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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鄉鎮企業的發展與小城鎮的興起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發生的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對與舊體制相適應的城鄉二元社會格局的一次重大的調整，它將對我國城鄉社會結構的進一步改革并最終走向一體化產生更加積極的推動作用。適應城鄉社會結構的新變化并積極促進這種變化，在原先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尚未到位，在一定時期內難以覆蓋到鄉鎮企業(小城鎮)的從業人員，而將鄉鎮企業(小城鎮)從業人員依然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又實際妨礙城鄉社會結構轉型與對傳統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實行規范化改革的情況下，建立相對獨立的面向鄉鎮企業(小城鎮)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體系具有客觀必然性。同時，建立這一體系亦有助于推動我國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并最終與前者實現統一。
一、建立相對獨立的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
(一)建立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城鄉社會結構轉型的客觀需要
改革初期，鄉鎮企業的發展與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采取的是所謂“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模式，其中許多人實行“亦工亦農”模式，至今未有根本的變動。在改革之初，由于農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先尚不明顯的剩余勞動力問題一下子變得尖銳起來，而在僵化的城鄉分割格局尚未松動的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發展鄉鎮企業，“亦工亦農”不失為—種可行的選擇。但它畢竟是迫不得已而實行的一種權宜之計，從長遠來看，這種模式和城鄉社會結構轉型總趨勢是相背離的，日益增多的農村剩余人員對我國農業的長期發展構成嚴重的障礙，因此，必須將他們徹底轉移出去。不經歷這個徹底了斷過程，我國的城鄉社會結構轉型就不可能實現。
要徹底了斷已被鄉鎮企業錄用并已確定或愿意在小城鎮居住的原農村人口與農村的聯系，實現其向小城鎮的完全轉移，就必須對原先實行的土地保障方式做出相應的調整，根據城鎮的風險結構，將這部分人納入比較規范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中。只有對已實際進入小城鎮就業與居住的原農業從業人員實行比較規范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才有可能使他們在小城鎮作長久打算，而不至于選擇“亦工亦農”方式或年輕時進入小城鎮務工、經商，年老了再回家鄉依托土地養老。
(二)建立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規范化改革
現代意義的比較規范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以社會保險制度為核心與重點的。我國建國以來一直未對農民實行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險制度，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呈現明顯的二元化特征。要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以規范化改革，其前提是減少農業從業人口，提高農民經濟收入，國家財政通過適當方式實現工業積累向農村與農民的轉移。建立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創造上述前提。首先，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及與之相伴的對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相應改革，有助于減少農業從業人口，實現農業經營的規模化與現代化。農業生產效益愈來愈高，相應地，農村集體積累亦將愈來愈多，農民收入將不斷提高，從而有利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在根本上消除城鄉社會保障待遇的差異，進而實現社會保障體系的城鄉統—或一體化。其次，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有助于鄉鎮企業建立比較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促進鄉鎮企業與城市國有企業展開平等競爭，從而導致農村工業化向更高水平推進。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與工業積累的增加，可以拿出更多的積累反哺農業，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
(三)建立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是保證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及其他改革順利進行的需要
建立相對獨立的面向鄉鎮企業(小城鎮)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體系對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等各項改革的必要性在于，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有助于農業剩余勞動力選擇把小城鎮作為其安身立命的依托，而不至于繼續盲目地向大中城市流動。在城市國有企業對勞動者所背負的包袱依然相當沉重，社會保障體系及其他各方面改革步履維艱的情況下，大中城市所能接納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是相當有限的。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必將使鄉鎮企業與小城鎮在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過程中發揮更加有效的作用，從而減輕大中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的改革所可能受到的沖擊。
二、建立相對獨立的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涉及的具體問題
(一)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其成因
改革以來，鄉鎮企業發展迅猛，從業人員已超過1億人。但除其中極少數規模較大、效益較好、發展時間較長的鄉辦或鎮辦企業對職工提供社會保障外，絕大多數鄉鎮企業未為職工提供制度化的社會保障。根據有的學者近年對江蘇、浙江、江西和湖北四省四個鄉(鎮)進行的有關鄉鎮企業社會保障現狀的調查，發現普遍存在著覆蓋面窄、受益水平低、不規范與區別對待等方面的問題。鄉鎮企業最為發達的江蘇省無錫市實行統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后，到1997年參保人數仍只占應保人數的23％，當然，這里包含非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扣除這一因素，鄉鎮企業參保比例應當稍高些。就受益水平而言，向職工提供社會保障待遇的企業無一例達到保障職工在生命波折期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如有的企業支付給老職工的退休金僅約合在職職工月均工資的10％左右。鄉鎮企業社會保障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有濃厚的臨時應付色彩，領導意愿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沒有規范化與制度化操作，不僅不同企業之間差異極大，即使在同一企業內部亦表現出明顯的差別。此外，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對非本地職工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他們基本被排斥在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待遇之外。
鄉鎮企業社會保障之所以存在以上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雇主一方看，他們一般無國家財政投資，靠自身積累創業，維持低生產成本對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有利。如果他們也像城市國有企業那樣對職工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則鄉鎮企業非但難以發展，連生存亦成問題。況且即使鄉鎮企業效益提高了，如果沒有外在強大的壓力，企業主一般亦難主動地為職工提供社會保障待遇，這樣做顯然有利于增加企業主的利潤。這在個體企業和私營企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2000年國家農業部鄉鎮企業局和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農村社會保險司對浙江、湖北兩省鄉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情況的調查表明：這兩個省鄉鎮企業中個體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從業人員分別占到61.4％和55.5％。在職工養老保險問題上，多數個體、私營、股份制企業把股東利益放在首位，為了多賺利潤，降低人工成本，都不愿為職工繳納保險費。原來屬于集體企業的退休養老制度在企業改制后亦難再堅持，企業經營者以各種理由少繳或不繳保險費。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一般年輕力壯，離開土地來到鄉鎮企業，主要的動機是賺錢，而對老年及疾病的憂患意識不很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按市場經濟要求與社會保障的國際慣例，讓從業者個人從不高的工資收入中每月抽出一定比例參與有關保障項目，顯然他們是不會情愿的。此外，鄉鎮企業社會保障亦缺乏可行的、透明度大的執行與監督機構，基金運作風險較大，使企業以及職工個人對此都缺乏足夠的信心。
(二)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涉及的幾個具體問題
應當指出，盡管導致上述各種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至目前尚無根據鄉鎮企業特點的、促使鄉鎮企業雇主及其從業者參與社會保障體系的強制性規范，是其基本原因。20世紀90年代初起在農村推行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不適用于鄉鎮企業，亦不具強制性色彩。而實施與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障制度相同的法規，現階段尚不具備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頒布并實施相應的鄉鎮企業(小城鎮)利：會保障法規或條例是應當優先加以考慮的。建立相對獨立運行的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涉及的問題很多，在有關法規中都應做出明確規定，以便于實際工作的開展。
1.有關法規的頒布
按照正常的立法程序，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樣，應由國家立法機構頒行。但在我國，直至目前，一般由中央政府即國務院頒布有關法規、條例并實際推行。在這種情況下，沿用這一傳統做法，由國務院頒行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實施的基本方案或辦法是比較可行的。有了這樣的基本方案或辦法，實施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便有了基本的、權威性的依據。有關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的實施方案應帶有強制性(當然其前提是符合實際)。不這樣，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就難以逐步建立起來。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在企業經營者及從業職工方面都有阻力，克服這種阻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增強有關制度的強制性色彩。但這種“強制性”又和目前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所實行的“強制性”有所不同，因為鄉鎮企業(小城鎮)的情況與城市不同。對建制鎮與縣城鎮等范圍內的從業人員，這種強制性應是明確的；而對鄉鎮辦、村鎮辦企業從業人員，就應具有較大程度的靈活性。在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后一類企業生存與發展局面比較復雜，效益好的，可以繼續得以發展壯大，差的則會不斷走向破產。這些情況應加以考慮。因此，可以對此類企業保留一定的自由度。但如果這類企業或人員后來向縣城鎮或建制鎮集中，則應強制性地加入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
2.項目設計與資金來源
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應當包括現代社會保障的一些基本項目，以社會保險為核心。當然，在其起步階段，不可能設計得非常全面，以后可以逐步完善，但一些基本的項目是必不可少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及最低生活保障等。至于其資金來源，就養老、醫療、失業等項目而言，應當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體現國家、企業(雇主)及勞動者三方的責任。當然，根據鄉鎮企業(小城鎮)發展的實際情況，采取怎樣的方式將國家、企業(雇主)及個人的責任結合起來，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像城市國有企業那樣，直至今天，仍由企業對職工：的社會保障承擔主要責任的做法，在鄉鎮企業肯定行不通。因為鄉鎮企業出現的時間不長，經濟基礎薄弱，要企業拿出更多的錢來上繳社會保障機構是不現實的。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鄉鎮企業上繳社保機構的資金比例，都應保持在一個比較合理的較低的范圍內，以鄉鎮企業能夠承受為限，以利于企業的發展。國家對鄉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障事業的支持，將通過讓利途徑來進行，對企業利潤中上繳社會保障金部分，實行稅前列支，對社會保障基金運營收益及受保人社會保障收入不征稅，等等。
既然來自國家與企業(雇主)的支持力度不可能像國有企業職工那么大，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個人繳費顯然就比較重要了。目前在農村推行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對個人繳費實行絕對數額的辦法，并確定從2元到20元10個等級由受保人選擇，這對鄉鎮企業職工不可行，因為這個辦法沒有動態觀點和發展眼光，不能保證受保者老年的基本生活。而采取與工資額相聯的相對比例做法比較可行。醫療保險及失業保險都可采取這個辦法。采取這個辦法一般不會加重職工的負擔，原因在于，一方面，企業繳費及國家讓利盡管不多，但已承擔了一部分，這將按照有關具體法規、條例執行；另一方面，小城鎮生活、醫療等費用一般遠較大中城市為低，以此為基礎而設計出的個人繳費比例亦就不可能太高，個人一般應能承受。少數特殊情況，可采取具體針對措施。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個人繳費一般應全部歸入社會保障機構為個人建立的社會保障賬戶。企業繳費則作為統籌、調劑基金。
而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言，其資金來源由國家與當地財政部門等負責解決，加入鄉鎮企業(小城鎮)的原農業從業人員承包土地的轉讓金或轉讓后的土地收益的一部分，可由國家統一收取，再按實際需要，分配到地方作為最低生活保障基金的來源。
3.基金的給付
鄉鎮企業(小城鎮)從業人員在履行相應的個人繳費義務并達到規定的年限后，可以按規定按月領取養老保險金。其養老保險待遇一般由個人賬戶養老金與社會平均養老金兩部分合并而成，其中后者屬于由企業(雇主)交納的進入社會統籌部分，按當地上年平均工資的一定比例給付。由于企業(雇主)繳費比例較低，這部分退休金一般數額較小。職工醫療保險待遇的支付辦法可參照城市所實行的，日常醫療由個人賬戶支付；超額部分在規定的較低范圍內，由個人自理；達到年工資的一定比例，則由醫療社會保險統籌基金支付主要部分，個人自理小部分；數額越大，社會保險支付比例越高，個人自付比例越小。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失業待遇一般按從業時間長短而定。從業時間越長，享受失業保險待遇時間亦相應延長，但不能超過某一規定時間限度。超過這個時限，如仍未找到工作，則進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范圍之中。
除超過一定時限的失業人員將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生活來源外，參與養老、醫療保險但不夠享受有關待遇條件，或雖可享受有關待遇但達不到維持其最基本生活水平，或因各種原因未參加上述保險，但在小城鎮居住生活達到一定年限的人員，其在老年或其他生活波折期的生活來源，亦由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以解決。
4.統籌層次與管理
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基金在多大范圍內實行統籌，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目前城市社會保障基金的統籌進展最快的項目——老年社會保險，已經達到省(自治區、直轄市)層次，其他項目仍在縣(市)層次。城市尚且如此，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基金的統籌層次更不應進展過快。全國乃至各省的鄉鎮企業發展極不平衡，但在一縣(市)范圍內，這種不平衡則不明顯。將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基金的統籌層次目前放在縣(市)一級，是可以考慮的。統籌層次太低，則起不到資金調劑使用的作用。隨著各地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的進一步發展，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基金可以過渡到在更大范圍內實行統籌。
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事業的管理可由縣(市)級職工社會保障事業經辦機構，即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社會保險)及民政部門(最低生活保障)具體執行，籌措的基金可委托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代為運營。除按規定提取的管理服務費外，社會保障基金必須專款專用。縣(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應設立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基金監督委員會，吸收政府相關各部門人員及專家學者、民間人士、受保人等，實施對社會保障基金運作的指導與監督。
