劇性和主題表達展漏無疑，又給影片定下了喜劇性的感情基調，并利用影片的黑白效果引發觀眾的懷舊情懷，達到影片實現高票房的目的。在電影制作時對美術設計中色彩的選擇要合適，因為通過不同亮度的襯托和顏色的和諧組合才能達到高質量的作品要求。例如，電影《藝術家》為了突出作品的主題，可以通過主流和復古特色的黑與白的顏色搭配，在影片中美術設計還采用了調節色彩亮度的處理，從而實現對影片的社會背景以及所要表達的情感的有利襯托等。因此，色彩的選擇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影片主題的表現效果。另外，影片在制作過程中對不同的環境氛圍中的美術設計也有所不同，而色彩對比度在影片中運用的恰到好處是影片成功大賣的先決條件。例如，電影《藝術家》不論是在影片中的場景設計、人物形象，還是字幕等任何情節，都充分體現出色彩對比度運用的優越性，因為在《藝術家》中對色彩對比度的處理為影片的視覺表現力提供了巨大的優勢，使得影片的懷舊氣氛更加濃郁，從而使影片的吸引力瞬間加大。不僅如此，美術設計中的色彩應用在影視作品場景設計中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強化色彩的視覺沖擊力。色調是影視作品中主要的色彩傾向，它所構成的和諧統一的基調可以給人們帶來深刻的印象。在刻畫場景的過程中，根據場景主題的要求不同所設計出的色調也會有所不同，不同的色彩基調能夠展現出不同的風格和魅力，使人們通過色彩的差異性輕而易舉地解讀出作品的主旨和內涵，從而使人們對電影中情節產生不同的聯想。例如，不同于有，電影《藝術家》在場景設計中所采用的黑白色彩基調給人以復古的感受，從而使人們對電影情節發展的關注度加大。可見，色彩功能在影視作品中的運用會給人不同的心理影響。美術設計在電影《藝術家》中的色彩應用不僅使人們在觀賞影片時不由自主地產生喜悅的心情，而且色彩基調所帶來的復古畫面也給人們懷舊的視覺沖擊。可見，在電影制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的畫面，而這些畫面大都是利用美術設計來完成的，而且通過利用色彩功能的美術設計，才能為影片營造出有層次感和空間感的氛圍。電影《藝術家》在美術設計中對色彩搭配和選擇以及色彩的對比度、飽和度的高要求，從而實現了畫面的逼真和影片主題的表達效果。利用電影中的美術設計所采用的色彩對比能造就特定的色調，從而突出情節和內容，渲染作品的主題和畫面美。因此，在電影制作中對美術設計的應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美術設計的色彩元素在電影制作中的重要性分析

通過對美術設計在電影《藝術家》中的色彩應用分析，不難發現美術設計中的色彩元素的搭配、選擇、對比度等對影片的成功大賣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因此，只有色彩功能被充分應用到影片制作中，才能從某種程度上牽動觀賞者感情的變換。因而，色彩被人們賦予了一定的象征意義，因為色彩營造出的氣氛深深地影響人們，給人們以心理的暗示，從而使人們在影片中看到不同的色彩搭配時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它所代表的深層意義。正是因為色彩元素所營造出的氛圍不同，才能烘托出不同影片的主題相異和情節變化所突出的不同情感。因此，色彩功能設計對于影片主題的表現及其內容的豐富有著重要的意義，可見，色彩在影片制作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美術設計和應用對影片的整體風格的定位也有一定的作用;隨著人類思想的進步和科技的飛速發展，影片制作過程中大都采用數字繪畫技術代替了傳統的繪畫美術設計，然而，不論科技如何進步，繪畫設計都要遵循美術設計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色彩所給人的影響力;由于色彩對人們的知覺有一定的影響，影片中不同的色彩可以使人們在觀看時產生興奮或沉靜感，從而會在心理上有一定影響，隨之會引發一系列的情緒反應，例如，電影《藝術家》中的黑白色彩元素通過對所有畫面的斜切，完整地體現出色彩對比度運用的恰到好處所帶來的極具幽默感的情感體驗。因此，在電影制作中把握好對色彩的運用對作品的主題和情感意境的表達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篇2

我們往往忽視這個過程，僅僅把素描看作是習作，當將之視之為“作品”的時候，則規定為“反映出一定的主題思想，生活意義”的寫生，而且構思、構圖情節、造型、方法等相對完整，一般泛泛的甚或潦草的求索性勾畫往往不算。有些藝術家的過程是不系統不完整的，有些大藝術家甚至沒有“過程”，而直接從先生那里接過了“結果”，他走了一個捷徑，但終生走不出先生的影子，以畫先生的一套即成的題材、樣式為生，成了先輩忠實的模仿者和無奈的余音，在中國畫壇，這樣的例子竟不勝枚舉。在素描于中國剛剛扎根的時候，國人很新奇地承認這是一個畫種，展覽會上單獨列出一個展項予以陳列，大概當是是很時髦的事情。與之并駕齊驅的是速寫，對速寫的重視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持續到，而延續到第六屆全國美展，其后的美展中，素描便被剔出了。我們有過尊重素描的年代或曰階段，但最終也沒有吃透素描的原理精髓，僅僅把它看作是練習的過渡或敲門磚。看國人的繪畫總覺得少點什么，努力則努力，用功則用功，少了靈性、才情，少了隨心所欲，少了自由，還是因為沒有把素描真正學到手。素描、速寫、色彩，西式教育中基礎的三門課，也正是高考的三門課，一旦踏入校門就視之為“小兒科”、基礎課，教授不愿意教，學生學習勁頭明顯不如專業課。沒有把它與才智、能力聯系起來，所見的作品只要出問題，大都可以在這三門基礎課中找到欠缺的原點。徐悲鴻的幾張人體成了中國素描的“絕唱”，可那是多早的事了!且中國美術又處于那么“幼稚”的時期，那是“作品”，是有點精神性的才情流露的;王式廓的素描《血衣》使得所有為它“上色”的作品都黯然失色，那咄咄逼人的筆觸有無可取代的“凌厲”之美;陸志庠、葉淺予、黃胄的速寫也沒有人能畫得出了，現在有人在畫就不錯，還有誰能再作這種看似枯燥的筆觸的探索推敲呢!馬克西莫夫油畫培訓班以后的大約十年間，畫家們開始講究色彩了，也看懂外國畫集了，能把畫架搬到室外進行外光寫生了。后來，卻畫的越來越粗!細了，叫寫實派;粗了，叫實力派。再看那結構，那色彩，多么吃力!多么浮泛!多么匠!多么做!仍是一種心理不踏實的空泛吶喊而已。這樣看來，素描是一切造型基礎大抵是沒有錯的，甚或也是一切為人為藝之人生定力的來源。只是我們時下有些小瞧素描了(看不懂，畫不好，瞧不起、不屑畫)。契斯恰柯夫體系在中國美術教育界已經有30多年了，1979年以后的新時期及改革開放以來，大美院由于解除國外信息的便利，開始否定這一體系，懷疑、指責并挑它的毛病，把中國繪畫由50年代以來的許多“弊端”歸結為這一體系。我在讀基礎課時，全國的美術基礎教育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全國素描教學會議的召開成了聲討這一體系的先聲，以后，否定蘇式素描的呼聲便越來越響了。去北京或其他大美院看他們學生的習作，已經變幻出了各種花樣。僵化、生硬、死膩，被認為是蘇式素描的負面影響。能從已經較完善的素描體系中挑出毛病，應該看作是國人獨立見解和叛逆意識的覺醒，這一則是對這一體系和樣式有些膩煩以致產生逆反，二則是見多了其他樣式后的喜新厭舊和見異思遷。說是“喜新厭舊”，是對長期處于信息封閉狀態的國人而言，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素描樣式曾經也十分長久深入地影響過我們，只是未形成龐大的體系而已。正像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一樣，契斯恰柯夫體系當然有它的弱點，主要是它繁瑣嚴苛的步驟和幾近精致無暇的完美效果，這對于越來越傾向快節奏快餐式的中國學生和藝術家來說，無論如何是一種障礙和折磨，所以它當然要受到質疑和否定。我在學習期間，這種強烈的質疑風還未浸染過來，又加之山東人本分老實，敦厚的性情中有些東西與這種嚴格樸素，甚至有些傻乎乎的學風有幾分相近，所以還能在中專和本科的七年學習中，不斷加深著對這一體系的了解研習，不妨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傳入中國并恩澤了中國藝術20多年的蘇式素描即將偃旗息鼓的時候，我們趕上了末班車。在趙玉琢、李振才的教授下，我得以全面系統深入地學習了這一嚴整完善的素描體系，并接過來，傳授給了下一代山藝的學子們。我畫過好幾輪從簡到繁的幾何模型組合，從易到難的靜物，多角度多光線下的頭骨和肌肉解剖頭，畫過資料室設備科幾乎所有的石膏頭像、胸像，畫過拉奧孔、維納斯、大衛和奴隸，然后進入到了人像和人體的更深入的研究與練習。素描在長期的研磨中已經從技術到藝術，從習作到創作，從技法到觀念了，應該說我們后來進行的教學是李振才他們一代山藝傳統的延續。我曾經在執教的相當一段時間內，為中國畫專業教素描，使用的仍舊是山藝的老教程。我沒有理會對蘇式素描的詰難，更沒有管什么中國畫、油畫、版畫、素描，當然也不屑于什么“結構素描”。受了老師的長期教誨，素描的原意已經在心中有了根深蒂固的認識。以線為主的線描與素描分屬兩個系統，平面化、擯棄光影是另一種觀察思考處理方法，與素描無關，素描原理中整體性、程序性、塑造性與傳統中國畫訓練是矛盾的，學院派糾正的或進行全面修養灌輸的便是不同于舊式中國畫訓練的“畫譜”式教育，就是要用一種普世意義的觀念，加強科學性、規律性，加強修養和能力，有了這種能力，可以應對造型藝術中一切難題。

