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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工程本質及特點

信息安全管理體系是基于業務風險方法，來建立、實施、運行、監視、評審、保持和改進信息安全的，包括組織結構、方針策略、規劃活動、職責、實踐、程序、過程和資源等內容。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支撐標準為ISO/IEC27000標準族。在ISO/IEC27000標準族中，不但給出了“建立、實施、運行、監視、評審、保持和改進信息安全的”“基于業務風險（的）方法”，而且還給出了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要求、實用規則、審核指南以及相關安全域的具體指南等。例如，僅GB/T22081-2008/ISO/IEC27002:2005信息安全管理實用規則，就包括了11個控制域，39個控制目標，133項控制措施。信息安全管理體系可在不同的學科中找到其淵源，在實施框架上，信息安全管理體系應用了質量管理中的Plan-Do-Check-Act的戴明環，在具體的控制措施上，則包括了密碼學、人員安全以及各類信息安全技術，其研究的特點是將科學思維、工程思維和社會思維相結合，但更強調工程思維的“設計”理論。工程研究活動不同于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就是“設計”。工程設計活動包括對象設計和過程設計。例如，建造水壩的壩體設計是對象設計，如何實施就是過程設計，在信息安全中，設計組織自己的信息安全管理體系是對象設計，設計如何部署是過程設計。

2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演化過程與規律

2.1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起源和發展

信息安全管理體系是建立在體系（System）化基礎上的“最佳實踐集”，到國際標準的正式公布，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過度關注技術，忽略人的作用的“技術浪潮”階段，在這個階段涌現出了大量的信息安全技術產品，例如，防火墻、防病毒和入侵檢測系統（IDS）等。第二階段為強調人的作用的“管理浪潮”階段，在這個階段大部分企業開始設置專職的信息安全管理崗位，以加強對個人行為的控制。第三階段即“體系階段”，在體系階段信息安全以目標為導向，不再局限于手段的應用，而是技術、制度和人員管理等各個方面的有機結合。這個階段是信息安全的工程化階段，體現了工程的實踐性、經驗性、繼承性、創造性和系統性等特點。

2.2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動力和機制分析

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是一個“需求驅動”的過程。AlvinToffler在其經典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將人類發展史劃分為第一次浪潮的“農業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業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會”。在信息社會時代，“信息”成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價值非凡，因此面臨諸多風險，為保護信息，安全需求的出現是必然的。科學與技術的進步是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推動力。新密碼算法的產生，各類以“信息技術解決信息安全”的思路涌現，為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信息安全產生的本質原因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反過來，解決信息安全問題又依賴于信息技術的發展。例如，速度更快，與防火墻形成聯動的入侵檢測系統。國家政策是信息安全管理體系應用的導向力。任何工程活動都是在社會大系統中開展的，都要接受國家（政府）的引導和調控。對工程創新的應用，企業的認識往往是滯后的，因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引導性政策。例如：商務部印發的商資發［2006］556號及商資函［2006］110號，以及各地方政府的鼓勵引導政策。

2.3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工程演化特點、方式和規律

對比國外，信息安全管理體系在國內發展體現出了明顯的跳躍性，這種跳躍性不但體現在信息工程領域，也表現在其他諸多領域。國內一般不會沿襲其循序漸進的路線，而是直接引用國外的先進經驗或者在國外已有的原型上進行模仿開發。在科學、技術和工程3個領域內，與文化、制度、歷史等環境因素聯系最緊密的就是工程。在信息安全領域內，作為基礎科學的密碼學，其算法“放之四海而皆準”，不會因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而顯現不同的特征，絕大部分技術亦如此。但在工程層次，不同的文化制度有時會產生大相徑庭的結果，例如，騰訊QQ本來是模仿國際聊天軟件ICQ，但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ICQ，MSN等點對點國外聊天軟件均瀕臨破產，但QQ在線用戶卻在2010年突破1億。信息安全管理體系雖然修改自國際標準，但也顯現出鮮明的文化特征。例如更強調保密性，和國外用戶相比，更多的認證取向等。

3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工程思維與工程方法論

3.1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工程思維

科學思維是“反映性思維”“發現性思維”，體現理論理性的認識，工程思維是“構建性思維”“設計性思維”和“實踐性思維”，體現實踐理性的認識。科學家通過科學思維發現外部世界中已經存在的事物和自然規律，工程師在工程活動中創造出自然界中從來沒有的工程構建物，工程設計是以價值當事人的特定需要為出發點,以構建某種與主體需要相符合的實體為歸宿的籌劃。信息安全管理體系標準族的GB/T22080-2008/ISO/IEC27001:2005原文別強調：“采用ISMS應當是一個組織的一項戰略性決策。一個組織ISMS的設計和實施受其需求和目標、安全要求、所采用的過程以及組織的規模和結構的影響，且上述因素及其支持系統會不斷發生變化。按照組織的需求實施ISMS是本標準所期望的，例如，簡單的情況可采用簡單的ISMS解決方案。”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部署過程也專門設有信息安全風險評估，目的就是找到企業實際存在的問題，然后“對癥下藥”。

3.2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的工程方法論

信息安全管理體系應用了PDCA戴明環，與A.D.Hall的系統工程方法略有差別，但在本質上是遵循這個基本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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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搭建開發平臺（安裝前端開發工具及后臺數據庫）。

①建立數據庫服務器，確定數據庫數據表字段名稱、類型、大小等屬性；

②建立各數據表間的映射關系；

③撰寫開發腳本；

④模塊劃分；

（2）代碼開發階段。

（3）各模塊進行測試、驗證并確認。

（4）通過第三方進行測評。

（5）修改完善。

（6）使用培訓。

（7）全區各地市血站安裝調試。

（8）正式開通使用。

3運行環境

網絡版：客戶端操作系統：Windows7/XP/2003/2000。服務器端操作系統：Windows2000/2003/2008Server，數據庫：SQlSERVER2000/2005/2008。前端開發工具：Borland公司的Delphi7.0作為主要的開發工具并配合第三方控件進行開發。

4系統模塊設計

系統主要功能模塊有：系統設置管理、基本資料管理、服務工時管理、培訓管理、服務獎勵管理、綜合評價體系管理、短信發送聯絡管理、退隊注銷管理、任務計劃管理共9個功能模塊。各功能模塊的具體作用簡述如下：在管理系統中為全區各地市血站分別分配一個注冊碼，注冊成功后，各血站的志愿者就可以登錄使用，并且以此注冊碼作為識別不同血站的依據。

（1）系統設置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設置系統的初始統一的管理標準，包括字典設置、系統參數設置、菜單權限管理、數據備份、參數設置等；

（2）基本資料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針對招募的無償獻血志愿者進行初級培訓，待培訓合格后進行注冊，并且分配一個服務工號作為識別志愿者的唯一標識，此后志愿者服務活動的內容就以此工號進行關聯。另外，該模塊還可以對志愿者的注冊資料進行統計和查詢，建立志愿者隊伍通訊錄以及志愿者歷史工時的登記和對已經注銷的志愿者重新進行注冊等內容。

（3）服務工時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對已注冊的志愿者服務項目及內容進行量化考核，主要是對志愿者的服務地點、服務內容、服務工時及服務表現進行登記，作為量化考核的依據。

（4）培訓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志愿者經過初級培訓及崗前實習，并且能夠正確引導獻血者按流程進行登記、體檢、采樣和戶外負責招募等工作，當累計服務工時達到一定數量時，可對志愿者進行更高級別的培訓（中級培訓、高級培訓、指導培訓、外出培訓）及交流等方式。

（5）獎勵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志愿者的晉升采取“星級晉升制”，共分5個級別，各級別以志愿者服務工時數和服務質量進行評定。按照國家級和區級制定的標準分別制定每個星級所對應的服務工時數，程序可選擇按照國家級或省級在某一時間段內進行檢索統計，并顯示志愿者所獲得的星級級別。按照規定每年對志愿者進行一次星級評定，并且對獲得五星級的志愿者進行表彰和發放榮譽證書。

（6）綜合評價體系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根據志愿者服務工時滿意度、服務質量滿意度、出勤天數滿意度計算得出綜合滿意度，并由此建立志愿者綜合滿意度評價體系，作為對志愿者進行綜合考量的依據。

（7）短信發送聯絡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志愿者將要進行服務的時間、地點和內容進行提前告知，并且可在節假日對志愿者進行祝福問候。

（8）任務計劃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志愿者進行的服務活動以及獻血宣傳活動、培訓活動等制定月度、季度或年度計劃，并對計劃進行管理。

（9）志愿者退隊注銷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長期不來參加志愿者服務并經與志愿者多次溝通仍然無效的，可對該志愿者進行退隊注銷處理。

5結果

（1）建立起全區無償獻血志愿者統一、規范的服務以及星級評定和獎勵模式。減輕了手工管理的工作量，真正做到了無紙化操作。

（2）方便、快捷、高效的數據查詢和統計。隨著越來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管理的信息數據量也隨之增大，因此對志愿者信息的管理也變得不易，期間要翻閱大量的手工臺帳，再者對重要指標數據的統計匯總也變得非常困難，而且容易出錯；

（3）自動判斷及分析。由于在數據字典中設置了規則和標準，軟件會根據這些規則和標準進行智能化的分析及判斷，譬如，獲得星級類別和級別、培訓級別、綜合評價系統等，計算機會自動進行分析判斷并顯示出來；

（4）可為全區各地市血站志愿者提供信息交流的平臺，通過這個平臺，可以使各地志愿者對本地區開展無償獻血志愿者服務的經驗進行廣泛的交流，大家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從而促進志愿者隊伍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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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患者體檢情況確定檢查項目

臨床對疾病的控制或者保健目的，首先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患者那一項作為檢測目標。根據患者的病例，體檢情況，以及可以接受的費用標準，確定檢查項目。另外，要根據臨床實際情況，對一些醫學可以論證并提供資料的項目進行檢測。切不可以迎合患者，做出不科學的檢測項目。

（2）制定預防措施

現代醫療保健中，疾病的預防是最為重要的一項。老年癡呆癥患者在老年群體處于高發病癥，對于預防群體性醫療事故必須高度重視。臨床試驗和實際的臨床數據可以明顯發現老年癡呆癥患者在老年群體中所占的高危比例，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的生活環境發生重大的改變，環境對于基因的變異所起的重要作用從而導致老年癡呆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循證醫學表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理飲食、堅持運動、良好心態有助于老年癡呆病癥的預防；同時，對有適應癥的對象，嚴格控制飲食是有效的預防措施。

（3）結合實際給出治療方案

循證醫學重要的作用就是通過儋證實踐，去發現效果更好的治療方法，摒棄效果差的治療手段。根據儋證醫學原理制定出具體的臨床指南，醫務人員根據指南提供醫療服務。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和患者進行溝通，讓患者提出治療問題，再根據具體要求確定治療方案，這時，一方面不能一味摒棄患者的意愿，要對具體要求經過嚴格分析；另一方面，臨床實踐是否支持新的治療方案也需要論證，切勿盲目執行。

