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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否定“戰后改革說”的動向在日本學術界已經出現。1977年，木神原英資、野口悠紀雄發表了《大藏省·日銀王朝的分析——總體戰經濟體制的終焉》一文；提出了強調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存在連續性的“假說”，認為“戰爭結束時，日本社會的形式和理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體制，特別是作為實行金融統制之基礎的戰時經濟體制，卻基本上得以存續”，“支撐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體制，基本上是戰時總體戰體制的繼續”。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經濟——其成長和結構》一書中指出：“戰后和戰前，不是飛跨戰時聯結起來的。戰時形成、戰后繼續保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技術、生活方式、習慣等，實在是出入意料之多。雖然這些東西在形成的時候，以后會變得怎樣沒人能夠預料，但它們卻構筑了戰后的企業形式、生產組織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內靖發表了題為《戰時動員體制的比較史考察——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論文，認為日本為進行“總體戰”而進行的戰時動員，“形成了某種‘全體主義’。這種‘全體主義’，是形成戰后日本‘體制社會’的起點”。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臨種種經濟難題為背景，諸多學者對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是戰時經濟體制而延續”的結論。1993年，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纂出版了由8位學者共同撰寫的《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該論著撰寫者對日本金融體制、企業體制、勞資關系、業界團體、財稅政策、農業狀況等各經濟領域在戰時和戰后的變遷，進行了詳盡的歷史性考察和比較分析，指出日本至戰前30年代的企業統治，即由財閥家族確保股東的經濟體制，是盎格魯—薩克遜型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但是在戰爭時期，這一經濟體制轉變成了“日本型經濟體制”。正是這種轉型后的體制，構成了促使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的原型。他們通過各項考察后最終得出結論：“構成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為了對國家資源進行總動員而實施‘計劃經濟化’的戰時經濟的需要，以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實施‘統制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內靖、J·維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龍一主編了作為13位日美學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論著《總體戰和現代化》。該論著同樣對構成戰后日本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幾個方面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察，并最終得出結論：“戰后各項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戰時的各項改革是共通的，這些改革使戰前經濟體制的制度性基礎徹底解體……使戰后體制向戰前體制回歸的道路被封閉。日本的經濟雖然也算是市場經濟，但是其制度性基礎中，包含著在戰時計劃、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導入的要素。可以說，日本的經濟體制是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問同一年，野口悠紀雄發表了《1940年體制一再見了，戰時經濟》(按：他所謂的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考察了“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的形成過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1940年體制”的關系、“1940年體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經濟體制面向未來的選擇等幾個方面，明確指出了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的存續關系：“在戰前具有濃厚古典的自由主義經濟性格的日本企業和金融市場，在戰時經濟中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的日本型企業、間接金融體制的原型，存在于戰時經濟之中。”

總之，20世紀90年代后，以日本經濟風光不再為背景，對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存在連續性的探討，構成了日本學術界一個持續的熱點，其影響波及日本現代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通過初步的歷史考察，筆者認為至少就日本經濟體制而言，戰時和戰后無疑存在連續性。

二、歷史考察：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連續?

按照《現代日本經濟體制源流論》中的論述，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具有五項特征，即：(1)不是股東，而是經營者的“企業所有和經營的關系”；(2)以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為代表的“企業內的雇傭關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業為代表的“企業間交易關系”；(4)以銀行借貸為中心的“和金融市場的關系”；(5)以行政指導為中心的“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如果我們認同該論著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項進行歷史考察，那么當不難發現，這些特征都是在戰前呈現雛形、在施行戰時計劃和統制經濟時期最終形成、在戰后得以延續的。

就第一項特征而言，戰前的日本企業也曾經是股東。但是1937年的爆發，使前此日本“股東”的古典資本主義企業經營模式受到了極大沖擊，“使日本企業在大約30年的時間里，完成了從極端的股東，向極端的從業人員180度的轉變”。曾赴美就職、后任日本電源開發總裁的高琦達之助，在1954年曾對他1916年和1947年兩度回國時獲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動描述。對前一次印象，他這樣寫道：“我首先沒有料到的是，第一，在會社從業員不知情時，會社的股票已經從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動時主要經營首腦已發生更換，經營方針很不穩定。第二，經營首腦主要不是著力鞏固會社的基礎，而是竭力博取股東的歡心和獲取高額紅利，以及竭力使股價上揚。”對第二次印象，他卻這樣寫道：“股東的權益完全被無視，事業的經營由從業員執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時截然相反。”

日本經濟體制的第二項特征同樣是戰時的產物。在戰前，日本的勞動力流動曾經相當普遍。在明治時代，熟練的機械工人在全國到處流動的狀況，至大正時代仍得以繼續。大正年間大阪市的《勞動調查報告》曾這樣寫道：“不管怎么說，我國勞動者的最大缺點，就是在同一個企業里工作的時間太短。這種狀況無疑使我國工業不斷蒙受極大損失。”沒有終身雇傭，也就沒有與之密切相關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樣由于的爆發，為了擺脫通貨膨脹的困境，日本政府對經濟進行了戰時統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對形成終身雇用和年功工資序列產生重要影響的法令，有1939年頒布的《從業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頒布的《從業者移動防止令》和《工資統制令》。前兩項法令禁止隨意招募員工和隨意離退職，使職業流動現象幾近消失，后一項法令則不僅擴大了工資中的定額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資定期、自動提高作為一種慣例在全國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體措施，日本政府又規定了“初任給”，即對剛參加工作的員工的工資數額，根據地域、年齡、性別進行統一規定。另外，自1939年9月開始，又施行“工資凍結”，即一律不準擅自加薪的工資統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頒布了《重要事業所勞務管理令》，規定在某種條件下，如果獲得厚生大臣的許可，企業可以不施行“工資凍結”。所謂的“某種條件”，就是制定加薪規則，事實上，日本政府“規定一年一次必須以所有從業人員為對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準額進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為經歷了這一過程，年功序列工資和根據工作年限升職制度，在全國得以普及。”構成“企業內的雇傭關系”另一個側面的企業內工會，也是在戰前工人運動的推動下呈現雛形，在戰時最終形成的。在這方面，為戰時經濟需要而組建的“產業報國會”，可以說是戰后企業內工會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觀點：“戰后按照占領軍的指令迅速組成的許多工會，均以該組織(產業報國會)作為母胎。”“按企業形成并存續至今的日本工會，事實上只不過是戰時產業報國會等組織變換了一下名稱。”

日本現代經濟體制的第三項特征(同時也是日本制造業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戰時形成的。在戰前，日本的大企業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產，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戰爭，很多企業的生產規模急劇擴大，作為一種緊急措施，不少企業采取了將部分產品，特別是零部件交中小企業生產的“下包”方式。由于這種緊急措施不僅強化了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關系，提高了中小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并且使中小企業因能夠比較穩定地獲得訂單而減少了破產和被大企業擠跨的風險。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業在戰后作為一種理想的生產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據美國學者約翰，多爾的研究，至20世紀60年代末，向豐田汽車公司供應零部件、作為其子公司的企業，40%以上都是在戰時通過下包制，和豐田公司構筑起這種關系的。”