至于“結構”，這本是蘇式素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步驟或命題，線條一開始對形體進行約定時，就已經按結構分出了虛實，“歸線入面”也是進行理性的結構分析訓練。靳尚誼在回憶馬克西莫夫訓練班時說過:“在素描中，他提出了一個新詞匯———‘結構’，在此之前我們沒有聽說過。他說，就像蓋房子，先有梁和柱子，作為房子的骨架，然后再壘上磚，這個梁和柱子就是基本構造，在繪畫中就叫結構。”［1］(P164)正是蘇式素描體系才把中國人的黑白描摹引向了結構塑造，怎么就單單剔出一個“結構素描”呢?李振才說:素描就是畫結構的，難道還有“非結構素描”?他曾經拿“燈籠”作比，燈籠架子是結構，但它還不是一個燈籠，只有在結構基礎上糊上紙或絹，或許再予以美化、點燃，才稱得上一個完整的燈籠。當代中國畫家對黑白色調的厭惡，對層層深入步驟的貶斥，對塑造完滿效果的詰難，實則只看到了表面，且有仍抱著舊式訓練方法和繪畫觀念、面貌不放之嫌，君不見眼下中國畫已經發展出何等五彩斑斕的樣式了。自美術院校建立后，西畫元素侵入進國畫何止少許!楊之光、方增先、劉文西等一大批自西化基礎教育打入中國畫的藝術家成功的例子，便說明了這一切。素描在山東的位置趙玉琢、李振才建立起的素描體系恩澤了幾代藝術家，其后，王立志老師教過我們國畫專業的素描，第一堂課就說了:素描不一定要和國畫的干濕濃淡攙和一起，我又順著這條思路延續了幾年老師的素描。直至我教課了，仍舊循著老師的教育方式一路走來。一是我只懂得這樣一種樣式和教學方式，未及其他，二是我認為這種教學體系就很好。因為對素描問題的關注，我開始研究國外的素描理論專著，也發現了素描中的其他教學范式，將幾種做了對比。其實任何方式都有其優劣短長之分，契斯恰柯夫素描體系仍是完整的、完備的、可操作的體系之一，若稍加靈性點撥，加進抒情性色彩，即更臻盡善盡美。趙玉琢、李振才他們憑著良好的藝術素養和為人為藝的智慧，在山東建立了素描及其他基礎課教學體系。這一體系恩澤了50多年來數不清的藝術學徒，且影響著相鄰院校的素描教學模式。在不斷教學的歲月中，他們摸索、實踐、充實、完善，使這一體系逐漸臻于完美和具備科學性、可實踐、可操作性，即使是期間運動沖擊最激烈的時候，他們也會審時度勢，靈活變通，將其原理變換為其它樣式，而依然保留著基礎的合理內核，使山藝的這一傳統艱難地推進、延續。我上學的1976年，“”，教學逐漸轉入正規，可以重新按老師們的設想來進行教學訓練了，可以想見，老師們能把理想通過學生轉化為現實時的喜悅心情。我們在山藝最寬松的時候，遇上了極富熱情、體力、精力和責任心的老師，那是山藝的黃金時代。李振才與趙玉琢共同探索出的素描體系，對山東美術界的功績不可估量，不妨這樣說，正是有了他們的求索與教授，山東有了專業的藝術教育，從美術院校走出的畫家和教育家，都受益于他們創立的這一體系。相當一些畫家從山藝走出，成了全國富有成就的藝術家教育家，雖然他們不像踏入演藝界露頭露臉的山藝人那么出名。中央美院的油畫家王沂東就說，我的油畫底子就是山藝的素描。王沂東的油畫直追法國古典大師安格爾。中央美院雕塑家隋建國原本就是山藝雕塑系的高材生，當年的素描是可以跟照片媲美的。這些事實無疑是對山藝基礎課的最好注解。山東的美術看基礎教育，山東的基礎教育看山藝。我在不同場合撂出的這句話有些狂妄，但確是事實。李振才是這一體系的創立者、堅持者、捍衛者、實踐者。素描的體系，除了有科學的入門范式，可操作的實踐過程，還有個格調的正與不正之分。學院派素描應該具備這樣的品格:質樸、誠懇、善意、愉悅、秩序、明朗、自由，而不是擰著心緒地去敵視、糾結、破壞、仇視、歪曲、籌劃，盡管這些神經質式的東西也可以成為藝術和造就藝術家，但不屬于基礎教學的內容，單純的心需要正能量的引導和灌輸，需要健康品性的澆筑，因為學院派素描會左右他一生對世界對人生對社會對藝術的看法。說至學院派，我仍固執地認為素描、速寫、色彩基礎知識的學習是唯一標志，是與江湖畫家劃定的唯一疆界。這是從意大利學院體系始創，中國專業院校建立，留學、海歸以及后來引進、移植等若干年藝術實踐形成和確立的標準。山東人生就善良、樸實、敦厚，待人誠懇熱情，看事物老成持重，地理位置上處于中國中部偏北地，兼有泰山黃河性格的濡染，又有孔孟儒學的浸，性格中敦實的品質恰好與素描的本意契合。溫文爾雅，不走極端，不小氣，不圓滑，不粗魯，不蠻橫，不狂野。繪畫中最具有韌性的東西就該生根于我們腳下這塊充滿文化的土地，就該在我們的繪畫中首先體現出來。在全國都進行著基礎變相的時候，唯山東維持著素描原意和繪畫藝術的中庸，仍不失為全國最具魅力的一格。這樣說來，保持并承續著中國文化中溫良恭儉讓的優秀品格，把素描純凈的畫格維護守持，也該是我們的責任。李振才深諳蘇式素描體系的精髓，他理解的結構意義建立在嚴格的生理解剖基礎上，這就保證了他注入線條、色調等的一切手段有了根本的依據，使語言有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度。他編撰的一本《藝用解剖》書，是國內少見的能畫出深層肌肉的專著之一，這大約得益于他對雕塑專業的理解。在教程安排上，由幾何模型、靜物起步。進入人像之前，必有幾個對于結構研究課題的設置，頭骨和肌肉解剖頭，配合著解剖課，并把一副真人的骨頭架子擺在了教室里。那時的頭骨是真人頭骨，不是后來石膏、塑料代用品，那上面保留了頭骨上所有真實的細節，甚至還有沒剔凈的殘肉。然后是比重很大的石膏像寫生，李振才老師曾解釋過，畫石膏像也是“臨摹”，是臨摹大師的造型理念和筆法，其中還有歷史文化、雕塑、藝術審美、人體解剖、空間透視、材料質地等知識的接觸與學習。在寫生中，體會大師對于造型的理解和處理，體會石膏像(也即是世界著名雕塑)的精神，則見出了老師們的良苦用心，也體現出老山藝素描的精髓。即使將來畫山水花鳥畫，一種本真的美的情愫注入血液，終將會發酵為對美的本質力量的揭示。李振才堅持長期作業訓練，因為只有長期作業才能體現學院派的研究性，長期作業結束，學生能默寫出頭骨或肌肉解剖頭或石膏像的所有結構與細節。長期作業中，學生心態平穩，理性分析意識強烈，練腦、練眼、練手、練筆，練心態、練觀念，及至后來一切對于藝術的感悟，便從這里起步了。李振才對素描要求十分嚴格，筆尖要削得尖，線條要打得勻，線與線之間形成的菱形網格空隙，要用細細的鉛筆線填上，讓調子組成一個和煦真實的面，或體，或色，或空間，而不致停留在粗率武斷的鉛筆線層面。步驟要“扎”得住，由切形、形體分析、歸線入面到大體明暗色調、大關系，到深入刻畫、調整完成的步驟，不容省略和草率，而應做足。有人質疑蘇派契斯恰柯夫素描體系的時候，曾經揶揄過這種基本的步驟和作畫范式，說他們的鉛筆削得尖細，簡直可以用來“戳人”;說一系列繁瑣的步驟是“顯影”;說畫出真實可信的勻凈的色調是照相館工人的“修底版”;說最后畫出的逼真的效果是“照片”。李老師說，鉛筆可以“戳人”有什么稀奇?雕塑和版畫的工具都能“戳人”，你能說它不是造型工具!說步驟是一個人觀察、思考、表現的軌跡，反映了頭腦中理智的邏輯性，長此以往，可培養整體統籌的全局觀念和“有計劃按比例”地完成一樣復雜的工作，那種“按下葫蘆瓢起來”的顧此失彼的刻畫方法，不具備可驗證、可重復的操作性，不屬于學院派。可以說，整體性要求一大部分體現在循序漸進的嚴苛的步驟中。色調必須打勻，只有實實在在地一片色調，才可以反映出物體于此時此地此環境此光線下的存在狀態，一味潦草的調子亂似柴草，既反映心態的浮躁，又暴露描繪能力的羸弱。現實物象存在于實在的空間，轉化為黑白色調素描時，會呈現層次豐富的微妙的黑白色階，只有把鉛筆線條修整細膩干凈，才可把柔和柔美的物象關系表達準確，描述完備。李振才很嶄然地說:就得像“修底版”，把重色點蘸掉，把白色斑點補上，這既是一種面貌，又是一種態度和觀念。至于最后的效果像不像照片，全看我們的把握與控制，加進繪畫性、塑造痕跡、刻畫筆觸最好，滑向照片也無妨，至今，在中國學生中把寫實性素描畫得像照片畫到極致者還沒有出現。其實，藝術中非常缺少這種窮追不舍的拷問精神，對于凡事“恍兮惚兮”的所謂寫意風格，是一個矯正。李振才出于雕塑專業的功底和意識，對素描的要求偏于“結實性”和“實體感”，色調的豐富、深入、完備以及筆觸的塑造感，都保證著素描不至于畫“過”，正像契斯恰柯夫說的，“要善于及時地停下來”。我曾見過李振才教授的第一屆雕塑專業學生的素描作業，也就是后來“執牛耳”于中央美院雕塑專業的隋建國他們班的作業。習作在走廊展出時，同時展示每個學生在同一角度拍的照片，是一批半開紙的靜物素描，色調濃重，刻畫精致，令人叫絕，但絕不同于照片，畫面有一股凜然的不容置疑的追問精神，似能讓人看到師生在一起“鉚”著勁地完成一項工作的情景。按說，雕塑專業的素描可以不在乎背景，虛擬感的空間營造在實體雕塑中是不存在的，但他們依然不遺余力地刻畫實物后面的那塊“背景”。李振才說，這是一種能力。對邊線的觀察，尤其是理解，是素描的重要內容之一，從切形的虛線到最后的把邊緣線畫出“傾向性”，已經在培養學生的空間意識了，中國學生自幼接觸平面化藝術多，較少立體、空間概念，如果學院派的灌輸缺少了這一環，等于抽調了基礎課中重要的奠基元素。李振才教授的“歸線入面”是很神奇的，切形階段反復涂改、校正的線條，在形準基礎上一旦稍稍向暗部帶一點色調，線立刻有了傾向性，有了歸屬感，有了少許立體感和空間感，原先臟兮兮孤零零的線不見了，代之以明暗肯定的形體與空間。這其實是邏輯思維的開始，孰輕孰重的色調，孰先孰后的步驟，就是從這里起步的。以線條框架為基本結構的畫面，便向立體空間思維邁進了。李振才堅持石膏像素描的“分面法”，這是他學習契斯恰柯夫體系的精髓之所在，更是蘇式素描于世界體系中的一個獨創，對中國學生來說，它徹底改變了看事物的方法，用塑造的概念觀察和刻畫，使得色調有了結構意義的界限。在我剛剛留校任教的時候，除去教學生速寫與線描，有一次竟然與李老師一起教一個化干部班的素描。

為了提攜歷練我，李老師讓我講，于是我把學到的趙玉琢李振才老師的素描原理和方法傳授給了比我年齡還大的文化干部們，學生們中有些從專業院校走出，會很快很好地溫習一下素描，有些則是社會上的江湖畫家，他們頑固地遵循著自己養成的看事物的習慣，或是剛愎地炫耀從他處得來的“道聽途說”。企圖以“野路子”改造學院派。幾堂課下來，由初步ABC原理的教授到漸次深入的理論講解，居然攻破了他們固守的“野狐禪”堡壘。但是眼下———過去50多年山藝引為自豪的基礎課令人沮喪。先是我們的預備隊———考前班墮落，再是低年級教學質量滑坡，關鍵是給學生養成了不好的繪畫觀念和藝術習性。式的招生已經容不得學院按部就班地進行入門考試了，擴招刺激了學生人數的激增，動輒數千人涌來考場時，讓你無法組織起更有效的石膏像教具、速寫模特和同等難度同等測試水平的靜物寫生。那得買多少相同相似的水罐、花瓶、水果、蔬菜、襯布、靜物臺!為招攬考生，各大院校招考時間一再提前，有的正月里也不得閑，有的干脆春節前進行，這時候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們都在假期中，考場、考場服務人員、模特兒等，都無著落，于是請公安學生來幫忙，請軍人來做模特，本該是專業教師監考，且要記錄一下現場學生作畫的步驟是否正確，以便擇優錄取，這一慣例早就被打破。這種狀況下，我們的基礎首先松動、松垮是必然的了。幾乎所有的考前班都在畫照片。過去我們鄙視考前班的時候，都是針對它僵化的目的性極強的應試教育，但那畢竟還是專業老師在教，是一種簡化了的略略異化了的學院式教育，看當下學院執教的中青年教師，未有哪位不經過考前班或良好的家教進入學院者，便證明了這種考前預科教育的必要性和正規性。它是捷徑，但并非彎路。照片可作為繪畫的參照輔助材料，在考前班卻成了唯一。他們被教會用最簡單的辦法應對素描的各種試題:如怎樣把背熟了的照片換算成老人、孩子、婦女，怎樣以正、側兩個頭像應對各種角度考題，怎樣背誦兩個動態算作考場現場寫生，怎樣調好三套顏色(暖調、冷調、灰調)應對不同色調的水粉寫生，幾筆擺出一個水罐、蘋果、花卉，怎樣畫投影、反光、倒影。有些聰明的老師是有“口訣”的，學生幾乎全能“走得了”。個別學校以老大自尊，要考素描半身像，要加試創作，人家不考你就是了，何況你的學校還那么遠!倒是有些上屆落單的畫得不錯的學生來應考，他們有些是“考試油子”了，文化課成績往往令人擔憂，看看山藝這幾年文化課錄取分數線，就能把出招生質量的脈搏。由于擴招，新生入學后教室中擺置基礎課題就顯現出許多麻煩。畫室中畫板林立，“人才濟濟”，有的只好把石膏像或靜物擺在畫室中央的地下，理想的物與景的空間關系沒有了，石膏像后面是走動的學生、地面、桌子椅子畫架腿兒。相對穩定的、能體現物體體感、質感、空間感的燈光已不可能，全憑自然光，四周走動的同學影響著光線的方向和強弱，上午下午的光線從不同方向射來，更令學生捉摸不定。課題開始變得沒有邏輯性。過去那種從幾何模型到靜物、到石膏像、到人像的步驟開始顛倒和大幅度跳躍，沒有了必要的鋪墊，學生在畫石膏像時形體不準，色調無規則，程序無邏輯，體感、光感、色感空間感全都亂套。過去那種對形體、透視關系精益求精得態度改變了，造型大致像那么個人就涂調子。因為有了考前班的“慣性”，在這里他們照例依法沿用，用手機或相機拍下靜物或模特，再比照著畫，或是打印出照片來臨摹，在周圍環境比較下獲得的條件色是照片拍不出來、觀察不出來的，學生依然保持著考前班“臆造”的習慣。社會信息量的激增，學生們大開眼界，也不再全身心地相信老師們持守的這一套“苦行僧”式的訓練模式了，不在意這種邏輯性思辨性極強的素描教學體系，況且，意志力、耐力的魔力，對他們是多么遙不可及的事。看多了當下的基礎練習，李老師表現出無比的擔憂與無奈，一個體系的建立需要幾十年，而想要毀掉它，只需兩三屆學生即可。當年的教程現今幾乎蕩然無存。對鉛筆削磨尖細，打出均勻線條，交織成細密柔和透明的色調的做法，沒有了，鉛筆線條胡涂亂抹，毫無章法。按程序一步步由淺入深、由形體分析到大體明暗色調，再到深入刻畫，又回到整體的宏觀意識也沒有了。一張白紙被隨意地釘在畫板上，要么是涂抹鉛筆的臟色調，要么是突兀的硬筆跡，要么是失控的步驟，要么是還沒有畫完備，一張紙只有淺嘗輒止的“深入”:給學生一張紙，兩三周下來，一張“長期作業”居然潦草得令人不忍卒讀，甚至連鉛筆都沒有把紙畫“黑”。學生說:我們只臨摹過幾張照片就考上的藝術學院，頭一回畫石膏像。還有的學生已經在實驗用灰色紙畫素描，用色粉筆提高光，用大排刷涂背景，他們已不屑于用鉛筆耐心地交織細密和煦的色調了。心浮氣躁成了現代人的一種通病。李老師還說，難得碰上用功的學生了!晚來早走是家常便飯，班上堅持下來的常常只剩下老師和模特;課上，學生手中劃手機屏幕的時間要比畫鉛筆道的時間長。話又說回來，學生的畫好壞已與考研、與工作沒有關系，與走向社會沒有關系。誰還有心坐在這里畫那種按部就班的鳥什子素描!