（4）循證醫學有助于預后判斷

醫學上很多疾病的預后都是沒有具體的記錄，或者記錄不符合實際癥狀，循證醫學對患者的癥狀進行記錄，對有效的方法記錄，為下一次治療打好基礎。通常醫療人員根據循證醫學原理，經過科學的分析，給出了一年內發病的概率。循證醫學在實際應用中要根據實際情況，在現在國家的醫療體系不是很完善醫療水平不是很到位的情況下，一方面要考慮到患者的經費問題，另一方面也要根據患者自身的意愿選擇最佳治療方案。

2.研究意義

循證醫學原理對老年癡呆癥的治療意義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目前有關老年癡呆醫療保健的措施還不普及，還沒有很多的經驗可以積累。管理部門應通過有效的教育手段．加強保健醫生的培訓和教育。引導從事干部醫療保健的醫務人員學習和應用循證醫學知識，提高利用循證醫學證據的能力。循證醫學的運用，極大的改善了大學生的醫療保健狀況，這為我們臨床積累了第一手資料，極大提高醫務人員的水平，對成體系的實施醫療保健措施提供了依據。另一方面，醫療保健水平提高的第一受益人還是患者，對患者的身體健康是一個保障。循證醫學更注重患者和醫生之間的交流溝通，重視改善醫患關系，使得病人與醫生之間并非單純的治療與被治療的關系，醫生在充分對患者的疾病及心理的了解之后作出更準確的判斷。同時病人需要在充分知情(包括治療方案的選擇種類、費用、預后等)的情況下。對自己疾病的診斷、治療做出選擇，參與醫生的醫療決策，有助于治療效果。長遠來看，這種醫療保健方式節約大量的醫療經費和醫療資源。同時也是為以后醫療保障體系的建立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二、項目的研究背景、目的、方法和技術路線時間安排等項目內容以及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1.研究背景

中醫歷代文獻中并無老年性癡呆這一病名，而多散見于“癲疾”、“狂證”、“郁證”、“文癡”、“善忘”等病證中。近年來，治療老年性癡呆運用針灸機理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有人發現針刺能使利用聽覺刺激引起的條件相關腦誘發電位P300潛伏期顯著縮短（P<0.001)。劉氏等則發現針刺可明顯降低血管性癡呆病人的血液流變學各項指標，同時針刺對腦血流圖異常波幅有雙向調節作用，可使波幅差減少，流入時間延長。在近年來對老年癡呆癥的研究中，對于其發病的具體機制并沒有完全的明確，然而在老年癡呆癥的癥狀的發生之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就是基底前腦萎縮。老年癡呆癥的患者在早期的主要表現為大腦后扣帶皮層以及其內側顳葉和定下小葉代謝下降，后扣帶皮層以及海馬與整個大腦區域聯系減少也作為診斷老年癡呆癥的一個重要的生物標記。在老年癡呆癥患者的發病初期，患者伴隨著大腦后部區域白質的損傷，其損失的分布以及相應功能出現的障礙是相符的，并且這種損傷可以通過彌漫張量成像的方法來分析，不過也有不少的研究發現，當老年癡呆癥患者發病的時候，患者體內的神經元以及小膠質細胞會出現膠質細胞以及血管內皮細胞的前列腺E合酶微粒含量會出現上調的情況發生。然而，也有研究發現，老年癡呆癥可能還跟個體基因遺傳易感有著一定的關聯性。

β-內啡肽（β-endorphin)是由Li等首次通過動物實驗從駱駝腦垂體分離并弄清其主要的化學結果的，直至近些年來，也有不少的研究中先后發現大鼠下丘腦弓狀核以及分布于其附近區域的β-內啡肽能神經元胞體，研究還發現β-內啡肽免疫反應陽性纖維分布于第3腦室管膜下層，室管膜上皮細胞之間，腦底軟腦膜中，室周區，室旁核等。β-內啡肽不僅是內源性的鎮痛物質，同時還是對人體應激的激素之一，它參與著機體的循環和呼吸系統等方面繼發性應激損傷的過程，在劇烈急性的疼痛過程中，可以引起人體內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增高。本次的研究主要通過使用免疫治療的方法對老年癡呆癥患者進行治療，并監測記錄老年癡呆癥患者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的變化，從而了解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的變化對老年癡呆癥臨床作用及意義，證明降低老年癡呆癥患者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癡呆癥患者的病情，從而為今后對于老年癡呆癥患者的治療提供重要的理論證據。

2.研究目的

中醫學雖無老年癡呆病名，但早在《內經》中即對腦髓的生理、病理及其與臟腑、組織的聯系有較全面的論述。本次研究通過使用中醫針灸治療的方法對癡呆的大鼠進行治療，并監測記錄老年癡呆癥患者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的變化，從而了解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的變化對老年癡呆癥臨床作用及意義，證明降低老年癡呆癥患者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癡呆癥患者的病情。

3.研究方法

實驗模型以患有癡呆癥大鼠為研究對象，取其中78只雄性大鼠進行分組，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取39只作為對照組，其余均以致癡呆后作為治療組，通過使用中醫針灸治療的方法對癡呆的大鼠進行治療，而對照組中的大鼠不進行任何治療工作，使其處于常態。觀察兩組大鼠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通過兩個月進行持續性監測，記錄兩組人群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變化。

4.技術路線及時間安排

有實驗研究根據國際標準頭針穴選取頂中線（MS5)；額中線、額旁1-3線（MS1-MS4)（雙側)；顳前線（MS10)；顳后線（MS11)；MS10及MS11均取病灶側。然后將針沿頭皮15-30o角斜刺進帽狀腱膜下，進針深度3cm，得氣后留針，在針柄上連接WQ－10C型多用電子穴位測定儀，密波變動頻率200次/分，強度一般以病員能耐受為度。留針30分鐘，每日治療1次，每周治療5次，休息2天，總計8周。結果：治療60例老年性癡呆患者，顯效8例，有效33例，無效19例，總有效率為68.3％。有研究采用四神聰、風池（雙)、內關（雙)為主穴，并隨證配穴，髓海不足取絕骨、風府；肝腎虧虛取肝俞、腎俞、足三里；脾腎兩虧取足三里、三陰交、太溪；心肝火盛取太沖、行間、俠溪、神門；痰濁阻竅取豐隆、中脘、足三里；氣滯血瘀取血海、開四關，針刺得氣后，連接上海產G6805電針治療儀，施以連續波，頻率為2-4次/秒，刺激量以患者耐受為度，研究時間大概為2-3年。結果治療血管性癡呆患者31例，總有效率為83.87％。

有學者研究根據醒腦開竅法為主治療老年性癡呆26例，總有效率為92.3％。具體方法取水溝、百會、大椎、風池、內關透外關、太溪、懸鐘，其中水溝、內關透外關用提插強刺激手法，太溪、懸鐘、大椎用捻轉補法，風池、百會用平補平瀉手法，留針20分鐘，出針后用艾條灸百會、大椎，每日1次，10次為1療程。李氏[14]等取穴1)人中、四神聰、神庭、本神、足三里、太溪、懸鐘；2)百會、大椎、命門、肝俞、腎俞毫針刺，用捻轉和提插補法，兩組穴位交替使用，肢體穴位以艾炷直接灸為主，頭部穴位以針刺為主，治療血管性癡呆18例，顯效5例，有效11例，無效2例，總有效率為89％。沈氏[15]等取神庭、合谷、神門、間使、足三里、三陰交、太沖為主穴，并配合百會穴隔藥餅灸，留針30分鐘，隔日1次，30次為1療程。共治療40例老年性癡呆患者，結果：顯效10例，占25％；有效24例，占50％；無效6例，占6％；提示針灸對老年性癡呆患者的智能提高及臨床癥狀改善均有明顯的作用（P<0.001-P<0.05)。

器材及藥品：本次實驗所采用的檢驗試劑均由中國醫學科學院核醫學中心提供的血漿β-Ep放免藥盒（最小可檢出3.0pmol/L，批內CV為6.8%)。實驗過程嚴格按照其說明要求操作：中醫針灸治療方法，分別對兩組實驗模型患有癡呆癥的大鼠進行針灸治療，每天對大鼠進行針刺動作，主要的針刺部位為大鼠的命門穴，關元穴以及非穴；樣本采集，對于治療組和對照組中患有癡呆癥大鼠，均于上午9時左右進行血液標本的采集工作，每次均采集1ml，采用放射免疫法進行血液標本的測定；監測方法，本次實驗的過程中，對兩組癡呆癥的大鼠進行血漿β-內啡肽濃度變化監測的辦法：固定每周分別進行治療組和對照組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監測并記錄，治療監測記錄時間持續兩個月。

統計學方法：兩組試驗所有數據分別采用SPSS.V13.0.醫學統計學軟件對進行統計，試驗數據處理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差異比較用t檢驗進行分析。當P<0.05時，則認為有統計學意義，當P>0.05時則認為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

三、預期研究結果

通過使用中醫針灸治療的方法對癡呆的大鼠進行治療，并監測記錄老年癡呆癥患者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的變化，從而了解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的變化對老年癡呆癥臨床作用及意義，證明降低老年癡呆癥患者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癡呆癥患者的病情。經過兩個月的治療后，當患癡呆癥大鼠的β-內啡肽濃度水平明顯低于對照組中患癡呆癥大鼠的β-內啡肽濃度水平，同時當經過兩個月的治療后，治療組中的患癡呆癥大鼠的病情有所減輕，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可推出，降低患癡呆癥大鼠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可以改善癡呆癥大鼠的病情，并可假設，降低老年癡呆癥患者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癡呆癥患者的病情，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對老人癡呆癥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希望通過本次的研究可以從中觀察，沒有經過治療前，監測治療組和對照組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如果沒有統計學意義（P>0.05)，當經過兩個月的治療，治療組和對照組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的比較結果如果發現患有癡呆癥的大鼠的治療組其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的平均水平均低于對照組中癡呆癥的大鼠其血漿β-內啡肽濃度平均水平，就可以視為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5)，并且從臨床主要表現上，治療組的39只癡呆癥大鼠的癥狀表現有所減輕，而沒有經過中醫針灸治療的的39只癡呆癥大鼠并未出現任何病情減輕的情況，同樣可視為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5)，并且證明降低患癡呆癥大鼠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可以改善癡呆癥大鼠的病情，也

就是說，降低老年癡呆癥患者的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癡呆癥患者的病情，血漿β-內啡肽濃度水平對老人癡呆癥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統計學方法：兩組試驗所有數據分別采用SPSS.V13.0.醫學統計學軟件對進行統計，試驗數據處理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差異比較用t檢驗進行分析。當P<0.05時，則認為有統計學意義，當P>0.05時則認為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