5.覆蓋面
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社會保險部分，包括養老、醫療、失業等，應覆蓋鄉鎮企業(小城鎮)所有從業者。至于最低生活保障項目，則應覆蓋鄉鎮企業職工、家屬及小城鎮全體居民。關于鄉鎮企業(小城鎮)城鎮戶口職工與原農業戶口職工在社會保險上是否實行統一制度，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不少研究者建議，對這兩類職工應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他們認為，將鄉鎮企業城鎮戶口職工納入城市職工社會保險體系是可行的，但把大批新增原農業戶口職工納入這一體系則行不通。原因在于，就后一部分鄉鎮企業職工而言，他們都有一塊維持其基本生活的承包地，土地是農民的最后保障。上述意見值得商榷。在筆者看來，鄉鎮企業，特別是依托小城鎮的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承包地的轉讓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繼續維持現狀不符合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趨勢。那么，上述對鄉鎮企業兩類職工采取區別對待的社會保險政策便失去了充足的理由。但如將鄉鎮企業職工全部納入城市社會保險體系，企業將要負擔大筆的統籌費用，肯定不會情愿，客觀上也難以做到。這便是筆者提出建立相對獨立的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中，企業繳費比例應降下來，達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比例，使其能夠承受擴大覆蓋范圍的壓力。個人繳費的比例，兩類職工也應統一標準。這樣，在保險待遇給付上兩類職工就不存在差異。城鎮戶口職工原已加入城市社會保險體系的，可繼續實行老辦法；未加入的或新增職工，兩類戶口人員應實行同一制度。當然，原鄉村戶口職工實行和原城鎮戶口職工同一的社會保險辦法，其前提是將家鄉的承包地按規定轉讓。
三、實現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與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統一的必然性與途徑
(一)必然性
鄉鎮企業(小城鎮)從業人員和城市企業從業者一樣，都屬于第二、第三產業，其所遭遇的風險結構和農民已顯著不同，它是一種和市場經濟、工業化相適應的現代風險結構：他們不再經營土地，年老或生病后面臨喪失生活來源的風險；和市場經濟相適應，從業者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下，時刻面臨失業的風險；工業、建筑業等行業危險性大，從業者面臨著工傷和患職業病的風險，等等。因此，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形式就難以再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護了，而必須將其納入和城市企業勞動者相同的社會保護體系，即社會保險體系中。在實施的基本原則、經費來源(各方比例)、保險金給付(具體標準)、保險金的管理與運營、基本項目設置等方面，都應實行相同的制度。
各國特別是工業化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經驗表明，它們一般對企業從業者實行統一的社會保險制度，并推進“國民皆保險”，只是在工業化起步與加速發展時期對企業從業者與個體從業者(如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民)的處理有所不同。這主要是由于這些國家的工業化與社會轉型是一個自然的、整體的推進過程，與我國的情況不同。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與城鄉分割的影響，中國的工業化出現了以城市為依托的工業化與以鄉鎮為依托的工業化的二元格局。正是鑒于二者之間目前還存在較大差別的現實，筆者提出建立相對獨立的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構想。但這種二元化格局畢竟只是階段性的，從長遠看，面向鄉鎮企業(小城鎮)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體系必將與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障體系實現統一。
(二)途徑
至于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與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統一的途徑，筆者在此尚難提出具體的方案，只是提出一個基本的思路，以供參考。
在探討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與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統一的途徑之前，統一的參照系究竟是什么，這是應當加以明晰的。這種統一，無疑是前者與后者逐步實現統一。過去的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障體系弊病太多，不足以作為參照。即便是在目前，該體系尚在改革過程之中，遠未到位。就社會保險而言，其標準是保障被保險者在生命波折期的基本生活(高于最低生活標準而又與在職人員較高的生活水準不同)，這是國際慣例。過去的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險制度便是按此標準設計的，目前及未來這一點都應是不變的；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目前尚達不到此標準，應當逐步達到。問題的關鍵在于，個人、企業與國家對職工的社會保險義務應如何做出合理的、符合國際慣例的劃分。過去的城市企業職工社會保險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個人不承擔任何義務，與社會福利沒有差別。目前經過改革，情況才有所改變。鄉鎮企業(小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在這方面應當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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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提高統籌層次，增強互濟功能，推進農村大病醫療保險，降低農民因大病致貧風險。現在農民最怕的就是大病，大病對農民的醫療壓力最大。《2008年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住院病人平均醫療費用為4，973.8元，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4，140.4元。大病的風險最大，據專家研究，農民醫療費用如到個人年收入的70％，就可能因病致貧。推進大病統籌體現了農村合作醫療的互助共濟特性，增強了農村居民應對巨大疾病風險的能力，有效化解因病致貧風險。推進大病統籌，提高保障水平，大病的省級統籌最關鍵。提高統籌層次，可以分散風險、增強互濟功能，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加大基金調劑，減少區域差異，促進社會公平；可以減少管理環節，降低管理風險。在推行省級統籌的過程中，要注意調動市縣的積極性，建立有效的責任分擔機制。
五要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對不同的農民工群體區別對待，讓完全市民化了的農民工進入城鎮居民社保體系，率先實現農民工社保的城鄉一體化。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長期被排斥在城市經濟的體制之外，城市“取而不予”，企業“用而不養”。為此，我們需要高度重視與這一群體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當前農民工群體內部已經發生了分化，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保制度，必須堅持分類指導。第一，對完全市民化或城市歸屬意愿強烈或有正規和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可直接納入城市社保體系。比如那些已經成為城鎮私營業主的農民工，他們早已熟悉城市生活，融入城鎮已經相當容易，市民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問題，成本較小；新生代農民工淡化了對鄉土的認同，并嘗試去認同城市社會，并且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歷，也不再適應農村生活，具有十分強烈的城市歸屬感。第二，對回流性強的農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在以較低標準和流動賬戶來實現回鄉后的保險轉換。例如，對老一代農民工，其進城務工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且他們的觀念仍然是典型的傳統農民思維方式：鄉土觀念十分濃厚，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因而回流性很強。第三，對一般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可設計“便攜式”個人賬戶，降低參保門檻，建立社會統籌部分隨個人賬戶轉移的制度，提高參保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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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人口與勞動力基礎發生了快速變革，傳統的農村社會形態逐步瓦解，農村社會加快轉型，表現為：傳統小農社會生活發生重大變化；農村居民老齡化群體比重迅速增加，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在城市及城市周圍，非正規居住的農村流動人口大量積聚。這就導致了農村家庭、集體和個人儲蓄、養老功能的減弱，家庭養老面臨挑戰，集體養老保障功能弱化，儲蓄養老保障功能不足。為此，加快建立農村社會化養老體系則成為解決農村居民養老問題的根本出路。
選題的科研現狀及前沿水平
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是采取個人、單位和國家等多方出資籌集養老基金并為老年人提供經濟幫助和服務，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項制度，它是農村養老模式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未來社會化養老保障的核心和基礎。由于經濟發展條件的限制和其它多方面的原因，至今處于早期試點的發展體制階段，沒有取得重大突破，尚未建立適應城鄉統籌發展的農村社會保險制度。本文借鑒江蘇蘇州市吳中區解決農村居民養老的一些做法，力圖在我國農村解決農村居民養老方面做點探索。
參
閱
文
獻
【1】唐鈞《問題與障礙：中國走向全面小康的社會政策思考》寧波出版社 2003年
【2】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小編著《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一次性抽樣調查數據分析》中國標準出版社2003年
【3】黃黎若蓮《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與老年服務需求》《學習與實踐》（武漢）2006.12
【4】劉子蘭 《養老金計劃擠出效應研究評述》《經濟學動態》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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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斌文張琳《東部發達地區農村養老保障的實踐與探索》《農業經濟問題》2006.11
【7】盧海元《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條件分析》《經濟學家》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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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姜木枝、張朝蓉《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村計生純女戶家庭養老保障問題》《社會保障制度》2008.4
【12】鄭偉《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困境反思》《保險研究》2007.11
總
體
構
想
和
寫
作
提
綱
我國改革開放已三十年了，城鄉經濟得到了巨大發展，但城鄉差距卻沒有隨經濟的發展而縮小，特別是城市與農村在養老問題上，城市里職工退休后有國家和企業發放的退休金和社保基金及低保金，老人可以免除生活無保障的在家里自己與兒女或到養老院安度晚年，可以說養老問題已基本解決。而農村的老人，由于多種原因這一問題已十分棘手的擺在了各級政府面前，應該下大力氣給予重視和解決。基于此，進行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研究。
一、建立新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農村社會形態處于快速轉型期
農村家庭、集體和個人儲蓄養老功能減弱
加快建立農村社會化養老體系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向
二、當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現狀與問題
（二）影響因素
三、構建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思路與對策
（一）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思路
1、在制度設計上實現了重大創新
2、領導重視，組織有力
3、區鎮聯動，有序推進
4、宣傳有力，補貼到位
（二）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
1、加快建立社會統籌的基本保障制度框架
2、推進保障形式和補償保障模式的創新，將農村養老保險與其他社會保障相結合，提高保障能力和效果
3、加快解決重點人群的養老保障問題，著力提高保障水平
4、推進農村新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
5、加強組織領導，完善扶持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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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完善的模型
若金融監管部門未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該金融監管機構單單付出監管成本C，不同金融機構各自的收益表示為：PXπX-LX（1-PX）。若金融監管機構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必須負擔一定的存款保險基金D，這時候若金融機構加入存款保險，其收益表示為PXπX-tV，（X=H，L）.
（三）深入分析并求解模型
如果D<C，表示監管機構的監管成本比起付出的存款保險基金大時，監管機構執行的決策是要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從監管機構的監督來說，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能有效維護儲蓄者存款的安全性，促使金融市場及社會實現經濟發展要求。以博弈的視角對金融機構的情況進行分析，如果PXπX-tV>PXπX-LX（1-PH），表明金融機構1引入存款保險制度更占優勢。如果PLπL-tV>PLπL-LL（1-PL），表明金融機構2引入存款保險制度更占競爭優勢。所以，若t=LX（1-PX）V時，表示風險X的金融機構是否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并沒有太大的差異。如果t<LX（1-PX）V的時候，兩機構加入存款保險制度占優處于均衡狀態。基于這種情況下，所有金融機構都引入存款保險制度，但實際應用中會出現逆向選擇的問題，經營不來的銀行更加需要存款保險體系的輔助，經營優良的銀行則會退出存款保險體系。因該體制會把經營良好的資產流入經營不良的銀行，簡言之就是采用穩健的銀行補貼經營不善的銀行，促使經營狀況不良的銀行由存款保險中獲得更多收益，但存款保險制度對經營不加的銀行救助也會出現示范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銀行之間的惡性競爭。若t>LH（1-PH）V，這種情況在實際世界中并不存在，如果金融監管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公司，其不設立過高的保費費率導致沒有一個金融機構愿意加入它。有上述博弈分析可知，現實社會中推行單一的保險費率實行不起來，必須根據不同金融機構存在的風險收取相應的保險費率，如此才能有效解決存款保險制度有可能存在的逆向選擇問題。國家在推行存款保險制度的時候，若讓銀行自動加入存款保險體系內，就會發生逆向選擇的問題，這會促使風險高的金融機構更加積極的參與保險，此時強制所有的銀行參加保險體系尤為重要。雖然博弈模型忽視很多影響因素，但也從理論上證明我國農村信用社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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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歷程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例如政府參與農民醫療保險的組織、經營，對農村醫療保險給予財政補貼，實施強制性保險。對于互助保險組合，盡管其為農民的自發組織，但是完全按照國家的相關法律和內部規章進行運作，并且接受政府的監管。此外，針對人口老齡化的特點，日本政府以立法形式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目的是積累養老保險基金，以適應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需要。社會保障是政府實現社會再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在中國，要建設法制型和服務型政府，首先要依法行政，而政府在為各個社會群體提供服務時，必須找準服務方向與邊界，不能顧此失彼，不能“越位”、“缺位”。在進行一次分配時，要充分體現效率;在二次分配時，則要更加注重公平。在構建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要依法保障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依法推進各項社會保障職能的實現，保證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要特別注重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強對各方面利益的調整和保護。要本著科學性、合理性、效率性的原則對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進行銜接與整合，保證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順利實施。
2．加大財政投入，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保障資金
