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社會治理條例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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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上午，浙江省綜治辦組織召開《浙江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視頻培訓會，省委政法委副書記、省綜治委副主任朱晨作講話，省綜治辦專職副主任謝小云作專題解讀。健跳鎮綜治辦根據上級要求，組織辦公室全體人員及網格員收看視頻直播。

新修訂的《浙江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經浙江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五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條例》的正式實施將我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條例》對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信息化的職責分別進行了明確，比如規定省政府應依托省電子政務網建立全省統一的綜治工作信息化平臺，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業務信息采集、交換、共享、加工、研判等工作，保障信息安全，并及時向綜治工作信息化平臺提供相關信息數據資料。同時，各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和有關部門也應推進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深度融合，加強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系統的建設和聯網應用，提高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智能化水平。

作為基層網格員，我們更關注《條例》中對于網格化管理工作的規定，其中第二章第九條明文規定：縣（市、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根據地域面積、人口分布、產業布局、社會發展等因素，制定網格劃分和管理的具體辦法，明確相應標準、程序和管理措施。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應當按照網格劃分和管理的具體辦法，在村（社區）劃分網格、配備網格管理人員。網格管理人員協助做好網格管理區域內的基礎信息收集、社會治安巡防、安全隱患排查、矛盾糾紛化解、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宣傳等工作。

《條例》的出臺全面激發了網格員的工作熱情，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我們將不斷提高個人的理論知識水平、開拓工作視眼，使個人的工作能力水平有所提高，注重農村基礎管理工作，引導和鼓勵村民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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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伴隨著這一喜人的變化而來的是都市人巨大的生活壓力。都市人已經越來越處于深層的焦慮，如：住房、就醫、升學、工作等。在快節奏的生活環境下，人們處于信息洪流中，猶如沒有根的浮萍，無所適從，不知道怎樣適應現實環境、工作環境、快速流變的生活環境。

《調解現場》欄目的開辦，正好可以舒緩市民的深層焦慮。它的選題切入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切入到現代人深層焦慮的點上。而且在做節目的時候，一般是請四方――當事人雙方、節目主持人魏靈潔以及欄目的金牌調解員就一個話題、一個矛盾進行敘述、分析及調解。如2011年2月28日播出的《生活壓力，壓碎了我的家》。作為丈夫的葉先生，長期在外打工養家，而妻子葉女士每次打電話談的最多的就是錢。經過欄目組的調解，長期相隔兩地的夫妻陳女士與葉先生二人最終答應給彼此半年的時間，來挽救自己的家。正如在節目最后編導手記所寫的那樣：“生活的壓力有時的確讓人喘不過氣，但是，讓我們克服困難直面生活的理由是彼此的關愛……”這段話，不僅是針對陳女士與葉先生，更是對電視機前千千萬萬的“陳女士”與“葉先生”說的。或許就像現場的調解員所說的那樣，陳女士反復提錢，實際上是一種生活的壓力迫使她必須在乎錢。而這一問題存在于中國眾多夫妻的生活當中。通過該欄目，或許可以幫助有著類似問題的夫妻，緩解他們因為深層生存壓力而產生的焦慮，甚至幫助他們構筑和諧的家庭。

有些問題比較單一可現場解決，有些問題則比較復雜，在現場得不到解決。盡管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最終的解決，讓當事人把郁結說出來，由調解員幫助找到癥結，同樣可以舒緩人們的焦慮心情。

調適孤獨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人是群居動物，然而，市場經濟是一種突出個性，強調競爭，注重個人價值實現的體制。人們從過去一切交由組織，到現在一切必須自己打算。為了個人的生存，人們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交際圈日益縮小，因而常常陷入孤獨的泥沼而找不到出路。

《調解現場》欄目組看見了社會心理的這種病態，所以把選題的注意力放在了這一點上，使節目內容切合社會的需要。這樣一種內容的鎖定、調節的方式，讓受眾感受到的是一種關心，即世間還是有溫暖的。這不僅僅是對節目的求助者而言，在電視機前收看節目的觀眾亦會感同身受。

這可以用格伯納的“涵化理論”來解釋。即“電視反映了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電視觀眾有關社會真實的觀念更接近于電視所表述的符號現實，而非客觀現實；收看電視的時間越長，這種傾向就越明顯。即電視通過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涵化或是培養、教養了電視觀眾的現實觀。” 《調解現場》正是利用電視媒介，向觀眾傳遞出相互幫助的信息，并且讓觀眾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這樣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暗示，影響是巨大的。2011年5月5日《爭吵中搖擺的承諾》，講述的是半路夫妻在一起生活五年之后分開。但是，前夫在離婚后未能履行當初的承諾――支付前妻一筆拆遷款，面臨生活窘境的前妻遂求助欄目組。然而在節目一開始，兩個人就互相指責對方在婚姻生活中的不是，指責對方在節目中撒謊，前夫甚至一怒之下，扔下一句話：“錢，我一分都不會給你”，離開了現場，致使調解中斷。但是，調解員并沒有放棄。在其苦口婆心的勸說下，前夫重回現場。而前妻也一改之前的盛氣凌人，流下懺悔的眼淚。最后，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在整個調解過程中，主持人與調解員始終本著為民解決問題的宗旨，希望通過交流的方式，讓這對前夫妻能夠卸下面具，拉近他們的距離，通過心與心的交流從而解決問題。《調解現場》這種注重當事人內心的想法，走進他們的內心，從而解決問題的方式，打破了人們的心理防線，為觀眾建立溝通渠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調解現場》有助于調適人們的孤獨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鎖定倫理主題，化解親情矛盾

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家庭的和諧，社會的穩定需要家庭的穩定，家庭是維系整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調解現場》在做節目時，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鎖定社會的倫理主題，注意化解親情之間的矛盾沖突。

2011年1月6日播出的《親情利益怎么選》，講述的是一家四個兄弟姊妹在父親死后，為父親遺產的分配而鬧出的矛盾。父親的遺產是一間房子，恰逢拆遷，而使得這四個人鬧出矛盾。這個選題突出了時下社會的一個熱點――拆遷。“拆遷，拆的不是房子而是親情。還建，還的不是財富而是恩怨。”因拆遷鬧出矛盾的家庭應該不止樊氏兄弟姊妹，還有更多跟他們一樣的家庭。對于這方面的知識，他們知之甚少，也不知如何處理。《調解現場》的調解員徐所長在為樊氏兄弟調解的時候，也同時為潛在的受眾答疑。在這個過程中，主持人主打親情牌。這不僅是希望樊家四弟在利益面前顧及血濃于水的親情關系，更重要的是引導電視機前的觀眾正確看待利益和親情。不要為了利益，而罔顧親情。在這一過程中，欄目引導受眾處理復雜問題時，遵循主流價值觀，而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其次，在兩性婚姻當中，該欄目的選題是具有代表性的。《男人有錢就變壞嗎》，涉及到的是整個社會的一種習慣理解，大多數人認為男人有錢更容易變壞。所以該期節目在為求助者調解的過程中，也引導觀眾有正確的認識。再比如說《農民工婚姻開啟幸福生活的密碼》，關注的是農民工的婚姻生活狀態。“農民工”一直是新聞焦點人群，所以通過一期農民工婚姻的節目，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認知。

親情和愛情，構成了都市人感情生活的主要方面，二者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婚姻生活的質量。所以，對倫理問題的正確疏導，幫助的是同求助者類似的大多數觀眾，有助于引導他們回歸正常的精神部落。

《調解現場》對于現代社會的心理療治價值，僅從上述的三個方面做了分析。當然，它的價值還不僅僅是這三個方面。《調解現場》若要做出更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主持人在引導當事人雙方講述的時候，會不自覺地偏向一方，不利于引導觀眾辯證地看問題。第二，在調解的過程中，調解員有時會質問一方，不利于現場氣氛的和諧，也使觀眾在觀看時產生抵觸心理。第三，現代人看這種類型的節目越來越追求實惠。他們帶著自己預設的結局看節目，即希望每次的調解都能成功。因此，該欄目組在做節目的時候，可以更多地選擇結局圓滿的類型來做，而一時難以解決的復雜問題可以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再播。如果欄目組能在這三個方面有所改進，節目會進一步做出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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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族的現代化均離不開自身的民族性。傳統文化是民族積累的歷史經驗，對社會發展影響深遠。考察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調解制度的聯系，不難發現兩者存在共同的價值追求。

傳統文化注重公共利益的思想與調解制度主張服從大局的觀念存在契合點。無論哪個時代的調解，均強調整體利益。封建時代，為鞏固封建等級秩序需要，此時的整體利益主要表現為家族集團利益，調解成為維護等級制度的工具。現代社會的調解，強調社會主義義利觀，主張促進民眾和睦，在引進西方法治理念時，既要尊重個人權利，又不要過分強調個人權利。①因此，在調解中，對當事人權利的救濟，并非主要關注內容，而是主張糾紛主體持大局觀，對利益本身協商，實現利益平衡，維護社會穩定。調解成為社會治理機制中的一環，既然是治理社會的一種權力制度，那么就必須講求對社會整體性利益進行規劃和平衡建設。所以，調解的過程體現了運用法律的齊肅和道德的教化進行社會治理的過程。

