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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行為金融學的發展，引起我國學者的高度重視，1999年北京大學劉力教授在《經濟科學》第三期發表的《行為金融理論對效率市場假說的挑戰》一文，是我國最早系統介紹行為金融理論的文章。
2002年行為金融學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肯定后，國內掀起了行為金融學介紹和研究的熱潮。2003年11月29日，在南京大學舉辦了全國首次行為金融學與資本市場學術研討會，將國內行為金融學的研究推向了。
1對投資者的心理研究
金曉斌、唐利民（2000）統計分析顯示，在影響股市異常波動的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影響遠大于市場因素、擴容因素、消息因素和其他因素。孫培源、施東暉（2002）通過對1992-2002年初上海股市52次異常波動的分析表明，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異常波動達30次之多，而且當月出臺的政策對該月的股價波動具有顯著的影響，直接影響投資者入市的意愿和交投的活躍程度，中國個體證券投資者存在政策依賴性偏差。利好政策的頒布導致在相當長的交易周期內投資者交易頻率明顯上升，加劇了投資者的過度自信傾向，而利空政策出臺卻導致在較長的交易周期內投資者的交易頻率大幅度下降，表現出較強的過度恐懼心理。這種強烈的“政策依賴”傾向是中國證券市場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現象。張華慶（2003）認為中國證券投資者的行為有明顯的過度反應的傾向，而深層次的根源是投資者的種種心理偏差，其結果將導致市場會對信息或政策的反應超過應有的幅度，加劇了市場的波動性，導致市場風險的放大。這些心理偏差包括過度自信、過度樂觀、賭博心理、暴富心理、從眾心理以及過度恐懼心理。
2對投資者有限套利行為的研究
現代金融理論普遍認為，當金融資產的價格存在誤定時，眾多的“理性套利者”就會在相應低估的資產上“做多”，而在高估的資產上“做空”，不但可以最終消除價格誤定，而且可以獲得無風險利潤，從而使市場保持有效性。應該說套利機制是金融市場的重要機制，套利行為的存在具有“價值發現”的功能，它推動著資產價格向基本價值的回歸。但是，中國的證券市場有以下特征：信息的獲得是有成本的；信息的傳遞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交易者并不能同時獲取信息；交易者的行為是存在著差異的，并非都是理性的；交易者所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因此，機構投資者憑借優勢，往往扮演著理性套利者的角色，而個人投資者卻因先天不足淪為噪聲交易者。張華慶（2003）認為，在中國證券市場中，當理性套利者進行套利時，不僅要面對基礎性因素變動的風險，還要面對噪聲交易者非理性預期變動的風險。在噪聲交易者的影響下，不但理性套利者的收益將受到影響，甚至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基金經理放棄原來奉行的成長型或價值型投資理念，在某種程度上蛻化為“追逐熱點、短線運作”的投資方式。
3對投資者羊群行為的研究
“羊群行為”（HerdingBehavior）是信息連鎖反應導致的一種行為方式，當個體依據其它行為主體的行為而選擇采取類似的行為時就會產生“羊群行為”。換而言之，當“羊群行為”產生時，個體趨向于一致行動，即所謂的“趕潮流（Bandwagon）”，這時個人往往放棄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信號而附和他人的行為，雖然他們所掌握的信息和信號，按理性分析可能顯示他們應采取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宋軍、吳沖鋒（2001）使用個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標，使用市場公開的價格數據，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高于美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在市場收益率極低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遠遠高于在市場收益率極高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這個結果可以用期望理論中決策者對于損失、收益的不同態度來解釋。孫培源、施東暉（2002）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建立了較為靈敏的檢驗羊群行為的回歸模型，并據此對我國股市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在政策干預頻繁和信息不對稱的嚴重的市場環境下，我國股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為，并導致系統風險在總風險中占有較大比例。從投資運作層面來看，羊群行為將削弱組合投資分散風險的效果，特別是在市場發生大幅度漲跌時，通過多元化投資分散風險的效果將極為有限。就政策層面而言，羊群行為意味著投資者的買賣決策并非基于理性的決策過程，因此股價極有可能偏離其均衡價值，從而破壞了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常志平（2002）采用橫截面收益絕對差（CrossSectionalAbsoluteDeviationofReturns，CSAD)方法，對我國股票市場是否存在“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在上漲行情中，我國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不存在“羊群行為”；但在下跌行情中，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存在“羊群行為”。并且深圳證券市場比上海證券市場具有更多的“羊群行為”。張華慶（2003）指出“羊群行為”對中國證券價格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由于“羊群行為”者往往拋棄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隨別人，這會導致市場信息傳遞鏈的中斷；如果“羊群行為”超過某一限度，將誘發另一個重要的市場現象——過度反應的出現，使中國證券市場的穩定性下降；所有“羊群行為”的發生基礎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一旦市場的信息狀態發生變化，如新信息的到來，“羊群行為”就會瓦解，這意味著“羊群行為”具有不穩定性和脆弱性。
4行為金融學在我國的應用性研究展望
4.1對實證研究結果的應用
從以上可以看出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存在一定的非理性，而且市場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如何克服這些非理性，使投資者能在并非完全有效的市場生存，是市場參與者最想解決的問題之一。
4.2對參與者的心理學實證研究
從以上可以看出針對市場參與者的心理學實證研究，一般還是基于行為金融學的舊有框架中的心理學理論，今后的研究應該更多地結合中國文化、國情或者利用更多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只有這樣的研究才更適合中國的現實。
4.3在金融產品的設計和銷售上的應用研究
隨著我國的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金融產品。金融產品的開發和銷售變得也越來越重要。其實，人們對于經濟學和心理學相結合的研究最早就是從消費者心理學開始的，隸屬于市場營銷學中的消費者行為學是一門理論系統完整的科學。其中對消費者的調查、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借鑒與行為金融學的實證方法相結合用以來研究金融產品的購買者的行為，根據投資者的不同偏好來設計金融產品，制定營銷戰略，從而為金融產品的開發和銷售打出一片新天地。
參考文獻
［1］金曉斌，唐利民．政策與股票投資者博弈分析［J］．海通證券研究報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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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穩定的概念
“金融穩定”一詞，目前在學術界尚無嚴格的定義，還缺乏一個統一、準確的理解和概括。瑞典銀行作為世界第一家設置金融穩定部門并于1998年率先出版《金融穩定報告》的中央銀行，把金融穩定直接定義為“支付體系的安全于高效運轉”。其支付體系涵蓋了全部金融市場、各類金融機構、所有支付工具及其技術與管理支持系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學者認為，定義金融穩定首先應明確的是，金融系統的職能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提高經濟效率，包括資源配置、財富積累、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2)評估、定價、分配和管理金融風險；(3)通過自我糾偏，抗擊內部和外部沖擊造成的不平衡，確保金融系統正常履行職能。基于此，金融穩定的定義是：只要金融體系能夠抗擊內生或由于外部未預料的沖擊造成的不平衡，繼續履行提高實際經濟運行效率的職能，金融系統就處于一系列不同層次的穩定狀態。國際清算銀行的金融穩健性論壇的Andrew Crockett認為把金融穩健性定義為不存在金融不穩定。金融不穩定是指實際經濟部門受到來自金融體系的負面影響，如金融資產價格的急劇波動或金融機構的倒閉產生的負面影響。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董事會的Roger Ferguson認為，對中央銀行和其他當局來說，最有用的金融不穩定概念與可能會對真實經濟行為產生潛在損害的市場失靈和外部性密切相關。他從三個基本標準來判斷或者界定金融不穩定：(1)某些重要的金融資產的價格似乎與其基礎有很大脫離；和/或(2)國內的和國際的市場功能和信貸的可獲得性都存在明顯地扭曲。結果是(3)總支出與經濟的生產能力出現明顯的偏離(或即將偏離)。此外，對于“金融穩定”的定義比較有代表性的還有加拿大銀行的John Chant、德意志銀行的學者、歐洲中央銀行的Wim Duisenberg以及Tommaso Padoa-Schioppa、哥倫比亞大學的Frederick Ferguson、挪威中央銀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荷蘭銀行、Andrew Large爵士等等。
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05)》中對金融穩定的定義是指金融體系處于能夠有效發揮其關鍵功能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宏觀經濟健康運行，貨幣和財政政策穩健有效，金融生態環境不斷改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能夠發揮資源配置、風險管理、支付結算等關鍵功能，而且在受到內外部因素沖擊時，金融體系整體上仍然能夠平穩運行。
二、我國金融穩定評估的發展
盡管對“金融穩定”通常有從正面和反面(金融不穩定)兩個角度去定義，對金融穩定的評估更多的是從“金融不穩定”角度出發。有關金融風險監測、金融危機預警機制、金融脆弱性指標體系、金融穩健指標體系等的研究都屬于金融穩定評估框架體系。
自1995年中國銀行監管當局職能開始轉換以來，加強金融監管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已經成為其最重要的職能。為了對各銀行運作的風險進行連續性的監控，中國銀行監管當局加強了對各銀行的非現場監控，對于不同的銀行機構確定了不同的監管指標體系，這些指標體系的運用對于中國銀行監管當局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為了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中國銀行監管當局與1999年分別對各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城鄉信用社和其他非銀行機構出臺了新的非現場監管指標體系，這些指標體系的出臺對于中國銀行監管當局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斷在成員國中推廣“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這一情況以及維護金融穩定的客觀需要，根據國務院的指示精神，中國人民銀行于2003年7月牽頭組織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研究室、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等單位組成跨部門小組，開始對中國進行首次金融穩定自評估。