日本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過程中十分重視對農民這一弱勢群體的保護，在財政撥款上給予農民更多的政策扶持。例如在國民健康保險中，政府承擔一半的保費;在基礎養老保險金中，政府負擔1/3的保費。在政府承擔一定比例的保費的基礎上，農民根據年齡和險種等不同負擔不同比例的保費。中國目前正處于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如何把廣大農民納入到正規的社會保障機制中來，使得社會保障走上城鄉待遇均等化和一體化的軌道，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保障資金的籌集。毋庸置疑，政府應該加大對社會保障基金的投入。同時，基于我國農民人口眾多的現實，可以考慮通過土地出讓金的重新分配來減輕國家和參保農民的壓力。即國家規定地方財政以其取得的土地出讓金為農戶優先撥付繳納社保基金。這需要國家相關法律予以強制推行。至于社會保障基金的繳納方式，各地方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采用一次性繳納或者分期繳納的方式。這有利于逐步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促進我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的均等化，減輕國家和農民繳納社保資金的壓力。
3．建立混合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協調發展
日本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在社會保障待遇上也存在城鄉不公平的問題。例如農民的基礎養老金保險，投保40年并且到65歲才可以領取養老金，領取金額每月最多為6．7萬日元，較城鎮居民每月18．6萬日元的養老金低很多。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大批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村留守老人規模十分龐大。針對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本政府將農民強制納入養老保險體系中，并出臺了《農業勞動者年金基金法》。農民因為老齡化轉讓土地經營權后，補充繳納年金，政府則按比例和參保者年齡進行補貼。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業轉移人口日益增多，農村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我國可以借鑒日本的農村養老保險模式:一是構建強制性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農民、農民工的養老保險統籌賬戶;二是根據農民實際收入及土地經營情況，鼓勵其加入附加養老金保險;三是推行全民商業保險，作為前兩種保險模式的補充。此外，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推行農民土地養老、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等多重養老模式。
4．完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
日本完備的法律體系是社會保障制度順利實施并逐步完善的重要原因。法律有效地保證了社保制度的穩定性和權威性。1938年，日本就頒布了《國民健康保險法》，主要對象是農民和個體經營者。隨著二戰后日本經濟的衰退，國民健康險一度面臨困境。1948年，日本開始再次修改《國民健康保險法》。1950年，日本政府成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審議會，在農村全面普及國民健康保險。為了完善全民醫保，日本政府于1957年修訂了《健康保險法》，更好地協調和補充了國民健康保險。此外，日本先后頒布了《生活保護法》、《兒童福利法》、《殘疾人福利法》等法令。為了解決社會養老問題，1959年，政府頒布了《國民養老金法》，其主要對象是農民和個體經營者。隨著日本社會老齡化的到來，1982年，日本政府出臺了《老人保健法》，以立法的形式規劃老年人的保健問題。1985年，日本修改了《國民年金法》，擴大了國民年金的覆蓋面，創立了以國民年金為基礎的養老金制度。通過一系列法律的制定，日本的社會保障得以順利發展。法律的規范和制約保證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貧困線以下人口仍占有較高的比例。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經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如城市完善。2010年，我國頒布了《社會保險法》，于2011年開始實施，但是涉及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和規定尚不完善，與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廣大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需求之間還不完全適應。因此，需要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相關立法，使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步入法制化軌道。加快社會保障立法，盡快制定社會救助法、養老保險法、醫療保險法，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5．實施與城鄉一體化同步的社會保障制度
日本政府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將社會保障從城市向農村、山區、海島等偏遠地區擴展，突破了城鄉二元體制的局限，逐步縮小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據統計，日本的城市化率已達66%，城鄉人口差距及人均收入差距逐步縮小。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增強了城市化與農民社會保障之間的內在聯系，城市化將傳統的土地保障制度轉化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將失去土地進入城市產業的農民、兼業農民、純農民納入到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中，實現了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一體化;反過來，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又進一步推動了城市化發展。日本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即是包括農民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迅速完善的時期。究其原因，一方面，這一時期城鄉矛盾等社會問題最為顯著，所以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最為強烈;另一方面，該階段也是國家經濟實力增長最快的時期，社會保障供給能力較為富足。我國當前正處于城鄉矛盾最為尖銳的時期，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必須通過各項制度的整合實現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一體化。首先，在包括低保制度等社會救助制度方面，需要制定《社會救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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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村能源環境保護與農村能源建設
農村環境問題,是當今農村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環境質量的惡化,對農業生物、農業生產和農村居民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環境問題可分為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兩大類,農村地區能源的開發利用與這兩類環境問題都有密切的關系。能源不但給農村提供了動力,而且帶來了生活的文明和社會的進步,但也影響了農村的環境。如新柴的消耗量方面,19世紀以前,由于需求量不大,砍伐情況并不嚴重,保持了生態的平衡,沒有產生污染現象。而在最近的百多年來,由于人口的急劇增加,使得生物質能源供不應求,使生態和污染方面都出現了問題。由于礦物能源的大量開發和使用,也為農村帶來了嚴重的能源環境問題。由于能源廢棄物的大量排放,對農村和能源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的健康等都造成嚴重的危害和重大的損失。
2 礦物能源的開發利用對農村環境的重要影響
礦物能源的開發,包含了開采、貯運、加工、轉換到消費。在這全過程中,都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和危害。如煤在開采過程中,首先是開采占地,它破壞了地表的生態系統,影響了農業生產。另外井工開采易造成地表的沉降或裂縫并改變水體形態及滲漏而影響農田灌溉,同時也破壞了地下水資源。另一方面開采時的排污以液體、氣體、固體同時存在,如酸性礦井水、泥漿、瓦斯、煤矸石等。在運輸和貯存過程中,特別經數次堆放,會造成自燃、流失等大氣污染,在煤炭的燃燒利用過程中,又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塵和灰渣,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等。又如水陸石油的開發會造成海水域的嚴重污染,影響水產業的發展和造成農田的污染。石油在燃燒時也會排放大量的有害氣體,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
3 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1)生物質能源開發利用對環境的影響是:采伐對環境的影響,如導致資源的枯竭,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和破壞生態平衡;秸桿等大量燃燒,導致土壤肥力減退、農業減產等。如木柴在燃燒時會排出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不充分時會排放大量塵煙和顆粒造成嚴重的大氣污染。
(2)自然能源開發利用對環境的影響是:自然能源如水能、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潮汐能、海洋能等。由于不同的能源各自的物理化學性質開發利用的方式不同,也會造成不同程度的環境影響,如水能在開發利用發電時造成的河川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變化的影響。庫區大面積淹沒及周圍生態、自然環境、地表、土質、農業生物等影響。地熱能的開發利用,在用地熱發電時,由于開發利用過程中廢熱污染和排放的硫化氫、二氧化碳、甲烷、汞等。特別是其中的硫化氫在高濃度時會致人死亡。利用潮汐能發電時會造成海域的污染等。在太陽能大規模集中開發利用的地區,可能會造成太陽能的回流,影響局部環境的變化,如氣候變化和生態失衡。太陽能電池在生產過程中,需要采用大量的有毒和可燃性氣體,如三氫四磷、四硫化硅等。會對居民帶來危害。開發利用風能發電時,會造成噪聲的危害等。
因此,在開發利用自然能源時,必須充分考慮對局部環境的危害,并制訂出預防措施。
4 幾個重要的能源環境問題
(1)氣候變化。近百年來,地球氣候已發生明顯變化,主要是全球變暖,其原因就是溫室效應。而二氧化碳是引起溫室效應的主要氣體。溫室效應帶來的對環境的影響主要是極地冰雪的部分融化、海水變暖和膨脹,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居民的安全受到危協。另外帶來的是干旱和沙漠化的擴大、旱澇頻率上升和蟲害增加等。
(2)酸雨的出現。
(3)主要是大氣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造成的。酸雨的出現,造成土壤酸化,肥力減退,農作物減產,森林衰亡,植被枯死,水體酸化和水產的影響等。
(4)臭氧層破壞。主要原因是氟里昂的大量使用,礦物能源的消費和生產化肥產生的氧化氮造成的可導致過量輻射的影響。
(5)煙霧。煙霧是燃燒含碳量高的燃料造成的煙霧污染,主要是煤的礦物能源消費排放的影響污染物占百分之八十,煙霧能反射和吸收太陽輻射,嚴重時會影響農作物的生長造成減產,也直接危害人的身體健康。
篇7
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研究述評
國外對農業保險從農業經濟方面的理論研究自上世紀30代就已經開始。Wright和Hewitt(1994)發現，歷史上嘗試使用私人來承擔農業保險多重險的嘗試無一幸存。對于農業一切險和多重險的保險，基本上都由政府來直接或間接經營。1970年以后，運用經濟理論在解釋為什么會出現私人多重險和一切險保險市場的失靈問題時，理論界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討論，首先，由于農業風險具有系統性風險的性質，其覆蓋面和災害深度較為嚴重，因此，保險很難克服這方面的困難。其次是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而討論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險人和被保險人之間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表現在農業保險的參與率問題上，國外有很多的實證和計量經濟學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爭論。Calvin與Quiggin(1999)發現，農民參與聯邦農業保險項目的原因中，風險規避僅僅是一個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為了得到政府的補貼。一些模擬研究結果顯示MPCI收益會隨著農場位置、作物和區域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對于所有沒有保險的農場或者對于那些風險厭惡的農場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較小而放棄農業保險。計量經濟學分析表明，那些對于保險能夠帶來的期望收益比較高的農戶傾向于購買保險，說明MPCI存在著逆向選擇。其他在計量經濟學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隨著農場規模的增大，農業保險的參與率增加、農場在各種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風險的能力越強，其從MPCI中得到的益處越少，而越傾向于不購買MPCI。隨著保險費率的增高，那些農場自然風險或者收入風險變化顯著的單位傾向于購買農業保險。1989年美國農業部作了一項全國調查，對沒有參加聯邦農作物保險的農民，分析了他們之所以不參加保險的原因，并進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調查發現，前五位原因分別是保障太低、保費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擔風險、農場是分散化經營的、擁有其他農作物保險，前五位原因占到總量百分比的84.9%2017屆本科畢業論文開題報告2017屆本科畢業論文開題報告。可見，國外對于農業保險市場的需求問題主要是從逆向選擇這個角度進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對農業保險需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對于美國農民，隨著其初始財富到達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風險規避減弱，因而購買農業保險的動機降低。
由于美國等發達國家農民在生產規模和結構，以及財富存量等方面與中國有著非常大的差異，因此，對于美國農業保險需求問題的研究結果并不完全適合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在這個前提下，中國經濟學家在解釋農業保險市場失靈以及農業保險需求較低問題上也做了較為系統的理論研究。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述評
我國對農村保險的理論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農業保險理論研究，以王世穎(1935)、黃公安(1936)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學家對當時國外農業保險的運作制度進行了研究，并結合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對中國農業保險的實施意義及模式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開始了農業保險研究的先河。然而，農業保險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種原因而進展緩慢，直到1982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辦農業保險業務之后，以郭曉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國柱(2002等)、李軍(1996等)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學家又開始對農業保險進行系統的研究和分析。國內學者對農業保險的討論主要集中于農業風險以及理賠的復雜性(龍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農業發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險費率高昂與農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國柱1994、劉寬1999等)、庹國柱、王國軍(2002)從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數農業保險產品尤其是多風險或一切險，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陳潞(2004)從公共經濟學角度指出，農業保險是混合產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產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另外，李軍(1996)、陳潞(2004)在分析農業保險特殊屬性的基礎上，從供給和需求的正外部性兩方面闡述了農業保險市場失靈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給提出自己的看法；吳曉慧、張巍、劉虹(2006)從“三農”保險市場全局出發，分析了“三農”保險發展的現狀和危機，以及由此要導致的政策性保險(郭曉航1986、庹國柱和王國軍2002、皮立波、李軍2003、楊世法、王蔭祥、劉國禎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歸納起來，農業保險市場失靈以及農業保險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1)保險費率過高，農民難以承受；由于農業風險的復雜性以及高成災率，農業保險費率一般都比較高(比如山西、陜西)；(2)險種設置不能滿足農戶要求，高端保險產品供過于求，相當多投資型保險在農村保險市場上缺少購買力，而中、低端保險產品的供給又十分短缺(景緯，2006)；(3)認為農戶的僥幸心理嚴重，購買保險的意識不強；(4)農業保險消費過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對于社會最優化的需求不足；(5)在經濟發達地區，由于農民收入中源于種植業和養殖業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況下，由于這種補償收入的預期很小，農民沒有動力進行保險。這與國外的一些研究成果類似。同時，庹國柱(2002)和劉京生(2000)也分析了農民還可以通過其他傳統的風險分散途徑，例如，中國農民土地規模的分散化以及種植的多樣化等因素，客觀上產生了一種內在風險調節和分擔機制，同時，農民還可以采取多樣化種植及民間借貸等方式分散風險，從而他們對于農業保險的需求將會降低！。