傳統文化推崇的“仁愛”與“和諧”的思想與調解制度追求的價值存在契合點。儒家倡導的“禮”、“讓”、“和”的思想，其實是調解制度的雛形，同時也是調解的程序。調解制度能重新被社會青睞，說明它必定蘊含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無法比擬的價值元素。調解制度正是追求形成或恢復關系結構的和諧這一平衡點的制度安排，調解制度體現了強大的“和諧”價值。如今，和諧社會成為核心目標，和諧價值指揮著所有的社會行為，成為法律制度建設的理念支撐。因此，社會對調解制度表現出強烈的依賴，調解制度以其蘊含的和諧價值以及能和平、經濟地解紛優勢得以在社會解紛機制中體現出強大的現實功能。

傳統文化關于禮讓謙和的主張與調解方式解決糾紛需要權利主體的適度讓與的要求相契合。中國講求“和為貴”，墨家的“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思想，強調溫良恭儉讓，為人處世應“事思敬”、“擇善而從”。調解要成功，須講求“讓”，需要糾紛主體對權利的適度讓與。實現“和”，就是利益持有者經過權衡，尋找雙方利益的共同點，在中化解矛盾，謀求最大程度的認同和執行。社會的發展就是要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才能有序推進，進行適度的讓與換取的可能是實質性利益，這符合經濟原則。調解具有的旺盛生命力也許正是基于這樣的文化解釋和文化支持。

從二元結構的社會特征角度考察

二元制的社會結構客觀存在，農村地區缺乏法治基礎。我國城鄉二元制結構難以打破，中國的農民數量以及農業從業人員數量眾多，比重高達49%，農村經濟依然落后，經濟基礎薄弱，缺乏基本的法制環境，法治建設困難，普法活動無法展開，司法所成立不起來，已經成立的缺乏專業法律服務人員。法律在農民眼里仍然是陌生事務，農民發生紛爭，并不會求助于法律援助機構。因此，廣大農民的習慣和思維方式依然沿襲傳統，基層干部仍按傳統方式管理事務和處理糾紛，司法存在遠離中國主體人群的危險。②

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較強的家族勢力，調解成為主要解紛方式。家族組織具有封閉性和自足性，在一些農村地區影響力很強，尤其在南方地區，表現出很強的適應性，發揮著法制難以顯現的作用。家族勢力的作用有二重性，一方面，家族勢力抬頭影響社會穩定。不健康的家族活動對于農村的基層政權是隱患。但另一方面，一些農村地區的家族行為卻是有序規范，家族在修訂族譜、族規、處理紛爭時，主動與政策相適應，對地方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這些農村地區，政府和法院的調解人員已經認識到其正面作用，注意調動這種民間資源。如福建的一些地區，調解員由家族的威望人物擔任，負責調處村民的相鄰權、土地權、婚姻家庭等糾紛，在調處過程中，糾紛主體會對糾紛的處理表現出合作態度，進行權利讓步，解決糾紛。因此，當地的司法人員總結經驗，利用好家族關系調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社會的文明和進步。③所以，在這些地區，糾紛的解決仍以調解為主要方式。并且，在進行農村普法活動的時候，普法人員運用合適方式，首先對這個群體進行普法教育，利用其影響力，擴大法律在農村的作用，收效甚好。

從城鎮居民所處的社會環境分析調解制度在城鎮地區的適應性。城鎮社會居民的自主性意識在不斷增強，個人強調獨立，追求自由、權利的實現。然而，社會性始終是人的本質屬性，自然人不可能游離于其附屬的團體之外。作為單位人，家庭發生糾紛，尋求組織幫助一般是其首選方式，而組織在介入糾紛處理時，常用方式即對當事人開展耐心思想工作，進行勸說，以求和解，并且不排除會利用組織對個體的約束和影響力解決糾紛。即使無單位的居民，也同樣身處組織化程度在不斷加強的各類團隊或民間組織內，如行業協會、社區等。這些組織有自己的管理機制，并且形成自身獨特的文化理念，在這樣的組織影響下，自然人能產生對組織的認同感，組織對于他們而言有吸引力。因此，一旦發生糾紛，組織同樣可以開展調解工作，從中斡旋，提供對話場所，促進成員的協調和妥協。

從國家管理的需要角度分析

如同許多研究者指出的，調解在中國絕不僅僅是一種糾紛解決的技術或方式，而是社會治理的一種制度性或體制性存在。④調解具有政治服務功能，國家的管理對它懷有極強的政治需要，調解實質上是作為國家管理的重要方式存在，具有很強的政治屬性。

調解制度的安排體現了國家進行社會有效管理的政治需要。調解作為解決糾紛的手段被寄予厚望，政府和司法部門期待將調解建設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的思想是總書記對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規律的總結，已經成為指導法院工作的政治綱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指出：“促進和諧，就要牢固樹立公平正義、調解優先、寬嚴相濟、為人民提供法律保障和優質服務的理念。”⑤高層的講話表達了對調解制度發揮政治功能的期望，指揮著各級法院的工作重點，法院工作不僅是審判，更高要求是如何實現審判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

轉型期中國的特殊性決定調解方式作為解紛的慣常性手段得以使用。轉型期的現實矛盾突出，短期內實現全面協調發展不可能，經濟在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城鄉、區域之間的差別在不斷拉大，各種新型的糾紛產生且存在激化趨勢，嚴重影響穩定，使政府面臨管理的困境。因此，建設高效的解紛機制迫在眉睫，調解機制作為一個能排解社會不滿和憤怒的管道，自然得以青睞。法官在處理案件時，以法律為準繩是前提，但同時分解社會壓力更是大前提。法官工作的出發點是講政治、和諧、穩定，案件處理需要法官積極介入，如審理一起企業破產案件，由于企業涉及復雜利益關系，法官需要以法律名義深入企業，行使政府職責，調查企業破產的背景，了解職工、債權人、擔保人情況，進行專業評估，形成認識，作出是進行破產清算還是重整的判斷。假如企業能重整恢復生產，或者企業僅僅因為暫時資金短缺陷入困境，法官要對債權人做調解工作，尤其對有擔保的債權人做大量的工作，動員其從大局出發，暫緩實現債權。如此運作下來，案件一般能夠取得債權人配合，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自然較好。所以，法院調解在這個特殊時期顯現出強大的維穩和發展經濟的功能。

當然，法官積極介入案件不免產生強制調解、違背自愿原則之嫌。所以，在涉及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處分時，法官必須保持必要的消極性和中立性，且應該跟進必需的監督機制。我國復雜時期的糾紛解決，考驗著調解人員尤其是法官的法律智慧和政治智慧。

通過以上從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現實運行幾方面的挖掘，得出這樣結論：調解制度重新被認同和推崇的原因不能排除是制度本身的現實功利性和社會落后性原因所致，但是，其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更是源于傳統文化賦予的精神支撐，其謀求合作的實質和追求和諧的目標符合時代主題，及其講求在尊重分歧的基礎上展開合作對話的解紛方式符合民眾心理。調解制度具有深刻的精神、制度、心理需求基礎，從而使它重獲接受。調解作為中國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并未為現代社會不容，相反，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后現代司法的標志之一。⑥（作者為桂林醫學院人文社科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注釋

①徐靜村：“糾紛與和諧”，徐昕：《司法：糾紛解決與社會和諧》，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46頁。

②⑥肖建華，楊兵：“對抗制與調解制度的沖突與融合――美國調解制度對我國的啟示”，《比較法研究》，2006年第4期，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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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就業現狀

對于初次就業的學生，最關心的問題是所學專業是否與市場需求接軌，在調查中，認為所學專業符合市場需求的，占65%，還有34%的同學認為基本符合市場需求。表明畢業生對所學專業的認同，對就業狀況持樂觀態度。

對畢業生最關心的薪酬問題，根據調查，70%以上的學生初次就業的月收入在1800～2500之間。而在前期的畢業生就業預期的調查中，占85.15%的畢業生將起薪（實習工資）定在2000以上。

畢業生初次就業后工作基本穩定。在調查中，67%的學生工作后沒有更換過單位，24%的學生更換過一至二次單位。這一方面反映了學生和單位的相互認可、相互適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學校與企業間的長期合作。

1.2 人際關系

在畢業生就業中，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團隊協作能力是非常重視的，因為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安心工作、發揮能力的基礎。

根據調查統計，59%以上的畢業生是通過學校提供的招聘機會落實單位的；另外，個人自薦和親朋同學介紹的也分別占18%和16%。這表明學生具有一定的自我推銷能力和融洽的人際關系。工作后，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難題、困惑時，選擇向單位同事、老師交流的分別為50%、22%；向家人、同學訴說的也分別占35%、34%。在認為自己能適應工作主要依靠廣泛的人際關系的為39%。說明學生也認為人際關系在工作中的作用。

從調查結果看，由學校到單位，畢業生都面臨一個適應期，但大部分學生都能選擇適當的方式交流，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難題、困惑時愿意向單位同事、領導和同學進行溝通，這也有利于及時化解矛盾，解決問題。

