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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包含豐富的社會思想，大陸學界對儒學的認識中，亦有從構建中國學術譜系的企劃出發，將儒學中某些因素，作為西方社會科學中某些學科的中國樣本這一趨勢。例如，將儒學中的統治技術和國家治理思想視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學，將儒學中的社會思想與社會學說視為中國古代的社會學(彭立榮，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看待東西方不同發展路徑條件下知識與學說的形成與性質。

一、關于社會學發生學意義的不同認識

社會學作為關于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專門知識的理論體系出現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種種社會問題促使社會思想家和哲學家進行深入思考：同時，社會學的出現更是人類對社會及其本質的認識逐步深化的結果。在其正式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前，它的許多思想觀點一直被包含在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等學說、理論之中，以社會哲學的形式存在(賈春增，2000)。

在西方，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出現的社會學經歷了從社會哲學到社會學的漫長轉變過程。古希臘哲學中的社會思想以及文藝復興以來的社會哲學思想，對社會學的逐漸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論積淀作用。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自然科學的發展對社會學的產生同樣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學思想(從思辨的層次)上，通過哲學思想又直接影響到社會科學。因此社會學得以產生和發展，乃是長期存在的各種社會哲學思想演化的結果。

一些學者認為上述解釋固然合理，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各種文化體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識與學科發展路徑。人類對自身群體進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種類型的社會思想與社會學說。就中國情況而言，由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包含著對人類社會和人際關系等內容的研究；這一類有關人類社會的理論與學說，不可否認其具有社會學性質。因此，儒家學說(或稱儒文化)就是一種以文化的形態出現，以規范人在社會中的行為為根本特征和對社會進行整合、治理為根本任務的關于社會的理論與學說，即為古代中國的社會學。

持有上述觀點的學者認為，古代中國無社會、社會學之名，且對社會事實的研究與討論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細致分工的學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及其繼承者使用今天的學術概念，更無法企望其思想與學說完全符合近代學術規范i今人對此類歷史上的思想、學說與理論的審視與界定，不應僅從其具有的概念與范疇出發，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檢討其理論體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論深度與社會功能處于何等程度。因此對儒家學說而言，審視其蘊含的具體內容，是對其進行定位與“正名”先決條件。

二、儒家學說的兩大主題

在上述觀點的支持下，不妨從儒家思想的主題入手，梳理其中蘊含的社會學意義。儒家學說的核心為兩大主題，即“禮”與“仁”，以此為核心儒家學說首先具有突出的倫理社會學性質與功能，同時兼具政治社會學意義。

作為一種規范系統，禮的形成適應了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孔子認為禮對維護傳統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起到正面的促進作用故對其極為重視(苗潤田，2002)。《廣雅》；“祉，髓也”，禮具有使人彼此結為一體的功能(王處輝，2002)，成為維系社會的紐帶。與此相關，儒家學說對家庭的關注亦是由于對禮的維護，體現了其在家庭社會學范疇的理論已處于高度系統化程度，這種角色要求實際上同樣是一種具有強大約束力的社會規范。

推而廣之，家國同構。治家與治國被聯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認為在家庭倫理問題上持正確態度才具有參與政治的資格，主張從政者首先應當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榮，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對統治類型的期望和韋伯的“個人魅力統治”有著驚人相似。這種統治的基礎是統治者的個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現在倫理、英雄行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統治者所具有超凡的個人魅力與才能中，倫理道德標準是關鍵因素，“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篇)。

在闡發“禮”主題的同時孔子提出“仁”主題，為禮畫龍點睛。“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篇)。孔子認為仁是禮的內心，禮是仁的表達形式；仁是內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達，于是有禮樂(王處輝，2002)。在處理人際關系方面，仁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敬的交往倫理；同時，仁應當成為為人處世的準則，是“君子”必須具備的品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里仁”篇)

推及政治領域，孔子的“仁”被發展為孟子的“仁政”，涉及統治者的政治合法性來源。先秦諸子學說中，儒家最關注政治合法性問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篇)。馮友蘭指出：“蓋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種不同的政治。中國后來之政治哲學，皆將政治分為此二種。王者之一切制作設施，均系為民，故民皆悅而從之：霸者則惟以武力征服人強使從己。”(馮友蘭，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篇)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的兩大主題具有豐富的社會學思想，其中所闡發的一系列分析與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路徑。

三、儒學社會思想、儒學社會學思想，古代中國社會學三者之間的關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會思想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會學教學的主干課程——中國社會思想史中，這一部分會被著重討論。儒家思想存在著近代社會學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內容與理論假設，那么我們是否可以據此認為，儒家學說就是古代中國的社會學呢?筆者個人認為在西方學術規范主導的當代學術領域，我們不應該輕易下這樣的結論。近代科學起源于西方，包括社會學在內的一系列社會科學，在其漫長的學科發展歷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嚴謹的規范體系，這與東方學界長期以來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維、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學方式有著本質的不同，二者存在著體系的差異，因此用西方近代學術體系中的語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國的思想與學說，未嘗不具枘鑿之嫌。

在社會學中國化的過程中，汲取中國古代社會思想中的因素并賦予其社會學意義，是當代社會學工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同時，在梳理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時，采取科學、嚴謹的態度更不容忽視。正如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古代有哲學思想而無哲學；我們或可認為，儒家學說中包含的社會思想，有些已具備近代學科意義上社會學思想的雛形，但我們不能武斷地承認儒家學說中的社會思想就是古代中國的社會學。

參考文獻：

[1]王處輝，《中國社會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彭立榮《儒文化社會學》，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潤田，《解構與傳承一一孔子、儒學及其現代價值研究》，齊魯書社，2002

[4]賈春增，《外國社會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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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術的融合下，各個國家已經意識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同時把智慧教育作為變革國家教育系統的戰略選擇。目前國內外在智慧教育設計和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對于我國發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強軟實力的發展

國內外現階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視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如高速寬帶接入、云計算存儲、移動終端的開發等，這些對促進學生進行隨時隨地學習提供了條件。IBM根據智慧教育五大變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數據收集、存儲與分析；個性化學習體驗和優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術，為學習者創設智慧學習情境。國內華東師大與華為公司合作的華東師大教育云、寧波智慧教育，架設高帶寬校園網，創建了高智能實驗室和新教學設施。這些基礎設計的建設為后期智慧教育資源的開發與應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實現跨學科、跨部門整合，促進全員參與智慧教育建設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統中，通過整合公眾學校、私人部門/企業、公共部門政府合作模式，與各地方教育技術研究團體、信息通信研究人員、企業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術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學校與教師在電子教材、其他教育資源與教育應用的開發上具有一定的話語權，通過多方合作交流，從而獲得有利的實時反饋，實現活躍的思想與合作交流，保證產品和服務的質量。

（三）消除信息孤島，促進各個系統融合共享

韓國智慧教育系統是結構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統，該系統由智慧內容子系統和家校學習子系統組成，通過學校和家庭聯接，形成一個學習空間，促進正式和非正式學習，各個系統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實現數據共享和服務，有效提高學習和教學工作的效率。我國教育信息化建設經歷了網絡教育、數字教育。在數字教育中，我們基本實現了校園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教學系統、學習系統、管理系統等系統進行了開發，但這些系統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來發展過程中，整合各個子系統，實現數據共享和服務是我們智慧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

（四）重視智慧教育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

我國先后頒發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等綱領性文件，這些對我國智慧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時為智慧教育發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條不紊地持續發展還需要國家立法機關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規，通過立法為智慧教育的發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國智慧教育建設在各個學校側重點各不相同，有側重硬件基礎設施、側重網絡帶寬、數字化教材開發、教學系統軟件開發等。如何更有效的發展我國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層理論指導。筆者以學習科學為理論，促進智慧教育合理、個性、針對性建設，讓學習者獲得更高水平的創造性思維。

三、學習科學內涵

智慧教育建設圍繞“以學習者為中心”，設計學習中的硬件、資源、環境和社會因素，根據所收集到的實時或非實時的數據，對設計進行適應性調整。而學習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則可以指導這一設計過程和具體技術的實現。根據學習科學理念，對學習情境中學習者的具體學習行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態度，進行設計。

四、智慧學習環境設計

本文結合學習科學內涵，根據馮銳經驗學習環境模型，利用物聯網、云計算、互聯網和智能技術，全面感知學習情境信息、識別學習者特性，靈活生成最佳適配的學習任務和活動，結合技術支撐下的智慧教學法，構建學生的知識意義，從而使學生的創造性和創新思維得到大大提高，設計智慧學習環境模型（如圖1）。圖1智慧學習環境設計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學習者為中心”，把學習活動鑲嵌在真實情境中，學習者通過體驗解決真實問題的過程，再檢索、分析、解決和驗證問題，通過廣泛參與、自由探索、合作共享，獲得知識的意義建構。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學習情境自動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環境對物理環境和學習行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傳感器感知環境的物理因素，系統自動調節物理環境，促進學生適應性學習。第二方面傳感器獲取學習者的位置、姿勢、學習終端、操作、學習方式、情感等學習行為方面數據，結合學習行為分析，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提供適應性支持，促進學習者個性化、自我導向的學習。

（二）學習資源自動推送

在智慧學習平臺，結合學習分析呈現學習者特征、學習內容、處理信息的方式等數據，為學習者自動推送相關學習資源，促進學習個性化學習。同時智慧學習平臺還根據學習結果數據分析采取干預措施，通過迭代循環過程，更好實現個性化服務，從而達到提高學習和教學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評價

評價促進教學改進。在智慧學習環境中從評價主體的多元性、評價內容的多元性、評價方式的多元性進行綜合性評價學生的學習效果。評價主體有學生、同學、教師和學習共同體。評價內容有學生在線學習時間、發帖數據、參與討論頻率和測驗分數等。評價方式有調查、項目設計、考試等。

（四）智慧教學模式

據文獻分析，目前國內關于教學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選擇恰當的教學模式，卻沒有相關原則和技術。在智慧學習環境中，我們充分利用技術的“智慧性”，靈活地選擇智慧學習平臺社交媒體，利用各種交互方式和媒體工具，設計與自己學科相適合的教學模式。同時還可通過教學助手的設計，如在線求助策略，促進學生進行高效的合作學習。在科學實驗課中我們可結合認知科學仿真技術，建立3D情境館，如博物館、圖書館和生活館，實現學習者真實的學習環境沉浸式學習，提高學習者的問題解決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相結合

在智慧教育系統，我們結合正式學習和非正式學習環境特點，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場所，課堂等實現虛擬的共同體與現實共同體中的學習環境，針對教學設計的認知、社會和技術方面都給予跨學科的研究，從而達到利用創新的技術來改變學習方式。