2005年11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首次對外《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人民銀行稱，這一報告將與《中國人民銀行年報》、《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共同成為央行對外的三大重要報告。
三、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穩定的評估
2005年11月7日央行的中國首份《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05)》中提到，維護金融穩定分為監測和分析金融風險，評估和判斷金融穩定形勢，采取預防、救助和處置措施及推動金融改革三個層面。第一，對金融風險進行監測，密切跟蹤和分析宏觀經濟環境、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生態環境及其變動情況。第二，按照有關評估標準和方法，評估和判斷宏觀經濟環境、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穩定的影響。第三，根據評估和判斷的結果，采取應對措施。在金融運行處于穩定狀態時，充分關注潛在風險，采取預防措施；在金融運行逼近不穩定的臨界狀態時，采取救助措施，對有系統性影響、財務狀況基本健康、運營正常、出現流動性困境的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并通過重組和改革，轉換機制，促使這些機構健康運行；在金融運行處于不穩定狀態時，積極迅速采取危機處置措施，對嚴重資不抵債、無法持續經營的金融機構，按市場化方式進行清算、關閉或重組，強化市場約束，切實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經濟和社會穩定。同時，針對薄弱環節，及時推動經濟體制、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生態環境方面的改革，通過全方位的改革促進金融穩定。
目前，人民銀行對金融穩定的評估并沒有采取模型化的方法，而是通過各種指標，從整體上來判斷金融的穩定狀況。相對于模型法，通過監測指標體系的方法有個好處是，它并不關注于某一指標具體的指標值，而是通過指標間的對比分析，分析指標數據背后的原因，然后來判斷金融穩定狀況。
從評估的層次上來看，央行的《金融穩定報告》與IMF金融風險監測指標體系一致，由三個層次審慎指標構成，分別為宏觀審慎指標、機構層次的微觀審慎指標和市場類指標。在該報告中，詳細報告了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金融市場與金融穩定、金融業與金融穩定。另外，報告還專門對金融基礎設施、金融生態環境與金融穩定進行了分析。金融基礎設施是指金融運行的硬件設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清算體系、法律法規、公司治理、會計標準、征信體系、反洗錢體系，以及由審慎金融監管、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職能、投資者保護制度構成的金融安全網等。金融生態環境從狹義上講，是指金融基礎設施及其運行狀況；從廣義上講，是指金融體系運行的外部環境，是影響金融體系生存發展的各種因素的總和，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與金融運行相關的方面。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生態環境是維護金融穩定的基本條件和重要保障。
四、其他一些國家的金融穩定評估狀況
雖然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及監管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對與金融體系穩定有關的問題進行研究，但直到最近還沒有幾個國家對整體金融穩健性分析取得突破性進展，還有待深入全面的研究。
芬蘭：芬蘭銀行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擁有預測銀行部門動態框架的中央銀行之一。該國的銀行預測框架是在芬蘭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銀行危機后才開發出來的，其目的在于協助對銀行部門可能的發展趨勢進行決策分析。該框架可以對銀行系統獲利能力的趨勢提供兩年左右時間跨度的預測。雖然這一框架能夠通過對利潤影響因素的分析銀行系統的穩健性，但其重點并不在于關注具體的穩健性。該框架被正式地與芬蘭銀行關于芬蘭經濟宏觀預測模型聯系在一起，采用模型的方法。
挪威：從1995年起，挪威銀行就開始出版關于金融部門形勢和前景的報告。這份報告既包括對金融機構，主要是銀行部門的發展趨勢的分析，也包括宏觀經濟與金融部門發展之間關系的分析。對家庭和企業金融頭寸的分析構成了該報告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報告僅供金融部門當局內部參考，并不對外公開。從1997年起，挪威銀行就在經濟公告季刊的第二和第四期出版該報告的摘要。與采用摘要的方法相一致，出版的報告相對來說是定性的，只對金融穩健性做總體評估，而不是關注具體指標的臨界值。所采用的方法是對與金融部門相關的變量，特別是與金融機構收益相關的宏觀經濟指標的發展趨勢作出初步評估，之后一系列關于銀行系統金融健全性的單一指標被引入評估中，對銀行在房地產方面的風險敞口給予特別關注。
英國：在1997年英國財政部、英格蘭銀行和金融服務局之間達成的諒解備忘錄下，英格蘭銀行負責金融系統整體上的穩定、由財政部、英格蘭銀行和金融服務局組成的常務委員會每月舉行例會討論金融穩定有關動態。一項由英格蘭銀行承擔的實施其職責的任務就是對金融穩定形勢進行監督，包括對實際或潛在的沖擊和金融系統抵御這些沖擊的能力進行評估，并提出一些較具體的意見。英格蘭銀行的方法不是采用復雜的模型，而是對一系列來自英國、工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的信息進行評價并試圖識別出關鍵的動向、脆弱性和可能影響金融穩定性的風險。
美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分別負責銀行監管的不同方面的三個機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和貨幣監理署(OCC)――根據他們非現場監管業務一部分的、由銀行提供的主要數據，已經開發出類似的用于評價個別銀行穩健性的模型和指標。加總單個銀行的信息可以對金融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的穩健性進行評估。一般地，美國監管機構在對單個銀行未來穩健性進行評估中所使用的那些變量近似于進行全面的事后駱駝評級中所考慮的各種因素。在某個或多個的銀行單獨地強大到有整個系統影響力的時候，這些單個銀行的變量用作宏觀審慎指標可能是有用的。在銀行系統的總體層次上，那些對銀行當前穩健性進行評估時有意義的變量，可以用作宏觀審慎指標。
五、我國金融穩定評估與國際接軌存在的問題以及對我國金融穩定評估的一些啟示
(一)存在的問題
1.數據統計方面的問題。一是我國數據統計的準確性，即數據質量存在問題，曾遭受國內外學術界的懷疑。二是，提供金融穩定評估的統計數據，即使是在IMF倡導的評估體系下，也還缺乏一個公認的、標準的準則。
2.我國金融體系的特殊機制，導致我國的金融評估數據不能簡單地與國外進行橫向比較。比如銀行不良貸款率，我國的警戒線要比國際通行標準要高。
3、金融穩定評估方面的人才。金融穩定評估在國際上來看，也還是處于初始階段。我國更是處于探索階段。因此，既熟悉國際金融穩定的通行標準，又熟悉我國金融體系，能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與國際接軌，這方面的人才目前還相當缺乏。
(二)對我國金融穩定評估的啟示
1.完善金融穩定評價體系，促進金融監控工作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我國對金融風險的關注和研究可謂高度重視。但是，系統化和規范化的金融風險評估體系卻一直未能有效建立。這與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和監督執行機構有關。因此，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穩定評估體系，與國際規范接軌，對于國內金融監管水平的提高和抵御風險能力的增強十分必要。為此，應盡快構建完整合理的金融穩定評估體系，配套建立相應的制度，包括合理的法規框架、適當的組織體系等。從數據收集和處理、信息管理、報告制度和監督機制等方面進行建設，逐步推進我國的金融穩定評估工作。
2.盡早參與IMF金融穩定評估體系，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和交往。IMF金融穩健性指標評價體系的推廣和實施將有助于減少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而穩定的國際環境對于正在發展、調整和開放中的我國而言尤為重要。因此，我國也有責任和義務對FSI評價體系的推廣和實施提出自己的意見，增進國際評估系統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國際金融合作和交流，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穩定評估體系。
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分析小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05)\[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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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七次失敗的嘗試及其背后各個利益群體的大量游說之后，美國《2005年防止破產濫用及消費者保護法》（BankruptcyAbusePreventionandConsumerProtectionActof2005，以下簡稱“破產改革法”或BAPCPA）最終于2005年4月簽署頒布，并于同年10月生效實施。2005年破產改革法是美國《破產法典》（BankruptcyCode）自1978年制定以來幅度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修訂，其核心內容是對消費者破產制度的調整，但并不僅限于此，同時也涉及稅收、隱私、員工福利、金融交易、跨境破產等多方面的內容。其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法案第九章（TitleIX）對于涉及證券及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金融合約”（financialcontract）的例外規定。
概而言之，破產改革法延續了《破產法典》此前對于金融合約所給予的安全港保護，即對破產約定條款無效、自動中止、限制偏頗和欺詐性轉讓等破產程序核心機制豁免適用，并且在受保護交易和受保護主體的范圍上均有所擴大。尤其是在金融衍生產品方面，實質上覆蓋了幾乎所有可能的衍生交易，從“特定保護”發展到“市場保護”。與此同時，破產改革法在定義金融合約及相關金融產品時采取了“形式主義”的方法，消減乃至消除了法院進行實質判斷和自由裁量的空間，并使得業界認可和慣例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一、擴大了的安全港