作為日本經濟體制的第四項特征，即主要通過向銀行借貸，而不是發行股票或企業債券融資的“間接金融”體制，更是戰時的產物。在明治時代，日本企業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業內部資金儲備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屬內部金融時代。在這廣時代，由于財閥占有礦山開采和對外貿易等高收益產業，擁有充足的資金儲備，因此一般均以企業內資金進行再投資，擴大再生產。不受財閥支配的一些產業，如棉紡織業和鐵道運輸業，則依存于以股東的股份擔保金額支撐的內部金融機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正式進入了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期，以往通過內部金融機制籌措資金的做法逐漸捉襟見肘。于是，企業通過外部籌措資金的做法開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體制開始呈現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狀態。不過，當時主要仍以直接金融為主。1937年爆發后；隨著日本當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強化，日本進入了“時局金融”時期，上述情況開始發生顯著變化。據統計，1936年，日本企業通過發行股票籌措的資金，占其資金總額的63.8%。但是戰爭爆發后，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則僅占0.61%。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向銀行借貸作為取代股票發行籌措資金的方式的比重，則自1939年呈顯著上升趨勢：1936年為40.6%，1945年達到93.2%，即企業已幾乎完全以向銀行借貸作為基本融資方式。”不言而喻，間接金融體制是在戰爭時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導為中心的“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不僅是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特征，也是“東亞模式”的兩大特征之一。但同樣必須指出的是，盡管在實現近代化的歷程中，日本政府在推進產業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以前，日本政府事實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間的經濟活動。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概覽當時一系列“統制立法”，我們便不難發現，日本政府在戰時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護、扶持乃至救助民間企業。只是為了發動對華侵略，日本當局開始真正將國民經濟轉人“戰時經濟”，才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廣泛介入民間經濟活動，密切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正是在這一階段，戰后政府和業界團體雙向關系或者說行政指導體制的原型，開始出現”。

三、福兮禍兮：如何認識日本“戰時經濟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般認為，戰后日本經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國家轉型而擺脫了軍費負擔，以及農地改革、解散財閥、禁止壟斷、勞動立法等經濟民主化政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紀雄的觀點，日本經濟所以在戰后迅速恢復并馬上實現高速增長，主要歸因于在戰時形成的經濟體制。他這樣寫道：“‘日本型企業’的各種特征，對經濟高速增長的實現，起了發動機的作用。”“正是由于實行了金融統制，才可能對資本集約性戰略產業實行重點資源分配，才可能在作為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支柱產業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中，實現工業化。就這個意義而言，可以說在金融體制中維持‘戰時體制’，是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大原因。”不過，野口悠紀雄對“戰時體制”的評價，絕不僅止于肯定它的積極作用，絕不意味著他稱頌乃至推崇這一體制。相反，他認為這一體制已經落后于時代要求，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他明確指出：“迄今為止，雖然日本政府幾度試圖進行改革，但是這一體制依然沒有改變。在日本走向未來的今天，1940年體制已經成為一大桎梏。”

野口悠紀雄的觀點，有助于啟發我們對日本創造經濟“奇跡”的進一步思考。眾所周知，1968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英國和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以此為背景，西方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開始探尋日本為何能創造“奇跡”，而上述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特征的核心內容，曾被視為日本創造“奇跡”的要因。

首先，將日本經濟“奇跡”的產生，主要歸因于日本特有的企業用工制度和機制的觀點，曾經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埃茲拉·沃格爾于1979年發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教訓》，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沃格爾在該論著中通過對日本戰后的政治、經濟、科教和社會生活作了詳盡的考察后得出結論：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業擁有一大批愿意為企業盡心盡力的職工；而日本企業所以能擁有這樣的職工，就是因為日本企業具有“對企業忠誠，對工作熱愛，以及為企業獻身”的激勵機制。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外交家埃德溫·賴肖爾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里厄斯·詹森也認為：“終身雇用制度在日本發揮著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為經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資制度顯然對該國的工會發展產生影響。”

其次，就間接金融體制而言，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在日本戰后的經濟恢復和高速發展時期，銀行一直充當了資金的提供者和企業經營風險監督者的角色。所以，盡管戰后日本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企業規模急劇膨脹，但整體上金融秩序井然，沒有出現大的金融動蕩。之所以如此，戰時形成、戰后延續的金融體制具有穩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個數據為此提供了證明：在戰前，銀行破產是尋常的現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間，經營出現破綻的銀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間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間為7.8，但是在戰后，直至70年代，沒有一家銀行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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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議和結論

中國十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1.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做出生產經營決策。

2.轉變政府職能，減少直接干預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繼續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撤銷一些以前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放手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也就是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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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會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過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其作用還要受政府等其他方面的影響。現在改為“決定性的作用”，則排除了其他方面的作用，更多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一新提法，更加準確地反映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支配作用，反映了價值規律的內在要求。

二、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政府和市場關系理論不斷發展，我國在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政府逐漸放權，市場機制逐漸培育的過程。在這樣一個轉型階段，定位政府角色，規范政府行為，正確認識并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對于建設服務型政府，充分發揮市場活力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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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夠完善與健全，在建立與護某一個經濟或合法壁壘下形成的壟斷現象，是與平等競爭市場相對立的極端形式，極不利于市場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所以，加強市場監管力度，打擊壟斷組織與壟斷市場，維護一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這也政府經濟管理的重要職責。壟斷現象的存在，使得市場價格無法正常反映市場的供求變化，扭曲市場正常的競爭機制，壟斷組織的市場價格要高于完全競爭，通過不平等的方式獲得的超額利潤，長此以往，不只傷害群眾共同利益，也破壞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法則，而市場本身并不能很好地消除壟斷，因而就需要行使社會公共權力的政府來充當調停人與仲裁人，通過政策以及法律的形式來限制、控制與打擊壟斷組織與壟斷市場，排除一切干擾平等競爭的行為，著力整頓不規范的市場秩序。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以《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嚴格執行來抑制地方的一些保護主義現象，而地方政府也要積極地配合中央政府，在行政法規的制定上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的，應該及時予以糾正，做到保證市場競爭的公正性與效率性，確保國內市場的公平公正、健康和諧，對于嚴重違背公平公正原則，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壟斷組織與壟斷市場要堅決予以沉重的打擊，建立嚴格的監管部門進行切實有效地監管，這樣才能確保市場經濟的基礎秩序與市場競爭中的組織與個人受到合法權益的保護，健全有效的經濟運行制度。

三、調節收入分配，合理配置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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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得出的第一條經驗教訓是，一個有效能的市場或者說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結構、財產所有權結構中私有制占主導地位和財產私有權的支配地位。這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所有制所有權結構中的地位，不是以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反映，而是以企業的規模與性質去決定。如大型企業、金融機構是否具有私有性質。

私有制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謂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明確的、明晰的，它或者是專門的投資機構、或者是投資者集團、或者是某位個人。所謂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不明確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險機構、或者是銀行及投資基金、或者是證券市場中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資者。在美國的所有制結構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東歐改革中，這一問題曾引起較大爭議；我個人認為應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導、但是從過程發展的順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從人格化的所有者開始，逐步進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導、支配地位。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條經驗教訓是，運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場經濟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允許并鼓勵個人所有制即個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權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為地取代個人的所有權制度。

2．東歐國家國有企業變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與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如何處置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有兩種設想，一是出售所有權，二是分配所有權。

其具體操作有多種方式與技巧，如抵押、股權證等。所有國民及國有企業員工都能得到國有資產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權。捷克和俄羅斯就是這樣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費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書中指出，對國有企業應采取拍賣等形式銷售，而不是配置給國民。如果每位國民都分配，企業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沒有所有者，這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普遍問題。

國有企業常常出現虧損而資不抵債，對這樣的企業不能拍賣銷售，只能破產。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條經驗教訓是，對于國有資產不應分配給每位國民，但可以大規模銷售出去。

