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生態問題的根源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962年，美國著名的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公開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該書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從客觀上促就了人類社會第一次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普遍關注。由此以來，隨著生態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人類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愈發地強烈。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召開，來自113個國家的政府首腦、代表團團長和國際組織代表首次在一起共同探討環境問題，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呼吁各國政府和人民維護并改善生態環境，為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共同努力。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全球首腦會議通過了《21世紀議程》，該文件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理論出發點，制定了一份內容詳實的行動計劃，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基于此，美國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續發展理事會，負責制定并執行相關戰略，歐盟也于1996年通過了一部關于可持續利用水資源的基本法。幾十年來，世界各國政府和民間組織紛紛為治理環境問題作出了各種不同的努力，雖然部分國家和地域的生態環境得到相應的好轉，但是總體情況仍是不容樂觀。如何從根本上治理生態環境問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了擺在人類社會面前的難題。

早在十九世紀，生態環境問題就已經受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注。馬克思和恩格斯進行學術創造的年代，英國已經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法、德、俄、日等國也紛紛通過資本主義革命或者改革加入了工業革命的步伐，工業革命使得生產力得到了空前地提高，但是也產生了不少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真考察了工業革命后工業區的環境污染狀況，并將生態環境問題納入到社會問題之中，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進而提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基本原則。近年來，社會上總是充斥著一種“馬恩過時論”，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在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基本觀點已經不能用來處理目前的現實問題。然而，筆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諸多事物的基本觀點、基本看法思入了時代深處，突破了時代的局限，對于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研究并闡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態思想，指出其現實意義，不僅能夠有效駁斥“馬恩過時論”，而且對于指導我們進行生態文明建設也十分必要。

2 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非常豐富而深刻的生態思想，這都星散在他們各個時期創作的經典文本之中。但是，由于受到社會主要矛盾和時代主題的影響，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關注幾乎為零。直到上個世紀后期，生態學的研究日益興起，學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態思想的挖掘和闡釋才逐步走向正軌。發展至今，生態學已經成為了西方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學者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本的反復閱讀，梳理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發展脈絡，歸納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主要內容。他們普遍認為，在馬克思那里，資本與生態環境是天然對立的，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資本具有明顯的“增殖獲利”原則，其之所以能夠成為資本而非貨幣，正是因為資本要求將集中起來的貨幣不斷地投入到生產和流通之中以獲取更多的利益，其運行路向可簡化為：“生產――流通――獲利――生產”。這種循環過程，使得資本不斷地被投入到生產，盡可能地去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所以，資本無時無刻都處于增殖變化的運動過程之中，“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系不停地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海德格爾將資本這種增殖邏輯稱之為資本的“進步強制”，資本的“進步強制”一方面從客觀上推動了現代社會的發展，但一方面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必然地為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使得人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可能。但是，資本在發展過程當中卻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有著深刻的內在危機：資本邏輯使得人為了獲得高額利潤而毫無止境地盤剝自然，引起人與生態系統之間的沖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賦予新的生產方式以資本主義性質的這一矛盾，已經包含著現代的一切沖突的萌芽。”[2]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資本的增值邏輯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其生產的目的不再是為了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它帶來多少利息，每年總共積攢多少錢”，資本家成了“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而“勞動本身，不僅在目前的條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僅僅在于增加財富而言，在我看來是有害的、招致災難的”[3]。

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時曾對德國有機化學家李比希的著作進行了認真的考量，并創造性地吸收了其“物質變換”的思想。所謂“物質變換”，就是指兩種不同物體之間物質、材料的相互交換，“在說明生產的‘自然’過程時，我也使用了這個名稱，指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5]。事實上，資本的擴張往往以犧牲自然和勞動力作為前提，人們通過對自然資源的加工利用，將自然資源變為增殖的載體。自然資源的加工利用本是無可厚非，但是，資本增殖邏輯主導下的開發嚴重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正常的“物質變換”，人們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不斷地擴大再生產，不斷地掠奪自然，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較長的循環恢復時間決定了人們無止境地盤剝只能是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