篇3

篇4

中國人的宗教意識很濃、很泛，卻也很隨意。一般中國人沒有嚴格的，也很少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對神靈的態度往往處于信與不信之間。無憂無慮時，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種神靈都不信;有災有難時，見到廟宇就燒香，見到神靈(塑像、畫像)就跪拜。大多數古代中國人盡管崇尚實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萬物有靈”觀念影響，在潛意識中還有對神靈的畏懼、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識也是很強的。另一方面，由于影響著中國人的儒、釋、道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彼此之間相對寬容，這就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同一個人可以既崇孔子為師，又求仙訪道、吃齋敬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成了文人們的人生信條。元代畫家兼詩人的倪贊表達更為鮮明，他說:“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禪。”

這種現象正透視出中國宗教思想的一大特點:“泛神”、“準教”。

中國人特有的這種宗教思想特點也影響到古代中國的文化藝術。儒、道、佛相互融合，積淀于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形成一種連續不斷的思想文化氛圍。意境說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核心概念，也無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識的烙印。

而古代中國“泛神”、“準教”特點所帶來的儒、釋、道對立統一現象也決定了其影響意境說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單一的。

關于意境的概念與內涵盡管至今尚無一個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論，但通過文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對意境的內涵也已有許多共識。筆者在此將這種共識概括為:意境是藝術家創造出的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藝術整體，這個藝術整體能通過欣賞者的直觀把握和審美想象產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韻味。意境的內涵也可由此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虛實相生，三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

我國詩文自古就有寫景抒情的傳統。《尚書?堯典》中提出“詩言志”，強調詩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發，《詩經》所用“比興”則是通過言他物(寫景)，來發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也是一種景與情的結合，盡管景只是作為抒的媒介物出現的。人們真正將自然物象的“景”當作獨立的審美對象，則得益于道佛自然觀的影響。老莊主張回歸自然，他們把“心齋”的空明、虛靜當作對自然萬物做自由觀照的條件，認為只有通過這種非理性的直觀思維方式方可達到物我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如《莊子?齊物論》中所寫:“昔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老莊還認為，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能領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難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認為大自然的水流花開、鳥飛葉落，與其追求的那種淡遠任運的心境與“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瞬間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對大自然也倍加青睞。道佛對自然的鐘愛，引起了詩人對山水風景的關注，使田園風物自覺地走進詩歌，由詩中的背景升騰為主要審美對象。盡管早在《詩經》中就出現了情景交融的詩作，但那只不過是暗合了藝術創作的規律。有意識地將山水田園作為“主角”寫進詩歌，則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詩家對道禪自然觀的心領神會，使他們在對自然風景的抒寫中確實做到了情與景合、意與象偕，清新、自然，形神畢現，形成迥異于西方藝術再現自然的表現性山水風格，同時，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統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文論家將情與景統一起來，從而較為快捷地解決了情景關系問題。

詩家虛實之說也來源于道家的虛無論與佛家的色空觀。老子曾對“有”“無”關系作過說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認為“有無相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莊子說:“虛室生白”，“唯道集虛”。可見，道家“以虛無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實”。作為一種哲學的宇宙觀，道家將宇宙本體看作是虛實、有無的結合。佛教認為物質世界各種色相全是空幻不實的。修行者接觸色相時應“不于境上生心”(《壇經》)，不迷戀、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觀，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實則以“中道”這一有著辯證思維特點的觀念又解除了這一危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空”否定一切的同時，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這種虛無觀在魏晉之前已為文人重視，被當作玄學的核心。魏晉時，隨著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觀因其與道家虛無思想有著相通的精神，而強化了對文人們的影響。既然在道家與佛家眼里虛實并生、色空一體，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響的文論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虛實統一的可能性。虛可涵蓋少、情、隱、氣、神、意、主觀等，實則可含蘊多、貌、顯、骨、形、象、客觀等，既然通過直觀思維的“悟”，可以發現虛就是實，那么，通過直觀的藝術思維也會做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隱顯一體，氣骨合一，意與象合，形、神、理的統一。這樣虛實關系的解決，就帶動了這一系列概念之間關系的解決，虛實關系也就成了各關系的統帥與核心。

詩家追求言外之意的傳統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響與啟迪。佛、道都將語言視為工具，否定其本體意義。正是這種語言觀上的契合，使他們合力沖擊，一舉取得了言意之辯的勝利。這種契合也引起了詩家的重視，以至在魏晉時即開始了對語言的反思。他們未費周折便認識到語言的局限，體悟出語言潛在的能力大有作為，從而明確了對言外之意的追求。許多詩人開始注意突破語言局限，充分發揮語言的張力，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筆墨節儉，字錘句煉，以有限的文字負載無限豐富的內涵，在詩文中留有大量語義“空白”，有待讀者“填充”。這種詩歌創作，要求欣賞者的積極參與，讀者也不再滿足于詩歌語言的淺直、單一，而喜好朦朧、多義;不滿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滿足于實景的展露，而欲求虛景的蘊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證明意境基本內涵與道家、佛家的關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詩學，則詩成了褐語、‘玄言詩’和‘理學詩’，全是‘出世’貨色，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詩和意境說了。意境說的形成還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與融人。首先，儒家重視藝術與審美。盡管孔子把詩歌看作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倫理政治工具，有損詩歌內部規律的探討，但可貴的是他將詩歌的功能不僅概括為“觀”、“群”、“怨”，而且同時指出了其審美功能“興”。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來與詩文不離不棄，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藝術的發展。其次，儒家對情與景的認識對意境基本內涵與特征的形成也有影響。儒家也重情，講好惡，講“樂道”、“憂道”、“思敬”、“思哀”，講真性情、赤子之心。這個“情”不是道家所主張的縱情宣泄，而是“樂而不，哀而不傷”，是經理性精神梳理后的。與道、佛一樣，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當作“比德”的工具:“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這里儒家離間了情與景的關系，將景一清的直接關系，變成了景一清一理。但這并未阻礙意境說的形成，因為意境中的情不是過分強烈的，而往往是蘊含著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統一才能構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觀念，刻意追求各種對立因素的和諧統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發展與安排遵循“適度”原則，克服“過”與“不及”。這大大啟示了人們在詩歌創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渾融一體，這就把看似分離開來的情與景又緊密聯系在一起，最終也與道、佛兩家殊途同歸，促進了意境基本內涵的形成與發展。

意境說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可以透視出儒、道、佛對立統一的歷史。儒、道、佛的對立統一影響和促進了意境說乃至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

作為意境說得以形成的最初內核，古老的“比興”、“易象”說與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興”是借“他物”起興，這又必然聯系到物象。章學誠先生在《文史通義》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詩之比興。”從言志到比興、“易象”，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一次飛躍。推動這一飛躍的直接動力正是“天人合一”、“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念。正如趙沛霖先生所說:“人們最初以‘他物’起興，既不是出于審美動機，也不是出于實用動機，而是出于一種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晉是意境說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開始。東漢末年，佛教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由印度傳人中國。漢帝國的高壓政策，儒家思想的長期禁錮，魏晉時的戰火紛仍，使士大夫知識分子常常陷人個體與社會對抗、主觀與客觀分裂的矛盾狀態而痛苦不堪，為了減輕現實生活的重壓，他們談玄說道、縱情享樂。但強樂無味，反而使他們更加不堪現實的重負，于是紛紛去尋求解脫之途。佛教的“苦”觀“空”觀，抹殺時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這種觀念和超脫方式恰好與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們如饑似渴，很快接受了這種外來的文化。同時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頭換面，儒、佛貫通的思想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論家如劉姆的文論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說呈現破土之勢。在《文心雕龍?物色》里，專門闡述了情景關系，他說:“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這段話意為詩人不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應該以心靈擁抱景物，這樣才能寫出好的詩作;他又說:“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意象”說，《文心雕龍?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這里所謂“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產物。劉櫻還開始提倡“隱秀”，他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茲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艾象之變互體，川讀之錫珠玉也。”在此，劉舞已經意識到詩歌語言的含蓄、朦朧、多義的特點，強調追求重旨、復義、秘響，從而得到文外之義，潛發之采。這樣看來，劉擔的這些論述已經直接觸及到意境的基本內涵，為意境說的形成準備了必要的理論條件。

篇5

新觀念的產生和傳播

藝術家自我肖像的出現首先與文藝復興時期新藝術觀的產生密切相關。在歐洲中世紀，繪畫、雕塑和建筑分散在相關手工行業內。一般被視為體力勞動性質的“機械學科”(mechanical arts)，畫家、雕塑家和建筑師也只是與鞋匠、理發師等一樣地位卑微的手藝人。他們窮困潦倒、目不識丁、舉止粗俗，為上層人士所鄙視。13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首次將畫家奇馬布埃和喬托的名字寫進其《神曲》，并將他們與兩位詩人相提并論，這顯示了對藝術和藝術家態度的某種變化。到14， 15世紀，在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激發的學習和研究古典文化的熱潮中，老普利尼、賀拉斯、瓦洛、維特魯威等古羅馬作家的藝術理論逐漸獲得復興。按照他們的觀念，藝術不僅與詩歌一樣同屬于知識性的“自由學科”(liberal arts)，藝術家也不是卑微無知的手藝人，而是知識淵博的學者。其中，建筑師維特魯威在其《論建筑》中就強調了建筑師多方面的文化修養:他“應當擅長文筆、熟悉制圖、精通幾何學、深悉各種歷史、勤聽哲學、理解音樂，對于醫學(解剖)并非茫然無知，通曉法學家的理論，具有天文學和天體理論的知識。”在文藝復興時期崇尚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氛圍中，這些古代作家的理論或言論被文人、學者們一再重申和引用，古代作家的藝術觀念便也由此傳逐漸播開來，并對當時的藝術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新觀念的影響下，藝術家們逐漸意識到藝術和自身的價值。從14世紀晚期和15世紀初的切尼諾·切尼尼、洛倫佐吉貝爾蒂、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到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的安東尼奧·菲拉雷特、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萊奧納多·達·芬奇等，藝術家們日益感到，三門藝術(即繪畫、雕塑和建筑)不是“機械學科”，而是建立在理論知識基礎上的、知識性的自由學科，藝術家也不是卑微無知的匠人，而是具有古典文化和藝術修養、通曉自由學科和科學知識的社會精英。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家們開始在自己藝術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肖像。借助自我肖像，借助對自我知識修養、社會地位、財富、服飾、儀態、風度等的展示和炫耀，藝術家表達了他們關于藝術和自身的新觀念，及提高藝術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

文藝復興早期藝術家自我肖像的特點及其意義

新藝術觀的影響在14世紀早期的藝術作品中便開始有所體現。1330年，在佛羅倫薩雕塑家安德烈亞·皮薩諾為喬托所建之鐘樓制作的裝飾浮雕中，繪畫、雕塑和建筑的擬人浮雕就獨立于其他機械學科，而緊挨著七門自由學科。第一件真正的藝術家自我肖像出自佛羅倫薩雕塑家安德烈亞·奧卡涅亞之手。1359年，在為佛羅倫薩奧爾圣米歇爾教堂創作《圣母升天》浮雕時，他在最右邊的角落做了本人的半身像:圓而光滑的臉，雙目下垂，身著帶風帽的當代服飾，其尺寸明顯大于其他使徒，五官的刻畫也較少理想化，觀眾一眼就能辨認出來。16世紀藝術家和藝術史家喬爾喬、瓦薩里在其名著《意大利藝苑名人傳》中也提到奧卡涅亞的這件自塑像:“這是一個老人的雕像，圓圓的臉，胡子剃得干干凈凈，頭戴風帽。"15世紀初，洛倫佐·吉貝爾蒂在為佛羅倫薩洗禮堂鑄造第一座和第二座青銅門時依然分別作了自塑像，而且，第二件自塑像還刻意采用古代諸神和帝王的半身像風格，以顯示其古典文化修養。15世紀晚期，雕塑家和建筑師安東尼奧·菲拉雷特在為羅馬圣彼得大教堂制作浮雕裝飾時，也制作了一幅與作坊學徒在一起的浮雕，并以此表達了他關于建筑師的新觀念。圖中，菲拉雷特與學徒們分別拿著一件與建筑相關的工具，象征他們在作坊內的工作和身份。其中，學徒們手中拿著的是鐮刀、銼刀、泥瓦刀、錘子等與體力勞動相關的工具，而菲拉雷特手中卻是一支大圓規，圓規象征幾何學，菲拉雷特用圓規強調了建筑與數學的聯系，也表達了建筑師是從事知識性話動的學者這一觀念。