3．如何選擇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所有制變革、企業變革，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是由企業內部人擔當還是由企業外部人承負，是Insider還是Outsider，用效率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難的。當私有制被強大的社會力量推動后，企業內部員工的愿望是誰靠近火誰先得到肉（注：中國相應的說法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市場經濟的經驗證明Outsider作為企業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這是因為，Out－sider更易于監督企業管理者，如果企業管理者沒有效率，來自外部的企業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將其解雇。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條經驗教訓是，對于由誰來擔當企業未來的所有權人，Outsider比Inside，獲得所有權要好。當然從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應鼓勵Outsider所有制。

4．怎樣對待虧損企業。企業由于虧損資不抵債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產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是一個有秩序的過程，債權人將分割破產企業，以拍賣的形式將其肢解賣掉，可能會有人買下整個企業。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條經驗教訓是，對虧損資不抵債的企業，重要的手段是通過破產與清償實行私有化。

二、經濟運行中的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

在東歐國家經濟改革開始之時，我們必須去做兩個重要方面的改變。一是自由化，即廢除早期對經濟活動的法律限制、行政約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變革，包括勞動的自由、放開價格、市場進入與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變所有制。那時起，我們需要新的約束、新的規則。在原先經濟條件下，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一種行政管制，體制上分為上層的管理部門和下層的執行者，通常由上層下達命令，由執行者執行命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上是一種平行的、橫向的關系，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買者與賣者的關聯。這種市場約束成為我們市場化改革中最大的問題。因為在過去，人們習慣于遵命。而現在市場經濟中，賣者與買者不是被命令與命令關系，但卻出現了賣者不能按照承諾兌現合同、拖延時間不按期交貨；而買主則在收到貨物后不履行付款義務，以至形成債務連鎖反應。

約束系統的另一個層面是銀行與企業的關系。銀行借款給企業，而企業作為貸方卻既不還本又不付息。這在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中，違約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會主義國家對此還遠不適應。在《短缺經濟學》中，我討論了軟預算約束帶來的危害。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軟預算約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拖欠的債務總會由政府處理掉。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條經驗教訓是：改革需要新的規則與約束，一個有效能且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強化合同管理、嚴肅全融紀律秩序和硬化預算約束都是必要條件。

在制度變遷的初始階段，銀行仍為國家擁有，這是造成軟化預算約束的一個重要原因。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不能得到償還，這成為一種隱蔽的財政補貼。一些企業看上去擁有很多財產，但虧損的窟窿卻更大，壞帳、呆帳很多。在經濟運行中，應該注意呆壞帳指數，如果指數很高，那會對銀行系統構成威脅，成為一種定時炸彈。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會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可能會突然發生。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條經驗教訓是，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是沒有透明度的，應清理和改組那些不能依據審慎和縝密的銀行業務規則運行的金融部門，將來完成銀行部門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設

新的規則、紀律、約束能夠得以遵循、遵守、執行，必須有制度保障，這要從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產法、合同法、會計法、銀行法等等。法律規范必須嚴厲、明確，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系統，且法紀亦嚴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師應起重要作用。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條經驗教訓是，強化國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運行的南場經濟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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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導農戶適應市場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市場經濟調節范圍的擴大，農戶參與市場的程度也在提高，但總體上還是不能適應市場的發展。主要是由于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生活，習慣了國家的行政管理，缺乏自主決策的經驗和能力。而且由于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在掌握市場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難度，運用農業科技也受到限制對外招商引主體。農業投入問題是長期困擾農業發展的“瓶頸”。可以通過很多方式來培育農村市場主體，啟動境外資本、工商資本、民間資本進入農業領域是招商引資的主要任務。

2.組建公司興主體

主要是發展公司制農業，按照現代公司制度的要求，配置農業生產要素，培植一批加工型、流通型、生產型和復合型的農業企業。

3.鼓勵干部轉化為主體

根據上級有關政策，鼓勵機關干部、科技人員離崗創業，興辦和領辦農業經濟實體。

三、加強市場環境建設，健全農村市場體系

1.發展成熟的生產要素市場

勞動力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我們應改革過去那種不合理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鼓勵富余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加快小城鎮建設，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同時，還要加強農村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知識培養，提高他們的素質，以增強他們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能力。資金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緩慢很大一部分在于資金不足。因此，我們應著力解決農村的資金問題。我們的政府應轉變職能，加快農村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

2.政府應加強對各種政策法規的調控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立法空白區制定相應的促進農村市場經濟改革的政策法規，按照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要求去貫徹執行，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我國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所承載的權益是不一致的，這種城鄉不統一的戶籍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因此，必須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城鄉統一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使戶籍登記能夠準確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職業狀況。由于“二元結構”的限制，我國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2億，流動人口已經從城市體系中占較少比例的群體成為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城市的經濟聯系、社會聯系日益密切化。同時，由于流動人口成為城市體系的邊緣人，他們在城市中遭到的一系列社會排斥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社會公平和建設和諧社會，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因此，隨著城鄉遷移和人口流動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戶籍制度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迫切需要推進城鄉戶籍體制和相應的公共福利體制改革。

3.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

我國醫療、養老、住房、勞動保護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市民。城鄉不統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阻礙了城市對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吸收。因此，要通過建立城鄉統一的教育和醫療衛生制度，消除在城鄉分割制度下農村勞動力在獲得教育、技能培訓、健康與營養等人力資本投資方面與城市勞動力存在的巨大差別。

四、興辦村辦企業是實現農村發展的有效方式

農村的發展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經濟問題。而如何搞好農村經濟？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是興辦村辦企業，通過集資或引資等渠道在每個村莊內搞一個或兩個這樣的集體企業。這樣的企業有很多好處，如，吸納本村的勞動力。本來，在農村地區有許多農民到城市里打工，而現在不用出本村就可解決就業問題。由于企業有一部分賺的是城市的錢，這樣資金因素便可以流通到農村來，進而加快實現村辦企業的原始積累，加快了資本的流通速率。資本的生命在于流通，農民掙了錢而后又以各種方式用于消費，這實際上是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支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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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經濟與公路運輸之間的內在聯系

2.1可以說，公路運輸是市場經濟體制快速發展的有效推動力，只有保證公路運輸建設持續穩定的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不斷增長，任何一個城市或區域的經濟發達都是與當地的交通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尤其是結合當前城市經濟狀況與交通配套設施現狀，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地區都具備了十分便捷、完善的公路運輸網絡結構體系，而相反的，部分經濟落后的地區在交通運輸方面也是處于滯后的階段。因此，加強做好公路運輸的經營管理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制定了科學合理的公路運輸管理模式，才會在本區域內建立其更加發達的公路運輸配套設施，從而促進公路運輸建設與市場經濟體制和諧統一的發展。

2.2在實際的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過程中，各地區想要確保本區域經濟的迅速發展，就必須高度重視公路運輸問題，若是本地區的公路運輸質量較差，也會從很大程度上，極大的制約了該地區原有資源的開發利用，這就對本區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但是，如果本地區的公路運輸質量優質，就能夠有效促進個行業之間的的交流合作，還可以吸引外來投資商的注意力，從而真正實現了本區域經濟迅速發展的建設目標，并將公路運輸作為重要的產業帶之一。通過相關部門測算分析后得出，如果在高速公路建設投資乘數效應在3個點時，每一年將會增加一百億的投資金額，我國國民經濟的生產總值也增加三百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良好的公路建設對于經濟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與意義。

2.3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顯的提升，同時，對于本區域內的生活質量以及公路基礎設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為了滿足人們的實際需求，我國相關部門加大了對公路運輸的建設力度，不僅使其充分發揮了自身的使用功能，還大大解決了人們對于交通運輸的需求，為人們提供了更加和諧、舒適的生活環境。