五、總結

目前，信息技術與教育在不斷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續良好的發展勢在必行，十分迫切。現階段我國關于技術支持深度學習的學習環境設計與開發還處于初級階段，本文結合學習科學理論，從理論上設計智慧教育學習環境模型，創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學習環境，促進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發展。

作者:張亞珍 單位:九江學院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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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復雜適應系統理論

復雜適應系統(CAS)是一類很有代表性的復雜系統，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是美國計算機科學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認為，復雜性來源于系統內部，是系統內部不同層次的要素的適應性促成并發展了復雜性。用最簡單的語言來定義復雜適應系統，它是由許多非線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組成的復雜系統。這些部分能夠適應變化的環境，而且，每一個“部分”都存在于另一個“部分”之中，從而形成了嵌套的層次結構。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復雜性起源于其中的個體(ActiveA．gent)的適應性，正是這些個體與環境以及與其他個體間的相互作用，不斷改變著它們的自身，同時也改變著環境。這些個體能夠與環境以及其他個體進行交流，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學習”或“積累經驗”，不斷進行著演化學習，并且根據學到的經驗改變自身的結構和行為方式。各個底層個體通過相互間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層次，在整體層次上涌現出新的結構、現象和更復雜的行為，如新層次的產生，分化和多樣性的出現，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個體的出現等。

復雜適應系統具有以下四個特點：(1)主體具有主動性、適應性、并發性。系統中的主體可以自動調整自身的狀態、參數以適應環境，或與其他主體進行協同、合作或競爭，爭取最大的生存機會或利益。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主體的性能參數在變，主體的功能、屬性在變，整個系統的功能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系統中的主體是并行地對環境中的各種刺激作出反應，進行演化。(2)系統具有層次性。在適應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個體之問的差別會發展與擴大，最終形成分化，漸漸地建立層次。首先，這種層次性比較明顯，各層之間界限分明；其次，系統內很多層次之間存在嵌套關系。(3)標識性。標識就是個體在與其他個體或環境相互作用時，尤其是在搜索與接收信患時，相互識別和選擇的標志。(4)主體與主體、主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是系統演變和進化的主要動力。這種相互作用越強，系統的進化過程就越加復雜多變。由于學習型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復雜適應系統的諸多特點。在學習型社會系統中，學習型個體作為基本的社會成員，是存在于這個系統中具有自身目的與主動性的、積極的“活的”主體個體通過積極與社會環境以及其他個體進行持蕈學習到笛的經耋驗丟改矍變自身結構和行為方式。同類羹個豢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過“黏合”形成較大的所謂多主體的聚集體——元主體(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組織同樣可以像主體一樣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體從而導致層次的出現，學習型組織(元主體)在系統中有時像一個單獨的個體那樣行動。因此，CAS理論對學習型社會的構建也頗具方法論意義。

二、復雜適應系統理論視野中學習型社會構建的基本原則

(一)主體性原則

所謂主體性原則，就是學習型社會的構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終極價值，以現代人的精神培養現代人，以全面發展、科學發展的視野培養全面發展的人。

“主體”這個概念是CAS理論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論將系統中的個體稱為“主體”——具有適應能力的個體，強調個體的主動性，強調它具有自己的目標、內部結構和生存動力，把個體的主動性提高到了系統進化的基本動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體性原則在我國建設學習型社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這是學習型社會的理念所決定的。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觀點，學習型社會就是一種教育機會，是一個人人皆學、時時皆學和處處皆學的社會。另一方面，我國的教育傳統中以人為本的觀念相當薄弱，如果不能夠從人的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和確定教育的意義，社會和教育的發展方向就有可能與學習型社會的理念背道而馳，學習型社會的

建設就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學校教育要重視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方法和習慣，為學生的終身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學校要加強與社會的聯系，在把學校資源向社會開放的同時，合理利用社會資源，學校要重視正規教育和非正規、非正式教育的和諧發展。學校還要注重各級教育渠道的銜接和貫通，注重不同教育類型間的相互轉換，尤其是學校內外教育機構要相互承認各自的學習成果。

(二)整體涌現原則

所謂整體涌現原則，就是學習型社會系統的構建要以學習型組織為基礎，遵循整體構建的思想，強調學習型社會系統各組織之間的協調配合，充分發揮學校、家庭、社會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開展學習活動，實現“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論認為，整體涌現性是指整體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線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統的組成成分按照系統的結構方式相互作用而激發出來的，是一種組分之間的結構效應或組織效應。不同的結構方式或組分之間不同的相互激發、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產生不同的整體涌現性。當我們說“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時候，指的正是這種相互作用帶來的“增值”效應。

社會是由各種各樣的組織構成的，要建立學習型社會，必須使這些組織轉變成學習型組織，也就是要求各種組織通過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組織共同愿望，并通過共同學習和系統思考，克服組織發展智障，使組織充滿生機和活力，不斷追求發展和進步。所以，我們要大力開展學習型城市、學習型企業等各種學習型組織的建設，當全社會各種組織都變成學習型組織時，我們的社會就會自然過渡到學習型社會。

(三)活力性原則

所謂活力性原則，就是指學習型社會成員的學習活動，應該在堅持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認學習者基礎的層次性，把學習活動保持在具有層次性的復雜階段，使教育資源層次化，學習方式多樣化，使具有不同知識層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適合自己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找到激發自己不斷向高層次目標前進的動力，保持學習活動和學習型社會主體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論告訴我們，“復雜的適應性系統的特點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狀態太規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動催化組的產生；混沌狀態又太混亂，太無組織紀律，內部的自我破壞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處在秩序與混沌之問的復雜階段是最佳位置。因為在這樣的階段，系統既具有秩序與混沌_兩方面的優越性，又少了兩者的缺點。因而在這個階段，作用者的活力與系統的活力(組織的活力)就能夠充分地顯示出來，達到創造某種新奇的目的。

學習型社會的構建要大力倡導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觀念，倡導構建一個無人不學、無地不學、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社會。學習貫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劃分為學習階段和工作階段；學習是沒有圍墻的，不再局限于學校學習，還包括在職學習、社會學習等；學習的內容不僅包括知識、技能，還包括態度、方法、行為習慣等；學習形式是多樣的，不僅包括正規學習，還包括非正規學習，大量的學習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發生的；繼承和創新都是學習，而且創新是更重要的學、習，要重視創新性學習。只有這樣，人們才可以隨時隨地抓住適應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學習資源、文化資源和教育資源。

(四)標識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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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是加快我國城鎮化建設的途徑

城鎮化不是物的城鎮化、土地的城鎮化，城鎮化的核心是人。人的城鎮化意味著人的素質提高，進入到文明的生產體系和生產方式中靠得就是教育，因此，教育在城鎮化中起著核心作用。農村大量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新生代農民工為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工作、生活上基本城鎮化，而思想上尚未真正實現城鎮化。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觀念教育，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促進新生代農民工整體素質的提升有利于其適應和融入城市建設和發展中，加快我國城鎮化建設發展進程。

1．3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是建設學習型社會的要求

建設學習型社會，要求社會全體成員都要加強學習。隨著新生代農民工數量的不斷增加，農民工群體逐漸成為重要的社會群體。實現全員學習不僅是實現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還是建設學習型組織、學習型企業、學習型社區和學習型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學習型社會要求社會成員終生學習、持續學習。新生代農民工年齡較輕，受教育水平有限，原有專業訓練已難以適應當前科學發展要求、技術革新的速度。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建立新生代農民工終身學習體系，可以滿足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發展要求，也符合建設學習社會的要求。

2學習型社會建設中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面臨的新形勢

2．1培養群體擴大化和年輕化

由于城市建設的發展和我國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城市吸納了2．6億從農業生產中分離的勞動力，他們是維持城市生活正常運轉及保證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群體。新生代農民工希望通過繼續學習教育學得一技之長，改變自己的工作現狀。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普遍偏小，智力水平處于高峰期，對新事物接受能力強，學習精力旺盛，他們具備學習的基本條件。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增加、培養群體擴大、培養對象年輕化的特點，有利于開展大規模規范的培養教育，學習型社會的建設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培養教育提供了良好機遇。

2．2培養目標高移化

新生代農民工為自己制訂了較高的工作目標。老一輩農民工多數從事建筑業、制造業，主要靠出苦力，不排斥臟活累活。他們多把建筑業、制造業等艱苦工作作為進入城市的跳板，他們趨向于做網絡工程師、土木工程師、機械維修師及從事新興行業等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從生活目標的設定來看，老一輩的農民工是“生存型”，將生存視為第一目標，養家糊口是他們的主要任務。而新生代農民工是“發展型”的，發展是他們的第一目標。他們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希望在城市定居，享有與城市居民平等的權利，過著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實現目標的重要途徑在于加強自身的學習與實踐。由于新生代農民工一般都接受過義務教育，甚至是高中教育，比父輩擁有更高的文化水平，這也是他們敢于追求更高層次理想工作和生活的基礎。學習型社會建設應該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與需求而提高培養目標。

2．3培養教育行政化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培養教育是學習型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和社會應高度重視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工作。現階段農民工培訓機構是通過政府指令的方式確定，缺乏競爭機制。培訓機構的辦學條件和能力各不相同，有些完全不符合培訓要求。同時，政府對培訓機構缺乏相應的監督和評估制度，使教育培訓機構為了培訓而培訓，傾向短期利益的獲得，忽視了學習者發展的長遠要求。雖然政府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有穩定的供給，農民工數量的增加，多個部門共同管理資金的使用，造成資金分配不當，使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發展后勁不足。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內容多由政府設定好，理論性較強，缺少實際操作性，不能與時俱進。政府在制訂培訓計劃時，未正確分析社會需求，進行社會調研，培訓內容與促進農民工就業脫節，培訓效果不佳，得不到農民工的支持和廣泛參與。

3學習型社會建設中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科學體系的構建

3．1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終身學習觀念教育

學習型社會以社會學習者為主，每個社會成員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機會和利用社會資源的權利，保障和滿足每位社會成員的學習權利和學習需求，形成終身學習、全民學習的教育體系。首先，讓新生代農民工了解義務階段學習的結束并不意味著終身學習的結束，要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新生代農民工要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城鎮人，就必須不斷地學習，提高工作能力，把終身學習變成自覺行為和一種內在需求。其次，以學習型社區建設為依托，開展終生學習理念教育。在新生代農民工聚居的社區和工地，舉辦大型講座，成人教育是保障他們接受再教育的重要途徑。最后，發揮榜樣帶頭作用。邀請新生代農民工中的成功人士，講述自己成功的經驗，增強新生代農民工學習的自信心，激發他們學習的積極性以及對知識的向往［5］。