1.3 工作能力

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是學生較快適應社會，獲得單位認可，融入企業團隊的保證。

根據調查，在認為自己能適應工作主要依靠專業技能和管理能力的為72%，選擇吃苦耐勞和鉆研精神的為73%。在認為自己在工作中受單位的重視程度方面，78.6%的學生認為比較重視。在對學校所學專業知識在工作中的運用情況中，67%的學生認為運用較多，但還不夠，需要進一步學習。另外，有58%的學生認為通過學校培養，專業知識和技能扎實，有助于較快適應工作。

2 用人單位的評價

高職教育的性質決定了畢業生的就業是面向生產和服務一線，因而高職類畢業生的就業具有面向基層、專業對口的特點。而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認可是畢業生就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在調查中，單位對畢業生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掌握和熟練程度方面，評價為強的占到74.5%；在上崗過程中的適應能力方面，評價為強的為78.6%；所在單位和部門對畢業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評價為優的占到80.4%。說明用人單位對我院畢業生的總體認可。

3 畢業生社會適應能力培養方面的問題和不足

通過對畢業生社會適應能力的調查，總體上畢業生的社會適應能力獲得了學生和用人單位的認可，學校的教育培養對畢業生的人際交往和專業知識、技能的掌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仍有一些問題和不足和需要提高的方面，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在調查中，相當部分畢業生對初次走上工作崗位還有一些困惑，表現出不太適應，建議在校期間能增加人際交往、溝通交流方面的活動。

（2）雖然畢業生對在校期間所學專業知識和技能在工作中的運用情況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有畢業生反映，在校期間因班級學生人數多，上實訓課時每臺設備人數較多，效果不夠好。

（3）畢業生就業后，因工作性質和崗位的不同，對有些課程的要求也不盡相同，有學生建議開設針對畢業班學生的選修課程，如社會學、管理學和文書寫作的課程等。

（4）有用人單位反映部分學生不愿做基礎工作，嫌苦怕累；也有學生為些小事就跳槽，并且不跟單位辦理辭職手續。

4 對畢業生社會適應能力培養的思考

根據以上的調查和存在的不足，為進一步提高畢業生社會適應能力，促進學校的良好發展，今后要在以下幾方面做好工作。

（1）畢業生就業工作是高等學校辦學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學校工作的生命線”。因此，要重視畢業生的就業工作，使畢業生以積極的心態走上工作崗位，發揮作用，建功立業。

（2）深化教學改革，改善課程設置，加強實踐環節，培養具有較強的實踐操作能力及具有良好團隊精神和吃苦精神的復合型人才。

（3）從班級建設著手，增強學生的溝通交流。班級是學生的基層組織，要通過良好的班級建設，形成成員之間的良好關系和大局意識，克服江湖義氣，完善自我。

（4）要加強對學生的誠信教育，信用是一筆無形財富。最終在用人單位受到歡迎的，還是那些誠信度高的學生和信譽好的學校。缺乏誠信的做法，不利于個人的成長進步，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在社會上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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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孕周31-41周，平均38+3/7周；有合并癥或并發癥（異常組）包括合并心臟病、腎臟病、肝內膽汁淤積綜合癥、系統性紅斑狼瘡、妊高癥、前置胎盤等的孕婦年齡在23-38歲，平均年齡29±3.79歲；孕周24-39周，平均36+1/7周。

1．2方法

采用調查問卷法，在孕婦中晚期初次住院期間有專門護師，先對孕婦作必要的解釋，然后由孕婦獨立的完成問卷調查。

1．2．1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由Zung于1971年編制，此表共二十個項目，主要評定依據為項目所定義的癥狀出現的頻度，分四級，標準總分為50分〈1〉。

1．2．2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由Zung于1965年編制，此表共二十個項目，主要評定依據為項目所定義的癥狀出現的頻度，分四個等級，按中國常模結果，總粗分的分界值為41分，標準分為53分〈1〉。

1．2．3社會支持評定量表：有80年代中肖水源編制，量表共有10個項目，大多數為1-4級評分。該量表結構分三個維度：客觀支持，指個體所達到的客觀實際的，可見的社會支持；主觀支持，指個體主觀體驗到的社會支持，對所獲支持的滿意程度；對支持的利用度，指個體對社會支持的主動利用度〈2〉。

1．2．4統計學方法：采用t檢驗和X2檢驗方法。

2結果

有關心身問題的調查研究指出，在綜合科門診中，74.2%可有不同狀態的醫學心理臨床問題，其中29.8%表現各種心理癥狀，44.3%可達心理障礙或稱心理癥的程度；心理性癥狀的分布為，焦慮癥狀占30.5%，抑郁癥狀33.1%，強迫癥狀為10.9%。

2．1兩組孕婦焦慮自評結果的比較和分析(表1)

表1兩組孕婦焦慮自評結果的比較

2．2兩組孕婦抑郁自評結果的比較和分析（表2）

表2兩組孕婦抑郁自評結果的比較

2．3兩組孕婦在社會支持方面的比較和分析

2．3．1兩組孕婦在社會支持評分結果比較（表3）

表3兩組孕婦在社會支持評分結果比較

2.3.2兩組孕婦家庭成員主要支持來源比較（表4）

表4兩組孕婦家庭成員主要支持來源比較

3討論

3．1運用心理護理的技能，減輕焦慮、抑郁情緒

本組資料統計異常組的孕婦，其焦慮和抑郁狀況與正常組的孕婦有著顯著性差異（p<0.01），主要與異常組的孕婦在缺乏客觀因素或充分根據的情況下對胎兒生長發育和健康的擔心有關，尤其是某些疾病是否會遺傳給胎兒，胎兒是否畸形，對于合并癥嚴重的孕婦同時擔心自己是否能安全渡過分娩期等等。這些孕婦會出現多思少眠、顧慮重重、憂慮不安、緊張疑慮等表現；有些會出現言語減少、興趣索然、懊惱喪氣等自尊和自信心降低的表現。護士可根據具體情況采取撫慰法，如應用多與孕婦眼光接觸、多傾聽、避免稱呼床號改稱姓名、在產婦宮縮時多撫摸等；采用轉移法，如適當指導孕婦增加一些興趣活動、把握分寸的幽默、暗示語言等；同時給孕婦創造一個輕松愉快、清潔優美的環境。

3．2重視護士的個人品質和技能的培養

護士是與病人的頻繁接觸者，尤其對于剛入院的孕婦。產科收治的孕婦一般均在孕期的中末期,此時的孕婦正處于情緒緊張度的增高期,處于緊張中的孕婦主要表現自信心不足或對可能發生的事件缺乏心理準備〈3〉。而產科護士的一言一行隨時影響著她們高度緊張的精神，一旦有不良的因素隨時可以引起或加重她們的緊張、焦慮和恐懼等不良心理問題。故護士更應努力學會并識別孕婦對軀體疾病出現的無效應對和不良適應的危險性，并進行相應的心理護理干預〈2〉。同時護士要加強各種基礎和專科技能的鍛煉，學會全面地系統地對病人實施各項護理措施，以期減輕和治愈孕婦身心問題。

3．3加強孕婦針對性的健康宣教

隨著護理程序的運用，整體化病房的逐步開展，健康教育越來越收到人們的重視，如何具體地、連續地、動態地、系統地對孕婦實施健康教育，就必須真正了解孕婦的需求再實施個體化、針對性實施的健康教育，使孕婦在可能出現的問題上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和心理應對，以減輕心理緊張度。

3．4加強對有合并癥組的孕婦的心理支持

從家庭成員的主要支持來源的調查結果表明，孕婦的主要家庭支持者是丈夫和自己的父母。所以護士應積極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調查還顯示有異常組的孕婦的夫妻支持率（93.3%）和公婆的支持率（71.7%）低于正常組的孕婦，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隱瞞或潛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這時護士應巧妙地運用溝通及時得到夫妻雙方的理解，為孕婦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同時向孕婦提供可能獲得支持途徑的信息，如醫護人員也是提供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之一，指導他們積極尋求恰當的幫助與支持，主動參與護理活動，自覺調整精神、心理壓力，保持情緒穩定，維護心身健康〈4〉。

3．5良好的妊娠心理對胎兒發育的影響

有資料表明孕婦的心理狀態，如緊張、敏感、焦慮、恐懼、激動或抑郁均可影響妊娠子宮的血流供應，繼而影響對胎兒的氧供應，導致胎兒缺氧或營養不良，造成死胎、早產或胎兒生長遲緩，如果給與合理的心理安撫或社會支持后，可大大增加胎兒的存活率〈3〉。另有報道表明不良心理因素會影響泌乳，使乳汁減少。正確、及時、有效地心理疏導，有利于孕婦保持一個良好的妊娠心態，促進胎兒健康地生長，同時也保證了產后順利地授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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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研究對象為本院產科在2013年1月～11月收治住院的孕婦進行隨機抽樣調查120例，按有無合并癥或并發癥分成兩組進行調查，兩組孕婦均為初產、經產.單胎，無合并癥或并發癥（正常組）年齡的孕婦在20～33歲，平均年齡（27±3.01）歲，孕周31～41w，平均（38+3/7）w；有合并癥或并發癥（異常組）包括妊娠合并心臟病、妊娠合并腎臟病、妊娠合并糖尿病及妊娠合并肝內膽汁淤積綜合癥、系統性紅斑狼瘡、妊高癥、胎膜早破、前置胎盤等的孕婦年齡在23～38歲，平均年齡（29±3.79）歲；孕周24～39w，平均36+1/7w。

