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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醫鬧”得以入刑，就其原因則是近來持續頻發的醫療糾紛。在這些醫療糾紛中，患者及其家屬通過破壞財物、侵擾醫療秩序、侮辱傷害醫護人員或在醫療場所滯留等方法鬧事，以此向醫院索取高額賠償。甚至有些人從中發現“商機”，使“醫鬧”變成了一種的“職業”。這些“醫鬧”事件輕則影響了醫療單位的秩序、并讓醫護人員受到了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傷害，重則使得社會的和諧穩定遭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

一、“醫鬧”行為的釋義

在法學領域，并沒有“醫鬧”這個概念，它是學者在社會實踐中提煉出來的一種通俗的說法。在百度百科中對“醫鬧”的定義如下：醫鬧指受雇于醫療糾紛的患者方，與患者家屬一起，采取各種途徑以嚴重妨礙醫療秩序、擴大事態、給醫院造成負面影響的形式給醫院施加壓力從中牟利的行為。這一定義將“醫鬧”的主體界定為受雇于患者方以“醫鬧”非法獲利的第三方，即上述所說將“醫鬧”變為“職業”的人，而從各地所發生的“醫鬧”事件來看，我個人認為，“醫鬧”的主體并不應當僅限于此，“醫鬧”的主體包括患者及其近親屬、朋友等關系密切的人，也包括其雇傭的人，其中這些被雇傭的人即所謂的“職業醫鬧”。

所以，本人認為，“醫鬧”是指患者或患者近親屬、朋友等關系密切的人，及其雇傭的第三方等，因對醫院醫療行為的不滿意等原因，選擇采用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等手段，嚴重侵擾醫院秩序、侵害醫院名譽等行為。

二、“醫鬧”事件產生的原因

（一）法律維權效率低、成本高

訴訟作為糾紛解決的方法，必須要經過嚴格的程序，從到法院開庭，再經過審理到最后作出判決，大部分到醫療糾紛的訴訟都要大約一年的時間，當然這還不包括上訴的時間。而且在中國，執行難是普遍的現象，所以即便患者勝訴，判決能否得到執行也不得而知。不單如此，患者還要負擔大量的訴訟費用，比如昂貴的鑒定費、律師費等等。面對訴訟這種費時費錢還不一定能成功的方法，“鬧”似乎更簡單有效，成為患者首選方法。

（二）醫患雙方地位能力不均等

由于雙方在信息獲取能力上的差異，加之患者方又缺乏專業的醫療知識，因此即使治療有問題，患者及其家屬也很難有證據，醫院就掌握著主動權。而且面對醫院，患者一方處于相對較弱的地位，難以和院方進行平等的對話來獲得相應的權益。各種原因的結合，使得患者有一種在正當的途徑中得不到公正的救濟的想法，因此就會想“另辟蹊徑”來維護自身的權利。

（三）醫療糾紛處理難度較大

醫療糾紛包含于民事行為之中，在民法的調整范圍之內。根據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則，對于這類糾紛，國家一般不直接干預。因此處理醫療糾紛的方法主要就是：雙方和解、申請醫療仲裁委員會等組織機構出面調解、向法院。訴訟這種方式由于上述費時費力費錢等原因，患者一般不會采用這種方法解決糾紛。第一種和解的方法只要醫患雙方在糾紛爭議的焦點上達成一致，簽訂和解協議并遵守協議內容，糾紛就得以解決。然而“醫鬧”會產生就是因為雙方在協商談判的過程中達不成共識，那患者也許就會選擇“鬧”的方式。至于第二種方法也有著一定的弊端：這些組織機構看似中立，但是和醫院或多或少有著一定的利益關系，這就使得患者懷疑裁決的公正性。這樣患者也許像和解的方法一樣選擇“鬧”。這一“鬧”鬧的不僅是醫院的秩序，更鬧出了社會輿論，這樣醫院會因為各方壓力而妥協。

三、“醫鬧”事件背后的法律問題

（一）以法學一般原理分析“醫鬧”

“醫鬧”事件往往產生于醫療糾紛中，根據法學的一般原理：“法律關系屬于社會關系范疇，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是法律關系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關系，而是法所構建或調整的、以權利與義務為內容的社會關系。”法律關系的基本構成要素有：主體、客體和內容。在醫療關系中，主體是醫療機構和患者，內容是在醫療中的雙方權利義務，客體是醫患之間的財產和人身關系。因此，我們可以認定醫療關系是一種法律關系。而醫療糾紛一般是醫患之間因為在診療過程中對治療結果及其產生的原因有分歧爭議，換言之就是對診療護理所產生的結果有異議。醫療糾紛是建立在醫療關系之上的。糾紛一旦出現，糾紛雙方就會尋找解決方法，在一方通過合理合法正當的手段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救濟時，也許就會想通過其他的途徑來解決問題，而這時很多人選擇“鬧”作為一種解決糾紛的途徑。