3．2完善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內容

3．2．1增加權益教育。新生代農民工在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未接受過正規、系統的法律知識，在自己的合法權益和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時，難以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難以有效避免傷害的發生。因此，增加新生代農民工的維權意識和普法教育，為新生代農民工學習法律知識提供了便利條件，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發展。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擴大和居住分散的特點，應采取多種形式開展普法權益教育。建設學習型單位，每個企業都有法律顧問，企業應協助法律顧問開展覆蓋農民工群體的法律講座，詳細講解企業和農民工建立雇傭關系的條件和程序，針對工作崗位上容易出現的糾紛矛盾，提出合理的應對解決策略。建立新生代農民工黨支部，組織黨員干部學習法律知識，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工會是企業員工自愿、共同選舉出來的組織機構，農民工通過工會表達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因此應充分發揮工會的法律教育功能，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律素質。3．2．2注重心理健康教育。新生代農民工為城市經濟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但是農民工犯罪也成為城市的安全隱患。隨著農民工群體的擴大犯罪案件也呈不斷上升趨勢，經濟貧困與心理扭曲是造成犯罪的關鍵因素。目前，在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教育內容中，主要側重職業技能教育，而對心理健康教育側重于理論知識的灌輸。因此，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教育而顯得尤為重要。企業應建立農民工心理檔案，重點關注有潛在心理問題的新生代農民工，給予正確引導。定期舉辦團體活動，增進在職員工與臨時員工之間的聯系，拓展農民工的交際范圍，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消除心理歧視的障礙。政府應組織成立專門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咨詢機構，聘請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幫助他們解決心理困惑，也可以招募志愿者深入基層，為他們提供心理輔導，答疑解惑，正確引導他們適應城市社會。3．2．3引入創業指導教育。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有很多人多才多藝。他們不甘平庸，勇于創新。但是由于他們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術，而進入正規就業市場的門檻又高，使他們心中過高的期望與現實的就業情況形成巨大反差。在建設學習型社會的過程中，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創業素養和創業能力，應引入創業指導教育。首先，應加強新生代農民工中等職業教育，增設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新生代農民工一般接受過初級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多分布在操作實踐性較強的崗位，這為開展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奠定了基礎，深化創業理念。其次，培訓機構應完善農民工職業資格培訓政策，增強創業資本。職業資格可以直觀反映農民工技術水平，增強創業的自信心、說服力和競爭優勢。

篇5

Vygotsky派的學者都認為學習是社會化的。Lantolf提出：“發展的原動力是在環境中產生的，而非個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說，任何知識，首先都表現于社會層面，接著通過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動和調控，才逐漸轉變為人的腦內知識，為個人所熟知和運用。Wells認為，在學習者不斷提高和掌握思維工具的同時，學習過程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而在學習過程中，語言則被認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開始嘗試將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運用于第二語言學習中。此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利用社會文化理論探索第二語言學習的問題。

社會文化理論包含多個方面，而在這篇文章中，更強調的是“最近發展區”，支架式教學，以及“新手”和“專家”或者同水平學習者間的交流。

社會文化理論主張學習首先是社會化的，其次才是個人化的；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其次才是個人的行為。新的知識通常通過人際交往或社會活動而逐漸積累。而且，學習常被看做是一個由學習者本身或他人調控的過程。在學習的初期階段，學習者或孩子經由協作過程，被引入知識的學習。接著，知識經由社會化的調控最終進入他們的潛意識。也就是說，從很大程度上說，學習依賴于面對面的互動，例如集體討論或集體解決問題等。因此，成功的學習可以被定義為“由協作式腦力活動轉變為自發式腦內活動的過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發展區

Vygotsky將“最近發展區”（ZPD）定義為：“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決定的實際發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輩人的指導下所決定的具有潛力的更高級的發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發展區標記出由他人指導所完成的學習及自身獨立完成的學習之間的距離。

根據上述定義，ZPD指的就是這樣一個區域，即學習者未具備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在適當的指導下，也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學習發生在ZPD，學習者將學的知識就不能太難，超出其能力范圍，必須在學習者所能適應的范圍內。這和Krashen的“輸入假說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輸入假說理論”提出，給學習者輸入的新信息必須在其能力范圍內，這樣才能夠被學習者吸收。然而，有學者指出，ZPD和“輸入假說理論”有質的區別，ZPD更強調學習者的“協作學習”，而非內在因素。Swain和Lapkin說：“和‘輸入假說理論’不同，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在協作活動中產生的才是學習。也就是說，學習不是在‘表現’外產生的，它發生在‘表現’當中。而且，學習是一種積累性的、自然發生的并且持續發生的行為。”（Swain，Lapkin 1998：321）這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即ZPD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它隨著學習者的知識增長而變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識和ZPD之間具有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而“交流”將兩者聯系起來——知識在ZPD內，通過不斷的協作活動獲得，而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圍就發生變化，這個時候，將會有更多更高級的新知識可以為學習者學習。

二、支架式教學

“支架式教學”和“最近發展區”有密切聯系。有學者將“支架式教學”定義為：一個孩子在大人的引導下，逐步完成一個任務的學習過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學”是一個單向過程。現在，很多專家認為，這種教學不僅存在于“專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間，而是把它延伸到更為廣泛的范疇——即這種教學也存在于同齡人的相互協作中。“在ZPD的范圍內學習，我們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師；只要有人在活動中相互協作，其中有人能夠指導其他人學習，這種過程都可成為‘支架式教學’”（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協作，“支架式教學”也就存在。

而問題在于此，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無論是受社會文化調控還是受自己調控），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導（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學”的首要目的是讓學習者在適當的引導下，能夠快速發現新知識的要點。而引導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識不會太難或太簡單（Drury 2007：53）。Wood為“為什么需要給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學’”給出了解釋。他認為，當孩子進入他們不熟悉的領域時，會出現一種不確定感，而這種不確定感會削弱他們的學習能力。所以，引導者（scaffolder）在這里的作用，是將困難的問題肢解為更簡單、更容易上手的小問題，降低新問題的不確定性，提高學習者的發展潛力。“孩子們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們比成年人更易產生一種不確定感，所以他們選擇、記憶和計劃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沒有別人引導他們，他們很有可能被這種不確定感所吞沒”（Wood 1998：165）。對于二語學習者來說（尤其是程度較低的學習者），他們就像是正在認識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夠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據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學”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學習者產生學習興趣；

2. 使問題簡單化；

3. 保持學習者對目標不斷追求；

4. 標記出已經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識間的差距；

5. 控制學習者在解決問題時的沮喪情緒；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學習過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簡單說來，“指引”（scaffold）某人學習，就將系統地將學習者和其他社會成員聯系起來（尤其是有學識的社會成員），讓學習者在交互式活動中獲得有效“指引”，并使學習發生在ZPD內。

三、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由Vygotsky派的學者A.N.Leontiev提出，他將活動定義在社會文化的范疇中，而互動、相互主體性及被“指引”的“表現”都會存在其中。他認為，一項活動必須包含主體、客體、行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讓每個活動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動中的客體。當然，就算所有主體所面對的客體相同，他們所采取的學習方式也大相徑庭。而“操作”則是指主體做出何種行為以達到客體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總體來說，活動就是由客體所引導的，而主體所采取的行動也是根據客體要求所制定的。

這些年來，社會文化理論（包括“最近發展區”，“支架式教學”及“活動理論”）都被廣泛地運用到二語學習中。因為語言是所有腦力行為的必需工具，語言和人類的社會、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會文化理論學家認為，孩子的早期語言學習是通過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動進行的，如父母、看護人、同齡人等。通過這些活動，語言成了一種“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樣的，二語學習者也可以通過和其他人用二語交流的活動，達到語言學習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語學習研究者將二語學習看成一個這樣的過程：二語學習者將二語逐漸變成自身用來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學習母語時一樣（Ortega 2009：220）。

與此同時，社會文化理論也面臨質疑。有學者認為，有的二語學習者就算不通過人際交流活動也能夠達到很高的二語水平，而有的二語學習者盡管經常和將其要學習的二語作為母語的人進行交流，他們的二語水平也沒有得到提高。還有的專家認為，促進二語學習過程的是“可理解的語言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會文化活動。

盡管存在以上爭議，沒有人能夠否認社會文化理論對二語學習產生重要的影響，而這個理論在二語學習中的運用對二語教學者及二語學習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Donato， R. and McCormick， D. E. （1994）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med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78，453-464.

[2]Drury， R. （2007） Young Bilingual Learners at Home and School：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 voices[M].Trent： Trentham Books.

[3]Lantolf， J. P. （2006） Language emergenc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Applied Linguistics[J].27， 717-728.

[4]Mtichell， R. and Myles， F. （2004）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M].2nd edn. London： Hodder Arnold.

[5]Or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London： Hodder Education.

[6]Swain， M. and Lapkin， S. （1998）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wo adolescent French immersion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82，320-337.

篇6

作者：劉一鳴 單位：內蒙古大學

“有效市場假說”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因為在假定中,證券價格和市場形成都要建立在投資人或者經紀人理性的基礎上,但是實際上，有效市場在實踐和理論上有太大的差異，許多投資者的金融行為依據的不是理性的信息，而是靠自己感性的感知，或者說“噪音”來決定是否購買。”有效市場假說”的實現有賴于有風險的套利機制，所以它的局限性在假設上更明顯地體現出來。社會學家認為，任何一種金融行為都必須在社會領域中才能具體實現，并且還會受到社會的制度、文化、思想觀念的影響，④因此，經典金融理論缺乏科學性和全面性。“行為金融學“認為，經典金融學的弊端在于：“只關注經濟行為和經濟市場對于金融行為和效果的影響，而忽視了經濟社會制度，文化理念和思想觀念等非經濟因素對金融行為的影響。”⑤理查德•泰勒(RichardH．Thaler)認為，行為金融學和社會制度的結合是金融行為在社會學視角下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對于經典金融理論的反思將為金融行為理論在社會學研究中的新領域。