1.2方法 采用調查問卷法，在孕婦中晚期初次住院期間有專門護師，先對孕婦作必要的解釋，然后由孕婦獨立的完成問卷調查。

2結果

有關心身問題的調查研究指出，在住院孕婦中，正常組有21.6%例出現醫學心理臨床問題，13.3%出現心理癥狀；異常組75%有不同狀態的醫學心理臨床問題，其中30%表現各種心理癥狀，45%可達心理障礙的程度；心理性癥狀的分布為，焦慮癥狀占30.5%，抑郁癥狀33.1%，強迫癥狀為10.9%。

3討論

3.1 運用心理護理的技能，減輕焦慮、抑郁情緒 異常組的孕婦在缺乏客觀因素或充分根據的情況下對胎兒生長發育和健康的擔心有關，尤其是某些疾病是否會遺傳給胎兒，胎兒是否畸形，對于合并癥嚴重的孕婦同時擔心自己是否能安全度過分娩期等等。這些孕婦會出現多思少眠、顧慮重重、憂慮不安、緊張疑慮等表現，護士可根據具體情況采取撫慰法，如應用多與孕婦眼光接觸、多傾聽、避免稱呼床號改稱姓名、在產婦宮縮時多撫摸等；采用轉移法，如適當指導孕婦增加一些興趣活動、廣交朋友將自己置身于樂觀向上的人群中，把握分寸的幽默、暗示語言等；同時給孕婦創造一個輕松愉快、清潔優美的環境。

3.2 重視護士的個人品質和技能的培養 護士是與患者的頻繁接觸者，要主動學習心理方面的知識，掌握心理護理的技能[3]，尤其對于剛入院的孕婦，她們一般均在孕期的中末期，此時的孕婦正處于情緒緊張度的增高期，處于緊張中的孕婦主要表現自信心不足或對可能發生的事件缺乏心理準備。而產科護士的一言一行隨時影響著她們高度緊張的精神，一旦有不良的因素隨時可以引起或加重她們的緊張、焦慮和恐懼等不良心理問題。故護士更應努力學會并識別孕婦對軀體疾病出現的無效應對和不良適應的危險性，并進行相應的心理護理干預。

3.3 加強孕婦針對性的健康宣教 隨著護理程序的運用，整體化病房的逐步開展，健康教育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如何具體地、連續地、動態地、系統地對孕婦實施健康教育，就必須真正了解孕婦的需求，再實施個體化、針對性實施的健康教育，使孕婦在可能出現的問題上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和心理應對，以減輕心理緊張度。

3.4 加強對有合并癥組的孕婦的心理支持 從家庭成員的主要支持來源的調查結果表明，家庭成員（尤其是配偶）的情感和物質支持可增強產婦的自尊心[4]。所以護士應積極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調查還顯示正常組支持率93.3%，異常組支持率71.7%，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隱瞞或潛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這時護士應巧妙地運用溝通及時得到夫妻雙方的理解，為孕婦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同時向孕婦提供可能獲得支持途徑的信息，如醫護人員也是提供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之一，指導他們積極尋求恰當的幫助與支持，主動參與護理活動，自覺調整精神、心理壓力，保持情緒穩定，維護心身健康。

3.5 良好的妊娠心理有助于產后親子關系的建立和母親角色的完善。護士只有充分交接孕婦及其家屬的心理變化并給予精心的照顧，讓孕婦及家庭調整不良心態，迎接新生命的誕生并讓孕婦安度圍產期。

參考文獻：

[1]魏琳，淺談新形勢下護理人員應具備的心理素質[J].重慶醫學.2007.36（19）：2020.

篇7

（二）失業保險金，用工單位按照本單位繳費工資的1％繳納，職工個人按每月1元繳納；

（三）工傷保險金，按照不同行業的危險程度和工傷事故的發生頻率，用工單位分別按照本單位繳費工資的0.4％和2.4％繳納，并按照企業安全生產狀況實行費率浮動，具體辦法和差別費率標準，由市人民政府規定；

（四）醫療保險金，用工單位按照本單位繳費工資的10％繳納，職工按照本人繳費工資的1％繳納，離、退休人員和二等乙級以上革命傷殘軍人個人不繳費。

社會保險基金繳納標準，由市人民政府按照上級人民政府的規定或者本市經濟發展和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比例作相應調整。“

三、第十六條第（一）項修改為：“符合國家規定退休條件的，按照國家或者省、市人民政府有關規定向社會保險管理機構領取基本養老金”。

第（二）項修改為：“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的，其月基本養老金達不到所在地最低工資標準的70％，按照所在地最低工資標準的70％領取”。

第（三）項修改為：“基本養老金每年調整1次，具體調整標準和辦法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規定執行”。

四、第十八條第（一）項修改為：“職工因工負傷，由所在用工單位及時送往就近或者指定醫療機構治療。其醫療費、住院費在3000元以內的，由社會保險管理機構承擔；醫療費、住院費在3000元以上的，超出3000元的部分，由社會保險管理機構承擔70％，用工單位承擔30％”。

第（二）項修改為：“職工工傷醫療期間，用工單位應當照發職工工資；治療至痊愈或者處于相對穩定狀態時，由醫療機構作出醫療終結結論。工傷醫療期應當按照輕傷、重傷的不同情況確定為1個月至24個月，嚴重工傷或者職業病需要延長醫療期的，最長不超過36個月”。

五、刪去第三十條。

六、第三十一條改為第三十條，修改為：“用工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有下列第（一）、（二）、（三）項行為之一的，由社會保險管理機構發出催辦或者催繳通知書，限期補辦或者補繳；逾期不補辦、不補繳的，或者有下列第（四）項行為的，社會保險管理機構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并從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2‰的滯納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一）不按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的；

（二）不報、少報或者匿報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的；

（三）不按規定時間繳納各項社會保險金的；

（四）拒不繳納或者故意拖繳、欠繳各項社會保險金的。

滯納金納入社會保險基金。“

七、第三十二條改為第三十一條，修改為：“用工單位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條例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勞動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其糾正，對造成職工社會保險權益侵害的，責令其償還職工應得的社會保險金（含利息），并沒收違法所得，對用工單位處以應償還金額50％以下的罰款：

（一）領到職工社會保險金后延遲發放給職工的；

（二）擅自提高或者降低職工社會保險金領取標準的；

（三）擅自增加或者減少職工繳費工資的“。

八、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二條：“阻礙社會保險管理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使職權，使社會保險工作不能正常進行的，由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九、第三十三條中“追繳全部非法所得”修改為“沒收違法所得”：“非法所得”修改為“違法所得”。

十、第三十四條中“追繳非法所得”修改為“沒收違法所得”；第（三）、（四）項中“隨意”修改為“擅自”。

十一、第三十五條修改為：“克扣、擠占、挪用、貪污職工社會保險金或者管理費的，由勞動行政管理部門或者行政監察機關或者其上級主管機關追回其克扣、擠占、挪用、貪污的職工社會保險金或者管理費；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十二、刪去第三十六條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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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調查者與同事（同學）關系的調查情況來看，畢業后的多數被調查者處于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人際交往的外延比較窄，相比較而言缺少與陌生人交往的主動性；而在校生接觸緊密的是同宿舍同學，與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甚至不同宿舍的同學接觸得比較少。

社會實踐能力 調查中，78.68%的在校學生認為實踐能力對自己的學習，乃至以后的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日常學習中非常注重這方面能力的培養，一有機會就會展示自己。比如當干部、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利用節假日打工等不斷地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而幾乎所有的畢業生都認為實踐能力是職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力。

社會學習能力 這一項主要針對畢業生進行。對于“工作的同時是否有繼續學習的打算”，選擇有并且做了詳細計劃的占25.53%，選擇有但還沒有開始實際行動的占46.80%，選擇短時間內沒有打算的占23.41%，選擇完全沒有想過的占4.26%。在認識到自己的差距并有了詳細學習計劃的被調查者中，仍有部分人沒有找到科學的或者說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與途徑，相當一部分人承認自己就是因為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而造成進一步提高困難。

社會創新能力 調查發現，72.16%的人認為如果具有創新能力，在工作中會很快地得到提升，并認為自己具有這方面的能力。23.84%的人認為具有創新意識，對工作有一定的幫助。只有4%的人認為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沒有創新能力，一樣會工作得很好。

環境適應能力 高職畢業生基本上能在較短時間內適應社會，并較好完成工作任務。對適應工作時間的調查顯示，73.15%的畢業生在半年以內就能適應工作，男女畢業生對適應工作的評價基本一致。但也有小部分同學對從校園環境一下子過渡到社會環境適應很慢，有6%的畢業生甚至在兩年以后還覺得難以融入社會。

