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中國社會問題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個“問題”,首先,它的英文是“an issue”(常譯為“議題”),而不是“a problem”(常譯為“問題”)。其次,它由下列三個條件界定了它的基本性質:(1)在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真實生活情境內發生并等待求解,越是基本的議題,越令人困惑且長久地揮之不去;(2)求解問題的路徑不唯一且存在至少兩條同等重要但相互沖突的路徑;(3)在發生這一問題的情境內,受這一問題困擾的人們不斷積累和尋求思想資源,從而形成了關于這一問題的思想傳統。

據此,中國社會基本問題,應是真實社會情境內發生并長期糾纏著多數中國人且揮之不去的議題,當中國人試圖求解這一議題時,立即陷入兩難困境,因為存在著同等重要但有根本沖突的不同政治路線。為生存而不得不奮起求解這一議題的中國人的努力,于是沉積為關于基本問題的本土的思想傳統和政治傳統。這樣的傳統,主導了20世紀中國社會的演化路徑,似乎仍在主導目前和未來中國社會的演化路徑。

目前,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經歷著許多困擾。這些困擾可依照下述三個維度[1—2]加以排列:(1)物質生活的維度;(2)社會生活的維度;(3)精神生活的維度。最初的困擾來自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匱乏(物質生活的維度),或許那時多數中國人因此而贊成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稍后發生的普遍困擾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過程中出現的“為富不仁”和“”,以及如影隨形的權力腐敗(社會生活的維度)。再后來的困擾,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貧困化或腐敗(精神生活的維度)。最后,也就是現在,來自三個維度的各種困惑演變為全民的焦慮從而成為一場總體危機。不論何時何地,內源式社會總體危機的核心議題似乎永遠是“正義”——在這一觀念最原始的意義上。

篇2

一、體育消費的基本涵義

體育消費是指人們用于體育活動的各種物質消耗的經濟投人和觀賞體育活動方面的消費支出。體育消費包括狹義的體育消費和廣義的體育消費。狹義的體育消費是指那些直接從事體育活動的個人消費行為。廣義體育消費包括一切與體育活動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個人及其家庭的消費行為，是作為社會一般消費中以個人及其家庭通過支出貨幣所得到的各種體育效用，即各種體育的(包括物質的、勞務的、精神的)使用價值和價值。體育消費是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消費的一個方面，它是在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前提下，所引發的適應更高層次需要所作出的一種決擇，是一種伴隨對體育功能作用的主觀認識基礎上的一種新型消費類型。體育消費在人們生活中的導人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現代生活消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個人在滿足基本的生存消費之后，追求發展和享受等方面需要的個人及其家庭的消費行為，由此可見，體育消費的程度、水平、狀況是受多種因素影響和制約的。

二、影響我國體育消費的因素

2.1文化因素

我國人民生活在中國社會文化環境中、從出生就開始接受周圍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并逐漸建立起與這種文化相一致的價值觀和行為標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它能決定一個人的消費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由于生態環境、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不同，其價值、消費觀也不盡相同。不同的體育教育程度、也會表現出不同的體育價值觀和消費觀。體育文化的認識和欣賞水平與國民教育水準有著密切的關系。國民教育水平高的國家或地區，公眾對體育文化認識和欣賞水平較高。由于我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74%左右，目前，每年有近百萬學齡兒童因交不起學費不得不輟學，12歲以上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1.8700,這些無疑影響著他們對社會文化教育和健康積極向上的生活方式，由此也會影響他們對體育的參與和消費。可以說，目前我國整體文化教育水平偏低是影響我國體育運動和體育消費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經濟因素

經濟是指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及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或日常生活中個人及其家庭收支狀況。我們這里所涉及的體育消費受經濟因素的影響，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個人以及家庭收入在體育消費中的實現程度我國居民對體育消費的實現程度取決于家庭收人和閑暇時間兩個因素。根據(1997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為5160元(約合G30美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2090元(約合255美元)，而中等收入國家國民生產總值人均204。美元。蘿僅管1999年通過調資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人普遍有所提高，但與中等收人國家相比我國的國民收人仍處于很低的水平。根據恩格爾定律:“一個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人中或總支出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大，隨著經濟的發展，家庭收人不斷增加，收人中或家庭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將下降。”大量研究表明，只有當恩格爾系數達到G5寫時，才開始出現娛樂性體育消費;當恩格爾系數達到50寫以下時，這類消費可呈現穩定的持續性增長。目前，我國城市居民消費開支75%仍用于吃穿用等基本物質生活，占全國人口74%的農民還以手工藝的方式解決溫飽，處于解決基本物質生活條件的低層次向小康型過渡生活需要的基點上，盡管目前我國實行了五天制工作時間，廣大城市居民有一定的，閑暇時間，但無寬裕的經濟收入，因而，在短期內不可能有較高的體育消費水平。

2.3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主要指社會階層、群體環境、閑暇時間等對體育消費的影響。

2.3.1社會階層對體育消費的影響

目前，我國社會階層可分為三個階層，第一階層是高收入階層，這個階層占人口的1%-2%，他們的消費觀念是追求名牌、高檔次、高質量是他們消費觀的主流。同樣在體育消費上也表現出一種舍得花錢、講究體育愉悅身心的作用，更注重體育消費的名牌效應、第二階層是中等收入階層.這個層次約占我國人口73%左右.這類消費者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專業知識，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培養.他們需要豐富的文化生活.其消費觀念注重物美價廉，注重使用價值和效果。在體育消費上他們追求的是健康、長壽、文明、高雅，講究科學鍛煉，參與型體育消費是主流。第三階層是低收入階層。這個階層一般是勞動階層。這個階層占我國人口73%左右，這類人的消費觀念正處在“生存需要”為主體，并逐步向“發展需要”為主體過渡階段，他們對體育消費雖有消費的強烈愿望，但無實現的經濟能力，或者僅有較小一部分的消費能力。

2.3.2群體環境對體育消費的影響

群體環境是指在形成一個人的思想、態度和信仰時給他以影響的人群。人們生活在社會大家庭中，必然要與周圍的人發生各種關系，彼此相互影響。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對消費者生活方式和消費偏好有影響的所處的群體環境大致可分為3類。第一類對個人影響最大的相關群體，如家庭、親朋好友和鄰居;第二類個人所處的社會團體和工作單位;第三類個人所崇拜的體育明星。這些相關群體的生活方式和體育消費行為必然對周圍的人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模仿、循環反應、行為感染和認同等作用。

2.3.3閑暇時間對體育消費的影響

閑暇時間的多少與體育消費有著直接的關系。近幾年來.由于我國工時制度的改革，我國城市居民的余暇時間明顯增加，但實際用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并不多，主要原因是:(1)由于家務勞動自動化程度差，用于料理家務.時間所占的比重較大;(2)對子女的教育培養時間花的較多;(3)受上下班交通條件及社會化服務完善程度等因素的限制。目前，一方面工時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居民的余暇時間增加，另一方面人們還無法完全擺脫家庭事務等的困撓，這種矛盾同樣制約著體育消費。:

三、結論與對策

3.1結論

綜上分析表明，現階段影響我國體育消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因素、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其中，經濟因素起重要作用。目前，我國人民生活水平還很低，還談不上拿出很多錢來進行體育消費，即使存在體育消費，也只有個別的或少部分人的消費。為此，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快經濟發展，更新體育消費觀念，提高體育消費水平。

3.2對策

3.2.1加快社會經濟發展，提高國民經濟收人，繁榮體育市場。根據社會需求及時調整產品結構，降低體育消費資料價格。

篇3

一、群體社會化理論提出的背景和基本觀點

(一)群體社會化理論提出的背景

1983年,美國心理學家麥考比(E.Maccoby)和馬丁(J.Martin)以大量有關父母對兒童影響的研究資料為依據,提出了兩個可能的觀點:其一,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可能較小;其二,在同一家庭里父母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對待孩子。然而,許多發展心理學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麥考比和馬丁的第二個可能的觀點上,第一種可能的觀點卻沒有得到重視[2]。針對這種情況,1995年,美國心理學家哈里斯對麥考比和馬丁提出的兩個可能的觀點進行考察,并在《心理學評論》上發表了《兒童的環境在哪里?――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首次提出了群體社會化理論,否定家庭環境影響的重要性;1998年,哈里斯又出版了《教養的假說》一書,批判和否定了教養的假說――父母對兒童的成長有決定性的作用,家庭環境是兒童生活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更為詳盡地論述了群體社會化理論[3]。