不僅如此，在這此藝術家自我肖像中，作為身份和地位之重要象征的服飾的變化，也反映)藝術家對白身社會和文化角色的認識及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1400年，畫家科拉·佩特魯喬在佩魯賈城的圣多明我教長裝飾壁畫中的自畫像還穿著象征手藝人身份的罩衫和尖頂卜作帽。后來，這種傳統的手藝人裝扮逐漸被貴族式的華貴服飾取代。如15世紀晚期，畫家貝諾佐·哥佐利為美迪奇宮制作的濕壁畫《三王來拜》中的自畫像，就一改手藝人的形象。畫中的他不再是身穿罩衫、頭戴工作帽的畫匠，而是穿著暗紅色繡花錦緞緊身上衣和頭戴天鵝絨紅帽的紳士。另外，藝術家肖像在其作品中的位置也從不起眼的角落或邊緣逐漸靠近畫面中心，尺寸也不斷增加。畫家桑德羅·波提切利在美迪奇宮的濕壁畫《三王來拜》中的自畫像，不僅與其美迪奇贊助人一樣是全身像，而且_占據著與贊助人完全平等的位苦，他側瞼望著畫外，神態大膽甚至有點趾高氣揚。另一位畫家多梅尼科·吉蘭達約在佛羅倫薩新圣馬利亞醫院創創作的《約阿西姆被逐出圣典》中的自畫像也是如此：他與老師和兩個助手都以全身像出現，而且與其美迪奇贊助人兩兩相對，兩組人像的尺寸及在畫中的位置均完全平等。

事實上，藝術家與贊助人在肖像畫中獲得的“平等”，并非只是藝術家的理想或愿望而已，到15世紀晚期，藝術家與贊助人的關系確實發生了重要變化。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藝術品，像壁畫、裝飾祭壇的木板}叫、大型雕塑等往往都是贊助人訂做的，因此，贊助人在藝術仁作中享有極大權力。從當時贊助人與藝術家簽定的委托制作合同或其他文件來看，贊助人能決定藝術品的構圖、題材、圣像，布局、背景，甚至人物的姿態和服飾等細節。而到15世紀晚期，至少就著名藝術家而言，情況有了很大改善。貝諾佐·哥佐利在為美迪奇宮繪制濕壁畫《三王來拜》時，贊助人皮耶羅·德、美迪奇曾寫信要求他刪除畫中兩個天使，但他并沒有順從。威尼斯畫家喬萬尼·貝利尼也曾迫使倔強的費拉拉女贊助人伊莎貝拉·代斯特在題材上問題上做出讓步。而這位女贊助人在雇請萊奧納多、達·芬奇時一開始就給子對方很大自主權，讓他自己決定題材和工_作時間。所以，這一時期藝術家在其肖像中位置和尺寸的變化既表現了他們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愿望，在·定程度上也是他們現實成就的生動記錄。當然，這此與贊助人在一起的自我肖像對藝術家來說也是一種有用的宣傳手段，與這些顯赫人物的密切關系必定有助于改善他們傳統的卑微形象，抬高其身價。

像章是15世紀出現的另一種類型的藝術家自我肖像。在占代，像章主要是為神、英雄和帝王而做，藝術家為自己制作像章這本身就頗有深意。不僅如此，藝術家的像章與其自畫像和塑像一樣，也表達一r他們關于藝術和自身的新觀念及提高社會和文化地位的愿望。1458年，威尼斯藝術家喬萬尼·波爾杜為自己制作了兩枚像章。他在其中一枚的正面肖像身穿錦緞緊身衣，頭戴高帽，像個貴族;而另一枚的正面肖像則采用仿一古風格以顯示其古典文化修養。非拉雷特也在1460年制作了一枚像章，正面是其側面像，個性特點極為鮮明，鼻孔凹陷，目光凝視前方，皮膚上布滿麻點，嘴唇緊閉。頭頂上方是他希臘名字的寓意圖(“菲拉雷特”在希臘語中意為“熱愛美德的人”)，三只象征忠誠美德、勤奮與卓越創造力的蜜蜂點綴在“Architectvs(建筑師)”字母中間。16世紀，建筑師布拉曼特也為自己制作了一枚像章，在其正面，布拉曼特以自己仿古風格的半身像展示了他的古典文化修養;在像章背面是建筑的女性擬人像:她左手拿著測量標尺，右手舉著象征幾何學的圓規，腳放在鉛錘上，在她身后左側是布拉曼特為圣彼得教堂制作的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該像章正面和反面的圖案都沒有任何關于體力勞動的聯想，而都強調了布拉曼特作為一位新型的建筑師的形象:他是博學、智慧并具有神圣創造力的學者，他不參與任何建筑實踐，而只從事構思和設計。

總的來說，14、 15世紀，隨著新藝術觀的形成和傳播，藝術家開始在其繪畫或雕塑作品的一角留下自己的肖像，雖然這些肖像還不是近代意義的獨立畫像或塑像，但它們仍在很多方面生動地表現了新觀念對藝術家的影響。從這些自我肖像來看，藝術家們逐漸意識到藝術和自身的社會和文化價值，他們不僅努力為三門藝術爭取自由學科中的一席之地，同時也竭力自我塑造為從事知識性活動的“自由”學者。

獨立肖像中的廷臣一藝術家

到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藝術家開始制作真正的獨立肖像。獨立自畫像就像藝術家的自傳，表達了藝術家更遠大的理想、抱負，對自身價值的更高自信及社會地位方面的更大成功。在這里，藝術家成為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他們已經不再需要借助贊助人來證明其價值。不僅如此，從這一時期藝術家視覺形象的自我塑造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藝術家關于藝術和自身觀念的許多重要變化。

15世紀晚期，雕塑家安德烈亞、曼特涅亞為自己的墓室制作了一件獨特的自塑像。這件青銅像不再出現在作品一角或邊框中，而是一件真正的獨立塑像，它采用古羅馬的帝王半身像風格，以斑巖圓盾為背景，四周環以伊斯特利安白石邊框，肖像為頭戴桂冠的半身裸像。在這里有幾個細節非常重要，首先是桂冠，因為此前它只出現在君王和偉大詩人的肖像中，曼特涅亞無疑以桂冠將自己比作“藝術王國之王”。其次，塑像的仿古風格展示了曼特涅亞的古典文化修養，事實上，曼特涅亞在古典文化方面確有很高造詣，曾被伊莎貝拉?代斯特稱為“古物學教授”。最后，曼特涅亞還以青銅、斑巖、伊斯特利安白石等昂貴材料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和成功。

大約同時，畫家佩魯吉諾在佩魯賈城的康比奧( Cambio，銀行家行會會所)會客廳作了一件“獨立自畫像”。這幅自畫像雖仍出現在濕壁畫的一角，但與以前的藝術家自畫像不同的是它有獨立邊框，并被描繪成一幅掛在墻上的架上畫。此時，佩魯吉諾正處于其藝術事業的顛峰，聲名遠播，訂件應接不暇，這件“獨立自畫像”無疑表達了作者更遠大的理想、抱負及對藝術和自身價值的更高自信，事實上，畫像下方刻寫板上的署名就印證了藝術家的這種自IR"“假如繪畫藝術已經衰落，杰出的佩魯賈人皮耶特羅會使他復興。假如繪畫藝術根本未曾存在過，他也能在這樣的水平上為我們創造。

到16世紀，佩魯吉諾的杰出弟子，烏爾比諾的天才藝術家拉斐爾將其師開創的這種藝術類型發展為真正的獨立架上畫。獨立自畫像在拉斐爾這里發展成熟并非偶然，因為拉斐爾是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改善自身社會和文化地位的最成功典范之一。拉斐爾出身藝術之家，其父喬萬尼·桑蒂曾在烏爾比諾宮廷工作且深受公爵賞識，在事業和社會地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拉斐爾早年曾投身佩魯吉諾門下，后者是當時意大利最走紅的畫家之一，享有崇高聲望和地位。宮廷的氛圍、父親和老師事業和社會上的成功，使拉斐爾很早就深刻感受到藝術家的價值。在他眼里，父親和老師與那些窮困潦倒、粗俗無知的手藝人必定有是有天壤之別的。1506-1507年，拉斐爾二十歲出頭，但已在當地藝術界贏得很高知名度，也就在此時，他創作了第一件獨眾自畫像。這幅畫像生動表現了拉斐爾早熟的、強烈的自我觀念。畫像以3/4示人，黑色的直發垂到雙肩，畫中的拉斐爾英氣勃勃，以無比自信、大膽的眼神望著觀眾。他像貴族一樣穿著整潔、質料昂貴的衣服，外套的胸口處有兩個以其名字構成的圓圈。

拉斐爾具有萊奧納多·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那樣的卓越天賦，卻不像他們那樣傲岸不馴。瓦薩里說他“謙虛、善良，就像那些和藹、溫柔，又知書達禮、舉止端莊的人一樣，在任何場合下，其一言一行都讓各階層的人感到親切、友善……。除優雅的舉止、迷人的風度、非凡的藝術天賦外，他還能吟詩作賦。所以，當成年后的拉斐爾來到羅馬，很快便得到教皇朱利烏斯止世和利奧十世的垂青，使他得以成就一生的偉業并獲得萬貫家產。他住在山布拉曼特設計的宮殿般的豪宅里，一位樞機主教打算把侄女嫁給他，利奧十世甚至許諾封他為樞機主教。事業和社會上的成功也表現在拉斐爾的自畫像中。在成年時期的所有白畫像中，拉斐爾都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在宮廷贏得巨大成功的、高貴的廷臣:多才多藝、儀態高雅、風度迷人。

拉斐爾非凡的個人魅力及社會地位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他成為該時期學者巴爾達薩雷·卡斯提廖內筆下“廷臣”的原型。按照卡斯提廖內的觀點，“廷臣”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他多才多藝，既有高超的武藝和無比的勇氣，也能吟詩作賦，他還能歌善舞、擅丹青，他儀態優雅、風度迷人，是君主的得力助手，也是其親密的朋友，廷臣的高貴并非來自血統或門第，而是源于其修養和德行。

在拉斐爾的影響下，“廷臣”成為16世紀藝術家進行自我形象塑造的典范。在拉斐爾之后，藝術家們紛紛制作獨立肖像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拉斐爾式的“廷臣一藝術家”，畫家帕米加尼諾借一面凸鏡繪制的獨立白畫像就是如此。畫中，他身穿皮毛鑲邊的細麻布上衣，尤其是那在前景被放大了的右手，是一只白皙、修長、細嫩的貴族的手(小指上還戴著一枚金戒)，而不是骯臟的、飽經風霜的勞動者的手。藝術家巴喬·班迪內利也制作了許多此類獨扭自畫像，在幾乎所有自畫像中，他都以廷臣面貌示人:整潔、昂貴的服飾及顯眼的貴族標志(他曾在西班牙被授予“圣迪亞哥騎士團”騎士)。喬爾喬、瓦薩里也是一位成功的宮廷藝術家，而他自己最滿意的獨立自畫像也以是廷臣藝術家的面貌出現的:昂貴、整潔的衣服，胸前金鏈上墜著“金馬刺和圣彼得騎士團”標志，圓規和平面圖(象征他的建筑師身份)及鋼筆(象征他的巨著《意大利藝苑名人傳》)。

另外，16世紀藝術家的自我肖像還反映了該時期重要的藝術理論，即“構圖”對藝術家的影響。最旱提出“構圖”這一概念的是彼特拉克，他把“構圖”視為繪畫與雕塑藝術共同的基礎:“畫家和雕塑家從事的是同一門藝術，如果說它們不同，它們至少也都來自同一本源一構圖(disegno)。 "吉貝爾蒂在其《回憶錄》中也指出構圖是繪畫和雕塑的理論基礎。巧世紀晚期，萊奧納多·達·芬奇將構圖與某種先驗的理念聯系在一起，認為畫家必須“借助構圖，以一種直觀的形式向視覺提供最先在他的想象中形成的一種理念(idea)或創意”，并認為“無論何種以本質、材料形式或想象存在的事物，無不首先形成于藝術家的頭腦，然后才通過手表現在其藝術作品中。到16世紀，喬爾喬?瓦薩里系統地闡述了“構圖”理論，并將其普遍運用于三門藝術。瓦薩里認為“構圖”是繪畫、雕塑和建筑藝術之父，是一種源于“理念”(idea)或“普遍ail斷”(universal judgment)的圖像(image)及用雙手將其表現出來的過程。“構圖”理論深刻影響了當時人們關于藝術和藝術家的觀念，按照這種理論，不僅三門藝術與其他手工活動分離開來，它們還統一成一門具有共同理論基礎的、獨立的知識性學科(這為后來五門“美術”學科的提出奠定了基礎)。不僅如此，“構圖”理論還使三門藝術擺脫了對自由學科的依賴，按照這一理論，藝術成為具有自身特點但與自由學科一樣高貴的知識性學科，藝術不再需要借助與自由學科的聯系來證明自身的價值，藝術中的手工操作也如同詩人或作家的寫作，獲得了獨立的重要性。“構圖”理論的影響在該時期藝術家的自我肖像中得到生動體現。