在社會學范疇下研究金融行為，是金融研究向社會現實和金融現實進一步結合的標志。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革命、金融體系完善和全球金融危機等使金融市場的交易模式和政策模式發生變化；同時，政治格局和經濟格局的變化又使各國的金融市場卷入全球經濟和政治范疇。人們對金融影響的感知超過了市場本身，金融行為與社會生活聯系日益密切。在新的社會背景下，金融新聞的社會學研究有了更加寬闊的空間和研究意義。嵌入性和脫嵌性理論⑥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金融市場和金融行為的研究由古典經濟學領域發展到有效市場假說，然而這兩種理論都是高度抽象的狀態下研究的。現實中的金融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參與者也不同于經濟人，所以前兩種模式不可能解釋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新經濟社會學對“嵌入性”和“脫嵌性”提出質疑。“嵌入性”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在整個社會中產生的。波蘭尼的觀點是：社會的運轉從屬于市場，社會關系被嵌入到經濟關系中。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薩提那認為存在著至少兩種市場：一種是經濟社會學傳統下嵌入社會關系中的市場，另一種是脫離社會關系的脫嵌性市場。網絡的發展使全球性電子交易得以實現，現實中的社會關系網絡被計算機網絡代替。然而，S.塞桑在電子交易金融行為研究中發現，信息化和電子時代的金融行為依然嵌入社會關系中，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信息必須依賴于資源和情境，信息技術依然要依靠物質資源。在目前看來，金融市場受國家經濟政策和社會制度影響，所以在制度上，金融行為存在一定的嵌入。“嵌入性”實際上是說明，經濟是社會的一部分。經濟行為本身就是社會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其實從這個角度去解讀，可以發現，經濟領域的實質是社會領域的一部分，兩者不是嵌入和被嵌入的關系，而是內在的一致性。金融領域的研究應該屬于社會學研究的課題，如此看來，研究金融行為在金融領域還是擴大到整個社會領域有沒有本質的區別還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社會網絡和文化系統馬克•米茲魯奇和杰拉德•戴維斯借助于社會網絡和新制度理論，對美國的商業銀行擴張進行研究。從20世紀60至80年代，美國銀行由以區域和地方業務為主的較小規模，發展為共有150家銀行、擁有國外分行的國際性產業。他們認為銀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種由組織及其決策者所推動的組織現象。金融行為可以視作是一個合理的行動方式，作為一個金融決策，在企業間以網絡的形式擴散開，借助社會關系網絡收到行為反饋，使其他銀行模仿或者被引導，從而形成廣大的影響。另一種對金融行為的研究就是把市場理解為“文化系統”。⑦米歇爾•阿伯蕾菲亞通過對證券股票和期貨市場人類行為的研究，揭示了金融行為是社會性在社會關系和文化中的系統行為。金融市場的交易過程不是簡單的交易，交易過程包含了社會、文化、經濟等因素，交易結果是社會、文化和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可把金融市場視作是一種文化系統，這就意味著交易不單單是重復，而且體現了相互理解并促使人們進行不同的選擇。交易中產生的理解隨著時間會被制度化，這種制度成為金融市場中金融行為的參與依據。金融市場文化隨著金融行為而變化，并在交易中不斷產生、發展和變化。

篇7

20世紀70年代以前，二語寫作僅僅被視為語言教學問題，教師關注的是寫作的成品，強調語法的正確性、詞匯拼寫的準確性、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二語寫作學習者主要是通過記憶和模仿等學習策略來提高寫作成績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認知理論的興起，人們開始從認知的視角審視二語寫作———寫作是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包括寫前計劃、草稿、修改、審校等。這一范式的轉換標志著從關注寫作成品到關注寫作者的個體認知行為的重大轉變。在認知理論框架下，寫作被視為一個“非線性的探索和生成過程，作者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發現并修正自己的觀點”［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規劃、翻譯、審查、監控、生成思路、組織、目標設定、評估、修改等［9］。然而，認知范式對于理解語境顯得太狹隘，它忽視了對社會、歷史、政治的語境的關照。于是一些學者建議在認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認為學習策略的使用應該是認知與語境相互作用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受社會文化理論的影響，學者們開始質疑多年來占主導地位的認知理論。社會文化派學者認為，語言認知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維所具備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種社會能力。換言之，語言認知來源于我們所經歷的社會、文化和歷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學習（包括語言學習）是我們從環境所提供的體驗中去提煉知識的過程，而這種體驗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在二語寫作學習中，學習者與環境、他人以及特定時間進行交互，而這種交互又是通過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語言）來實現的。近年來，在社會文化理論的指導下，學者們開始把寫作視為社會行為、文化行為，強調語言習得過程的環境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凸顯認知與社會文化環境的辯證關系，在這一雙向互動的過程中，離不開中介工具的支撐和協助。具體來講，語言學習是個中介過程。針對二語寫作策略來說，學習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資源，加速語言知識和技能的內化過程，進而提高二語寫作的產出能力。

三、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

迄今為止，從社會文化理論視角探討中國大學生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研究明顯不足，而且，現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寫作學習者，特別是善學者使用了哪些學習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語寫作善學者在英語寫作活動中使用了中介手段來完成寫作交際活動，這些中介資源包括文化中介、規則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從社會文化理論角度解讀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和在目標語環境下使用學習策略的差異，進一步證實學習環境對學習者語言習得的重要性［15］。Liu也認為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使用的學習策略與在目標語環境下學習策略的使用有明顯差異，學習者更多地使用社會策略，而較少使用記憶策略和補償策略［16］。從這些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學習者學習策略的運用與具體的社會環境、歷史環境以及文化環境密切相關［17］。學習策略對于寫作能力的提高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寫作研究從認知到社會文化理論的范式轉變，研究的重點已從認知轉到了語境。然而，目前有關社會文化理論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研究大多屬于理論層面探討，如何應用社會文化理論在大學英語寫作教學中進一步指導和培養學生的寫作策略還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鑒于此，寫作教師要善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寫作問題和不足之處，有針對性地提供寫作訓練，并對學生進行寫作策略指導，全面提高其二語寫作能力和水平。

（一）環境中介策略傳統的以認知理論為導向的二語寫作，只關注寫作過程和應試技巧；而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二語寫作強調社會和文化語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會、文化語境，對于學生深刻理解寫作的本質以及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和寫作能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學生在外語課堂中進行的二語寫作，缺少真實的寫作語境和大量的寫作實踐機會。作為一線二語寫作教師，我們應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指導，整合課內外環境中介資源，對二語寫作學習者的學習過程、學習策略、社會文化環境等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指導，創設有利于二語寫作能力提高的學習環境，為進一步提升英語寫作教學提供理論支撐和教學原則。課內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是指多種多樣的寫作活動的組織和安排。教師可以嘗試“說寫互動”模式，例如在寫前活動中，教師可以組織學生進行全班或小組討論。Weissberg認為，課堂討論不僅有助于母語寫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語寫作者挖掘寫作主題，進行文字編碼，并進一步意識到寫作過程的方方面面［18］。顯而易見，討論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生在討論中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拓寬視野，理清思路。這種以討論帶寫作的寫前交互活動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克服寫前障礙，提高學生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也為后續的寫作過程奠定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譯寫結合”也是值得嘗試的課堂活動模式，可以采用與漢英翻譯有關的互動方式，將寫作課與漢英翻譯課相融合。例如，在賞析名言警句或是經典段落時，可以引導學生先進行英漢翻譯，讓學生體會英漢語言的各自表達方式、特點以及差異。同時，教師還可以在講授英語句子合并技巧時與學生進行漢英句子翻譯的教學互動。課外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主要是指對網絡資源的有效利用。根據寫作話題，教師要求學生課外搜集相關寫作素材。學生通過多聽英文材料（例如英語新聞、英語辯論、英語演講、英文電影、英語訪談等）知曉國內外大事、熱點問題，了解不同的聲音和看法，同時也強化了學生的語感，增加語言知識的積累，為寫作儲備必要的素材。另外，學生通過閱讀英文報刊、英文原著，不僅可以接觸到原汁原味的英語表達方式，熟悉英文的寫作結構、上下文的呼應、內容的連貫等，還可以學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總而言之，充分挖掘這些課內外的環境中介資源，為學生提供生態化二語寫作學習環境，讓學生的寫作學習與社會文化語境相結合，將聽、說、讀、譯與寫作形成良性互動，不僅有利于英語寫作教學，更有益于學生形成有效的英語寫作策略，實現寫作教學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Lantolf把有關二語習得是一個中介過程的研究分成三類，即社會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個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制品。1．母語中介策略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鑒于教師和學生都是雙語者，他們在交流互動中可以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具體選擇哪種語言取決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語學習活動中，學習者可以通過有意識地使用母語進行自我調控，不應該極力避免使用母語，而是應該把母語作為學好二語的一種策略，尤其是在二語發展初期，學習者還很難運用二語進行高級認知活動，此時，可用母語來協助學習者規范高級認知過程，提升其二語表達能力。鑒于母語在二語學習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體的二語寫作學習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學習策略。例如，在預寫階段，從選題、構思的角度來看，漢語來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別是學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見時，使用漢語明顯比英語更順暢，更易于表達觀點，使其更加專注于寫作內容本身，避免英語表達上的困難和障礙。同時，在反饋階段，可以適度發揮母語的中介作用。作為反饋過程中的一種中介策略，母語能夠起到促進溝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務過程等作用，而且母語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反饋的意義和價值，促進語言習得。因此，母語有助于排除語言障礙，拉近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距離，便于教師和學生的交流，使學生更專注于寫作文本本身，從而減輕學生的認知負擔。由此可見，只要學習者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也能使母語在二語習得中發揮積極作用。2．網絡、圖書館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語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網絡、圖書館以及電子詞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資源，特別是在英語寫作中它們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資源。Lei關于學生英語寫作中介策略使用情況的研究發現，善學者在英語寫作實踐過程中頻繁使用網絡資源和電子詞典，并達到了預期的寫作目標。給予我們的啟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這些中介資源，提高學生在應對不同寫作任務時采取適當的寫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們順利地完成寫作任務，進而達到交際的目的。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生英語寫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資源又可稱為支架，它分為兩種，一種是同伴或教師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種是工具式支架（如圖書館電子資源、在線語料庫、在線詞典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寫作教學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學習資源。教師應鼓勵學生充分利用這些工具資源，整合多維度、多視角的寫作資源，拓寬寫作思路和視野，提高語言表達的準確度和得體性。與此同時，可以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寫作水平，建立模擬的寫作訓練庫。寫作訓練庫包括選題的規范、寫作提綱的撰寫、段落的銜接、詞匯的選擇等。寫作訓練庫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而且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語料庫可以提供真實語言運用的典型實例，促使學生真正掌握詞語的用法以及搭配語境等諸方面的系統知識，并在實際運用中提高交際能力。學生還可以利用現存的網絡語料庫和美國英語語料庫進行寫作訓練。顧紀鑫等提議可以模仿國外的做法，建立網上寫作實驗室或網上寫作中心，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更多練習和指導寫作的途徑。總而言之，教師在寫作學習中介的設計和運用中，要充分發揮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務于學生的英語寫作學習，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意識和寫作能力。