在破產程序中，為確保相關債權人公平受償，對破產債務人的合同自由及合同相對方權利的主張和實現加以限制。《破產法典》中的破產約定條款無效、自動中止、限制偏頗和欺詐性轉讓等規定均在此列。破產約定條款（ipsofactoclause）是指以一方陷入財務困境、資不抵債或者進入破產程序為觸發條件的合同條款，允許另一方在此情況下變更或終止合同，或者加速、變更或終止合同下的具體權利義務。《破產法典》第365（e）節明確規定，此種約定條款在破產程序中無效。與此相似，第362（a）節規定，破產申請一經提起，即構成對此前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或者合同請求權的自動中止（automaticstay），例如合同相對方不得扣押和取得擔保物，或者行使抵銷權（即將其與破產債務人有關的債權債務相沖抵，減少其請求權，從而降低不能獲得償付的風險）。對于已履行合同，如果構成偏頗轉讓或欺詐性轉讓，可以撤銷。根據《破產法典》第547（b）節，在破產申請提起之前90天內（如果相對方為內部人，則為1年以內）為清償先前債務而對特定債權人進行的財產轉讓，如果使得該債權人能夠比在破產程序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則構成偏頗轉讓（preferentialtransfer）；第548（a）(1)節規定，在破產申請提起之前1年內進行的具有實際欺詐意圖或以不合理低價進行的轉讓，構成欺詐性轉讓（fraudulenttransfer）。對于偏頗或欺詐性轉讓，破產托管人可予以撤銷。
上述機制對于金融合約的“網開一面”并非始于2005年破產改革法。1978年《破產法典》制定之初，即為商品期貨合約（commoditycontract）和遠期合約（forwardcontract）提供了豁免適用上述限制的安全港（safeharbor）；在其后的數次修訂中，又先后將證券合約（securitiescontract）、回購協議（repurchaseagreement）和互換協議（swapagreement）納入了金融合約安全港。但是，在破產改革法之前，安全港的范圍相對有限，這種有限性源自對有資格享受安全港待遇的受保護交易和受保護主體的限定。
受保護交易（protectedtransactions）是指根據《破產法典》，上述金融合約各自可以涵蓋的具體交易形式，或者換句話說，這些金融合約在破產法中的具體涵義。以證券合約為例，具體是指“購買、出售或借貸證券、存款單、證券組合或指數的合約，包括證券買賣期權”。只有在此限定范圍之內的證券交易，才能享受安全港待遇。受保護主體（protectedparties）是指在受保護交易中有資格享受豁免的合約相對方（counterparty），其范圍隨受保護交易及所豁免機制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在互換和回購協議中，任何相對方均可享受豁免。在其余金融合約，包括證券合約、商品期貨合約和遠期合約中，則有特定的資質要求：對于自動中止和破產約定限制的豁免，只能由期貨經紀人、遠期合約商、證券經紀人、金融機構和證券結算機構享有；對于偏頗和欺詐性轉讓限制的豁免，可以由任何相對方享有，但前提是轉讓方或受讓方是上述主體之一。
2005年破產改革法維持了證券合約、回購協議、互換協議、遠期合約和商品期貨合約這五種受保護交易的基本類別，但對各個類別的定義都進行了更新。從形式上看，現在每種類別的定義都首先對該類別本身進行描述，然后列舉各種相關交易，如結合該類別下數種不同子產品的組合合約、交易該類別產品的期權合約、涉及該類別產品的總協議（masteragreement）或擔保協議等。對于產品本身的描述也反映交易所和柜臺市場發展的現實，清單的范圍有所擴大。并且，大多數定義都增加了一個開放式條款（openingclause），允許同已明確列舉的交易“相似”（similar）的任何其他交易享受安全港保護。仍以證券合約為例，根據破產改革法的界定，現在是指：“（1）購買、出售或借貸證券、存款單、按揭貸款或其中任何利益、證券組合或指數的合約，針對上述任何品種的期權，針對上述任何品種及其期權的回購或逆回購交易；（2）就現金或上述任何產品的結算而由或向證券結算機構作出的保證；（3）在全國性證券交易所達成的任何外匯期權；（4）任何保證金貸款；（5）與本段中提及的任何協議或交易相似的其他協議或交易；（6）本段中提及的協議或交易的任何形式的組合；（7）針對本段中提及的任何協議或交易的期權；（8）涉及上述任何協議或交易的總協議。”寬狹之變，一目了然。
在破產改革法之前，由于豁免內容都是在各個類別下分別規定，對于這些豁免能否跨交易類別行使并無說明，這就使得相對方跨類別行使約定權利能否享受安全港保護處于不確定狀態。為解決此問題，破產改革法在上述五種基本類別之上增加了一個概括性的“總沖抵協議”（masternettingagreement），即規定在上述五類金融交易之內或之間行使沖抵、終止或加速到期等權利的協議，將之也納入保護范圍。這意味著只要是在總沖抵協議涵蓋范圍之內，相對方就可以跨交易類別對所有相關金融合約行使沖抵等權利，而仍然享有安全港條款所給予的豁免待遇。
對于受保護主體這一概念，破產改革法也給予了保留，但通過加入“金融參與人”（financialparticipant）而使范圍有所擴大。金融參與人包括兩類主體，一是結算組織；二是在破產申請提交之日前15個月內的任何時點所擁有的受保護合約的總價值，名義或實際本金數額（nominaloractualprincipalamount）不少于10億美元，或逐日盯市頭寸（mark-to-marketposition）不少于1億美元的任何機構。換言之，在證券合約、商品期貨合約和遠期合約中，相對方現在享受豁免待遇不再僅僅取決于特定職業屬性，也可以緣自交易的金額（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風險）。
如果說上述變動還只是對《破產法典》既有的金融合約安全港框架（受保護交易、受保護主體）的增補，那么破產改革法通過對互換協議的重新界定，則在事實上突破了這一框架。在此之前，《破產法典》下的“互換”包括貨幣、利率或商品互換，針對上述交易的期權，任何類似協議，上述交易的任何組合，以及涉及上述任何交易的總協議。而根據破產改革法，“互換”除繼續涵蓋上述交易外，還包括了針對同樣標的物（貨幣、利率、商品）的期貨、期權和遠期協議；股權或債權互換、期貨、期權和遠期協議；全回報、信貸差額或信貸互換、期貨、期權和遠期協議；天氣互換、天氣期權、天氣衍生產品等。在作了如此詳盡的列舉之后，法案仍然照例加上了一個開放式條款，以確保所有“相似”的協議也能夠被涵蓋。
這些修訂的意義遠不止于對受保護互換交易的擴充；在實質上，它們使得新的“互換”涵蓋了金融衍生市場上的所有交易，包括那些已經由法案別的條款給予相對有限保護的特定交易，如期權、遠期和商品期貨，因為很難設想有哪種金融衍生產品還能置身于這一定義之外。同時，這些修訂在實質上也將安全港擴展到了金融衍生合約的任何相對方，因為破產改革法對于“互換參與人”的定義并未改動，仍然是指“在破產申請提起之日前任何時候同債務人有未結互換協議的任何實體”。這樣，在金融衍生產品領域，破產改革法通過對“互換”定義的修訂，事實上將金融合約安全港從保護特定主體推進到了保護整個市場。
對于遠期和商品期貨合約而言，上述修訂實質上相當于取消了“受保護主體”的限制：這些合約的任何相對方現在都可以作為“互換參與人”而受到保護。需要指出的是，這與上文提及的只給予具有特定資質的遠期和商品期貨合約相對方以安全港保護的條款并不沖突，因為后者雖然只涵蓋特定主體，但并未排除其他主體根據法典的其他條款享受安全港待遇的權利。事實上，在對《破產法典》的多次修訂中，立法者在安全港中每納入一種新的交易類別，都分別對相對方享有的豁免加以規定；很多時候不同修訂針對的是相似乃至相同的交易，但彼此之間卻并不互相援引，從而使得相關概念和定義之間的交叉和重疊（overlap）不可避免。2005年破產改革法的立法歷史（legislativehistory）顯示，立法者自身也充分意識到了重疊問題的存在，并且不認為其構成相關主體享受安全港保護的障礙。
二、縮小了的裁量權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為何要給予金融合約這種特殊待遇，為此不惜讓破產法的某些核心機制作出妥協？如果不考慮利益群體游說和博弈等現實因素，單從公開的立法歷史本身來看，答案是防范和減少系統性風險。金融合約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合約幾乎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和中介機構的專屬領地，高金額、高杠桿、高風險，并且交易范圍相對集中，同一主體往往是多份合約的相對方，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此情況下，如因某個當事方的破產導致金融合約無法順利履行，將會導致合約相對方受到沖擊，進而影響相對方之相對方，造成連鎖反應，危及金融衍生產品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安全。早在1982年修訂《破產法典》的立法報告中，立法者就指出，有必要對金融衍生產品給予特殊待遇，以防止“一家機構的破產擴散到其他經紀人或結算機構，并引發市場崩潰的風險”，并聲稱“對于將破產可能引發的潛在巨額損失和市場連鎖反應最小化而言，迅速結清破產人的頭寸無疑是可取的”。2005破產改革法的立法報告也明確表示，法案對某些金融交易給予特殊待遇是旨在“減少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中的系統性風險”，即“一家企業的倒閉或者一個市場或結算系統的中斷擴散為危及其他企業、其他市場部門或者金融系統整體的風險”。
問題在于，前文已經提及，立法者此前在設置金融合約安全港時采取的是拼湊式的方法（patchworkapproach），即在安全港框架內陸續納入新的類別，并在每個類別下分別規定其享有的豁免，而未進行援引和整合，這就使得法院在面對一些“”交易時，對于其是否屬于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從而應該享受安全港保護的“金融合約”并非一目了然，因此傾向于通過對交易的經濟實質進行審查來作出裁量。然而，這種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卻面臨著棘手的現實，那就是一些金融合約同其他非金融合約交易，如擔保貸款，從經濟實質上很難加以區分。回購協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回購協議實際上可以分解為一份遠期合約和一份證券合約：在遠期合約下，甲方同意在未來某一時刻（如1年以后）以約定價格（如1100元）向乙方買進特定證券；與此同時，在證券合約下，甲方現在按照市場價格（如1000元）向乙方賣出同等數量的該種證券。兩份合約相組合的凈效果（netresult）正相當于一項擔保貸款：甲方從乙方處獲得1000元的貸款，1年后償還，利息為100元，以轉讓給乙方的證券作為還款擔保。盡管從經濟實質上看與擔保貸款并無區別，但這種組合卻是金融市場上普遍存在的回購協議，就類別而言屬于受安全港保護的金融合約。
作為一種類別，回購協議早在《破產法典》1984年修訂時就已被納入安全港。但是，在2005年破產改革法之前，受保護的回購協議僅限于以存款單、銀行承兌匯票和政府債券為標的物的回購協議。那么，對于不在此范圍之內的回購協議，如以按揭支持證券（MBS）或股票為標的物的回購協議，又該如何裁量？是受保護的金融合約（按照上述分解，它們無疑屬于“購買、出售或者借貸證券”的合約），還是不受保護的實質上的擔保貸款？在2005年之前，這個問題的答案并不確定。盡管多數法院傾向于尊重當事方以回購協議取代擔保貸款來架構交易的實踐，并認可二者間的區別，但也有法院通過審查經濟實質，將特定回購協議視同為擔保貸款，否認其受保護性。在著名的InreCriimiMae,Inc.一案中，聯邦破產法院認定，當事方所簽訂的涉及破產人證券的“回購協議”在缺乏其他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并不足以表明所有權轉移和證券真實出售并從而區別于擔保貸款。法院的一個主要理由是這份協議中存在著非標準條款，要求買方向賣方回售所購買的原證券（而非等值同種證券），從而限制了買方的處置權，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所有權轉移和證券銷售，因此不應受到安全港保護。不僅如此，法院還明確表示：“法院必須審查合約的實質條款。因此，真正有關緊要的不是合約內的描述，而是合約條款的效果。”這一判決在業界的影響是震撼性的，用一位評論者的話來說，“是對整個金融產業的沖擊波”。
審查經濟實質固然是法院自由裁量權的范圍，然而，將此分析用于評判回購協議（金融合約）是否成其為回購協議（金融合約），卻多少有些文不對題，因為回購協議（金融合約）獨特性的來源乃是商業實踐，而非經濟實質。事實上，如上所述，即使是已經被《破產法典》明確列舉的受保護回購協議，就經濟實質而言其擔保貸款的屬性也絲毫不遜于金融合約的屬性。聯邦紐約南區地區法院在1998年的一份判決中對此作了精當的論述：“在擔保貸款交易中，賣方保留對證券的受益所有權；在買賣交易中，賣方負有重新取得所有權的契約義務。賣方在證券市值中的利益，在前一種情形里并不比在后一種情形里更大。顯然，任何試圖通過在細致微調的天平上權衡經濟因素來確定一項回購或逆回購交易究竟更像擔保貸款還是買賣交易的努力，最終都會是徒勞無功。”
有關回購協議的爭議在2005年破產改革法中得到了明確解決。所有回購協議，包括在CriimiMae中困擾法院的回購協議，現在都可以被新的“證券合約”定義所涵蓋（……“針對上述任何品種及其期權的回購或逆回購交易；……”）。但是，這并非問題的全部。金融合約的可能組合形式是無窮無盡的，要模擬貸款，并非只能通過回購協議。例如，全回報互換加上證券購買合約，完全可以達到相同的實質效果。另一個例子是在安然公司破產案件中曝光出來的“預付”交易（“prepay”transaction）。在這個意義上，破產改革法真正重要的一點不在于其澄清了回購交易（或其他具體交易形式）的可保護性，而在于其在詳細列舉的具體交易清單之外，規定所列舉交易的“任何形式的組合”也在保護范圍之內，從而大大降低了法院認定中的不確定性，也為業界實踐發展和金融創新預留了足夠空間。如果再考慮到開放式的“相似”條款和對“互換”的寬泛界定，這一點就更為明顯了。