3 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治對策

目前，世界各地都在積極探尋治理生態環境問題的可行途徑，部分發達國家還取得了一些成績，生態環境狀況得到了不少好轉。但是，仔細考察這些國家的治理措施后，不難發現其治理思路無非只是簡單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雖然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但卻無法遏制生態環境問題的反復出現，長久以往，勢必又會造成人力和自然資源的極大浪費。所以，要使得人與自然真正的“和解”，就必須得“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去改變造成人與自然之間矛盾性沖突的根本因素。基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和批判，筆者認為，要根治生態環境問題，就必須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克服資本的偏執性增殖。資本的增殖邏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使得人與自然關系不再和諧。因此，要克服資本的偏執性增殖，就要求我們必須要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那么，是不是社會主義就不會有生態環境問題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過程中，由于一些歷史原因，也出現了生態環境問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生態環境問題是由社會主義道路所導致。與資本主義相比，社會主義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端，駕馭資本無限增殖的本性。所以，“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6]，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第二，完善政府的管理職能，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由于受到資本增值邏輯的驅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忽略了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生態環境問題日漸堪憂。而今，要對生態環境問題進行治理，就必須轉變過去的發展方式，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同時，要完善政府對生態環境的管理職能，尊重自然界的發展規律，探尋并制定一系列對生態有益的規章制度。各級的生態環境執法部門也要加大執法力度，對生態破壞嚴重的單位和個人要及時予以遏止。

第三，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積極作用。在科學技術被資本“綁架”的時代，科技成了“資本化”的人的幫兇，使得自然不堪重負，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認科學技術的積極作用。科學技術本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提高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為生態文明建設“添磚加瓦”，也可以引起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為生態破壞“火上澆油”。科學技術到底是造福人類還是毀滅人類，關鍵就是看人在怎樣地運用科學技術。馬克思和恩格斯歷來就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對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積極作用，在他們看來，科學技術對于人類歷史是一種起推動作用的重要力量。所以，要改善并協調人與自然關系，就必須要克服資本的偏執本性，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正面作用，將人類社會的生存發展同自然界的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

[4]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6

[5]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9

[6]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7] 馬克思， 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22

篇2

1 自然環境與環境問題

從出現人類這種物種開始，人類就一直依賴著自然環境存活著，人類不斷的向自然索取著自己需要的物質，漸漸的改變著自己的生活環境，也慢慢的改變了周圍的自然環境，并使之朝著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著。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逐漸強大，人類為社會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但是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越來越大，甚至對自然造成了不可逆的環境問題。

（1）自然環境與環境問題的概念

所謂的自然環境，主要包括水環境、大氣環境、土壤環境、聲環境等其他自然環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里的定義，自然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1]”。

環境問題是指環境中出現的各種不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現象，按其成因可分為原生環境問題和次生環境問題[2]。原生環境問題是指自然產生的環境問題，這一類是我們沒辦法干涉的自然力，比如火山噴發、地震、海嘯等;而次生環境問題是指人為產生的環境問題，即由于人類活動而導致的自然環境失衡產生的問題，比如向水環境排放大量污水而超過其自凈能力所造成的水污染、由于超標排放大氣污染物對大氣環境造成損害甚至導致人類疾病、森林破壞嚴重、垃圾污染、及臭氧層破壞等。

（2）我國突出的環境問題

中國的環境問題主要分為兩類，即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

我國的生態破壞問題包括水土流失、沙化土增加、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耕地減少、土壤質量下降、水資源缺乏等。而由于森林砍伐、草原退化、環境污染、自然災害以及過渡捕獵、捕撈，我國大量動植物的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種群數量減少，很多物種已經或瀕臨滅絕。

環境污染主要是由于城市工業化進程造成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包括溫室效應、臭氧空洞、霧霾、地表水以及地下水污染等等。大多數的自然環境失衡問題都是人類活動而導致的。

（3） 環境問題的根源理論

由于人類與自然是相互影響的，當自然環境受到了威脅，人類的發展進程也會遭遇環境問題的制約。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經濟總量不斷擴大，人口的繼續增加;自然資源的相對不足、環境承載力弱已成為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的基本國情。有關環境問題的根源理論，我們經歷了人口根源論、科技根源論、經濟制度根源論、社會根源論、道德根源論和文化根源論。

2 思想文化觀對環境問題的影響

人類任何關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產物，是文化決著人對自然的態度，并影響著自然。自然界生態危機的根源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而造成的生存困境，而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是由人的特定的文化理念主導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因此，自然環境問題與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文化是在一定環境中形成的文化，環境是一定文化下形成的環境，人并沒有脫離或超越自然或環境，也沒有辦法脫離自然單獨存在。