（三）共同體中介策略目前，對學習共同體的界定主要是從群體關系、社會組織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會協商的方法建構知識的團體都可稱為“學習共同體”，也可稱為“學習者共同體”［22］。在寫作活動中，當學習小組或班級通過寫作學習活動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寫作學習的習慣，共同完成寫作學習目標的時候，“寫作學習共同體”隨即產生。寫作共同體的成員相互依賴，協作完成寫作任務，實現共同寫作目標。在進行寫作活動時，學習者不僅要完成自己的寫作任務，還要幫助完成小組的寫作任務。在共同體中，成員之間形成相互影響、互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際關系，最終促進所有成員的共同成長。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二語寫作不僅是個體的學習行為，而且是一種集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在這一共同體的活動中，寫作者在與教師、同伴的循環交互中不斷修改和完善寫作文本，提高寫作文本的質量和二語寫作水平。教師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腳手架”的幫助，對學生的寫作過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導。對于二語寫作學習來說，學生在完全真實的環境下學習寫作往往是不現實的，這就要求教師必須通過提供設計恰當的支架，為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具體的支持和幫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評價工具。評價工具包括評分規則、寫作檔案袋、評估表等，教師要關注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應該根據具體的寫作學習需求設計評價工具，并適時提供給學生，目的是讓學生了解評價標準，規范自己的寫作行為，調整自己的寫作學習過程，為自己的寫作學習承擔責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體現在同伴反饋過程之中。研究發現，同伴反饋有利于培養學生寫作時的讀者意識，訓練學習者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促進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學習能力、社會交互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意義協商以及多樣化寫作策略和技能的訓練等［23］。學生的寫作檔案袋是學習共同體中介策略的集中體現。學生寫作檔案袋通常是以一個文件夾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學生具有代表性的寫作作品和反思報告。它可以真實客觀地記錄學生的學習寫作的過程，展示每一位學生在學習寫作過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進步。寫作檔案袋的評價由學生本人、同伴、教師共同參與。同伴互評模式既可以減輕教師的評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評判能力，增強學生對自己和他人學習的責任感，使學生獲得有價值的反饋，進而改進寫作教學。師生面對面交流是關鍵一步，教師檢查學生自評、同伴互評結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對學生取得的進步適時提出表揚和鼓勵，同時指出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通過師生面對面的交流，讓學生分析自己的寫作過程與現狀，看到自己的進步和不足，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同時也幫助教師了解教學狀況，及時調整教學計劃，確定新的教學目標。

篇8

20世紀80年代，JamesLantolf等人將前蘇聯發展心理學家LevS.Vygotsky的學習理論應用于應用語言學和二語習得領域的，逐步發展成為獨立的理論，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簡稱SCT），對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與外語教學產生了巨大的指導意義（Lantolf，2000b；Arnold,2004）。中介（mediation）、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自言自語和內部言語（privatespeechandinnerspeech）、活動論（activitytheory）、調節(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SCT的核心理論。

2.SCT的學習觀

與其他二語習得理論以關注語言本身（如語法、詞匯等）不同，社會文化理論更多關注個體學習的過程與學習環境，研究人類借助語言這一學習中介的調節機制所進行的社會人際交流，認為社會文化、歷史是影響個體發展的首要因素，認為發展或學習是先發生于社會而后通過以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為中介的活動逐步內化于個人的過程（趙磊等，2011），認為學習者習得語言與技能需要在更多更有能力的成員的幫助下完全參與到這些活動中來（Vygotsky，1986和Wertsch，1994）。因此學習都應該先是社會的，再個人的；先是心智間的，再是心智內的。

3.SCT的語言學習觀

3.1語言是認知活動的中介

SCT認為人腦的認知活動受到中介的調節，人們通過中介與世界相互聯系，中介可以是具體實物，如房子、木棍等，也可以是人類創作的符號等，如音樂、藝術等（Lantolf,2000,p.80）。顯然語言是中介，而且是人類根據自身發展需要產生的最重要中介。語言是“思考的工具”，語言主要是預先準備好的信息和意義來回傳送的工具（Arnold,2004）。

3.2語言學習可以受到支架的有效調節的

語言學習是在支架的調節中形成的，即學習是通過個體間協同活動的對話交流或能力較高者（如專家或教師等）的指導下完成的。在學習的過程中，由其對于初學者來說，大量的指導性、協商性活動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習者的潛能，填鴨式而非主動性的輸入只會讓學習者受到更多的挫敗感。

3.3語言學習是需要內化的

學習者是自己學習環境中的積極建構者，他們通過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或他人調節(other-regulation)完成從協同的個體間的活動向個人內在的自主活動轉變從而成功解決問題、理解知識，最終實現學習（Vygotsky，1978）。當語言學習由社會轉向個體時，學習者經常用語言調節內在思想，對自己說話而不需其他任何人的參與，從心智間的學習轉為心智內的學習，實現內化，在此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表現，形成自言自語（privatespeech），內部語言（innerspeech）和模仿等。Ohta（2001）將內化時的不同形式看作是提供豐富的機會來重復和練習新的語言項、假設測試操縱語言表演時的目標結構和使用前自我重復練習互動中的基本句式。所有這些與自主觀點和新知識程序化相關。內化不是簡單的輸入，而是學習者根據自己已有認知架構或知識體系進行有選擇的吸收；內化不是簡單地疊加，而是一個漸進的改造；內化不是線性地發展，而是波動的或螺旋式的升華；內化不是一次性的過程，而是反復的提高。

3.4語言學習應與社會環境相結合

SCT所支持的提問法（problem-posingapproach）強調在教室外的社區內面臨的問題或復雜事件等，以此幫助認清學習者生活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基礎，提高學習者認識這之間的聯系，通過讓學習者思考和交流來發展對個人經驗、社會不平等條件和現有知識的批判性理解，幫助學習者通過他們認為有益的方式獲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識。語言學習不是將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識填入大腦中，而是以問題形式來展示知識，以鼓勵學習者定義現實生活問題、分享彼此的經驗并詳細說明他們的所見。

3.5語言學習應與其他多元能力相結合

首先是學習者的交際能力、特別是與那些更熟練的參與者的實踐交流能力是實現語言發展的主要能力。其次是外顯指導能力。該能力可以幫助學習者提供機會關注、訓練，最后掌握順利實現交際活動所需要的語言和其他相關規則。例如，向他人述說事件過程不僅需要知道語言本身的規則和詞匯等，還要明白如何組織事件和觀點使得事件描述得清晰易懂。再比如，日常交往需要知道如何選用可理解的話語，還要了解足夠的社交技巧以獲得他人關注、接話茬、選用合適的行為方式和避免成為話題的終結者。外顯指導能力能幫助學習者發現并掌握這些規則，也能幫助學習者為描述交際功能和形式的情境關系而發展元語言。第三是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可以幫助學習者旁觀活動并批判性分析、識別活動中的多樣和復雜的觀點，以理解他們所在的情景，如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等的情境。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學習者，會用已有認知對社會與文化情境進行分析和批判性理解，促進學習者擁有更廣闊的視角來認識世界并改造已有世界觀。第四是合作能力。學習首先是在社會中發展的，先是個體間的活動，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學習者要相互依賴、共同分擔、相對獨立地進行有意的互動才能實現有效的合作學習（cooperativelearning），這是有意義學習的基礎（Hall,2005,p.98）。

結語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最終目標不是語言與文化本身，而是通過合作、協同活動中語言和文化的認識，發展學習者的多元能力，實現學習者理解與文化相關聯的語言使用方式。本文只是對社會文化理論指導的外語學習觀做了簡要闡述，本文的后續研究應是將其與我國外語學習與教學相結合，創出適合我國外語課堂的學習與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1]Arnold,H.(2004)SecondLanguageLearningTheor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2]Hall,J.K.(2005)TeachingandResearchingLanguageandCulture[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3]Lantolf,J.P.(2000b)SocioculturalTheoryandSecondLanguageLear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4]Lantolf,J.P.(2000)SecondLanguageLearningasaMediatedProcess[J].LanguageTeaching33,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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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

（1)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2)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3)自然壟斷市場的存在。當提供某種商品的固定成本超過可變成本時，生產者為了長期保證獲得穩定的生產資料，就會與上游產業聯合或干脆將其兼并入自己的企業中，也就是說在市場的運作下生產必然導致聯合，從而導致自然壟斷。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政府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公共經濟就是政府經濟，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門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政府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而市場失靈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依據，因此，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2)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4)政府可以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過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發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有條件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評價和調整。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1)就業問題嚴重。據有關部門估算，在宏觀經濟運行三大指標中，就業指標最不理想，城鎮真實的人口失業率從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3)“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4)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第五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而在現實社會中又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

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1)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2)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

(3)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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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教育機構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面對著兩種不同環境———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而且兩種不同環境同時對補習教育機構施加合法性約束,根據筆者的調查和分析,技術環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現為一種經營型邏輯,而制度環境要求的合法性則主要表現為一種服務型邏輯。

(一)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技術環境與經營型邏輯的生成

組織研究者在早期的研究中發現,沒有任何組織能夠自給自足,組織必須在與環境的交換中獲得資源以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因而組織領導者必須為組織制定出有效率的規章制度來保證這一交換過程的順利實現,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技術環境”就成了傳統組織研究中較早誕生的一種理論發現,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組織研究以組織目標達成為核心的理論訴求,如早期的組織研究者迪爾曾將技術環境定義為“與確定目標和達到目標有著潛在聯系的所有環境的總稱”。[4]補習教育機構由于多為私人投資興辦,基礎相對薄弱,因此從所處環境中獲得足夠資源來維持生存和發展便是該類型組織的首要目標,也是補習教育機構所面對技術環境的最重要內容。為了實現上述組織目標,補習教育機構與所處環境之間的交換主要表現為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轉換,“布迪厄認為勞動時間的積累是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共同實質,也是它們可以相互轉換的根據”,[5]具體而言,補習教育機構的運作過程是通過知識講授、經驗傳遞和技能培養等具體內容來實現機構成員身上所負載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進而獲得財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來,文化資本是一種新型的資本存在方式,“是通過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而儲存于個人身體中的文化知識、文化技能和文化修養”,[6]掌握文化資本的社會成員,也是“文化產品”的所有者,但他們只有通過進入類似補習教育機構等組織,才能最終實現“文化產品”的銷售,從這個意義上理解,補習教育機構所處的技術環境就是一個交換環境,一個供兩種不同資本形態相互轉換的資本轉化場。經營型邏輯是指在補習教育機構與技術環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趨于以成本效益為機構行為特征的組織規則。從組織合法性角度考察,經營型邏輯表現為結果的合法性,即機構行動以最為有效的途徑達到目的和取得成效,[7]而如何在這一過程中提高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率就成了其中的關鍵。在經營型邏輯的主導下,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重點在機構運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環節進行控制和處理。在成本方面,面對場地費用和員工工資兩部分最大支出,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們都極盡節省之能事。面對場地費用,在筆者調查的20家補習教育機構中,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為租用房屋,且20家機構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寫字間作為教室,教室的隔墻、水、暖、氣、電、通信等各種設施均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達不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1年8月8日頒布修訂的《中小學校建筑設計規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學空間要求,可以說“辦學條件”頗為簡陋,而這種“人為”簡陋的背后自然節省了場地費用的大筆支出。面對員工工資費用,在逐利觀念的驅使下,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往往并不雇傭文化資本含量較高的優秀“教師”,而是在滿足補習基本要求的情況下雇傭普通“教師”,以獲得更高的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轉化時的轉化率,這也是當前補習教育機構中在