(二)群體社會化理論的基本觀點

1.父母對兒童的人格發展沒有長期的影響

(1)兒童的社會化具有情境特殊性(context-specific)。哈里斯認為,傳統的研究以“教養的假說”為基本假設,沒有考察父母是否影響兒童就直接研究父母如何影響兒童,這在理論上有根本的缺陷[4]。而群體社會化理論的核心假設是社會化具有情境特異性,即在一種情境下學到的東西不一定會表現在另一種情境之中。具體地說,就是兒童在家庭內的習得行為與其在家庭外的習得行為是兩個獨立的系統;兒童長大成人后,家庭外的行為系統逐漸取代、超越家庭內行為系統,最終成為其人格的后天習得部分。所以,父母對兒童沒有長期影響,家庭外環境才是兒童社會化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

(2)進化論的觀點。哈里斯還用進化論的觀點解釋了兒童為什么易于丟棄人生頭幾年所學的東西,傾向于喜歡家庭外的情境超過家庭內的情境。第一,家庭環境極有可能不是兒童度過將來時光的場所,為了生存和發展,兒童必須學會如何在家庭外成功地行事,他們必須脫離家庭形成聯盟。第二,由于基因的影響,兒童與其父母已經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隨著環境影響的擴大,這些相似性再增加就會使兒童非常像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家庭就缺乏充足的變異,這樣就會使得生態學上家庭個體成員的數目和變化減少,降低至少一個孩子可以存活的可能性。這是人類作為物種進化和生存所必須避免的。

2.同伴群體是影響兒童人格發展的主要因素

群體社會化理論認為,對兒童人格產生重要影響的環境是兒童的同伴群體。

(1)同伴群體內的同化與分化。家庭之外的社會化就發生在同伴群體之中。在同一群體中,并存著同化和異化兩種現象,共同影響著兒童人格的發展。當群體確認明顯時,群體內同化與群體間對比最易產生,群體確認在其他群體存在時變得很突出。群體認同多數成員認同的規則,一旦某個成員不遵守這種群體規則,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直到改正為止。這種因同伴群體的強制作用而產生的行為一致性對人格的發展有長期的影響。此外,除了這種同伴壓力迫使兒童遵守規則,兒童出于群體確認參與群體的愿望也十分強烈。正是這些同化現象使得同一群體的兒童逐漸相似。當只有一個群體存在時,群體自身的特性并不突出,群體成員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而非相似的成員,這時則易發生分化。由于分化的作用,同伴群體的成員在另一方面則更不相同。在每個群體中,兒童個體由于統治力量和人緣的不同,會有不同的等級地位,這種群體內等級地位的高低會對兒童人格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比如不受歡迎的孩子通常自尊心很低,這種感覺會持續一生。與此同時,同一群體中的兒童通過社會比較,能提供關于自己優勢或弱勢的信息,從而明確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這種社會比較,加大了成員之間的個體差異,對兒童今后的發展作了預測,影響到兒童的人格發展。

(2)文化通過群體過程傳遞。兒童的社會化主要通過文化的傳遞機制進行。根據群體社會化理論,第一,父母并不直接將文化傳遞給兒童,文化從父母同伴群體傳遞給兒童同伴群體。第二,只有在被大部分群體成員分享并支持的情況下,兒童在家中習得的行為才被傳遞到群體,來自于非典型家庭的兒童不會把家中的行為傳遞到同伴群體中。第三,通過選擇和拒絕化的不同方面以及自己的創造,兒童的同伴群體創造自己的文化[5]。因此,對兒童個體來說,文化的傳遞要通過兒童同伴群體的過濾。

總之,群體社會化理論認為,同伴群體是兒童社會化的主要環境因素。

3.成對關系對人格發展有沒有長期影響

哈里斯認為,成對關系和群體關系受兩個不同心理模型影響。因為這兩個關系形成時間不同――成對關系的能力自出生就有了,對群體的認同則晚得多;它們會引發不同的行為和不同的情感――成對關系對個體而言只會產生一些強烈的感情,只會引起行為的短暫變化。真正對兒童的人格發展有長遠影響的是同伴群體關系。

二、中國文化背景下的一些研究情況

哈里斯提出的群體社會化理論,可以說是對傳統的觀點――“家庭是影響兒童社會性發展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環境”的挑戰,在國外也引起了不少爭議。而哈里斯提出的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認為成對關系對人格發展沒有長期影響,這里是把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看成了成對關系。因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如全家一起去一個陌生地旅游時)可能把家庭看成一個群體,大多數情況下都認為家庭不是一個群體。而在我國家庭成員的關系比西方國家家庭成員的關系要密切很多。在家庭教育中,西方人較早地鼓勵孩子獨立,到18歲成人后,父母基本上和子女斷絕了經濟聯系,子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我國的家長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幾乎伴隨一生,不僅一直關心子女的學習、生活和工作,而且會關心孫子孫女的生活及前途。哈里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在亞洲國家,如中國、日本和印度文化下強調家庭群體或社會群體的重要性,而不強調個人的重要性[2]。可見,在我國文化背景下,是把家庭看成一個群體的。那么在把家庭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國,家庭對人格是否有長期的影響呢?由此本文考察了一些我國有關家庭對兒童的影響的研究。

2000年,劉金花等人通過對上海市五所高校城市獨生子女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獨生子女大學生的人格特征與家庭生長環境的關系[6]。其調查研究的結果表明了家庭環境對個體的成長有重要影響。2005年,李慧民、許波等人抽樣調查河南省高校1100名在校大學生,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問卷(EPQ-RSC)和自擬學生家庭基本情況問卷進行測評,探討了家庭經濟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大學生心理健康與人格的影響[9]。其研究結論是,家庭因素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及人格有著重要影響,家庭經濟狀況只是一個方面,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親文化程度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視。2008年,郭俊偉、楊德蘭等人采用問卷法對60名暴力罪犯人員和60名學校工作人員進行對照研究[8]。研究結果表明,不良的家庭環境及父母教養方式失當可能是造成犯罪青少年人格偏差的重要因素。2009年,傅一笑、蒙華慶等人采用橫斷面設計進行雙生子研究,探索了遺傳和家庭環境對兒童個性的影響[7]。研究結果提示兒童個性主要受遺傳因素決定,但家庭環境中母親的心理健康狀況、父親的養育方式、健康的家庭功能等對兒童個性的形成也可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同年,肖三蓉和徐光興通過用家庭環境量表和中國人人格量表對855名青少年學生進行測試[10]。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環境對青少年人格特質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家庭親密度和組織性是影響男孩人格特質的重要家庭環境因素,而家庭道德宗教觀是影響女孩人格特質的重要家庭環境因素。

上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對“家庭對兒童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可見,基于我國的研究,家庭對兒童、青少年及大學生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把家庭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國,家庭對個體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三、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

從我國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對個體影響的重要性,那是不是說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就沒有價值呢,或者說可以忽視同伴群體的重要性呢?