通過擴大清單范圍、保護交易組合、加入“相似”條款、全新界定“互換”，破產改革法將判別金融合約的最終意義上的發言權留給了業界慣例和市場實踐：只要是在金融市場上普遍運用并被業界認可為回購、互換或其他受保護類別的交易，就都屬于安全港適用范圍內的金融合約，至于其經濟實質是否是貸款或者其他非金融合約在所不論。法院的自由裁量權被大大縮減了。在面對一份存在疑問的合約時，法院現在需要/能夠做的不是探究經濟實質，而是探詢業界慣例：根據市場實踐和業界慣例，這樣一份合約是否會被認可為金融合約。立法者的這一意圖，在其關于將回購協議納入證券合約的立法說明中表露無遺：“加入‘回購或逆回購交易’旨在消除對于一項回購或逆回購交易是買賣交易還是擔保融資……的任何探究。……針對所有證券（例如股權證券、資產支持證券、公司債券和商業票據）的回購或逆回購交易現在都包涵于‘證券合約’的定義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破產改革法的這一定位將法院從此前多少有些勉為其難的“經濟實質”探究中解脫了出來，因為如前所述，這種探究在很大程度上文不對題，從而是徒勞的。破產改革法這種“形式重于實質”的立場，在將“保證金貸款”納入“證券合約”這一點上更是展現得淋漓盡致。保證金貸款（marginloan）是指在證券融資交易中由證券經紀人或其他金融機構向投資者提供，并以投資者購買的證券組合（securitiesportfolio）為擔保的貸款。從內容到名稱，這都是一種擔保貸款，然而破產改革法卻將其明確納入了保護清單，因為這是為業界實踐所普遍認可的交易形式。
三、清晰了的邊界線
在保護范圍如此顯著擴張，法院自由裁量權如此顯著收縮的情況下，金融合約安全港的邊界線，如果有的話，究竟在哪里？
至少從公開的立法歷史看，立法者并未打算讓“金融合約”成為市場參與者指鹿為馬行為的護身符。在將保證金貸款納入保護清單的同時，國會指出：“在（證券合約）定義中納入‘保證金貸款’只是意在涵蓋那些在證券行業普遍認知為‘保證金貸款’的貸款，……而并不包括碰巧也是以證券作為擔保物的其他貸款。”同樣的提醒也出現在對寬泛的互換協議新定義的說明中：“‘互換協議’的定義不應被詮釋為允許當事方將非互換交易記錄為互換。傳統的商業安排，如供貨協議，或者其他非金融市場交易，如商業貸款、住房貸款或消費貸款，不能僅僅因為當事方聲稱將交易記錄或標示為‘互換協議’，就在……破產法典下作為‘互換’對待。”因此，金融合約安全港并非保護所有自稱的金融合約或交易，只有那些被業界共同認可并且在市場上反復進行的金融交易，才會受到保護。
即使是這些被共同認可和反復進行的金融交易，在享受安全港保護時也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那就是不得用于進行欺詐。如前所述，《破產法典》對于破產前夕的欺詐轉讓（包括實際欺詐和推定欺詐，即不合理低價）和偏頗性轉讓加以限制，允許破產托管人予以撤銷。在為金融合約提供的安全港中，法典對其豁免適用推定欺詐轉讓限制（§548(a)(1)(B)）和偏頗性轉讓限制條款（§547(b)），但對于實際欺詐轉讓限制條款（§548(a)(1)(A)）的適用則未予豁免。換言之，如果當事方存在實際欺詐，即存在“阻礙、拖延或欺詐（破產債權人）的實際意圖”，那么即使其所簽訂的合約形式上在安全港清單之內，破產托管人仍然有權依據第548(a)(1)(A)節，對其予以撤銷。
在上文提及的安然公司“預付”交易中，所使用的預付遠期合約本身并非異數，反而是遠期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根據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調查，安然公司使用預付遠期合約和到付遠期合約的組合是用于操縱財務報告、掩蓋貸款、虛增收入，以實現欺詐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意圖。在此情況下，上述組合合約顯然不能也不應受到安全港的保護。
2005年破產改革法延續了《破產法典》此前的做法，對實際欺詐轉讓限制條款的適用不予豁免。與此同時，破產改革法將欺詐轉讓（包括實際欺詐和推定欺詐）的回溯期從一年擴展為兩年。換言之，在破產申請提起之日前兩年內進行的金融交易，如果證實存在實際欺詐，破產托管人均有權加以撤銷。
然而，要證明當事方存在“實際欺詐”并非易事，因為采集相關證據的難度頗大。事實上，對實際欺詐進行證實之困難，本身就是引入推定欺詐（不合理低價）條款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業界認可和慣例再一次成為重要依據。一些法院在案件審理中已經注意到，包含欺詐因素的交易難得會是金融市場上的慣常交易。這是因為，欺詐必須被掩蓋，而為了掩蓋欺詐，當事方往往會求助于不尋常的合約組合及/或“人工”添加的并非必需的第三方。這些都容易使得相關交易帶有“非典型性”，與業界共同認可和市場反復實踐的慣常交易形成對比，并成為探尋實際欺詐意圖的線索。因此，即使是在處理包含欺詐因素的交易時，業界慣例也成為辨識和定性的基準。
由是觀之，盡管2005年破產改革法大大擴展了金融合約安全港的范圍，但通過確立金融業界慣例的主導地位，以及維持和強化實際欺詐限制條款的適用，法案反而減少了判定中的不確定性，使金融合約安全港的邊界線更為清晰。簡言之，只要不存在實際欺詐，被業界共同認可和市場反復實踐的慣常金融交易，都能享受安全港的保護。
四、總結與借鑒
為了控制和減少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美國《破產法典》長久以來陸續給予若干合格金融合約以程度不等的破產安全港保護。在此基礎上，2005年的最新修訂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假定通過金融合約破產安全港來減少系統性風險是合理和有效的，那么2005年破產改革法推進和厘清這一機制的努力無疑值得稱道。
通過因應市場發展增加例外清單項目，尤其是引入寬泛的“互換”新定義，破產改革法顯著擴展了安全港的覆蓋范圍，在衍生產品領域更是給予了實質上的市場整體保護。同時，經由極富彈性的“組合”條款和“相似”條款，輔之以幾乎無所不包的新互換定義，立法者確立了“形式重于實質”的基本立場，強化了業界慣例和市場實踐作為判別基準的地位，消減乃至消除了法院探究相關交易“經濟實質”的空間，大大壓縮了法院在這一領域某種意義上徒勞無功的自由裁量。盡管安全港范圍顯著擴大，但通過繼續適用實際欺詐限制條款、充分利用業界慣例的線索和指引功能、壓縮法院的自由裁量空間，破產改革法反而減少了辨識和判定中的不確定因素，使安全港的界線更為清晰。這種清晰和確定，應該是金融市場所樂見的。
在我國，金融機構破產是否及如何寫入破產法，一直是新破產法制定過程中爭議的焦點。2006年8月27日正式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在第134條第2款規定：“金融機構實施破產的，國務院可以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制定實施辦法。”換言之，金融機構的破產在基本程序上適用破產法的規定，但在一些特殊機制上，則留待國務院的實施辦法加以解決。金融機構破產所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以及由此需要給予的特別處理，無疑是立法機關在此問題上長時間遲疑和最終予以折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國務院此后制定金融機構破產實施辦法時，對于金融合約的處理，也將是不容回避的問題之一。由于我國同美國在金融市場發達程度及破產法律成熟程度方面均有較大差異，直接的規則移植并不現實。但是，從上述與金融合約有關的最新修訂中探尋某些原則和趨勢，為金融機構破產實施辦法中類似機制的建立提供一些思路，卻是不無意義的。筆者以為，就我國的金融合約破產安全港而言，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可資借鑒和進一步探討：
首先，安全港的主體問題。美國金融合約安全港的主體范圍非常廣泛，在衍生產品領域涵蓋了所有合約相對方，即使是在范圍相對狹窄的證券合約領域，也包括了證券機構、其他金融機構和結算機構。金融混業的深入和金融創新的層出不窮使得金融合約的結構日益復雜，主體日益多樣化，若欲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必須適應現實發展，對主體范圍給予較為寬泛的界定。目前我國金融合約的主體還主要是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公司等證券類機構，但分業嚴令已然取消，混業經營初現端倪，銀行、保險等非證券類金融機構的介入只是時間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安全港的主體給予較為寬松和靈活的規定，以便為市場發展預留空間。
其次，安全港同投資者保護機制的配合和銜接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金融合約安全港機制中，受保護主體并不包括個人投資者。在一般證券合約中，必須是證券機構、其他金融機構和結算機構，自不待言；在實質上涵蓋全部衍生交易的“互換”中，參與人雖說是“任何”，但也指的是“……任何實體”（著重號系作者所加），并不包括個人。這種似乎是“重機構輕個人”的制度設計，看上去同強調投資者保護的傳統原則格格不入，其實不然。金融合約安全港并非孤立的機制，在應對金融機構破產的系統性后果方面并非單兵作戰。以《證券投資者保護法》（SIPA）為依歸、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IPC）為核心的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已經給予了個人投資者在其證券經紀商破產時的特殊保護。個人投資者對金融交易的參與，是通過其證券經紀商（在混業經營的情況下也包括銀行等從事經紀業務的其他金融機構）來進行的，而經紀商本身又在安全港覆蓋范圍之內。這樣，在投資者保護基金正常運作的前提下，無需再經由破產安全港來給予個人投資者特別保護。我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起了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制度框架，但具體規則和運作仍在探索之中。在制定金融合約安全港規則過程中，注意二者間的配合與銜接，實為必要。
最后，業界慣例的問題。2005年破產改革法使得業界慣例和市場實踐在金融合約安全港的適用中占據了基礎性的地位。這反映了至少兩點：第一，在這個專業性、技術性極強的領域，法院的鑒別和判斷能力相對有限，必須對業界慣例給予足夠尊重；第二，在這個錯綜復雜而又瞬息萬變的領域，規則的清晰、直接和預見性至關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形式重于內容，需要對法官的自由裁量給予較大限制。對于金融交易尤其是衍生產品交易還普遍較為隔膜的我國司法部門而言，上述表述應該同樣是適用的。但是，這種對業界慣例的推重有兩個前提：一是業界有普遍接受的慣例，二是業界的操守和聲譽值得信任，而這兩點都有賴于業界的充分自律。故此，在我國金融合約安全港機制的建立和運作中，必須充分考慮和發揮金融業界的自律功能，保障并監督市場參與主體在良性實踐中形成具有公信力的業界慣例，并以此作為安全港規則適用中的主要判定依據。
【注釋】
CCHBankruptcyReformActBriefing:BankruptcyAbusePreventionandConsumerProtectionActof2005,SpecialReport,April21,2005.
11U.S.C.§365(e)(2002).
11U.S.C.§362(a)(2002).
11U.S.C.§547(b)(2002).
11U.S.C.§548(a)(1)(2002).
11U.S.C.§741(7)(2002).
11U.S.C.§§101(53C),362(b)(7),(17),546(f)(g)(2002).
11U.S.C.§§362(b)(6),555,556(2002).
11U.S.C.§546(e)(2002).
BAPCPA§907(a)(2)(tobecodifiedat11U.S.C.§741(7)(A)).
SeeAllen&tingLegislationforISDA,at2(April2,2001),availableatlastvisitedNov.9,2006.
BAPCPA§907(c)(tobecodifiedat11U.S.C.§101(38A)).著重號系作者所加。
BAPCPA§907(b)(2)(tobecodifiedat11U.S.C.§101(22A))
11U.S.C.§101(53B)(2002).
BAPCPA§907(a)(1)(E)(tobecodifiedat11U.S.C.§101(53B)(A)).
幾乎所有金融衍生產品合約都可以體現為期權、遠期（期貨實質上是標準化了的遠期合約）和互換的某種形式的結合。SeeNormanM.Feder,DeconstructingOver-The-CounterDerivatives,2002Colum.Bus.L.Rev.677,691n.24.