校大學生充任“教師”情況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補習教育機構更是直接地表現出了經濟資本優先的經營型邏輯。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常常會在學生的補習周期內加大課程密度,安排較多課程,以獲得更多的經濟資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組織者全然不顧本機構成員文化資本的實際狀況,將普通“教師”包裝成所謂“名師”,進行虛假宣傳招生。 (二)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制度環境與服務型邏輯的延續

“技術環境允許組織使用基于生成系統制造產品特征的控制手段,產品和服務可以根據相對成本和質量來估價,這就產生了‘結果控制’,制度環境強調的是組織遵從形式理性規范的程度、正確過程得以實施的程度以及恰當結構處于合適位置的程度”,[8]換句話說,制度環境要求組織內部的結構和制度符合社會公認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環境中已被廣為接受的組織形式和制度,而不管這些組織形式和制度對組織的實際運作是否確有實效。雖然補習教育機構具有私人投資性質,但在社會公眾的觀念中卻與主流教育密不可分,這種延續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觀念便是社會學新制度學派論述中的補習教育機構所處制度環境。具體而言,補習教育被學者和社會公眾理解為“影子教育”,[9]一種對于校內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較于補習教育的資本轉化場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則是一個文化資本的輸出場,政府投資興辦主流教育機構的目的是通過向國民傳遞文化資本來提升國民素質,使個人得以適應社會參與社會生活,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文化資本也被政府視為類似醫療健康、住房保障等社會生活必需品,為此政府對文化資本的“購買價格”和“質量”進行了嚴格的監管,以保障社會成員都能獲得受教育的權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教育法》第25條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而厲以寧先生也將義務教育和高級中學教育視為純公共物品性質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質服務。[10]可以說,在建國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主流教育關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種社會共享觀念,而作為“影子教育”的補習教育,在社會公眾眼里也與主流教育不應有別。服務型邏輯是指補習教育機構在與制度環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以彰顯制度環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觀念、規范因素和符號體系為機構行為特征的組織規則。從組織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務型邏輯表現為過程的合法性,即機構行動對于教育管理部門及社會公眾共同期待內容的有效彰顯,而如何在這過程中提高文化資本傳遞的有效性被視為其中的關鍵。在服務型邏輯的主導下,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需要努力滿足教育管理部門及社會公眾的共同期待內容,而這些內容大多與主流教育聯系密切。例如,為了響應國家和政府提升國民素質的號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學生素質的全面提升,努力將應試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一些在傳統教學環節中不受重視的音體美等科目逐漸受到校方青睞,在這一客觀背景下,作為“影子教育”的補習教育機構也相應出現了一些調整,其中近年來部分補習教育機構增加心理咨詢和勵志類教育內容就是順應這一客觀趨勢的表現。校外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兩種環境及邏輯同時構成了對于機構的合法性約束,但兩種約束之間并不和諧,而是處于一種緊張和對立之中。技術環境及經營型邏輯要求補習教育機構以工具理性方式展開運作,強調成本與收益,這對于私人投資興辦的補習教育機構而言實屬正常,但相對于自主流教育延續而來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與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制度環境及服務型邏輯相沖突,因為主流教育堅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張不能因為收入、身份、種族等各種外在條件而產生差別對待。這種現實存在的緊張和對立邏輯,構成了補習教育機構當下面臨的雙重邏輯約束或曰邏輯困境,而正是在它們的合力作用之下,補習教育機構實際發生著諸多行為偏差。

三、雙重邏輯約束下的補習教育機構行為偏差

在補習教育機構面對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兩種不同環境時,如何在由不同環境及邏輯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間謀得平衡,以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便成了補習教育機構選擇行為策略時的關鍵。但礙于這兩種環境及邏輯對立甚至沖突狀況的客觀存在,補習教育機構無論如何盡力調適自身行為,終究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行為偏差,其中主要表現為“行為市場化”和“機構冗余化”。

(一)經營型邏輯約束下的“行為市場化”

面對技術環境和經營型邏輯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補習教育機構的行為策略是嚴格比較投入和產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獲取財富性收入。雖然這種追求經濟利益的做法源自補習教育機構所處的技術環境,也符合其組織目標,但若對這一目標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勢必會出現“行為市場化”的偏差。事實上,這種“行為市場化”的偏差已在當下補習教育領域中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主流教育的沖擊和影響。如在利益驅使之下,部分補習教育機構投放虛假招生廣告,違規宣傳,還有一些補習教育機構組織者為了追求補習生員數量的增加,通過賄賂主流教育中的在職教師的方式來求得對方協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職教師也受到“行為市場化”的影響,公然違反在職教師不得辦班補課的禁令,開班辦學,造成極壞影響。雖然補習教育機構受所處技術環境影響而存在追求合理經濟利益的訴求,但作為以知識為產品的社會窗口行業,如果放縱自身對于社會責任的承擔,片面追求經濟利益,不僅會使知識淪為金錢的附庸,在社會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風,嚴重沖擊和影響主流教育制度,還會客觀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間的地位分化,使得補習教育成為催生新的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終影響補習教育的和諧健康發展。

(二)服務型邏輯約束下的“機構冗余化”

面對制度環境和服務型邏輯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補習教育機構的行為策略是通過調整自身內部結構設置,不斷地仿效主流教育內部結構和功能,延續“影子教育”的公眾定位。雖然這種與主流教育形式趨同的做法能有效滿足制度環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達到規避風險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補習教育機構的內部設置為代價,進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機構冗余化”。筆者在長春市進行的調查中發現,一些補習教育機構配有心理輔導教師,定期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還有些機構常年開設針對學生成長的勵志課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類似特色課程設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這些機構組織者對此類現象的解釋中卻有著些許無奈,明顯地反映出制度環境和服務型邏輯的約束和影響。一位組織者曾向筆者介紹,“這些文化課程輔導之外的課程設置起初是沒有的,都是后來對眼下主流學校教育中普遍開設相關課程的模仿,因為家長在為學生選擇補習教育機構時很看重這些內容,所以很多補習教育機構都開設了這些課程,但這些課程都是賠錢設置,因為這些課程都是輔質課程,任課教師稀缺不好找,人工費用極高,很難在這類課程上賺錢。”原本只提供文化課程補習的補習教育機構,其組織目標在于實現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換,但由于所處制度環境的要求而使得補習教育機構不得不在應對過程中不斷地“全面”發展,機構設置越來越龐雜、冗余,而冗余的機構設置又必然會產生額外的費用支出,最終造成對補習教育機構正常運作的沖擊和影響。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這部分增加的額外費用支出也正是筆者前文中發現“消失利潤”問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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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和諧社會觀的內涵

和諧，指的是事物協調生存與發展的狀態。和諧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華，儒家的和諧社會觀十分豐富，孔子提出“和為貴”主張，孟子描繪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社會。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些觀點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內容上，儒家的和諧社會觀重視以人為本，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設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會”等和諧的理想社會。具體來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和為貴”———人際和諧。儒家極為重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論語·學而》引有子的話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禮樂教化的目的歸結為人與人關系的和諧。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從字形結構來看，仁從人，從二，其基本意思是指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原則。《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儒家認為首先要“仁者愛人”，學會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人與人相處的一種根本方式。孔子主張在人際交往中要“溫、良、恭、儉、讓”，實現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

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認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為孔子提出的“愛人”找到了一個人性的根據。在此基礎上，他主張愛人要由愛自己的親人推廣到愛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諧”———人與社會和諧。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他們認為個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之中，個人的命運與社會息息相關，只有將個體融入社會之中，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才能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這樣人與社會的和諧也就是“群己和諧”。“群”指“國家”、“天下”、“社會”等確定而具體的范圍，“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識到自己是有個性的個人，但又不與“群”完全分立。中國古代和諧論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強調群體，主張從群體出發使個體服務于群體。

孔子一生奮斗的目標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個理想的和諧社會制度對后世影響是很大的。孟子提出“與民同樂”的觀點，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在同齊宣王的對話中孟子指出，個人的“獨樂樂”不如與別人的同樂，“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只有與他人與眾人共賞、共鳴，才能得到最大的樂趣。進一步論證了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

荀子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強調“和”，強調“一”，強調“天下大齊”。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無群……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則得其長，群生則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獸強勝，是因為人能結成群組織起來，群體的和諧使人類戰勝萬物的保證。

從孔子到荀子，雖然由于他們所處時代不同，對于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與社會的和諧作為儒家的理想這一點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主張“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在強調天、地、人的和諧發展。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說：“君子之于物也，愛而弗仁，仁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體地將天、地、人的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體現了“合而為一”的觀點。

“天人合一”代表著中國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所謂“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儒家認為，“天地生萬物”，人與萬物都是自然的產兒，主張“仁民愛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愛”精神擴展至宇宙萬物。儒家還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思想落實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張，“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與自然和諧是生存發展與社會安危的基礎，即所謂“王道之始”。

4.以民為本。儒家和諧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體地位，主張建立以民為本的和諧社會。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人本主義教育觀，注重社會對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盡心下》），主張“仁政”，強調當政者對老百姓的依賴。荀子也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進一步體現出對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視。

無論是個人的自我修養，人生理想的實現，還是主張建立一個安定有序、公平和諧的理想社會，儒家文化都體現出對人的尊重，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實際上也就是主張以人為本，并以此為理念構建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建立一種美好的和諧社會。

二、社會學視野下的儒家和諧社會觀

和諧的社會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也有積極的意義，那么，從社會學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諧社會觀呢？要理解這個問題，就首先要理清，社會學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是怎樣的。

1.社會學意義上的和諧社會。社會學認為，社會是由人群組成的一種特殊形態的群體形式，是相當數量的人們按照一定的規范發生相互聯系的生活共同體。社會的特征有:

（1）社會由人群組成的。人是社會系統最基本的要素。當然，這里說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單個的人；（2）社會以人與人的交往為紐帶。人與人的多方面的聯系，形成了整個社會系統。而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這種聯系也逐漸擴大；（3）社會是有文化、有組織的系統。人類社會不像動物結群那樣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過規范及制度將無數單個的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合力，進行有序地創造活動；（4）社會是一個具有主動性、創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機體，它有一套自我調節的機制。通過政府這個管理中心，能夠主動地調整自身的結構體系，調節自身與環境的關系，創造更適宜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條件。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會學角度上，社會是一個注重聯系、注重整體的概念。它重視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強調人的群體性、社會的組織性、以及社會結構體系的可調節性，所以說，和諧社會，如果用社會學來理解，就可以分成兩個方面：第一，社會內部個體之間的互動和諧；第二，通過社會整合，實現社會整體上的和諧，盡可能避免社會失范。

2.社會學對和諧社會的兩個理解視角。

（1）在社會內部個體之間的互動和諧上，社會學中的互動論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作為微觀社會學理論的代表，社會互動論認為，個體的社會化離不開與他人的互動，在互動中才能發揮出個性與自我。互動還是社會形成的條件。正是在社會互動的基礎上，人類才一層層的建筑起整個社會。符號互動論認為，首先，人類特有的互動是傳媒符號及各種內涵的載體，刺激的意義來自與他人的互動，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類具有與他們結交的特殊行為能力，并由此產生各種人際關系；再次，人類社會是由互動組成的，社會的各種特性是由個體行為維持與改變的。儒家強調以“仁”與“和”的思想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將“忠恕”和“禮”作為實踐手段，要求人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復禮”，使自己的行為合乎“禮”的要求，這里的“禮”就是一種傳遞和諧信息的刺激符號，當一個人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他所發出的便是這種和諧的刺激符號，這可能會引起其他人發出類似的符號作為回應，這樣，如果大多數人以符合“禮”的行為方式進行互動的情況下，“仁者愛人”的目標便可能實現，社會內部的個體之間便會呈一種非常良性的和諧互動狀態，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也能得到實現。

（2）在社會整合方面，社會學中則有社會整合的概念。社會整合是指社會通過各種方式將社會結構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動關系及其功能結合成一個有機整體，使得社會利益協調與調整，促使社會個體或社會群體結合成為社會生活共同體，從而提高社會一體化程度的過程。通過社會整合，保持社會秩序的規范化和有序化，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

社會整合的關鍵在于利益的協調與調整，而在儒家的和諧社會思想中，關于利益的協調有諸多論述。《論語·季氏》中說“: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孔子認為，一個國家的穩定，不取決于財富的多少，而取決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決于人口的多少，而取決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們就不會覺得貧窮，和睦相處組織就不會覺得人少，安定和平國家就沒有危險。

在孔子看來，貧富懸殊的危害要大于貧窮，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貧困，而是“均無貧”，即達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諧、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孔子所希望達到的經濟和社會目標。超級秘書網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會和諧主要取決于各階層得到與其社會地位相適應的回報。荀子稱:“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級貴賤之分與對物質財富占有多寡相應，在等級差別的對應中，以制度的形式規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惡、或厚、或薄、佚樂、或劬勞”，而人們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

儒家重視利益協調，并主張通過相關機制的建立來實現社會整合，維護社會整體的和諧狀態，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會學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諧社會觀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良性互動，并關注利益協調機制及其對社會整合的作用，從而使社會達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狀態，形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這些在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繼承儒家和諧社會觀中的合理內容，并結合當代實際加以發展，必將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王處輝，中國社會思想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宋林飛，西方社會學理論[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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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的深刻變革，反映不同利益主體的價值取向上的多樣化和復雜化也就成為難以避免的客觀現實。加之互聯網的普及，加速了全球信息網絡化的革命。也帶來了各種意識形態的碰撞和各種思想的跨國界交流，也有力地促進了價值取向上的多樣化和復雜化。而當代大學再也不是“象牙塔”，大學校園由封閉轉向社會開放。成為一個“小社會”。大學生生活在這樣多種價值觀密集交織、激烈碰撞的環境下，必然受其影響。當前，大學生價值觀多元化的趨勢已明顯顯現出來。調查顯示，大學生中有信奉“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錢”、“人生的價值在于奉獻”的生活觀念，如贊同“提倡雷鋒精神”的學生占60.8％，也有信奉“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拜金價值觀，同意“金錢至上”的學生占3.98％。有堅持“報效祖國”的學生占19.09％，也有“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學生占51.81％。

2、價值追求的實用化。

伴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尤其是經濟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我國社會正在發生一場根本性的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認和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同時也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帶來極大的沖擊。他們不但強調社會價值，也注重自我價值；不但注意吸收西方價值觀中的精華，而且注意吸收傳統價值觀中的精華，開始在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傳統價值與西方價值的對立統一中建構現代價值觀。但是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原則和競爭法則易使個人利益、小集團利益得到強化。使利己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膨脹。從而產生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等不良行為，使“一切向錢看”的思想滋生蔓延。如許多大學文學社團冷冷清清，做文學夢的青年越來越少；大學社團的發展更看重經濟因素，拉贊助、尋求投資已成為大學社團最時髦的活動。有些社團活動的積極意義不大，如十大歌王比賽只是模仿文化炒作。只為少數人的“成名”。校園文化的世俗性體現了大學生功利、金錢意識的增強。

3、價值選擇的矛盾化。

大學生正處在人生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價值思維和價值選擇方式尚未定型。傳統的與現代的、理想的與世俗現實的價值觀幾乎同時對他們產生影響。如此，便造成了大學生在價值選擇上的矛盾、對立與沖突。當代大學生的觀念意識與實際行為、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不一致性的現象比較明顯。他們大多認同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道德準則。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應具備的新的價值觀念，但同時對于社會上流行的不良風氣又有一定程度的認同和追隨。大量調查報告都能證明，大學生口頭上追求理想，實際上崇尚實惠；有強烈的愛國情感，但缺乏主人翁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真善美的道德知識，卻沒有良好的行為習慣；期待建立良好的社會道德秩序，但自身又不愿受各種規章制度的約束：有成就事業的愿望，而又缺乏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當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多數大學生認為應該以集體利益為重，但是真正要他們為集體和他人做事情時，很多大學生卻斤斤計較，不愿主動參加或以各種借口拒絕參加。

二、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內容

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與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所差異，這是社會轉型期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相適應。然而，大學生價值觀的多元化、功利化、矛盾化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逆反性和無序性，要化解大學生出現的困惑、迷茫、盲從。必須通過構建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引領、統攝、整合多樣化的價值觀，通過倡導積極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來調適、規范多元價值觀，使大學生的價值選擇不再無所適從，而認同、歸依于符合民族和國家整體利益的價值評判標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指那些在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中居統治地位、起指導作用、從深層次科學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在理論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的價值理念。在我國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指導思想為靈魂、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主題、以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為精髓、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基礎的價值觀，才能稱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此，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堅持以作為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為我們提供了作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強大思想武器的正確世界觀和方法論。當代大學生只有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正確認識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正確認識社會思想意識中的主流與支流。才能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中看清本質、明確方向、堅定信念。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第一位就是堅持的指導地位。高校要堅持用發展著的統領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確保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

2、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作為核心內容。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一定社會主體共同價值目標的集中體現。中國經過近現代的曲折徘徊與浴血奮戰，經過近幾十年來的積極探索與發展，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能有效發揮本國優勢且取得了輝煌成就的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的輝煌歷史成就確實能使當代大學生更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但他們又是沒有苦難記憶的一代人，其生活在一個思想多元化的開放社會，所以主旋律的高揚顯得更為必要。堅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深入地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教育，有助于包括大學生在內的社會成員正確認識改革過程中出現和積累的矛盾。并樹立解決矛盾的信心。大學生既應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面臨的挑戰與困難。又應看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奮發有為，建功立業。

3、堅持把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為主旋律。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又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創新、拼搏奮進、振興中華的時代精神。這些精神，既是激勵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精神動力。也是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里薪火相傳、發展壯大彌足珍貴的強大精神支柱，更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培養，是當代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應有之義。一種理想信念，如果不能體現為某種精神，如果不能表現為某種狀態，就不能發揮推動力的作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體現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使其成為全民族為實現共同理想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是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時展的必然要求。

4、堅持把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作為關鍵。“八榮八恥”是中國傳統美德和價值觀念在當代的體現和發展。是為應對商品時代社會成員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和價值觀念迷失而提出的道德和價值理念導向。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廣大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對“八榮八恥”的深刻內涵及其教育方法、渠道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使其從對社會主義道德與核心價值觀念標語口號層面上的抽象詮釋變為大學生內心衡量是非黑白的具體尺度。自覺應用到具體問題的實際分析與價值判斷中，才能有效地發揮其對當代大學生理想信念的道德支撐與價值引導作用，成為當代大學生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精神動力、把握人生航向的行動指南和抵御各種不良思潮侵襲的強大盾牌。這也是對當代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基本內容。三、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需要正確處理幾個關系

1、根據大學生價值取向多元化趨向突出的特點。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中需要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價值取向一元論和多元化的辯證關系。由于價值取向一元論具有普遍的范導功能，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意義，是人類的精神家園，所以教育大學生自覺地認同、維護社會一元化的價值取向就具有重要意義。“歷史經驗證明。一個民族或國家如果失去統一的價值目標。就會陷入相對主義和由此帶來的行為非理性主義與分散主義的混亂不堪，使民族和民眾喪失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凝聚力。”在社會轉型的今天，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社會轉型、市場經濟使得利益主體、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出現多元化，很容易產生價值相對主義。使人們競相追逐各自利益而置國家的利益于不顧。其次，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廣大教育工作者要重點培養大學生的多元文化意識、道德判斷能力和形成學生的核心價值觀。以期通過這些措施使受教育者正確認識和理解多元文化，在面對多元文化尤其是多元價值時不迷失自己并作出自主選擇。最后，教育大學生正確認識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任何社會統一價值觀的形成，都有著其社會成員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礎，也都是在這一基礎上達到普遍價值認同的結果。由于一元化的價值觀以最普遍的形式代表了廣大個體的共同意愿和價值理想，所以它對于每一個個體都具有權威性，使每一個個體自覺地去遵守與維護這種一元化的社會價值觀。