為了考察在我國文化背景下,家庭和同伴群體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影響,1998年,國內學者陳會昌等進行了研究,發現從初一到高二,隨著年級的升高,青少年學生存在著從接受父母權威影響定向到接受同伴群體影響定向的轉變趨勢。由成人擔任主試和同齡人擔任主試對中學生的判斷力有一定影響[11]。這個結論部分證實了哈里斯群體社會化的理論。2000年,我國學者廖紅、陳會昌采用情境故事判斷、社會關系網絡問卷和訪談法對495名中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對32名中學生進行了群體訪談[12]。研究結果表明:(1)在“告發同伴錯誤行為”、同伴中流行的“暗語”、穿同伴中流行服裝和聽同伴中流行的音樂四個情境中,從初一到高二的青少年學生存在著從接受父母影響向接受同伴群體影響的轉變趨勢。各情境中,從初二到高一年級是從接受父母影響向接受同伴影響的一個敏感的轉變時期。(2)隨著年齡增長,青少年學生對如何處理社會關系的判斷表現出一種水平的演進,起先是在服從權威的水平上,然后逐漸向回避不良后果水平轉變,第三種水平表現為工具性地處理社會關系,最后達到協調社會關系的水平。(3)同伴交往較多的青少年,大多表現出外傾、人緣好、心地善良、樂于助人等積極的個性特征,表明同伴交往與青少年學生的個性發展有重要的相互影響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同伴群體對個體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但這并不能說明家庭對個體沒有影響或是家庭對個體的影響很小,這也不符合我國的國情。群體社會化理論雖然基于大量的科學研究結論,但哈里斯本人并沒有運用該理論進行過實證性的研究,其他西方研究者也沒有對該理論進行過驗證。因此,這個理論還有待更多的實證研究的支持。

結合我國的文化背景,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的應用和研究應采取謹慎的態度,也有待更多的研究去論證。當然該理論的提出也給予了我們一些啟示,它為發展心理學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拓展了社會性研究的范圍,也讓我們注意到同伴群體對個體發展的影響。因此,我們在重視家庭對個體影響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同伴群體對個體的影響,這樣才有助于兒童的人格發展和健康成長。

參考文獻:

[1]陳會昌,葉子.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述評[J].教育理論與實踐,1997,17,(4):48-52.

[2]J.R.Harris.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J].Psychological Review,1995,102,(3):458-489.

[3]徐湘荷.兒童犯錯,誰之過?――哈里斯的群體社會化理論述評[J].上海教育科研,2004,6:4-6.

[4]李萌,周宗奎.兒童發展研究中的群體社會化之爭[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29,(3):42-46.

[5]徐軼麗,桑標.青少年成長環境的新認識――哈里斯(J.R.Harris)的群體社會化理論及其評價[J].當代青年研究,2003,3:13-19.

[6]劉金花.城市獨生子女大學生人格特征與家庭環境關系的研究[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22,(4):5-9.

[7]傅一笑,蒙華慶,李濤等.遺傳與家庭環境對兒童個性影響的雙生子研究[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9,23,(1):34-39.

[8]郭俊偉,楊德蘭,楊艷等.青年暴力罪犯人格與家庭環境、父母教養方式的相關性研究[J].重慶醫科大學學報,2008,33,(3):349-351.

[9]李慧民,許波.家庭因素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及人格的影響[J].中國臨床康復,2005.9,(4):82-86.

篇4

倫理守則是指一套指導專業人員從事專業活動的道德指引，通常是由專業共同體（如專業協會）來制定的，并要求該專業的所有人員遵照執行，它是一種專業范圍內的價值觀、道德、法律上的約束。如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主要是由社會工作者協會制定的，社會工作者在專業活動中應遵守的一套行為規則。

要加快社會工作專業的職業化進程，對職業道德問題的研究勢在必行。加強職業道德的建設應以該專業自身的特點以及該職業的特殊性的考察為基礎，圍繞專業價值觀的建構和職業倫理守則制定兩個方面開展工作，倫理守則必須與價值觀協調一致。目前，國際社會工作界把社會工作價值觀歸納為如下六個方面：服務大眾、踐行社會公正、強調服務對象個人的尊嚴和價值、注重服務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性、待人真誠和守信、注重能力培養和再學習。而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中體現的倫理責任，如保密性、隱私、服務對象自決、對機構的忠誠等，無一不是對價值觀的詮釋。

（二）倫理守則的功能

任何一個職業在其職業化過程中都面臨著職業道德建設的任務，倫理守則作為價值觀的書面條文體現，其所表達的職業義務、職業責任以及職業行為的道德準則對工作者以及專業本身的影響頗深。倫理守則既是進行職業區分的首要標志，也是衡量職業行為的首要標準，更是衡量職業化和專業化程度的重要依據。

二、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的特點

《中國社會工作者協會社會工作者守則》（以下簡稱“守則”）主要包括總則、職業道德、專業修養、工作規范四個部分，作為中國第一部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具有以下特點：

（一）涵蓋了社會工作者需要處理的多方面的倫理關系

從具體內容來看，守則基本涵蓋了社工作者對待服務對象的倫理責任、對待同事的倫理責任、對待服務機構的倫理責任、對待專業的倫理責任、對待社會的倫理責任等方面的要求，涵蓋面較廣。

（二）體現了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結合

價值觀方面，守則既體現了尊重、理解等社會工作共同理念，也突出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中國社會工作理念的獨特方面。

（三）既體現了社會工作的專業要求，又體現了中國的政治特色

倫理標準方面，守則既有“努力實現專業化，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技能”等專業上的要求，又有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向群眾學習、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等具有中國特色的道德要求。

三、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存在的問題

盡管我國社會工作事業不斷發展，但由于社會工作專業化和職業化發展的獨特性和局限性，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還是存在著一些不足。

（一）未能充分體現社會工作核心價值

社會工作價值觀是社會工作的靈魂，守則是靈魂的體現方式，因此，守則應該體現出具體的核心價值。社會工作價值觀來源于各種社會思潮和實踐，要符合特定社會的價值觀念與習俗規范。由于中國社會工作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嚴格意義上是一種舶來品，需要對價值觀念進一步的整合與發展，所以現階段首要的任務是進一步厘清中國社會工作價值觀，在完善守則時充分考慮核心價值觀的體現。

在守則的相關條文中指出了社會工作者應有的職業道德和專業修養，比如清正廉潔，不；尊重人、關心人、幫助人等。同時也提到了“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為專業獻身的精神”這一理念，雖然其體現了對專業價值觀的關注，但未明確提出社會工作價值體系，我國社會工作核心價值是什么，這些都值得探討。

（二）內容過于籠統，不利于實踐操作

守則是社會工作者實踐的重要依據，是指引社會工作者服務他人的行為規范。分析《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倫理守則》可以看出：其從各方面都較為詳細地闡述了社會工作者在工作中如何規范自己的倫理觀念，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行為都有明確的指引，可操作性強，同時涉及個案服務、小組活動的倫理守則。相比較，守則的倫理標準則顯得過于單薄。如在“職業道德”部分中第五條提到“樹立正確的服務的目標，以關懷的態度，為工作對象困難問題的預防和解決，以及其福利要求提供有效的服務”，那么，什么樣的目標才是正確的目標？如何面對解決問題時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倫理困境、結案時出現的情緒反應等，這些都是需要具體說明而沒有明確的條文。我國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中很多條文都是原則性甚至口號性的表述，無法在實際工作中發揮引領性作用。

（三）專業法律責任體現不足，難以形成有效監管

我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中涉及的多是道德層面，缺乏從法律責任規范方面來約束和引導社會工作者，難以對社會工作者的工作形成有效的監管。倫理守則應兼顧倫理道德和法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倫理守則更好地發揮其功能，從情感價值觀和客觀理性方面指引社會工作者的行為活動。發達國家在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中基本都有對社會工作者的法律約束條例。如美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在涉及隱私保密方面，除了道德約束外，明確指出社會工作者所應遵守的法律責任，守則“1.07隱私與保密”多處提到了有關法律約束方面的條文，如1.07（b）中提到“社會工作者若要公開這些保密的信息，必須經過案主確切的同意，或是經過合法授權的案主人同意”，1.07（j）中提到“在訴訟過程中，社會工作者仍應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保護案主的機密”。同時，美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明確指出了社會工作者違反守則規定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如守則中提到“違反本守則的標準并不自動表示應承擔法律責任或違法，只有經過法律與司法訴訟程序才能判定”。我國應借鑒美國在明確責權方面的條文，只有明確專業關系中的法律責任，才能有效解決執行問題，操作的效果才能更加明顯。