3施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的必要性

3.1在市場經濟體制的迅猛推動下，我國各行各業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而公路運輸是作為交通運輸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要緊跟時展的步伐，具體根據市場經濟體制變革的特點及趨勢，對公路運輸的經營管理體制進行不斷的創新與改革，使其真正滿足于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3.2在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中，對于公路運輸質量提出了更加明確嚴格的要求，這就需要交通管理部門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科學合理的公路運輸經營管理制度，對公路運輸業實施經濟化的管理，并加強對交通運輸業經營體制的改革，從而促進我國交通運輸業長期穩定的發展。

3.3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最根本目的是為了推動公路運輸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更好更快的發展，進一步提高本地區的生產力水平。通過在日常工作中，不斷累積更多寶貴的工作經驗，有效增強自身公路運輸業的競爭實力，從而促進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4市場經濟條件下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措施

4.1法制建設是保證社會經濟中各行業健康發展的堅實基礎。因此為了實現公路運輸中經濟管理的健康發展，就需要健全法律法規來做保障。要在符合現有法律制度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完善現有的法律體系，使其得到不斷的完善與發展，更好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4.2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明確要求了對公路運輸進行經濟管理，使其真正適應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并建立相應統一系統化的公路運輸管理體系，并通過在完善的管理制度下，促進公路運輸業更加穩定的發展，從而也為公路運輸業的經營管理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科學依據。因此，為了保證公路運輸能夠更好的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就要盡早制定出一套相對完善的公路運輸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促使地區經濟與公路交通運輸業的協調發展。

4.3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人們無論是進行經濟活動還是進行正常的生活都離不開公路運輸，所以說公路運輸幾乎涉及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經濟活動。由于公路基礎設施建設是一種社會性的公共事業，因此就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需要政府對其進行管理和扶持。一方面政府為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還在尊重公路運營規律的基礎上，將壟斷經營權賦予給某些特定的企業，使公路運輸經濟管理體制與政府的行政手段相結合，實現有效的公路運輸經濟管理，促進公路運輸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4.4通過全面預算管理制度，可以在不影響公路運輸質量的情況下，對其成本進行控制和降低。在進行全面預算管理的過程中，要能夠對各個環節的責任進行全面的考量，通過監控和引導來實現行業內管理問題的有效解決。成本預算管理是對公路施工企業所具有的管理水平的一個反應，為了能夠做好全面的預算管理工作，需要制定科學的方案并進行成本資金計劃的編制，最終實現工程項目的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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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入創新的機制，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實現了公平稅負，加強了服務體系的建設。

在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加入了創新性的機制，使農民因素和政府因素緊密結合在一起，在保護農民利益的基礎上，使農民和政府的關系更加融洽，并通過宏觀調配的方式，使農民認識到現有機制的優越性，使農民能夠主動協調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主動配合政府的管理，不斷調動農民發展生產和提高經濟的熱情，使生產得到了保障，農民的收入也在不斷提高。政府通過機制改革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使農民的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農民不再為日后的生活擔憂，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使農民有更多的精力去發展生產，逐步帶動了農民的精神面貌。在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中體現了國家的公平稅負原則，使每一個納稅人所承受的負擔和自身的經濟狀況相吻合，使各納稅人的負擔能夠保持平衡，從而維護了農民的利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執政能力。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加強了服務體系的建設，使農民更好的發揮了服務功能，在不斷生產中能夠發揮自身的最大服務價值。同時也發揮了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功能，使政府通過農村機制的改革和加強服務體系建設帶動了農村的經濟建設，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效益，并把政府、農民、其它社會大眾緊密聯系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實現了農村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二、基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

(一)改革管理體制，實行政社分社，政企分開，組織和開放城鄉的集市貿易，廢除不利于市場良性運行的各種限制和禁令。

在農業經濟管理體制的未來發展中要改革管理體系，使公社管理的弊端從根本上得到改革，使傳統管理體制出現的問題得到處理，要實行政社分社方針，分清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通過政府主動調配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更好的體現政府的職能，也能帶動社會組織的高效發展，逐步提高農村生產效率，并不斷提高市場占有率。同時要堅持政企分開制度，要協調好政府和各企業的管理，要把政府和企業管理權限劃分開，使政府和企業可以發揮最正確的作用，也使政府和企業能夠實現既有的發展目標。要組織和開放城鄉的集市貿易，通過加入集市貿易政策使生產的糧食能夠及時的投放到市場中，不斷提高糧食的流通效率，把糧食流通到各大城市內，使城市的群眾也能夠享受到糧食豐收的成果。政府要組織農民自發的組建成銷售組織，定期到城鄉集市進行糧食銷售，把糧食銷售到城市的市場，從而帶動糧食的生產。政府要廢除不利于市場良性運行的各種限制和禁令，同時加強對市場的監督和管理，要限制政府禁止的市場行為，使糧食能夠合理流通到各市場，為農業經濟管理機制的改革提供市場和流通環節上的保障。

(二)允許和鼓勵多種農業經濟形式，要積極的引導和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要改革農業科技推廣制度，建立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

在農業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中政府要允許和鼓勵多種經濟形式，要把經濟的發展方式向多渠道方向擴展，使各種形式的經濟內容得到有效的反饋和利用，政府要協調好各經濟形式之間的管理，積極的引導和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使各非公有經濟組織能夠得到政策上的支持，發揮自身對經濟和市場的促進作用，要加大對生產渠道和銷售渠道的管理，使公有經濟形式和非公有制形式都取得最大的發展。政府要改革農業科技推廣制度，通過對科技制度的推廣，使農業發展有了科技上的保障，并得到制度上的支持，能夠發揮科技對制度的促進作用。要建立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用科技的手段來提高服務意識和服務職能，把管理體系向科技化和服務化的方向擴展，主動發揮科技和服務的作用，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市場分層次進行管理，并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特點采用最正確的服務政策，為農村的發展提供全新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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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有經濟體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響，但是從近些年來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和地區來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經濟學證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業天生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金融風險可以說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常態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滅所有的金融風險．而是要將金融風險控制在金融監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圍和金融機構可承受的區間內HI。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加強法律制度建設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場主體資格健全和行為規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場必須有合格的市場主體。而合格的市場主體本身又包含了主體資格健全和行為規范化兩層含義。一方面，法律明文規定金融市場主體的準入條件和標準，從而杜絕不健全主體及非法進入者對市場秩序的沖擊，避免金融風險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規制、引導、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體行為的自發盲目性，成為自覺遵守市場“游戲規則”的理性“經濟人”．依法規避金融風險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護器

金融主體間的交易，普遍以契約交易方式完成。契約自身的平等、誠信、等價有償等特點可以擔當維護交易安全、分擔交易風險的重擔。而作為法律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契約制度，不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確認，而且還能以法律強制力切實保障契約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機形成和誘發金融危機。

(三)法律是金融穩定的基礎設施和金融危機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銀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決定金融運行質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穩定發展的基礎．是最基本的層面。金融業的運行與發展都是在該基礎層面上的技術性活動。法律制度基礎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層面上的金融活動就越穩定．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發生危機．法律制度也能夠有效地把損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見，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國際金融危機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防范法律制度

1．美國。經歷1929-1933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為有效地預防金融危機的發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關金融法律體系，完善金融危機預防法律制度．維護銀行業的適度競爭。防范金融風險的積累和金融危機的爆發。(2)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恢復存款人市場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機的爆發。(3)建立合理的傘型監管體制和金融穩定分工協調機制，在促進自由競爭、防范金融危機方面成效明顯。(4)頒布《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實現從分業經營到混業競爭，加強金融服務業的競爭，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風險能力。