然而對于中國農業保險福利增進問題和農業保險失靈現狀進行規范的實證分析的研究目前還較為少見，尤其是從農村保險產品的高、中、低端三個層次對農險的類型進行研究更為少見。本文將在對歷史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對農業保險市場失靈問題做系統的理論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國農險市場的“雙軌式”發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預期目標
前期主要搜集相關文獻資料，包括學術專著、學術論文以及有關機構的相關資料。利用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利用保險學、金融學、制度經濟學、法學、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經濟學方法論、計量經濟學、管理學等相關學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機結合起來，發揮自己的學科優勢，力爭做到多而全、專而廣。并結合我國農村保險機構的具體數據進行分析論證。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堅持理論指導實踐的整體方向，使理論最終服務于實踐。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角度，從制度、社會、公司、個人四大層面把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當地運用于研究之中。
預期可以得出，我國農村保險需求的癥結在于農村保險的需求不足、供給更不足，導致了最終的萎縮。從農村保險需求與供給規律找到我國發展農村保險的激勵方法與手段，為我國發展農村保險的決策提供理論支持。農村保險，尤其是現代意義上的農村保險制度則是管控農村風險的有力、也是最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國際通行的“綠箱”政策。構建現代農村保險制度必須基于政府、保險公司、農戶三方行為主體進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農村保險必須努力構建其激勵機制，保險公司、政府供給、農戶需求。與農險約束機制共同構成供需雙方共有的動力機制，切實為我國農村保險的發展和構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課題追求理論創新，體現研究成果的“實、深、新”三個特點。在農村保險研究領域構建一個新的平臺，并為農村保險的實際運行建策建言，尋求農村保險發展的“瓶頸”問題解決之道2017屆本科畢業論文開題報告論文。
二、選題背景和選題意義
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其中近九億在農村，只有讓農村保險發展起來，中國保險業才能真正做大做強。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大工業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發展農村保險，改善農村金融服務，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項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保險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保險業要主動承擔起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任，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保險業要為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民開展服務，為生產生活提供保險保障，同時也要不斷加強對保險理論研究的創新，更好地發揮農村保險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穩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三農”問題的復雜性，以及保險經營風險防范的特殊性，農村保險的發展面臨著眾多困難特別是農村保險的發展更是日趨低糜，使其成為保險業發展中的“釘子工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村面貌雖然有所變化，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災害的困擾，農民的利益得不到相應的保障；另外，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農村人口的養老、失業、教育等方面的經濟補償問題也突現出來，因此，發展農業保險特別是農村保險，建立起穩固的后備保障基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險扶持農村、安定農民和穩定農村的長效機制。
縱上綜述，國內外農村保險理論研究都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論分析，尚未有學者專門對農村保險的福利增進和供求主體進行系統研究，更談不上深入。而農村保險的發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設計異常欠缺，最終導致我國農村保險發展舉步維艱。我國農村保險制度的構建必須以此為基礎，對農村保險供求主體進行系統研究，總結農村保險供求規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約農村保險供給的因素分析，并對農村保險市場的治理模式進行系統分析。
三、初步擬定的論文提綱
農村保險與農村保險市場治理芻議
一、農村保險與農業保險
二、發展農業保險對農村生活福利化的影響
(一)農業保險優化和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推動農村產業化發展
(二)農業保險是促進農民增收，保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效措施
(三)農業保險有利于農村綜合支持保護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農業保險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三、我國農村保險市場失靈分析
(一)農村保險產品供需不平衡是導致農村保險市場失靈的直接原因
1.農村保險市場對中、低端保險產品的需求十分強烈
2.高端保險產品供過于求，中、低端保險產品的供給十分短缺
(二)農村保險“準公共產品”的性質與農村保險的市場失靈
(三)農村保險經營中的道德風險與逆選擇
四、我國農村保險市場治理模式選擇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農村保險市場上中、低端保險產品的有效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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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教師社會養老保險
（一）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險功能削弱
農村同樣是4-2-1的家庭結構，子女的負擔很重。贍養老人只有傳統道德這一個約束力，而這個約束力也在日益遞減。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深入，農村教師的養老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養兒防老的觀念則在逐漸減弱。
（二）土地生產資料的功能削弱
大部分農村教師家庭已經擺脫土地的束縛，參與到現實的社會保障中。近年來農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補償卻是極少的土地補償費。所以完全依靠土地來養老的選擇是不可行的。
二、農村教師醫療保險
從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財政不斷增加投入，加強以鄉鎮衛生院為重點的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和醫療救助體系。但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并沒有多大改善，主要原因表現在：
（一）經驗不足
由于這一制度的長期中止，現在重新實施，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教師群眾自己，都缺乏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經驗。
（二）資金籌集十分艱難
其中的問題是，中央財政的資金到位是沒有問題的，地方財政的資金能否到位或是到位后能否持久還是一個問號，同時個人繳納的分是以鄉鎮人均純收入為基數計算的，這里就存在一個報表數與實際數的差距，如果報表數水分少，與實際接近，人民群眾還能接受，否則將引起人民群眾的抵制和反對。
（三）觀念難轉變
對于大多數教師群眾來說，一年拿10元錢并不困難，但一旦你去向他收取這10元的合作醫療基金時，就變得十分困難。原因在于過去的農村合作醫療實行過程中有太多的反復，導致了許多教師對此持懷疑態度。
（四）合作醫療管理操作難
合作醫療額外（非必要）成本過高。享受合作醫療的都是定點限額報銷，村中心衛生室、鎮衛生院、縣醫院都規定有不同的報銷比例，年門診費、住院費也規定有不同的報銷額度，年累計報銷也有最高限額，不得突破。
三、關于國外教師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
（一）中、美、日三國教師社會保障的相關研究
1、英國。英國教師的社會保障體制表現出這樣一些特點：國家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為載體，在社會保障體制中扮演主體性的角色；教師作為國家公務雇員和其他社會公民一樣平等地納入全社會的保障體制；其特殊的制度設計在于，教師社會保障義務由國家、雇主和個人共同承擔，但教師承擔的義務比例相對較小；教師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下可以享受到充分全面的社會保障而無后顧之憂。
2、美國。美國教師的社會保障體制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全社會的保障體系完整，內容廣泛；大部分州也是將教師作為國家公務雇員納入現代社會保障體制；其制度設計特殊性表現為，國家、地方和教師三方承擔強制性社會保障義務，教師在其中的責任和壓力較小；盡管其保障程度不高、標準不一，但美國教師在工作生活中獲得相對完整的社會保障。
3、日本。日本教師的社會保障體制表現出這樣的特點：社會保障體系已形成良性循環的運行機制，社會保障機構統一、保障業務按險種采取不同層次的舉辦形式；教師身為國家（地方）公務員，享受國家公務員的社會保障待遇；其制度設計特殊性也表現為國家、地方政府和個人共同承擔。
（二）英、美、日三國教師社會保障體制的借鑒意義
1、堅持“準公務員”取向。人民教師嚴格按照國家教育計劃和培養目標開展教育教學工作，擔負著為國家培養下一代的職責。教師的資格認定、聘用與管理的主體都是政府，因此，教師不可避免地帶有“準公務員”或“公務雇員”的色彩。
2、堅持“基本保障”取向。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社會保障水平，這是前提。因此，我國教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應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出發，從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開始，循序漸進。
3、堅持“全面全體”取向。這是社會保障必須遵循的普遍性原則。在我國，教師社會保障的“廣覆蓋”原則由三個因素決定：社會保障的基本原理要求；社會的公平性要求；構筑統一的教師人才市場的客觀要求。
4、堅持“多種層次”取向。在開展社會保險即基本保險的同時，還要舉辦好教師補充保險、商業保險、個人儲蓄性保險以及社會救助等保障項目。
5、堅持“公效結合”取向。公平與效率既互相制約又互相促進。教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也應體現出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教師社會保險的主要項目，則應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責任由政府、學校和教師共同負擔。既保障教師的基本生活與醫療需求以體現社會公平，業務交叉與個人繳費和貢獻多少掛鉤以提高效率。
6、堅持“政事分開”取向。將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行政管理和保險事務經辦分開，執行單位和監督機構分設，即“政事分開”。社會保險管理機構主要是行使行政管理職能，管規劃、管政策、管制度、管標準，不直接管理基金的收繳和營運：社會保障基金的營運由社會保險基金管理機構依法經辦，受政府和社會監督，從而有效解決機構重疊、政出多門、業務交叉、資金分散、成本上升、管理不善等問題。
四、關于我國農村中小學教師社會保障的現狀綜合分析
下面通過對農村教師基本待遇、農村教育基本經費等方面的分析來揭示農村教師社會保障基本缺失的現實。
（一）農村教師基本待遇低，社會保障資金缺位
1998～2002年間農村教師收入有了明顯改善，絕對數增長了6039.04元，但增長速度明顯慢于城市教師收入的增長。到2002年，農村教師和城市教師收入的差距甚至拉大了，前者僅相當于后者收入水平的35.26%，農村教師的收入也低于全國收入平均水平。社會保障費是基本待遇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待遇低意味著社會保障費很低或者沒有。
（二）農村教師社會保障形式和籌資渠道單一，社會化程度低
長期以來，我國教師社會保障主要采取政府或學校統包形式，尤其是在農村，教師管理體制基本上是封閉式的，農村教師的社會保障95%依賴于所在學校和地方政府。一些地區的農村教師即使享受了基本的養老保險，但卻享受不到課時津貼、公費醫療和住房補貼，甚至政策性調資也不到位或者沒有。這種由學校統包的、社會化程度低的保障形式一方面加重了學校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嚴重阻礙了教師隊伍的流動和優化。
（三）農村學生生源萎縮，農村教師面臨失業壓力
當前農村中、學生生源急劇萎縮，使越來越多的農村教師面臨失業的壓力。一旦農村教師失去教師崗位，現有的教師社會保障制度根本起不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同時，這也給尚未完善的農村教師社會保障制度施加了更多的壓力。農村教師面臨更多的失業不確定性，心理壓力很大，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四）農村教育基本經費得不到保障，危及教師社會保障的基礎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教育經費因各種原因得不到保障，加之農村中、學生生源的急劇萎縮，對完善農村教師社會保障體系極為不利。高等教育資比例不降反升，而用于農村學校的教育經費所占比農村教育基本經費得不到保障，不利于我國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也不利于農村教師福利待遇的提高，使農村地區的學校和地方政府根本
無力關注農村教師的社會保障問題，完善農村教師社會保障體系所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
五、促進農村教師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對策
本文從促進農村教師社會保障體系正常運行的前提和物質基礎等方面提出完善農村教師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思路和相關對策。
（一）加快推進農村教師社會保障的社會化進程
所謂社會保障的社會化，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覆蓋全體社會成員；二是社會保障制度必須是法定的、完善的，管理機構必須是統一思想且具有權威的獨立機構。
（二）建立和完善農村教師工資保障機制
待遇低、工資拖欠不僅影響了農村教師的工作責任心和進取意識，而且使農村教師的社會保障資金嚴重缺位。因此，建立和完善農村教師工資保障機制是完善農村教師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前提。如果教師的工資無法得到保證，社會保障也就真正地形同虛設。
（三）完善基本養老保險與失業保險制度
當前，隨著教育體制的改革和聘用制的廣泛推行，教師職業不再是“鐵飯碗”，教師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時刻面臨失業的危險或工作單位的變動，教師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就顯得更為重要。對于農村教師而言，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促進農村教師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重要環節。
（四）明確各級政府在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中的責任
確保農村教育經費落實只有農村教育上了層次上了水平，農村教師的社會保障才有真正的保障。而農村教育的發展，需要政府財政的大力支持。
（五）規范管理方法和程序，理順管理體制
我國社會保障的管理體制混亂，已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障事業的順利發展。現在我國的社會保障系統劃分成幾塊，分屬許多部門實行封閉式的條條管理。由于教育事業的公益性和教師職業的特殊性，因此，可以考慮先建立一個協調機構，在此基礎上再建立統一的教師社會保障管理機構，將農村教師與城鎮教師的社會保障納入統一規劃。
六、國內對農村教師社會保障研究的評價
有關教師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與實踐基本上是以城鎮教師，尤其是大城市教師為主，學者們通常是在關注教育公平、縮小城鄉教育差距、教育財政支持等問題的基礎上來統籌考慮教師保障問題，但農村教師的社會保障問題往往被忽視了。有少數學者關注了農村教師權利保障和待遇問題，但他們更多地是從教育領域的公平與效率角度來研究，未上升到系統的社會保障制度層面。農村教師社會保障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村教師隊伍的穩定和農村教師素質的提高，關系到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和全社會的穩定，也是縮小城鄉貧富差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農村教師的社會保障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關注，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加廣泛與深入。
教師社會保障問題不僅是教育問題，而且也是社會問題。因此，這個問題不可能在教育自身的范圍內得到解決，新修訂的教育法應當規定中央政府在制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時，明確而具體地陳述義務教育投入及分擔比例等實質性問題，從而為解決教師工資問題提供法制層面上的根本保障，讓農村教師的生活擁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
篇9