四、防治措施

老年性癡呆癥現在已成為老年人群中主要死亡的原因之一，如何防治老年性癡呆癥在人口老齡化的今天尤其重要。由于老年性癡呆癥的病因還不是完全明了，但保護大腦血管，積極防治心身疾病是預防的關鍵。因此人們目前能做到的是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及時檢查凡60歲以上的老年人如近期有遺忘現象，應及時到神經內科就診，做一些相應檢查，以確定是否已患上老年癡呆癥。如已發生，便應實行一系列的早期治療預防措施來延緩它的發展。合理飲食老年人消化功能差，應多食清淡的食物，蛋類、瘦肉、菌菇類，富含卵磷脂、維生索的食品，含鎂的食品，堿性食品等，對改善大腦細胞營養和延緩大腦細胞衰老、增加抵抗力、提高記憶力有明顯的作用，對大腦的健康也有很大的益處。此外，鋁過量攝入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因此應少用或不用鋁鍋。不沾煙酒，長期飲茶有利于降低老年癡呆癥的危險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食物療法既切實可行，又簡單有效。保護牙齒研究人員發現，青年時期缺牙不補，易患早老性癡呆癥。健康人和早老性癡呆癥患者的殘留牙齒數有明顯的差別，而且患者開始缺牙的年齡比正常人小得多。另外，有力的咀嚼不僅能防止大腦老化，還能維護全身健康。積極治療原發病高血壓病、動脈粥樣硬化、高血脂癥、糖尿病、中風等都會引起老年癡呆癥的發生和病情惡化。因此，患有這些疾病的人應及時治療。此外女性補充雌激素也可以預防老年人癡呆癥的發生。保持心情舒暢培養樂觀開朗的性格、廣泛的情趣、善于社交等良好的心理特征。盡享天倫，夫妻恩愛，家庭和睦，廣交朋友培養廣泛的愛好，如繪畫、書法、寫作、集郵等，既可鍛練腦力、又可陶冶情操。聽音樂對改善注意力、增強記憶力、活躍思想、豐富和改善情緒狀態方面有明顯的功效，有利于消除孤僻老人與周圍環境的情緒和理智障礙，加強老年人對人生意義的認識和自我信心。

1.智力訓練

根據患者的病情和文化程度，可教患者記一些數字，從簡單到復雜；亦可利用玩撲克牌、玩智力拼圖、練書法等，以幫助患者擴大思維和增強記憶，從而延緩大腦的衰退，使老年人生活的更充實。

2.生活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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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正是利用這一結論對圖靈測試（Turing Test）[2]進行反駁。圖靈測試和人工智能的結論都堅稱計算機最終會具有人類同樣的智能，能夠理解人類，具有思維。下面擬從中文屋論證的心智哲學進行演進性分析。

一、心智分析的哲學基礎

分析哲學主要進行意義分析，是建立在弗雷格（Gottlob Frege）、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羅素（Bertrand Russell）、摩爾（Gordon E. Moore）和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思想基礎之上的。19世紀后期，弗雷格發明了現代符號邏輯學，并建立了嚴謹精深的語言哲學。當時，哲學研究的本質已經等同于將現代邏輯學與語言概念分析相結合的語言學。維特根斯坦和摩爾在語言分析中進一步發展了弗雷格的邏輯分析方法。這種傳統哲學理論與現代邏輯分析的緊密結合便產生了分析哲學。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種新的分析哲學理論逐漸形成，主要有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對分析與綜合區分的否定，奧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與格賴斯（Paul Grice）的意義理論的結合。

（一）杜恒-奎因論題（Duhem–Quine thesis）

奎因（1953）【3】認為，科學話語是一個復雜的網絡化整體，包括邊緣層、內層和中心層。經驗證明只是在邊緣層對科學話語進行證明，這種經驗證明可以產生各種可能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并不是完全由邏輯分析產生，相反地，邏輯分析在試圖進行各種實用性或實踐性的調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經驗特征。當今的大部分哲學家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奎因對分析與綜合區分的否定。對分析與綜合區分的否定對分析哲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奎因的這種整體論思想受到法國科學哲學家杜恒（Pierre Duhem）的極大影響，因此被成為”杜恒-奎因論題“。

（二）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和意義理論（Theory of Meaning）

    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使得語言哲學成為了行為哲學的一個分支，而語言哲學和行為哲學又成為精神哲學的下位概念，這些概念的厘清構成分析哲學的理論基礎。塞爾 （1975）【4】進一步把言語及其意圖分為5種基本的“以言行事行為“（illocutionary speech acts），即斷言式（assertives）、指令式（directives）、 獻身式（commissives）、表達式（expressives）和宣言式（declaratives）。在奧斯汀和塞爾之后，言語行為理論研究者力圖與格賴斯（Herbert Paul Grice）關于意義的理論結合起來。格賴斯（1957，1968）【5】指出，在講話者發出言語的目的與這些言語的意義之間有一種密切的聯系，意義是一種自我指稱的意圖，在會話中，人們會接受某些心照不宣的原則，格賴斯將其稱之為“會話準則”（conversational maxims），即質量準則（maxim of quality）、數量準則（maxim of quantity）、關系準則（maxim of relation）和方式準則（maxim of manner）。

言語行為理論在計算機應用方面主要體現在人機對話的計算言語行為模式和自動分類及檢索。維諾格瑞德和弗洛里斯（Terry Winograd & Fernando Flores，1987）將“言語行為”（Speech Acts）發展為“對話行為”（Conversation for Action）。他們認為，無論在人-人、人-機或機-機之間的交互行為都是一種“對話行為”，計算機處理證明計算機“對話行為”完全可以在一個虛擬世界中模擬各種現實社會行為，如醫生與病人之間咨詢問診等。

    塞爾為了進一步論證，特別將人工智能區分為強人工智能（Strong AI）和弱人工智能（Weak AI）。強人工智能認為，正確模仿實際上是一種心智；而弱人工智能認為，正確模仿是一種心智模式。模仿心智與具有心智是截然不同的。塞爾認為，人工智能系統能夠用以解釋心智，圖靈測試足以建立心智狀態，可是，人腦研究卻與心智研究無關。塞爾認為強人工智能犯了二元論的錯誤。這種二元論認為，心智和身體由不同“物質”組成，“強人工智能只有當二元論假設成立時才有意義，這個二元論假設是：心智起作用時，大腦不起作用。”塞爾反對任何形式的二元論，他認為 “大腦產生心智”，“人的具體心智現象是由人的大腦的具體物理化學屬性決定的”。塞爾的中文屋論證聚焦于“理解”上，認為“理解”就是哲學家稱為“意向性”的心智狀態。

二、中文屋深度論證

鑒于論爭當中的不同論點，在中文屋論證的基礎上，塞爾（1990）【6】進行了更為正式而深入的心智分析論證。受到爭議的中文屋論證的唯一前提或結論稱為A3，而這恰恰得以論證中文屋思維實驗的可靠性。

塞爾首先提出三個公理：

A1）程序是正式的（具有句法）

一個程序運用句法操控符號，并不理會符號的語義。程序可以將這些符號放在適當位置、如何移動符號，但并不知道符號代表什么，也不懂符號的意義何在。對程序而言，符號僅僅是符號。

    A2）心智具有思想內容（具有語義）

我們的思想代表一定事物，并且我們知道我們的思想代表的是什么，這些思想內容是有意義的。

    A3）句法本身并非由語義構成，也不足以構成語義。

中文屋論證正式憑此證明：中文屋里的手冊說明具有句法，因為有一個人在中文屋里移動那些符號，使符號符合中文句法。可是，這些符號并不被中文屋里的人或物所理解，因而這些符號并無語義。因此，具有句法并不足以生成語義。

    塞爾認為這些論證可以直接推出一個結論：

    C1）程序既非由心智構成，也不足 以構成心智。

    勿容置疑，從上述三點可以推出：程序沒有語義，只有句法，句法不足以構成語義。而每一次心智活動都有語義。因此，程序不是心智。

上述論證表明：人工智能永遠不能通過編寫操控符號的程序來制造具有心智的機器。不過，這個結論又帶來另一個棘手的問題：人腦是否在運行程序？換言之，心智計算理論是否正確？針對這個問題，塞爾又提出一個公理來解釋有關大腦和心智的現代基礎科學上的一個共識：

    A4）大腦產生心智。塞爾堅稱，我們可以迅速地、毫不費力地得出如下結論：

    C2）任何能夠引起心智活動的其它系統必將產生與大腦所產生的至少相等的因果力（causal powers）。

大腦肯定具有產生心智的某種東西。這尚需科學來確定這種東西為何物。但是，這種東西一定存在，因為心智存在。塞爾把這種東西叫做”因果力“。因果力正是大腦用以產生心智的東西。如果有任何其它東西可以引起心智活動，那么這種東西一定具有”同等因果力“。“同等因果力”就是用以產生心智的任何其它東西。

由此，塞爾進一步得出如下結論：

C3）任何產生心智現象的人工制品，任何人造大腦，必將能夠復制大腦的特定因果力。而只要通過運行一個正式程序，人造大腦就可能不執行對因果力的復制。

這個結論是從C1和C2得出的：既然沒有任何程序產生心智活動，既然“同等因果力”產生心智，那么可以說，程序不具有“同等因果力”。

C4）人腦實際產生心智現象的方式不可能僅僅憑借計算機程序的運行。

既然程序不具有“同等因果力”，既然“同等因果力”產生心智，那么就可以說，大腦產生心智。從而得出： 大腦并非通過運用程序來產生心智活動。

當然，塞爾的“強人工智能”與未來學家的“強人工智能”不能混為一談，如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的理論。未來學家使用“強人工智能”來描述與人的智能相對的機器智能。庫茲韋爾主要考慮機器所表現的智能的量，而塞爾的論證在量上沒有作出專門限制，認為只要承認智能僅僅是一種刺激而不是心智本身就行了。另外，強人工智能在“背景常識”（Commonsense Knowledge Base）的量上也有兩種看法：一者認為，電腦根本無法具備背景常識，代表人物是塞爾（Searle，1990，1992）；一者堅稱電腦是可以具備背景常識的，主要是電腦儲存的背景常識的量仍然不夠，或者是因為電腦的大量背景常識沒有進行恰當的組織，代表人物是萊納特（Douglas Lenat，1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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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從文學作品意義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現代西方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經歷了三個階段、三次轉折。隨著對文學作品意義的不同解釋，批評作品的方法也隨之而改變。每一階段各有自己的理論中心；每一理論中心下，又有不同的批評流派；各不同流派又有各自的批評方法或體系。從歷史的發展概略地看，現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經歷了：以作者原意為理解作品意義的根本依據的作者中心論，以作品的文本自身為理解作品意義的根本依據的文本中心論，以讀者的創造性理解為作品意義產生的主要根源的讀者中心論三個階段，西方批評界稱之為“3R”。