2．英國。(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穩定協調機制，在維護金融穩定、處理有問題金融機構、預防金融危機發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頒布《英國金融服務法》成立金融服務局(FSA)，創新金融監管模式，以跨行業單一監管取代分業多元監管，確保金融業具有競爭力，確保信息公開，在防范金融危機方面效果顯著。

3．其他歐洲國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爾協議公布后，法國制定新的監管條例，通過立法手段促使銀行，尤其是國營銀行提高資本充足比率．通過充實資本來預防銀行支付危機的發生。意大利則效仿法國，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國營銀行資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歐洲各國通過鼓勵提高資本充足率．為銀行穩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這一切都有助于銀行風險的進一步降低，加強了對風險的控制能力，在危機預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危機之后，日本加強了金融危機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銀行法》，提高El本銀行的獨立性。(2)設立金融監督廳，使政策制訂和執行分離，強化維護金融安全的監督體系。(3)取消分業經營制度，但同時保持著強有力的金融監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機構的經營透明度。(5)完善相關法律制度，設立專門的不良債權回收機構．化解金融危機。(6)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對維護公眾信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以韓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防范的法律制度

韓國接受1997年金融危機的教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維護金融穩定，防止危機重現。(1)在加強韓國(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同時．先后成立了金融監督委員會(FSC)和金融監督院(FSS)，實施集中統一監管體制。(2)修改《韓國銀行法》、《存款人保險法》等法律制度，實行金融結構調整。(3)充分發揮韓國資產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機構重組所需資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會計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評估體系以及金融機構市場退出體系，為韓國金融危機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墨西哥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在國內融資方面。拉美一些國家不斷完善和補充有關直接融資、債券和股票市場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運用法律手段為本國經濟的增長提供穩定和可靠的發展基金，改變過去主要依靠外資，特別是短期資本支撐經濟的局面。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發生過金融危機的馬來西亞、泰國、巴西、阿根廷等國在預防金融危機方面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加強了對金融危機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設。

(三)新巴塞爾協議中防范金融危機的有關規定

新的巴塞爾協議的核心內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資本要求，將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也納人了風險資產的計算范疇．從而更能反映銀行資產所面臨的真實風險狀況。二是從外部監管的角度督促銀行保持資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內控機制，防止將來可能產生的危機因素。三是引入市場約束規則，建立銀行強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銀行有效配置資金，保持金融體系的安全性與穩健性。四是強調對銀行業進行全方位的風險監控，將建立銀行業監管的有效系統作為實現有效監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銀行自身的風險防范約束機制。

(四)各國金融危機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爾協議有關規定的啟示

1．運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風險．建立金融穩定法律體系，用立法推動金融改革。各國金融實踐證明：沒有法律規范，不依法進行強有力的金融監管．就不會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2．建立金融危機防范和協調法律機制，制定中央銀行與其他監管部門金融穩定協調機制，整合監管力量．合力應對金融危機。

3．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存款人利益和維護金融秩序的穩定，阻斷金融風險的傳播。

4．實行功能監管，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監管，改革完善銀行、證券、保險業等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

5．強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強市場紀律的約束．要求金融機構披露真實可靠的信息。預防金融危機發生。

6．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維護金融市場秩序。

三、風險與挑戰：我國金融危機防范法律制度的現狀和存在問題

目前，我國以《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和《保險法》為核心的金融穩定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防范金融危機的立法建設不斷加強。但是，現行法律關于維護金融穩定、防范金融危機的規定過于原則、零散，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防范化解金融危機的法律體系。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問題：

1．缺乏統一完整的金融穩定法律體系。《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證券法》、《保險法》關于防范金融危機、維護金融穩定的規定比較籠統．金融監督管理協調機制操作規范亟待完善和細化。主要法律規定的缺失，導致金融危機的防范缺乏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2．金融監管法律制度存在缺位和錯位。一是從機構監管到功能監管的轉變不充分，制度尚需完善，既存在監管職能重疊、過度監管、阻礙金融創新的問題，也存在監管不足，形成真空，造成放任金融風險的可能。二是跨市場跨行業監管法律制度缺失，一些潛在風險缺乏有效控制。三是現行監管法律制度過于強調監管機關法定權威的運用．疏忽了銀行內部控制和同業自律機制的兼用，無法有效發揮其引導風險內控制度的功能。

3．金融危機應急與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主要表現在：一是最后貸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標準不明確、救助工具單一、缺乏清晰配套措施等缺陷。二是對危機銀行接管與并購制度很不完善，使銀行接管、并購缺乏法律規制。三是沒有形成國際金融風險防范的法律機制，不能適應金融服務市場國際化和金融業競爭加劇的需要，無法抵御跨國傳導的金融危機。四是缺乏存款保險制度，易引起公眾恐慌，出現存款擠兌。

4．征信管理法律制度缺失。在我國，信用風險仍然是金融業面臨的最主要風險。目前我國征信管理法律欠缺，對信用風險缺乏法律約束，另外，對金融詐騙和違反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懲罰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使金融詐騙行為的違法成本過低，導致風險最終轉嫁給金融機構。

5．金融機構和企業市場退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企業破產法律制度建設嚴重滯后，難以充分維護金融機構債權人合法權益，一定程度上致使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大量滋生和積累，無法滿足金融機構防范風險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嚴重缺失，不利于化解金融風險。目前，我國對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缺乏統一完整的法律規定，一些有問題金融機構無法按照市場原則實現穩定退出，進行及早處置，使風險控制缺乏法律框架下的約束，容易導致金融風險積聚，影響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

四、未來展望：對我國金融危機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議

完善金融危機防范的制度建設，重點要加強金融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各項法度。我國應建立以《金融穩定法》為龍頭，以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金融生態環境法律制度、金融危機救助和處置法律制度等為輔助的金融危機防范法律制度體系。

(一)健全完善法律體系，為金融危機防范提供良好法治環境盡快制定《金融穩定法》，作為維護金融穩定、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的母法。借鑒其他國家良好的立法例，提高立法技術，修改《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金融基本法。既要鼓勵金融創新．又要加強對金融危機的防控。對現行金融危機防范法律進行修改、清理和整合，使之與WTO協議和附件等國際慣例接軌，防范國際性金融危機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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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稅收預警提醒機制

稅收預警提醒就是指對可能出現涉稅違法違規行為的納稅人，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通過一定形式進行預先告警和提醒，促使他們自覺依法辦理涉稅事宜，減少或避免可能受到稅務行政處罰或其它不必要損失的工作制度。其中包括對辦理稅務登記的提醒和對稅負異常企業的提醒。

對辦理稅務登記的提醒，是基層稅務機關應主動與工商部門聯系，提前介入到工商執照的辦理程序中去，提醒所有從事生產經營的單位和個人，都應在營業執照批準之日起30日內，到稅務機關辦理稅務登記。