事實上人類在實踐的基礎上是同環境一道發展起來的，不同的環境或自然條件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文化是人適應自然的產物，是人獨有的生存方式，貫穿于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之中，人類任何關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產物，是文化決定著人對自然的態度。

既然環境讓我們人類生存且產生了意識，文化意識同樣也影響著環境。那么目前的環境危機是由什么樣的文化意識所主導呢：我國傳統道德文化觀。重“私德”輕“公德”導致人類環境意識淡漠，人的價值取向總是偏向于人類社會，而忘記了人類生存的大環境――大自然。

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認為只有人具有價值，自然是通過對人的有用性而定義的。脫離人，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在這種價值文化觀指導下，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自然成為人無限掠奪、索取的對象。而我們較少的去考慮自然的特性、法則和生態規律。

如今，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道德文化觀顯然在重視環境的時代里起到了絆腳石的作用，面對減輕污染的方法技術，人們總是以自身生活環境的安逸作為優先考慮的對象;由于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太過強大，也造成很少有人去培養保護環境的意識，我們沒有意識到自然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不是我們產生多少，丟棄多少，環境就能夠接受多少。

3 優化我國環境的文化思路

人的思想文化觀決定著我們的行為，決定了整個社會的發展，也影響著大自然。我們可以從以下兩點對環境問題進行優化：

（1）培養公眾的環保意識

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我們就必須從最根本做起，培養公眾的環保意識，從政府宣傳做起，養成一種與自然共存的文化觀。還是用焚燒廠做例子，如果我們對環保有一定的認識，就不會盲目的在沒有了解焚燒技術之前就因為自認為的影響了生活的環境和大氣環境而反對這項技術;如果在我們文化觀中形成了垃圾分類這種環保意識，也可以幫助垃圾焚燒實現清潔環保，雖然對于現在的中國，要實現垃圾分類處理是很困難的，然而當我們的人文素質和科學技術共同達到一定的高度，我國提出的“三化原則”（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就一定會實現。

（2）構建可持續的價值文化觀

在傳統自然文化觀的指導下，人類的行為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如果不以自然規律為依據進行計劃，只能帶來災難。全球性的污染和生態失衡證明了這一點并使人們對以往的自然文化觀進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總結。

我們應該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構建生態自然文化觀來重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可持續發展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使兩者保持著動態平衡的歷史，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人類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正確的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使它們保持辯證的和諧性。

可持續的價值文化觀強調“人與自然關系”與“人和人的關系”的和諧性。我們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就要處理兩大關系，人類社會要想繼續發展下去，就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這“兩大關系”關系，使之保持和諧的狀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

[2] 盧升高.環境生態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3] 劉建濤.賈鳳姿.環境問題根源研究綜述.前沿.2012.第一期.

[4] 李真真.杜 鵬.黃小茹.環境倫理的實踐導向研究及其意義.北京.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2008.

[5] 李紹波，韋秋杰.論生態自然觀與中國可持續發展.世紀橋.2010.第19期.

篇3

環境思潮的深化與生態學

生態學的產生伴隨著生態運動的興起，在90年代通過重新闡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而漸趨成熟，是西方的新形態。當前主要代表人物有高茲(AndreGorz)、瑞尼爾•格倫德曼(ReinerGrundamn)、大衛•佩珀(DavidPepper)、詹姆斯•奧康納(JamesO’connor)、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等。生態學認為，前期環境思潮中所批判的技術、異化消費與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是抽象的，不是人與自然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根源應該是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其生產方式。在這種條件下利潤是其唯一的生產目的，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對自然必然采取一種敵視態度，并且伴隨著成本外在化的傾向。③由于各個理論家對于資本主義導致自然的異化的論述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分為農業、工業、資本全球化作為不同階段的劃分依據來說明資本主義在生態破壞方面的具體形態的特點，因為這恰能反映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歷史變化，對于當今重新認識產業變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本文在此主要從其批判的視角進行論述：

1.農業。土地是人的生存條件之一，但資本主義主義制度迫使土地得以買賣，這必然導致了人的自我買賣。資本主義制度從而加強了對自然與人的剝削。④對自然的破壞一方面體現在過度開墾導致了物質變換的裂縫，破壞了生態循環；另一方面城鄉分離加劇了土地歸還定律的矛盾，即維持地力必須全部歸還從土壤中拿走的東西。因為農民沒有支配土地的起碼的權力⑤，因而無助于解決土壤肥力下降的問題。

