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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高校經濟學未來的發展分析
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信息技術逐漸在經濟學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計量經濟學通過采用多變量回歸以及其他相關統計分析技術,為我國高校的經濟學提供了一些具有競爭性的理論解釋工具,并且能夠較好的檢驗和論證其市場特性。
隨著市場化的趨勢不斷加強,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也不斷加強,很多經濟學分析推論,獲得廣泛市場經驗的支持。在“食物消費的收入彈性較低因而“恩格爾系數”隨經濟增長而下降,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會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預測得那樣表現為農業勞動力占比持續下降趨勢,需求定理描述的物品相對價格與需求量反向變化等等。”經濟學逐漸與其他學科相互聯系,加強了與社會科學的緊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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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間的人才競爭，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為企業輸送人才的院校在培養人才上向質量要效益，應培養出覺悟高、能力強、懂理論、會操作的復合型人才。企業為適應商戰競爭，還突出表現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變化，強調制度的執行與制裁要獎罰分明。培養人才與工廠生產的產品一樣，受到供求關系的制約，培養的人才類型、規格、特點、素質及管理手段，必須與人才市場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則，我們的畢業生將會在人才市場的競爭中失去競爭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場經濟給思想品德教育帶來的困難。在我國市場經濟運行中，社會觀念的變化，知識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來說幾乎是同步的。
就學生而言，他們的社會接觸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遠比在校門內的教師要廣、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會環境的發展與變化，當學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問題時，教師才被動地去進行教育，這給德育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使教師的說教顯得軟弱無力，針對性不強，更談不上“及時”甚至“超前”了，造成對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滯后的局面。
二、對在校生進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應是：
（一）突出愛國主義的教育主線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院校德育要堅定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并將其作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導學生在接觸開放的文化環境時，自覺抵制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洋的思想，把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由感性到理性，由淺入深，引導學生由愛父母———愛師長———愛他人———愛集體，最后上升到愛祖國。
（二）加強對樹立正確人生觀的引導德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學生的“悟”性，使其認識到如何做人。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價值取向呈現多元性。然而學校的德育必須堅持一元化的導向，使學生明白社會所容納的并不都是時代所提倡的。價值的真諦在于無論是社會價值還是自我價值，都要通過自身勞動來實現。說到底，人的價值就是更多地為社會創造和奉獻。進行人生觀教育，首先要讓學生明白人活著為什么，怎樣生活和做什么。在這個基礎上結合學生的思想實際進行理想教育，從學生生活的最貼切處入手，誘發他們的生活理想，從而激發出強烈的職業理想，把社會理想、為祖國做貢獻的理想教育落實到學生的職業理想上。理想是動力，也是激勵，在理想的驅動下產生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
（三）樹立新時期人才質量的德育觀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最終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質資源，而是人才資源，當今市場的激烈競爭，實質是人才質量的競爭。做為為社會輸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積極探索新時期對人才質量的要求，建立新時期的人才質量標準。新時期人才質量標準，已不再單純是過去那種踏實加肯干、服從命令聽指揮的類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復合型、適應型、開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給學生全方位的意識和能力，培養學生具有職業意識、創業意識、敬業意識、質量意識、競爭意識、公關意識、科技意識和法制意識，同時要在實踐中培養學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經受挫折和失敗的考驗。
總之，新時期的院校德育應培養出個性全面和諧發展的人、現代的人和國際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與企業管理相銜接學校的德育是培養人才的基礎工程，德育必須把參照系由封閉的院校教育轉向人才市場和企業要求上來，這一轉變要求學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隨之進行相應的轉變，使之與企業的要求相銜接。如若不然，學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業后是另一套，這將增加學生的不適應性，減低學生在社會上的競爭力。
為此，必須做到：
1、在日常行為規范上要與相應的企業要求銜接，把企業要求職工的行為規范，作為學校培養學生日常行為的部分規范要求，同時要設置專業環境，在環境中訓練學生的日常行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與企業管理相適應。一位飯店的總經理說：“你們學生不及格還有補考機會，而在企業做錯了一件事就難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與企業要求吻合。首先，應突出制度化管理，將規章制度熟知熟記，嚴格按制度辦事，獎罰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執行上不能沿用“事不過三”、“下不為例”等舊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違犯，否則就要受到處罰；第三，要適當減少耐心說服的思想教育過程，加強針對性和時效性，培養學生自律和自我調節的能力，否則就不能適應企業化管理的環境。
3、使學生進入人才市場參與競爭。創造條件使他們參加各種形式的供需見面會。在平時的學習、社會工作及各項評比和比賽中為他們設計競爭舞臺，創造優勝劣汰的競爭氛圍，以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性，達到畢業生與用人單位在共同的目標導向下，進行協調發展的良性循環，從而提高德育的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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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首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順利舉辦，論壇上就主要圍繞“新常態下經濟增長趨勢及成因”展開討論，深度思考了我國若想實現經濟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其中還談到了社會經濟深化改革、宏觀經濟政策包容性、國民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創新等等內容。眾多學者專家也希望通過這些創新型思維主題導向國家經濟向前發展，滿足經濟新常態背景宏觀經濟學背景下宏觀調之于我國市場經濟增長趨勢的有效干預。實際上，我國目前依然還處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初級建設階段，對于市場經濟的理解尚且不深。所以在利用宏觀經濟學闡述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前景的過程中，客觀講是取法完善的建設思路的，包括對市場經濟的調節手段也相對匱乏。在如此背景下，國家政府才開始積極思考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趨勢與原因，學者與專家才會利用論壇契機討論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主要影響。它就希望依靠宏觀調控幫助我國追趕發達國家，并針對我國所存在的公有經濟理念加強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主導影響作用，最終促進全中國社會的共同富裕［1］。
2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主要影響
在宏觀經濟學中就提到了宏觀管理主要應該采取投資驅動，圍繞工業主導，拉高政府投資份額比重。在這里，政府調控與干預對市場所產生的作用十分明顯，這一點上我國是明顯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舉個例子，在美國聯邦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過程中，他們就主要以消費作為主要驅動，圍繞服務業主導展開投資份額分析，一般情況下投資份額主要在私人資本家領域展開。反觀我國，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快速，雖然在建設進程中還存在諸多不足，但在近年來廣泛借鑒西方國家相關經驗后已經有所突破，積累了一定的市場經濟發展經驗。為此，我國需要在宏觀經濟學指導下建立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架構，統一完善市場環境，充分適應國家地域空間差異較大較明顯這一問題，也考慮到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問題。另一方面，在分析宏觀經濟學相關內容的指導性與管理性過程中，需要針對不同市場管理模式進行相互比較，必要時還應該建立靜態模型，并時刻注意模型中所存在的弊端問題，結合弊端問題對其宏觀調控方法進行分析。對于我國來說，在套用國外宏觀經濟靜態模型的過程中應該結合過去國家經濟過熱的經驗教訓展開深度分析，客觀判斷宏觀經濟的優勢內容，雖然說當前的說法無法統一且缺乏共同研究基礎，但根據我國對投資、消費與政府財政支出、進出口量等等因素的現狀來看，還應該基于不同經濟體對所有指標因素進行針對性分析。舉個例子，目前我國GDP的影響因素中有60％左右是通過國內外投資帶動的，而消費對其所產生的影響占據另外40％。不過在美國，該結果卻恰恰相反，它的投資自由流動會受到政府干預及限制轉化為私人投資，而私人投資則會被政府投資所替代。所以綜上所述，在宏觀經濟指導下市場經濟對GDP增長因素的影響還是存在諸多區別的，投資與消費兩種經濟拉動模式會共同影響經濟發展，并將這種影響不斷放大，最終造成質變區別。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前我國的投資企業、金融部門與各個行業都會因宏觀經濟而產生變化，這就是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另一種影響形式。舉例來說，西江當今的產業結構與能源利用效率之間存在微妙關系，在宏觀經濟學指導下，像某些高耗能行業諸如基礎材料工業、能源工業等等會出現宏觀經濟調控問題，而這一問題也會嚴重影響他們的投融資項目實施。在這種情況，為了避免宏觀經濟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沖擊性影響，規避企業自身所出現的資源配置扭曲局面，就必須思考基于消費領域有效控制自身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微觀經濟結構，包括消費結構、消費傾向性等等，思考國民經濟發展背景下宏觀經濟調控對企業內外所產生的各種影響。再者，我國社會企業也應該清晰認識到在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企業包括行業內是可能存在諸多不合理的產業經濟結構問題的，為此我國需要基于宏觀政策取向將企業微觀經濟需求面轉向供應面，基于長期制度性因素來優化新常態經濟發展背景下的經濟結構內容優化，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傳統的要素驅動逐漸向創新要素驅動轉化，利用宏觀調控下的企業經濟與市場經濟穩增長刺激企業技術進步，利用政策長期調配企業的專屬管理政策，實現企業基于宏觀經濟學指導下的供給角度“經濟結構持續調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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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