對稅負異常企業的提醒，是運用計算機系統，對納稅人近幾個年度內實際稅收負擔率進行對比分析，將同行業平均負擔率進行對比，對稅負偏低企業及各個年度稅負波動較大的企業進行善意提醒。要求有關企業自我分析稅負異常的原因，對自查出的問題，基層稅務機關視情況予以從輕處罰或免于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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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離開家鄉外出務工(多為進城務工)，而其仍留在戶籍所在地的農村兒童。他們一般與自己的父親或母親中的～人，或者與上輩親人，以及父母親的其他親戚、朋友一起生活。全國婦聯在 2008年 2月27日召開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調查會上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農村因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務工而成為留守兒童的約 5800萬人，其中 14周歲以下的留守兒童 4000多萬。和2000年相比，現今農村留守兒童規模增長十分迅速。留守兒童在全部農村兒童中的比例已高達達 28．29％，也就是說平均不到四個農村兒童中就有一個留守兒童。農村留守兒童已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在 2008年的全國“兩會”上，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成為一個熱得發燙的話題，受到了代表。委員們史無前例的關注，同時也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人們的思考。家庭教育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效果和他們作為一個自然人接受社會化的效果，而這些將最終投射到孩子作為一個社會人的社會行為上。如果教育不好這 5800萬個孩子，一方面是國家人才的損失；另一方面這一龐大的群體將會對社會的和諧穩定造成強烈的沖擊。因此，如何彌補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環境的缺失，是我們現今應當研究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留守兒童的教育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呢?通過搜集有關資料和調查，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描述：

(一)學習成績狀況

根據江西師范大學對江西宜春地區的調查資料，我們從兩個角度對留守兒童學習狀況進行了分析：橫向，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差距；縱向，留守兒童在父母外出前后的學習狀況差異。

據調查發現，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居上等和中上等的低于非留守兒童 5．6％；再對留守兒童在父母外出務工前后的成績進行對比，結果表明：留守兒童現在的成績和父母外出務工以前相比，上等和中上等的人數下降了 11．9％。由此可見，父母的外出務工對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確實存在明顯的影響，很多孩子的成績在父母外出后都出現了下降。

(二)家庭教育狀況

進城的農民工收入普遍很低，且居無定所，難以將子女帶在身邊就學。由于不能生活在一起，父母平時缺乏與子女溝通和對其必要的教育，既造成了親情淡漠，又使孩子缺乏安全感、歸屬感，這樣留守兒童就會比普通兒童更易不守規矩，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另一狀況就是我們所說的隔代撫養，而隔代撫養最大的問題就是偏于溺愛，以生活照顧為主，知識、精力上基本無法代替父母履行品德培養、學習輔導、督促孩子學習的義務，即使父母有一方在家，特別是母親，由于既要照顧老人，又要操持整個家庭生活，對于留守兒童的文化和道德教育的力度就被大大削弱。

(三)學校教育環境

盡管我國全面推行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但因為歷史的原因，城鄉教育資源配置嚴重失衡，農村中小學普遍面臨著學校布局不合理、教育負債嚴重、公用經費開支過多、教育硬件設施不完善和師資力量缺 1：3大的窘況，嚴重制約了農村基礎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也由于這些原因讓學校根本無力專注并切實加以解決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由于留守兒童這個特殊群體是近些年來才出現的，相當一部分農村學校對留守兒童教育問題還沒引起足夠的重視。也缺乏相應的管理制度和行之有效的對策；有的學校雖然制訂了一些制度，但留守兒童是處在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生，父母和教師是他們社會化過程中的兩個重要“社會化他人”，因此這些制度很難有效地解決實際問題。

二 寄宿前后留守兒童狀況的變化

針對留守兒童教育的現狀，目前，政府、社會、學校都給予了很大的關注，發起了很多的討論，有些地方也采取了一些探索性的措施。通過大量調查和查閱相關資料，筆者認為在農村學校實行寄宿制是目前情況下解決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最佳途徑。通過對湖南省安鄉縣農村寄宿制學校進行的抽樣調查，現就其在留守兒童人學率和鞏固率、學習狀況、人身安全、行為和心理狀況幾個方面做如下介紹：

(一)留守兒童入學率和鞏固率的變化

調查之一的湖南省安鄉縣焦圻鎮是該縣有名的貧困鎮為了掙錢養家糊口，當地青壯年男女們大多外出打工，不得不把孩子們留在農村。一些家長和監護人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加上經濟上的困難，對孩子接受教育與否抱有一種無所謂態度，甚至有部分家長更傾向于讓孩子稍微長大些也像父母一樣外出打工掙錢。據焦圻鎮鎮政府教育專員和當地各中小學聯合統計，2005年的全鎮 334名留守兒童中只有127名兒童入校接受教育，入學率只有 38％。因此，怎樣讓孩子入校接受教育和讓在讀的留守學生繼續留在學校學習成為了當地教育部門的一個頭痛的問題。2004年2月，教育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財政部聯合下發《西部地區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實施方案》[教財(2004)3號]，決定從2004年起撥付相當資金，用四年左右時間新建改擴建一批以農村初中為主的寄宿制學校。雖然位于中部的湖南省并不屬于這一措施的惠及地區，但焦圻鎮政府和教育部門還是在自有資金很困難的情況下準備在鎮中學實施寄宿制，希望以此來解決留守兒童入學率下降問題。

(二)留守兒童學習狀況的變化

通過對比留守兒童寄宿前后的學習成績，筆者發現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普遍都有所上升。筆者將焦圻鎮鎮中學年級 159班選為抽樣樣本，該班 57名學生中有 3o名留守學生。從該班歷年學生成績登記薄中可以看到，在 2005年寒假前第一次期末考試中，30名留守學生中大部分都是排在全班后 20名。寄宿制實行三年后，2007年畢業考試的成績排名顯示，在全班前 3o名中有 19個是留守學生，前 20名中有 l5個，前 10名中有 7個，最差的也在 57人中排名 47。通過對比寄宿的留守兒童與普通學生在20o6年和2007年的成績，我們發現初中的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英語、語文、數學和總成績并沒有顯著差別。這讓我們看到了寄宿讓留守兒童與普通兒童的確在學習狀態方面保持了一致。

(三)留守兒童人身安全狀況的改善

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打工時往往都是把孩子交給 自己的長輩或兄弟姐妹，甚至是讓比孩子年齡稍大的同輩來進行照管。他們在監護過程中不可能像孩子的父母那樣考慮得細致周全，雖然他們特別注重孩子們的人身安全，但筆者了解到的一些實際情況表明，留守兒童的人身安全狀況仍然令人擔憂。湖南省安鄉縣“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2005年對安宏鄉小學和初中階段走讀留守兒童人身安全問題調查顯示，有 6l％的監護人經常關注并采取措施預防留守兒童意外傷害發生，有 33％的人只是偶爾會注意，有 6％的表示顧不過來。據統計，安宏鄉在 2005年共發生的3-4起未成年人受傷害的事故中有23起的受害者是留守兒童，基本上都是由于監護人監管不力所造成的。湖南省安鄉縣安宏鄉唐家鋪中學從 2OO6年開始對留守兒童實行寄宿制后，至今還沒有出現過留守兒童的人身安全事故。

(四)留守兒童行為和心理狀況的改善

調查發現，留守兒童在校期間，要么表現極度好動，喜歡通過做些小動作來引起別人的注意；要么表現沉默，心不在焉，上課打不起精神。而在校外，主要是放學后和在雙休日他們會去網吧上網，下河玩水 ，看黃色錄像，甚至結伙滋事。在安鄉縣焦圻鎮有這樣一個孩子，現在已經是安鄉縣一中高中某班班長。通過生活老師一年的指導和特別關注，孩子變化很大，特別是集中寄宿這種集體生活讓他甩掉了對他人的依賴，變得自強自立，還由于老師有意讓他當寢室長，使他逐漸懂得了怎樣關心和照顧他人。

三 寄宿制的現實性分析

從以上留守兒童寄宿前后的狀況來看，寄宿的確是彌補家庭教育環境缺失帶來的留守兒童學習、生活、安全等方面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的有效途徑，也是基層教育工作者認為的目前最適合解決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辦法，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