2.工業。資本主義為了克服內在的矛盾從而避免經濟危機，通過提高技術加緊了對自然的剝削與破壞，并且通過樹立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擴大消費，從而獲得最大可能的利潤。傳統綠色理論家與法蘭克福學派批判過社會中對自然的控制的觀念與消費的異化現象，在此被生態學學者所批判吸收。他們指出，正是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是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資本主義通過科學技術解決環境問題，最終目的仍在于保障利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態技術與生態學，只會加劇生態問題，而不能真正解決環境問題。

3.資本全球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將高污染、高耗費、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自身發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實質上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掠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和既得利益，一方面在國內奉行‘環境種族主義’政策；另一方面，為了保護本國的生態環境，不斷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掠奪，進行新的‘生態犯罪’。”⑥因而對于發達國家來說，環境已經成為一種特權。“據報道，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對有害環境的工業部門的國外投資39%在第三世界國家，日本對‘最骯臟的’產業部門的國外投資有66%-80%在東南亞和拉丁美洲。”⑦生態學批判了生態殖民主義，指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生態掠奪來轉嫁和緩和矛盾，是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發達國家指責的人口過多與對自然的掠奪造成的。生態學認為，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是資本擴張的邏輯與反生態的體現。正是通過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樹立，緩和了原本經濟危機的矛盾。而資本主義掠奪式的生產方式，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并且全球化生產將矛盾轉移給現代化社會的下游，發展中國家。在矛盾轉移的過程中，矛盾愈加凸顯，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從而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根本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生態學認為，當前的社會主義運動要加強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才能成功解決當面所面臨的矛盾。

對環境思潮的評析

環境思潮發展歷程體現了從實踐到認識的辯證發展。最初人們從實踐中認識到環境問題，但這種認識是對感性直觀的簡單抽象，不是具體的和內涵豐富的認識。繼而人們通過理性演繹提出環境主張，但這種主張是思辨而未檢驗的。通過進一步的實踐人們對生態的內涵與技術的本質有了更多的了解，抽象認識進一步具體化，但同時原來意識中的理性主義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以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展現出來，對于人們的環境思潮有巨大的影響力。但由于這種哲學無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并且是思維的一種倒退，而成為生態學的批判目標。筆者認為這種倫理觀的哲學使命已經完成，雖然對于環境思潮的啟蒙宣傳仍有積極意義，但如果不批判其局限所在，就難以用科學的理論掌握現實物質力量來奠定未來構建生態社會的基礎。“一個致力于對現存社會進行批判的理論家的根本任務，不是倡導某一套道德信念，而是分析它們背后的各種利益及社會結構，從而可以識別并促進變化的潛在動力。”⑧生態學吸取與發展了之前環境思潮的理論成果，通過哲學的闡發而煥發生命力。作為一個通過在各個方面具體的考察而深入研究環境問題根源的理論體系，生態學既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它深入發展了哲學，將生產領域的矛盾擴展到消費領域，擴展了傳統的生態維度，深入闡發了的歷史維度，以此解答新近幾十年出現的環境問題。雖然它的理論還不完善，并且它內部之間的立場并不統一，但是對于指導人們認識環境問題根源有著重大的意義。在我國，“當前我們的理論研究范式主要是借鑒或認同西方生態文明理論中的生態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停留于抽象的價值觀視角。”⑨可持續發展理論必須超越思辨的階段，要豐富其內涵，可以借鑒生態學以及其關于建設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構建，并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加以批判與吸收，形成我國更具實踐意義的理論。

對環境立法的思考

當代環境思潮對環境問題根源的認識為人們處理環境問題的實踐確定了方向，也為國家的立法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當代各國的環境法大多處于對環境問題的抽象認識，和倡導新型的環境倫理的階段。從目前各國的生產實踐來看，并沒有一部環境法能使人類整體上對于環境問題的解決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對于處在國家層面的環境規范來說，它的發展面臨著制度設計的不確定性。經以上對環境思潮簡析，進而對環境問題根源的探究，筆者對環境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思考：