在讀者中心論興起之前，新批評的提倡者們提出了文本中心論，他們的矛頭之一就是針對以往的以作者為中心的批評方法。他們認為，文學批評所要研究的是獨立于作家個人背景與作品歷史背景的文學文本。他們之所以把作品（work）稱之為文本（text），目的就是為了突出作品的形式和技巧。他們還提出了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感受謬誤（affective fallacy）和細讀（close reading）等理論。可以說，新批評把文本獨立于作家來研究在文學批評理論上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和進步。但是，從文學理論與批評的邏輯發展看來，西方當代文學批評模式在突破了作者中心論的偏見之后，又陷入了文本中心論自足圈套，因為它脫離了一切作品以外的因素。從理論發展史來看，在文學的“作者―文本―讀者”的運作環節中，“讀者”是歷來研究最少，需要填充的最大空白的一環。于是，讀者中心論應運而生。理論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和總體指向會走向讀者并不是一種偶然。本文談談讀者中心論的哲學理論基礎、布萊奇的主觀批評、姚斯等人的接受美學、費施與感受文體學和卡勒的閱讀程式。

一、理論基礎

任何文學藝術理論的發展和更替無不是與同時期的各門學科的進步創新相互影響的。在自然和人文科學方面，二十世紀的西方社會是一個創新的時期。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給人們突破以往所謂的“客觀知識即是人類對事實的簡單的積累”這樣一種偏見埋下了伏筆；哲學家T.S.庫恩（Kuhn）指出科學上是不是所謂的事實要取決于觀察者所引入的對被觀察物的認識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心理學上，人們開始認為人類思維認識世界是通過多個要素建構（configuration）而成的完型（gestalt）來實現的。而完型當中的各個要素在不同的環境（context）中會顯得不同。這就說明了人們的感知（perception）是主動的建構而不是被動的接受（Selden，1985）。最淺顯而又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應該是“鴨頭―兔頭”的圖像。

*此圖既可以看成是向左的鴨子頭，又可看成是向右的兔子頭

這說明：一個觀察者本身又是一個主體，他的感知手段影響到那個客體的本質，甚至首先影響到它的存在。“一個客體被一個主體的動機、他的好奇心、特別是他的語言所限制，并給它劃空界限”。（金元浦，2000）

二、布萊奇的主觀批評

在主觀轉向和讀者中心的研究中，美國理論家戴維?布萊奇（David Bleich）認為，近代以來，西方世界一直遵奉一種客觀范式。按照這種范式，知識被認為是科學家對獨立于他之外的事物進行觀察的結果。知識客體與認知主體沒有任何聯系。對客體的解釋被從屬于那一客體，而對客體的解釋則像客體一樣也獨立于主體。因此，關于一個客體的知識，也像客體一樣，是一種客體。這就是由科學主義（scientism）霸權形成的客觀范式。它確立了解釋的一些標準，包括普遍性、可重復性及可預見性。當解釋對象能通過數理形式或符號邏輯的某種變化得到表達時，就是符合解釋標準的。這一范式幾百年來一直主導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布萊奇認為，我們可能并且應該建立一種主觀范式――主觀批評。這就是我們上面所提到的這時期的作為讀者中心轉向的一些理論基礎了。主觀范式認為不存在獨立的認識的客體，因為在每一種情況下，觀察者的作用都是至高無上的。在主觀范式中，新的真理是由“一種新的語言運用和一種新的思維結構創造的。新知識的創立是知識思維為使自己適應個體發生和種系發生的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活動。知識不是被發現的，而是人們創造的”。（轉引自金元浦，2000）

布萊奇從對新批評的客觀范式的批判開始了他的文學美學理論范式的構建。他認為新批評等形式主義延續了一種“科學的”（貶義用）方法，它以藝術作品的客觀自主性為出發點，把文學文本客體化為內部具有連貫的客觀意義的自足的東西，認為藝術是獨立于人類感知之外的客體。但文學藝術的現實實踐和發展都給予這種客觀范式以猛擊。現代文學中早就有人堅持文學的情感和知識的主觀基礎；本世紀初，已有不少作者“轉向內心世界”。這些主觀小說家們承認，主觀經驗的每一種因素都有潛在意義。喬伊斯（James Joyce）、伍爾夫（Virginia Woolf）和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等20世紀文學大師都廣泛表達了對主觀性的發現。主觀性已成為現代藝術經驗的一個基本的和普遍的事實。這種文學的特點自然將閱讀經驗的主觀性提到了顯著地位。特別是在當代文化現實中，主觀范式顯然已獲得了廣泛的發展，它啟發當代文學美學家、理論家建立新的文學的主觀范式。

布萊奇的主觀范式是建立在語言訴動機性質和象征形式上的。既然任何解釋行為都發生于我們內心產生的一種對解釋的需要、欲望和要求之后，所以布萊奇認為“動機”在主觀范式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布萊奇看來，一切認識都是解釋，這種解釋通過解釋共同體被認定是否是最滿意的解釋。這一解釋共同體就是一個思想者、解釋者的共同體，它既是引起象征化解釋的綜合者，又是再象征化及其可適性和價值大小的裁定權威。先前客觀范式中認定的可預見性、可重復（操作）性等解釋標準已不再具有絕對權威，解釋是否滿足了充分條件，更多地依據于解釋共同體的認可。因此，主觀范式關注的不再是作品表面的意義，而應該是接受者對由文學作品的審美對象的主觀閱讀活動。

三、接受美學與期待視野

接受美學（Aesthetic of reception）的誕生地在前聯邦德國南部博登湖畔的康士坦茨，創始人是五位文學理論家：伊瑟爾（Wolfgang Iser）、福爾曼（Manfred Fuhumann）、姚斯（Hans Robert Jauss）、普萊森丹茨（Wolfgang Preisendanz）和施特利德（Jurij Striedter）。由于他們活動在康士坦茨，故人們稱他們為“康士坦茨學派”。這五個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伊瑟爾和姚斯。

如果說戴維?布萊奇從反對傳統哲學的客觀范式來考察當代美學范式的轉折的話，接受美學家姚斯則從解決“文學史悖論”出發，向當代西方美學與批評理論發出了挑戰。姚斯與伊瑟爾為代表的接受美學是作為對德國二戰后風行的內涵闡釋批評的反撥而登上批評舞臺的。它以當代詮釋學（hermeneutics）為哲學基礎，向文本中心論的理論范式發動猛烈攻擊。姚斯清醒地把握了德國及西方文學轉折的歷史語境。他們認為，迄今為止的文學研究一直把文學事實局限在文學創作與作品表現的封閉圈子里，使文學喪失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維度――接受。在以往的文學史家和理論家們來看，作家和作品是整個文學進程的核心與客觀認識的對象，而讀者則被置于無足重輕的地位。實際上，在作者―作品―讀者的三角關系中，讀者絕不僅僅是被動的部分，或者僅僅作出一種反應。相反，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的構成（周寧，1987）。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則必將走向死亡。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之中。也就是說，只有通過讀者，作品才能不斷地被豐富和充實、展示其價值和生命。沒有讀者，文學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這正是文學的歷史本質。

接受美學立足于以往研究對讀者自身理解結構的忽視。姚斯指出，任何一位讀者，在其閱讀一部具體文學作品之前，都已處在一種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識的狀態。沒有這種先在理解與先在知識結構，任何文本都不可能為經驗所接受。這種先在理解就是文學的期待視野（horizons of expectation）。它是在作者、作品、讀者的歷史之鏈中形成的。沒有這種先在理解，任何文學的閱讀都將不可能進行。從作品來看，在每一閱讀展開的歷史瞬間，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即使以嶄新的面目出現，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新的姿態展示自身。它總是要通過預告、信號、暗示等，為讀者帶入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中，一開始便喚起一種期待。讀者帶著這種期待進入閱讀過程，以在閱讀中改變、修正或實現這些期待。

讀者如何進行創造性閱讀呢？與文本中心論專注關于語詞的客觀性不同，接受美學注目于讀者的審美經驗，它認為，讀者的既定期待視野與作品之間存在著一種審美距離。讀者對每一部新作品的接受，總是通過對先前即存經驗的否定來完成“視野的變化”，從而把新經驗提高到意識水平，進入新視野的。一部文學作品在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對它的第一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滿足、超越、失望或反駁，便構成了審美價值的尺度。正是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經驗與新作品接受所需要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性。距離越小，讀者就越容易接受。反之，有些優秀作品在其問世之初并沒有贏得廣泛的讀者的欣賞，因為它們徹底打破了讀者原有的期待視野。讀者只有在不斷提高或發展后方能適應作品。當先前成功作品的讀者經驗已經過時，失去了可欣賞性時，就說明新的期待已達到某種更為普遍的水準。到了這個時候，它便具備了改變審美標準的力量。

作為對文本中心論范式的科學主義的挑戰，接受美學又是對于歷史主義的重新認識和批判。姚斯認為，文學的接受包括文本與讀者相互關系的歷時性方面與同一時期有文學參照構架的共時性方面，兩個方面相輔相成，構成了接受美學主張的歷史性。對于歷史上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的理解、判斷和評價，不同時代的讀者的看法不盡相同，甚至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一方面是讀者期待視野的變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作品本身在效果史的背景上會呈現豐富的“語義潛能”。一部作品的意義潛能不會也不可能為某一時代讀者或某一個別讀者所窮盡，只有在不斷延伸的接受之鏈中才能逐漸由讀者展開。歷史上的經典作品在其產生之初只是開辟了觀察事物、形成新經驗的嶄新方法，但它是歷史距離上的新經驗。隨著歷史推移，讀者、批評家甚至教授們對它的看法逐漸積累下來，進入讀者的視野，成為傳統。這時，不同視野之間發生“視野交融”，這就是調節歷史與現實的效果史原則，是接受美學所強調的歷史性的核心所在。

接受美學認為，文學的功能是建筑在作品的社會效果之上的。任何時代的文學都不可能斬斷文學與社會的聯系。只有在讀者進入其生活實踐的期待視野后，形成他對世界的理解，并因而對其社會行為有所影響之時，文學才真正有可能實現自身的功能。接受美學認為它對文學社會力能的構成特點的看法大大超越了傳統美學的能力，從而綜合了文學的歷史性與社會性之間的距離。文學在社會存在中的特殊作用并不局限于藝術的再現功能，它能打破社會中的舊傳統，改變陳舊的社會習俗，樹立新的社會準則，并逐漸為包括所有讀者在內的整個社會輿論所認可。

四、費施與感受文體學（Affective stylistics）

斯坦利?費施（Stanley Fish）的讀者反應理論是與接受美學有共同之處的。他主張一種“集中于讀者而非集中于文學制成品的分析方法”（金元浦，2003）。新批評的主要觀點切斷了文本與作者、文本與讀者的各種關系，將作品作為文學唯一的本體。文學的意義就貯存在作品這個容器之中，它具有作為客體的不容置疑的客觀性。費施則認為：“語言材料的客觀性是一種幻覺。一行鉛字，一張書頁或一本書是那么明顯地放在那兒――它可以用手觸摸，被拍照或放到一邊――以致它似乎是任何我們聯系在它上面的價值和意義的唯一容器……它采取的物質形式使得我們難以看清它的本質……所有這些都鼓勵我們把書看成一個固定不動的客體。”（王逢振，1991）但是，文學不是這樣一個客體。文學需要閱讀，閱讀是一種活動，“它是運動著的（書頁的掀動，字行的推移）”，而“我們是隨著它一起運動著的”（轉引自金元浦，2003）。因此，文學是一種動態的藝術。費施還認為，文學是一個動態的生成過程，文學的意義是一種事件，是發生于文字與讀者頭腦之間的事件，是一種行為或活動。文學作品的意義不是一種人們從一首詩中取出或得到的東西，或像從硬殼里剝取果仁那樣，而是人們閱讀過程中的一種經驗。“能使一本書具有意義或沒有意義的地方，是讀者的頭腦，而不是一本書從封面對封底之間的印刷書頁或空間”（轉引自金元浦，2003）。文學作品的意義生成于讀者的體驗與創造之中。