團隊協作能力 由于“80后”“90后”學生自傲和自負等特點，導致這些學生走出校園后不能很好地和別人相處。有74.16%的人認為自己能和別人和平共處，但有11%的人覺得自己很難與別人相處。在訪談過程中，有90%的人都認為良好的協調能力大大促進了自己工作的效率和成績。

由以上調查可知，當前職業教育的宏觀環境及氛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進高職學生提高社會適應能力。但社會行業及用人單位對職業教育的態度，不利于高職學生增強社會適應能力。除了民辦高職院校的投資主體外，社會的直接或者間接投入相對較少，企事業單位為高職院校學生提供獎勵助學基金缺乏積極性，對高職層次學生的包容態度和用人導向還不夠，對接納高職學生實踐、實習還不主動，等等。凡此種種，限制了高職學生增強社會適應能力訓練的機會，弱化了他們的信心。

增強高職教育社會適應能力的對策

學校角度：構建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培養機制 在“職業教育是就業教育”的大社會背景下，高職專業必須打造職業氛圍濃厚、充分展示學生個性的校園素質教育平臺，使學生接受視野更廣泛的職業教育，真正成為適應社會發展的人才。

首先，加強職業教育和心理教育，增強高職學生對前程發展的信心。高職學生的高考分數確實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高考發揮失常，或是志愿填報不當，又或是在中學成績較差。這些學生進入大學后，往往對前途發展缺乏信心，尤其是在入學之初表現更為明顯。針對此類現象，職業教育要從學生入校之始就引起高度重視，除了開展必要的軍事訓練之外，還要加強對新生的入學教育、專業教育、成功教育、創業和就業教育等，積極組織他們走出課堂、走向社會，尋找自己與社會的契合點。

其次，廣泛開辟學生第二課堂，實行靈活教育模式。學生第二課堂活動，可以極大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挖掘學生內部潛力，提高其綜合素質和社會適應能力。比如校園大合唱、校園十佳歌手大賽、校園辯論賽、舞蹈大賽、金話筒主持人大賽及覆蓋所有專業的學生職業技能大賽等，都從不同的側面培養和鍛煉了學生的意志品質和職業素養，增強了學生對自我和社會的認知。當然，現在我們的第二課堂活動從點的角度講還不多，從面的角度講還不夠廣，要想提高高職學生的社會適應性，必須加大這種靈活的教育模式。

再次，創新工學交替、產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為工學交替、產學結合人才培養服務的“三大平臺”：課程體系平臺，比如鐵道交通運營管理專業 “三結合、四對準”的課程體系，電氣化鐵道技術專業 “三通三融雙證”的課程體系等等。校企合作平臺，比如職業教育集團；實習實訓平臺，比如建立在鐵路企業的校外實習基地以及建立在校內的各實訓室、實訓車間、實訓演練場等。從而更加注重高職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增強適應性，縮短學校教學場所與職場的適應期，有效滿足社會用人單位對高職畢業生的需求目標。

篇9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是一個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消除不和諧因素、增進社會和諧的過程。建立健全能夠全面表達、有效平衡和科學調整社會利益的利益協調機制，有利于妥善處理復雜的利益關系，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基礎。近年來，河北省定州市在建立健全利益表達機制、利益平衡機制和利益調整機制方面進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

建立健全利益表達機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各種社會矛盾的復雜性明顯增強。建立健全能夠全面表達社會利益的機制，既是促進社會不斷走向文明進步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在這方面，定州市堅持抓了三項制度：一是輿情收集制度。開展干部“進百村、入萬戶”活動，組織黨員干部進亂村、進難村、進窮村，到農民家、到下崗職工家、到特困戶家，既體察民情民意，了解群眾的意見、愿望和要求，又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群眾心坎上。二是陽光行政制度。針對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建立公開、公正、透明的行政機制；對公益性項目、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推行聽證制度，實行公開招投標，主動接受群眾監督。三是民意反映制度。將市級領導班子、各鄉鎮、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的辦公電話向社會公開，拓寬工作和民意反映的渠道。

建立健全利益平衡機制。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在實際工作中，各級領導干部應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誠心誠意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千方百計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定州市努力建立健全有效平衡社會利益的機制，從解決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問題入手，推出一系列為民、愛民、利民的措施，包括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擴大城市低保覆蓋面并提高補助標準，全面推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積極促進就業，制定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的措施，加大對困難群眾就業再就業的援助力度；做好老齡工作，籌資近千萬元組建老干部服務車隊，對農村困難老人實行特殊津貼保障政策，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加強教育事業，每年拿出1000萬元設立人民教師獎，獎勵一線執教教師、農村中小學教師和有突出貢獻的優秀教師；等等。

建立健全利益調整機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努力縮小城鄉差距，形成科學調整社會利益的機制。當前，統籌城鄉發展，關鍵在于認真落實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方針，積極推動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社會保障向農村覆蓋、現代文明向農村輻射，大力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實踐中，定州市實施了“城鄉一體化”戰略，依靠產業化提升農業，依靠城鎮化帶動農村，依靠工業化致富農民，努力實現城鄉互動和一體化發展。一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整修全市農村道路，構筑統籌城鄉發展的交通框架，為農民進城、進廠、進市場打開通道。籌措近億元資金，用于文明生態村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二是加快農村公共事業建設。針對農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改善鄉村辦醫條件，建立覆蓋城鄉的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難病不出市、得病有錢治的疾病預防、控制和救護體系。三是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用抓工業的理念和辦法抓農業，重點培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綠色蔬菜、特色養殖和苗木花卉基地，積極建設京津無公害農產品生產供應基地，通過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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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管理”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概念，通常在兩種意義上被人們加以使用。狹義的社會管理通常被看作是政府的一項具體職能，與政府的政治管理、經濟管理職能相對，具體來講，其所涉及的范圍一般也就是社會政策所作用的領域。[1]廣義的社會管理則主要是指政府和社會組織等主體對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進行組織、協調、監督、控制以及服務的過程。[2]（P4-6）可見，廣義的社會管理概念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綜合性概念，本文正是在廣義的立場上使用社會管理這個概念，即強調社會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國家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包括具有一定公共管理職能的社會組織以及其他的社會團體、公民個體等群眾力量，而社會管理的對象主要是指各類社會公共事務。

為什么當下國家和政府十分強調社會管理需要創新，而又應如何做到創新呢？

筆者認為人民調解制度正是對社會管理創新的理念作出最好詮釋的版本之一，特別是2011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的《人民調解法》將人民調解納入了規范化的法治管理，彰顯了國家對享有“東方一枝花”美譽的人民調解制度的肯定和重視。根據《人民調解法》第2條的規定，人民調解，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的活動。此外，這部法律還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人民調解員、調解程序、調解協議等方面作出了詳細的規定，這些法律規定后面都體現著一種強烈的人文價值關懷，即國家充分尊重和發揮民間力量的能動性來解決社會糾紛，實現社會和諧。同時，《人民調解法》的出臺既是國家對以往經驗的重要總結，又是對未來社會的美好規劃。因為在過去乃至于現在，人民調解的價值事實上還未得到社會主體的充分尊重和認識，誠如棚瀨孝雄所言：“盡管審判外的糾紛處理與審判一樣關系到每個人的權利實現問題，但到目前為止法律實際工作者和訴訟法學者卻有一種只把視線集中在審判制度上的傾向。”[3]（P77-78）正是基于筆者對現實與理論之考察與關懷，擬從人民調解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所體現的法治價值維度進行分析，以期喚起人們對人民調解制度本身更多的重視與關懷。

一、實現良法之治

“良法之治”的法治理念早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就已被提出，然而，它的光芒曾一度被淹沒在“規則之治”的陰影之下，用法律的“形式理性”來控制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構建法治秩序的做法曾具有相當的普適性。然而法治建設作為實踐的產物，并不能像理論家設計的一樣完美，隨著社會的變遷，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也日益顯露。于是，人們開始對法治建設進行深刻反思，從司法的角度來講，那種以國家審判權壟斷糾紛解決的模式未必就是法治現代化的標志。現代法治應該是兼容并蓄的，正式的通過國家法律的控制體系與非正式的社會控制體系之間并不完全對立，而是可以共存，甚至互為補充的。社會管理過程中堅持的“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恰好與“良法之治”的法治理念不謀而合。也只有在這樣的語境之中，人民調解于現代法治的正當性才可以得到正名。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人民調解在處理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型糾紛時，有助于填補立法的空白，形成新的規則或習慣。這種規則或習慣甚至有可能會作為一種法外力量影響法律規范的形成和司法過程。在此意義上，人民調解有助于推動法律的發展和完善。其二，《人民調解法》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調解。因此，人民調解在糾紛化解的過程中，十分堅持和強調對國家法和司法公信力的維護與尊重，同時人民調解員還常會援引民間規范、情理與道德，這不但不會降低國家法的權威，反而有助于國家法律深入基層社會。其三，從人民調解的效果來看，更符合法治的社會需求。雖然訴訟程序是解決糾紛的最終手段，但不一定就是最佳手段。實踐證明，司法并不是萬能的，對于某些特殊類型的糾紛解決，也體現出無所適從。相反，人民調解機制以它特有的親和力回應著當今社會糾紛解決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公力救濟之不足。不僅關注到了法律效果，也兼顧到了糾紛解決的社會效果。