第一，對于法律的目的，是發展經濟還是保護環境，環境法學者滿足于回答環境保護法應以保護環境為中心，而在國家發展規劃層面沒有統一的認識。筆者認為，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以何者為主、何者為先的問題，是不會有最終答案的，不能以簡單的條件關系來推出假設的可能情況。從歷史的角度看，兩者是統一的，統一于人的實踐——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是人的本質的一種體現；而保護環境，亦是人的主體能動性的體現。環境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首先是人類社會的整體問題，其次是國家發展的問題，最后是個人的生活問題。因此，不管法律規范如何表述環境法的目的，都不可避免人的實踐的總體目的。

第二，由于人們沒有明確具體的路徑來解決環境問題，所以需要有一定根據來進行具體的制度規范與標準的設計。這牽涉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眾多學科的知識，如物理、化學、生物學、生態學、統計學、經濟學以及這些學科的交叉學科等。環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對于自己的行為產生的影響沒有明確的認識，所以應該綜合運用這些學科知識來評價人的實踐對環境的影響。只有對環境問題進行深入認識，才能創設具有科學性和現實指導性的法律規范。

篇4

一、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一般理論

（一）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一般理論

1.城鎮化的內涵

城鎮是相對于農村而言的，是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鎮的總稱[1]。中國的“城鎮化”概念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看法認為，城鎮化就是工業化發展引起的人口和用地規模的擴大，城鎮化人口密度增加，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建成區不斷擴大；廣義的理解則認為，城鎮化就是社會化、工業化集聚區域的城市要素逐漸增加的過程，同時包含著人們的精神文明層面的巨大進步的過程。

2.生態環境的內涵

生態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水資源、土地資源、生物資源以及氣候資源數量與質量的總稱。生態環境是生態和環境兩個名詞的組合。生態是指生物之間和生物與周圍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當代環境概念泛指地理環境，是圍繞人類的自然現象總體。環境總是相對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的綜合體，實際上是人類的環境。當代環境科學是研究環境及其與人類的相互關系的綜合性科學。生態與環境雖然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概念，但兩者又緊密聯系、“水融”、相互交織，因而出現了“生態環境”這個新概念。

（二）城鎮化過程中生態環境治理的理論依據

1.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哲學思想

自文化始祖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后，經不斷演化，“天人合一”的學說就在儒道兩家的文化中盛行開來。這種觀點認為，天即自然，人與自然組成了世界上的有機統一體，而二者之間的關系在整體內是動態和諧的、對立發展的。從生態角度講，“天人合一”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依賴，強調發展應當注重整體性，“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強調人與所處的外界環境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系統，“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自然發展的規律十分重視整體的平衡，多余的就會丟棄，而缺少的部分也會得到及時的補充。現在，我們實施的注重經濟、社會、環境、資源等各領域全面發展的戰略，實際上就是在實踐古人的“天人和一”的整體性發展理念。自然的法則是神圣的，人只有遵循法則，改造自然才會取得“上天”的準許；否則，就會受到它的嚴厲懲罰。古人在這個方面顯然比今人的認識要深刻，“天下大生謂至德”，放眼整個地球，我們應學習古人對自然的“取之有時”、“取用有度”的綠色生態主張，只有這樣才能保持生態的平衡。

2.的生態哲學思想

在看來，人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2]。馬克思指出，“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恩格斯說：“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離不開自然界。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的，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3.科學發展觀中的生態哲學思想

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3]。協調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原則，揭示了怎樣發展的問題，既包括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又包括人與自然生態的協調發展；既包括產業及行業之間的協調發展，又包括地域之間的協調發展。協調發展就是要克服單純以經濟收入或經濟增長衡量發展水平的觀點，特別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充分考慮環境、資源和生態的承受能力，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二、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生態環境問題的表現及根源

（一）生態環境問題的表現

1.資源短缺問題日趨突出

（1）城鎮用地失控。近年來，在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與“人口城鎮化”出現大量水分因而城鎮化發展質量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過快，城鎮發展空間嚴重失控，這是“冒進式”城鎮化的重要表現之一。由于對土地的審批不嚴、管理力度不夠，城鎮化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土地資源閑置、浪費現象，造成大面積的撂荒地，致使不少地方出現“土地危機”現象，土地資源浪費現象十分嚴重。

（2）城鎮供水緊張。由于城鎮人口的增多，對水的需求量增大，生活污水相對增多。生活用水排放設施的缺乏，使大量的生活用水排入河流，滲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大量的污染工業布局在城鎮周圍或水源地，對城市供水造成巨大威脅，細菌等微生物污染、工業廢水等無機物污染、工業污染排放等潛在的有機污染，造成城鎮供水的三大污染物。