經國務院批準，我國于2005年底開展了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工作。這次調查以全國為總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為總體，采取分層、多階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樣方法。所以本次調查的人口數量比較新的也是比較準確的數據。全國人口中（未包括港澳臺地區），0—14周歲的兒童人口為26478萬人，占總人口的20.27%，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周歲兒童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個百分點【3】。
（一）教育方面
我國近2.7億兒童中未入學率約1%，也即大約有270萬兒童失學，這其中大部分是農村兒童【4】。我國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由1990年的96.3%提高到2000年的99.1%；小學5年鞏固率由1990年的71.4%提高到2000年的94.5%；小學凈入學率中女生為92%，男生為90.2%；中學凈入學率中女生為48%，男生為52.2%【5】。由于發展不平衡，我國貧困地區仍有適齡兒童無法入學。
（二）健康衛生方面
我國有許多貧困兒童由于家庭經濟貧困而得不到良好的健康營養與衛生醫療保證。營養不良的兒童約占9%（占兒童總人數，1997—1999年數據），相對于年齡體重不足的兒童10%（占5歲以下兒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數據），相對于年齡身高不足的兒童17%（占5歲以下兒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數據）【6】。
兒童衛生保健方面投入不足，雖然在兒童計劃免疫項目增加了乙肝疫苗、水痘疫苗等的接種保證了兒童的健康成長【7】，但農村中的醫療水平有限、經費投入不足，使得農村兒童保健方面出現了嚴重障礙。中國兒童現在有7.6萬人感染艾滋病【8】，雖然相對于全國兒童總數比例不高，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三）兒童福利院服務方面
1995年全國共有兒童福利院73所，收養孤兒、棄嬰和殘疾兒童7000多名【9】。全國有托兒所、幼兒園共18萬家，在園兒童2711萬人，教職工共116萬人，其中教育者87萬人【10】。對流浪兒童的服務由過去通常是納入收容遣送范疇改為專項的兒童福利范疇，到1997年底，全國已投入資金8000萬元，建成72個這樣的場所，能為流浪兒童提供健康檢查、醫療、衣食住、非正式教育、心里咨詢和行為偏差矯治等多方面服務【11】。
（四）農村留守兒童現狀
農村兒童有23200萬人，農村留守兒童約有5800萬，農村平均每四個兒童就有一個是留守兒童，結構如下：
從這圖中可以得到農村留守兒童（0—14周歲）為4799.5萬人【12】。
2、我國兒童福利政策與分析
為了保證兒童健康成長，國家通過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享受撫養人的連帶社會保險等幾個渠道，推出一系列保障兒童健康、教育的措施【13】。
這些措施有成效也有不足，分析如下：
（一）兒童保健與兒童計劃免疫
兒童保健與兒童計劃免疫旨在保護兒童的身體健康和成長，從小就預防疾病做到了從源預防，成效非常大。
在計劃免疫項目有一些項目是免費接種的，但也有一些是收取費用的，雖然近幾年來擴大兒童計劃免疫項目，但新增的大多需要收費，本文認為收費不可取。職工子女的接種勞務費可由家屬醫療或子女籌醫療項下部分報銷【14】，而且職工族收入高又穩定，可以支付得起這項開支。可農村子女的這項計劃免疫費用是家庭生活開支，雖然金額不大，但也是不小數目，農村農民由于“近視”效應，認為花費金錢去做免疫不劃算，更有令人費解的是打三針預防就打一針或二針，原因是“打了這個沒用，沒有看到孩子異常，挺健康的，少打一陣可以省些錢買包奶粉”。
農村兒童保健近幾年來發展很快，鄉村醫生醫療水平和設備大大提高和改善，兒童的健康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由于農村經濟發展落后，國家對農村醫療衛生方面投入不足，醫生得不到良好的培訓和生活保障，醫療設備也相對落后，這一點城市兒童保健做得比較好。所以農村兒童保健事業不容樂觀，大多數醫生不具有本科學歷，許多醫生只是跟其他醫生做了一二年學徒，參加醫生培訓個把月就在當地開個診所，其中有不少是庸醫，值得政府和社會關注。農村中缺乏一支良好素質的技術醫療隊伍和良好醫療設備是制約農村兒童保健事業發展的直接因素。
（二）兒童撫育津貼和兒童福利設施
凡領取獨生子女證的職工獨生可以享受兒童撫育津貼，而且可以享受托兒補助費【15】，而農村兒童則不能享受撫育津貼。在英國，國家為家庭內第一個子女（未滿16歲，學生未滿19歲）每周發放10.4英鎊（約合15美元）的津貼，其余子女每人每周8.45英鎊。此外許多國家的政府還為嬰兒提供一定的食品和嬰兒用品或者提供相應的現金補助，這些津貼都是給本國國民所有的兒童【16】。這一點我們還做得不夠，有些觀點認為給所有兒童提供津貼有兩個障礙，國家經濟實力和家庭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國家經濟基礎條件方面本文想指出“少兒強則國家強”，我們國家若想更強大必須讓兒童“強大”，從本文第一欄中兒童健康、衛生現狀可以發現許多兒童有營養不良、體重不足、身高不足等欠缺，用一部分財政預算給兒童津貼上從國家長遠戰略考慮非常值得，關于如何保證津貼費用真正到兒童身上，下文再做論述。無論哪個產業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無貴賤，農民子女有權利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用家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來限制兒童平等享受兒童撫育津貼是錯誤的觀念，國家有責任保護每一個兒童的權利。
在兒童福利設施方面國家加大投入，目前已經建立起比較規模的托兒所、兒童福利院等，但是農村的兒童福利設施相對比較落后，從上文指出的農村留守約有5800萬可以看出農村兒童福利設施有待于進一步改善。
（三）兒童免費教育
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年滿六歲的兒童都要接受教育，從2007年開始，全國開始實行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學生只交書本費即可，從理論上保證了全國所有兒童都能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事實上，我國仍有許多兒童失學和輟學，如上文指出我國約有270萬兒童失學，大部分是農村兒童，中學凈入學率比小學經入學率低，兒童的教育不僅關系到兒童的一生也關系到祖國未來的興衰。保證所以兒童能夠真正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是我國政府的義務和責任，兒童失學有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經濟貧困所導致的。家庭經濟貧困使有些父母支付不起孩子的書本費及相關費用，同時有些兒童因為家庭經濟貧困引起了內心的自卑感不能與同學相處從而導致失學和輟學。
（四）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福利問題
農村留守兒童是指因父母雙方或一方流動到其他地區工作，留在農村所在地而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兒童，他們一般由祖父母、親戚、鄰居等照顧。
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基數十分大，平均每四個農村兒童就有一個是留守兒童。祖父母年齡大，知識水平低根本不能教育和監管孩子，他們只能督促不能教導，在親朋好友家的那些留守兒童，因為不是自己生的小孩，往往不會盡心教導。許多家長也知道這一點，可是他們最無奈的事“要想出去賺錢，孩子不放在祖父母、親朋好友家管放哪管”。可見農村的兒童設施水平比較低，政府對留守兒童問題不夠重視，留守兒童的受教育權、人身權、受監護權、發展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如何解決留守兒童的社會福利問題關系到千千萬萬兒童和農村的權益。
四、加強兒童社會保障的措施
國家對于保護兒童權利的許多措施取得很大的成效，兒童的整體平均素質和健康水平有很大提升，但由于政府把保護兒童利益放置于保護婦女權利一起，限制了兒童社會保障進一步發展。同時由于目前兒童社會保障覆蓋面比較窄，農村有許多兒童沒有得到相應的社會福利。特別是農村留守兒童及失依兒童的社會保障做得不夠到位，究其深層原因是家庭經濟困難導致許多兒童失依與留守農村。有些觀點認為兒童的生活水平不能與國家掛鉤，這是家庭家長原因怨不得人，國家沒有太大責任在保護兒童權益身上，不能破壞游戲競爭規則。本文認為這種觀點核心目的是倡導拉開距離，保證競爭的不對稱性。中國人有一種弊病觀念：自己富，則不希望別人富，喜歡別人都窮；自己窮，不希望別人變富，自己不能富則希望人人都窮，這里不做討論。認為國家沒有太大責任保護兒童權益的觀點不可取，完全忽視了國家、政府的社會責任。每一個兒童的事都不是小事，不能因為個例而忽視，國家有義務保護每一個兒童的權益不受侵犯和損失，保證農村兒童和城市兒童在同一起跑線上發展。同時社會和家庭也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兒童權益，本文從政府、社會、家庭三方面分析如何加強兒童社會保障。
（一）政府方面
1、兒童計劃免費免疫與加強兒童保健投入
擴大兒童計劃免疫項目，普及麻疹、風疹、腮腺炎聯合疫苗等的接種，對計劃免疫內的項目全部實行免費。由國家財政預算撥付，同時增加預付新疾病的財政預算，防止新增的疾病對兒童健康造成威脅，延長兒童免疫年齡，保證0—14周歲兒童均可獲得免費免疫，切實從源頭保證兒童健康成長。
增加對兒童保健投入，特別是加大對農村兒童保健投入。農村農民對衛生健康方面并不熟悉，從上文數據可以看出，農村由相當一部分兒童存在營養不良，體重不足，身高不足等健康問題，如何消除這些健康問題是政府的一大任務。加大投入，培養一支素質比較高的農村醫療隊、巡回各個鄉村，免費為農村兒童做健康咨詢，推廣營養配餐，保證兒童營養健康；培養農村當地醫生，提高農村醫生素質與技術水平，嚴厲打擊農村的庸醫與高收費情況；加大對農村醫療設施投入，更新醫療設備，特別加大對兒童常見病門診的投入，降低醫療費用；為邊遠山區貧困地區配備1名或若干名專業醫療師，維護當地兒童的健康權。
2、擴大兒童撫育津貼范圍和改善兒童福利設施
（1）擴大撫育津貼范圍，保證農村兒童也可以享受撫育津貼，給每一個0—14周歲兒童發放現金或購物券津貼，由于農村許多農民文化素質不高，可能會把兒童現金津貼轉化為生活所用。為了保證兒童津貼真正服務于兒童可以發少許現金津貼，更多的發放購物券：0—3周歲發放奶粉購物券，由家長持購物券到指定的若干奶粉超市購買奶粉，邊遠山區的由超市運載到村委會，然后家長持券購買，這樣可以減少家長變賣購物券；4—9周歲發放營養配餐購物券，由家長持購物券到指定地點購買；10—14周歲發放食品如魚、肉等購物券，由家長持購物券到指定的地點購買。
這里須指出一點比較好的奶粉和營養配餐一般都只是超市有，所以家長也比較愿意上超市為孩子購買。但農民沒有去超市購買肉、魚等食品習慣，一般都認為集市比較便宜又方面。可以在鄉鎮集市設立一換券站點，持券者持食物到站點，站點服務員見物換券給予現金補貼，站點服務員由當地銀行在每次市集時派出一名工作人員即可，這樣就可以避免家長因缺乏購物的選擇性而不去購物，也考慮到購物券不能在自由市場流通。在這里有人會問要是這家長到站點換券之后再把食物退回買主而把錢變為他用，那該如何？首先要明確農民并不是不想為孩子營養著想，而是怕麻煩，擔心在指定地點購物吃反虧，所以才不去購物而想著變賣購物券。如果給予他們方面，自然會取得預期效果，如果真是人人都是那樣換到錢而退貨那就真沒辦法了，除非看到孩子吃到食物，否則什么措施都沒用，購物券更多的考慮到家長是為孩子健康著想的。
對于擔心給農村兒童發放撫育津貼而引起計劃生育政策難以落實，只要把撫育津貼和母親節育聯系在一起即可，母親在一年內節育后，她的孩子即可獲得兒童津貼，這樣既可以把計劃生育真正落實到農村，也可以保護兒童健康成長（關于母親節育年限可以視各地具體情況而定）。
（2）增大對農村兒童福利設施的投入，緩解農村失依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救助問題。從農村中每4個兒童中就有1個兒童是留守兒童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兒童福利系統是非常脆弱的。本文認為我國的福利設施建設更多是從城市角度出發的，政府及多數人認為城市時非常必要建設兒童福利設施。因為城市人“不善良”，大多數城市人不愿意照顧他家孩子、收留街上浪兒，城市居民一般都有工作，也沒有時間照顧兒童，所以必須給城市中的兒童提供福利幫助。而農村人民因為善良，看見流浪兒動了惻隱之心會收留，也會愿意照顧他家小孩，農民因為時間比較空閑所以本家孩子可以很好照顧，把整個農村看成是兒童收養站，所以農村中兒童福利設施比較少。其實應該加大對農村兒童福利設施的投入，給農村失依兒童和留守兒童提供直接的幫助。同時也可以減少農民的經濟負擔和外出工作農民的后顧之憂，如農民工的孩子有比較好的安置，他們就會安心在城里工作，農民農忙的時候也可以專心耕作。
3、兒童教育全免費與免費午餐
（1）雖然我國實行免費九年教育，但還是有一部分兒童因為貧困而失學。對于九年義務教育不僅學雜費免除而且要免除書本、資料費，免費提供書本和相關資料（考慮到國家經濟條件，小學不提供相關書籍，初中每門課程提供一本輔導書）。給貧困生提供生活補助、助學金、獎學金，而且要落實到每一所中小學（從筆者角度出發，當地縣城鄉村中小學暫無助學金、獎學金制度，生活補助也很少有，但并不代表學校沒有貧困生，而是沒有這項資金）。讓每一位貧困生不會因為貧困產生自卑感和失去自信心而失學。
取消小學和初中生不能留級的規定，應該充分考慮每一位學生智力的差異性，切實提高基礎教育質量。
鑒于目前我國的經濟條件，實行全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和補助有很大的困難，但至少要保證小學要全免費和補助。因為小學生往往沒有判斷力，很高興能不去學校上學，要是家長因為貧困而不關心孩子學習則會產生很大的失學率。如果國家不介入會使義務教育不能落實到每一個兒童身上，所以必須對小學生一定要“狠抓”。至于初中生已有一定的判斷力，知道學習的重要性，更多的會主動爭取。
落實教育公平的政策，改善外來民工子弟就學條件。政府要統籌管理，提高外來務工人員待遇，增加教育設施，降低收費標準。有條件的可利用已有資源開辦寄宿制學校，假期學校等，逐步建立起社會監護體系，放寬按戶籍入學的政策，讓更多的農村留守兒童能在父母工作地入學。
（2）在鄉村中小學提供免費午餐，推廣營養配餐，既可以節約農村家庭開支也可以保證兒童營養健康，促進兒童健康成長。
4、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加強農村治安建設
留守兒童大量存在和不斷增多的原因，兒童衛生健康和教育問題的產生，主要都是農民生活貧困。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收入增多自然會給兒童提供良好的教育與健康飲食，同時也不會“丟妻棄子”離開農村到城里打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是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大量存在的措施。為此，各地黨委和政府要想方設法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盡快提高農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
政法部門要加強執法力度，凈化農村社會環境。當前農村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犯罪、吸毒、等不良現象在農村大量存在和擴散，這些丑惡現象的存在對留守兒童非常不利，他們缺乏判斷力和控制力而容易陷入困境，所以執法部門必須對農村治安加強建設，嚴厲打擊各種犯罪不良行為，保障農村兒童生活在良好的社會環境中。
（二）社會方面
目前，我國許多公共服務部門逐步開始市場化，官辦機構競爭導致了分層日益明顯，擁有眾多資源的機構收取高費用，于是可以投更多的資金用于改進服務設施（從而再次提高收費標準），而資源較少的機構則因為缺乏資金而難以發展，服務水平低。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已經為貧困者獲得公共服務設置了經濟障礙，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力量則是填補公共服務缺口的一種重要方式，政府必須支持社會力量的救助措施。
1、改善兒童福利機構管理
本文主張政府建設福利設施，然后由社會力量管理福利設施，但同時也鼓勵社會資金進入兒童福利設施領域，這里不再贅述。在兒童福利機構中，改變政府“萬能型”的兒童福利行政模式，尋求管理模式社會化、資金來源社會化、服務隊伍社會化的新型福利模式【17】。由專業的管理人員和專業的服務隊伍管理福利設施給兒童提供人性化、個性化服務。配備專業醫療師、心理專家解決兒童困惑和心理陰影。社會應該關注福利院中兒童的成長，減少對他們的歧視和不友善，幫助兒童走出心理困境。農村福利機構更多地關注為留守兒童提供服務，在管理兒童過程中實行“一對一”管理模式，并不是要求為每一位兒童配備一位服務人員，而是在管理過程中實行個性化管理而不是大眾化管理，那樣會陷入“萬能型”政府行政模式。
實行資金來源社會化可以擴大資金來源，保證兒童福利機構正常運轉。
2、保護失依兒童權益
失依兒童是指由于各種原因失去生身父母和其他具有親情關系的成人照顧的兒童，他們或是由于父母亡故；或是由于法律原因不能與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或是其他各種原因無法得到成年人的正式照顧（更多是流浪兒童），只能由社會中的他人或是福利機構幫助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18】。對于失依兒童推行福利社會化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辦法。讓失依兒童有所“依”除了兒童福利院收養，更多的讓社會家庭接納，讓失依兒童體會到“家”的溫暖。對于家庭收養失依兒童辦法在下文討論。
3、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發揮社區對留守兒童的監護和教育作用
在社區內加強各戶家長合作，把留守兒童組成幾個隊，并由當地服務機構或志愿者帶領，家長參與監護。引導兒童積極參與思想道德的修養活動，使脫離學校和家庭的留守兒童能在社區繼續接受思想道德教育。
4、發揮學校教育功能，培養兒童的合作精神
學校要增強孩子對學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對留守兒童要給予特殊的關懷，應配備心理老師，以便于對留守兒童及時疏導教育，建立留守子女家長（監護人）與學校的定期聯系制度。實行多向管理，真正形成家長、學校、臨時監護人共同教育管理留守兒童的教育網絡系統。
學校要多活動，培養孩子的合作精神。許多留守兒童因為缺乏母愛或父愛而變得沉默寡言，學校應該幫助他們走出消沉，培養以學校為家，以同學友情為關愛的制度，多開展一些班級、校級集體活動，提高兒童的合作、協調能力，從集體活動中體驗生活的快樂【19】。
5、社會關注及預防艾滋病在兒童身上傳播
目前中國大約有7.6萬兒童被艾滋病感染，預防艾滋病傳播不是一個家庭可以完成的事，需要政府、社會和家庭三方合作才能預防。社會應該加強讓艾滋病源遠離兒童，教導兒童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學校應該加強兒童思想道德建設，家庭應該關注孩子成長，不能把病源帶入家庭，感染兒童。
社會對于艾滋病兒童應該給予溫情關懷，而不是僅僅捐錢，這樣會使兒童認為他們是被社會“拋棄”的“孤兒”。社會更多的要給予感情關懷，幫助他們樹立積極的人生觀，給予他們精神安慰，一個微笑、一次握手都是溫馨的情感關懷。
大多人忽視兒童的戀愛，認為兒童無戀愛或沒有可談的，一般都不討論它。但在兒童的戀愛方面，本文想指出人生的戀愛觀是從兒童小時候不知覺與知覺中培養和樹立的，培養良好的戀愛觀（這戀愛觀是人生戀愛的啟蒙思想觀）是兒童保持健康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家庭方面
1、農村家庭要轉變觀念，重視孩子的全面健康發展
留守兒童出現的諸多問題，除了農村現實生活環境的制約外，也有做父母的自身認識和觀念上的偏差，大多數父母認為，只要給孩子吃飽、穿暖、有書讀就行了，很少有家長關注孩子的教育以及孩子真正需要的東西。對于孩子，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家庭溫暖，而家庭教育是孩子的啟蒙教育，也是影響人一生至關重要的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氣氛，有利于培養身心健康的下一代。如果父母真是無能力教育孩子，可以在社區組成一個團體（如上文所指），由服務機構或當地知識分子志愿者給予教育指導。家長除了讓孩子衣食無憂，也需要同他們建立情感溝通，一個電話可以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感受到家的溫暖。父母一年至少要回一次家看望自己的孩子，讓孩子體會到父愛母愛。經常也要與學校聯系，形成“家庭—孩子—學校”三邊管理，重視孩子全面健康發展。