宏觀經濟風險具有潛在性、隱藏性和累積性。所謂宏觀經濟風險的潛在性，指的是宏觀經濟風險總是與宏觀經濟系統相伴而生的，宏觀經濟發展和運作本身就蘊涵著經濟風險。宏觀經濟風險的隱藏性，指的是雖然宏觀經濟風險總是潛在的，但是在多數情況下它是隱藏在經濟系統內部的，并不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只是到了一定的時候才會暴露出來。宏觀經濟風險的累積性，指的是宏觀經濟風險會隨著社會經濟矛盾的不斷加深而日益增大，當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引發經濟危機。宏觀經濟風險的潛在性、隱藏性和累積性國際資本流動與宏觀經濟運行分析特征，一方性，也是累積到一定層面說明宏觀經濟風險有經濟風險形成和變動趨勢跟預測，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風險很大程度上是由國際資本流動造成的。因此，有必要從國際資本流動的角度來分析宏觀經濟風險問題。并且宏觀經濟風險的形成具有復雜性和多重性，通常情況下，單一的因素不可能導致經濟體系的波動和動蕩。當然在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因素對宏觀經濟風險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3]。
當經濟的計劃性程度相對較高的時候，政府進行干預和管理的經濟的程度相對較高，這時候宏觀經濟的風險是有限的。
對于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開放性較低的國家，國際經濟影響因素也相對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宏觀經濟風險。然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經濟的商品化、市場化、開放化和國際化相對較高的國家，國際宏觀經濟波動對國家市場經濟的影響也相對較大。在現階段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大的市場經濟體系下，各個國家的市場經濟的波動也牽連到別的市場開放性較大的國家的經濟，在各國經濟獲得新的發展機遇的同事也面臨著宏觀經濟風險也相對增大。例如二十一世紀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從而導致了國際性的金融危機，甚至導致了一些歐洲國家的經濟破產，這就是全球經濟開放性強從而導致宏觀經濟風險程度也相對較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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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曼昆.宏觀經濟學[M].中國南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41-43.
[3]羅伯特與本杰明.PrinciplesofEconomics.第五版[M].紐約：TheMcGraw-HillCompanies，2013：23-25.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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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研究在邏輯上應該包括轉型路徑研究和轉型目標研究兩部分。但是，長期以來研究的主體集中于前者而忽視了后者。這一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明顯而巨大的：一方面，學術界在某種意義上放棄了探索可以與世界主要市場經濟類型并列的中國型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其結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沒有得到全面的論證，中國實踐的理論意義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視對轉型目標的具體內容的研究，屏蔽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難題的潛在方案。
一、轉型目標：被忽視的研究方向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熱烈關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機讓這一熱潮繼續升溫。在這些研究之中，外國觀察家關于“北京共識”的研究由于將中國的經驗賦予與“華盛頓共識”對立的地位而備受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關于中國改革的新一輪研究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我國經濟改革的主流論述在實際內容上并沒有本質差別。首先，兩者都將漸進主義和試驗主義視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兩者都將轉型路徑而不是轉型目標作為研究的重點。所謂轉型路徑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途徑和方法，而轉型目標則指過渡完成之后出現的經濟模式的形態和性質。很明顯，轉型路徑和轉型目標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兩者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一方面，路徑依賴導致轉型路徑影響轉型經濟的形態和性質；另一方面，對轉型目標的設計也必然影響對轉型路徑的選擇。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盡管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明顯存在不同的模式，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之中卻基本不存在對轉型目標問題的深入討論。
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學術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把握有關。第一，傳統的表述主要從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國有經濟的地位和宏觀調控的作用等方面來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這樣的界定是從市場機制的地位和企業制度的形態；以及國有經濟的強弱和宏觀調控的有無等兩組因素來突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內涵。從市場機制和企業制度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的主流，有意或無意地將美國型市場經濟和美國型企業制度等同于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們對市場經濟本質的認識基本是在以美國型市場經濟為唯一參照物的基礎上展開的。在這樣的認識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基本沒有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只能體現在國有經濟和宏觀調控之中。但是，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廣泛地存在于先進工業國，其地位和強弱也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進一步地，在我國經濟的現實運行中，國有經濟更多地作為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基礎而存在，并沒有明顯地對國民經濟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設發揮示范作用，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從“量”和“質”兩個方面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也仍有疑問。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有下降的危險。第二，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是從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角度進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經濟體制論的痕跡。但是，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表明，與生產過程相關的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和創新活動才是區分主要市場經濟類型的基礎。第三，這樣的界定在破除計劃和市場不能共存的認識的同時，也間接地否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經濟計劃和國有經濟之外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以及這種因素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體現“市場經濟”因素的性質和形態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導致我國的學術界無意亦無力分析轉型目標問題而將注意力集中于轉型路徑研究?？陀^地說，在經濟轉型的初期，與走向何種市場經濟即本文所說的轉型目標問題相比，選擇何種轉型路徑以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更為緊迫的課題。但是在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經確立、調整經濟結構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經濟學的進展和世界經濟的演變表明，美國型市場經濟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無缺的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對轉型目標，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長期忽視對轉型目標的研究，這不但有使中國的實踐成為對美國型市場經濟的無聲復制的危險，而且限制了我們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的思路。
本文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存在顯在的和潛在的兩個側面。在現階段，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無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主要載體。但是，這樣的含義更多的是顯在的，并沒有涵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全部內容。