四、現階段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的完善與發展

根據上述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存在問題的分析，現階段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需要完善的方面還有很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思考：

（一）盡早明確中國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

社會工作專業的使命立足于一整套核心價值。這些貫穿于社會工作專業歷史、為社會工作者所信奉的核心價值，是社會工作獨特的目標與發展實現的基礎。明確的社會工作核心價值有助于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活動，對社會工作者解決在助人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困境也有很大的幫助。明確我國社會工作核心價值可以從社會工作專業的核心價值和中國社會主流價值進行綜合考慮。

社會主義是我國各行業應共同遵守的制度價值。社會工作的出現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秩序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目標與理念相吻合。因此，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念應該作為社會工作價值體系的基本價值。如此一來，既能夠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念，也能推進社會工作本土化進程。此外，在遵守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基礎上，需要不斷地踐行國際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

（二）細化倫理守則的內容

由于中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的內容過于籠統，導致社會工作者在服務受助者時沒有具體的條文可依，只有建立一個系統的、明晰的倫理守則，才能使社會工作者在工作中有據可依。

化倫理守則的內容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1.對待案主的倫理責任方面，對案主的承諾、案主自決、案主的知情同意、性關系、服務的付費、服務的終止等方面需要有明確的規定。同時，涉及利益沖突、隱私與保密方面也要進行詳細的闡述。

2.對待同事的倫理責任方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詳述：對同事的尊重、向同事咨詢、學科間的合作、轉介服務、同事能力不足時應如何做等。

3.對待機構的倫理責任方面，首先，個人要有督導和咨詢的能力以及在為他人提供督導和咨詢時應注意哪些內容，這些方面都需要有明確的說明；其次，在對雇主的承諾、勞資爭議等方面的內容也需要完善。

4.對待社會工作者作為專業人員的倫理責任方面，社會工作者個人的能力、個人問題對工作的影響、社會工作者個人措辭等方面的內容需要進行制定和補充。

5.對待社會工作專業的倫理責任方面，需要對專業的使命和承諾進行概述，在評估和研究方面要進行具體的闡述，如考慮可能產生的后果、評估和研究時應注意的問題等。

6.對待社會的倫理責任方面，對促進社會進步與社會和諧的目標進行具體化，如增強社會福利、促進公共參與、應對公共緊急事件以及社會工作者在參與社會和政治行動時所應注意的問題等都需要加以解釋。

（三）明確責權，加強監管機制

中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涉及的多是道德方面的約束，沒有明確法律責任。倫理守則沒有法律的約束會存在許多漏洞，比如，社會工作者在沒有經過服務對象同意的情況下擅自泄露服務對象的秘密，損害了服務對象的權益。此時，若倫理守則中沒有對這一行為進行明確的法律責任規定，就不利于實現社會工作中“維護受助者權利”這一基本目標。在制定相關責權條例的時候可以尋求政府法律部門的幫助，只有社會工作界和法律部門協同努力，才能確保倫理守則的嚴謹性。這樣既不失對社會工作者道德方面的約束，又可以對其職業行為進行法律規范。

篇5

我國群眾參保意識不明確體現在幾個方面，其一，某些部門領導與企業負責人對社會保險制度重要性的認識有待加強。當前，某些部門領導與企業負責人對待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缺乏足夠全面的認識，也就使得其在地稅機關依靠征收保險費用過程中出現不配合的情況，多是應付或者推諉態度對待地稅機關工作人員。對推選參保對象與宣傳發動工作不落實到位，直接會影響干部職工參保的主動性，影響繳費的積極性，造成拖欠社保費的情況出現。更有甚者為了自身企業利益，直接剝奪雇傭員工參保的正當權益。除此之外，因受經濟大環境影響，某些企業反映經營不穩定，認為沒有資金確保長期繳費能力，所以對此存在顧慮，從而繳費積極性較低。當然，群眾自身的參保意識更是有待加強，尤其是那些下崗待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的參保意識更是薄弱。因這類群體中的多數屬于弱勢群體，個人收入較低，所以造成其更重視眼前利益，不愿參保。

（二）責任界限不明確

責任界限不明確是造成社會保險費用征收工作難度增大重要因素。我國現行社會保險費用管理制度對保費征收工作存在不利之處。就實際生活中，時常會遇到社會保險繳費人員對勞動部門核定的險種與數額持有異議的現象。而勞動部門自身因受到人力與精力的影響，在核對當期需要繳納費用數量時存在和繳納單位缺乏溝通的情況，導致實際核對過程中通常憑借手頭歷史資料與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對繳費人當期應繳數額進行核定的情況。并且，核定應繳納保險費用額度也因勞動部門單方面認定數字，使得繳費單位無從得知，事后也未完全認可。只是地稅部門尤其是基層地稅部門需要依據勞動部門核定的數額進行催報催繳，可見其難度系數之大。

（三）政策強制性不足

依照現行相關規定，企業須在規定期限繳足金額，否則進行公告披露。部分企業通常會以效益不好或者是周轉經費緊張為由，將已計提應繳保費截留下來長期拖欠，任意挪用。更有甚者只繳納少數人的社會保險費用。這也是由于我國關于社會保險征收政策不夠強制而引起的一系列問題。除此之外，還存在社保提取依據不實的問題。

二、我國社會保險費征收問題的應對策略

（一）提升社會保險征收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當今時代屬于互聯網時代，因此我國社會保險費征收工作應該充分發揮出網絡資源的巨大優勢。不斷提高健全社保工作的流程體制，科學合理制定社保費檔案管理制度，以及信息傳遞與績效考核等相關規范。高效拓展征管軟件對信息支持功能，加強社保費用征收軟件和各大銀行之間的信息連通，如此也就方便了實時查詢數據，或者同步傳輸數據，逐漸以電子數據運行取締手工操作方式。

（二）通過干部培訓增強服務質量

工作人員素質直接影響著服務質量水平，因此可以根據社會保險費用征管工作具體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涉費模塊應用培訓。從而促使一線管理人員熟知政策與辦事流程、注意事項等。經過網絡平臺拓寬和繳費人適當的交流溝通，引進現代化科技手段，提升整體服務水平，盡力實施多元化申報繳費模式，將文明熱情、規范操作貫徹社會保險費整個申報繳費環節，讓繳費人感受優質服務。

（三）擴大政策宣傳，獲取企業配合

加強政策宣傳力度，全面展開政策宣傳活動，主動和地區政府相關部門等進行溝通聯系，最大限度取得企業支持與配合。從而逐漸形成政府支持、部門配合以及參保人員理解的良好局面。同時還需深入企業，真實了解企業困難與意見，為其排憂解難，最大限度讓參保人員與企業得到真正實惠，從而配合支持繳費工作。

（四）增強部門配合

地稅部門需要增強和財政、勞動保障等相關部門的溝通聯系，創建社保費征繳例會制度體系，然后和人社局、銀行等有關部門創建并完善信息交流反饋制度。同時定期深入企業，研究與分析企業內部存在的問題，積累征管經驗，有效協調工作關系，形成齊抓共管合力良好局面。從而促使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社保征收規模也逐漸擴大。并且還需增強費源管理與日常申報管理，以此規范日常管理行為，并合理管理繳費企業參保信息資料與票據。

三、結語

想要有效解決我國社會保險費征收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增強企業征繳率、申報率。除了加強政策宣傳力度、取得企業配合，提高部門配合力度，優化網絡建設等措施，還需要通過緊抓干部培訓途徑提升工作服務質量。以此才能更好地解決我國社會保險費用征收中存在的問題。

參考文獻：

篇6

（一）行政與行政體制的含義

行政：所謂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門組織為了實現公共的利益和目標，以公共權利和法律為基礎，對社會公共事務和政府內部自身事務進行的管理和活動的服務活動。