費施和文本中心主義理論的對立點還在于，文本中心主義如新批評等理論認為，文學文本肯定存在著一種意義，人們一看就能夠知道意義的存在。費施認為這一理論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中，忽略和貶低了讀者活動。其被忽略是因為文本被認為是自足的――它里面什么都有；其被貶低是讀者的活動被認為是無關緊要，可以任意處理的。費施認為，他所主張的動態過程中，讀者活動應是注意的中心。在這里，讀者活動不是通向意義的方式，而是本身就具有意義。

意義就是一個讀者在閱讀作品時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而不是在他接觸作品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某種東西。他說：“一個句（段落，小說，詩歌）的意義與其文學所表示的東西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或者，說和緩一點兒，一個話語所發生的信息，亦即其要旨，是其意義的組成部分，但并不就等于意義本身。話語的經驗――話語的一切――才是話語的意義。”（轉引自金元浦，2003）既然這樣，那么整個文學要回答的問題就不是“詩含有什么意義”甚至也不是“詩起什么作用”，而是“讀者是怎樣生成意義的”。這在文學批評中可以說是一次根本性的轉移。

這樣一來，是不是文學作品的意義就完全不可決定和預知的呢？費施認為，“有可能描述出每個說話者共用的語言體系的特征”，建立一個“能力模式（linguistics competence）”（ibid.）。他認為：“假如操同一語言的說話者共有一個他們人人都內化了的規則體系，那么在某種意義上，理解就會整齊劃一；也就是，理解將依據所有說話者共用的規則體系進行。這些規則約束著話語的生產――規定界限，……也將約束反應的幅度，甚至反應的方向；即它們使反應在某個范圍內可以被預知和規范化。”（ibid.）這就是說，理解和反應的一致性來源于讀者在對語詞作出反應時所采用的規則的同一性，來源于讀者與作者使用語詞的同一規則。費施所說的按照其規范進行反應的讀者是一個有學識的讀者（informed reader）。這個讀者應具備三個條件：

1.語言材料所用語言的有能力的說話者。

2.完全擁有“一個成熟的……聽者帶到理解任務中的語義知識，包括措辭、造句、習慣用語、職業語言和其它方言等方面的知識”。

3.具有文學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即文學傳統知識。

這樣一個讀者是有閱讀經驗的，完全能夠內化（internalization）文學話語的全部財產，包括從最局部的技巧（修辭手法等）到整個體裁的。

五、卡勒與讀者的閱讀程式

美國批評家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是在結構主義下尋找突破文本中心論而起的。他的基本思路是：一部作品呈現于它的讀者面前的形式，不決定于本文自身，而決定于讀者慣常應用于本文的符號系統。作品之所以具有結構和意義，因為人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閱讀它，因為這些潛在的屬含在客體本身的屬性中，要在閱讀行為中應用話語的理論，才能具體表現出來。這一特殊的方式就是把一部文學作品當作文學來閱讀。這種閱讀決不是讓人們的頭腦變成一張白紙，預先不帶任何想法去讀；而且讀者事先已經對文學話語如何發揮作用心中有數，知道從文本中尋找什么，他必須把這種不曾明言的理解帶入閱讀活動。卡勒從語言的理解開始著手。他論證到使用某種語言說話的人聽見一串語言序列，就能賦予這串語言序列以意義。因為他掌握了這種語言中的音韻、句法、語義系統。據此，他才能對這句話作出結構的描述，作出闡釋。沒有這樣一種內含的知識，即內化了語法，聲音序列對他就毫無意義。同樣，談判一部文學作品的結構，也涉及讀者內在化的“文學語法（grammar of literature）”，即一種“文學的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這就是引導讀者辨認出文學作品的特征的一套閱讀程式（conventions of reading）。這種閱讀程式引導讀者以新的方式看待語言，從以前沒有被發現的語言中又找出了某些有意義的屬性――文學特性。因此，文學的意義不是讀者對作者的暗示做出反應的結果，更不是白板式地反映或摹寫對象，而是一種已成為程式的東西，內化為讀者的能力，是公眾自覺或不自覺認同的程式所產生的一種作用。

在一般的文學教學中，一首詩或一部小說的研究，有助于下一首詩或小說的研究：我們不僅掌握了進行比較的要領，而且懂得了該如何去閱讀。我們漸漸揣摩到一套合適的、有價值的問題，漸漸掌握一套標準，以判斷在某一特定情況下它們是否能產生有益的價值；我們漸漸懂得了文學的種種可能性，以及如何區別這些可能性。我們還可以將這套標準推及另一部作品。但恰恰是這一習焉不察的推論過程本身，即文學研究者們所掌握的那些有意義的形式和特點，需要予以解釋和說明。因此，將不明的東西挑明，建立一套有關文學能力的理論，這就是卡勒規定的詩學的任務。為什么一部作品可能有若干種意義，卻又不是任何一種意義；為什么某些作品起初給人以怪異、文理不通、不知所云的印象，現在又似乎變得可以理解了。有這些事實，所以我們就必須架構出一個文學能力的模式，來對它們進行說明解釋。

總之，卡勒認為，詩學基本上是關于閱讀的理論，他把制定文學能力理論的任務放在首位，而把批評闡釋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就重新制定了文學的程式和閱讀活動的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一顛倒是至關重要的重新定向，具有重要意義。

六、讀者中心論的意義

讀者中心論是在繼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后找到的另一個文學批評的維度，它的出現反映了人類哲學思想上的某些變化，在批評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首先，是把讀者納入了文學的本體研究。在西方文學批評中，對于讀者反應的研究其實一直存在。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賀拉斯、朗吉努斯一直到文藝復興，從奧古斯都時代到19世紀的社會歷史批評，都曾從不同角度關注讀者的反應。但盡管有表面形式和所指對象的同一，實際上它們與西方當代接受、閱讀、反應批評都有著質的區別。讀者批評理論家們提出并論證了讀者反應是否可以被看作詩的意義和組成部分，反應和經驗是否應該成為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有機構成？

其次，是對歷史主義重新認識和批判性的創新。讀者中心論范式下的諸批評話語是作為對文本中心論的駁斥而登上批評的歷史舞臺的。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語義學、符號學及結構主義等批評話語以文本的自足性，以作品的形式、技巧、結構，以文本的語義、符號等唯一的“科學”依據為其安身立足之本，以為脫離了作品與作者、讀者的聯系，脫離了作品與社會生活和歷史的外部關聯，就可以獲得獨立的、唯一的內在本質或內在特性。費施的讀者反應批評、布萊奇的主觀批評、伊瑟爾的審美反應都從解釋學的視角去研究處于過程中的解釋活動的解釋策略，打破了在歷史之外存著某個“清明中立的零點位置的傳統在史觀的幻覺”（金元浦，2003）。同時，這種歷史的角度又不回歸到尋找作者原意的解釋方法中去，不以作者創作或作品誕生的歷史時代的歷史瞬間取代文學以語言儲存的整個文化、歷史和傳統，而是以讀者作為主要的出發點。

最后，是對西方近代科學主義的質疑和批判。幾個世紀以來，現代科學方法在自然領域內的巨大成功，使人們以為這種方法在一切領域包括人文科學也同樣無往而不勝，因此在文學批評中，對文學的科學性客觀性的追求成為西方批評一直追求的目標之一。新批評、語義學與結構主義主張另一種科學化的“客觀”批評，它們視文本為完整的系統，企圖以自然科學和邏輯的精確、細密、嚴謹的操作方法和封閉系統，保證作品意義的“絕對”客觀性。讀者中心論范式下的諸種批評，首先高揚人文主義的精神品格，反對將文學作品看成永不變更的客觀認識對象，看成給定的客觀存在。反對將其藝術思想價值看成超越時間空間的恒量，而文學研究與批評只是發掘這些客觀存在的事實而已。它們關注解釋者和解釋共同體，關注閱讀者的情感、心理、審美經驗等。同時，它也無意放棄對“客觀性”的追求。它引導文學批評將目光轉向個人的前理解與歷史傳統的關系上來。這種關系不能由任何個人主觀隨意地選擇或決定，而是存在于個體主觀意識自身之先。這種先于理解、先于解釋、先于主客體分離之前的歷史存在中，包含著極深刻的客觀性。

結語

讀者批評作為文學批評的一種新方法，它將讀者的閱讀活動推置于文學批評的中心，并把讀者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帶來了文學批評的又一次轉向。這一轉向對于糾正脫離民眾、孤立研究文本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讀者中心論在了作者的權威和否定了文學作品的自主性之后，又樹立了一個新的權威，一個訓練有素的讀者形象。這種超常的“讀者”形象將會使讀者批評“重蹈絕對意義的覆轍”（王先霈，1999）。

對于讀者批評的局限性，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姚斯也曾說過：“接受美學并不是獨立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它并不足以解答自己所有的問題。我們不如說，它是對方法的片面反映，它不拒絕任何補充，而且還有賴于跟其他原則配合。”（轉引自劉小楓，1989）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活動，是作者和讀者的共同創造，在強調如何發揮讀者的生產性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作者創作中的精神活動。將讀者批評與作家批評結合起來，似乎是我們要解決的一個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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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先霈.文學批評原理［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篇6

《世界哲學》開辟了一些學術專欄。如“當代哲學地圖”，刊載對重要地區和國別當代哲學發展輪廓的研究成果；“談學論譯”，開展翻譯批評和概念史討論；“名家訪談”，登載與國內外重要思想家的對話；“誰影響了20世紀中國人的觀念”，著重反映關于現代哲學概念翻譯史的考察和研究狀況；“哲學先賢祠”，刊登關于一些重要思想家的紀念文章；“學術對話”，圍繞該刊發表的若干文章進行建設性的討論和批評；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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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篇8

3、文稿篇幅（含圖表）一般不超過5000字，一個版面2500字內。文中量和單位的使用請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單位最新標準。外文字符必須分清大、小寫，正、斜體，黑、白體，上下角標應區別明顯。 

4、文中的圖、表應有自明性。圖片不超過2幅，圖像要清晰，層次要分明。 

5、參考文獻的著錄格式采用順序編碼制，請按文中出現的先后順序編號。所引文獻必須是作者直接閱讀參考過的、最主要的、公開出版文獻。未公開發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請采用腳注方式標明，參考文獻不少于3條。 

6、來稿勿一稿多投。收到稿件之后，5個工作日內審稿，電子郵件回復作者。重點稿件將送同行專家審閱。如果10日內沒有收到擬用稿通知（特別需要者可寄送紙質錄用通知），則請與本部聯系確認。 

7、來稿文責自負。所有作者應對稿件內容和署名無異議，稿件內容不得抄襲或重復發表。對來稿有權作技術性和文字性修改，雜志一個版面2500字，二個版面5000字左右。作者需要安排版面數，出刊日期，是否加急等情況，請在郵件投稿時作特別說明。 

篇9

標題格式：黑體小2號字 居中。副標題格式：黑體三號 在標題下面左面與論文題目左面對齊。

文學院中文2007級 8班學號07010227姓名杜楠指導教師；劉貞

（黑體小4號字 居中）

例如： 2001級9班0100012張展展指導教師： 李麗麗.