篇11

英國學者安德魯·查德威克認為，“互聯網是制度創新的一個主要方面”，“互聯網不僅對現存的尚未互聯網化的制度形式產生了影響，互聯網創造了新的規則、標準、程序和社會目標。換言之，互聯網自身是制度創新的源泉，而且，它創造了屬于自己的一些新制度。”〔1〕社會管理創新，是指運用新的社會管理理念、知識、技術、方法和機制等，變革傳統管理模式和方法，建構新的社會管理機制和制度，以實現社會管理新目標的活動和過程。在網絡時代，通過網絡媒體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將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個新趨勢，這種新趨勢孕育和催生了網絡執政這一新的執政模式。而網絡執政，是指黨和政府通過互聯網了解民情、暢通民意、匯聚民聲、凝聚民心，制定與民溝通的網絡工作機制和制度規范，有效提高執政能力，密切聯系群眾，促進社會和諧的現象和執政模式。它是執政黨和政府以一種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在互聯網時代管理國家社會事務、創新社會管理、提升執政能力的執政新模式。

一、網絡執政創新社會管理的機遇

通過互聯網聯系群眾、凝聚民心、開展工作的網絡執政方式，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它為黨和政府搭建了社會管理創新的平臺，奠定了社會管理創新的群眾基礎，并將成為政府提升社會管理創新能力的強大動力。

（一）網絡執政搭建了社會管理創新的平臺

由于傳統社會管理體系的部分內容已經不適應時展的要求，執政者必然要在原有社會管理體系的基礎上對不合適宜的思路、內容等方面進行創新，以適應社會管理的需要。網絡執政是社會管理創新的新趨勢，它要求執政者順應網絡時代的社會管理要求，改進執政方式，創新社會管理。社會管理創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服務群眾，提高社會管理的效率。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求我們必須以民意主導來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只有充分傾聽群眾需求，吸納群眾意見，積極回應群眾的新期待、新要求，政府的社會管理措施才能產生最佳的社會效果。網絡執政可以說是適應了社會管理創新的需要，網絡已成為政府聯結民意的一個執政平臺。特別是政府微博這一執政平臺的出現，正成為民意展示的重要窗口。政府微博的開設和建設，可以及時了解民情、搜集民意，并有針對性地反饋民意，積極落實和解決民意所反映的問題，這種以積極的態度來回應民意的舉措，正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表現。顯然，我黨和政府必須充分認識到網絡對執政的影響力，將網絡視為傾聽民意、匯聚民聲的前沿陣地，同時可以利用網絡這個平臺作為執政的最新載體來達到與百姓更好地溝通、交流的目的，從而加快社會管理模式的轉變。

（二）網絡執政奠定了社會管理創新的群眾基礎

網絡政治時代的到來，改變著現實社會信息的傳播方式，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和社會管理環境，也為執政黨夯實統一的群眾基礎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網絡的出現克服了地域、交通、身份及其它因素的影響，扭轉了公民因客觀條件不能夠準確獲取信息的被動局面，因此網絡執政開辟了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網絡執政的興起突顯了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管理的意識不斷增強，“人民通過網絡表達自己的所思、所盼，政府官員認真進行調查核實，符合政策的及時給予解決，能夠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提升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凝聚力，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密切黨群干群關系。”〔2〕黨和政府應與時俱進、緊跟時代的步伐，不斷探索社會管理創新的實現形式，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出臺與之相對應的政策及法律法規，推進政府政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合理化，以反映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網絡執政提升了社會管理創新的能力

社會管理創新有利于推動政府執網能力建設的規范化、制度化及常態化發展，黨和政府應認真總結網絡執政的經驗和教訓，逐步將局部地區的創新管理方式制度化和常態化，并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在更大的范圍內將其推廣實施。積極推進網絡執政的制度化、常態化發展，了解網情民意是重點，這也是當前形勢下社會管理創新的應有之意。以網絡執政能力建設為動力，以新的標準和要求切實推進社會管理工作的優化和改進，使民智民情民意在互聯網上匯聚，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體現和落實，提升社會管理水平，促進社會管理體制的漸進式變革；以構建服務型政府為目標，實現電子政務同網絡執政的有效銜接，促進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網絡化。

二、網絡執政創新社會管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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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的心理健康狀況直接關系到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護士一旦出現職業倦怠，就會對自身、團體、服務對象產生明顯影響［1］。本文調查北京市福利院護士的職業倦怠現狀。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整群選取北京市市屬6所福利院全體護士。發出問卷320份，回收有效問卷311份，其中男性31人，女性280人；平均年齡（32±8）歲，18~25歲88人，26~30歲54人，31~35歲36人，36~40歲81人，41~45歲11人，46~53歲19人，22人未填寫；受教育程度：中等(初中、高中、中專)89人，高等(大專、本科)218人，4人未填寫；婚姻狀況：未婚79人，已婚無子女43人，已婚有子女154人，其他35人；工作年限：0~2年54人，3~5年46人，6~10年64人，11~15年30人，16年以上111人，6人未填寫。

1.2 工具

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服務版［2］ 共22題，包括情緒耗竭（EE）、去人格化（DP）和個人成就感（PA）3個維度。每個題目0（從不）~6（非常頻繁）評分。EE和DP得分越高，PA得分越低，倦怠程度越強。本文該問卷Cronbach α 為0.75，3個分量表Cronbach α 分別為0.86、0.66、0.77。

1.3 統計方法

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

2 結果

2.1 311名護士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評分情況

情緒耗竭得分為（22.4±9.6），去人格化（5.9±4.5），個人成就感（32.4±7.0）。情緒耗竭與去人格化呈正相關（r=0.51，P

2.2不同性別、婚姻狀態、受教育程度護士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評分比較

男護士個人成就感得分高于女護士［(35.5±6.4)vs.（32.0±7.0），P=0.008］；未婚(19.6±8.7)、已婚無子女(23.0±9.5)和已婚有子女(23.2±9.6)3組之間情緒耗竭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3.93，P=0.021）。進一步兩兩分析發現：已婚有子女者的得分高于未婚者（P=0.007）；高等受教育程度護士情緒耗竭和去人格化得分均高于中等護士［（23.6±9.6）vs.( 19.1±8.8)，（6.4±4.7）vs. （4.6±3.9）；P=0.000，0.003］。

2.3不同年齡階段護士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評分比較

表1顯示，不同年齡階段護士在3個維度上得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兩兩分析發現：18~25歲護士和46~53歲護士情緒耗竭得分均低于26~30歲、31~35歲、36~40歲、41~45歲護士；36~40歲護士和41~45歲護士去人格化得分高于18~25歲、31~35歲、46~53歲護士，而46~53歲護士得分最低；18~25歲護士個人成就感得分低于46~53歲護士，而36~40歲護士得分最低。

2.4不同工作年限護士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評分比較

不同工作年限護士的情緒耗竭和去人格化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4.84，3.72；P=0.001，0.003)。兩兩分析發現：0~2年護士情緒耗竭得分低于3~5年、6~10年、10~15年、16年以上護士［(17.2±7.2)vs.( 23.0±8.2)，(23.4±9.8)，(23.5±9.2)，(24.2±10.4)；P=0.003，0.001，0.004，0.000］，其去人格化得分低于3~5年、6~10年和16年以上護士［（4.0±2.9）vs.（7.1±3.9），（6.8±4.6），（5.7±4.9）；P=0.001，0.001，0.024］。

3 討論

本研究中男性人成就感得分高于女性，可能與男性護士的工作性質有關。31名男護士中，26名屬于福利系統的精神病專科醫院。這種工作條件下，男性護士更容易發揮作用，也更容易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但也有研究發現，精神科男女護士在職業倦怠方面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3］。

研究發現未婚者比已婚者更傾向于出現職業倦怠［1］。本研究中，已婚者情緒耗竭得分高于未婚者，主要表現在未婚者和已婚有子女者之間。提示子女的出生可能會對護士產生較大影響。可能的解釋之一是工作-家庭的相互干擾［4-5］。

研究發現，職業倦怠似乎是個體職業生涯早期的危險因素［1，6］，但國內研究的結果不甚一致［7-9］。在本研究中，年齡/工齡對職業倦怠有顯著影響。福利院護士在職業生涯早期就出現職業倦怠，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內，都處于中等程度職業倦怠的狀態，只有到職業生涯的晚期，職業倦怠才比較明顯地下降。46歲以上職業倦怠水平突然下降，也許是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個體對工作中存在的各種壓力有了更好的應對技巧和耐受能力。但考慮到福利系統女護士55歲退休的規定，而本研究對象中90%都是女性，46歲以上職業倦怠突然下降，更有可能是因為到了這個階段，護士提升和改變的空間已經非常小，個體開始接受自己 “可能就這樣了”的現狀，對于未來的發展不再抱有高希望。