行政體制：行政體制又稱行政管理體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統內部中行政權力的劃分、政府機構的設置以及運行等各種關系和制度的總和。從國家的層面看，是指行政機關與立法、司法機關的權力的劃分。行政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體制。狹義行政體制的內容包括職能定位、權力配置、運行規則和法律保障等四個方面。本文是指狹義的行政體制。

（二）文化與文化體制的含義

文化：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在發展進化過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類生活的知識、能力、習慣的總稱。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語言、文學、藝術及一切意識形態在內的精神產品。這里是指狹義的文化。

文化體制：所謂文化體制，是指文化領域內各種文化組織所賴以設立及運轉的具有特定內在邏輯關系的制度體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規系統和文化組織系統兩大部分，它是一定歷史時期政黨意識形態在文化領域的結構化表現形式，是執政黨意志在文化領域的體現。

二、新時期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歷程

按改革進行的時間特特征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行政體制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大體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從表1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時間很相近，改革的內容相關性也很大。說明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

三、行政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的關系

文化體制與政治體制同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體制。從以上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歷程來看，兩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聯系。

（一）行政體制改革影響文化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伴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與變遷，行政體制改革始終在不間斷的進行，文化體制也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之中。文化體制與行政體制就像一對孿生姐妹，在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悄然生長。伴隨著行政體制的變革，文化體制也在不斷的進行調整。

不同的行政體制運行下產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成功迎請荷蘭執政者威廉與瑪利亞為英國的國王和女王。先后制訂并頒布了《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確立君主立體。英國沒有成文的完整的憲法文件，因此為了鞏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制訂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有限王權和自由平等思想進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體制改革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指導思想

當一國需要發展的時候，不僅需要“硬件”的支撐還要“軟件”的指導，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軟件”，而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一些先進的思想理念正海能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指導思想。

認為：事物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事物的發展與變化，內因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響因素。同樣，在政府的行政過程中存在著眾多的影響因素――行政環境。簡單的說，行政環境就是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或影響行政管理主體及其活動過程、活動方式的外部要素總合。這些要素既有物質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會的、自然的；還有國際的、國內的。它們共同影響并制約著行政管理的思想觀念、方式方法、并處于不斷的運動變化過程之中。

（三）行政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論認為：同一事物的兩個矛盾同時產生，并相互消長，隨著矛盾的消長，事物也隨之不斷變化。行政體制進行變革的時候會帶動落后文化理念、價值觀的變革，當文化體制改革中出現先進的思想理念時，行政體制中的職能定位、權力配置、運行規則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進行相應的調整或變革。可以說文化體制的變革促使行政體制的轉變，而行政體制轉變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文化體制。因此，可以認為行政文化的革新與行政體制的改革是相輔相成的，兩者不可分割，相互促進，又彼此消長，不斷推動人類政治文明向前發展，不斷加速人類社會向文明邁進的步伐！

參考文獻：

[1]蔡涓娟.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0（19）：86-87.

[2]鄧凡.在行政體制改革中加強行政文化建設[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4）：18-19.

篇7

中醫藥學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中醫腫瘤學是中醫藥寶庫的重要臨床分支，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就有“瘤”的病名，宋元以后就有癌（巖）瘤的論治記載。中醫學的整體醫學觀念在對腫瘤的認識與治療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認識疾病與治療疾病的主要方法。中醫認為，腫瘤的發生和發展是一個正邪相爭的過程，運用扶正培本治療腫瘤是中醫學的一大特色。它用扶助正氣、培植本元的方法來調節人體陰陽氣血和臟腑經絡的生理功能，提高人體抗病能力，增強免疫功能。中藥及其有效成分以其藥源廣泛、價格低廉、應用歷史悠久等優點，正在成為抗腫瘤藥物研究的熱點。運用現代藥物作用機理，研究與解釋中藥抗腫瘤作用及從中藥中提取或半合成藥物活性成分，將引導我國中藥抗腫瘤領域的發展。

近年來，在我國廣大中醫藥業內有識之士的不斷努力下，中醫藥正在不斷改變著以往腫瘤治療中傳統中醫藥只能處于輔助地位的狀況。

步長集團歷來高度重視科研和產品開發，每年將10%的銷售收入用于科研和產品開發，堅持走自主研發道路。目前，步長集團擁有獨家知識產權產品已達50多種。步長集團堅持“誠信為本，穩健經營”，注重產品質量，提出“療效才是硬道理”，嚴格按照國家GAP、GMP標準規范種植、生產，嚴把質量關，為企業贏得了廣泛贊譽。

得力生注射劑是步長集團北京正邦制藥生產的產品，是將紅參、黃芪、斑蝥、蟾酥四味中藥，運用現代藥物生產工藝加工制成的復方純中藥腫瘤治療藥，是我國第一個獲得中藥二類新藥證書的復方抗癌中藥注射劑。其基礎與臨床研究證明，得力生注射劑組方合理，用藥精湛，藥物主要活性成分作用機理明晰，組方具有“扶正培本、攻毒祛邪”的作用。 該制劑遵循中醫“扶正祛邪”理論，是中醫抗癌思想的最好詮釋，具有多機制、多靶點、綜合效應的抗腫瘤特點和優勢。得力生注射劑單獨或聯合化療等方案在提高腫瘤客觀療效、提高卡氏評分、延緩化療導致的骨髓抑制、恢復免疫功能等方面均有明顯療效。特別是在調節患者免疫功能、增強患者體質、減輕化療不良反應、提高化療通過率等方面，展示出特有的優勢和臨床應用前景。

步長集團著眼于不斷提升中藥注射劑的科技含量，于2009年3月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康乃爾大學醫學院開展合作，從得力生抑制腫瘤細胞生長、促進腫瘤細胞分化、誘導腫瘤細胞凋亡方面進行研究。力圖通過美國FDA規范化實驗，驗證得力生在抑制腫瘤細胞增殖方面的有效性，并重點說明得力生的作用機制；得力生也是第一個在美國進行試驗的中國中藥注射劑。

篇8

1、兩者的理論觀點

1.1 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隨著俾斯麥時代德國的工業化進程加快，一方面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形成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如社會風險的增加、城市人口貧困化等諸多社會問題，因此推動了工人運動的高漲。俾斯麥出于維護社會秩序和發展的目的，討好工人階級，通過自上而下的立法制定社會保險政策，開創以社會保險制度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此緩解社會矛盾。

1.2 簡·亞當斯（Jane Addams）與美國城市社區改良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 大量貧困移民聚居的城市貧民區問題困擾著美國人民，面對這一城市難題，簡·亞當斯發起的社區改良運動獨樹一幟。在亞當斯看來， 自下而上的社區改良運動的目的是幫助解決大城市的社會和工業問題以及減輕社會兩極分化的問題，實現社會的整體進步。

2、兩者的區別

第一，兩者的研究動機不同。俾斯麥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從統治者的動機來看是對工人階級的讓步，在客觀上達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緩和社會矛盾的目的。而社區改良運動從動機出發就是對一般意義上的慈善運動的一種超越。相對于以高高在上地姿態對移民施加憐憫，社區改良者更傾向于長期生活在貧民區中，將窮人視作鄰居，將社區改良運動提高到了社會改革的高度，賦予其以新的時代的內涵。

第二，兩者研究的視角不同。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立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資產階級為維護政治統治需要所采取的，它意味著國家開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它對以后的德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亞當斯則以政策的倡導者身份自下而上的鼓動宣傳政府保護下層人民利益，推動社會的進步。簡·亞當斯還注重開展社區調查，這就一方面宣傳倡導美國人對于貧民區的極大關注，另一方面也積極推動政府實行進步的社會立法，從根本上改善貧民區居民的生活處境。

3、兩者的共通點

奧托·馮·俾斯麥與簡·亞當斯的社會工作都是對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探索，這些共性也為比較研究提供了基礎。