由于繪畫、雕塑和建筑都成為“構圖”學科，畫家、雕塑家和建筑師的自我肖像逐漸摒棄畫筆、畫刷、刻刀、泥瓦刀、大頭錘等傳統的職業標志，而采用“構圖”的象征，即繪畫、雕塑的素描或建筑模型、平面圖作為其身份和職業的標志，如在巴喬·班迪內利1540年作的一件獨立自畫像就只用一幅《赫拉克勒斯打敗卡庫斯》的素描來表明其雕塑家的身份。稍后，喬爾喬·瓦薩里在為“老宮”繪制的壁畫《科西莫·德·美迪奇公爵與其建筑師、工程師和雕塑家在一起》中，也把科西莫公爵描繪成手拿建筑平面圖的建筑師，而藝術家G.B.迪.圣馬里諾、巴蒂斯塔·德爾·塔索、特里波羅和瓦薩里本人，也都以各自藝術作品的素描或模型作為身份標志。另外，這幅畫還向我們顯示了帶此時為止，文藝復興藝術家社會地位的巨大變化:以前是藝術家需借贊助人提高身價，但在這里卻是贊助人仰仗藝術和藝術家的光輝來為自己增色。而瓦薩里在“老宮”的另一幅壁畫《藝術家作坊成員的肖像》則是其“構圖”理論的生動闡述:畫中，瓦薩里作坊的學徒，即那些傳統上被看作體力勞動者的石匠、木匠、鍍金匠和怪誕花飾畫匠，也脫掉了手藝人的圍裙和工作服，換上了紳士的高貴服飾，因為按照“構圖”理論，手工操作也是“構圖”必不可少的內容，因而那些需要大量用手工作的學徒也一樣成為從事“構圖”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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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青春期和大人們的更年期都是值得家人重視的生命階段。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的青春期也有提前的征兆。由于身體變化的不適、功課的壓力、生活的單調、初戀的迷惘、家長過分的關注等，卻會造成孩子青春期的浮躁不安。成長中的少男少女，亦不是成人們想象的衣食無憂。他們渴望著心理救助和情感支持。面對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不要粗暴地去干預，不許怎樣，那樣會形成與父母之間的矛盾。像如今離家出走的孩子，均是孩子家長是兩個對立的矛盾體，沒有產生思想的共鳴。那么，就需要家長不是一味地去堵，而是需要去了解、去理解、去疏導，從而讓孩子平穩的度過青春期。

1.“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迷茫期，家長怎么辦？（1）注重心靈溝通。抓住合適時機，與孩子談心，進行思想交流。交流時間可選在孩子思想情緒好的時候，抑或是散步、旅游時，并且要以朋友的身份、探討的語氣，從生活的瑣碎事上引導，切記不要老是圍繞學習、分數、成績談，誘導孩子發表見解，適時疏通。（2）注重賞識教育。每個人都渴望別人的肯定，更何況是親人。生活中放大孩子的優點，及時鼓勵、贊許，增加其幸福指數。不是在孩子面前總是提別人家孩子如何好。應懂得：“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道理。久而久之，孩子就有了自信心。（3）還給孩子自由的空間。現今社會人過于現實，為此，孩子和家長都活得很累。家長為了孩子努力地打拼掙錢；孩子放學后還要上各種輔導班，弄得孩子身心疲憊。為何不留一些時間和空間，讓孩子自我反省，自我解剖，增強自我意識呢？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不也是說：“吾日三省吾身”嗎？生活中不要家長事事親力親為要鍛煉孩子的動手能力、辦事能力、組織協調能力。這樣孩子的判斷能力、思想的縝密性、責任心等，都會不斷的得到增強。有一句哲言說：有一種愛叫放手。不僅要讓孩子成為家里的主人翁，更不要讓孩子離開自己同齡人的群體。那里有不盡的芳草地，有碧空如洗的藍天，更有強有力的競爭對手。（4）激發孩子“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自信心。自信心是打開一個人生潛能大門的鑰匙。因此，自信心是一個人一生重要的意志品質。那就需要家長培養孩子的陽光心態。現在每個家庭就一個孩子，幾代人的愛都賦予了一個孩子的身上，唯恐孩子在學校受冷遇。有的家長每天放學回家就問：今天來事批評你了嗎？同學欺負你了嗎？長期下去就會成為一種心理暗示，孩子自然而然就覺得自己是生活中的弱者，又怎能產生強大的自信心呢？因而請家長多一份感恩教育，少一分怨恨懷疑；多一份鼓勵與賞識，少一分批評與輕視。到那時，孩子就會多一份“山登絕頂我為峰，海到天涯我作岸”的自信心。

2.“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奮斗期，家長怎么辦？（1）改變家庭教育理念。近年來，雖然大提素質教育改革，但中考與高考的考察模式仍沒有改變，因而素質教育也就成為一紙空談。孩子的考試分數、名次，仍是多數家長所關注的重點。孩子背負著太多家庭壓力，社會負面影響與誘惑時，家長一定要給孩子減壓。但求成長不求成功，孩子才能成長著，快樂著，生命價值才能夠體現出來，讓成功成為成長的必然結果。即注重過程，淡化結果。（2）培養孩子直面挫折的勇氣。孩子在拼搏進取的奮斗過程中，同樣會遭遇不可預知的挫折。記得前幾年對日本和中國的孩子進行野外生存能力測試，日本孩子能自己生火做飯，中國孩子則脆弱地坐在地上哭泣。這一結果真的應該警醒我們中國的家長們。當孩子面對挫折時，家長要以平靜的心態對待，淡化孩子的受挫意識。當孩子經過自己的努力，克服一切挫折后，家長要及時贊揚孩子，送去一個微笑，那是動聽的語言，那是真心的鼓勵，那是有力的支持，那更是幸福的分享。當生活的閑暇時，也要因勢利導的給孩子講老鷹折翅飛翔的道理。當孩子出現早戀時，幫助孩子從感情脆弱的心理性格中走出來，你會欣喜的發現：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那么的陽光、樂觀、活潑、開朗。當孩子面對生活寵辱不驚時，面對輸贏淡然處之時，他就可以在世上傲然獨立了。我們做家長的，就會享受崢嶸歲月苦的值得，期待大鵬傲蒼穹的愉悅。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是天才的父母！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構建一個良好的生活性格平臺。運用藝術的方法塑造孩子的心靈，讓孩子有很好的人格修養，懂得做人，為他們成為具有健康健全人格的人、一個有擔當的人奠基。

作者:車艷華單位:吉林省永吉縣第十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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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壁畫藝術中人和神是主要的描述對象，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宗教人物偶像，如佛、菩薩、天王、飛天、力士等，為了顯示神的形象不同于世俗人物，便加入了豐富的想象成分。例如，為了顯現觀音菩薩的法力無邊，就可以讓她生出千手千眼；另一類是世俗人物像，如故事畫中的人物，特別是供養人畫像，都是有名有姓的現實人物寫照，這類形象基本上都是所處當時民族社會的真實反映。故將敦煌壁畫裝飾形象大致分為兩大類，即“偏重于概念的”裝飾形象和“偏重于寫實的”裝飾形象。

第285窟，窟頂北披的中下部，上有人面鳥身的禺強和噴云吐霧的雨師，下有雙手擎鐵鉆的礔電、持幡飛翔的童子飛天和頭似鹿、背生翼的飛廉，即風神。背景有迅疾的流云和紛飛的天花，更加烘托出畫面上風雨交加、雷鳴閃電的氣勢。可見只要情感需要，概念需要，他們便可以突破模擬現實的樊籬，進入表達主觀心靈的自由世界，在創造形象時無所不用其極。

與此不同的“偏重于寫實的”裝飾形象大多保留了自然物象的現實屬性。作者在塑造這類形象時，一般以現實對象為藍本，以寫實為手段，因此在大體上是比較忠實于客體對象的。學者對285窟供養菩薩像利用考古類型學方法，對北壁的供養菩薩進行分析和整理。“秀骨清像”的人物形象符合南朝的社會風尚與流行風格，服裝也保留著“褒衣博帶”的服飾特征。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這類裝飾形象依照現實人物進行塑造，但卻與寫實藝術家有著不同的旨趣。這種旨趣主要體現在對各種形式要素的秩序感的強調上，即對諸如簡潔、規則、韻律、平衡、對稱，以及點、線、面等形式因素的提煉與抽象。

二、程式化在敦煌壁畫中的應用

程式是裝飾藝術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謂程式，是指那些在長期藝術實踐中歷經反復創造，錘煉、揚棄、演化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藝術規范。在敦煌壁畫藝術中只要我們稍加瀏覽，便會發現程式幾乎無所不在。神佛周邊的飛天、祥云、白虎、青龍等人物、鳥獸紋樣。這些反復出現的紋樣無不體現出圖式化、格律化、規范化的程式特征。程式是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統一，它不僅成為社會觀念的象征符號而存在，同時也以其優美的圖形結構給人以直觀的審美感受。

以表現內容為中心的程式中，285窟藻井中的“飛天”是敦煌壁畫中經常出現的藝術形象，在某種程度上說，她幾乎成為敦煌標志性符號，在她身上凝聚有太多文化信息，甚至就是中華審美文化以及藝術精神的縮影。飛天是“香音神”、“天樂神”等屬佛教護法部中的“天龍八部”，職司奏樂、散花，并以香煙繚繞渲染說法氣氛，在極樂世界里彈琴唱歌，娛樂于佛，以“飛天”來“以舞傳佛”。

在形式上，敦煌飛天的樣式歷經無數藝人的參與，經由多人多次的反復修改，提煉而成型的。敦煌飛天這種樣式的創作方法歷經了現實——歌舞伎、百戲；想象——無翼而飛。這就體現了中國繪畫美學思想中的“寓形寄意”、“立象以盡意”，甚至“得意忘形”等重意象、重意境的特色，而成為千古之謎的“有意味的形式”。從早期西魏的第285窟“飛天”有的面貌清瘦，鼻直眼秀，眉目疏朗，肢體修長，著大袖長袍，在紫云浮空、天花旋轉的太空中翱翔。有的半裸上身，身短、體壯，身披大巾，腰纏印度式大裙，可以稱為西域式飛天。到了唐代的飛天表現體態身姿豐腴健美，結實有力、窈窕修長，身具流動的S形，再加上兩根輕盈的飄帶，從而產生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的輕盈之氣。程式一旦作為模式確立下來，它便不僅成為濃縮著某種觀念的象征符號，同時也為后人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形式規范和藝術樣式。

三、裝飾性構圖在敦煌壁畫中應用

在西方寫實主義藝術創作中，出于追慕客體、再現自然的宗旨，勢必要利用自然空間，力圖在畫面上營造出逼肖現實的三維視覺效果。這種努力又集中的體現在焦點透視法之中，使二維空間的畫面產生了科學性的魅力和逼真的視覺效果。但也將人的視點固定在某一特定的位置上，無法移動，從而也限制了心靈需求的自由表達。這是焦點透視的局限。與此不同的是，具有東方智慧的敦煌壁畫中，藝術家在造型活動中不僅主動放棄了三維空間的追求，而且時時抵制三維的侵蝕。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堅實的二維平面上營造自己的精神大廈。

敦煌壁畫中的裝飾性構圖最為獨特的是根據自己的需求，通過各種角度，把周圍的一切都描繪在一幅畫面中，它超越了焦點透視、散點透視的表現限度，同一幅畫里面出現仰視、俯視、平視、反視等現象。沒有單一固定的透視點，仰視與俯視并用，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雖不符合科學性，但我們并沒有感覺到有任何的不舒服。在敘事手法上則運用了平視體構圖，將造反為盜、被俘、酷刑、逐放說法、出家等宏大場面在純粹的二維空間中展開。試想，如此龐大而復雜的場面用西方的焦點透視法表現，勢必會造成前后、內外相互遮擋，其全景之趣必喪失殆盡。作為分割各場面之間的山石樹木是聯系全圖的紐帶，是一種筆隨心走的適形構圖。很顯然，在現實生活中是無法將一件復雜的事在瞬間同時展開的。在智慧的中國人心目中，將心里的真實與審美需求，

將時間維度引入空間之中，形成觀念上的時空，構成“天馬行空”獨特的構圖方式。

四、敦煌壁畫裝飾造型的心理因素

貢布里希在他的《秩序感》中，對裝飾藝術的心理學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他通過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大量裝飾現象的考察，認為人類的裝飾動機根源于生物體內在的“秩序感”。如果說，敦煌石窟藝術在主題內容上彰顯了佛教，那么，其主要形式特征則有賴于裝飾圖案所形成的秩序感和意義感。