致謝：本研究得到北京市社會福利管理處經費支持，得到北京市社會福利管理處領導和北京市屬各個福利院護理部領導、工作人員的大力支持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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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Ye Jing-yi, Chen Feng-xia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normal studies about IPP and social welfare effect in the open economy have shown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main subject of innovation, requir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onsumers of innovation, to raise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but this policy can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welfare of both themselves and the whole world. Besides, as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welfare, the respons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to the IPP of South-Country is also uncertainty.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trade, FDI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ll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Th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cluding 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one important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IPR; social welfare; technology diffus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nomic growth

作者：

葉靜怡(Ye Jingyi)(1955-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經濟學博士。從事發展經濟學、知識產權、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研究。電郵：yejingyi@pku.省略，電話：13683045688，010-62754425。

陳鳳仙（Chen Fengxian)(1985-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發展經濟學和知識產權研究。電郵：，電話：13811085240。

作者聯系方式：葉靜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100871

一、引言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協議（簡稱TRIPS）是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核心議題，目前已成為WTO的三大支柱之一，它要求所有成員國或潛在的進入者都必須達到最低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它的提出源自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抱怨，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實施弱知識產權保護政策，通過貿易項目、貿易模式以及阻礙其技術轉移等使他們蒙受巨額經濟損失。長期以來，研發方面處于弱勢、倚重知識產權消費國身份而非生產國身份的發展中國家，擔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將會犧牲本國消費者的利益，因而傾向于實施較弱的知識產權保護。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貿易自由化推進，南北之間經濟交往日益密切，這種南北國家之間在知識產權保護訴求上的差距和矛盾越來越突出。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如何影響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進而影響社會福利？是實行統一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還是實行南北有異的保護強度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以及世界整體福利增進？自1994年TRIPS簽訂以來，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相關研究，已經積累了不少成果。本文對這一領域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和評述，試圖為研究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與外國創新技術引入、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提供一種理論和實證借鑒，并為我們的后續研究提供一個更為明確的方向。

二、開放條件下知識產權保護和社會福利效應:規范研究

（一）知識產權保護與社會福利

按照Nordhaus（1969）的觀點，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賦予技術發明者和知識發現者一定壟斷權，造成社會福利損失，但從長遠看會促進發明者的創新積極性，帶來創新激勵的長期動態收益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弱知識產權保護能夠通過促進市場競爭提高社會福利，但不利于形成長期動態的創新激勵；強知識產權保護則能帶來創新激勵的長期動態收益和社會福利，但不利于消除技術壟斷所形成的社會福利損失。因此，社會福利的得失成為評價知識產權保護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尺度。

從全球視角看，北方國家即發達國家擁有技術上的優勢，是世界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主體；南方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處于劣勢，是技術創新模仿者和引進者，同時存在一定的自主創新能力。發達國家從創新主體利益角度，要求發展中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保護自己的壟斷利益。發展中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否能提高本國福利水平和世界福利水平？如何在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的福利得失中取得平衡？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在學術界并沒有達成一致性認識。從既有的文獻來看，大致分為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既不利于南方國家也不利于北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增進。對于南方國家，IPR保護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會增大國內企業的模仿成本，另一方面也會造成創新產品壟斷高價，從而降低南方國家的消費者剩余（Chin 和Grossman ，1990)。即使當技術擴散存在的情況下，南方國家的這種福利損失也不會改變（Helpman，1993）；對于北方國家，新技術的長期壟斷可能會導致創新者減少研發投入，從而降低北方國家的創新率（Sergerstrom和Dinopoulos，1990)。

第二，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利于南方國家，但有利于北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增進。知識產權保護從技術發明國（北方國家）擴展到消費國（南方國家），伴隨而來的是北方國家創新企業市場壟斷力增加、發明國福利增加和南方國家消費品價格攀高、消費國福利損失。由于技術創新激勵作用是遞減的，南方國家福利下降可能大于北方國家福利增加，知識產權保護從發明國擴展到其他國家可能使整個世界的福利總水平下降（Deardorff,1992)。

第三，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南北福利水平的影響不確定。主要分為三種情形：其一，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所起的作用高度依賴于技術轉移的路徑。如果FDI是唯一技術轉移途徑，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提高產品創新率與技術轉移率；如果國際貿易是唯一的技術轉移路徑，那么這一政策將起到相反的作用（Edwin L―C.Lai，1998)。其二，如果允許南北國家采用不同強度的知識產權保護，在存在技術溢出的情況下，南方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取決于北方研發效率：當研發效率較低時，放松知識產權保護將增進南方福利，但使北方受損；當研發效率較高時，允許雙方分別采用不同強度的知識產權保護可以使南北都獲益（Zigic，1998）。其三，在FDI技術擴散分析框架下，技術差距、模仿能力、溢出效應、自主研發效率和研發投入等因素，均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福利效應起著重要作用，只有按照行業特征選擇相應的知識產權保護才能實現總體福利的最大化（易先忠、張亞斌等，2007）。

第四，允許南方國家自主選擇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將會增進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如果南方國家根據北方國家的保護情況采取自己的保護策略，在考慮相對市場規模、創新能力及工資率的影響后，雙方福利最大化的納什均衡解為：北方國家選擇強保護，南方國家實施弱保護。諸如TRIPS等強行采取統一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結果，只能是以犧牲南方國家福利為代價使北方國家獲利(Grossman和Lai, 2004)。此外，對于渴望外資及創新的發展中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總是有利于本國福利增進的：一方面可以促進FDI對技術密集程度低的產業的技術轉移，另一方面可以促進跨國公司對技術密集程度高的產業進行研發投資（Naghavi，2007)。

我們對代表性文獻的研究假設、分析方法、知識產權保護假定和福利變化做了簡單歸納（詳見表1）。

注：“――”是指原文中并未明確討論。

（二）知識產權保護增進社會福利的傳導機制：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

在開放條件下，知識產權保護影響南、北方國家和全球福利水平的兩個最重要傳導機制，是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

1、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

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密集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快速增長，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如何影響南北國家技術創新，進而影響社會福利的問題，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從具體影響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南北國家的創新都不利。在北方創新、南方模仿情況下，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降低自身模仿率，北方國家的創新率在最初雖然有所提高，但在長期均衡中，這種由創新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并不足以彌補南方國家因模仿率永久性下降所帶來的損失，而且，這一政策還將在長期內降低北方國家的創新率。因此，從長期看，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加強，既不利于南方國家模仿，也不利于北方國家創新（Helpman，1993)。在南北方國家同時從事研發活動的情況下，由于一國初始的技能水平制約其技術吸收能力，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在長期內可能會降低其模仿率，不利于吸引先進技術流入；同時這一政策也因抑制北方國家的技能積累過程、加劇國內工資不平等而對北方產生不利影響（Parello，2008）。

第二，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北方或南方技術創新。Mondal和Gupta（2008）在北方創新、南方模仿的框架中引入跨國勞動力流動后，發現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對北方創新率產生正向影響并推動南-北勞動力遷徙，后者又會進一步提高北方創新率。Chen和Puttitanun（2005）在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都可能從事技術創新框架下，引入南方國家可以自主選擇是否實施知識產權保護。此時，南方國家將在模仿北方技術與激勵內部創新之間做出權衡：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導致模仿外國技術難度增大，但會促使南方國家提高自身創新能力。從長遠看，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加強不僅有利于北方國家，而且有利于南方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形成。

2、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擴散

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擴散分為市場化擴散和非市場化擴散，前者指通過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和技術許可等渠道實現的技術擴散，后者指技術外溢。技術擴散是處于技術劣勢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各種渠道學習、吸收、模仿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生產新產品、生產率提高、成本降低、產品質量改進、或產品種類增加等。知識產權保護強度通過影響技術擴散的路徑，會顯著地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水平。

Taylor(1993) 、Markusen(2001) 及Javorcik(2001)較早地把“OLI”理論(Dunning，1981）運用于南、北方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擴散的分析，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跨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Ownership）、區位優勢(Localization)和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產生不同影響，導致跨國公司選擇不同的技術擴散路徑。Taylor(1993) 假定跨國公司對創新產品的獨占程度是內生的，構建了一個包含貿易及技術擴散的南北模型，考察了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跨國企業技術擴散渠道選擇影響。他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東道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將弱化東道國企業的模仿威脅，強化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降低出口企業的成本，因此可以促進跨國公司出口。Markusen(2001)在一個包含兩期產品生命周期的模型中，通過比較FDI與技術許可發現，跨國公司在弱知識產權保護國家進行技術許可的成本很高，因為被許可人可能很快模仿、學習并創建本土企業與投資者直接進行競爭，侵蝕其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因而，在弱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下，跨國公司有更強激勵選擇FDI，以強化其內部化優勢。但在Javorcik(2001)的分析框架下，發展中國家弱知識產權保護卻會使FDI受挫，原因是其增加了技術被模仿以及子公司技術人員違約的風險，導致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弱化，進而降低了在東道國的內部化優勢。在面臨技術被模仿的風險下，跨國公司只能不斷拓寬其投資模式，例如采取合資等形式進入東道國。