二、交易形態與創新活動：市場經濟的類型學分析基礎
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取得的進展，集中地體現在比較制度分析學派關于美日經濟體系和美日企業行為的比較研究之中。相對而言，典型的美國企業(A企業)在勞動市場、制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流動的；而典型的日本企業(J企業)在上述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長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相對固定的。青木昌彥指出企業在上述三種市場中形成的交易慣例之間具有互補性，并從信息流動的角度對這些“風格化事實”進行整理。他認為A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彥證明兩種信息結構都可能達到最優。圖1所示的這一分析視角為市場經濟的類型化提供了理論基礎。
20世紀90年代之后，管理學家持續地對典型的美國和日本的企業行為進行比較。以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依據，通過將產品建構的概念一產品結構(或工序)與產品功能之間的對應關系一引入組織理論，這些學者認為，在產品建構具 有模塊型特征的產業(IT、軟件、生物制藥、金融等)之中，模塊型的組織原則更易于促進競爭力的形成，而在產品建構具有集成型特征的產業(汽車、摩托、高級家電等)之中，集成型的組織原則有助于競爭力的形成。換言之，如表1所示，產品建構和組織建構之間的匹配關系是企業競爭力和創新活動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集成型和模塊型的組織原則高度接近比較制度分析學派所說的理念型意義上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的組織形態。至此，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分析獲得了具有實證基礎的支持。必須提及的是，盡管理念型意義上的美日企業的實踐更接近模塊型和集成型的組織原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日企業所形成的組織形態已經達到極致而無法趕超。
歐美學者從制度互補性角度所進行的分析也值得關注。豪爾和索斯吉斯認為，市場經濟可以分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型市場經濟兩種，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習前者的特點是由市場機制對經濟進行協調，而后者的特點是由制度對經濟進行協調。類似地，阿瑪布從產品市場的競爭形態、勞資關系、金融體系、社會保障和教育等五個制度領域出發，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將市場經濟區分為市場基礎型、亞洲型、歐陸型、社會民主主義型和地中海型五類，其中的市場基礎型和亞洲型的代表分別是美國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爾和索斯吉斯的研究盡管屬于政治學領域，但是其研究團隊將企業作為分析的焦點。他們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區別在于德國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產業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企業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為通用的術語來表述，那么可以認為德國是法團主義，而日本則是企業層面的法團主義。類似地，阿瑪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認青木昌彥的研究對其有重要影響而且將科技與產業特征這一與企業行為密切相關的變量作為分析的主要因變量。因此，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領域的這兩項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補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業)方面與比較制度分析學派具有明顯的共同點，而且其對市場經濟所進行的類型化也基本上是對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美日比較的擴充和細化，沒有明顯超出前者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現階段，以比較制度分析和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類型學仍然是我們思考我國市場經濟的特征及其發展方向時最有理論價值的參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的類型學最終指向是企業層面的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也就是說，創新的形態和性質正在成為區分市場經濟類型的核心變量。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可以表述如下：從制度經濟學的傳統出發，以創新活動為中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體系化的整理。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和現實選擇
在第二節的語境之下，分析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時，我們將遇到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邏輯上不同于美國型和日本型市場經濟；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的部分，是否可能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需要發展出一種和第二節所討論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為基礎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
第二節提及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論方面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沒有將所有的交易形式統一到一個分析框架之內。近年來獲得迅速發展的包括比較制度分析在內的廣義的制度經濟學均將交易視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這一思路明顯來自舊制度經濟學。但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不是舊制度經濟學家所列舉的交易形態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認為交易可以分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給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產品市場中的買賣行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而配給型交易的典型則是判決和政策。另外，新舊制度派學都沒有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市場納入分析框架。第二，與上一個問題相關，這些研究者將交易形態的形成視為自發的，忽視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從康芒斯對交易的定義出發，如圖2所示，我們可以發現配給型交易必然對企業內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業之間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態和性質產生影響。
將康芒斯提示的交易類型和資源、土地市場中的交易統合進第二討論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們可以獲得如圖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從圖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在以下方面獲得清晰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第一，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交易形態主要是市場進化的結果。而在我國，交易形態的形成可能是市場進化和政府介入雙重影響的結果。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可能存在于資源和土地市場的交易之中。在我國，由于資源和土地為國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導這一市場之中的交易形態并影響交易所產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過對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施加影響來獲得對宏觀經濟的控制或實現對所得分配的調整。第四，依據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具有不同技術特征的產業群之中，更有助于競爭優勢的形成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各有不同。不同的先進工業國中往往存在處于主導地位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其結果是這些國家往往只在同一類產業中發展出明顯的競爭優勢。由于我國地域之間存在文化上的差異，所以有可能分別在集成型產業和模塊型產業中都發展出與之匹配的組織慣例和交易形態并在這兩類產業中都形成競爭力。第五，不同的產業群要求不同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與該產業的技術特征相匹配，而我國有可能形成國有經濟致力于發展更需要長期穩定的交易環境的集成型產業，而民營經濟在模塊型產業占據優勢的格局。隨著民營經濟向集成型產業擴展，有可能出現民營企業在研發人員的雇傭形態和某些關鍵性企業間關系方面引進國有企業的比較長期而穩定的組織形態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換言之，在長期內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在特定領域向民營經濟輸出組織原則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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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信用卡跑馬圈地的現狀
自從1985年6月中國銀行珠江分行在國內發行第一張信用卡（中銀卡）以來，由于其方便快捷，受到公眾客戶的青睞。我國的信用卡業務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麥肯錫日前公布的信用卡調研報告顯示，中國信用卡卡量進一步加速增長，主要來自于向大眾市場客戶的滲透。信用卡發卡數已從2003年中的300萬張，2005年中的1200萬張，增長到了2007年中的4300萬張，規模每年翻一番。超過40%的信用卡持卡人持有一張以上的信用卡，目前中國的個人信用卡持卡人數量已接近3000萬。
在西方發達國家，信用卡業務是許多國際大銀行的主要業務和主要利潤的來源。如花旗銀行的信用卡業務收益就占其利潤總額的三分之一，美國運通公司的運通卡業務利潤業務更占了其公司全部利潤的7成。因此，國內各商業銀行為了搶占信用卡市場的份額，紛紛推出刷卡面年費、積分送禮等優惠措施，吸引消費者辦卡。許多人認為商業銀行這種“跑馬圈地”的策略是粗放型的，存在很多弊端。比如，總行對下屬分支行主要考核發卡數量，一些銀行分支機構由于沉重的發卡任務壓力，而省略了許多必要的客戶信息審核，一些銀行甚至直接把發卡業務外包給其他的銷售公司這使得信用卡發卡風險驟增。同時，由于各銀行發行的信用卡在功能上幾乎完全相同，使得多數信用卡成為睡眠卡，據報道這一比例高達80%。
2 從美國經驗看“跑馬圈地”