首先，寄宿制有為農村留守兒童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的優勢。一方面留守兒童大多住在離鎮中心學校較遠的農村，如果不住校，放學回到家已經很晚，較難按時完成作業。監護人忙于農活，也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對他們的學習進行指導，大多隔代監護人更是沒有能力對孩子進行學習輔導，致使他們遇到學習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如此日積月累的學習負擔就會逐漸拖垮孩子的學習成績。另一方面，走讀的留守學生，放學回家路途遠，沿路的游戲廳、網吧、錄像廳經常使得孩子們往往控制不住自己，這怎會不影響學習呢?而實行寄宿制，避免了走讀中可能發生的問題。學校規定住校學生早、晚時間必須上自習課，在自習課上認真復習功課，預習新課。學校在早、晚自習課時間，安排相關的授課教師對學生進行學習指導，及時解疑釋惑。這樣的學習環境可以更好的促進留守兒童的學習。

其次，寄宿制有為農村留守兒童提供人身安全保障的優勢。近年來由于農村入學率偏低和各村組入學率差異大，為了節省教育成本、集中資源辦學，地方教育部門都對農村中小學進行了大幅撤并和布局調整，比如湖南省常德市范圍內的農村基本上是一個鎮一個聯合中學，設有中學部和小學部。但這樣布局又使得大量的農村中小學生要長途跋涉到十里甚至幾十里以外的鎮中心去念書，不能像以前一樣在家門口就可以上學。加上留守兒童父母不在身邊，他們很多人都沒有專人接送，路途消耗的時間長，早上天沒亮就得出門，晚上天黑了才能回家，孩子走讀途中的人身安全缺乏保障。但如果是留守兒童在學校寄宿就不存在這種危險，因而也解除了父母和臨時監護人的擔憂。

再次，寄宿制在培養留守兒童良好行為方面有明顯優勢。留守兒童行為的偏差主要源自集體觀念的缺失，一個學生心中沒有集體意識，往往在行為時心中就沒有一桿秤，就會放任自流，做出一些非正常的舉動。另外，留守兒童特別是隔代監護的留守兒童，由于祖輩對他們過分的溺愛，加之祖輩年齡偏大也沒有足夠的精力和相關的知識培育他們如何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甚至老人的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對他們或多或少的影響也給他們的行為習慣帶來偏差。但如果留守兒童住校，情況就會不一樣。寄宿制基本屬于封閉式管理，學校制訂了科學、嚴格的作息時間，要求學生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做規定的事情，可以使他們養成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學校的規章制度對他們的行為又是一個很好的約束，如果學生沒有遵守相關的規定，學校就會教育他們，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必要時還會采取懲罰手段予以矯正。同時，學校為留守兒童配備的生活老師和心理輔導員可以對他們成長過程中的行為變化進行科學的引導，這樣他們在教師教育幫助下能夠端正態度，改變不良的行為習慣。

最后，寄宿制在培育留守兒童人際交往、心理健康發展方面有明顯優勢。維果茨基的文化——歷史發展理論認為：有意識的人格發展是在同他人的交往、合作和共同活動過程中進行的-4j。兒童在少年時期未形成穩定的個性 ，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可塑性很強，因此，兒童少年時期與同伴的友好交往和學校對他們經常性的教導是塑造其良好個性、促進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馬卡連科說：“只有當一個人長時問地參加了有合理組織的、有紀律的、堅忍不拔的和有自豪感的那種集體活動的時候，性格才能培養起來”。寄宿制正是為留守兒童提供了一個彼此相互影響、學習的機會和心理健康發展的平臺。目前對農村留守兒童實行寄宿制同時還具有很強的現實性，主要是因為 ：

1、城市教育資源面臨雙重挑戰。一方面接受能力有限。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絕大多數聚集在城鄉結合部，區域內的公辦學校資源、尤其是財力相對緊張，造成公辦學校無法滿足全部農民工子女的就學需求。另一方面，城市教育資源是一個穩定的系統，從小學到初中每年的學生規模都是基本一致的，所配備的教育資源也是相對穩定的，而農民工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點有很強流動性，城市教育資源無法針對著“流動兒童”而任意改變，否則將給學校建設、學籍管理、學生教育都帶來很多問題。

2、農民工自身的經濟承受能力面臨挑戰。農民想讓子女跟隨自己進城上學，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本身的經濟承受能力。進城務工的農民們大部分都處于城市底層生活水平，而他們的經濟收入除維持自己的生計外所剩無幾，根本沒有能力支付孩子在城市上學和生活的高昂費用。在公辦學校上學，以北京地區為例，農民工子女每年至少要交700—800元的借讀費，一些學校還要收取資料費、校服費、訂餐費等，對于大部分農民工來說是承擔不起的。

3、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定位不明、資源匱乏的現實也給農民工讓子女隨身就近上學帶來困擾。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開設，使外來打工者有了可以不用花費太多的錢就能讓孩子隨身就讀的機會。但打工子弟學校在興起一段時間后，引來的卻是一片質疑。首先，它們缺乏必要的辦學條件，師資水平更是良莠不齊。其次，打工子弟學校既無國家撥款，又得盈利，難免存在亂收費的現象。更為可怕的是，還存在消防、危樓等安全隱患。這些學校又未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沒有登記注冊，一旦發生重大事故，辦學者為逃避責任往往一走了之，所帶來的后果是顯而易見的。打工子弟學校是否該辦下去?官方一直沒有定論。如果讓孩子們在一個不知什么時候就會被取締的學校學習，作為政府教育部門，還是作為家長及學生本人都是不希望看到的。

4、戶籍制度與城市公辦學校入學規定也給農民工想讓子女隨身就近入學帶來阻礙。長期以來，戶籍制度與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就學緊密聯系在一起，成了衡量一個學生享用教育資源的前提，成了區分不同區域兒童就學權利的基本條件。“戶籍制度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它的形成雖然有著特殊的歷史緣由，甚至也有著特定的歷史價值與意義，但由此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可低估。戶籍制度最突出的弊端在于它以‘農業’和 ‘非農業’戶口把中國公民分成標志鮮明的兩大類別，也將城市兒童與農}．-IJL童割裂開來，讓城鄉兒童在不同的制度架構中獲取不均等的教育資源。農村青少年要擺脫農民的身份，唯一的途徑是通過教育，進入城市高等學校或中等專業學校，改變農村戶IZl。”2006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雖然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可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工作或者居住地的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但實際上，城市教育部門受各方面因素影響，對非戶籍所在地孩子入學制訂了相關規定。這些規定成為了農民工子女在父母身邊就學的障礙。可以說，目前以戶籍制度為中心的城鄉二元社會制度是農村留守兒童不能與外出父母隨同就讀的深層次原因。

四 小結

目前，如何解決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比如建議政府建立專門的打工子弟學校，賦予孩子在父母身邊接受學校教育的權利，享受所在地學生就讀的待遇。也有主張取消城鄉二元結構，給農民以真正的國民待遇，讓農民工子女能在地域上靈活人學，以受到更好的、更方便的教育。社會各界對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關注和良好愿望，將給問題的解決帶來希望，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努力，也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在目前情況下，筆者認為，實行集中寄宿制是解決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最佳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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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經濟景氣研究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五個階段，已經有了大約近百年的發展史。最早的是哈佛指數階段，該指數是由13項監測指標根據時間差異關系分別編制的。包括與股票市場有關的“投機指數”、與商品交易市場有關的“商情指數”，以及與金融市場有關的“金融指數”。該指數不僅能夠指示景氣動向，而且能夠超前預報；第二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形成階段。1937年密切爾和伯恩斯研究了近500個經濟指標的時間序列，選擇了21個指標構成超前指示器，之后又提出了研究報告“循環復蘇的統計指標”，預測出了經濟轉折的時間，并被后來的實際經濟波動所證實；第三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發展階段，這階段對擴散指數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第四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國際化階段，20世紀七十年代，NBER和穆爾的國際景氣研究中心將經濟景氣方法用于監測分析國際經濟波動，最初建立的是西方七個主要工業國家的經濟監測指標體系；第五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創新化階段J.H.斯托克和M.W.沃森提出了新的景氣指數概念和制作方法。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景氣指數方法的應用范圍逐漸擴大。