11U.S.C.§§101(53C)(2002).
11U.S.C.§§362(b)(6),546(e),556(2002).
例如，國會在關于2005年破產改革法的立法報告中指出：“在‘互換協議’定義中使用的‘遠期’一詞”并不僅指屬于‘遠期合約’定義范圍之內的交易。相反，一項‘遠期’交易即使不是‘遠期合約’，也可以是‘互換協議’。”H.R.Rep.NO.109-31,at129(2005).這意味著國會完全意識到新的“互換”定義將會涵蓋所有的遠期交易。同一報告還指出：“‘金融參與人’的定義同關于‘證券合約’、‘遠期合約’、‘商品期貨合約’、‘回購協議’‘互換協議’的法典其他條款之間并不相互排斥。具備‘金融參與人’條件的實體同時也可能是‘互換參與人’、‘回購參與人’、‘遠期合約商’、‘商品期貨經紀人’、‘證券經紀人’、‘證券結算機構’及/或‘金融機構’。”Id.,at131.
SeeH.R.REP.NO.97-420,at2,4(1982).
SeeH.R.REP.NO.109-31,at20(2005).
這里討論的是所謂買斷式回購。從嚴格的法律形式上看，買斷式回購同擔保貸款當然有著一個基本區別，那就是證券的所有權發生了轉移，乙成為證券所有人，有權自由處分，與擔保貸款中對擔保物享有的擔保權有所不同。但是，就經濟實質而言，二者并無不同：乙對甲的融資事實上是以所轉讓證券為擔保的，無論乙對證券的處分是發生在甲回購（還款）或違約不回購之前還是之后。而如果是我國一度只允許的封閉式回購（擔保式回購），那么就連這一區別也不復存在了。
11U.S.C.§§101(47)(2002).
SeeHaroldS.Novikoff,CharacterizationinBankruptcyofTransactionsAffectingthePublicMarkets:TheTreatmentofRepurchaseAgreementandItsImplications,SK092ALI-ABA237(2004).
SeeInreCriimiMae,Inc.,251B.R.796,805(Bankr.D.Md.2000).
Id.,at804.
Id.,at802.
JeanneL.Schroeder,ARepoOpera:HowCriimiMaeGotReposBackwards,76Am.Bankr.L.J.565,567(2002).
GranitePartners,L.P.v.Bear,Stearns&Co.,17F.Supp.2d275,301(S.D.N.Y.1998).
在這種交易中，賣方（回報收取方）將所指證券（referencesecurity）出售給買方，與此同時與買方（回報給付方）簽訂一份全回報互換協議，約定由賣方繼續收取該證券的全部投資回報。這兩項交易相結合的結果實質上相當于賣方保留了所指證券的所有權，而從買方借貸了名義上的證券出售價款。SeeDavidZ.Nirenberg&StevenL.Kopp,CreditDerivatives:TaxTreatmentofTotalReturnSwaps,DefaultSwaps,andCredit-linkedNotes,87J.Tax’N82,83(1997).
經過簡化后的交易模式大致如下：甲方與乙方簽訂一份為期1年的商品遠期合約，約定以1100元向乙方買進某商品（如石油），交貨時付款；與此同時，雙方簽訂一份“預付”遠期合約，約定甲方在1年后以1000元向乙方買進同樣數量的石油，而乙方現在就“預付”1000元的價款。SeeSecondInterimReportofNeilBatson,Court-AppointedExaminer,CaseNo.01-16034,at58(Jan.21,2003).同回購協議一樣，這兩項交易的凈效果相當于甲方獲得了為期1年、利率10%的1000元貸款。
SeeH.R.REP.NO.109-31,at119(2005).著重號系作者所加。
Id.
H.R.REP.NO.109-31,at129(2005).
SeeGenerallyH.R.REP.NO.109-31,Section-by-SectionAnalysisandDiscussion,TitleIX.FinancialContractProvisions(2005).著重號系作者所加。
11U.S.C.§548(a)(1)(A)(2002).
SeeDavidM.Schizer,BalanceintheTaxationofDerivativeSecurities:AnAgendaforReform,104Colum.L.Rev.1886,1901-03(2004).
SeeSECv.J.P.MorganChase,SECLitigationReleaseNo.18252(July28,2003).
SeeBAPCPA§1402(1)(tobecodifiedat11U.S.C.§548(a)(1)(A)).
SeeforexampleKippermanv.CircleTrust(InreGraftonPartners),321B.R.527,540(B.A.P.9thCir.2005)（若干源自欺詐交易的破產申請前轉讓不受安全港保護，因為其在證券交易中并不普遍使用）；Jacksonv.Mishkin(InreAdler,ColemanClearingCorp.),263B.R.406,481(S.D.N.Y.2001)（旨在欺詐破產人及其債權人的證券購買和賣空交易的欺詐色彩如此濃厚，以致不能認為它們是證券業中一般理解的正常證券交易）。
篇4
1．2金融風險的種類財政與金融方面的風險被夸大、股票在投資過程中因為本身性質而誕生的風險以及結構上存在漏洞導致各個分散風險集中。
2．金融投資的風險評估技術及應用探究
2．1VaR方法
ValueatRisk的英文縮寫便是VaR，其意思是“在線價值”，是指在在進行風險評估時，需要觀察金融市場的起伏狀況，某一家金融公司借助于金融或者通過組合后的金融所誕生損失的最大值。公式為Prob(P>VaR)=1一a。Prob含義為資產價值帶來的損失比可能產生的損失上限中的概率要高；P指的是在既定的有效時間內，某金融方面的資產t中產生的價值損失額度；n指的是在事先預定的置信水平；VaR指的是在確定的置信水平a下的在險價值，即會直接造成損失的上浮。在這個公式中，站在VaR的概念上來進行分析，持有時間以及置信水平中的參數有著非常深遠的含義。一般情況下，置信水平與VaR之間的關系為正比例關系，假如執行水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高時，VaR同時也會得到相應提高，鑒于此，在使用該公式對金融投資風險展開評價時，有必要借助于正確的方式來選擇合適的參數。
2．2口系數衡量法
在對整個風險展開評價時，有必要借助于B系數來進行具體的分析，所謂D系數指的是借助于簡單措施將某個資產的收益的實際狀況以及市場中的關系展開描述，需要通過其反應內容和市場的組合變量的關系變化，從而加大解析的力度。此外，這也是特殊情況下的風險評價方法將該式子進行簡化之后，可以得出BI=COV(Ri，RM)／02M=piM(oi／OM)，這樣的公式，為了讓大家更容易理解和運用該公式，可以對其中的內容進行更改。
2．3均值一一方差衡量法
在金融投資的過程中，一般情況下是沒有方法來對風險的大小以及有關因素在具體數據上進行獲取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借助于一定的方式來從損失的有關偏差中，也就是風險的度數中，對風險的大致情況有個整體上的了解與掌握，對風險進行測量的時候，可以借助于變異系數或者標準方差等有關數學公式來展開計算。x屬于一個隨機變量，在使用的過程中，可以通過一種金融工具對所投資過程中實際獲取到的效益E(x)對變量所帶來的期望值進行分析，換一句話說，可以將其數據看做為改組數據中的方差，即：標準差指的是方差中的算術平方根，是對平均數值以及測量數值離散程度在范圍和代銷方面的反映，假如標準差變大，則各個數據之間原本的關系也會發生較大的離散狀況，鑒于此，表示損失的波動幅度狀況也會發生較大的變化，損失的總金額以及概率也會上升。假如平均數出現相等的時候，對其它相關的因素進行分析后，可以借助標準差以及其它有關數據來展開直接的對比分析，假如兩組數據之間有著較大的變異時，則需要我們對離散程度進行深層次的分析，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借助變異系數以及其它相關數據展開對比性的操作。標準差與期望值之間的比值便是變異系數，通常情況下，偏差與變異系數之間的關系呈現出正比例的關系，假如變異系數變小，其偏差也會較小，因此，在金融投資過程中，是不會有較大的風險存在。反過來，假如變異系數變大，則偏差也會較大，在金融投資過程中便可能存在較大的潛在風險。
3金融投資的風險評估技術中的普遍問題
(1)在一系列指標中沒有一致性，并且各個沒有一定的可比性憑借高低順序法，就能實現多種投資金融案例的比較，從而分析出對應的風險情況。通過利用方差衡量法與B系數方法，就能發現一個與現實截然不同的結構，而且這種結果經過了多個角度的分析。(2)對風險進行分析時，不能夠對風險的精確度進行評述借助于金融投資風險的評估方式，對金融風險展開詳細的分析與評估的時候，還不能夠對其風險的具體情況展開描述因為結論與實際存在的情況還有一定的距離，并且與風險相關的其它因素也不能在結果中得以反映每一個金融投資成員在獲得的風險信息以及其它相關消息時，便會存在差距。目前，所利用的投資風險評估方式還無法為多個側面投資人員在利益上進行保障。(3)事后的風險不能在預先的事前狀況下表述借助于均值——方差衡量法、B系數方法展開對金融投資風險的評述時，在具體過程中使用的信息資料均為歷史中的信息，所以，所評述的結果，一般是在過去某個階段中可能存在的一種損失情況。另外，借助于VaR方法戰隊金融投資風險展開評述的時候，所得出的結論假如應用在實際的金融市場中，一般是沒有效果的。
4如何解決金融投資的風險評估技術中的問題
4．1使用壓力及后驗方法對VaR的計算模型進行測試借助于VaR方法對金融投資中的風險因素展開計算與分析的時候，在這個過程中會涉及到多個假設性的條件，因此所評價的過程以及結果上便不可避免的存在某些弊端，但是VaR方法可以對金融風險在事前展開評估與預防，并且在表達方式讓也容易被人們所理解和運用，除此之外，這種方法還能夠對風險在計量方面展開科學、可行的的統一。鑒于此，為了能夠讓VaR方法在對風險進行評估的時候，能夠發揮更好的作用，因此可以借助于壓力測試和后驗測試的方式來對VaR方法中計算方法在有效性方面展開測試。所謂壓力測試，指的是通過有關情景模式的方式來對相關情況展開探討，其中大多數工作是對各種金融市場中的不利因素展開假設，在此基礎上，在資產或者資產組合方面的前提下，對可能誕生的風險因素進行估計與分析。所謂后驗測試，指的是借助于正太方式來對VaR中的模型展開檢驗。當下采用的檢驗方式一般為峰度、偏度檢驗以及KolmogorovSmfrnov等。
4．2把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進行結合使用對金融投資風險展開計算與評估鮒時候，j應該借助于多個類型不一的模型針對風險大小以及程度上展卉定最的分析，鑒于此，可以在實際分析的過程中，借助于管理評分法、風險圖評價法以及風險度評價法這些科學可行的方法來將通過定性分析出來的風險進行結合。其中，風險圖評價法最具有優勢，因為它不僅能夠對未來的風險因素在嚴重程度上進行繪制，還能夠在可能性上進行繪制。
5金融投資風險評估的意義與作用
5．1風險管理中的重要內容事實上，金融投資風險評估工作離不開技術的支持，金融風險在企業風險管理中屬于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風險評估技術的支持，能夠讓企業風險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控制。在最近的幾年中，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讓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遭遇到不同程度上風險因素的阻滯。所以，實現企業的長遠發展，必須在風險面前采取有效的措施。
5．2可把之用于對審計監督內容的管理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不斷完善，金融投資工具的多樣性也不斷顯現出來，面對不同的金融工具，其操作方式也會有所不同，進一步對風險進行評估的方式和技術也會存在差別。將金融投資風險評估技術到審計監督內容中，即使有一定的困難，但是假如掌握了正確的浦受庶審計與監督過程下的有關操作均會被有效的完成。其。食可把蠡用于對投資人員的銷售額進行評估爵素嘞虢嗨金融轂資者來說，風險都會發揮著一定的震懾作用，鑒于此，為了保證j彗的效益不會遭受損失，企業內部的管理人員應該借助于一切可行的方式來針對舞瞞投資最的工作展開限制，比如對于極有可能發生的過度投機操作行靳瘴輯資工具對其可能存在的風險展開有效評估，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將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篇5
創刊80年的《哈佛商業評論》因此被奉為商界“圣經”。5年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推出了《21世紀商業評論》,中國經營報推出了《商學院》;4年前《商界》推出了《中國商業評論》;今年湖南也推出了一本《湘江商業評論》。區別于以往的商業新聞周刊,商業評論正在以更純粹的“商業知識伙伴”的方式出現在商界精英們的面前。
本文以《21世紀商業評論》為例,試圖找出“商業評論”文體興盛的路徑,以及金融危機下可供借鑒的經濟類媒體的創新思辨。
一個引人注目且匪夷所思的事實
金融危機爆發十多個月以來,新聞業也感受到了嚴重危機。有人甚至想像,有朝一日,一些大城市可能不再有報紙,雜志和網絡新聞機構雇傭的記者寥寥可數。不過這場危機也凸顯了一個引人注目且匪夷所思的事實。報紙、雜志的讀者人數多于以往任何時候,報紙、雜志內容的受歡迎程度也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美國《時代》周刊前任執行主編沃爾特?艾薩克森在《如何拯救報紙》中提到,盡管2008年的經濟非常不景氣,但《華爾街日報》網絡版的收費訂閱數增加了7%以上。
當年默多克收購《華爾街日報》的時候,差點也想順應“免費”潮流,表示要降低收費。但是默多克不愧為一個精明的商人,當他了解到這份報紙的經營狀況后,覺得放棄這部分收入是愚蠢的。
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許多媒體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改版,試圖在“改版式創新”中,不被擠出讀者視野。在預測消費能力降低的情況下,降價和隱性降價(比如贈送促銷商品)也成為競爭手段。當然這些措施除開影響財務報表外,還產生了一個負效應,即讀者增加了對促銷品的權衡而減少了對媒體內容物本身的權衡。
此外,讀者逐漸變得更愿意向服務提供商付費,而不是內容提供商付費,比如說他寧愿每月花上10多元瀏覽手機報,也不想每月花上10元錢訂一份報紙。這里面有服務體驗的原因,暫不贅述。
但是毫無疑問,這些現象均是向內容本身提出了挑戰。什么樣的內容才具有消費剛性,替代性減少?