美國是信用卡業務發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國家，在他們的信用卡發展史上也曾出現過我國現今的跑馬圈地和負盈利的狀況。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銀行為開展銀行卡業務，將其從精英階層推廣到普通群眾，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推廣活動，它們采取的主要形式為大規模郵寄免年費的信用卡。銀行的郵寄名單一般來自存款客戶以及按揭放貸和分期付款的客戶。此種方式雖然能吸引足夠多的持卡人，但銀行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由于受到免年費郵寄卡的消費者數量十分巨大，銀行也急于趕超其他競爭者，銀行常常只做基本的信用審查，甚至有些連信用審查也不做。而且，銀行也不能保證卡片郵寄的安全性，很多卡片在郵寄的過程中被偷盜、轉賣。因此，70年代初，信用卡業務的欺詐率和壞賬率非常高。直到1972年，信用卡發卡機構才開始擺脫虧損，但仍然難以獲得與其他業務相同的收益，究其根本，信用卡信貸本身就屬于無擔保的貸款，它的風險無疑比其他銀行業務要大得多。
從美國的經驗看，在信用卡市場完全成熟之前，損失是不可避免的，跑馬圈地的行為也并非是無效的，雙邊市場經濟學告訴我們 ，為了能讓一方或雙方都參與到這個平臺上來，投資是必須的；我們不知道銀行是否還有其他辦法既可以啟動信用卡運營平臺，同時又可以避免大量損失。則何為雙邊市場經濟學，它又怎樣對信用卡業務的現狀進行解釋呢？
3 雙邊市場經濟
兩組參與者需要通過中間層或平臺進行交易，而且一組參與者(最終用戶)加人平臺的收益取決于加入該平臺另一組參與者(最終用戶)的數量，這樣的市場稱作雙邊市場。雙邊市場涉及到兩種類型截然不同的用戶，每一類用戶通過共有平臺與另一類用戶相互作用而獲得價值。
雙邊市場在現實中存在較為廣泛。許多傳統的產業如媒體、中介業和支付卡系統均為典型的雙邊市場。隨著信息和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與廣泛應用，又出現了多種新類型的雙邊市場形式，如操作系統、B2B、門戶網站等。下面將主要就雙邊市場的定價戰略及業務模式兩方面進行探討。
3.1 雙邊市場的定價戰略
在單邊市場中，價格一般與產品的成本和需求密切相關。而在雙邊市場中，由于不同客戶群體之間存在反作用效應，因此產品定價要復雜的多。一般情況下，企業會向雙邊市場中的一方或幾方采取低價（甚至向他們付費）。舉例來說，微軟的操作系統是一個工作平臺，它為兩大類客戶群體（電腦使用者和程序開發者）提供一個相互認知的機會。比爾•蓋茨發現，向軟件開發商免費提供微軟的操作系統接口，便于他們的軟件能與Windows操作系統兼容，鼓勵開發商為開發更多的應用軟件；另一方面，向使用操作系統的最終用戶，即普通購買者收取比較高的費用。從而，將兩個群體吸引到它的平臺上，也為自己創造了巨大的財富。
3.2 雙邊市場業務模式
雙邊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不管你的價格如何，如果市場的這一邊沒有需求，那另一邊的需求也將消失。就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電腦用戶沒有應用軟件可以使用，那他們就不需要操作系統。雙邊市場兩個群體之間的相互產生效應就類似于“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難題。而解決這一難題的一種方法是向市場的一邊免費提供服務（甚至向他們付費），以吸引足夠多的用戶；另一種方法是：對某一邊的市場進行投資，以降低該邊消費者的成本，通過對市場一邊制定較低價格或者采用成本轉移的方式，能有效的鼓勵收益群體的參與熱情，從而幫助雙邊市場平臺解決“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難題。
4 用雙邊市場經濟解釋銀行行為
回到我們要討論的重點，很顯然信用卡業務屬于雙邊市場的范疇，它的兩類群體分別為信用卡的持有者（消費者）和簽約商戶。信用卡的主要收入則來源于商戶（即持卡人消費的一定比例，VISA規定1.7%），而持卡人付費很少（如年費）甚至不用付費，同時還能像免息期及消費積分等優惠。收入來源于商戶這一傳統來源于信用卡創始人麥克納馬拉先生所開創的定價模式。美國運通大概有65%-75%的收入來源于商戶，對VISA和萬事達的會員來說，這一比例為60%-75%。因此，從雙邊市場角度看，持卡人這一群體天生就享受著近似于免費的服務，美國60年代通過郵局寄送免年費的信用卡的案例說明了這一點。也因此，我們了解到，培養持卡人、搶占市場份額是破解“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魔咒的關鍵。所以，現在國內各商業銀行信用卡部門“跑馬圈地”的現象實屬正常，也是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發展我國信用卡市場畢竟的一步。
但任何問題都有一個度的概念，雖然圈地是正常的，但絕對要避免“卡吃人”的現象。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為了振興經濟，強力推動信用卡產業的發展，力圖通過消費信貸拉動和刺激消費需求。在短短兩三年間，韓國信用卡業務飛速發展，2001年一舉成為亞洲最大的信用卡市場。15歲以上的韓國人平均擁有4張信用卡，韓國國內需求迅速取代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2002年后，過度的信用消費逐漸露出端倪，信用卡滯付率不斷上升，滯付金額越滾越大，最終釀成危機，造就了無數卡奴。前車之鑒提醒我國商業銀行要重視信用的審查，在發卡時要慎重。2005年銀監會下發的《商業銀行外部營銷業務指導意見》一定程度上軌法了銀行發卡的步驟，整頓了發卡亂的現象，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切不可因噎廢食，從輿論或政策方面對“跑馬圈地”進行打壓，就像水患，只可疏不可堵。
5 啟示
根據雙邊市場理論，各商業銀行在信用卡發展中的圈地運動是可行的，甚至是必然的。通過搶占市場份額，拉攏簽約客戶，是銀行的最佳選擇。但與此同時，韓國的信用卡危機也警示我們，圈地是可以的，但不問土地是否貧瘠，閉著眼只顧搶地盤是絕對錯誤的。各銀行應把好信用審查這一關，同時加強信用卡的創新，這樣才能以最小的損失換來業務最大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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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馬克思對于商品交換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問題，這也是他的一個基礎性研究,即“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進入交換的產品是商品。但是它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在這個物中、在這個產品中結合著兩個人或兩個公社之間的關系，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另一方面，在對商品交換過程的闡述中，對于商品所有者的確立是說明了市場本身存有的倫理性，雖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現，但是人們的經濟行為卻實實在在地被歸結在這個市場范圍內以及被制約著。另一方面，對于商品監護人來說,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監護人,并且監護人“必須以意志寄存在這種物內,并且以這種身份,發生相互的關系”，因此，商品交易的過程就是實現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們必須互相承認私有者的權利……它總歸是在契約的形式上——是一種意志關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種經濟關系來”。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就被人們的經濟意志所支配，這樣的經濟意志致使人們之間的經濟權利通過買賣關系實現，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種契約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經濟意志代表了商品實現其價值，以人的意志將自身與商品的關系確定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們之間通過各自的經濟行為來完成交易過程，因此，市場本身的性質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經濟舞臺上的人物，一般是當作存在于他們之間的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沒有意志，表現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卻致使商品之間出現了不平等，這也就是商品與商品所有者的一種差別。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經濟意志，使得商品產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異推動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進入市場被交易，從而人的經濟意志也就是市場經濟意志的體現。就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言，是其實現自身價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產生經濟意志的對象。每一個具體的交換行為又體現了買賣雙方對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對商品的所有者來說，商品的價值并不體現在其使用價值上；對于非所有者來說，商品的價值是其使用價值。因此，商品的價值是促進整個商品交易的基礎，這既是商品存在的價值體現，又是人的經濟意志產生的條件。整個的商品交換基礎就是人對商品的需求以及人們彼此維系的買賣關系，這也是市場被人的經濟行為所確立的基礎，人與商品之間的關系也就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市場交易中達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場經濟意志不能只是在經濟學意識形態下去繼續維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將市場本身視為一種機械化體系，一味追逐物質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狀態下是將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視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與需求。商品交易過程體現的人道需求的基礎是維持一種平衡性與合理性共存的狀態，其意圖是在合理的基礎上達到交易者彼此之間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單一地去實現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現了只能實現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這其中就顯示出違背公平正義的道德原則。盡管商品交易本身帶有一種契約形式，但是沒有市場倫理的要求也很難保證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們之間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為，更談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導引下才可以稱得上合理性，否則只出現某一方獲取最大利益，那么這意味著買賣者之間出現了非正義行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經濟意圖很明顯，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換取可以滿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這之間，每一個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過交易可以得到適合的商品，適合自身就足夠了，而不是為除過自身之外的人著想，只要他自己實現利益就可以了。這是人的經濟意志的普遍體現，因此，在純粹個人利益的需求下人們之間更傾向于存在一種契約形式，而并非是屬于道德倫理關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個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為那有使用價值可以滿足本人欲望的他種商品，換去自己的商品。在這限度內，對于他，交換只是個人的過程……但同一過程，不能同時對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為個人的，又是只為一般的社會的”。