2、根據大學生價值追求功利化的特點，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中需要引導大學生正確處理物質追求與精神提升的關系。人作為一種生物性的存在，必然具有其物質性、生物性的一面，因此，人必然要追求物質的需要和生理的滿足。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人作為宇宙中的高等動物，又不能僅僅滿足于生理的享受和物質的追求。人之為人，人之不同于動物就在于人有精神、有理想，有使用和駕御物質、金錢的能力。在當前我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我們被周圍的金錢誘惑、功利追求、物質崇拜、商品拜物教的包圍下，我們的價值觀教育就必須教育、引導大學生正確處理好物質追求與精神提升的關系。一方面，要承認和肯定人的物質追求的合理性，因為這是人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注意提升人們的精神，使大學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具有遠大的理想，具有使用、把握、操縱物質的能力，成為金錢、物質的主人，而不是奴隸。其次，要注意豐富大學生的精神世界。人有沒有精神生活、精神世界決定著人能否超越現實的存在。價值觀教育一定要想方設法、千方百計地從各個方面來豐富大學生的精神世界，絕對不可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價值觀教育時，一方面，必須深入了解和研究大學生的精神世界，真正接觸到大學生的心靈。另一方面。要教育大學生認識到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是自己的內在王國，是真正的自我，只有意識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時。一個人才是一個健全的人。只有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豐富大學生的精神生活，發展他們的高級精神需要，進而把大學生培養成為能“享受精神文明的幸福生活”的新人。

3、根據大學生價值選擇矛盾化的特點，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教育中要與社會生活接軌，將“知”與“行”結合。充分發揮社會實踐在大學生價值觀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教育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必須有一定的利益導向相配合，否則就無法形成健康的社會心態。“教育是一種導向，但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就是導向。”㈨因此，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應當與社會生活接軌，充分考慮社會生活的導向作用。并以此來落實價值觀教育的基本內容。大學生價值觀教育與社會生活接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大學生廣泛參與社會實踐活動。這樣。一方面，可以使他們在與社會的接觸中不斷增加對社會的了解，從而認識自我。找到個人與社會的結合點，逐步實現社會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們學到社會規范和公共逆德準則。增強勞動觀念，掌握勞動技能，鍛煉意志品質，培養吃苦精神和節儉意識，提高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在此基礎上促進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形成。西方社會的“義工”制度，其目的是多重的。其中之一便是倡導公民、青年學生通過服務社會來體驗奉獻的樂趣，培養他們高尚的品德。要倡導和推動學生更多地參加青年志愿者活動、公益勞動、“三下鄉”活動、幫貧扶貧活動等，把價值觀的構建從課堂延伸到社會，由理論轉向實踐，并在實踐中深化。在社會實踐的內容安排上。應充分考慮青年人的特點，發揮大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選擇適當的時機和恰當的形式來達到預期效果，同時要將社會實踐活動作為學生培養評估的重要參考。

總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優秀價值觀。借鑒了近現代社會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新成果，蘊含著幾千年人類文明曲折發展歷史的精華積淀和深刻的當代科學哲理，引領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航船，是承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石。廣大教育工作者應以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精神，共同擔負起教育引導大學生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任。自覺把“育人”貫穿于“教書”的全過程，緊緊圍繞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要求，堅持以正面教育引導為主，在營造濃厚輿論氛圍上下下功夫，在深入和普及上下功夫，在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上下功夫，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潤入學生的心田，自覺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貢獻。

[論文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學生內容策略

[論文摘要]隨著社套的深刻變革，大學生的價值觀也呈現出多元化、實用化和矛盾化等特點。構建當代大學生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現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根據大學生價值觀的特點，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中。需要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和處理價值取向一元論和多元化的辯證關系、物質追求與精神提升的關系，充分發揮社會實踐在大學生價值現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

同志指出：“一個有遠見的民族，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個有遠見的政黨，總是把青年看作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作為青年中最富有創造精神和超越意識的大學生群體，能否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他們培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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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視角的靠攏：對交際互動的重視

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當前較為活躍的社會文化派與認知派理論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會文化派不贊同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而認為人的高級認知來源于社會交往活動，因此特別強調交際和互動在認知及語言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際本身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這樣，身心、內外或思維和交際活動就通過語言符號得到了統一，即交際活動中的語言運用在心智功能發展中起著核心作用。但交流不僅僅只是語言學習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際本身也是一種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問題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語言結構、語境文體、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等方面外，還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權運動時代的影響，語言問題成了突出的社會問題。基于Fishman對移民語言狀況的考察，Bernstein對不同階層成員，特別是兒童語言的考察，以及Labov對黑人英語的調查，社會語言學在興起之初已發現三條重要的原理：語言與社會是相互作用的；人們有可能掌握幾種結構各異的語言或變體；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語言規劃和社會規劃加以改變。也就是說，在社會語言學研究者看來，社會中的語言使用者具備使用變體的能力，對變體存有主觀態度，可以在交際中加以選擇使用。語言系統是異質性的，充滿內部變異。語言作為社會現象，與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系統聯系在一起，從心理學角度考察語言使用者對語言變體的主觀認識和態度，以及上述帶有社會性質的評判對語言使用者言語行為的影響，是社會語言學主流之一語言社會心理學的中心課題。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因此從個人角度研究說話人對語言的態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語言態度歸根結蒂反映了對語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態度。對社會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過心理實驗的方法獲取研究素材，如配對變語法測試受試者對操某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態度，并且經常結合使用語義微分尺度，使說話人的特點得到更確切的分析。語言社會心理學對語言態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們對語言與社會的關系、語言在社會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二語習得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語習得中的態度與動機理論，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態度、動機對他們最終的成功所具有的影響之上。研究結果表明，二語學習者對所學語言的態度會影響其習得效果。Giles的言語適應理論是繼Lambert方法后該領域在理論上的新進展，也是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研究語境中交際者的心態和言語選擇行為。語言使用者趨同或趨異的言語選擇，突出強調了社會交流中語言使用者對對方的認同或不認同的態度和行為，解釋了言語交際中風格變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觀情感和動機。［6］言語適應理論為語言變體研究增添了動態的角度，體現了社會語言學自身從典型描寫到解釋預測的研究發展路徑。這種解釋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Labov對語言變異描繪精細但局限于靜態的不足。另外，這方面的研究也凸現了個人是如何通過語言選擇來顯示自己的社會文化價值的。在社會建構主義影響下，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與社會因素可以被視為是相互建構的：身份影響語言的使用；語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過程。總的來講，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與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注重真實語境、身份和體驗，這與多種語言互動的主張不謀而合。從理論上講，當前社會語言學理論框架中語言變異研究的成果，如語言變體的辨識、語域的認知等，為交際能力的培養和評價提供了系統的、受社會條件影響的二語變體數據，對二語學習具有指導意義。語碼混合、語碼轉換及言語適應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語選擇，使交際語言運用能力目標得以形象化地表達。對交際中的語言行為，如道歉、贊美、邀請、拒絕、請求等的研究，為二語習得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的培養勾畫了發展目標。

三、學習觀的認同：基于使用的學習

如前所述，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主張學習是一個內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始于人際交往的。對于二語學習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與人交往，在交往互動中進行意義的建構。比如，學習者很容易注意到詞匯的習得伴隨著對一定社會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語境中，詞匯意義可能會發生改變，語言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系并不固定。對范疇的掌握意味著根據交流需要對語言規范遵從或背離。事實上，語言的習得和使用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語言是人際交流、社會活動的中介，而言語交流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社會語境中，因此語言學習即語言使用。反過來，語境中對于語言使用也可以鞏固和加強語言學習。由此可見，社會文化派的語言習得理論認為習得過程即語言的使用過程，認為真實世界中使用的語言對學習來說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輔的，使用不是習得的結果，也不是手段。正因為社會文化派堅持在語言習得和語言使用間劃等號，如此強硬的立場招致了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二語習得而不是語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評，反對把二語習得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二語在真實語境中的運用［7］。在習得即使用這一點上，社會文化派完全可以從社會語言學領域中的最新流派———認知社會語言學那里找到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認知社會語言學是認知語言學的體驗哲學觀和經典社會語言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認知語言學關注語言的普遍原則與人的認知之間的關系，但由于語言意義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類互動中產生及傳遞的，因此認知語言學所理解的語言概念及其基本結構也關系到社會和文化情境下的認知。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從話語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越來越關注語言的社會性。基于用法的主張本來就是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立場，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知識來源于使用，說話者為了交際和社會交互的目的識解自身體驗，而聽話者也為同樣的目的識解說話者的話語，因此認知語言學渴望對語言的社會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貢獻［8］。上述原因將認知語言學引向社會變體研究。對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體系中該如何理解語言系統、為什么變體研究具有重要性的問題，認知社會語言學家Geeraerts認為，由于語言使用的行為是語言學的最基本事實，語言系統只被看作是對語言行為中出現的模式進行抽象和概括。他談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見，語言使用者學習語言的過程并不是將自己與所謂的系統進行校正的過程，而是在社會互動中與其他語言使用者相互調整的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認為，由于每個人的接觸范圍有限，這些調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會結構。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里，語言變體研究是語言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互動影響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語言知識系統。綜上，結合語言習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語言的使用者都是學習者；第二，習得不能簡單地被看作是結果，更應將其看作是一個永遠的、不間斷的過程；第三，應重視真實的語境、不同的參與者、不同的身份，應重視不同的社會語境、交際者、社會群體導致的隱喻變異，重視隱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語境。

四、對學習對象的共識：關于規范和標準

語言的變異性和標準化都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內容。面對語言內部變異和動態發展的事實，有必要編撰一整套言語社會遵循的統一規范，來對上述情況有意識地壓制，以便服務于國家化進程、國家象征、社會統一、實際需求與學校教育的開展等。這就是標準語產生的緣由。其本質也是一種發生在一定社會和歷史空間中的語言變異現象。按照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語言變體沒有優劣之分。從功能的角度看，語言形式對應社會功能，社會語言學關注的是交際功能和交際任務的完成及其效應。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標準語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能滿足適應較高語體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認為標準語就比其他變體更為優越。從學校教育角度上來講，課堂教學也需要一套規范，因而標準語是很好的選擇。由于學校教育的強化，學習者傾向于認為標準語形式是正確的，而其他方言和變體形式是錯誤的、不規范的、聽起來是不對的。事實上，在交際者感情不認同的場合，如團結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現對標準語的趨異和背離，比如，標準語顯然難以適應較為低端的語體。另外，標準語雖然保守，其變化雖然緩慢，但是它仍然是有變化的。標準語在語言的各個層面上的標準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書面形式，較低的可能是它的語音。特別是在當今語言國際化、多元化、多文化、多變體的形勢下，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二語學習者應盡量了解語境和身份的多樣性，盡可能地增長變體的知識和使用變體的體驗，以有利于二語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