對于兒童的營養問題，所有農村家庭必須高度重視，并不是讓孩子吃飽飯就可以，更要注意營養搭配。這一點政府、福利機構與家庭必須建立信任模式，推廣兒童營養配餐，保證兒童健康成長。
2、家庭收養
本文認為對于失依兒童更多的實行家庭收養，家庭收養可以給孩子一個“家”的概念，讓孩子有所依，使他們體會到生活的精彩，同時也可以減少福利機構人員和資金投入。
對于家庭收養首先應鼓勵城市居民收養，名額不限，以不影響收養兒童正常發展為前提。本文認為鼓勵城市居民收養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城市居民素質高；第二是經濟基礎好；第二是戶籍制度。家庭收養不是一時權宜之計，而是關系失依兒童長遠發展和終身大事。良好的家庭環境可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城市居民一般都有穩定的工作，穩定的經濟收入，生活水平較高，可以給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在現行的戶籍制度下，由收養關系登記到城市戶口，對失依兒童將來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鼓勵鄉鎮經濟基礎較好的居民收養失依兒童，鄉鎮居民文化素質較高，經濟基礎較好，失依兒童進入鄉鎮家庭也是比較好的選擇。
最后是讓農村家庭無子女但確實希望收養一孩子的家庭收養。
基于這樣的排序選擇并不是本文觀點利益化，而是基于孩子的長遠考慮，若一家庭經濟困難而給與他們收養，一方面增加家庭經濟經濟負擔；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兒童的長遠發展，更有可能的是會被受到家庭虐待。
4、評估
本文從現行的兒童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若干問題出發，討論如何做好農村兒童社會保障，雖然分為三個大部分：政府，社會，家庭。但其中有些措施并非一方可以完成，它需要政府、社會、家庭三方的努力。
擴大兒童撫育津貼范圍和加強兒童保健措施可以保證兒童健康成長。
兒童的基礎教育關系到孩子的一生也關系到國家的未來。真正落實兒童免費教育和提供免費午餐，使每一位孩子同等享受教育權，保證兒童在同一起跑線上發展。
對于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涉及到眾多農民的利益，改善兒童福利機構管理服務，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和加強學校教育是一項非常有效的措施，通過這項措施可以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也可以保護兒童的切實利益，培養兒童的合作精神，促進兒童全面發展。
家庭收養是一種有效解決失依兒童的措施，體現給失依兒童提供社會溫情關懷，真正改變失依兒童的人生觀、價值觀，使他們能夠獲得良好的發展家庭環境。推廣家庭收養可以減少福利機構投入。對于家庭收養還需要注意一點，應避免兒童受到家庭暴力和虐待，所以在收養前必須考核收養者家庭背景及家長文化素質，以免家庭收養產生負效應。
在兒童社會保障方面必須加強政府、社會、家庭三方合作與聯系，凈化家庭環境、社會環境，給無助兒童多一些關懷，給農村兒童多一些幫助。
六、總結
兒童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高度重視對農村兒童權利保護，是我國各方力量的責任和義務。只要政府重視兒童福利問題就會有解決問題的前提。社會力量加強服務范圍，填補公共服務缺口就會有解決問題的可能。家庭關注兒童的全面發展是保障兒童健康成長的關鍵。
兒童社會保障是一項復雜而巨大的工作，它涉及到千千萬萬兒童權利和父母的利益，但我們不能因為工作困難而放棄對兒童權利的保護，我們要一步一步的推廣兒童社會保障，使全國兒童都可以享受到社會保障發展的成果。兒童社會保障是一項“網絡型”項目，許多措施需要政府、社會、家庭三方合作才能實行與落實，在兒童服務社會化過程可以提倡志愿者服務，讓更多的人關心兒童的成長，構建和諧社會。本文提出的措施并不是萬能的，需要在推行兒童保障過程中根據各地實際情況不斷評估與完善。
七、后語
本文主要討論農村兒童成長過程中的社會保障問題，更多偏向于討論失依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的權利保護。很少涉及殘疾兒童等社會福利問題，并不是指殘疾兒童社會保障不屬于兒童成長過程中的社會保障范圍，而是限于相關數據與篇幅條件限制以及本文在構思中是把殘疾兒童社會保障劃入殘疾人社會保障范疇，所以沒有納入討論范圍。未出生嬰兒其實也是兒童范疇，許多兒童的健康成長是與他們在母親懷孕時期健康發育分不開的，如果從兒童大范圍內講，兒童社會保障年齡應該從母親懷孕開始計算，但由于數據和操作性問題本文最終沒有把未出生嬰兒納入討論范圍。
文中許多數據是從《2002年世界人類發展報告》和相關文獻獲得，所以有不少數據是過時的，本文已在相關數據標出年限，其中只作本文寫作參考。文中有不少觀點是超越目前國家經濟實力的，如國家向全社會兒童提供撫育津貼，暫時不符合國家經濟現實條件，但這是我國兒童社會保障的發展方向，本文并不強調實行過激的兒童社會保障，而是從實情出發逐步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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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王彥斌，趙錦云主編：《兒童福利社會化重構—“昆明模式”》，中國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8頁。
12、[18]，王彥斌，趙錦云主編：《兒童福利社會化重構—“昆明模式”》，中國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4頁。
篇10
一、農村社會養老的現狀
（一）老齡化加快
自70年代我國成功地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后，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為5.86％。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為7.64％。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8.59％。目前我國老年人口已達1.25億人，達到10％的老年型標準。預計到2020年將有2.3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15％左右，2050年將達4億多，占總人口的26％左右。人口老齡化在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沉重壓力的同時，也給家庭帶來沉重負擔，老年供養系數上升，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加重。1991年60歲以上老人供養系數為13.74％，2000年為15.6％，預計2010年達到17.62％，2020年達到23.77％，2050年達到48.49％。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太小，覆蓋對象有缺陷
目前我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老年人口，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在農村。據統計，未納入社會保障的農村人口還很多。1998年建立社會保障網絡的鄉鎮僅占全國鄉鎮總數的41%，建立社會保障基金會的村委會不到村民委員會總數的20%。另外，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進城務工者已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不到200萬人增加到2003年的1.14億人，所以很有必要考慮這個特殊群體的養老保險問題。基本方案中沒有體現出對留在農村的農民和進城務工的農民給予區別對待。進城務工的農民既沒被納入到農村養老保險體系中，也沒被納入到城市養老保險體系中，處于法律保護的空白地帶。
（三）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險的功能被削弱
家庭養老是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所謂家庭養老，即以家庭為單位，由家庭成員主要是年輕子女或孫子女贍養年老家庭成員的養老方式。養老內容，主要是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三個方面。養兒防老的觀念在我國農村根深蒂固，家庭贍養一直是最重要的養老方式，“子承父業”高度概括了上下兩代人之間的密切關系。這種穩定的世代交替，能在家庭內部自然的完成贍養老人的職能，并形成相應的道德規范。農村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這是促使家庭養老方式變革的決定性因素。這種進程，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的變更。弱化了土地保障作用，促使了社會養老方式的產生；另一方面，工業大生產勞動方式的重大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者作為養老義務承擔者的角色，家庭贍養和生活照料功能隨之受到削弱。勞動力流動和人口的遷移。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不同地區呈現出了不同的發展態勢。城市、沿海地區由于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各方面的原因出現了加速發展的態勢，它們對外來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日漸增強，同時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使原先隱藏在集體出工勞動方式中的大量剩余勞動力涌現出來，而戶籍制度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改革，使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向城市、縣城和沿海發達地區流動和遷移成為可能。這些“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人員長年在外務工經商，勢必影響對老人的供養，對傳統家庭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四）農村養老不能完全依賴土地保障，但是土地對于有的農民來說仍然是重要的生產資料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從1978年到1998年，全國農民平均來自第一產業的收入比重由91.5%下降到了57.2%，其中純農業收入僅占總收入的42.9%。目前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中，大約40%來自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1/4左右來自勞動收入。來自轉移性與財產性的收入約占純收入的5.7%。由此可見,來自土地的農業收入已難以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以之養老更是奢望。有的農民已經擺脫土地的束縛，參與到現實的社會保障中。但是，土地對于有的農民來說仍然是很重要的生產資料。近年來農產品的價格日益下降，從土地上獲得的收益非常微薄。而且農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代價是極少的土地補償費。所以完全依靠土地來養老的選擇也是不可行的。
（五）伴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及家庭“四、二、一”人口結構的形成，家庭小型化也在發展
農村家庭人口結構也將出現以下變動趨勢：
1、已婚子女與老年人分居的現象逐漸增多，老年人單身戶或一對夫婦比重提高。據1995年全國人口1％抽樣調查，全國只有一個老年人或老年夫婦獨自居住的家庭約為2049萬戶。預計我國老年夫婦家庭、單身老人家庭即純老人家庭將大規模、大面積地出現。
2、特殊老年群體大量出現。這樣的群體主要有三類：一是喪偶老人群體。由于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以及性別比的變化，喪偶老人主要是喪偶老年婦女會大量增加。部分喪偶老人再婚，另組家庭。也有許多老年夫婦因一方去世而成為單身老人家庭。二是獨生子女父母家庭。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身的大批獨生子女21世紀初開始步入婚期，他們的父母也將由目前的準老人步入老年。三是兩代老人家庭。下世紀隨著人口老齡程度的加深，高齡化也將在我國出現，到那時將是許多低齡老人不能與其子女共居，但卻要贍養已進入高齡的父母，組成低齡老人與高齡老人兩代老人共居的家庭。以上這些純老戶與特殊老人群體，在居家養老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困難，需要社會予以關懷。
所有這些，決定了我國農村必須在家庭養老基礎上建立相應的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這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變化的必然趨勢。
（六）資金籌集與基金的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由于歷史欠賬的規模過于龐大，使得我國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由名義上的部分基金制回歸為事實上的現收現付制；在現收現付體制下，最初幾代退休者享受了遠遠超過其繳納的養老金，而支付這些費用的后參加者又一廂情愿地希望通過自身的繳納換取仍舊慷慨的養老金支付保證；然而，養老基金的積累往往不能達到這種要求，養老金的支付只能靠更高的繳費率來維持，債務會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而愈積愈多。房海燕女士（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博士）于1998年在比較樂觀的假設條件下，根據給付配置精算成本法測算出我國隱性公共養老金債務1997年的現值為17998億元，數目驚人。理論上的天文數字已足以使我們擔憂，而已經發生的養老金拖欠現象就使人們更有理由懷疑社會養老保險的保險系數。當人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支付保證產生懷疑時，擴大覆蓋面就成奢談了。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的產生原因
現階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形成是多年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積淀的結果，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下面將講述其中的兩個比較基本的因素。
（一）農村經濟落后
一方面由于農業本身是第一產業，創造生產力的效果沒有其他產業那么明顯，所以國家對其管理與監督的力度不夠。另一方面，由于農業的發展主要在農村，國家的管理可能會因管理層級太多而導致管理的失靈。我國的國情是人口多，地區發展的速度快慢不一，所以，國家進行干預，規定政策為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帶動較為貧困的地區，政策的傾向對于農村的發展極為不利。
（二）立法滯后
關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行，只有1992年1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公布實行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國家沒有根據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及時地對法律做出調整。
三、我國農村未來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構想
我國農村未來老年人養老方式，應在繼續鼓勵老人自養、家庭贍養的基礎上，大力推進養老社會化體系建設，并使之與其他養老方式相互補充，各有側重，共同構筑我國農村未來養老保障體系，使老年人過上健康、幸福、長壽的生活。
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應具備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二是老年人生活照料體系；三是老年醫療保健體系；四是老年救濟體系；五是精神生活體系。由于我國農村老年人人數眾多、地域分布廣、收入差別大，建立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應體現多元化、多層次、多方式、多渠道的特點。
（一）老年人生活照料體系
這是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將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集中供養方式。主要針對高齡老人及有特殊困難的老人。1996年我國80歲以上老年人有800萬，75歲以上老人有2000萬，且高齡老人每年正以5.4％的速度在增長，到2020年將有30％左右的老年人進入高齡期。這些老人隨著年齡的增長，都要經歷從能夠自理、半自理到不能自理，甚至完全喪失生活能力的過程。他們之中將有部分人住進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老年生活服務中心等設施，他們的起居日常生活照料由這些老年服務機構承擔下來，由老人或家庭提供一定的費用。另一種是社區服務方式。對居家養老但需要生活照料的老人，由社區老年服務組織為主提供服務人員進入家庭服務，或提供定時、專項服務。因此，社區老年服務和老年人集中供養機構，進入下世紀將會有較大的發展。
（二）老年醫療保障服務體系
這是老年人社會化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疾病是老年人的大敵，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影響很大。解決農村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問題，完全依靠國家是不可能的。應根據國情和農民的意愿，在政府支持下，國家、集體、個人共同投入，建立起多形式、多層次、多類別的醫療保障制度。尤其要鼓勵農民互助共濟興辦合作醫療，并將它們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通過充實醫療設備，完善醫療服務網絡，提高醫務人員素質，確保農村老年人享有保健醫療，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實現健康老齡化。
（三）老年社會救助體系
這是老年人社會化保障體系的補充。相對貧困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老人，政府應當根據當地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經濟發展水平確定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提供最低生活補助，并對貧困老人減免相應費稅，提供醫療方面的優惠和照顧。繼續對孤寡老人實行“五保”供養，確保其生活水平不低于當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
（四）老年精神生活體系
主要是根據老年人的愛好、興趣的需要，以鄉村為單位，建立老年文化、體育、教育、娛樂活動場所。
總之，未來我國農村將建立以家庭養老為基礎，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為主體，社會救助、社會照料和社會福利服務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1、明恩溥.中國鄉村生活[M].時事出版社,1998.