因此，“從一個商品所有者的觀點看，每一他種商品，對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價，自己所有的商品，對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則是一般的等價。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處的地位都是一樣的”。這其中體現了人的經濟意志與人的某種本能有直接關系,盡管市場作為一種實現經濟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這種本能所支配。在經濟利益的關系下，貨幣的出現也就成了一種現實需要，即“這種商品的自然形態，成了社會公認的等價形態了。由這種社會過程而充作一般的等價，就成了這一種擱在一邊的商品之特殊的社會機能了。它成了貨幣”。貨幣的產生，“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結果”，而且這也影響著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出現了一種對立，因此，人的經濟行為又逐漸的被外在因素所牽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自身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即“為商業的便利起見，這種對立，有在外部表現出來的需要。這個需要，引起一個獨立的商品價值形態，且不絕進行，終于使商品分化為商品與貨幣。勞動生產物越是轉化為商品，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轉化為貨幣”。通過貨幣形式所連接起的私人利益又會擴大到國家經濟利益，而市場始終是持有這種經濟利益的中介，貨幣的價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價值交換中，同樣也深入人的經濟行為中，成為了經濟意志的一種對象，同時也影響著人的經濟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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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西方經濟學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在高校里逐漸受到冷落，教學效果不夠好。本文主要從教學環節方面進行分析，提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轉變教學觀念，改變教學方法，選擇新的教學方法來提高教學效果，完成預期的教學目標。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教學面臨的困境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已從計劃經濟步入到市場經濟的正軌，并且逐漸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在諸多方面實現了重大的理論突破，創新和發展了經濟理論[1]。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構建已初步完成，但是也需要不斷地完善和發展。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存在的問題：
1.教材體系結構尚未健全和完善
在國外，專門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研究基本還是一個空白，最多也只是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補充。在西方，西方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而且越來越有影響力。在國內，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本身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教材體系差異較大，專家學者都從自身的理解來編寫教材。楊干忠主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主要從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六個方面來闡述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衛興華和張宇合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收入分配、宏觀調控、對外開放和中國發展道路等方面闡述我國的經濟理論；白永秀、任保平主編的《中國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從宏觀體制、微觀體制、運行機制、運行場所和運行環境等方面闡述我國的經濟理論；谷書堂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是一本大部頭的教材，里面幾乎羅列了所有的經濟學問題，包括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以及我國現階段存在的經濟問題及今后的出路等問題，作者主要從經濟轉型與體制選擇、經濟主體與微觀經濟運行、現代宏觀經濟理論與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經濟增長與發展等四個方面闡述我國轉型期的經濟問題。在這些教材或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一家之言。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基本的體系和框架是不變的，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仍然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地完善和深化。
2.西方經濟學的沖擊
在西方，經濟學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時間，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能用嚴謹的推理和實用的論證分析很好地描述和研究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2]。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還是一門年輕的新興學科，它的很多理論也仍然借用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理論，畢竟我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實踐和理論也不例外。
3.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老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是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基礎性學科，它對學生以后在工作中的運用非常重要。但是學生對這門課程的學習積極性不高，這就造成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效果不好。在教學過程中如果只要求學生對相關知識點進行死記硬背，那么學生的學習興趣會大大減弱。這就要求我們要改變教學方法，轉變教學理念，使學生由被動轉為主動，積極地去學習、去思考、去探索。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改革的方法和對策
1.講授法
講授法是指教師通過口頭語言向學生描繪情景、敘述事實、解釋概念、論證原理和闡明規律的教學方法[3]。講授法是一種最古老、最傳統的教學方法，也是教師系統地、邏輯地傳授知識的一種基本方法。這種方法確立了教師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教師向學生傳達相關知識和信息，充分調動了教師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講授法有利于教師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目標；有利于教師向學生傳授更多的內容，豐富學生的知識面，拓展廣度和深度；有利于“教書”和“育人”的有效結合，育人是基礎，教書是手段，所以在講授的同時，也應該時時在育人[4]。但是對于學生來說，講授法使學生處于被動的地位，久而久之，學生產生厭學的情緒，或者學習的積極性會減弱，這就要求教師在使用此種方法時，一定要提高教學水平，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首創于美國哈佛大學，之后便風靡全球，這說明案例教學法的魅力所在。案例教學法是一種啟發式的教學方法，主要以案例為載體，通過案例的講解、分析和討論，結合教學內容，積極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學會思考，開發學生的智力和口頭表達能力。
3.研究性學習法
研究性學習法就是教師確定研究主題，鼓勵學生主動研究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一種學習方法。研究性學習是學生自主地發現問題、探究問題、獲得結論的一種學習過程[5]。研究性學習主要是以學生為主、教師為輔，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
研究性學習法是一種新型的學習方法，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應按以下步驟進行操作：（1）提出問題。比如在講授個人所得稅相關內容時，要積極引導學生去思考問題：個人所得稅是應該提高還是不變，如果提高，那么起征點應該是多少，等等。（2）分析或討論問題。學生根據所學的相關內容，積極分析或討論個稅是保持不變或是提高以及如何提高，在討論的過程中，有的學生還借鑒國外的經驗，比如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但也有同學進行反駁。通過學生的分析和討論，思路漸漸清晰，學生的興趣也得到提高。（3）解決問題。通過前面的問題的提出和問題的分析或討論，學生基本上有自己的結論。最后大多數學生一致認為，個稅起征點應該提高，起征點在3 500元比較合適。他們的結論跟國家最后的起征點差距并不是很大，說明研究性學習方法可以開闊學生的思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我國的市場經濟在不斷的發展與成熟，相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在我國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并且教學方法也會不斷改進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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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改革開放初期，與西方經濟發達程度對比中發現，中國經濟社會明顯出現了落后，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擴大，改善我們的經濟制度，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市場經濟體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提。西方經濟中的市場經濟概念逐漸成為中國與西方對接最重要橋梁，也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這樣大背景下，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最為重要的理論構成。
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我國逐漸開始完善市場主體，開始允許商品的自由流通，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產品市場、勞動市場、消費市場逐漸形成，這三個市場的形成，使得市場進入了真正發展時期。