標題和正文之間要有中文摘要和關鍵詞。

“中文摘要”和“關鍵詞”用黑體小4號字，頂格。具體內容用楷體小4號字，

1.5倍行距。

中文摘要是指論文的內容不加注釋和評議的簡短陳述，具有獨立性和內含性。其內容說明論文的主要內容、結論等。摘要必須體現第三人稱要求，不能使用“本文”、“作者”等詞語作為主語。約300-400字之間。

例如：

中文摘要：文學作品的語言與信息不同，前者是交流工具，后者是內容。文學作品信息是變化是經常發生的，而語言的變化都非常緩慢。……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屬于對立美學范圍的文學作品有三個特征：（1）語言所指對象的變化；（2）語言鏈條中各銜接環節有意脫缺，讀者在閱讀時必須發揮創造性；（3）有意違背語言規范。

關鍵詞是論文中出現頻率高、地位重要的詞或詞組，可3—5個，以黑體字符另起一行，排在“中文摘要”的下方。關鍵詞之間以分號分隔。

例如：

關鍵詞：關鍵詞1；關鍵詞2；關鍵詞3；關鍵詞4；關鍵詞5

英文摘要和關鍵詞用羅馬體小4號字（加粗頂格）將中文摘要對應翻譯成英文。 例如：

Abstract：in the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some the phenomenon which is?? Keywords:

正文部分

正文部分的小標題使用黑體小3號字

正文格式：宋體小4號字，1.5倍行距。首行縮進2字符。

論文主體部分格式要求：

序言指引言或緒論部分。簡要說明論文目的、意義、范圍、方法、選題依據等。應當言簡意賅。不要與摘要雷同。一般教科書中已有的知識、理論在引言中不宜出現。

正文（用宋體小四號字）字數應在8000-10000字。內容必須是實事求是、客觀真切、正確完備、合乎邏輯、層次分明、語言流暢、結構嚴謹，符合科學和專業的有關要求。文中所用的符號和術語應采用本專業學科的權威機構或學術團體所公布的規定。引用他人材料要注明出處。

結論應準確、清晰、精煉，也可在結論或討論中提出建議、設想或尚待解決的問題。

論述的具體要求：論文的層次，其結構序號應按一、（一）1. （1）①等差排列。

序號與名稱既是論文組成部分、標題，也是提綱。

正文中的成段引文部分，格式為 仿宋_GB2312，小四號字，左縮進2字符，首行縮進2字符。段落間距為段前段后各1行。

注釋（注釋兩個字用黑體5號字，頂格；其他部分則一律用宋體5號字）：文中引文 要注明出處，一律1

用尾注。順序和正文引文順序一致，序號為①②③??。引用的期刊要注明：序號、作者、書名、出版單位、出版年月、頁碼。引用的報紙要注明：序號、作者、文章題目、報紙名、出版年、月、日。

例如：

注釋：

①陳思和《探索小說集》[C]上海文藝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1986年版 第81頁

②[德]黑格爾 《美學》[M]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7頁

注釋與參考文獻均采用GB7714－87順序編碼編制格式，其中，參考文獻類型；專著－M、論文集－C、報紙文章－N、期刊文章－J、學位論文－D、報告－R、標準－S、專利－P；從專著或論文集中析出的文獻，建議用A（未說明文獻類型者用Z）。電子文獻類型：數據庫－DB、計算機程序－CP、電子公告－EB；電子文獻的載體類型：磁帶－MT、磁盤－DK、光盤－CD、聯機網絡－OL；

例如：

①[德]伽達默爾《哲學闡釋學》[M]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版

②張卉《淺析村上春樹小說中的“孤獨”》 [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9月第5期

??

參考文獻（用黑體五號字，頂格；其他部分用宋體5號字）。指在論文寫作中瀏覽、閱讀的文獻、資料、圖書目錄，且沒有在論文中引用具體內容的部分。（包括直接引用的間接受到啟發的文獻）。序號為1.2.3.??。除頁碼不標外，其他格式如：引用的期刊要注明：序號、作者、書名、出版單位、出版年月。引用的報紙要注明：序號、作者、文章題目、報紙名、出版年、月、日。

例如：

參考文獻：

1.[德]伽達默爾 《哲學闡釋學》[M]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版

2.??

論文最后標識：（字體是隸書4號）200*年月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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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篇的頁邊距為word文檔的默認設置，即左右為3.17cm,上下為2.54 cm論文通篇行距為1.5倍。插入頁碼位置在頁腳居中。

? 文檔的名稱格式順序為 （字體全部在半角狀態下輸入）

請保管好論文一、二稿及一稿、二稿的“修改意見”，并與開題報告、定稿一起交給指導老師。

篇10

《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SCI）是享譽全球的文獻檢索工具[1]，其作用是幫助科技人員查閱最新科技文獻，跟蹤最新學術前沿，了解最新學術動態。然而，近年來相關文獻[2-3]紛紛報道我國科技領域逐漸把SCI泛化、異化，以SCI收錄論文數量來衡量單位或個人科研學術水平的高低，并作為職稱晉升的重要評價指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SCI熱潮”。就連國外Nature雜志也報道SCI在中國學術界存在不良現象和弊病[4]。本文就SCI在醫院的價值定位進行相關調查和討論。

1資料與方法

其一，選擇河南和山東14所醫院、2所療養院、2所衛生研究機構為單位調查對象，采用電話咨詢所在單位是否將SCI論文列為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是否對SCI論文有重獎措施。其二，選擇上述兩省4所三甲醫院221名醫療技術人員為個人調查對象，采用匿名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對SCI論文的看法、對SCI論文引入評價指標（職稱、學術、獎勵）的看法、對SCI論文收錄數量與醫療水平關系的認知、SCI論文能否實踐轉化的認知。

2結果

2.1單位調查結果與分析

18所醫療單位均將SCI論文定為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在獎勵措施上，18所醫療單位在2013年前全部有經濟獎勵。之后，14所醫院取消了經濟獎勵，而是在職稱晉升上加大了分值，說明純潔學術風氣正在醫院興起，4所醫療單位仍有經濟獎勵。

2.2個體調查結果與分析

4所三甲醫院發放問卷240份，收回有效問卷221份，回收率92.1%。其中，本科42人，碩士141人，博士38人，分別占19.0%、63.8%、17.2%；醫類152人，藥類21人，技類48人，分別占68.8%、9.5%、21.7%。

2.2.1對SCI論文的看法從選項統計看，“為職稱晉升做準備”占50.7%，與單位調查中“SIC論文列入職稱晉升指標”相符，說明被調查人員在某種程度上背負著單位指標的壓力。其次是“為醫院科研做貢獻”占12.7%、“為臨床服務”占7.7%、“提升自己能力”占4.6%，其他為多選次數占24.3%。

2.2.2對SCI引入評價指標的看法從選項統計看，選擇“有合理性但不是唯一”占59.3%，說明多數被調查人員能理性看待SCI。其次是“不合理”占13.2%，“合理”占7.2%，“不做評判”占4.5%，其他為多選次數占15.8%。

2.2.3對SCI論文數量與醫療技術水平關系的認知從選項統計看，“SCI論文數量不能反映醫療技術高低”占45.2%，“SCI論文數量與技術無關”占39.3%，說明多數被調查人員明白SCI論文與臨床實踐的區別。其次是“SCI論文數量能反映醫療技術高低”占6.8%，“SCI論文數量多技術越好”占4.2%，其他為多選次數占4.5%。

2.2.4對SCI能否實踐轉化的認知從選擇統計看，“不知道”占49.7%，說明多數人對SCI的認知還停留在只是發文，沒有理解其實踐轉化的意義。“沒有轉化”占19.9%，說明SCI論文并沒有完全運用于臨床實踐。其次是“轉化”占17.3%，“個別轉化”占13.1%。

3討論

3.1SCI論文在醫院價值認知調查反映出的問題

其實，“SCI熱”之現象是全球性的，并逐漸蔓延和加劇[5]。但是，在SCI論文價值認知上，國外多數醫療機構沒有刻意將SCI論文設定為指標，而是更加注重通過SIC論文對某種疾病、某項研究的評估，注重其實踐轉化[6]。本次調查并結合相關文獻報道，發現以下問題。

3.1.1以SCI論文論英雄國內多數醫療機構把SCI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醫院之間的競爭、個人進步的評價，都與SCI緊緊捆綁，把SCI論文列為“剛性指標”[7]。在臨床上有相當一部分能看病、能解決疑難病癥的醫生，只是沒有SCI收錄的論文，在職稱晉升中被甩在后面，嚴重挫傷了積極性。這種以SCI論文論英雄，必然在醫院造成本末倒置的現象。

3.1.2對SCI基本概念的認識不足不少醫院盲目“崇拜”SCI，對其發展歷史、收錄特點、評價方法并不了解。本次調查中的某院對全院科主任進行考評，把SCI列為評價指標，結果管理、信息、情報、工程等科主任排在末尾。這就暴露醫院管理者對SCI基本概念認識不足。SCI是一種文獻檢索工具，收錄的重點是自然科學，也就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而信息學、情報學、管理學屬于社會科學。這種“一刀切”式的評價不科學、不合理、不公平。

3.1.3SCI價值本質的扭曲2013年前多數醫院對SCI論文給予經濟獎勵，吳咸中院士報道有的醫院SCI論文可得到幾萬乃至十幾萬、二十幾萬的年終獎勵[8]。此外，也有根據影響因子系數進行獎勵，如影響因子系數0.3獎勵3000元，系數1獎勵1萬元，以此類推。這種誘惑式獎勵條件，扭曲了SCI的科學價值定位，把醫務人員引向金錢的誤區，最終導致醫院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價值觀的滑坡。

3.1.4優質論文相繼外流國家自然基金成果都是以論文形式呈現，各類基金成果對SCI收錄的論文給予優先，加之各醫院優厚的獎勵條件，導致優質論文大量外流，造成國家花錢資助的研究成果被外國人享受，受益的首先不是中國人[9]，導致國內核心期刊高質量論文組稿困難，影響力較低，最終使國家科技實力受到影響。