（二）法律關系雙方的地位

在醫患關系中，患者所面對的不是一位醫生，而是整個醫療機構，同時對信息及相關醫學知識的掌握處于劣勢的患者，因此天然被當作弱勢群體。鬧事者也往往強調自己的弱勢地位。醫鬧者已然使“弱勢”變為了自己的“優勢”，用“弱勢”來為自己的非法行為合理化?？墒?，當我們仔細看看那些被報道的“醫鬧”事件，大多數都是無辜的醫護人員受傷，所以患者真的“醫鬧”事件中的弱者嗎？“醫鬧”的當事人有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專業醫療知識，導致其將親朋的死亡全部歸因于醫院；還有一部分惡性的，是借著醫療糾紛的名義，為的就是向醫院索要高昂的賠償費?！搬t鬧”過程中，不僅影響醫院的正常秩序和聲譽，還會傷害到醫生或其他病人到身體和精神。

保護弱勢群體并不代表著無原則的保護，向弱勢群體傾斜是要有限度的，一味盲目的傾斜可能導致權利的濫用。保護弱勢群體，可以在立法時多考慮弱勢群體，但在執法時，應該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過度保護可能會導致反向歧視。某些明明觸犯了法律的行為，不應該因為實施主體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懲罰。

（三）失衡的權利義務

傳統的中國社會，受“義務本位”思想的影響，對于患者，醫生不以自己的財產或人身為考慮對象，而只是以患者的疾病為思考中心，這就決定了整個社會對醫者的極大信任。這種單方面的義務關系說明了醫者與患者之間沒有太大的利益沖突。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體觀念的出現，更強調的是“權力本位”，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變化，醫生與患者開始對自身有了新的思考。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曾經寫道，“我們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給醫生。這類事情不能隨便托付給一個非常平庸或地位低微的人。因此，他們的報酬必須配得上他們在社會上所應有的且與這樣一個重要地位相稱的信任?！贬t生更多的追求自我價值和自身應得的利益，而患者付出酬金后對自身的生命健康有了更大的期待，如果付出的財產權利得不到相應的對生命健康的保障，醫生和患者的矛盾就此凸顯，雙方開始站在了對立的立場上。而作為醫院單方出具的、患者簽署的《手術同意書》將這一對立更加清晰。這樣的文件使得醫院在醫療關系中處于優勢，最大化的實現了個人權利，但對于患者而言，自己的權利不能夠確定的得到保護，還要承擔更多的義務。這樣的不平衡性使得醫患之間關系更加惡劣。

在我國，大多數民眾對醫院是不信任的。若患者對醫治的結果不滿意，并覺得自己已履行了義務，卻并沒有得到等價的服務，也沒有得到應獲的權益，當醫院沒有達到患者的期待值，那么患者就會要求院方來彌補自己的損失。那么，想要使自己獲得的補償高于損失的患者也許就會采取“醫鬧”來實現這一目的。

四、對于遏制“醫鬧”事件的幾點看法

（一）“醫鬧”入刑的積極意義

曾經因為對“醫鬧”行為沒有相關的規定，大量表面上未產生惡劣后果的事件，通常就會被當作一般的社會治安案件，予以行政處罰，這無疑使的“醫鬧”人員少了“后顧之憂”。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將“醫鬧”納入其中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從社會層面來看，當今中國已經走入了法治社會的新時代，然而醫療機構卻頻頻發生“醫鬧”事件，有些甚至升級為故意傷害等惡性事件，醫院似乎成了法外之地。醫務工作者本身的勞動就是高壓力、高強度的，“醫鬧”事件還使得醫務工作者人人自危，長期處于一種緊張壓抑的精神狀態下，給醫務工作者帶來了不少的負面影響，嚴重影響了醫院的工作環境以及其他病患的生活。“醫鬧”入刑使得“醫鬧”的治理有了法律依據，有利于維護正常的醫療秩序和醫護人員的合法權益。

從立法層面上來看，對“醫鬧”的治理也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原來因為缺少相關的規定，人們往往不能充分的理解“醫鬧”的危害性。如今有了相關的規定，就會對人們認識到“醫鬧”危害性有著積極作用，就會有利于依法打擊“醫鬧”，維護公共醫療秩序，保障醫護人員和廣大患者的合法權益。

（二）構建和諧醫患關系

實際上，刑法只是處理矛盾糾紛的最后的方法。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得從源頭開始改變。有效預防和減少醫療糾紛，并且在發生醫療糾紛發生后迅速及時的做出妥善處理，這才是解決“醫鬧”問題、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治本之策。

首先要保證診療過程中相應的信息能夠公開。醫院將診療過程中與患者治療相關的部分向患者及其家屬公開，使得診療過程中的資料可以完整全面的展現給患方。同時，信息公開不僅僅要注意完整性、全面性，還要注意信息公開的質量，使患者可以清楚的掌握相關信息。

其次是建立公平公正的醫療服務監督機制。想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監督，既需要醫療機構的內部監督，也需要患者方的外部監督，以及中立第三方的監督，將三者相結合設立醫療監督機制，做到公開透明，使患者方相信醫院，即使產生利與自己期待不一致的醫療結果也不會選擇用“醫鬧”解決。

事實上，想要徹底的解決“醫鬧”問題，必須通過整個社會的努力才能得以實現。政府要建立健全的醫療保障體制，完善醫療糾紛解決通道，建立中立的第三方醫療糾紛解決機構；醫務工作者要注重醫德、提高醫術、誠實守信、認真負責、公開透明，努力為患者提供高質量的診療服務；廣大民眾也要學會換位思考，依法維權。只有整個社會攜手努力，才能構建和諧穩定的醫患關系，徹底解決“醫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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