篇11
2.資金籌集渠道單一
穩定、低成本的長效籌資機制是社會養老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但目前在政府籌資和農民籌資兩方面均存在著問題。對于政府籌資，在政府資金增長以及資金撥付等方面尚未建立起相關的制度保證機制。我國農村社會養老資金籌集“堅持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扶持的原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沒有建立相應的有利于方案施行的操作機制。事實上，這一原則已在各地的實際執行中不同程度的被打破。當集體經濟實力不強時，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個人全部交納”的情況，基金的籌集實際上成為了個人的完全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更愿意選擇他們所認為的比較可靠的養老方式。如自我儲蓄養老和家庭養老等，社會養老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阻礙。
3.缺乏國家的財政支持和集體單位的配套繳費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資規定為：“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顯然，此規定對政府財政（國家財政）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支持未作任何硬性約束。而據國際慣例，農民養老保險基金的全部是由政府撥款或由政府和雇主出大頭，受保人出小頭，這樣才構成社會保險，而我國的做法不符合社會保險的特征。至于集體補助方面，由于集體經濟呈急劇衰落的趨勢，很多地方的集體經濟已名存實亡。因此，準確地講，我國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完全是農民個人積累制，是農民個人的“自我儲蓄保險”，缺乏政府財政支持是造成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的最主要原因。
4.投保門檻高，社會保障水平低，可持續性差
我國農村養老保險是一種以預籌積累為特征的儲蓄型保險制度，不具有共濟性。因此，個人未來養老金來源主要是繳存積累和有限的增值效益。考慮到銀行利率下調或通貨上漲等因素，顯然這點錢根本不能有效保障農民老年生活。另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一些地方只能持續幾年時間，時隔不久卻已經解體了。一些地方基層部門在并無立法的情況下采取行政措施來強力推行養老保險，對不參加者給予各種各樣的處罰，這樣搞起來的養老保險一旦風頭過去或者下一任地方官員不重視，就自然而然地會中途廢掉，農民的錢無法收回，最終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
5.投資管理政策不完善，基金管理不規范，基金保值增值難
在基金的投資運營方面，實行完全積累制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投資手段單一，現行的政策規定主要以購買國家財政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和存銀行以實現其保值增值，只有少量基金參與股票或直接投資。這樣在銀行利率的不斷下調，物價的上漲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壓力進一步加大，時時面臨貶值的風險。另一方面管理資源短缺，管理能力亟待加強。有關工作管理體制至今沒有理順，造成不少地方管理工作斷檔。同時，信息網絡化管理系統建設滯后、管理技術力量薄弱，多數基層養老保險管理人員只能承擔最簡單的、重復性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方案設計、對提供行為的及時監督、信息分析等方面的能力較差，這不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影響到養老保險的正常運行。
6.農民自身對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影響
其一，我國農村人口眾多，老年人比重過大。根據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全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8811萬人，占全國老齡總人口的67.4％萬，占全國老齡總人口的67.4%。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壽命不斷延長。這就導致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支出日益加大，如果政府對農民的養老保險補貼過多，就會給政府財政帶來一定的難題。
其二，個人參保意識不高，“土地防老”、“養兒防老”觀念根深蒂固。家庭養老一直是中國農村養老的主體，受傳統養老觀念的制約，農民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認識上有差距，部分群眾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性質、意義和作用并不十分了解，以至于認識不到位，工作上不支持，行動上不積極。
其三，農民收入水平低，繳費壓力大。雖然社會經濟的發展使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但同時也伴隨著消費水平提高和城鄉收入差距的加大，使農民實際的購買能力下降。另外，我國目前許多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民收入相對較低。還沒有產生參加養老保險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原有商業化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就很難推行也不會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建設與完善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政策建議
1.從政策和立法上加強制度建設
制度通過法律來規范，是國際通行的做法。法律規范是農村社會保險制度有序進行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約束和強制性地執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并把相關的事項通過法律予以規定，利用法律和法規來保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合理、有效、持續性地進行。堅持“公平與效率結合”的立法原則，在農村建立獨具特色的農村養老保險法律制度。農村獨生子女以及雙女戶家庭應當作為養老保險制度的首要目標，因地制宜發展強制的、個人儲蓄賬戶的、由獨立非營利基金組織管理的、政府最低擔保的制度。各地應根據當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國家制定的有關法律的基礎上，再制定具體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進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保護。
2.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發展城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事業。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農村養老保險以家庭為主，同社區保障，國家救濟相結合。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上兩個重要的文件都強調了“有條件的地方”，這表明在當前情況下，由于中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體制問題、基金來源問題、管理問題應該有差異。同時，對于不同層次、不同身份的農村勞動力養老保險，也應該實行分層分類解決的辦法；在制度沒計時，既要考慮農村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也要考慮農村養老社會保險與城鎮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將來接軌問題。
3.監督管理，加大財政投入力度
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千家萬戶和社會的許多方面。要求政府牽頭，統一政令，加大推力，協調方方面面關系，進行有效的組織和引導。在財政允許的情況下，政府應投入資金作為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補充，以改變目前政府財政對農村社會養老扶持微乎其微的現狀，保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發展。具體資金來源可以考慮在財政支農支出中增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補貼支出和以減免的部分農業稅稅金轉換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這樣可以減少農民參保的負擔，促進社會穩定。
4.創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資渠道
從農村養老保險的發展現狀可以看出，養老基金的籌集靠集體、靠政府是很不現實的。靠農民自身更是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初衷相違背的。因此，要積極尋找其他合適的基金籌集渠道。通過繳稅的方式籌集基金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通行做法，通過法律的形式規范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籌資來源。這樣可以增強籌資的剛性和強制力，擴大制度的覆蓋面，提高了社會養老保險抵抗風險的能力，還有利于平衡城鄉之間和各地區之間的負擔，從而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有穩定可靠的來源。當前，如果考慮實行繳稅方式，可利用農村費稅改革的契機，征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稅，稅收直接劃入財政專戶，農民年老后按月領取養老金。
5.健全基金管理制度
加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基金管理，要健全基金管理制度，以規避物價上漲和利率下調帶來的基金貶值風險和政府信任風險。完全積累制的農村養老保險，積累起來的資金必須保值增殖，否則將變成歷史包袱。同時，在銀行利率不斷調整的情況下，不能再承諾一個固定利率，要實行分段計息。據統計，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滾存100多億元，分散于2000多個縣市，就目前而言，不存在統一運作、使用的可能。因此，努力提高資金的管理和運作能力，避免基金貶值風險，也就成了各級養老保險資金管理機構的一大重任。其基本要求是既要保證資金的安全性，又可以進行適當的投資組合，拓寬投資領域，還可以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進行投資，以提高資金增值率。
6.提高保障機構的組織效率和制度效率
提高保障機構的組織效率和制度效率，如有條件，建立專門的農民養老保險管理機構。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建立由財政、勞動、民政、衛生、銀行等部門組成的農村社會保障委員會，負責規劃政策實施辦法的制定和資金征收、管理、經營，使用情況的監督檢查以及資金保值增值的策劃。明確各部門在資金籌措和管理等方面的責任分工。要建立一支素質較高、人員精干的專職干部隊伍。對不同層次、不同崗位的農保干部，可以通過舉辦財務、業務培訓班，學習交流，提高農保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信息化、網絡化和管理服務現代化水平。
7.增加農民的收入
農民收入的提高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提高的基礎。可以考慮從以下方面增加農民收入：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農業經營產業化、農村人口城鎮化、農業基礎設施現代化、農業生產科教化、搞城鄉統籌發展等。另外還要大力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村級集體經濟的有無和多少，對于集體能否為農民的養老保障提供經濟支持，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農村實行以后，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大大削弱，鄉村企業的發展壯大，讓村級集體企業富裕起來，從而使村級集體具備了為村民提供包括各種保障在內的公共產品的能力，這樣為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提供的保證。
8.加強對農民參保意識的宣傳教育
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只是剛剛起步，只有政府和群眾雙方相互配合，才能把這項工作搞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意味著農民必須從世代相傳的傳統保障意識轉化為現代保障意識，意味著農民的心理、生活習慣及價值取向等方面都要發生深刻的變化。因此廣泛而深入的宣傳是引導、促成這種觀念轉化、接受這項新事物最強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要提高各級領導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重要意義的認識，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采取多種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經常地、廣泛地宣傳農村新型社會保障的意義，講清形勢、算清經濟帳，實現群眾的廣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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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金籌集渠道單一
穩定、低成本的長效籌資機制是社會養老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但目前在政府籌資和農民籌資兩方面均存在著問題。對于政府籌資，在政府資金增長以及資金撥付等方面尚未建立起相關的制度保證機制。我國農村社會養老資金籌集“堅持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扶持的原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沒有建立相應的有利于方案施行的操作機制。事實上，這一原則已在各地的實際執行中不同程度的被打破。當集體經濟實力不強時，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個人全部交納”的情況，基金的籌集實際上成為了個人的完全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更愿意選擇他們所認為的比較可靠的養老方式。如自我儲蓄養老和家庭養老等，社會養老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阻礙。
3.缺乏國家的財政支持和集體單位的配套繳費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資規定為：“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顯然，此規定對政府財政（國家財政）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支持未作任何硬性約束。而據國際慣例，農民養老保險基金的全部是由政府撥款或由政府和雇主出大頭，受保人出小頭，這樣才構成社會保險，而我國的做法不符合社會保險的特征。至于集體補助方面，由于集體經濟呈急劇衰落的趨勢，很多地方的集體經濟已名存實亡。因此，準確地講，我國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完全是農民個人積累制，是農民個人的“自我儲蓄保險”，缺乏政府財政支持是造成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的最主要原因。
4.投保門檻高，社會保障水平低，可持續性差
我國農村養老保險是一種以預籌積累為特征的儲蓄型保險制度，不具有共濟性。因此，個人未來養老金來源主要是繳存積累和有限的增值效益。考慮到銀行利率下調或通貨上漲等因素，顯然這點錢根本不能有效保障農民老年生活。另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一些地方只能持續幾年時間，時隔不久卻已經解體了。一些地方基層部門在并無立法的情況下采取行政措施來強力推行養老保險，對不參加者給予各種各樣的處罰，這樣搞起來的養老保險一旦風頭過去或者下一任地方官員不重視，就自然而然地會中途廢掉，農民的錢無法收回，最終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
5.投資管理政策不完善，基金管理不規范，基金保值增值難
在基金的投資運營方面，實行完全積累制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投資手段單一，現行的政策規定主要以購買國家財政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和存銀行以實現其保值增值，只有少量基金參與股票或直接投資。這樣在銀行利率的不斷下調，物價的上漲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壓力進一步加大，時時面臨貶值的風險。另一方面管理資源短缺，管理能力亟待加強。有關工作管理體制至今沒有理順，造成不少地方管理工作斷檔。同時，信息網絡化管理系統建設滯后、管理技術力量薄弱，多數基層養老保險管理人員只能承擔最簡單的、重復性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方案設計、對提供行為的及時監督、信息分析等方面的能力較差，這不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影響到養老保險的正常運行。
6.農民自身對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影響
其一，我國農村人口眾多，老年人比重過大。根據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全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8811萬人，占全國老齡總人口的67.4％萬，占全國老齡總人口的67.4%。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壽命不斷延長。這就導致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支出日益加大，如果政府對農民的養老保險補貼過多，就會給政府財政帶來一定的難題。
其二，個人參保意識不高，“土地防老”、“養兒防老”觀念根深蒂固。家庭養老一直是中國農村養老的主體，受傳統養老觀念的制約，農民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認識上有差距，部分群眾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性質、意義和作用并不十分了解，以至于認識不到位，工作上不支持，行動上不積極。