事實上,“商業評論”正在占據某種高端。《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零售價為70元;《中國商業評論》的零售價為20元;《21世紀商業評論》的零售價為28元;《商學院》的零售價為10元。雖然他們也有一定的價格差距,但是對于他們各自的消費者來說,因為這個差距而改變消費習慣的恐怕寥寥。
據一位業內朋友介紹,雖然金融危機,讓“美國思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哈佛商業評論》2009年的龍頭地位依然牢固;《21世紀商業評論》不僅新增加了戰略合作伙伴,2009年上半年的銷量還逆勢增長了20%。“知識型媒體”顯然比“知訊類媒體”受到的金融危機和互聯網沖擊要小很多。
從一種文體變為一種角色
熱詞3G在我那些跑通訊行業的朋友看來,實在是如鯁在喉。這個被過度預告和渲染的產業題材終于出臺的時候,消費者表現出了意料之中的冷漠。連朋友們自己都覺得好似扁桃體發炎般懶得再說什么,于是新的炒作淡而無味,連思辨也變得痛苦。換了昂貴的3G手機,卻還要用原來的手機撥電話。問題出在哪里呢?
《21世紀商業評論》借用了杰弗里?摩爾的一個比方“一語中的”。把少數不計成本和收益,只對技術新奇性感興趣的狂熱消費者支持的早期市場比喻為一盒火柴,把潛在的大眾市場比喻為一堆冷漠的原木。“商業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的問題出在,中國3G公司的舉措乏善可陳。很多企業天真地以為創新就是一根接一根地劃燃火柴,而實際是,讓原木“著火”才是真的創新和突破。
從這個實例來看,顯然我們很難僅僅以一種文體創新來看待商業評論了。那么商業評論是什么?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
當焦慮、困惑、迷茫俯拾即是的時候,商業評論來了。它在做什么?首先它幫這些精英們把他們的焦慮、困惑“命名”,然后幫助他們“提問”,當這些都完成以后,充當“體系建設者”的任務才會登場。《21世紀商業評論》在它的創刊號中便將“洞見”、“創見”、“遠見”進行了排序。
商業評論均以思想見長,屬于《21世紀商業評論》的獨特性在于,它不僅努力將我們熟悉卻又難以說清楚的概念表達出來,更會列舉其中包含的一系列要素及這些要素產生關系的概念性工具。這樣我們身處紛繁復雜的商業氣象中時,就會找到可以信守的東西,而不是一個建議。
誠如西奧多?H?懷特在《美國的觀念》中寫道:“美國是一個由觀念產生的國家,不是這個地方,而是這種觀念,締造了美國。”《21世紀商業評論》因而主張:“世界一流企業與二流企業的分野,不僅在于資源,從長遠來看,更在于價值觀的高下和對這種價值觀的信守。”
于是,“商業評論”就從一種文體,變為一種角色。從一本平平的紙載體變成一個對應的、會呼吸、會思考,還樂于交流、及時登門拜訪的角色。
這個角色介于傳統咨詢公司與一般媒體之間,不同于“醫生”也不同于“吹捧者”。
一種新的內容生產方式
2006年《英特爾從偉大到平庸》在《21世紀商業評論》的刊發就令英特爾市場部負責人很惱火,誰愿意承認自己是一個正在趨于平庸的公司?然而更令人惱火的是,2006年7月初該文寫出來時,他們正好于20號財報,宣布營業收入下降60%;9月,該文上市后不久,英特爾宣布大裁員。
這就是典型的《21世紀商業評論》的風格。它不是出現一個新聞以后去報道,而是事先觀察和發現商業問題所在。
將研究引入媒體,同時強調閱讀體驗,是“商業評論”者找到的一種新的內容生產方式。
這種生產方式決定了“商業評論”更趨向研究商業問題,而不是新聞取向。
以戰略為例,按照一般媒體的新聞取向,戰略是規劃所得,報道的要么是“從何而來”,要么是“往何處去”。
但在“商業評論”者看來,真正好的戰略不是規劃所得,而是創作、拿捏出來的。
在新的內容生產方式下,“商業評論”首要的就是戒除單向思維以及高歌猛進式的輕浮,而將視野更多地植入管理者在長期的管理實踐中的精微取舍。
著名的管理哲學家查爾斯?漢迪曾說,商業問題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他們常常具有悖論性和兩難性。面對某一個商業難題,我們選擇一種解決方案,很可能也是在引發另一種(或許是更大的難題);我們在規避一種危險時也是在趨進另一種危險。而且,我們還不得不在這兩種甚至更多危險之間穿行。
顯然,真正的商業問題比一場球賽更扣人心弦和不分勝負。
除在“深度”上孜孜以求,商業評論者還十分注重“界面友好”。
就像用過windows,就不習慣了純DOS的界面一樣。商業評論者往往從采訪提綱開始,就力求成為辦公桌上5份采訪提綱中最令人眼睛一亮的那一份。
“界面友好”的第一要著是不吹捧,因為對于吹捧和被吹捧者而言,都沒有尊嚴。
“界面友好”的第二要著是更專業,讓讀者不斷發現作者的洞察力、發現歸類的方法以及具備“開處方的能力”。
為什么波士頓從前門走到后門,就知道企業出了什么問題?因為“好醫生不依賴化驗”,好醫生有通過長期形成的敏感,看出隱性問題的洞察力。
翻開眾多商業評論的封面,商業評論的英文譯文“BUSINESS REVIEW”,REVIEW就是重新看、回頭看的意思,也就是“我們要發現的其實是早已發生的未來”。
關于天花板的爭論
《21世紀商業評論》孜孜以求地將德魯克、查爾斯?漢迪、明茨伯格等管理大師的思想細細介紹給讀者。作為一個博學多才的“知識伙伴”,它能惹人喜愛,但并不能因此而回避商業世界里的困惑。
首先就是天花板問題。
在中國要辦一份《哈佛商業評論》這樣的高端雜志是困難的。據2006年的數據,國內商業雜志中全部免費贈送的雜志的印量最高不過10萬份,銷量上8萬份的商業雜志則已屬鳳毛,按3倍閱讀系數來算,一份商業雜志的受眾天花板就是20多萬人。
當然還有更多的商業人群游離在商業雜志讀者群之外,但要在兩個群體之間開上直通車,尚需時日。
另一方面,就是產能天花板。
《哈佛商業評論》的選稿率是200:1,而在中國還遠遠無法做到這一點。《21世紀商業評論》主編吳伯凡曾感嘆,國內一些商學院撰稿人寫的稿件幾乎不能用,他們對企業太不了解,有的甚至還在研究10年前的案例。中國暫時不會有哈佛商學院那樣與企業適時互動的撰稿隊伍。
這兩個天花板,讓“商業評論”的發展具有“有限性”,決定了它不會像一般媒體一樣遍地生根。
當然,近年來“商業評論”媒體的興盛,一方面可以說是圈子再細化的結果,一方面或意味著當初造成天花板的計算工具面臨修正。
篇6
1、模塊。由單一的機構完成的就是傳統方式的金融學實習、實訓，項目的。一般來說決定了“話語權”的就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一般建在高等院校內部的就是校內實訓基地。高校直接管理內部實訓基地，因此對于項目的重點在于培養本校的優秀金融人才，相應地在此過程中拓寬知識范圍，將理論運用到實際中去，積累豐厚實用的經驗顯得尤為重要;然而那些校外實習基地大多被設置在銀行、保險機構和證券交易中心等金融機構中，他們所實訓的內容都是以解決企業實際需要為主，在生產過程中解決遇到的金融問題。
2、交流模塊。在傳統的金融學專業實訓活動里，參與實訓的學生與指導老師、企業專業人員、行業專家之間能夠建立很好的關系而沒有任何的溝通障礙是件很困難的事。因為在學校里，得到企業的幫助是件很難的事情，在企業中也是一樣的，學生在學校和在企業都一樣很難和專家溝通。交流模塊一般是由學生、老師、專業人員和行業內專家四個主體構成的。很多時候，遇到的問題是需要請求導師、專業人士和行業專家處理，電話或者面談都不是一個很好的交流方法。實訓平臺內已經融入了交流模塊，并且進行主要溝通的四個參與者之間的交流模塊已經被開放。
3、操作模塊。這大體分為兩類項目。它是針對學生的操作模塊，依據金融學實習、實訓的具體項目:以熟知、強化業務流程為主要目的的實習、實訓項目:培訓學習銀行各項業務技術、學習對網點進行管理、培訓證券公司內部業務、培訓外匯業務以及保險業務等。一類是可以建立虛假的情景來設定一個業務操作過程的平臺，另一種主要是要求學生提交金融學調查報表和學術論文，以此達到提升學生綜合能力的目的，這就要求學生不僅具備實際操作的能力還需做好相應的記錄并且提交階段性的成果和最后的成果。
4、評定模塊。評定模塊面向的主體和交流模塊的四個參與者是吻合的。評定模塊可以評定學生在實習、訓練階段的結果以及最后結果，還能夠對與項目相關的各方面進行綜合評定，如資源和指導、交流以及協作成果。在各個組內完成對自我的評價之后也必須完成相互之間的評價。
(三)角色模塊設計
1、教師操作模塊。實訓項目是指導老師根據需求公布的，并分組分配學生任務。學生也能參加評價項目。其中項目可以被學生利用答疑解惑或者溝通的方法來作為協助指導，與此同時還能夠對學生的每個階段和最后的實訓成果進行綜合評價。
篇7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歷程與經驗表明，只有取得科學理論的支持，農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實質性突破，農村金融才能獲得真正意義的發展。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沒有理論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論研究對于政策供給的意義特別重要。幾十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農村金融已有了巨大變化。然而農村地區自然稟賦差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層次不一以及農村金融改革的滯后，中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協調日趨突出，農村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面臨諸多難題，這使得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顯得尤為迫切與重要。目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已經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也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獻。本文將從方法論角度對相關文獻加以梳理，旨在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發展狀況作一個透徹的了解，以期對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方法論作出恰當的評價，為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論上的準備。
二、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傳統方法
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根本上解決了原有體制下激勵約束機制不足的缺陷，使得瀕臨崩潰邊緣的農村經濟擺脫了困境，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隨著中國農業銀行的恢復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得以重新建立，農村金融有了極大發展。與此同時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也逐漸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圍繞著農業銀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業務管理等問題進行研究，為農村信貸管理體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據。這一時期傳統的金融理論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在既定的理論約束下，政策報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問題――政策建議的邏輯思維成為主流模式，眾多的研究是為政府實現特定的目標而直接投放信貸的方式干預農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議。這種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農產品增加的短期目標而忽視農村收入的可持續性增長，并且僅僅強調信貸投放而忽視儲蓄動員和有效的農村金融機構建設[1]。總結這一時期的理論與實踐，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傳統方法的效果總體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結論是基于如下三個標準作出的：（1）傳統戰略如瞄準問題和補貼在解決問題上是否成功；（2）傳統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減少貧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方法轉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學開始逐步與世界主流經濟學接軌，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逐步主導著中國經濟的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在接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同時，開始嘗試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在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基礎上建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和金融發展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流行，對中國當時進行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在客觀上起到相當大的啟示和引導作用，同時也為中國的學者研究中國農村金融提供了理論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文獻不囿于農村金融內部，開始在更大的視野范圍來研究農村金融，大量文獻集中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的關系、農村金融發展、農村金融結構與功能、農村金融制度以及農村金融體系的變革方式等方面展開探討。
（一）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開始認識到農村金融研究目標不僅僅在于農村金融自身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以金融發展來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而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弄清中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必然聯系以及內在機理。一些文獻基于中國農村地區數據、運用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格蘭杰回果檢驗等經濟計量模型，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和因果方向進行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國農村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不明顯，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的各項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東部地區也僅僅只有農村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與其相反的是，農村經濟增長對農村金融發展的影響則是非常明顯的。根據帕特里克的兩種金融發展模式“供給引導式”和“需求追隨式”，一些研究也認為，原有向農村金融機構大量注資的“供給主導”農村金融發展模式并沒有發揮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國今后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應該轉換思路，按照“需求追隨’模式，有的放矢地促進農村金融增長[3]。