在敦煌壁畫中由忍冬紋、蓮花紋、火焰紋、星相紋、棋格紋、祥云紋等組成的藻井、龕楣、平棋、邊飾、背光等裝飾圖案中，我們會發現這些圖案有一定的秩序規律。莫高窟西魏第285窟窟頂蓮花忍冬藻井。這是莫高窟最早出現的華蓋式的藻井，四角懸掛獸頭。窟頂中心為雙層圓形覆蓮，造型交木為井，描繪忍冬蓮花和火焰，每道邊飾內畫波狀忍冬紋，藻井外緣有倆層垂角幔帷環繞，構成完整的圖案。它們節奏和諧、由內向外或由左向右抑或從上自下的秩序猶如一曲優美的舞樂。

然而，人類對秩序感的追求只回答了裝飾造型的一方面心理動因，即視覺上形式美感問題，它并未能囊括促成裝飾造型的全部心理因素。事實上，在絕大多數裝飾形象中，還蘊含著另一層重要的心理因素，即源于人的后天知識、經驗與觀念的“意義感”。285窟窟頂蓮花忍冬藻井不僅在視覺上給人以優美的形式美感，而且更符合主體心靈中的“真實”標準。因此，蓮花所蘊含清凈的功德與清涼的智慧，永遠為佛門弟子所崇仰，為世間善眾所喜愛。因此，我們只有從深層次的心理因素去理解裝飾造型的規律，才可能把握它的真髓。

敦煌壁畫雖然在敦煌石窟中對建筑只起一個裝飾和美化的作用，對雕塑起補充和陪襯的作用，但只要踏進洞窟，窟頂、四周墻面、地面，每一寸空間都是由別具匠心的裝飾造型圖案精心構成的，敦煌石窟可謂是一座精美而華麗的裝飾藝術殿堂。挖掘敦煌這座活生生的裝飾藝術寶庫日益成為藝術家關注的熱點，為現代藝術設計創造出更加廣闊的表現空間。充滿東方智慧的裝飾藝術將得到世界各國更多的理解與喜愛，我們珍愛的民族藝術在新時代必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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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架上藝術手繪的價值

架上藝術不同于圖像的另一處也體現在描繪上。電影、電視不斷調整我們的觀看經驗，它再現現時與繁衍圖像的能量，比繪畫來得更直接、更容易，架上藝術似乎已被媒體圖像擠壓到我們視覺經驗的邊緣。某些人只得利用形式和手段與媒體圖像爭奪視覺藝術的“地盤”。描繪，似乎也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繪畫圖像與媒體圖像的分野，越來越模糊，然而架上藝術還是有其特殊之處，那就是手繪的。對于畫家來說，架上藝術不一定是為了表達所謂的主題和思想，描繪本身就有無窮的樂趣。描繪，就是畫家的自言自語，街邊的風景、房中的角落等，都是描繪的借口，畫家自己享受描繪。其描繪的創作過程帶來了愉悅，畫筆在畫布上不斷地碰撞，時常給人帶來新的感覺和啟發。現實的空間場景被一組組顏料與筆觸重新組合成新的空間幻象讓人著迷，令人難以割舌。正因為如此，架上藝術給予了我們視覺的光彩和美感，它是那樣的回味無窮。

結語

步入21世紀，人類社會已進入信息化、數字化迅疾發展的時代，那些認為圖像泛濫、架上藝術貶值的看法，認為架上藝術已經死亡的空論還為時過早。在中國當代藝術多元的格局中，作為架上藝術的油畫正處于一個方興未艾的時期，它在國內具有廣泛的觀眾和人數眾多的創作群體。當代藝術發展到今天，各種實驗層出不窮，但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及理由。架上藝術以其獨特的繪畫性和手繪價值，給人帶來了無窮的樂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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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誤差及原因。在機械加工工藝中，加工中的定位誤差是比較常見的，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于基準的重合不準確而導致的誤差；第二，由于定位副加工的準確度不高從而導致的定位誤差。由此看出，在加工機械零件時定位的準確性是非常重要的。機械加工必須要有準確的定位基準，且要使用正規的幾何要素。如果采用不正確的幾何要素來作為定位基準，則會出現相應的定位誤差，并且所選擇的定位基準必須要與設計基準相吻合，否則會出現基準不重合的現象，這就是導致基準不重合的主要原因。定位副主要是由兩方面組成，即夾具定位原件和工件定位面，引起定位副加工不準確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定位副制造或定位副間的配合不協調，使得其間隙發生變化而導致零件發生變化，從而使定位副加工的準確度受到影響。這種誤差一般在調整法加工中出現，若換成試切法加工會將此誤差的出現概率降低。

（2）制造誤差及原因。在機械加工工藝誤差中，由于機床生產的制造誤差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導軌誤差、傳動鏈誤差以及主軸回轉誤差。所謂導軌是指機床各部分零件位置的基準，機床之所以能運轉，是因為有導軌的支撐。出現導軌誤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使用過程中出現局部磨損、安裝的質量不過關等，從而造成了機床生產制造誤差。出現傳動鏈誤差的主要原因是傳動鏈在使用的過程中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磨損，而磨損后的傳動鏈在運轉時就會產生一定的差距，這樣就會導致傳動鏈出現誤差。主軸回轉誤差的產生原因是由于主軸的實際回轉線與平均回轉線不是一成不變的，兩者之間會產生一系列的變動，其變動的量就是所謂的主軸回轉誤差，該誤差的大小直接影響了加工產品的精細度。同時，產生主軸回轉誤差的原因還包括了同軸度誤差以及軸承運轉的磨損程度等因素。

（3）加工工具的誤差及原因。對于機械加工的工具來說其主要有夾具和刀具，而夾具和刀具的使用誤差對加工工藝來說也是比較嚴重的問題。使用夾具的主要作用是確定加工零件的具置，如果在夾具的使用過程中出現了誤差，則會直接導致加工零件的定位出現偏差。出現刀具使用誤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刀具在使用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出現不同程度的磨損，而將磨損后的刀具用于加工工藝中則會對產品的尺寸以及形狀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加工工藝中刀具的誤差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4）工藝系統的誤差及原因。在機械加工工藝中，出現工藝系統誤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加工過程中有一些硬度不高的零件會容易變形。而變形后的零件就會促使工藝系統誤差的出現，并且在加工過程中，切削力的變化、材質不均勻等也會導致誤差的出現從而對整個工藝系統造成影響。

3如何降低加工工藝技術的誤差

（1）避免直接誤差。在機械加工的過程中并不是所有誤差都不能避免，一些誤差是可以被避免的。工程技術人員首先要高度重視在加工過程中所出現的誤差，并及時的處理這些誤差，從而避免這些誤差再次出現。例如，在磨削薄片零件的端面時，技術人員可以根據以往的經驗先將原件粘在平板上，然后準備一個磁力吸盤，并將兩個工件放于吸盤上，將零件端面磨平再取出。隨后在打磨另一個端面時就以此為基準進行，這樣打磨出來的薄片不容易變形。

（2）及時處理誤差。雖然在加工過程中有些誤差能夠避免，但是仍有一些誤差是必然的，若出現了不可避免的誤差，則工程技術人員應立即處理，從而降低因誤差帶來的損失。避免誤差的主要做法就是人為制造出新的誤差，并利用這種誤差來抵消原有的不可避免的誤差，這樣才能及時的避免誤差惡化。

（3）利用誤差分組法。在機械加工工藝中常用降低誤差的方法主要就是誤差分組法，其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誤差并且提高工藝的精確度。誤差分組法顧名思義就是進行分組，而分組依據是按原件的尺寸和誤差的大小進行。這樣分組之后會使得每組的準確度大幅度提高，然后在進行一定的調整，就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所有組的整體誤差，從而使工藝的誤差能夠大幅度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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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到學生的閃光點每一位學生都有自己的閃光點，不管是好學生，還是我們所謂的“學困生”“后進生”，每個學生都會有令我們驚喜的時候。因此，我們在評價學生的時候要注意多關注學生的閃光點，多看到學生的進步，多鼓勵學生繼續保持優勢，不斷進步。我們小學的班級上大多數都有小紅花、小紅旗，當學生有進步或者表現好的時候，我們會為學生加上一枚小紅花、小紅旗，而這種進步或者表現好并不只是局限于學習成績、還可以是德育、體育、美育、勞育。當學生拾金不昧的時候，當學生運動會上拿獎的時候，當學生積極值日的時候，我們都可以為他們記上一分，以示鼓勵。這種鼓勵是教師對他們的一種肯定，也是他們對自己的一種肯定。這樣的鼓勵可以讓學生看到自己的閃光點，更加自信，更加喜歡學習的過程。

（二）教師給學生正向的評價學生是非常敏感的，他們能讀出教師非言語行為中包含的評價意味，這種讀出來的評價對學生心理的影響要比言語評價更為微妙、深刻、持久。教師比較熟悉的期望效應，其原理之一就是教師對學生的正向評價通過其言行傳遞給學生，并內化為學生積極的自我評價和自我預期，從而產生巨大的效果。所以，教師應該盡量給予小學生正向的評價，這有助于他們形成積極的自我評價。

（三）為學生找一個恰當的比較對象產生自我評價的途徑之一是把自己與他人作比。找到一個恰當的比較對象對小學生是很重要的。一些學生在進行比較時沒能選擇恰當的比較對象，是導致其低自我評價的重要原因。這并不是鼓勵學生與他人之弱相比，只是想說明選擇恰當的比較對象的重要性。很多教師一味地要求學生和班里成績最好的學生作比，以為這樣可以激勵學生上進。結果，大部分學生（尤其是后進生）在這種比較中，越比越沒信心，越比越自卑。本來這些學生就不在一條起跑線上，現在讓他們在同一條跑道上比賽，顯然有失公允。比賽結果可能是跑得快的潛力沒發揮出來，跑得慢的不利于因材施教。一般來說，應引導各方面比較接近的學生互相比較，這樣才有可比性。此外，教師應當引導學生進行自我比較，人最難戰勝的敵人就是自己，和自己比較、競爭，才是最公平的，也是最合理的。

（四）實施發展性評價每一個學生都在不斷的發展，他們什么都是不確定的，是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中的，所以我們的評價也應該是與學生的發展相符的，應該是發展性的評價，是著眼于學生長遠發展的評價，切不可只憑借一次兩次的考試成績對學生做出最終的評價。為此，我們可以采用成長記錄袋的形式，多關注學生每一次的進步，記錄學生的每次進步，并每個學期對成長記錄袋做出總結，總結學生的發展趨勢，給出針對性的、建設性的意見，促進學生的發展。這種發展性評價遵循了小學生評價原則中的發展性評價原則和科學性原則的，是科學的評價，有利于促進學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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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是與孔子齊名的著名教育家，墨家弟子眾多，《呂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呂氏春秋•當染》云：“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孔墨之后學顯榮于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墨子在長期教育實踐中，形成了系統的墨家教育理論，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墨子在藝術教育的功能、意義、作用、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也有獨到見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墨家藝術教育思想，成為墨家教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古代藝術特別是民間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中國藝術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一）關于藝術教育的功能

藝術教育的功能是指藝術教育活動的結果和作用。墨子認為，藝術教育的功能是教人“為義”（《墨子•尚賢上》，以下只注明篇名），即通過藝術修養和教育，培養和塑造服務社會、改造社會的有用人才。“義”，就是“愛人利人”（《法儀》），就是“愛利天下”（《尚同下》），“兼相愛、交相利”（《兼愛下》），“相愛相利”（《法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兼愛中》）；“為義”，就是做“愛人利人”的事，不做“惡人賊人”（《法儀》）的事。其中，墨子所謂的“利”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互利互惠的實利，它以互助互愛的“兼愛”為基礎，即“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兼愛中》），“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后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兼愛下》）。另一種是指天下之利，即“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下》），“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經說下》），“利，所得而喜也”（《經上》），“害，所得而惡也”（《經上》），“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上》）。總之，在墨子看來，利以愛為基礎，愛以利為條件，愛在利之中，利也在愛之中，義與利是統一的，愛與利也是統一的。墨子在勸人學習時指出，教育和學習都是“為義”，“今子為義，我亦為義”（《公孟》）。教師和學生是藝術教學過程中的主客體，雙方都是從事“為義”的共同體，而且，“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義豈不亦進哉”（《魯問》）。藝術教育的教師既是“為義”之人，也是教人“為義”的人，是對社會有大貢獻的人。

（二）關于藝術教育的目的

藝術教育的目的是通過藝術教育培養什么人的問題。墨子認為，藝術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影響人和發展人，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賢良之士”（《尚賢》），為服務和改造社會“獻賢而進士”（《親士》）。“賢良之士”又叫“兼士”（《兼愛下》），就是“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天志中》）的人，這種人被墨子稱為“國寶”（《親士》）。通過藝術教育，可以健全身心、陶冶情操，使其能夠更好地為社會和國家服務，為構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尚賢下》）的和諧社會而努力。

（三）關于藝術教育的基本觀念

1.墨家倡導藝術教育的最終目標是“競為義”（《尚賢上》）。明確藝術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墨家藝術教育的首要內容。墨子認為，人們通過藝術修養可以成為“力事日強，愿欲日逾，設壯日盛”（《修身》）的人，但他明確指出，藝術教育的最終目標不是比誰的藝術技能高，而是“競為義”，是比誰對他人和社會的貢獻大，誰能為集體爭光、為社會造福，這與現代藝術教育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墨家積極倡導“以愛人利人為榮、以惡人賊人為恥”的榮辱觀，努力培養團結互助、“相愛相利”的團隊精神，堅決反對自私自利、“相惡相賊”（《法儀》）的卑劣行徑，這與現代藝術教育提倡團隊合作精神、反對極端個人主義的觀念也是相一致的。