首先，兩者都是從宏觀社會工作層面闡述其觀點的。俾斯麥時代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德國政府對現實的社會問題做出的理性的反應。國家通過社會立法推行社會保險政策，防止了社會保障制度建構的隨意性，確保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有效性和暢通性，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亞當斯也認為，社會和經濟原因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最主要原因。她深信，“沒有整體的提高和進步，個人也不可能實現他在道德以及物質方面的持久的進步。”亞當斯致力于構建較高層次的社區和社會生活中心，“赫爾之家”的志愿者們認識到，局部問題的解決需要制度層面的保障。只有將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賦予社會中所有人以平等的權利，才是實現對人的權益的最高尊重。“赫爾之家”的工作重點從微觀的救助行動轉向對宏觀政治制度的變革，進而解決社會問題。

其次，兩者都致力于為解決社會問題做貢獻。俾斯麥時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善了工人階級的境地，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淡化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有利于社會整合。簡·亞當斯的社區改良思想是在社區改良的實踐中逐漸形成并完善的。“赫爾之家”最初創辦的目的是要幫助社會底層的大眾解決實際問題。隨著亞當斯改良思想的不斷完善，她一直都致力于改善居民居住環境以及公民福利，促使社會進步。

4.對中國社會工作的現實意義

政府對于社會政策的制定可以為社會行動的實施提供方向和指引，是社會行動的基礎和框架，而社會行動是社會政策必不可少的執行環節和組成部分，并且促進社會政策的完善。兩者結合，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社會行動，促進社會的整合，推動社會進步。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政府有責任建立和完相關社會政策。由此可見，無論是俾斯麥自上而下的社會保障發展模式還是亞當斯自下而上的社區改良運動，都為中國探索本土社會工作理論及實踐提供了參考。（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 唐慶，《論俾斯麥時代德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創建》，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年第5期

[2]唐志明，《論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立法》，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3]厲光通，《論簡·亞當斯的社區改良思想及實踐》：[碩士學位論文]. 浙江：浙江師范大學，2011

篇9

文學的傳播和流傳從來不是直線和等量的，無論是外國文學在本國的流傳還是本國文學在外國的流傳，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總會出現一些變異，接受者必然會對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選擇、吸收和排斥。這是比較文學理論中的常識。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國的流傳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國內，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現在人們腦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社會支柱》可謂人盡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劇作并不像中期劇作影響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始于五四時期，他的社會問題劇與當時中國社會思想啟蒙與反封建斗爭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產生了巨大反響。易卜生在中國的譯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專號，介紹了《娜拉》、《國民之敵》、《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兩者均為社會問題劇，《小艾友夫》屬于象征劇。與此同時，《野鴨》、《海上夫人》等后期劇作雖也被翻譯到中國，但受關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戲劇《布朗德》和《培爾金特》才公開上演，但影響遠不及他的社會問題劇。

隨著時間的推移，易卜生的歷史劇、思想劇、心理與象征劇的重要性日益彰顯。20世紀2030年代那個充滿內憂外患、思想劇變的時代已然遠去，人們逐漸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點，表現生命過程內在矛盾的劇作，從而使過去單一的接受視角得以改 變。然而，時至今日，相較于社會問題劇而言，易卜生其他類型的戲劇在中國的傳播仍顯不足，更不用說學術研究了。

因此，鄒建軍先生主編的《易卜生詩劇研究》意義非凡。鄒建軍先生認為對易卜生整個文學創作來說，無論是早期的詩劇還是后期的象征劇，都比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重要得多。（《序二》5）這一評論是具有前瞻性的。國外文學在某一國的流傳，有各取所需，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說，人們在接受異國文學時，往往根據不同時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態，吸收不同的成分。這種選擇性的拿來，很容易導致傳播上的錯位。前文已經提及中國社會變遷對易卜生接受的影響，此處不再贅述。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文學研究傾向的變化與文學接受的關系。

很長一段時期，在我國的文學研究中，對西方文學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論的層面而不是在本體論的層面。學者更關注異國文學中所反映的社會狀況、階級沖突等內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個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這其實是一種文化過濾。例如：西方學者更關注托爾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國學者則更關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國的司法腐敗、階級壓迫。反映在易卜生這里，則是學者更多地關注他的社會問題劇，而忽視了對他其他時期劇作的研究。新時期以來，隨著大量西方文學理論的傳入，中國學者觀照文學的視角出現了多元化特點。人們不再僅僅著眼于文學中的社會歷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學本體的研究。顯然，易卜生詩劇和象征劇蘊含了更多文學本體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學批評家的青睞。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易卜生詩劇研究》一書不因襲舊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現出了銳意創新的學術精神。該書收錄的論文研究目標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劇作，這與過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論文集為我們展現出一個完整、動態、現代的易卜生：①該書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錯位，讓更多人關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戲劇創作，從而為我們還原一個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簡單地把易卜生視作現實主義作家，這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義。②無論內容還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都不是突然產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淵源并產生后續影響。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戲劇，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劇作銜接起來，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動態變化，也能夠加深對其中期戲劇的理解。③作為社會問題劇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視為現實主義作家，而其作為現代戲劇之父的身份則得不到體現。易卜生詩劇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在他的思想劇、象征劇中。著重研究這些戲劇類型，發掘其劇作的現代性，從而給現代戲劇之父以應有之義。正如鄒建軍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詩劇現在看來真是經過時間檢驗而具有經典性的作品，與后期象征劇和中期社會問題劇中的優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其優勢與特點還更加鮮明。更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會問題劇與后期象征劇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來自于早期詩劇，或者說與早期詩劇存在密切關系；如果不讀其早期詩劇，就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其中期社會問題劇與后期象征劇因此，我認為易卜生早期的詩劇，在其整個文學創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應該特別引起關注與重點開掘。（《序二》5）這段話宏觀且動態地把握了易卜生戲劇體系的全貌。這種思想貫串于整部論文集中。如王芳實在《論弗瑞亞與凱蒂琳的三層關系》中引用盧卡契之言《凱蒂琳》已包括劇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問題，把該作放置于整個戲劇體系中來研究；《〈諾爾瑪，或政治家的愛情〉的三重隱喻》（杜雪琴）一文認為在其早期詩劇中，往往也存在著強大包容性和多義的闡釋空間，易卜生從此劇始逐漸走向一條未來的象征藝術之路。

二、前沿理論與多元視角

英國學者朱利安沃爾弗雷澤（以下簡稱朱利安）在《21世紀批評述介》中將空間與場所作為21世紀文學批評的一種趨勢。最近25年中，興起了多學科的關于空間、地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涉及廣泛、形式多樣的研究領域。它認為我們對自己居住場所的性質進行批評干預的同時，居住場所反過來也決定了我們對自身的看法。批評家們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間自身是如何既作為一種產品（經過不同的社會過程和人類干預所產生的），又作為一種作用力（它反過來影響、指引、限定人類在世界上的活動和路線的潛能）而存在的。

文學地理學為文學系統多層結構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與路徑。朱利安指出空間和地理批評是諸多批評導向之一，但并沒有明確描述方法論、步驟和思想譜系。鄒建軍先生在文學地理學批評實踐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并在方法論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學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一文中指出文學地理批評的領域（《文學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其中，一國自然山水對作家文學構成和演變的影響，文學作品對地理空間的建構，文學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寫及其意義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戲劇的研究中可以得到靈活運用。在《易卜生詩劇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們對這一批評方法的創造性實踐。論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從地理與空間批評的視閾研究易卜生詩劇的。

王曉燕和胡紅梅的論文雖同認為《凱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獄、天堂三重地理空間，但王曉燕指出它們在凱蒂琳犯錯、受罰與贖罪的生命歷程中，起到了暗示命運發展脈絡的作用；而胡紅梅則認為三重地理空間展示的是一幅人類從原罪到煉獄到救贖的宗教儀式畫面，各有旨歸。高丹的論文《論培爾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間建構》將劇中空間分為真實地理空間戀戀故園、虛擬意象空間山妖王國與索爾維格森林、現實與虛幻的空間中年旅行足跡，真實的地理空間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凸顯了培爾金特的性格；虛擬空間是易卜生內在精神的外化和分離，而現實與虛幻交織的空間則代表了培爾金特夢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環境對培爾金特不同人生階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試析〈海爾格倫的海盜〉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過分析北歐及挪威峽灣的地理環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氣質與其生長和生存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