與以上基于OLI理論的分析不同，Grossman和Helpman(1991) 、Glass和Saggi(2002) 、Yang和Maskus (2001)等認為產品生命周期是影響發達國家技術擴散的重要因素：在產品生命周期框架下，知識產權保護對不同的技術擴散途徑的影響可能不同。Grossman和Helpman(1991b)運用Vernon(1966)有關產品生命周期的思想，討論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擴散的問題。模型假定創新只發生在北方國家，北方國家每成功研發一種新產品，便同時推廣到本國市場及南方國家市場。南方國家企業通過 “逆向工程”式的學習和模仿，逐漸掌握了新技術后，結合勞動力成本優勢來壟斷新產品的生產，迫使北方由出口國轉為進口國。分析表明，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僅將降低其模仿率，而且會引致北方國家更多勞動力轉移到生產部門，使得研發部門的勞動力相對稀缺、創新成本上升，最終因創新受益的減少而使其長期創新率下降。在Grossman和Helpman(1991)看來，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將延長產品生命周期中的創新階段向成熟階段的轉變，推遲技術擴散。Glass和Saggi(2002)在產品生命周期模型中，進一步把創新、模仿和FDI內生化，討論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政策效應。研究發現，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FDI將產生雙重效應，一方面降低了跨國公司被模仿的風險，有可能促進跨國公司進行FDI；另一方面使得南方國家的模仿成本上升，需花費更多的資源進行模仿，對FDI形成擠出效應，從而減少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FDI。有關許可生產決策的研究結論較為一致，如Yang和Maskus (2001)在內生的產品生命周期模型中，引入對技術許可的分析。研究表明，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減少許可技術被模仿的風險，降低北方國家的許可成本，提高北方企業獲得許可租金的份額，因而有利于促進北方國家向南方國家的技術許可，進而提高其創新率。

三、開放條件下知識產權保護和社會福利效應:實證研究

（一）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影響：增長效應

上述規范研究中得出的知識產權對社會福利影響的不同結論（見表1），很難從實證研究中得到直接支持，很大的原因在于社會福利很難被量化。雖然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發展和福利提升，但前者是后者的基本保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有關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一些實證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社會福利效應的近似。我們發現，相關的實證結論是不一致的。有些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有正向影響。如David M. Gould, 和Willian C. Gruben( 1996) 使用95個國家1960~ 1988 年間跨國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健全程度、市場結構和開放程度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有效性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即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經濟增長；市場競爭程度越充分, 知識產權保護促進創新和經濟增長的作用越強；經濟開放度越大, 知識產權保護與新知識生產關聯越大。

有些研究則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取決于該國初始經濟發展水平。如Thompson和Rushing（1996)采用閾值回歸方法，對112個國家1970-1985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只有當一個國家的初始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比如該樣本中的人均GDP達到3400美元），知識產權保護才對其實際人均GDP增長率產生積極影響。Thompson和Rushing（1999)進一步采用似不相關回歸（SUR）方法，對55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1971-1990年的數據進行擴展分析。結論顯示只有在相對富裕的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才會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繼而促進經濟增長產生積極作用。Park(1999)對不同收入的國家進行分組，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

（二）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影響：貿易、FDI及技術轉讓

知識產權保護對社會福利水平影響的另一實證思路，是估計知識產權保護對一國貿易、FDI及技術轉讓的影響。發達國家的創新技術通過貿易、FDI及技術轉讓向發展中國家的擴散，都會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福利增進。

大部分的實證研究表明，東道國知識產權保護增強有利于該國吸引到更多的貿易、FDI與許可生產。但存在一定的產業差異。

國際貿易方面，研究表明知識產權保護會增進國際貿易，但不同貿易品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反應程度有所不同。Lesser(2001)運用44個發展中國國家1998年的數據研究了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與進口量之間的關系。根據他的分析結果，知識產權保護指數每增加1點（約10%），一國的進口將平均增加89億美元。一些研究則進一步研究了知識產權保護對貿易結構的影響，如Coe, Helpman和Hoffmaister (1997)運用77個發展中國家1971-1990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了發展中國家通過進口多種包含外國先進技術的中間產品和資本設備，可以促進其生產率的提高的結論。Maskus 和Penubarti(1995)等人利用1984年22個OECD國家28個制造業部門的出口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大國和發展中小國的制造業的出口都有積極影響。Fink等（2005）運用88個國家1989年非能源和高技術貿易的橫截面數據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貿易的影響程度，基本結論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促進非能源貿易，但對高技術貿易沒有顯著影響。

FDI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FDI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敏感度因國家類型、行業類別而有所差異。一些研究表明國家類型的重要性，如Lee和Mansfield(1996)運用Mansfield(1994)對美國跨國公司的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研究發現，對發達國家而言，知識產權保護與FDI流入量呈正相關關系；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兩者的關系則較為復雜；類似的，Seyoum(1996)引用27個不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專家的調查數據，針對不同的知識產權保護方式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對于整個樣本而言，三種形式的知識產權（版權、專利和商標）保護對FDI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對于按國家類型分類的子樣本而言，只有版權對FDI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國內的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如余長林和王瑞芳（2009）利用1976―2000 年60個發展中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FDI的影響受經濟發展水平、關稅政策等多項東道國特征的制約。就南北國家總體而言，檢驗結論取決于樣本分布：一些研究則表明產業類型的重要性。如Mansfield(1994)對美國六個行業的100家制造企業進行調查，概括了知識產權保護對跨國投資決策影響的兩個特點：其一，知識產權強度對美國企業的跨國直接投資因投資所在生產經營環節而異，對投資于R&D機構的影響最大，而對投資于銷售和配送渠道的則無關緊要；其二，因投資所在行業而異，對投資于化工、制藥和電子設備行業的影響較大，但對投資于運輸設備、冶金和食品行業則影響很小。類似的，Smarzynska(2004)通過分析24個轉型經濟體的FDI構成，發現弱的知識產權保護會阻止跨國公司在高科技行業的FDI，技術密集度越高的FDI對東道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依賴越大。

技術轉讓方面，大部分的文獻認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促進技術轉讓，同時會影響轉讓技術的質量和結構。其一，有關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轉讓量的研究表明，南方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使北方研發成果的流入。如Bosworth等（2000）對中國的案例研究發現，由于專利法的頒布，西方國家流入中國的專利、商標以及工業設計活動顯著增加。Yang等（2004)運用23個國家1985、1990和1995年度數據，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其支付給美國企業的特許費和許可費的影響時也支持這一結論。一些研究則進一步揭示了知識保護促進技術轉讓的機制，如Yang和Maskus（2004）將其歸結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減少技術被模仿的風險，降低許可成本，從而對技術許可具有正向影響。Carsten Fink和Keith E . Maskus(2005)也給出了類似的解釋。其二，接受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會影響技術轉讓的質量和結構。Farok (1980)通過研究美國公司提供的技術許可協議樣本，發現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遠遠落后于轉移到發達國家的技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專利保護較弱。Mansfield(1994)對跨國公司的實證分析進一步表明，一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弱影響其他國家對其進行的技術轉讓，尤其是對高技術企業，如化學、藥品、機械等的影響更為明顯。

四、結論與進一步研究

有關開放條件下的知識產權保護和社會福利效應的規范研究，多是在新古典分析框架先展開；結論比較不穩健，模型基本假設某一方面的改變都可能使結論發生很大的變化，比如創新類型是垂直型還是水平型，創新過程是內生還是外生，創新主體只是北方國家還是包括了南方國家，南方國家的市場結構是競爭還是壟斷，等等；在大多數理論模型中，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都將降低南方國家自身的福利水平，但這種福利損失并不一定能夠“換來”北方國家及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是知識產權保護影響福利水平的兩個最重要傳導機制，其對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的反應也存在不確定性，只在跨國勞動力流動條件下或允許南方國家自主實施知識產權下，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才可能同時促進南北方國家的創新；南方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不僅影響著北方國家在貿易、FDI、技術轉讓等技術擴散方式上的選擇，而且有可能推延技術擴散，這樣既不利于北方國家創新，也不利于南方國家模仿，會對世界福利水平形成負面影響。與規范研究結論多異議性不同，有關開放條件下的知識產權保護和社會福利效應的實證研究，無論是基于國家層面、行業層面還是企業層面的樣本數據，無論橫截面數據還是面板數據，得出的結論都是比較一致，即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國際貿易、FDI和技術轉讓均有正向影響，影響程度因一國的初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貿易品、不同行業類別和技術類別而有所差異。

我們認為，可以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來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福利影響的研究。規范研究上，可以采用比較靜態分析方法，但躍出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比較思路，從減少貧困和失業的發展思路構建理論模型，討論發展中國家增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福利效應；實證上，可以首先研究一定時期內不同產業（行業）增長的知識產權保護彈性，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不同行業增長的差異影響，然后，結合不同國家GDP的行業貢獻份額，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增強對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總收入及其所表征的社會福利的影響。整合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的研究，我們有可能從收入、貧困、就業和產業結構變遷等方面估計出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的福利影響，為相關政策提供理論與實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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