2.墨家倡導“主動施教”的藝術教學觀。墨子在其一生上說下教的教育活動中，一貫堅持“有道相教”，強調“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公孟》）。墨子還以撞鐘為例，強調主動施教對影響他人和改造社會的重要意義，明確反對儒家“叩則鳴，不叩則不鳴”（《公孟》）的被動施教行為。墨子認為，被動施教與“隱匿良道不相教”（《尚同上》）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施教者的失職和恥辱，也是造成教育缺失、引發社會混亂的原因之一。藝術教育作為教育之一種，同樣以升華人性、健全人格為目標，如果堅持被動施教或者“隱匿良道不相教”，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尚同上》）。

3.墨家倡導能夠改善民生、提高生活水平的藝術活動，提倡勤儉節約的藝術消費觀。《墨子•魯問》記載：“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墨子的觀點很明確，凡是有利于人的藝術和技能，就是巧妙的、有益的；凡是不利于人的藝術和技能，就是笨拙的、無用的。墨子認為，在戰爭連綿、生靈涂炭的大環境下，擺弄飛鳥玩具既解決不了“民之巨患”，即“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非樂上》），而且“虧奪民衣食之財”（《非樂上》），是雪上加霜，而非雪中送炭，所以要提倡勤儉節約，反對奢侈浪費，“去無用之費，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節用上》）。墨家這種“勤儉節約，反對浪費”的藝術消費觀，與現代藝術界所提倡的普及低碳型藝術項目、節約辦大型藝術活動的理念是相一致的。

4.墨家倡導“貴義”（《貴義》）的競技觀。“貴義”就是以義為貴，墨子認為，“萬事莫貴于義”（《貴義》），而且，“義，利也”（《經上》），義就是利，是天下之大利。軍事藝術競技是古代藝術競技的一種形態，在《墨子•魯問》中有這樣一個典故：公輸子為楚國制造了大量先進軍事器械和裝備，并在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公輸般以自己精工善作，對墨子說：“我的戰船有鉤鑲，不知道你的義有沒有鉤鑲呢？”墨子說：“我行義用的鉤鑲，要比你在戰船上用的鉤鑲好得多。我的鉤鑲是用愛和恭敬制成的，不用仁愛作鉤鑲，人們不會和你親近，不用恭敬作鉤鑲，人們就會傲慢無禮。互相親愛、互相恭敬，才可以達到相互受益。現在，你用鉤鑲去鉤住別人，別人也能用鉤鑲來對付你；互相鉤，互相鑲，就是互相殘害。所以，我行義的鉤鑲，比你在戰的鉤鑲要好得多。”公輸子在墨子面前炫耀自己的技藝，卻被墨子用“我義之鉤強，賢于子舟戰之鉤強”的“貴義”觀所駁倒。公輸子在與墨子面對面模擬攻城守城的競技（參見《墨子•公輸》中“墨子止楚攻宋”的典故）中失敗之后，就不再制作軍備競賽的器械，而是專門從事生產和生活領域的技術發明和藝術創作，造福社會。

（四）關于藝術教育的方法

1.注重因材施教，根據學生自身特點加以培養和塑造。在《墨子•耕柱》中記載的一段對話，說明了這個道理：“治徒娛、縣子碩問于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墨子注意從施教對象的實際出發，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主張藝術教育要與學生的個人實際水平相適應。

2.提倡專心致志、量力而行，反對三心二意、自不量力。在《墨子•公孟》中記載的一段對話，說明了這個道理：“二三子有復于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墨子弟子在求學時，又向墨子請求學射，墨子說：“不可以，凡是有學識者都必須量力而行。戰士在戰場上都做不到既要打仗，又要救護傷員，而你們又不同于戰士，怎么能同時做到既要完成學業，又要學習射箭呢？”墨子認為，不管是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都要專心致志、量力而行，做力所能及之事，一心不能二用，不要自不量力、盲目行事。

3.堅持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統一。墨子認為：“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修身》），既強調藝術理論教學的重要性，又重視藝術實踐教學的實效性。同時，墨子要求弟子們嚴格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即“合其志功而觀”（《修身》），把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統一起來。墨子強調“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上》）的做人原則，注重培養和鍛煉弟子們的意志，要求弟子要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故墨子門下多俠士和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成就了一大批甘于“為義”而犧牲的社會精英。

4.把科學思想和科技內容融入到藝術教育中。墨家是諸子百家中最富有科學精神、最注重科學方法的一家，墨家主要科技著作《墨經》是科學理論與科學技術的集合，所涉及的學科門類有辯學、哲學、光學、力學、數理學、幾何學、心理學等諸多方面。墨家把科技知識（包括生產和軍事科技知識，以及自然科學知識）融入到了藝術教育中，目的是使“兼士”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健全身心、陶冶情操，同時真正掌握“各從事其所能”（《節用中》）的實際本領。這種方法既是對中國傳統主流藝術教育的補充，也與現代藝術重視科學技術和科學方法的大趨勢遙相呼應。

5.要求學生勤于思考，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在《墨子•公孟》中記載的一段對話，說明了這個道理：“子墨子問于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墨子問儒家學者為什么要作樂？答復是作樂是為了作樂，這好像問為什么要蓋房子？答復是蓋房子是為了蓋房子一樣。這種答法是不能使受教育者得到“知其所以然”的知識的。由此可見，墨家這種勤于思考的嚴謹學習法，是高于一般儒家學者的。

篇12

一、公共藝術教育的發展背景及其在高校素質教育中的作用

（一）公共藝術教育發展背景

公共藝術的形成于國外且發展較為優越，以美國為例，其高校教育中尤為重視學生的藝術培養，這與西方諸多國家的教育情況相仿，對藝術教育的重視促進了其高校學生的感性思維，并保證了學生的素質素養提升。相對的，我國作為傳統的文化大國，對文化的研究要優于藝術的探討，因此，在傳統的教學體系中，公共藝術教育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不過，隨著《教育規劃綱要》將素質培養定性為未來十年我國教育發展的核心目標，公共藝術教育的受注程度逐漸提升，打造高校公共藝術教育成為我國高校教育發展的必然。

（二）公共藝術教育在素質教育中的作用

公共藝術教育發展于素質教育下具備良好的發展空間，從現階段社會發展需求來看，高校公共藝術開展是豐富學生知識，培養學生愛好，構筑學生審美力，提高學生藝術表現素養的重要手段。在公共藝術開展過程中，高校大學生將于藝術的海洋中感受藝術魅力，體會藝術價值，并內化藝術知識與藝術素養于自身知識與能力體系中，在藝術的熏陶下提升自己的行為素養與對生活的感悟力，感受力。可以說，利用藝術教育的完美指導，大學生將于社會中找準自身定位，明晰自身價值，并最終依靠自我完善來推動社會基礎發展，保證社會素質提升[2]。

二、高校公共藝術教育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師資隊伍建設有待增強

在教育教學發展中，教師隊伍的建設是保證教育教學優化的關鍵。然而，現階段高校公共藝術教育中對教師隊伍建設的力度稍顯不足。很多教師并未明確認知公共藝術開展的價值，高校公共藝術教育逐步趨向于形式化，并未發揮藝術教育的作用，引導學生的素質素養提升。

（二）公共藝術教育內容有待完善

公共藝術教育內容的陳舊與腐朽也令公共藝術流于形式。作為藝術培養與審美價值塑造的高校素質教育重點，教育內容的與時俱進，教育涵蓋的異彩紛呈對引發學生興趣，引導學生審美能力建設而言意義重大。因此，陳舊腐朽的教學內容，不利于高校公共藝術教育的教學效果提升。

（三）公共藝術教育方法有待優化影響

高校公共藝術教育開展不科學的關鍵還在于教學方法的陳舊。沒有積極的教學思維，沒有有趣的教學內容，加上沒有新穎的教學方法，令高校公共藝術教育乏味可陳，很難真正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審美能力建設。

三、公共藝術教育融入高校素質教育的有效途徑

（一）科學強化公共藝術教育師資隊伍

科學強化公共藝術教育師資隊伍是保證高校公共藝術教育科學發展的基礎前提。對此，強化現階段公共藝術教育師資隊伍應注重以下兩點的踐行：其一，訂立公共藝術教育培訓體系，引進科學的公共藝術教育手法，利用提升教師自身的藝術素養來保證公共藝術教育的科學培養。例如，定期開展藝術教育培訓，為教育者打造科學的研習途徑，敦促其優化自身藝術素養，確保其藝術能力提升。其二，積極構建科學的激勵獎勵體系，保證教師隊伍充滿積極性，令其愿意參與到各項學習之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養。例如，構筑完善的教育審核、晉級及評定機制，為教育者提供科學的晉級之路，令其具有自我完善的動力，可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從而支持公共藝術教育發展。

（二）積極完善公共藝術教育教學內容

完善公共藝術教學內容，將促進公共藝術教育發展，讓受教者于其中領悟藝術技巧，掌握藝術能力，并融入藝術教學之中。對此，為行之有效的優化公共藝術教學內容，應尊重各高校本身的辦學情況，在滿足學生基本需求的基礎上來科學優化公共藝術教學內容。例如，部分科系的學生喜歡美術教育，可按照個人喜好分為國畫、油畫、素描及漫畫等不同門類，針對不同的愛好給予不同的教育，盡可能滿足學生對繪畫的追求，以便其愿意參與到公共藝術教育中[3]。另外，針對音樂鑒賞、音樂創作與音樂演奏進行系統劃分，讓學生在不同的音樂表現形式中充分的體會音樂的藝術魅力，才能使其更好的融入到公共藝術教學中，科學有效的培養自身藝術能力，提升自身精神素養[4]。

（三）合理優化公共藝術教育教學方法

科學活用先進的教學方法，充分引入多元教學理論，將培養學生能力，還學生主動性為教學基礎，激發學生創作與研習藝術的本性，讓其充分融入到藝術教學之中。對此，教育者在公共藝術教育中可作為引導者進行教學，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不要強行灌輸學生學習藝術的思想。例如，在美術教學之中，教育者可利用對自然的愛好來進行寫生訓練，讓學生充分融入自然，在自然中尋找美麗的景色并納入自己的畫布之中。但是，這一過程中教育者最多需要規定的僅是作畫的主題，具體的風景，作畫形式、顏色格局都可交由學生自己來揣測良多，以此來激發學生自主融入到藝術創作之中，逐漸掌握審美與審世的能力[5]。綜上所述，素質教育深化改革為現代教育發展指明了具體方向，現代教育發展逐步注重素質能力的培養。因此，越來越多的大中院校將培養學生素質素養作為自身教學發展的核心內容，以激發教學活力，選取教學內容，優化教學方法來保證教育教學開展的科學實效。基于此，現代高校建設應重視公共藝術教育，利用教育團隊打造，教學內容完善，教學方法優化的方式來保證公共藝術教育的科學開展，使其成為現代高校素質培養的有力武器，敦促學生行為素養優化，科學完善學生思想審美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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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順慶.高校公共藝術教育與大學生素質培養的和諧發展[J].藝術探索，2015，（04）:69-70.

[3]張皓鵬.論高校公共藝術教育對大學生健全人格的塑造[J].南昌高專學報，2016，（01）:81-83.