3.1.5由SCI論文引發的學術造假在國內把SCI論文過度化的影響下，帶來的是SCI產業鏈，出現了一批打著知識創新的網站，明碼標價提供從、翻譯、刊用“一條龍”服務。于是，造假、剽竊成風，學術腐敗、欺騙泛濫成災。有報道2009年國內銷售額達10億元[10]。試想，脫離了臨床實踐的論文，談何促進醫學創新的發展。

3.2SCI的價值定位

3.2.1充分肯定SCI在醫院的作用價值其一，我國科研成果產出形式之一是，所以，醫院SCI論文產生得越多，科研成果獲獎率相對就高，對醫院科研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其二，把論文投向被SCI收錄的國外醫學期刊，既可得到國際專家對論文的指導，也有助于英文寫作水平的提高[11]，對提升個人素質有一定的幫助。其三，在同等條件下選拔人才，必須有一套評價系統為依據，以體現公平公正，SCI作為評價指標之一具有合理性。

3.2.2SCI論文要有但不是唯一國家應積極推進科技政策導向的改制，SCI論文要有，但不是唯一。不能將SCI論文成為逐利的工具，作為衡量醫務人員的砝碼。提倡開展醫療績效評價方式，SCI要有，但臨床實踐、業務能力和醫療安全不能忽視，才能充分調動各層次醫務人員為臨床服務的積極性。

3.2.3科學了解和評價SCI2014年，韓啟德、吳孟超、吳咸中等33名國內著名醫學專家聯合倡議“正確對待SCI，盲目熱衷有弊病”[12]。其實，SCI自身也存在弱點和缺陷，如影響因子就是造成評價偏倚和失真的例子。影響因子是指該期刊被引用情況的相對均值，并不是某篇論文的影響因子。期刊影響因子為4，并不代表論文的影響因子為4。因此，在正確了解和認識SCI的同時，取其精華，融合本國特色制訂出更加科學、合理、公正的評價標準，使評價機制回歸本源。

3.2.4遏制由SCI引發的學術造假2014年某網站報道了《科學美國人》雜志對國際期刊進行抄襲調查，結果所調查的百人名單中，96篇來自中國[13]。當然，學術不端的行為并非我國特例，國外學者報道2047篇被撤銷論文中，抄襲和偽造占撤銷論文總量的67%[14]。上述現象應該引起我國科技領域的深思和注意。首先，醫院要加強科研的規范化管理，遵循科研倫理，注重醫務人員的學術道德教育，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有效預防。其次，政府要整頓網絡，取締論文中介組織，堅決遏制學術造假的不良風氣。

3.2.5明確SCI論文與醫療實踐的相互關系SCI論文的終極目標不是獎勵刺激，而是能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醫療實踐，在臨床上得到推廣應用、解決疑難病例，為人類生命健康作出新的貢獻。如果只是為了SCI論文去科研、去提升職稱，就是混淆了SCI論文與醫療實踐的相互關系。因此，SCI論文在醫院的價值定位關鍵在于將研究成果進行醫療實踐轉化，提高臨床疑難病例的診治和預防水平。

“SCI之父”Garfield博士曾說，SCI是一個國際標準數據庫，用這個標準衡量科研人員，或以收錄論文數量評價科學研究不合適[15]。雖然SCI對促進我國科研學術、衡量醫務人員學術水平具有參照價值，但是國家科技領域應注重政策導向宣傳，醫院也要辯證看待SCI利弊，制訂出科研與臨床績效相結合、定量和定性相結合、成果與轉化相結合的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多維性的評價體系。值得欣慰的是，隨著國家反腐倡廉的深入，醫療機構正在逐步整頓，通過調查筆者看到不少醫院取消了對SCI論文的重金獎勵，而是更加注重臨床實踐與成果轉化。“以SCI論英雄”的局面必將得到改善，醫院的學術風氣也將逐漸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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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論文題目：不超過26個字，可分兩行排列，中英文對照。

(2)指導教師：論文作者本人導師。未經學院學位評定委員會遴選且在研究生處備案的合作指導教師，不得在學位論文上署名;署名的合作指導教師人數不超過2人。

(3)學科門類：專業所屬的學科門類，如哲學、經濟學、法學、理學、管理學等。

(4) 專業名稱、研究方向：應嚴格按照專業目錄和培養方案填寫。

(5)日期：學位論文完成時間。

(6) 論文封面顏色由專業點自定，各專業可選擇不同的顏色以示區別。

獨創性聲明和關于論文使用授權的說明

附于學位論文摘要之前，需研究生和指導教師本人簽字。

中文摘要

碩士論文摘要一般為500-1000字。內容包括研究工作目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結果和結論，應突出本論文的創造性成果或新見解，語言精煉。摘要應當具有獨立性，即不閱讀論文的全文，就能獲得論文所能提供的主要信息。

英文摘要

與中文摘要對應。

目錄

篇12

休謨的主要哲學著作包括《人性論》，《人性論》第一卷改寫而成的《人類理智研究》，《人性論》第三卷改寫而成的《道德原則研究》和《人性論》第二卷改寫而成的《論情感》，以及《<人性論>概要》和宗教哲學方面的《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對話錄》等。其中，《人性論》是目前較為公認的休謨最重要的哲學代表作，也是西方哲學史上的一部經典。

黑格爾述評休謨哲學、介紹休謨著作時提到了兩部著作。第一部著作就是休謨的大部頭專著《人性論》。但黑格爾概述休謨哲學時沒有從《人性論》引用一句話，而是引用布勒寫的《近代哲學史》和鄧尼曼寫的《哲學史綱要》。如果黑格爾讀過《人性論》，那么即便他反對其中的觀點和論證，在談休謨哲學內容時也應該會引用《人性論》中的原文。所以，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大膽但似乎并不太冒險的判斷—黑格爾述評休謨哲學時沒讀過休謨《人性論》。同時，我們似乎還可以再做出一個類似的判斷—黑格爾了解休謨哲學主要是通過他所引用的布勒的《近代哲學史》和鄧尼曼的《哲學史綱要》。

黑格爾述評休謨哲學介紹休謨著作時，除了上面說過的《人性論》，還有一部《關于若干題目的試論和論著》。黑格爾介紹時說這本書的“第一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學方面的試論》。而實際上1742年休謨出版的是《道德和政治論文集》(或譯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試論》)。在休謨的理解中，“道德學和批評學研究人類的品味(tastes)和情操(sentiment) "，而“政治學研究結合在社會里且相互依賴的人”。基于對“道德學”和“政治學”異于常人的理解，休謨把他的4篇哲學史論文與論及品味與情操的短文，加上政治方面論及政府的第一原理等主題的文章一股腦兒編人了他1741和1742年分兩卷出版的《道德和政治論文集》中。這本“論文集”1748年再版時內容雖有刪增修訂，但題目未變。直到1753到1756年出版《關于若干題目的試論和論著》時，休謨才為了更好地適應大眾對書籍內容范圍的理解，把《道德和政治論文集》改成《道德，政治和文學方面的試論》。所以，黑格爾介述他所知道的這部休謨著作時在時間或書名上是出了差錯的。雖然存在黑格爾讀過休謨這部分原著而對原著標示的出版信息記憶有誤的可能性，但似乎更可能的情況是黑格爾參考引用的二手資料誤導了他。

黑格爾對休謨哲學著作介紹的文字中僅提了上述《人性論》和《關于若干題目的試論和論著》，而且很可能沒有讀過《人性論》。至于休謨的《道德原則研究》、《論情感》，以及《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對話錄》等，黑格爾似乎根本不知道。當然，簡要概述《人性論》的《<人性論>概要》是黑格爾去世之后的1938年才重新被發現并確定是休謨著作的，黑格爾就更不可能讀過了。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做出一個風險較小的推斷，即黑格爾介述休謨哲學的內容時，自己沒讀過休謨的《人性論》《道德原則研究》《論情感》《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對話錄》等主要哲學著作。至于黑格爾是否讀過《人類理智研究》，不能確定，但總體上他不夠了解休謨哲學是確定的。黑格爾自己不了解休謨哲學，所以述評休謨哲學時也就不得不依賴和借助二手資料了。

篇13

北京郵電大學的鐘義信教授以《再探“信息”》為題做了本次研討會的首場主題報告，他認為信息概念是一類與物質和能量都很不相同的復雜對象，只能采取主客互動的研究視角加以研究。在信息的本體論定義和認識論定義中，前者是后者的源頭，后者是前者被認識主體所感知的結果，人類能夠獲得、處理和利用的只能是認識論信息。 基于此，他探討了信息運動的基本規律，即“信息轉換定律”，并強調了其超過能量轉換定律的重要性。

中國人民大學的苗東升教授首先對當前學術界關于“信息”概念的多維理解進行了評述，贊賞了由此而產生的世界信息科學和哲學的多元協同發展現狀。其中，他尤其強調了當前中國信息科學和哲學研究仍然存在著唯西學馬首是瞻的諸多弊端，而事實上，中國學術界已經取得了一些優秀的、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例如鄔教授在信息哲學研究中，歷經30多年的辛苦而創立的思想體系，已然形成了能與西方分庭抗禮的“中國學派”。苗教授還意味深長地呼吁廣大學者立足自身，心無旁騖搞研究，力爭信息科學與哲學的“中國學派”的長足發展，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信息科學和哲學研究必然有所成就，為西方所不可及。

北京大學的羅先漢教授以《物信論及其應用》為題做了主題報告。他首先指出廣義信息可由物質的實在狀態及其相關規律來表示，由此，他所提出的物信論認為在存在上，信息要依賴于物質；而在運動變化上，物質則要依賴于信息，物質與信息既彼此不同又相輔相成的對立統一規律，才是宇宙的根本規律。

萊頓大學的詹姆斯?W?麥卡利斯特對經驗數據的信息內容：方法論和形而上學意義進行了詳述，他認為經驗數據是科學觀察和測量的結果，包含著關于世界的信息，表達著世界的結構。科學定律的功能并不在于精簡經驗數據集，而是表征其中的意義模式，且正是這些模式對應著現象。那么，多少模式能夠真正地表征現象呢？這里并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科學實踐表明具有所有可信屬性的模式都對應著現象，所以世界也就具有所有可能的結構。

俄羅斯科學院的康斯坦丁?科林（由約瑟夫? E?布倫納代講）提交了題為《信息的現實結構、科學世界觀和哲學根本問題》的論文。他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化世界和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新理解，基于對現實結構的多元組分中的具體信息現象的分析，他認為除了物質客體、過程和事件之外，在現實世界中，還存在著不可見客體、過程和條件等信息內容。所以，哲學的基本問題研究應將關系看作一種關于現實的可見與不可見的構成要素。

武漢大學的李宗榮等人認為，在計算機芯片植入人體體內以后，能夠與人的神經系統聯合工作，這個事實告訴我們，處于信息進化論過程的這兩個極端被連通起來了。這樣，宇宙間的“信息統一性”被無可懷疑地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證明了。宇宙萬物都具有“物質―信息二重性”，對它們既可以進行物質與信息的一分為二，又可以進行物質與信息的合二為一。信息具有非物質的特征，但它又必須具有物質的載體，因而信息也是物質的。