文學倫理學批評也是21世紀文學批評的導向之一。倫理問題對當代文學批評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倫理批評意在分析藝術作品的倫理本質，希望能因此在敘事的生活和讀者的生活之間建立起有意義的聯系。（沃爾弗雷斯 143）北美倫理批評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評的倫理》中指出承認倫理在批評理論中的地位，使這一學科中的實踐者們具備了自主能力，能提出與文學文本及其可觀的社會和意識形態涵義相關的結論（沃爾弗雷斯 145）。倫理批評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讀者傳達知識和普世的善的概念。倫理批評的實踐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績，《易卜生詩劇研究》中收錄了這樣的范例約6篇。

鄒建軍的《無愛的悲劇：布朗德形象本質新探》在對布朗德與家庭、社會、宗教三重倫理關系進行考察后，認為布朗德的悲劇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的悲劇，這種極端個人主義是排斥他者的，導致他對家庭、社會、宗教缺乏真正的愛，無愛的倫理關系導致個體的悲劇。在傳統批評中，學者更傾向于從哲學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義，并肯定它所蘊含的反封建、反傳統的社會意義。鄒建軍對這一闡釋方式產生了懷疑，他站在倫理批評的角度得出的頗具新意的結論與先前的認識迥然不同，這也充分顯示了新的批評方法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倫理主題》一文中，譚認為易卜生在劇中描繪了圍繞在英格夫人這一女性形象周圍的復雜倫理關系，展現了當時的社會家庭倫理準則；并通過對以英格夫人為中心的多方倫理關系的分析，探討其悲劇中的倫理內涵。張武進、周美蘭在《從〈蘇爾豪格的宴會〉看易卜生的倫理困惑》一文中認為，易卜生的戲劇創作始終貫串著人性自由與道德禁忌之間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沖突。個體有尋求獨立與自由意志的內在需求，同時又處于道德原則與倫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尋找平衡點。《蘇爾豪格的宴會》正好體現了自由意志與道德禁忌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倫理困惑，從而把作家的倫理觀念與文本中所體現的矛盾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在《論〈海爾格倫的海盜〉中的倫理因素》中，劉遙引用了易卜生的話在各種男女之間的關系、女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和人際關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個人生活的豐富和鮮活資料。就是在和所有這些男男女女的相處中，產生了《海爾格倫的海盜》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該劇立足于人和人之間的倫理關系，這種人際關系在該劇中被設定為家庭成員關系，倫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劇命運的深層原因。

篇10

系 別： 政治與法律

專 業： 思想政治教育

指導教師：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研究動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問題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國學者開始對這個古老的研究領域給予新的重視，尋求各種解決方法，以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有二個方向，一是以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多數學者選擇的希望通過發展社會養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一是希望健全現有的家庭養老體系，輔助以社會養老體系，中國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這，主要希望發揚中國傳統的尊老、敬老的思想來促進家庭養老的健康、和諧發展，這方面較為突出的論文有有蕭振禹主編的《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等，張懷承主編的《中國的家庭與倫理》等。他們提倡目前中國應繼續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發展方向、通過對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來達到家庭養老的健康發展。

選題的依據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種孝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尊老愛幼，孝敬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已達1.3億，占總人口的11%，根據科學預測，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將達2.8億，約占總人口的20%。顯然，我國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發達國家不同，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的，時間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內用社會保障和敬老院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醫。老有所終不太現實。家庭養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我國養老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探討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則與現代家庭養老的關系，對于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解決老齡化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選題的意義

a 從理論上看，豐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健康的養老體系

b 從實踐上看，對于加強家庭道德建設，推進家庭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儒家“孝道”思想與現代家庭養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內容

2儒家“孝道”原則的糟粕和精華

3現代中國的家庭養老

4儒家孝道的現代轉承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重點：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儒家“孝道”的轉承

2、難點：理論分析，實證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華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步驟：

1、收集資料

2、歸納整理資料

3、編寫寫作提綱

4、寫作論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獻研究法;

2、歷史分析法;

3、演繹歸納法;

4、分析綜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資料

2、對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和綜合

3、制定寫作計劃表

4、主動多與指導老師交流

進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確定選題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開題報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論文初稿交指導老師審閱后進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參考文獻：

[1]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3] 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4]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漢生：《中國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 蕭振禹主編：《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編：《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9] 呂平主編：《孝經》，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國人口報》，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張懷承主編：《中國的家庭與倫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鳶主編：《中國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雜志：《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等有關中國哲學、儒學網站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簽名：

篇11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

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篇12

一、“新左派”思潮概述

“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為基礎思想理論，以平等與公平為價值核心的理論思潮，它認為中國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貧富分化、社會失范等問題是資本主義矛盾的體現，“新左派”認為平均主義應是解決中國現有問題的基本選擇[1]。在上世紀末與“自由主義”的論戰中，“新左派”逐漸引起人們關注，但目前這一概念卻未得到普遍認可，卻已被普遍使用。“新左派”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制度創新”的道路，應該從傳統社會主義中汲取經驗。汪暉是被公認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汪輝，韓毓海、李陀、崔之元、陳燕谷、劉康以及美國人德里克皆被認為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新左派”認為中國八十年代以來的啟蒙主義思想對傳統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的批判造成了社會專制，“新左派”認為啟蒙主義雖然將“人的自由和解放”作為目標，卻忽視了對社會平等問題的關注。“新左派”文學史觀指的是以“反現代的現代性”、“反現代的現代先鋒派”等新提法重新理解革命文學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主導地位并對這種文學持高度肯定態度的一種文學史敘述觀念。[2]“新左派”文學史觀將20世紀中國左翼文化及左翼文學、包括50―70年代文學定義為“反現代的現代性”。“新左派”文學史觀借用了后現論、后殖民理論以及西方理論對革命文學進行了重新包裝，毫無疑問，這包裝是理想化了的，這使“新左派”文學史觀有了相對開闊的理論視野。“新左派”打開了文學研究的新局面，但也存在著必然的歷史局限性。

二、“新左派”思潮的意義

（一）對“新啟蒙”思潮的有力反省

眾所周知，“新啟蒙主義”思想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主流文學批評的中心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霸權話語”，壓抑著其他文學批評話語。“新左派”批判性地審視和質疑了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這使得80年代文學批評乃至整個中國啟蒙話語得到了較為深刻的反思，在“新左派”那里，“新啟蒙主義”存在的問題有：啟蒙話語中的知識者和大眾的關系問題，主流啟蒙話語和其他話語的關系問題，啟蒙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文化身份問題等[3]。此外，“新左派”還關注中國文化和學術如何建構的問題，如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這些在80年代被遮蔽、未曾進入學術視野的諸多問題，在“新左派”的反思中被再一次問題化。

（二）對當下問題的高度重視

“新左派”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應占主導地位，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改良態度，希望關注和改良弱勢群體狀況。“新左派”的如是主張是對中國當下現實問題的高度重視，“新左派”敏感地意識到了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城鄉差別擴大問題、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問題，也正是看到現代化帶來的這一系列現實問題使得“新左派”對現代化意識形態進行了反省和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使“新左派”成為“弱勢群體”的代言者。其對市場經濟批判、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底層大眾的關懷，都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新左派”思潮從誕生之日起就遭到各方面的質疑和批評，但從人道角度去審視它，它能關注現實、彰顯人文精神，這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三、“新左派”思潮的局限性――對50―70年代歷史的過度肯定

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直接借鑒了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而避開了“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實踐”內容。“新左派”則重新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實踐”的那段歷史，重新看待和審視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的意義。這無疑有其值得肯定的價值和意義，因為這是“”以來，人們第一次用非厭惡的態度看待50―70年代的歷史，用非厭惡的態度談論“左派思想”，而用相對中立的態度看待時代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在對50―70年代這段歷史的態度評價上，“新左派”表現出了極為深刻的反思，但同時，也顯示了過度肯定的局限。