通過上圖，廠商通過產品市場實現了產品的銷售，家庭通過勞動市場實現了就業，資本市場是擴大規模，盤活已有市場的重要手段，也是開辟新市場，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時，也幫助家庭提高生活質量，滿足人們的超前消費等。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根本就不存在競爭，一切都按需生產、按勞分配，自然也就不會出現競爭。西方經濟的市場經濟體制卻不是這樣的，通過市場來調節資源的配置，廠商必然選擇利益最大化的投資領域來生產商品，很多廠家同時投入到同一個行業，必然會造成這個行業的生產過剩，也就出現了競爭，購買者對同樣商品必然會對價格、質量、服務等做出不同的權衡，然后決定買那個，這就是競爭，在競爭的格局中，購買者處于有選擇的地位，他有權利去選擇購買那個商品，不買那個商品，有些廠家價格高，產品質量不好，服務差必然會被市場拓淘汰，這叫完全競爭市場，廠家都處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吸取了完全市場理論和不完全市場理論，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國防發展，針對一些關系國民經濟發展命脈的行業，采取國家壟斷，實行國家獨有，或者國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不足值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警惕
西方經濟學理論經歷了百年多的發展歷程，其學術成果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作用都值得學界的肯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是西方經濟體制和成功經驗幫助中國逐漸完善了特色市場經濟體制，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幫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立和推廣，同樣，西方經濟學通過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論到實踐的論證，豐富了其研究視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經濟學中存在的問題，現在一部分市場經濟研究者與實踐者出現了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現象，認為西方經濟學是完美的，是無懈可擊，建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場經濟體制。這種看法是不能得到認同的，目前，西方經濟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研究中國的經濟體制，并從中獲益良多，在某些領域開始照搬中國經濟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
西方經濟制度存在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經濟危機，這種揮之不去的西方經濟制度問題已經被西方經濟學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無法建立一套更為有效的規避機制。另外，工會權利過大，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生產和人民的生活，電視中，經常會看到西方罷工，導致航班延誤、供水供電中斷等，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響。西方市場經濟有競爭性無排他性，是一種公有資源的私有化進程。所謂無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謂有競爭性是一個人的使用減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無約束的時候會被過度利用。解決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償使用。在現實中，此限制或收費要通過國家的強制措施，諸如現在實行的排污限量超額收費的制度。在西方私權大于公權的市場格局中，國家有時候難以對其采取更為有效的調控手段，來抑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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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到我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必須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秘書工作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領域和組成部分，在我國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轉變的過程中，面臨兩個突出問題需要認真加以解決：一是如何努力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二是如何抓緊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二、秘書工作要為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有利條件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秘書工作要為這個決策服務。還要為勝利實施這個決策當好參謀助手。
秘書工作到底是怎樣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做好服務呢？關鍵在于解決好兩個根本問題。
一是，要按市場經濟的要求提高服務質量。
二是，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秘書工作要進行自我改革。
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秘書工作部門要轉變思想觀念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場涉及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深刻改革，必將引起人們也包括秘書人員行為規范、精神狀態、生活方式、是非標準、價值觀念的重大轉變。
要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關系，還必須給秘書工作部門的價值觀念、是非標準、思維方式等方面注入新的內容。
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思想觀念中，同其他黨政部門一樣，秘書部門還要特別注意破除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是與市場經濟體制格格不入的。
四、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要求應與市場機制相結合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秘書工作充分發揮服務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督促。今后，黨政部門的秘書工作基本也應從這些方面充分發揮參謀助手作用。
充分發揮參謀助手作用，核心問題是提高服務質量。那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秘書工作怎樣進一步提高服務質量？這里關鍵的問題是要把對服務的要求與市場機制作用密切聯系起來。應該承認，在以往經濟體制下的秘書工作，為領導服務的質量還是很高的。但是應該看到，保證和維持那種水平的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主要依靠人們的政治自覺性和責任感，并輔之以規章制度的約束，而不可能重視市場機制對秘書人員行動的激勵和制約作用。相反，許多應該通過市場機制起作用的，往往被所謂思想教育和規章制度替代了。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單靠人的自覺性和一般規章制度的約束，來要求人們做好秘書工作是不全面的，不合理的，是難以持續地、全面地達到提高服務質量的。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要把提高秘書工作的服務質量落到實處，除了高度重視人員素質、培養熱愛本職的精神外，還要從注入市場機制方面多做文章。
五、秘書工作在注入市場機制中，要十分重視自身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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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克強經濟學”的“上、下限”與伯南克退市兩指標放在一起看，是否兩者高度相似？兩者都不容通脹肆虐，而保就業與保GDP增長是一塊銀元的兩面，有就業，就有GDP增長；無GDP增長，又怎會有就業？可否就此判斷中美的經濟財政政策已默然同步？答案：又是，又不是。
中美兩國的政府，如為民生，一定要穩增長（保就業）、防通脹，但我們不可以就此說兩國已是同路人，因為克強經濟學還有一重點——調結構。
要調結構就要促改革，淘汰過剩產能，無論是國企、民企，都要加入這個淘汰賽。只有汰劣留優，才可在這豺狼環伺的時刻生存下去。
伯南克實現其“上下限”目標，是靠退市這一手段；實現其“上下限”目標，則是靠市場化這一手段。
有評論認為，“區間”、“上限”和“下限”所強調的更是一種“穩中有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線，中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沒有突破底線，就要抓緊時間調結構、促改革。在這種判斷的背后，是一種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經濟邏輯。
與“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相適應的，是要形成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框架，針對經濟走勢的不同情況，把調結構、促改革與穩增長、保就業或控通脹、防風險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如斯區間，就像香港恒生指數在24000～21000點之間上下，21000點時托，24000點時壓。如果恒指在此區間活動10年，投資者愿不愿意？一定不愿意。投資者一定只求突破，不怕你上突破，最多追買；也不怕你下突破，最多追賣；最怕你不突破，必然悶死。同樣，會否是個不求突破的總理？
凡總理都想上突破（通脹除外），但上突破要有前提，即要夠多資金，要夠多優質企業人才始可。資金與人才何來？不能靠央行，也不能靠干校培訓，要靠市場。這就是克強經濟學所講的“盤活資金，用好增量”。市場已有不少資金，只是沒有投入實體經濟，基于資金會向高回報流動，只要政府能為實體經濟創造有利可圖的市場，資金就會流到實體經濟去，就可以盤活資金。資金多了，要靠人才去用好，要靠實業家、廠家，不是炒家、囤地家、投機家。
怎樣為實體經濟創造有利可圖的市場？第一步，打破之前的壟斷。開放鐵路市場予民資，開放金融業市場予民資就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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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有效的互動溝通導致整體發展停滯不前。
除去現實的硬件原因，對于經濟管理教學改革來說，比較突出的人為原因則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不足，或者在缺少有效的溝通方法和溝通側重點的前提下，教師無法把控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學習要求，而學生對于教師教學效果和教學素材準備的情況即便有所意見和建議，但是在課上沒有勇氣或者沒有機會再或者不知道如何表達，在課下一般高校的老師并沒有坐班制，而外聘的教師更是在課后就會離開學校，所以，學生沒有找到教師就課程內容進行溝通的機會。當然，即便是下課課間學生有所提問，也是從自己對課程不理解的問題角度出發，很少從教學改革角度與教師進行溝通。從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標準來看，在大學只有期末考試的試卷才能作為評判學生學習質量的依據，而教師的教學方式和課堂教學效果并沒有一個比較系統的標準，并且缺乏客觀的監督和評價機制，這種現狀在中、高職學校尤為突出。學生無論是從其對事物的評判力和思考能力角度來看，還是從其自身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來看，均需要教師予以指導，但是在缺乏有效溝通的前提下，長期的低效課堂教學效果和低效的學習只能導致教學雙方都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但是效果甚微甚至適得其反。
二、以市場經濟全球化為背景的經濟管理專業改革