二、 關于哲學發展和信息哲學研究方法論

西安交通大學的鄔教授做了題為《哲學的發展與哲學的根本轉向》的主題報告，他首先指出現代主流哲學數次轉向的傾向性實質，乃是沿著向認識主體內部日益狹隘的因素的追求來限定哲學研究的主題內容，如此，哲學必將喪失其應有的功能。人類哲學的發展還有另外一條路徑，這就是在一般科學發展的過程中所孕育和展現出來的哲學自身的發展。按照信息本體論的理論，世界（存在）是由物質和信息兩大領域構成的，物質和意識之間通過自在信息的中介相互過渡和轉化。由此，信息本體論學說的建立為變革哲學的所有其他領域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基礎。由于信息哲學首先在存在領域的分割方式這一哲學最高范式的層面上把傳統哲學的“存在=物質+精神”的一般信條改變成了“存在=物質+信息”，并在信息活動高級形態的意義上重新解讀了精神活動的本質，所以，當代信息哲學的誕生導致了人類哲學的第一次根本性轉向。

華中科技大學的歐陽康教授以《前提性反思與合理性評價――信息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為題做了主題報告。他首先提出哲學思考的最大特點是致極性與超越性，尋找信息問題的極限與邊界，進而從發生學、社群學、存在論、認識論、價值論等角度，闡釋了事物與信息的同時同步關系、信息作為環境或存在領域的本質構成、信息作為認識過程的介質及其與價值世界的相關性等論題。最后，他還指出信息的哲學思考具有非常廣闊的領域，包含非常豐富的內容，面臨非常復雜的挑戰，需要非常多維的視角，尤其是綜合化和整體性的研究。

西班牙薩拉格薩大學的佩德羅?C?馬里胡安作為外方主席，做了本次研討會的第二場主題報告。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實踐轉向信息科學中的諸多論題，一門嚴格的信息科學能否最終產生，不僅僅依賴于信息哲學的積極討論，最重要的是要在信息科學自身中構造一種新的思維方法。它建基于主體/客體、元觀察者、自創生、傳播和信息流等方面進行思考，其要點在于關注通向信息實體的經驗性進路；將信息的“不可見的手”作為包括不同信息領域中所有復雜性的巨大成形器；考察信息在其所激發的轉換和不同主體或行動者領域之中的符號化流動，以及在適應性地調整物質結構與自創生過程中的自身呈現。

三、關于信息哲學與其他哲學的關系

漢密爾頓學院的肯?赫羅爾德針對時間和計算的哲學問題，追溯至笛卡爾，強調其時間概念建基于一種行動的同步觀念，因而減少了對于記憶的依賴。而圖靈，還有維納，都探討了經驗的縱向維度。由此出發，他采用格魯普的時間替論，解釋了數據和信息之間的一種經由直覺和計算的不同步的邏輯界面。這種時間的界域哲學導向了一種對在吉爾伯特的共同知識的信息結構中的狀態和共同回憶的闡釋。

哥本哈根商學院的索倫?布赫爾考量的問題在于能否通過將基于現象學的符號學與基于系統和控制論的信息概念結合起來獲得一個關于認知和通訊的跨學科理論。生物符號學就是這么一種試圖整合生物學和符號學的發現，以構造一個關于生命和意義作為自然世界的內在特征的新觀點。生物符號學家強調編碼是三元符號化過程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解釋項在對象和符號（表征項）之間建立動機化的連接。

山西大學的魏屹東教授從信息哲學的視角出發，揭示了信息與認知或者心靈、表征與語言和知識的相關性，認為信息是認知與表征的內容，認知是一種信息處理過程，而表征則是信息的再描述。在本體論上，信息是構成物理世界的一種存在形式（form），“inform”就是“在形式中”，因此，“形式”就是信息的根隱喻，柏拉圖的形式理論是信息哲學的基礎。由此，信息是心靈對自然現象的認知與表征，它似乎是無處不在的、半透明的、非絕對的、離散的、無維的和難以言明的，但可以肯定，信息哲學將與認知哲學聯手探討信息問題。

法國跨學科研究中心的約瑟夫?布倫納就“人格同一性的信息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報告。他認為，人格同一性作為一種復雜現象，對它的思考不能離開對同一性和多元性，以及作為動態過程的二者關系的理解。而他所倡導的現實邏輯恰恰提供了一種對同一性和多元性之間的本體論關系的新理解。同時，鄔先生所創立的信息哲學和元哲學則首先從本體論上對此給予了支持。基于二者的綜合，他指出人格同一性現象的穩定與變化的復雜性乃是一種本體論過程。鄔所提供的人類信息活動的等級結構圖景，有助于人格同一性的建構，而這正是他所建議的一種人格同一性的本體―認識論之路。

四、關于信息社會、互聯網及其倫理問題

維也納技術大學的沃爾夫岡?霍夫基希納（由羅伯特?雅恩代講）提交了題為《“全球性可持續信息社會”――對未來的展望》的論文。他認為社會系統是一種另類的多元進化系統，其所具有的綜合效果便是所謂的共同性。社會系統表現著個體化和社會化的辯證關系，如果個體因素處于中心舞臺，那么共同性則是其附屬。今天，在全球化挑戰的時代，共同性附屬變得不再穩定，因此需要建構一種超系統，以關照所有演員之間的多元化的整體關系，而這正是一種全球穩定的信息社會視野的理論依據所在。

重慶郵電大學的徐仲偉教授在對大數據時代互聯網本質的思考中認為，“大數據”的本質就是對社會事物從量的角度，通過今天的互聯網等技術所產生的，讓我們認識到的，體量浩大、類型復雜、迅速生成、價值巨大的社會事物量的表現（或者說記載、信息）。大數據的出現，是人們對社會事物從量的角度對許許多多的社會事物認識和反映的結果，有自身內在的規律和外在的形式。互聯網在人們的當代生活和工作中從多個維度展現著其巨大魅力，如果從互聯網所表現內容的角度看，其本質實際上就是它的社會性，它所反映的完全就是我們的現實社會。從技術手段的角度看，互聯網的本質仍然是它的工具性。

重慶郵電大學的代金平教授從價值哲學層面對網絡化傳播境域下的信息文化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網絡時代滋生出諸多問題或矛盾，其中最為突出的當屬人類在網絡化傳播境域下信息化生存所面臨的全新的價值判斷、選擇和重構等問題。網絡文化作為信息文化在網絡化傳播境域下的具體表現形式，以自由為根本旨向，然而這種網絡自由必須是在一定的網絡規范約束下的自由，由此便構成了網絡化傳播境域下信息文化的基本價值沖突，進而影響著網絡時代信息文化的其他二元價值沖突。基于信息文化視角的深入分析，他總結認為網絡行為主體的自律才是解決網絡自由與網絡規范沖突的重要途徑，構建和諧的信息文化環境才是解決網絡自由與網絡規范沖突的必由之路。

印第安納大學的科林?艾倫認為，在互聯網時代，能夠獲得極大數量學術文本的數字途徑為人文學科研究者提供了機遇和挑戰。而應對這些挑戰，需要擁有適合機器和人們使用的高質量的數字資源的內容說明。對這些內容的不同歸類方式必然建基于不同目的，因此會導致不同歸類圖式之間更進一步的問題出現。他討論了哲學概念的歸類根據，并分析了一些主要的歸類途徑是如何處理不斷變化的資料的，進而描述了印第安納哲學本體論計劃的目標和方法，并提供了這類利用模型方法的分析案例。

維也納技術大學的羅伯特?雅恩就內在價值本體論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技術和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引起了困惑，使得哲學尤其是倫理的復興成為必要。假定道德價值不是物質 （根據物質一元論），而是道德評價者的一種內在的偶發屬性，那么信息倫理必須建基于這些價值，因為對于人類來講，這些價值仍然與信息時代之前的道德普遍原則相契合。信息有其不同的定義，作為一個價值事物的潛在組成，它影響價值的具體性，也就是說信息和通信技術作為評價主題必須展現自己的價值，而道德行為者也必須證明他所認知的屬性是充分的。

五、關于量子信息、信息量子和計算問題

華南理工大學的吳國林教授以《量子信息與不確定性的哲學思考》為題做了主題報告。他首先將量子信息與經典信息區別開來，指出本體論量子信息是微觀事物的狀態與關聯方式的自我顯現，認識論量子信息是微觀事物的狀態與關聯方式對認識主體的顯現。進而，他從量子糾纏的關聯程度和量子信息的度量入手，闡述了量子信息和不確定性之間的關系，即前者是后者的消除。量子信息表達了量子系統的確定性，不確定性在量子信息（量子技術）作用下可以發生改變，而量子世界又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因此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可以受到量子信息的控制。由此，普遍而言，物質與信息是統一的。

四川社會科學院的有梁教授對“質量―信息關系式與信息量子”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他首先從香農―維納公式推導出一般不確定原理，以及作為一般不確定原理的特殊情況的海森伯不確定原理。基于此，他又結合愛因斯坦的質能關系式得到質量與信息、能量與信息的關系式，闡明了質量、能量、信息三者之間的關系。此外，他還提出了“信息量子”、“信息壽命”、“信息長度”的新概念和新公式，進而分析了引力波的“信息量子”及探測引力波困難的原因。

希伯來大學的以色列?貝爾夫對“信息―計算的轉向：哈金式革命”進行了探討。他所提倡的哈金式革命的標準是跨學科的，能夠集中體現新的研究機構的建立和新的研究方向，而且與重大的社會實質性變革息息相關，所以也應是無邊界的。概括而言，此革命實質在于計算模型和模擬的革命，涉及混沌、復雜性和系統理論中的涌現和還原論中的諸多論題。基于此，他揭示了一個比特的新語義場，其中，信息化手段和計算復雜程度是新的語言，量子比特、黑洞熵和全息原理是新的對象，信息時代（空間/時間/虛擬）則是社會變遷的標志。

亞眠大學的柳渝基于對“信息”與“問題”的西文字源與漢字基因的分析，認為P versus NP問題認知的困惑來自概念認知的困惑：“基于驗證的定義”取代“基于求解的定義”，造成了NP欲捕捉的“不確定性”消失了。結合中國古代哲學家公孫龍提出的著名的邏輯問題“白馬非馬”，她指出P versus NP的關系只能從相對比較的角度來認知，在中國思想里，此認知表達為“陰陽互補原理”，這樣不僅從整體觀出發，能夠解讀P versus NP問題，而且能探討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意義以及中西文化的互補性。

六、關于信息、智能與邏輯的關系

西安交通大學的王小紅教授就人工智能問題，提出機器發現系統檢驗了以及正在檢驗著實在論者與反實在論者在觀察與理論陳述的爭辯中的立場。當數據和假設之間的嚴格邊界崩潰之后，機器發現系統重新發現了更多的經驗定律。她對舊的爭辯和機器發現應用語義信息理論的生產，與應用于厘清人工智能系統和自然智能系統之間差別的成果進行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