也有學者從金融發展水平以及金融結構兩個視角，對中國農村金融狀況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發展理論所提供的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和M2/GDP），從宏觀層面來衡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指出這兩個指標絕對值在中國農村并不大，但都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不過由于這兩個指標在衡量金融發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對由這兩個指標所獲得的結論應持謹慎態度。如果以L/GDP來衡量，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并沒有表現出如FIR和M2/GDP所表現出的那種極其明顯的趨勢。二是設計一些指標（如金融資產與純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貸款與純收入之比）從農戶層面來考察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其分析的結果是，一方面農戶經濟生活中貨幣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農戶存在較強的流動性約束，不過農戶可通過非正規金融渠道融得資金從而使流動性約束得到部分緩解。也有文獻依據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結構的概念來分析中國農村的金融結構狀況[4]。
上述研究文獻基本都遵循著戈德斯密斯的經濟增長金融發展的研究思路，通過一系列數量指標從金融結構上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給予衡量，利用經濟計量模型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數量化分析。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邏輯更為嚴密，路徑更為深入，結論更為精確的優勢。然而局限性也是明顯的。該研究方法只是指出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具有計量上的因果關系，但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相互影響的渠道或環節在理論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農村金融結構的變化未必能夠準確度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
（二）農村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一反傳統主流經濟理論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偏重實物要素而忽視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轉而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樣本，集中研究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從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理論，其理論政策含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政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國內一些學者沿著相同的思路對中國農村金融抑制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中國農村存在嚴重的金融抑制現象。一些文獻從農業的自然屬性、農戶的生存與發展特點出發來闡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釋了現象背后農戶和農村企業信貸需求總量變化以及層次分布。也有文獻是建立在對農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礎上，從農戶和農村企業通過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資金有限，融通資金渠道單一等方面來闡述供給型金融抑制。在闡述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農村資金為何供給不足的原因解釋方面，指出金融制度、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給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視角則側重于長遠，注重增量的發展動態。上述研究文獻稟賦新古典主義發展經濟學的思想，將視角投向農村金融市場，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供給與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國農村存在嚴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結論要深刻得多。這些文獻的論證邏輯基本遵從現象原因這一思路，采用對大量農村地區抽樣調查和相關數據的統計分析方法。當然這些研究還存在著研究層面和視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視角是否存在其他復雜的需求制約因素？以及連帶出農村金融主體的金融需求結構與其他各項經濟活動的相關性分析等方面還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論來說，有些文獻缺乏研究的規范性。
從金融功能論的研究視角對中國農村金融與經濟關系作出客觀的描述，被一些中國學者所運用，其中較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種叫做機構分析法，簡稱為機構觀。具體表現為結構功能行為績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農村金融要發揮其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功能必須在現有的農村金融結構框架下進行，根據現有的農村金融結構賦予其相應的功能，并通過其行為績效判斷其功能實現的效應。正是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走上了一條“機構路徑”。長期以來注重了農村金融機構的存在形態，而忽視農村經濟對金融資源多層次、多元化的需求和農村金融制度整體功能的發揮。為此，另有一些學者提出，應以功能觀來重新認識農村金融經濟的關系，以此指導中國農村的金融體制改革，更好促進農村金融經濟的協調發展。功能觀是從系統的功能出發，然后探究需要何種結構來實現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結構思維方法。其實質是從金融所處的系統環境和經濟目標出發，考察金融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功能耦合關系，演繹出外部環境對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根據成本――收益原則，選擇能滿足系統環境對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態和功能實現機制，由此對系統進行結構優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環境功能結構的思路[5]。功能觀的研究范式為研究農村金融體系的變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釋思路，扭轉了一直以來農村金融理論研究與實踐忽視農村金融體系功能問題的傾向，也為重構農村金融體系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三）農村金融制度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制度經濟學無疑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對傳統發展經濟理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另一方面也為傳統發展經濟理論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國內一些學者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采用歷史演繹從制度層面上分析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的演進邏輯，以及從實際經驗數據來分析這種演進背后的悖論和缺陷。認為農村金融制度歷史變遷的特點是，農村金融制度的每次變遷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誘發性政府行為，更不是農村經濟主體自主，這種以扼殺農村經濟組織自發行為為代價的外生性強制性制度變遷與農村經濟發展相悖，導致了農村金融主體的缺位，農村金融容量的增長趕不上經濟總量的增長[6]。這些研究文獻突破了將農村金融制度視為既定不變的外生變量傳統研究方式的束縛，彌補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對農村經濟增長影響分析的傳統農村金融理論研究上的不足。然而這種研究方式闡明的只是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歷史演變的邏輯，卻無法說明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應有的邏輯。
（四）農村金融體系的變革方式
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國農村金融研究所關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為主導還是以商業化為取向眾多文獻爭論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應以合作制為主導；另一種觀點是商業化取向，甚至放棄合作制；還有一種折中觀點，認為商業化和合作金融應共同發展。各種文獻的觀點之所以出現差異，從理論本源來說，關鍵在于其研究者對中國現實農村經濟判斷的差異。按照“理性小農”命題(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富于理性的小農，那么就沒有必要單獨為其設計一套農貸制度安排，而只需將服務于現代經濟的金融體系直接延伸到農村經濟，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即可，換句話說，商業化的金融體系同樣適用于農村地區；按照“道義小農”命題(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是生存取向的，不會冒險追求利潤最大化，那么農村地區商業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當的。但無論從“理性經濟小農”視角還是從“道義小農”視角來考察中國農村經濟，得出的結論都難免簡單化，中國小農經濟到底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值得進一步討論[7]。從研究方法論來說，持商業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導觀點的研究文獻基本上采用理論演繹的三段論形式來得出各自的結論。理論前提承認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礎是小農經濟，而商業金融活動所具備的條件是農村市場經濟，商業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農經濟化條件下的金融服務，進而從中國現實農村經濟特性的描述中獲得理論推理的依據。這些研究文獻論證形式縝密嚴謹，其觀點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問題在于，缺乏對中國現實農村經濟特性嚴格的實證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分析，沒有哪一種關于中國農村金融的命題具有普適性。
（五）農村非正規金融
對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農村非正規金融產生的成因；其二是農村非正規金融中的利率問題。一些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農村非正規金融產生的成因：(1) 從中國小農家庭的生存經濟與其資金的非生產性需求兩者之間內在邏輯聯系出發，通過案例研究表明非生產性資金缺口和農貸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規的或商業性的金融來滿足。(2)從農村非正規金融與中國城鄉的特殊結構與聯系相關性入手，認為是由于城鎮和農村之間缺乏一個較好的金融組織。特別是在轉軌經濟中，作為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農村非正規金融是由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從農村金融供給的角度，認為農村貧富差距的加大使農村非正規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給。(4)從金融政策的根源來看，由于貸款管理的落后和貸款配給的錯誤，扭曲了農村正規金融資源的配置，收入較低農戶的信貸需求仍然要通過非正規金融得以滿足。對農村非正規金融中的利率問題，不少學者以農村民間金融為例，從信息不對稱角度出發，把民間信貸利率部分地視為具有調節借貸風險組合或過濾借貸風險的功能。有文獻認為，民間信用利率決定于資金供求狀況、借貸者親疏關系、期限長短、淡旺季節等因素，因而利率檔期分明。 也有文獻依據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貸配給模型來揭示出民間金融各種利率形式的機理和長期并存的原因。
從已有文獻來看，對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研究視角呈現多元化，研究方法從案例分析到規范論證呈現多樣性。其不足之處在于缺乏非正規金融研究的系統性理論框架，視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問題的認識較為全面，但多種結論的差異將使得理論研究失去了實踐意義，另外案例研究中樣本選取的不同將會影響到結論的可信度。
四、結語
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理論研究的梳理，不難發現各種理論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僅如此，無論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聯系識別，金融抑制理論對供給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區分，合作制為主導還是以商業化為取向的爭論，還是農村非正規金融成因分析只是農村金融的一個方面，各種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視了農村金融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以及系統內外存在的復雜聯系，這也是導致各種理論研究與實際脫節的重要緣由。可見，農村金融問題研究不能簡單地依賴某個理論。