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對各行各業的發展和各種類型企業甚至國家相關機構的沖擊具有復雜化和多樣化。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發展周期對經濟管理專業人才的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別性，但是，經濟管理專業畢竟作為一個具有統一性覆蓋性和操作規律的系統學科，其現有的理論和各個專家學者正在研究的項目，甚至網絡和各大媒體中充斥的種類繁多的信息，都無法做到對每個具象化的需要經濟管理專業知識的崗位開做出詳細的指導，因此，對其進行改革，只能根據當前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所帶來的總體影響和具有普遍性的現實表現進行對該學科的專業改革。
1.透過現象抓本質，確保教學與時俱進。
萬事萬物均萬變不離其宗，經濟管理的教學的改革也同樣。經濟管理專業的改革中所需要參考的案例多來自現實實踐，但是作為理論來說，必然需要經過多重驗證和對多種案例的統一規律的提煉，因此，在課堂進行講解時必然會失去其時效性。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競爭的激烈性和多樣性所呈現出來的瀕繁蕪雜景象，給經濟管理的實際操作帶來很大的困難，而在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市場經濟所覆蓋的領域、業務種類、囊括的內容、管理對象、管理方法、戰略措施等則更是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多交叉性。由此，為了保障教學的實效性和現實指導作用，建議經濟管理專業的教師能透過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各種表象，來切實提煉出經濟管理的有效的具有普遍執行力的措施，以確保課堂教學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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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本意是指“貿易”或“貿易的場所”，西方市場含義從原初的“一個交易者進行交換的物理空間、人們的聚集以便從事相關的經濟活動、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權利”，到近代的市場意味著“一般性的買賣關系”。從那時起，經濟學家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朱國宏，1999)。當前，主流經濟學仍然把市場視為理性個人決策者基礎上的價格機制。
從歷時維度梳理市場的經濟學研究，可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論點中得到體現: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把市場的主題定義為市場與勞動的分工及市場對價格的影響;馬歇爾的邊際主義學派分析市場的局部均衡理論——生產者對利潤的最大化追求與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爾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理論——自發秩序的市場，排除外在干預如國家、法律等;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的批判——強調國家政府干預的市場無效問題;以及二戰后以諾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對市場的研究——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制度。
經濟學家關于市場的研究忽視了“市場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復雜的市場現象簡單化為純經濟問題來處理的弊病。當然這其中經濟學制度學派的市場理解——把市場視為一種制度，為經濟學與社會學共同關注“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正如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提到，“經濟學理論是關注市場的，(而同時)它也正是造成一種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們很少將注意力關注于市場理論”(George Stigler ，1967);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經濟學文獻關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制度即市場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認為“經濟學家宣稱要研究市場，但是在現代經濟理論中，市場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為模糊”(Coase，1988)。
市場現象是復雜的，正由于市場現象的復雜性以及經濟學自身對市場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努力，促使了對市場研究的“社會化”。與此相應，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的古典作品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實質是一種社會性的構成形式，市場是由社會關系組成的;韋伯強調的權力競爭的市場——在市場中發生的社會行動往往是以競爭的形式開始而以交換的形式結束的;波蘭尼在《大轉變》一書中力圖進行的工作就是認為具體的市場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并由現實的社會結構所決定;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與尼爾J斯梅爾瑟(Neil Joseph Smelser)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們主要是在結構——功能的系統分析中闡述了社會體系支撐下的市場。
瑞典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2005)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市場，強調市場是各方間通過交易而維持的不斷發生的一種固定互動模式;美國的社會學家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2008)主要從市場的制度角度出發，認為一個穩定的市場需要產權、治理結構、交換規則和控制觀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場的問題上，弗蘭克道賓(Frank Dobbin，2008)主編的《經濟社會學》一書中的作者們，特別關注影響市場形成與演化的四個因素:政治制度、經濟模型、社會網絡以及經濟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認為還存在另外一些從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國發展的一種他們自己獨特的市場社會學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dieu)，而且構成了市場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 1960)、《區隔》(Distinction)、《經濟的社會結構》(The Social Structures ofEconomy)，以及《經濟人類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綱要性闡述。布迪厄對市場問題研究的切入，主要是應用他的場域-資本-習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源于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這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顯然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國經驗似乎是對我們現有經濟發展理論之主要原理的一個巨大挑戰”(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種特殊的市場營銷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寧人在滬建構鋼材專業市場為例，探討周寧人的市場營銷實踐所帶來的理解市場建構的新視角。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一個人口不到20萬的小山縣現在卻有6萬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邊從事鋼材貿易行業，周寧縣人在上海的幾十個鋼材貿易專業市場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以及鋼材專業市場內部運作邏輯是什么，為什么近十多年來周寧縣人紛紛涌入鋼材專業市場從事鋼材貿易行業，而不是其它的行業，鋼材是同質性強且資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場中競爭強烈的企業如何獲得利潤從而進行自身的再生產，以及鋼材專業市場的發起、穩定與變遷的內在動力、變化機制是什么。
二、營銷場域:市場運作的分析方法與范式
(一) “場域-資本-習性”及其分析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來在西方學術界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創建了一種“建構的結構主義”的獨特思想風格和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布迪厄的理論雖然艱深，但有一組核心概念和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即“場域-資本-習性”。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提煉出一般的場域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時，“確信只有深入一個經驗的具有歷史處境的現實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會最深刻的邏輯”(布迪厄，2007)。針對本文研究的鋼材專業市場，這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根據鋼材市場具有的特有運作邏輯，尋找鋼材專業營銷場域的“本土”性的現實機制——經驗的特殊性。
要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理解市場的運作，首先必須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性思維”;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傾向行為哲學——習性概念，這是分析與理解營銷場域的關鍵;第三，要理解不同場域有不同的“邏輯與運作規律”。場域具有“場域的同構性”特征，即“差異中的相似”(Boudieu and 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場域-資本-習性”的一般特征與分析營銷場域的方法和步驟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主要是認為“社會科學無需在這些極端(行為與結構)之間進行選擇，因為社會現實既包括行為也包括結構，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歷史，而這些社會現實的材料存在于關系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其場域與習性概念的分析體現了關系性思維的分析特點:“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些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而習性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
布迪厄認為習性是作為一種生成的自發性，在與不斷變化的情境的臨時遭遇中確定自身，它遵循著一種實踐的邏輯，這種邏輯雖然含糊，帶有大約的性質，但卻確定了與世界的日常聯系(布迪厄，2005)。習性體現了“結構化了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和“促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兩層含義，結構化了的結構是指習性源于早期的社會化經歷，是結構的產物，為行為設置了結構性的限制;促結構化的結構是習性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布迪厄，2005)?？傊?，習性的核心意義在于它表示行為的身體基礎與認識基礎，強調創造性、生成性，但同時又是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如戴維斯沃茨闡釋道，“它們指向一種實踐的而不是話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識的、身體化的同時是認識的、再生產的但又是創新的行為理論”(斯沃茨，2006)。