正如上文提及，“新左派”對當前社會現實中的不平等現象表示強烈不滿，認為中國的問題即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因而，一些“新左派”人物對晚期的社會主義理論加以肯定和贊揚，他們認為，晚期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心是真正地“平等”，進而認為，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僅在當時意義非凡，也可以為后來的改革提供借鑒。這種對歷史的片面肯定存在的問題便是，由于政策決策失誤，人們在建國初和“”期間所遭受的災難被輕輕地抹掉了。鄭潤良在《“反現代的現代性”：新左派文學史觀萌發的語境及其問題》一文中，這樣表述和批評“新左派”對50―70年代文學過度肯定的問題：一些學者僅憑自己的主觀臆想來還原歷史文化和文學語境，而遠離了十七年文學和“”文學的具體文化語境，這種遠離的陌生感在給他們帶來“審美的新鮮和刺激”的同時，卻使他們在定位中國當代文學史時，采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簡單的邏輯，他們試圖用一種公允的態度重新評價十七年文學和“”文學，但卻又一次陷入了虛無主義的泥潭。[4]這一批評可謂鞭辟入里，很好地呈現了“新左派”批評中存在的較為普遍的問題。

回顧“新左派”思想及文學批評，我們能感覺到“新左派”對歷史、對“”、對啟蒙的反思已不再單單是一種反思的態度，更多地表現出對“制度創新”資源的找尋，時期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某些要素被他們重視，諸如所謂的“平等”、“獨立”及反抗殖民侵略，這些要素被他們發現并作為理論資源用于當下社會批評，但問題是他們在過分重視這些“平等獨立”要素的同時，卻忽略了彼時由專制主義導致的更大的社會問題，這種簡單的單向度的反思甚至倒退到了“新左派”自己一再批評的80年代“新啟蒙”思想的思維方式之中。“新左派”試圖用本國社會主義資源對抗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其中蘊含著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傾向[5]。我們必須承認歷史的復雜性，對待歷史也應有科學的、辯證的、認真的反思態度，不可否認，“”歷史給有些人留下了傷痛記憶，所以在反思這段歷史的時就應更為警惕和小心。但對這一歷史的簡單肯定無疑會避重就輕，它不應是同情當下弱勢群體、批判現實所依據的反面例證。雖然“新左派”所持的對現實不妥協的批判立場值得肯定，但其對歷史反思的主觀性態度，不是科學的學術態度。

參考文獻：

[1]蕭功秦.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A].公羊編.思潮：中國的“新左派”及其影響[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4]鄭潤良.“反現代的現代性”：新左派文學史觀萌發的語境及其問題[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4）.

[3][5]趙黎波.新時期文學批評的啟蒙話語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7.69，106.

篇13

社會工作研究既有社會研究的共性，也有自身特性。受社會研究方法和社會工作的學科性質決定，社會工作研究屬于應用研究，理論與實踐并重，實踐性是其最為突出的特色。受社會工作主要工作對象的性質決定，社會工作研究以弱勢群體為主要對象。

一、社會工作的學科狀態

目前，我國社會工作的學科現狀究竟是獨立學科，還是附屬學科，尤其它與社會學的關系如何，一直是個頗具爭議的話題。雖然社會工作界一直在爭取自身的學科獨立，但我國社會工作仍舊作為二級學科隸屬于社會學下。研究內容占首位的是社會問題，社會單元集中于中觀與宏觀系統，即社會工作受社會學影響很大。社會工作與社會學是否需要分家，其實不是命題的本質。命題的本質是：其一，作為以相關學科知識和本身理論為基礎的應用型社會科學學科（顧東輝，2008a），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對社會工作的影響應當在社會工作研究中都有所體現。其二，必須區分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異同，二者雖都對人、人際互動感興趣，但社會學做的在于準確識別社會問題，而社會工作更關心解決問題和改善社會功能。

二、研究分析工具：社會工作研究的理念類型分析架構

社會工作研究的理念類型分析架構，根據國內有較高聲譽的社會工作概論教材，結合美國著名社工學者N.Carroll（1977）提出的三維度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型，并參考臺灣學者古允文、許展耀（2005）等人設計的“臺灣社會工作理念型分析架構”，最終制定出本文的“社會工作研究的理念類型分析架構”，該理念類型包含三個維度的社會工作核心概念：維度一是研究內容 （Core of Social Work Research），該部分探討社會工作研究的核心；維度二是社會單元 （Social Units of Concern），指社會工作助人服務所接觸的工作范圍，或稱之為介入單元（Focus Unit）。維度三是研究人群（Population），指社會工作助人服務所接觸的服務對象。以下針對此理念類型的分析架構作一簡要的操作化說明。

三、存在的問題

我國社會工作的研究在近幾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無論是哪個研究方向都尚未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同時，我國社會工作的研究也還未能給實務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筆者在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中，以“社會工作”為主題進行精確地跨庫檢索，共得記錄41條，剔除一些無關條目之后剩下不到26篇文章。其中，有17篇文章是集中在2012和2013這兩年中發表的。這也就是說，在目前，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尚處于一個起步階段，無論是在本土化理論的探索方面，還是在具體操作方法、對社會工作者素質的具體要求等方面，都還需要一個長足的發展。

四、社會工作的研究使命

我國社會工作學術界的研究仍舊聚焦于社會問題的解釋，如同社會學家一般會把大部分時間用于研究和發現事實。但社會工作力求了解案主或社區，做出適當的診斷，并進行處置，幫助解決問題和改變環境，使人們有更佳的社會適應，但國內的研究很少涉及問題的解決。就社會工作的研究使命而言，解釋問題與解決問題都是它的任務，但后者是社會工作的立身之本。解釋問題即是基礎性研究，主要重視理論和假設驗證，解釋人類社會運作過程、事件發生的原因、社會關系的構成，以及社會變革的原因等。而應用性研究旨在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幫助實務工作者完成任務。這其實要求國內社工學術界需要加大對于行動研究、社會影響評估和評估研究的投入與重視，突出自身特色。

五、社會工作的服務目標

通過對近三年社會工作學術論文的研究分析，發現研究者的內在邏輯中，社會管理與控制的比重超過社會服務的訴求。中國社會工作強調社會管理有其獨特的處境化因素，這源于政府試圖運用社會工作達致社會管理的目標。但簡單用社會管理取代社會服務，將會背離社會工作的自身使命（個體賦能與社會正義）。因此，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社工界思索：一、政府如何給社會工作一個合理的定位；二、社會工作在社會建設中應該為自己尋求一個怎樣的角色與地位。

六、今后發展方向

通過上文的研究與分析，我們為近三年的社會工作研究做了一個基本的梳理，對于今后的發展我們提出如下建議。其一，借鑒國際經驗，建構本土特色。采用國際通用標準和話語進行討論，站在國際社會工作的前沿，把握國際社會工作理論、方法和研究的新成果與新趨勢。

其二，重視學科理論，強調研究方法，加強社工學者的理論層次和研究方法的提升。一則可以加大力度推動國際社會工作理論研究的引進與翻譯工作，把握國際最新動態；二則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可以組織高水平的培訓教育工作，提升社工學者研究方法的精深；三則不斷加大社會工作學術期刊的建設工作，繁榮社會工作學術陣地。

其三，提升實務能力，強化證據為本。一方面，社會工作本質是行動的專業，進一步提升社會工作教育者的實務操作能力勢在必行。另一方面，證據為本是當今國際社工界的共識，對提升社會工作專業地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何雪松，2005）。這要求我們在社會工作實務中建立一個指導思想：即實務立足于科學研究的結果之上，從眾多證據中找出最佳的社會工作實務策略。

參考文獻：

[1]O. William Farley，Larry Lorenzo Smith，Scott W.Boyle.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10thed）[M].Shanghai：East Chin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06.

[2]查爾斯 ?H?扎斯 特羅.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導論（第七版）[M].孫唐水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社，2005.

[3]王思斌.民族社會工作發展與文化的視角[J].民族研究，2012（4）：1-7.

[4]袁方.社會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