景氣研究思想在不斷開拓創新，實際應用中不斷改進和完善，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監測經濟運行的一種重要手段。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相關的研究工作，近十幾年我國景氣指標的相關研究累積了大量經驗，并逐步建立了我國景氣指標體系，用其監測分析我國經濟波動。

美國的次級貸款危機無疑是當今全球經濟中最好最大的事件，它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發達國家到廣大發展中國家，所有的經濟體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各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無疑成為監測的重點，我國地域廣闊，區域經濟有很好的多樣性，加之對我國區域經濟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尚未形成體系，所以對區域宏觀經濟運行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具有積極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一方面我國相關理論的研究存在不足之處，盡管景氣指數方法在國外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在我國理論發展還相對落后，缺乏理論創新。本文試圖從景氣循環指標體系的領先、同步、滯后指標的模式中將先行指標分離出來，對先行指標和先行指數進行研究，對景氣循環方法的深層次研究以得出較為適合的區域經濟特性的先行指標體系；另一方面提出將以一個區域經濟數據為背景來建立實證分析，構建出區域經濟運行監控的先行指標體系，對省一級政府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協調經濟發展、保持經濟快速平穩運行、避免出現較大波動有實際指導意義。本文對國內外景氣指標體系構建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充分地研究，對我國舊先行指標體系進行了必要的參考，旨在建立一套適應當前宏觀經濟管理需要的經濟景氣先行指標監測體系。本文對指標序列的研究方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進，在指標篩選方面力求更符合區域經濟特性，對經濟波動更敏感。

二、區域經濟景氣指標體系的指標選取

區域經濟先行指標的選取一定要切實結合區域經濟的特性。由于我國傳統二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域分布和政策上的原因，我國各地區逐漸形成了具有各自地區特色的經濟，包括金融外貿服務型、農業加工和能源礦產型等等各種類型的經濟。在早期已經研究的經濟指標體系下，還要著重考慮能反映區域經濟特性的經濟指標。

除此之外，選取指標的原則包括：1、先行性。所選指標對GDP有明顯的先行性，其變動先于基準循環指標，能夠在一個比較早的時間顯示、預測總體經濟波動，對GDP的變動有一定的導向性。2、經濟重要性。與基準指標之間的先行關系有重要的經濟原因，能夠引起經濟活動的波動，表現經濟主體的預期，對經濟活動的變化調整迅速。3、周期性。其周期趨勢必須領先于基準指標，并且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具體來講，與基準循環波動相比，先行指標的趨勢變化至少領先3個月，并且表現為兩次以上的單向引導關系。4、數據質量。統計覆蓋的序列口徑寬廣，盡可能覆蓋經濟重點部門的指標序列，數據在月份而不是季度基礎上編輯，數據及時易得，無間斷，無頻繁修正。

指標的篩選原則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統計體系及統計方法的不斷完善，統計的種類越來越多，統計指標的數目也日趨龐大，形成了規模巨大的信息資源。其中，影響景氣波動的不僅有產業的活動，還包括就業、金融、財政、消費、物價、庫存、貿易等領域的廣泛的經濟活動，因此收集數據時應盡量包含這些領域。

從大量經濟指標中選擇景氣指標還應考慮到以下幾條基準：（1）經濟上的重要性；（2）統計上的充分性；（3）統計的適時性；（4）與景氣波動的對應性。經濟上的重要性是指所選指標在景氣的把握上是特別重要的，并且代表經濟活動的一個領域，所選指標合起來代表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面；統計上的充分性是指該指標是月度（或季度）統計數據，并且數據區間較長、較完整、覆蓋面大、可信度高；統計的適時性是指數據能及時定期地統計上來，并予以公布，在每月（季度）后的1～2個月（季度）內即能使用；主要參照以下標準：（1）指標跨越的時間盡可能長，一般時間跨度至少包括5次循環。但根據具體情況，可以適當縮短跨越時間長度的要求；（2）先行指標的峰值比基準循環的峰值先行至少三個月以上；（3）各個先行指標的特殊循環與基準循環接近一一對應，且在最近的連續三次循環中，至少有兩次循環的峰值保持先行三個月以上。通常，指標體系是用于監控實際產出的周期性波動，為此要盡量采用指標的不變價序列。三、指數的合成及檢驗

經濟景氣指數是綜合反映社會經濟變量波動的相對數，具有簡潔性、直觀性的特點。經濟景氣分析就是利用經濟景氣指數將不同數量的社會經濟現象加以綜合度量，進行動態比較的一種綜合分析方法。經濟景氣指數從最初數據篩選到最終指數合成，編制過程較為復雜。初選指標組確定后，要進行基準循環模式的確定、基準指標的選取和對指標初步分類等工作。對季節性明顯的指標序列進行了季節調整去掉季節因素，通過比值求出指標的增長率序列，然后進行第二次調整去除不規則因素，得到景氣指標增長率序列組。合成指數CI不但可以反映景氣變動的轉折點，還可以把握景氣變動幅度的相對大小，并給出數量標志，因此采用CI合成指數。在合成方法上，使用美國商務部的合成指數計算方法，并使用等權。通過K-L信息量法、時差相關分析法和峰谷對比分析法，對指標增長率序列組進行篩選、分類，確定出景氣指標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終選組。

先行合成指數用來預示未來經濟運行軌跡的變動趨勢；一致合成指數用來反映當前經濟運行方向和運行力度；滯后合成指數用來最終確認經濟循環的轉折點和經濟運行的某一狀態是否開始或結束。利用合成先行指數曲線和GDP增長率進行比較，以檢驗合成先行指數的先行預測效果，并且可以通過實際應用對各合成指數的效果進行檢驗，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斷對其進行調整和改進。

四、結論

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在經濟景氣周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區域先行指標體系，但我國較薄弱的數據基礎給合成指數的編制帶來困難，加上我國的統計體系還不完善，統計的范圍還不夠廣泛，統計數據的時間長度也較短，統計口徑經常調整。再者，在指標合成過程中的一些技術細節有待改進，比如時差的測定數據平衡性檢驗等方面。

合成指數所使用的指標都是經過季節調整，去除了季節因素和不規則因素的序列，增長率循環分析仍是景氣分析的主要方式。區域經濟政策作用具有不確定性，給經濟景氣分析工作帶來更大的難度。最后應該指出，經濟指標的循環特性是不斷變化的，同時，統計數據采集方法也在不斷調整。指標體系使用過程中要定期考察各指標的先行穩定性，及時對指標體系進行調整和修訂。

區域經濟景氣先行指標監測體系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區域宏觀經濟走勢，增強區域經濟調控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建立一套適應各區域經濟管理所需要的經濟景氣指標監測預警體系并定期對其進行調整和完善。在借鑒國外先進的研究經驗的同時，如何使區域景氣指標體系發揮更大的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相關研究、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及時性和全面性，到模型方法的實用性、科學性和先進性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我們后續的努力，最終使完善的區域經濟景氣指標體系為經濟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