綜合各種理論研究的優勢，將系統論的思想引入農村金融問題研究之中，通過對農村金融系統內外復雜聯系的研究尋找改革途徑將是未來農村金融研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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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審計機關聘用審計風險防范研究》，主要從聘用審計的委托關系、聘用審計的動因、聘用審計的作用、聘用審計的過程管理和基本指標評價等方面構建出了一套國家審計機關聘用審計風險防范體系，充實和豐富了現有國家審計理論，同時為構建合理科學的聘用審計風險防范體系提出了科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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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與技術創新問題研究 引進外國智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壟斷行業監管機制問題研究 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條件及路徑 當前我國外貿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貿易與我國經濟發展 惠州對外貿易企業的變遷 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逆差：現狀、成因和對策 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轉基因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國際比較與啟示 中泰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和競爭性研究 中國農業開放模式的選擇研究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選擇與完善研究 從輪胎特保案看我國的反傾銷 金融危機下廣東的雙轉移戰略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的新特點 廣東企業走出去研究 廣東外資的可持續利用研究 金融危機下廣東某產業發展對策探析 港口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國際多式聯運問題研究 港口發展中的問題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第三方物流中的問題研究 中國集裝箱運輸中的問題研究 提單的風險及防范研究 貿易救濟制度研究 對國際貿易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 電子商務環境下新型國際貿易交易結構的確定 歐盟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調整與中國出口戰略應對 我國紡織品出口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以美國對中國輸美紡織品設限為例 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難題及對策 國際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趨勢與促進肉類產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或某省市）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的技術提升研究 引進外資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或作用研究 FDI 技術溢出效應對我國企業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對外貿易推動廣東產業結構升級研究 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及其在我國的應用研究 國際商品流動與要素流動關系研究 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主創新與增進我國出口商品比較利益研究 論技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推動 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地位、利弊或轉型升級研究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研究 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的研究 國際勞工標準對我國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研究 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研究 標準化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效用研究 國際貿易中的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貿易相關問題研究 我國發展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戰略研究 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 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我國商品出品對策
國際勞工標準下我國政府、企業對策 我國紡織業出品競爭力問題和對策研究 我國紡織業的貿易格局與市場策略 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分析 世界 FTAS 發展態勢與中國策略分析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行業協會在規范出口競爭秩序中的作用探討 加入 WTO 后我國民族產業的保護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選擇——以惠州經濟為例 古典比較利益論與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FDI 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貿易的影響看我國開展海外投資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反壟斷立法的探索 廣東區域聚集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及風險研究 論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歐元匯率變動對惠州制鞋行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機理及未來演變研究 中國國有經濟角色演進的反思與前瞻 我國產業結構調查研究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及解決思路 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 廣告語言與消費心理研究 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拓展研究 淺論我國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 中小企業文化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和對策
中小企業品牌經營誤區及創名牌戰略研究 顧客忠誠研究述評 基于顧客感知價值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 淺析房地產市場營銷策略 客戶關系管理的探討——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模式 金融危機下的消費思考——中、美消費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基于顧客關系投資的個性化價格促銷 中小企業出口及其社會責任研究 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研究 廣東農產品出口跨越貿易壁壘的對策研究 中小企業出口低價競銷的原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惠東鞋業出口的現狀、困境及對策分析 對外貿易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全球知識網絡與跨國公司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機制和對策 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播機制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研究 知識的國際傳播機制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雙邊 FTA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 FDI 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 廣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我國國際貿易波動的影響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傾銷問題 反傾銷背后的國家利益博弈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及障礙分析 綠色國際貿易與綠色國際貿易壁壘 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如何跨越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稅政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市場水果檢疫準入與促進我國水果出口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法、產業法與反傾銷法的沖突與協調 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與政策變化 市場營銷視野下的大學生自主擇業策略分析 對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方式的分析 論國際市場營銷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礙和避免政治風險 國外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感知與評價及對中國企業的啟示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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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義
商業銀行是一個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以金融資產和負債業務為主要經營對象,功能多樣化,業務綜合化的金融性企業。我國商業銀行為適應多方面的要求,不斷完善績效評價體系,但在操作中仍存在許多具體問題,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因此,有目的性地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建立一個適合商業銀行發展需要的績效評價體系,對于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的有效性有著關鍵的作用。
商業銀行績效評價指的是商業銀行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以“流動性、安全性、盈利性”為經營原則,高效率的運用自身資源,提供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商業銀行發展規律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所體現出來的運作效率和風險管理水平。
二、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第一階段
在國外,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的理論和方法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60、70年代,西方銀行業經營環境穩定,監管嚴格,銀行保持著相對固定的存貸款利差。銀行盈利僅取決于其市場份額,業務的發展必然導致績效的提高,所以經營目標主要是增加市場份額。產品單一,市場風險較小,考核重點僅僅在于存貸業務的增長和市場份額。銀行基本不需要進行績效評價。績效評價開始進入財務績效評價時代,出現了大量著名的財務分析或評價模型。杜邦公司在1903年首創了以凈資產收益率(ROE)為核心的杜邦財務體系分析系統,模型將ROE分解為資產凈利率(ROA)和權益乘數(EM),整體分析各種因素對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而后,在1972年,美國學者戴維•科爾第一次將杜邦分析系統應用于商業銀行領域。1928年,美國的亞歷山大•沃爾更是提出了沃爾評分法,利用綜合評分的方法對企業進行評價,該方法隨后普遍應用于銀行的績效評價工作中。
三、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在進入80年代后,整個西方銀行業處于放松管制的轉變時期,利率管制的松動、匯率的逐步市場化,銀行經營的大環境復雜多變,競爭激烈。單純業務發展不再能帶來盈利的增長,相反,盲目發展貸款業務所帶來的信用風險導致了大量的損失,銀行在管理上也出現了問題,甚至走向破產關閉。此外,商業銀行在產品種類,業務范圍上進行了開拓和發展,許多非金融公司也進入了金融服務行業,使得競爭更為激烈。為提高經營效益,保證競爭優勢,銀行試圖以績效評價作為手段改進內部管理,剔除不能創造效益而增加成本的工作環節和服務,并將利潤最大化作為主要經營目標。
因此,商業銀行在不斷開拓新的盈利來源的同時,意識到業績管理的必要性,并試圖通過績效考評改進內部控制。在1979年,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評議委員會制定了駱駝評價體系。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 資產質量、資本充足性、管理水平、盈利水平和流動性。該體系對以上5方面進行整體分析,然后對商業銀行的總體經營水平進行評估,最后評定綜合等級。駱駝評價體系綜合考慮了“三性”原則,將三者有機統一起來,但駱駝評價體系仍然主要從財務角度方面對銀行財務績效進行審核和評估。由此可見,傳統銀行的績效評價是以財務指標分析為主導,輔之加以非財務指標分析。
四、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定義在90年代以后,消費者所獲得的各種金融服務產品的來源更加廣泛,銀行經營在高度競爭環境下面臨著巨大的操作風險、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因此,銀行逐步將價值最大化作為經營目標,評定價值最大化、充分考慮各種風險成本。wi1lam D Miller在《商業銀行評估》中提到評價銀行績效必須在關注影響銀行的財務因素的同時,也要關注非財務因素。由此,提出了10P評估法。10P是指利潤、資產、資產和負債的組合、產品、營銷渠道、業務流程、戰略計劃、人事制度、潛力和銀行個性。分析以上10個因素可見,willam主要上是從非財務指標來分析銀行績效,擴展了銀行績效的分析方法。哈佛商學院的教授RobertS•Kaplan和復興集團的總裁David P Norton在1992年《哈佛商業評論》中發表了以平衡計分卡作為績效管理系統的論文:《平衡計分卡一績效驅動指標》。首次提出平衡計分卡概念,以此為基礎形成一種新型戰略管理體系。由于平衡計分卡有很多優點,越來越多的銀行將它運用到銀行的管理活動中,世界前400家大銀行中就有50%在績效管理中使用了平衡計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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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汽車限購是惰性施政 張志勇
無
(22)廣藥“毒藥門”風波“大”字戰略與“外包”隱憂 李妍
獨家看點
(30)河北尚義：難入住的新民居 李鳳桃
(32)升級版的中國經濟什么樣？ 姚冬琴
(35)本刊獨家專訪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土地資源配置不能完全跟著市場走 李妍
(38)國家發改委回復：全國發放消費券還需論證 孫維晨
(40)視覺 無
全景報道
(44)哪個省份的財政透明度最高？ 趙劍云
(48)家庭農場不是養殖大戶升級版 張兵 鄒錫蘭
(50)醫生評職稱，應該看醫術而非看論文 李妍 孫維晨
(51)六安市長畢小彬：“六安將建立大別山生態補償機制” 南焱
(52)專訪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蘇州，離“城鄉一體化”最近的地方 白朝陽
(54)“虧損王”中國遠洋反周期自救？ 趙明月
(56)美的集團整裝待發 李勇
(59)迷戀“行政管理足球”是歷史倒退 金佳玉
(62)寧高寧：中糧“追”華糧好幾年了 朱禁弢
(64)2013，鋼企還是苦日子 趙劍云 鄒錫蘭
(66)服裝高端定制：賺不了快錢的產業 王山山 侯雋
(70)神馬土地開發被“指婚” 王勇
(72)袁志敏：敬畏速度 趙明月
(74)羅永浩“錘子”里的情懷 王辰越
(77)日本水泥業：從產能過剩到環保新產業 無
服務
(79)世界頂級藝博會如何煉成？ 孫冰
(82)創業者開發客戶的六大原則 史蒂夫·布蘭克鮑勃·多夫
(84)時尚大牌愛baby 侯雋
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