其三，農民收入水平低，繳費壓力大。雖然社會經濟的發展使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但同時也伴隨著消費水平提高和城鄉收入差距的加大，使農民實際的購買能力下降。另外，我國目前許多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民收入相對較低。還沒有產生參加養老保險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原有商業化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就很難推行也不會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建設與完善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政策建議
1.從政策和立法上加強制度建設
制度通過法律來規范，是國際通行的做法。法律規范是農村社會保險制度有序進行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約束和強制性地執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并把相關的事項通過法律予以規定，利用法律和法規來保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合理、有效、持續性地進行。堅持“公平與效率結合”的立法原則，在農村建立獨具特色的農村養老保險法律制度。農村獨生子女以及雙女戶家庭應當作為養老保險制度的首要目標，因地制宜發展強制的、個人儲蓄賬戶的、由獨立非營利基金組織管理的、政府最低擔保的制度。各地應根據當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國家制定的有關法律的基礎上，再制定具體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進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保護。
2.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發展城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事業。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農村養老保險以家庭為主，同社區保障，國家救濟相結合。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上兩個重要的文件都強調了“有條件的地方”，這表明在當前情況下，由于中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體制問題、基金來源問題、管理問題應該有差異。同時，對于不同層次、不同身份的農村勞動力養老保險，也應該實行分層分類解決的辦法；在制度沒計時，既要考慮農村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也要考慮農村養老社會保險與城鎮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將來接軌問題。
3.監督管理，加大財政投入力度
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千家萬戶和社會的許多方面。要求政府牽頭，統一政令，加大推力，協調方方面面關系，進行有效的組織和引導。在財政允許的情況下，政府應投入資金作為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補充，以改變目前政府財政對農村社會養老扶持微乎其微的現狀，保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順利發展。具體資金來源可以考慮在財政支農支出中增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補貼支出和以減免的部分農業稅稅金轉換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這樣可以減少農民參保的負擔，促進社會穩定。
4.創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籌資渠道
從農村養老保險的發展現狀可以看出，養老基金的籌集靠集體、靠政府是很不現實的。靠農民自身更是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初衷相違背的。因此，要積極尋找其他合適的基金籌集渠道。通過繳稅的方式籌集基金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通行做法，通過法律的形式規范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籌資來源。這樣可以增強籌資的剛性和強制力，擴大制度的覆蓋面，提高了社會養老保險抵抗風險的能力，還有利于平衡城鄉之間和各地區之間的負擔，從而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有穩定可靠的來源。當前，如果考慮實行繳稅方式，可利用農村費稅改革的契機，征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稅，稅收直接劃入財政專戶，農民年老后按月領取養老金。
5.健全基金管理制度
加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基金管理，要健全基金管理制度，以規避物價上漲和利率下調帶來的基金貶值風險和政府信任風險。完全積累制的農村養老保險，積累起來的資金必須保值增殖，否則將變成歷史包袱。同時，在銀行利率不斷調整的情況下，不能再承諾一個固定利率，要實行分段計息。據統計，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滾存100多億元，分散于2000多個縣市，就目前而言，不存在統一運作、使用的可能。因此，努力提高資金的管理和運作能力，避免基金貶值風險，也就成了各級養老保險資金管理機構的一大重任。其基本要求是既要保證資金的安全性，又可以進行適當的投資組合，拓寬投資領域，還可以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進行投資，以提高資金增值率。
6.提高保障機構的組織效率和制度效率
提高保障機構的組織效率和制度效率，如有條件，建立專門的農民養老保險管理機構。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建立由財政、勞動、民政、衛生、銀行等部門組成的農村社會保障委員會，負責規劃政策實施辦法的制定和資金征收、管理、經營，使用情況的監督檢查以及資金保值增值的策劃。明確各部門在資金籌措和管理等方面的責任分工。要建立一支素質較高、人員精干的專職干部隊伍。對不同層次、不同崗位的農保干部，可以通過舉辦財務、業務培訓班，學習交流，提高農保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信息化、網絡化和管理服務現代化水平。
7.增加農民的收入
農民收入的提高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提高的基礎。可以考慮從以下方面增加農民收入：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農業經營產業化、農村人口城鎮化、農業基礎設施現代化、農業生產科教化、搞城鄉統籌發展等。另外還要大力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村級集體經濟的有無和多少，對于集體能否為農民的養老保障提供經濟支持，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農村實行以后，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大大削弱，鄉村企業的發展壯大，讓村級集體企業富裕起來，從而使村級集體具備了為村民提供包括各種保障在內的公共產品的能力，這樣為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提供的保證。
8.加強對農民參保意識的宣傳教育
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只是剛剛起步，只有政府和群眾雙方相互配合，才能把這項工作搞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意味著農民必須從世代相傳的傳統保障意識轉化為現代保障意識，意味著農民的心理、生活習慣及價值取向等方面都要發生深刻的變化。因此廣泛而深入的宣傳是引導、促成這種觀念轉化、接受這項新事物最強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要提高各級領導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重要意義的認識，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采取多種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經常地、廣泛地宣傳農村新型社會保障的意義，講清形勢、算清經濟帳，實現群眾的廣泛參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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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昌國.淺談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J].農村金融研究，2008，5.
篇13
一、青口鎮養老保障現狀
1.家庭養老：所謂家庭養老，即以家庭為單位，由家庭成員主要是年輕子女或孫子女贍養年老家庭成員的養老方式，主要內容有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三個方面。據調查，青口鎮每百個農戶中就有60戶是子女和老人住在一起的情況，75%以上的老年人主要由子女照料，[ZW（DY]第一階段研究成果.他們走上的生活路——青口鎮家庭收入與老年人保障狀況的調查。[ZW）]家庭養老依然是青口鎮地區最主要的養老方式。隨著社會轉變和經濟轉型，該鎮家庭養老保障功能愈顯弱化，具體表現在經濟供養上，家庭收入一般先滿足小孩的生活、教育支出等需求，再滿足青年夫婦自身的基本需求，之后才會考慮到老年人的生活需求，老年人在現代小型化、核心型家庭中經濟供給凸顯邊緣化傾向；在生活照料方面，約57%的子女因外出務工，不常回家等原因無暇照顧老人，其中33%的子女還把孩子和家中家務留給老人，①老人生活負擔沉重；在精神慰藉方面，因子女思想價值觀念的變化和對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使得老人與子女之間缺乏感情交流，其精神慰藉難以實現。
2.土地養老：土地在農戶家庭生產經營活動中始終扮演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功能的雙重角色，是農民養老的主要基礎和經濟支柱。近幾年來，青口鎮工業化規模急劇擴大，在各類工業輻射范圍內的村莊（宏四村、宏三村、農光村和付竹村等），農民耕種的土地幾乎全部被征用。許多農民頓時成為“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群體。絕大部分老年人因脫離土地而失去創造收入的機會，生活上對外界貨幣性供給的依賴性增強，經濟上供養來源缺乏穩定性且隱藏風險。截至2006年，青口鎮工業投資開發區規劃用地面積1000公頃，[ZW（DY]閩侯縣青口投資區管委會。申請保留開發區基本情況表，2005。[ZW）]全鎮約70%的耕地、園林或草地將都被征用。按該鎮農村各類土地年平均經營收入1.033萬元/畝[ZW（DY]青口鎮農村經濟收益分配統計表（1-1）農村經濟基本情況統計表（5-1）2007-01-01。
3.集體養老（失地保障）：青口鎮集體養老方式以行政村為單位，將祠堂改造為敬老院向各村莊的5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娛樂場所和老年服務。但是，由于集體經濟力量薄弱及鎮政府的不重視等因素導致敬老院養老保障功能名存實亡，許多村莊敬老院竟成了年輕人賭博的避難所。據了解，該鎮39個行政村的敬老院中，功能發揮較充分的僅有幸福村一個，敬老院集中式供養的保障功能基本缺失。另外，自征用土地以來，政府除給予一次性土地補償金外，在部分征地的村莊內對55歲以上的老年人每月發給一定數額的養老金或口糧補助費（50元/人•月、200元/人•季度、100元/人•月、110元/人•月）①，但由于覆蓋范圍（覆蓋率只有12.8%）相當有限和給付標準不統一、給付水平不高等因素，其保障作用并不十分有效。
二、青口鎮養老保障現狀成因分析
1.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和思想觀念的多元化造成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
城鎮化、工業化建設過程中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增強，農業人口非農化的加快成為農村發展的主流動力。在青口鎮人均土地日益減少和農業勞動低效益等客觀情況的驅使下，大量農村青年勞動力離開農村奔向城市尋求工作，使得農村地域內老年人的供養人力不足，老年人生活無法得到照料，甚至于青年勞動力脫離農業生產以后，老年人不得不承擔照顧孫輩和整理家務的重擔，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間似乎形成了類似于“勞動合同”式的養老契約，家庭養老保障功能發生扭曲。
2.政府養老保障職能的缺位使農村養老保障功能難以充分發揮
養老保障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是維系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條件。現在青口鎮大多數老年人生活狀況并不樂觀，集中表現為失地養老金補貼標準過低且不具可持續性、非失地農民基本上無法得到政府補貼、只有家庭極其貧困的老年群體才可得到救濟金。總體上看，青口鎮為老年人提供的養老保障仍以社會救助為主，保障層次相當低，與當地城鎮化過程中經濟發展水平極不相適應。據統計，2006年該鎮老年人人均月消費支出在200元以上的占90.3%，而政府給予補助的最高金額約100元左右，[ZW（DY]第一階段研究成果，他們走上的生活路——青口家庭收入與老年人保障狀況調查。[ZW）]保障水平根本不足以滿足農村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3.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缺失，制約著該鎮老年保障工作向縱深式發展
青口鎮目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除“五保”供養和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外，社會養老保險仍處于缺失狀態，其泛散而非制度性的保障狀況使得農村居民特別是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沒有得到切實改善，相對貧困人口數略呈有上升趨勢。
三、構建青口鎮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模式
（一）青口鎮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和保障需求
從收入水平角度來看，2007年青口鎮農民人均年收入6080元，人均年消費支出3578.96元[ZW（DY]閩侯縣政府政府工作報告，2007，(12)。[ZW）]，人均純收入約3500元。而據福建省統計數據顯示，全省人均純收入約為2132.76元，青口鎮地域人均年純收入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經濟基礎較好。與此同時，城鎮化帶來了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農民害怕承擔風險的心理間矛盾增加了農民對社會保險的需求，調查顯示，高達89.9%的中年農民對實施農村養老保險的態度是贊成的。①
（二）青口鎮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模式設計
1．實施對象
（1）種養農民，指從事傳統農業活動，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為生的農民，約35500人；（2）農民工，指在鄉鎮企業或流入城市從事非農產業，但又受戶籍制度局部約束，非完全脫離土地關系的農民，目前總量約20000人；（3）失地農民（不包括種養農民、農民工），指因工業占地而失去全部或部分耕種土地的農民，其總量為6000人，占全鎮農業勞動力8%，且每年以2%~3%的數量增加。②
2．籌資及給付
實施對象的多元化特性決定了籌資及給付的多樣化。
（1）農民工——根據從事勞動的地域范圍和流動性特點，大致可分為鄉鎮企業職工和城鎮企業職工兩類。針對進城的農民工，應強制其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或試點中的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繳費實行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共擔原則，給付標準為上年度城鎮農民工平均工資或城鎮人口最低工資的一定比例，勞動關系轉移時個人賬戶儲存額和統籌賬戶部分可轉化成各類型群體養老保險模式中相應的繳費年限而隨之轉移；對于鄉鎮企業職工則應該依靠縣政府、鎮政府共同制定專門法規政策強制實行參保，具體要依據全鎮企業和農民工的經濟承受能力來確定繳費比例，遵循政府，企業和個人三方共擔原則，繳費滿一定年限后，可按鄉鎮企業職工上年度平均工資一定比例取得養老金待遇。
（2）失地農民——其參加養老保險條件并不是以就業后的勞動關系為基礎，繳費基數也非以工資收入為依據，對其實施保障更重要是強調政府的責任。因為土地經營收入是農民進行養老儲蓄的主要來源，沒有了土地，其最基本生活水平就失去了可靠保證。失地農民的籌資形式可由“縣政府從土地出讓金收入中列支、鎮政府從土地補償費中列支及農民個人繳費三個部分按合理比例（比例應適當體現補償性質，以激勵農民的參保積極性）構成，建立以個人賬戶為主體，集體統籌后備金賬戶為輔的籌資模式，給付標準實行“個人賬戶/120+政府補貼”的模式，其中政府補貼實行維持被保險人基本生活待遇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補足差額制度，補貼資金大部分來源于集體統籌后備金的投資收益，輔之以公共財政列支。
（3）種養農民——堅持農民自愿和個人賬戶相結合，政府通過實行繳費補貼、基金貼息、待遇調整、老人直補等多種參保補貼方式，建立個人繳費、政府補貼的籌資機制，引導農民參保。其中政府繳費補貼的資金投入以公共財政支出的方式劃入“個人賬戶”，并對參保人員根據年齡的不同給予適當的補貼。同時，由于種養農民生產的周期性和收入的不穩定性等特征，允許農民按月、按季度、按年度等多種靈活繳費方式進行繳費，并適當根據全鎮種養農民的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設定一個定期變動的繳費基數（如：南平延平區繳費標準按上年農民人均收入的100%~300%為基數，按基數的18%進行繳費），制定較為科學的繳費比例籌集資金。其給付待遇上考慮完全取決于個人賬戶積累額及其投資收益，超過法定領取年限的養老金給付由縣、鎮兩級政府承擔。
3.基金的管理運營
鑒于商業保險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發揮社會“安全網”和“減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在現階段青口鎮保險資源幾乎缺失，開發潛力相當大的前提下，應該鼓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管理由政府和商業保險公司相合作，以求充分發揮政府集中管理和私營競爭管理的優越性，推進基金管理的公共化與私營化緊密結合，并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監督制衡，可以很好地克服“所有者缺位”問題，也能夠通過消除政府壟斷，強化市場競爭，提高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益率。
在政府與商業保險公司合作的管理模式下，青口鎮政府主要負責相關政策的制定，保險費用的籌集以及資金投資營運方面的監督；而商業保險公司負責經辦養老保險業務和管理養老保險基金（這樣就實現了行政管理與基金運營相分離，推動了待遇支付的社會化，有效減少拖欠現象，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民參保積極性。）當基金發生盈余時商業保險公司可在一定限額內按一定比例提取；若發生虧損，由政府與保險公司共同分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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