何謂場域，布迪厄曾如此定義:“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對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制度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都是客觀決定的;而決定這些位置的是它們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場域即游戲的實踐空間，場域運作與轉變的原動力在于場域的結構形式，特別是根源于場域中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用各種策略來保證或改善自己在場域中的位置，獲取更大的利益，以便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爭斗的空間。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以物化的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資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擴大的形式去獲取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資本包含一種堅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種銘寫在事物客觀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認為資本主要有四種形式:即經濟資本(財產)、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資歷)、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社會頭銜)和符號資本。資本與權力是相連的，一個人擁有資本的數量和類型決定了他在場域空間中位置，各種資本之間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性，經濟資本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認為習性、資本和場域之間是一種雙向互構關系，這主要表現在:(1)習性取決于場域中行動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資本的占據而構成;(2)場域對習性是形塑關系，同時場域制約著習性;(3)習性對場域有認知的建構關系，場域是一個被賦予了價值和利益，值得行動者去投入的世界;(4)資本與場域是相依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行動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5)場域是一種網絡結構，如果沒有資本，空洞的結構也是沒有意義的。
布迪厄認為根據事物具有“結構與功能的同構性”特性，說明了不同場域具有差異中的相似性——場域具有同構性特征，即“在場域發展出同型的特征——諸如統治位置與被統治位置、排除策略與侵占策略、再生產機制與變遷機制等——的意義上，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構性”(沃爾茨，2006)。這是布迪厄場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論原則，也是場域理論的解釋原則。正基于這種觀念，本文提出的“營銷場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依據。
另外，布迪厄認為開展場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驟是:第一，必須分析與權力場相對的場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實踐場域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結合起來;第二，必須描繪出行動者或群體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關系的客觀結構，這些行動者或群體是為爭奪在這個場域中的特殊權威的合法形式而展開競爭的;第三，分析行動者帶入他們在場域中的相應位置的習性，以及他們在競爭場域中追隨的社會軌跡(包亞明，1997;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沃爾茨，2006)，這為人們分析營銷場域提供了研究進路。
(二)營銷場域:一種市場運作的分析范式
營銷場域理論的基礎假設主要包括:其一，人類的行為無法用理性行為假設分析，更多地是考慮行為合法性，表現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習性”實踐上;其二，行為的選擇偏好來自特定場域，即經濟性行為是嵌入在場域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制度、規范以內生的形式，建構理性行為選擇的偏好。營銷場域中的行動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與目標和制定實現目標的策略時，總是從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場結構中尋找資源。
營銷場域從分析的意義上說，可以定義為營銷場域里各個行動者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網絡或構型，強調營銷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競合關系的社會實踐空間。這樣理解的市場其特征主要有:強調市場中個人或組織之間的互動、市場出現統治結構或聯盟、能勾畫出市場中行動者各個位置之間的客觀結構，以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行動者明確占有資本與它們之間的轉換以及強調習性的實踐性。
從概念化的意義上看，營銷場域理論必然是一種市場社會學的分析范式。市場被概念化為場域的一部分，或者說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場域，它主要說明的是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市場的動力機制問題。比如以價格為例，價格是由該營銷場域的結構所決定，而非其他，這與經濟學分析市場中價格的形成機制是不一樣的，“價格不能決定整體結構，而整體結構能決定價格”(Bourdieu，2000)。針對作為場域部分的市場，布迪厄強調經濟生活主要是由行動者與特定的行動習性在營銷場域的遇合，同時市場深受某一完整的經濟場域影響。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包括了不同位置間公司的權力關系，它通過各種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以及象征資本等)的聯合與競爭加以維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處于被支配地位(挑戰者)，它們之間一直充滿著競爭。另外，在這一場域之外，尤其在國家層面上所發生的一切，比如某個產業政策的變化，在市場內部的競爭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場域理論貫通了微觀實踐習性個體與宏觀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互動以及具體的市場起著橋梁中介作用，即市場傳達了個體的實踐引起社會的變化，同時宏觀層面的政策變動通過具體營銷場域而影響場域中個體的策略抉擇。
布迪厄關于市場的最經典論述在于《經濟人類學原理》一文中的表達:“人們所說的市場是兩個互相競爭的行動者之間的交換關系的總和，正如齊美爾所說，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種‘非直接的沖突’基礎上，即依賴于通過權力關系建構起來的場域結構。該場域內的行動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強化著這種權力關系，他們往往變相使用所能運用的權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縱國家權力”(轉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強調行動者在場域中實際占有的位置、客觀關系的社會結構而進行競爭，從而不斷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布迪厄用“場域-資本-習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場中個體、企業、企業組織聯盟，以及市場甚或營銷場域之外政策層面的關系。
三、案例:上海周寧人的鋼材專業市場
人們可以對鋼材專業市場做這樣的理解:從物質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為具體的鋼材交易市場，同時從市場承載的內容與功能看又是鋼材商品流通的領域，是利益相關人的社會關系樞紐與窗口，它還連接和反映著特定文化、制度與政策的環境，并且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再生產”的機能。做這樣理解的鋼材市場，恰是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概念化市場所具有的意蘊。由此，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專業市場可以理解為:它是由為獲取經濟利益而進駐的行動者——周寧人及相關利益者(企業家、商人、雇工以及與市場相關的利益者，如當地政府等)占據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來確定其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憑借各自擁有的特定資本與具有的習性，在一定的營銷場域中生活、經營與管理，同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變化中，不斷地創造、建構、經營和不斷再生產身處其中的市場與自身。周寧人是通過在實際情境中不斷調整其行動策略的(遵循“習性”實踐邏輯的)，這種策略是構成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和行動者心態結構的基礎，是市場與市場參與的行動者雙重結構獲得不斷重塑，進行同步同質雙向互動的結果。
閩東山縣周寧人外出務工經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闖大上海的習性來自三個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歷史上遷徙文化的影響，以“走的越遠越好”的社會心理為驅動;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觀念強，在外出務工經商者的族親隱射中形成習性的“前結構”鑄模形態;第三，每年春節期間滬上老板小車鬧山城，成功人士的創業事跡給平常寧靜的山縣籠罩一層厚厚的創業商業氣氛，創業文化習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宏觀政策支持，也為周寧人到上海務工經商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結語
把市場當作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看待，它注重“場內”運作以及與“場外”場域的互動。應用營銷場域理論理解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市場，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場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單純價格機制問題，更應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結構。這樣理解的市場，其“場”中有鮮活的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互動(競合)、場內行動者和場域本身文化的功能體現與意義表達，以及營銷場域與場外權力場的關聯，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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