篇13

在高速發展的工業文明時代，隨著人們日益豐富的文化消費和現代高科技媒體的猛烈沖擊，花鼓燈藝術這一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被淹沒于滔滔的現代藝術洪流之中，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對花鼓燈藝術進行搶救和保護，雖成學界共識，但其現實境遇卻依然面臨尷尬；繼承傳統文化，為當前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尤其是地方農村文化建設服務，更是談不到。只有真正認識到花鼓燈自身所具有的藝術魅力和獨特價值，才能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去自覺地保護和傳承。

一、花鼓燈藝術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國是一個擁有3 700多年農耕歷史的文明國度，地理遼闊，地貌不同，人們的飲食起居習俗也不一樣，形成了風格迥異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燈藝術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現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廣大農村地區，同時兼具南北方過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燈藝術的美學精神集中展現出道家隨遇而安、順勢而為的逍遙人生觀與文化觀，體現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鮮明特征。

（一）花鼓燈藝術的播布區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廣大農村

自然環境往往會決定人的生存形式，影響人的生活形態，從而也影響一個區域的文化景觀。自古以來，河流區域幾乎都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淮河發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經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全長1 000多公里。在安徽境內的是淮河中游地區，淮河北岸是一望無際的淮北平原，南岸是連綿起伏的丘陵山巒，這里季風顯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氣團交替頻繁，常常造成水旱災害。歷史上的淮河流域，地處中原地帶，戰亂頻繁，災害不斷，疆域歸屬不穩定，既受南下的齊魯禮樂文明之風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吳文化也曾在這里積淀，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構成對安徽花鼓燈藝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花鼓燈是人們在單調枯燥的生產勞動之余創造出來滿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種地方民間藝術。人們通過沿途賣唱、廣場演藝、半路攔歌、對歌抒懷、小戲壓場、抵燈競技等形式，敲鑼打鼓，唱歌跳舞，通過優美的動作和民歌小調，緩解疲勞，自娛自樂。“玩燈的共有千千萬，都是淮河兩岸人”這一花鼓燈燈歌唱詞，進一步表明了花鼓燈藝術盛行的區域性特征。

（二）花鼓燈藝術具有南北地域過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燈藝術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過渡文化背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線的南北交融與過渡。淮河地處黃河以南，長江以北，與秦嶺一起，是我國劃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線。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長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篩選、發展的結果，可以說是兼容并蓄，海納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長；二是歷史上不同區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頭桐柏地區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區乃是蔡楚文化的發祥地。據記載公元前493年蔡昭侯從河南上蔡遷都州來國（今鳳臺縣）。加之吳楚大戰的反復爭奪，淮河流域就有了長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響。據史書記載，明太祖朱元璋曾從江南移民14萬，以充實中都府（今鳳陽以及淮河一帶）。這實際上也把江南的經濟――文化成分帶至淮河兩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漢武帝兩次大規模遷東甌、閩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吳越文化之影響，淮河下游的北部又與齊魯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過貿易、戰爭等途徑對淮河沿岸有所影響；北方歷朝歷代的戰爭與征伐，都讓人民生靈涂炭。為求生存，人們只能四處逃避以躲戰亂，紛紛遷移于淮河兩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兩岸雜居共存，進行商貿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區也得以集結交融，終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開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無論是“北歌南燈”，還是“東傘西鼓”，地處東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燈，則是“扇絹”并用、“傘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剛勁爽朗的特點，又有南方靈巧柔美的風韻，兼容南北風韻，并蓄東西優長，具有獨特創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燈集歌舞、雜技、武術、戲曲、鑼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熱情奔放的旋律節奏，豐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現手法，集中體現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剛柔并濟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現形式、豐富的舞蹈語言、獨特的藝術風格，使安徽花鼓燈舞蹈成為漢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間舞蹈[1]。

（三）花鼓燈藝術的文化基因與美學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樸道家思想的影響

露絲?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書中講“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猶如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種文化的內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標，而這種目標是其他別的社會所沒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燈文化亦是如此。人們生活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在這種特定的文化單位中成長，通過他們使得花鼓燈文化世代流傳，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運行形態和現象。安徽花鼓燈藝術盛行的區域主要是在水災頻患的淮河中游，高頻率、無規律的洪澇災害，是自古以來淮河兩岸具有明顯特點的自然現象，生活在這里的祖祖輩輩的人們，一直面臨不可預期的自然災害，卻又無法擺脫荒年過后的不同尋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狀態和物質生活的雙重貧瘠，帶給人們獨特的生命體驗，凝結了人們內心深處潛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莊子皆誕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則成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當然的精神資源和食糧。這種精神信仰對當地民眾的生活態度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從《淮南子》一書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燈播布區，道家這種的逍遙、灑脫與昂揚、歡騰的花鼓燈的即興性、娛樂性等藝術風貌有著某種內在的契合關系。道家思想中“清靜無為”、“返樸歸真”、“順應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農耕文化下漢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燈藝人敬神拜神的傳統和燈歌敘事抒情、勸誡說理的價值取向，花鼓燈音樂望風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貼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現手法，都是花鼓燈藝術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的體現[3]。正是在這種結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傳統哲學思想的歷史長河里反復孕育，催生出花鼓燈藝術悲中涵喜、苦中取樂的美學精神氣質。淮河流域的漢族人民在長期的求生存斗爭中，既直面嚴酷現實又以堅韌不拔品格不斷實現著精神的超越，最終創造出深深扎根于現實生活又激情迸發的獨特的花鼓燈藝術。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遙，是悲劇人生中的憧憬；藝術地展現出苦難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這樣說，花鼓燈作為一種民間文化現象，其鏗鏘的節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獷中的細膩、堅毅里的豪邁，已經悄然融進了淮河人的血液，成為這里民眾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鑄為淮河文化獨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對花鼓燈藝術的文化認同

花鼓燈藝術是安徽沿淮地區民間智慧的結晶，它的形成、發展與傳承過程始終是圍繞著這條河流，一直傳遞著沿淮人民的喜怒哀樂，蘊涵著淮河兩岸普通百姓的內心精神訴求，花鼓燈原始樸素的燈歌、靈活灑脫的舞蹈、遒勁豪邁的鑼鼓，體現出淮河流域濃厚生活氣息的文化屬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鐘愛，有著非常強大的文化認同社會心理基礎。

從文化生態的角度來看，花鼓燈是在淮河流域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一種古老地方民間藝術，它發源于淮河中游的河灣鄉村藝術，本質上也是一種草根藝術。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兩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藝術形式表現著淮河兒女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生活信念。雖然花鼓燈的流傳遍及蘇魯豫皖四省，但卻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內的鳳臺、懷遠、穎上等淮河中游地區，并產生過紅極一時的影響人物，如鳳臺陳敬芝，藝名人稱“一條線”，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暢淋漓；懷遠馮國佩，藝名人稱“小金蓮”，他的舞蹈花團錦簇，舒展大方；潁上鄭九如，藝名人稱“小白鞋”，他的舞蹈瀟灑飄逸、優美動人。他們從小就在淮河岸邊長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響，癡迷并喜歡上了花鼓燈，發展并呈現出來自身獨特的風格。正是由于人們需要尋找一種相同的文化“次生態系統”， 才使得花鼓燈藝術，能夠在淮河流域得到流傳，贏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愛，造就了安徽花鼓燈這樣一種長盛不衰的文化生態景觀。

從審美內涵層面來看，花鼓燈藝術是農耕文化的產物，其演出對象是農民，主要表現農民的耕種收作、婚喪嫁娶、情感及娛樂形式、審美理想等人生內涵，蘊含著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燈常將藝術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場景如插秧、拾棉花、搖船，端針匾、單挎籃、割麥花、踏車步、推車步等，都納入表演的內容，非常貼近日常生活，這些大量取材于民間的體裁，讓人們在欣賞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喚起親切的歷史記憶，找到精神的歸宿。

從接受心理層面來看，花鼓燈的“花”，是女性的象征，過去卻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燈的“鼓”，是最核心的樂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燈的“燈”，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兒女心中永不磨滅的希望之光。這是獲得收成的民眾向上蒼感恩和禮拜的象征物，更是民眾的審美心理的外化形式。這種心理的形成同樣是來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說，安徽花鼓燈舞體審美意識的選擇乃是花鼓燈藝術傳衍的根基，是農民朋友們對土地的深情依戀，對美好愛情、美好生活的熱切渴望，是對新時代精神與花鼓燈美學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互動與聯系在安徽花鼓燈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從發生學上說，花鼓燈的起源或許與早期民間驅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禱天地的巫術和民俗宗教有關[4]。

三、花鼓燈藝術在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當代價值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又開始實施送書下鄉、送電影下鄉、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農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須正視的是目前農村文化建設還比較滯后，不能適應農民日益增長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別是電視與網絡對村莊集體文化的解構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嚴重沖擊，導致農村現有的傳統歷史文化民間特色文化日漸消亡，一些傳統的民間藝術瀕臨失傳，農村農民的文化生活相當貧乏，已經嚴重地制約著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5]。

花鼓燈作為一種農民自娛自樂、存活在農村的原生態地方民間藝術，它藝術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們的的行為規范、生產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兩岸人民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淀所傳承下來的特有的傳統、習慣、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獨特的藝術特色凝聚著淮河流域農民群眾的文化認同，這更加有力地顯示了花鼓燈藝術在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價值[6]。作為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花鼓燈藝術可以增強民族文化文化認同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7]。

第一，歷史民俗的價值。自華夏民族形成以來，花鼓燈始終伴隨著華夏民族的繁衍而傳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積淀的產物，是共同文化環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燈的藝術形式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勞動、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風情的記憶，承載著不同時期淮河流域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花鼓燈藝術里面包孕著淮河流域勞動人民的情感與性格，是淮河兒女用藝術來呈現認識世界暢想未來的一種靈活的繼承方式，這種文化傳統，蘊含著深層次的歷史人文價值[8]。花鼓燈藝術作為一種地方民間藝術，很接地氣，深得農民朋友的喜愛，千百年來，他們通過自我結社的形式，在田間地頭、宗廟村莊演出，通過燈歌的演唱，對內具有疏導思想、緩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對外具有鞭撻假惡丑社會現象，抨擊歪風邪氣、樹立社會正氣，有效避免因為思想差異和沖突而引發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共識，促進社會和諧。花鼓燈藝術通過特定歌舞語匯與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表達著古老中國土地上純樸民眾的詩意人生觀與曠達人生哲學，體現著鄉村社區以仁義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識及其倫理道德風尚，以及這兩者完美結合所呈現出來的純樸而瀟灑、自尊而愛人的文化精神。這一傳統文化精神正與當前所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在相通，在民間文化藝術復興的背景下，許多民間藝人創作的花鼓燈藝術作品正悄然實現著傳統文化思想與藝術價值的“創造性現代轉化”――燈歌唱詞中依據地方風俗習慣選材，很多內容宣揚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謳歌社會主義新農村、美好鄉村、和諧社會建設，同時也針對社會出現的丑惡現象，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引導著農村群眾的是非與價值判斷。相同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心理，決定了淮河流域人們對花鼓燈的熱愛與迷戀，深受百姓的喜歡，成為農村文明的一種風尚，其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成為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優質基因。露絲?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別從人類文化學理論建構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民族文化的建設與發展，以及對各民族文化的科學研究，歸根結底是以民間文化藝術尤其是民風民俗為基石的。由此可見，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間花鼓燈藝術在當前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基礎性意義。

第二，文化傳承的價值。安徽花鼓燈藝術是漢民族地方民間藝術，已經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農民所傳唱，深得人們的喜愛。花鼓燈藝術中舞蹈、燈歌、 鑼鼓等多種藝術的完美結合，已經把生活變得藝術化起來，讓江淮兒女詩意生活。花鼓燈藝術中對情感的細致描繪，對人物性格外貌的動作呈示，潑辣中有細膩、粗獷中有嫵媚、嬉笑中含真情，體現出淮河南北文化剛柔相濟的文化風格和生活習俗。安徽花鼓燈在藝術領域沉淀的審美觀念也日益鮮明獨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親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藝術符號。花鼓燈藝術要求必須扎根于廣漠的農村，接觸土地上純粹的農民，才能延續和繼承農村文化建設的優質基因。這些傳統文化形式貼近農民群眾生產生活實際，它淳樸、優美、熱情、歡快，富有活力和滲透力，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要的就是具有濃厚鄉土氣息、原汁原味、接地氣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價值。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花鼓燈四百多個舞蹈語匯，五十多種基本形態步法，有著世界上最豐富、系統的舞蹈語言體系，標志著漢族民間舞蹈的發展高度。節奏鮮明自成體系的花鼓燈“鑼鼓”，抒情優美、幽默俏皮、即興演唱的花鼓燈“燈歌”，擰傾的舞姿形態、溜剎的步伐動律的花鼓燈“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燈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獨特的藝術風格。令人擔憂的是，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以及經濟社會時尚文化的強力沖擊，安徽花鼓燈這一本土民間原生態藝術瑰寶與其他民間文化藝術一樣，正在快速消亡，這一長期活躍在田間地頭、農民家門口的民間藝術，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積淀與當代文化新思維交織碰撞的社會語境中，如何以一種新的形式和樣態實現“現代性轉化”、煥發出旺盛的藝術生命力，已經成為安徽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我們只有從內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對花鼓燈藝術進行指導和改造，在花鼓燈藝術的表演套路、服裝道具

等進行改造，提高其品質型、觀賞性和藝術性，使之成為農民所享用的豐富精神財富。我們更要重視民間傳統藝術人才的發掘，他們是淮河流域農村文化事業中最活躍的因子，培養和激勵“鄉土藝術家”作為活態傳承人，保護和傳承大量地方民間文化，讓燦爛的地方民間傳統文化發揚光大，豐富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生活。

總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優秀的地方民間文化凝聚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體現著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隨著時代社會發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燈藝術需要創新傳承，它不僅能夠使安徽地方民間文化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光大，還能夠極大地豐富農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廣大農村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實質性的豐富和提升。尤其是，作為極具代表性和藝術水準的漢族民間藝術，花鼓燈是淮河流域新農村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傳統文化基石。離開了傳統，特別是脫離了民間文化傳統，任何新文化建設都難以避免走向“底氣不足”乃至呈現“空中樓閣”態勢。參考文獻：

[1]趙士軍.花鼓燈活態傳承中的三維構建[A].謝克林.中國花鼓燈學術論文集[C].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44.

[2]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2.

[3]喻林.花鼓燈音樂的道家文化闡釋[J].吉林藝術學院學報， 2013（1）：11-16.

[4]潘麗.花鼓燈的現實調查與保護的思考[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學院，2007：17.

[5]黃永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的新農村文化[J].建設文化遺產，2010（2）：1-5.

[6]馬智敏.對當前農村文化建設的反思與建議――基于安徽R村的實證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0（3）：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