2.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

（1）城鎮空氣污染。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空氣污染成為最大的環境問題之一[4]。2013年全國大面積出現的霧霾、陰霾，就是因為天空氣體中充斥著汽車尾氣、工業廢氣。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由其他污染物的反應中形成的帶有光和熱的光化污染。研究表明，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巨大，人體持續暴露于空氣污染中，會引起身體的不適。當空氣污染物達到一定濃度時，將嚴重危害身體健康，甚至會導致疾病和死亡。

（2）固體廢棄物污染。近年來，城鎮工業廢棄物、生活垃圾有增無減，而城鎮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嚴重落后于城鎮的發展和功能需要，廢棄物的細粒，增加了大氣中的粉塵含量，加重了大氣的塵污染；無序堆放的固體廢棄物中的有害成分由于揮發及化學反應，產生有毒氣體，導致大氣污染。由于對中央財政上繳比例過大，地方財政的壓力增大，特別是縣、鄉（鎮）財政連吃飯都保證不了，哪有財力來治理和防范環境污染和破壞。甚至對明顯的污染企業和作坊，因其是本地的財力來源而放任自流，明顯加大了對環境治理和防范的難度。

（二）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

1.生態環境的制度根源論

生態環境問題作為全世界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既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又存在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只有進行科學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樹立新的生態發展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使生態環境資源得到合理和有效配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對于生態環境問題只有從制度的層面上加以透析，才能透過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走出在生態環境問題上出現的邊治理邊污染、老問題解決了新問題又出來的惡性循環的怪圈。

2.生態環境的科技根源論

科學技術水平的高低對城鄉環境污染的形成與發展有著深刻影響。在目前人類可以實現的生產力水平下，一個生產過程往往只能利用某種原料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作為廢料排放到環境中去。生產技術水平高，資源、能源的利用率就高，排放到環境中去的污染物數量就少；反之，生產技術水平低，資源、能源的利用率就低，排放到環境中去的污染物數量就多。因此，與科學技術落后相聯系的污染治理技術水平低下，也是環境污染嚴重的因素之一。

3.生態環境的文化根源論

形而上學的發展觀、缺失公正的倫理觀、片面的道德觀、缺位的政績觀，是中國環境問題產生的哲學思想根源。人的出現對自然界而言，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效果，既有可能加速，也有可能延緩自然的演變過程。要使人類的行為作用于自然界時產生正面地、積極的影響，就必須按照自然規律來遵循自然；而一旦反其道而行之，則會得到大自然的懲罰，人類的活動應遵循自然規律并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人類不可能逃離自然規律的控制。

三、推進解決城鎮化生態環境保護對策

（一）完善環境保護法律制度，保證治理措施的有效實施

隨著中國環境的日益惡化，體系較完備的法律系統，對城鄉環境自然資源的開發利顯得越來越重要。環境的保護不僅要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嚴格、明晰的標準也是很重要的。完善立法，擴大法律保護生態環境的范圍；健全和完善生態環境責任制度，明確規定責任的構成要件及法律后果，健全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制度。

（二）建立高效的綜合環境管理體系，強化環境行政權力

在中國，建立有相應的責任機制。不斷提高生態環境監管水平，加強部門配合，強化執法檢查，從源頭預防和全過程監管并重，對違反生態環保法律法規的案件，堅決處理、絕不手軟，確保生態環境安全。

（三）有效推進自愿性行動，積極推動公眾參與環境治理

在城鎮協同治理背景下，城鎮生態環境更加注重在協同治理的過程中，各方能充分實現其權利，從而達成共贏的良好局面[5]。未來城鎮生態環境的目標是建立和諧、文明、創新的新型生態城鎮。這樣的目標必須倚仗社會各個群體的團結合作，所以這里的“共治”是多方面、多群體、多方向的協同治理。大力開展生態保護宣傳教育，努力營造生態環境保護的輿論氛圍，牢固樹立全社會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充分運用媒體和廣告網絡等多種手段，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活動，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

參考文獻：

[1] 張濤.城鎮化與生態文明建設――沖突及協調[J].鄱陽湖學刊，2013，（3）.

[2] 王雪松.生態哲學思想及啟示[J].江淮論壇，2009，（3）.

篇5

1農村環境問題加劇

“三農”矛盾的根源追溯農村環境問題加劇“三農”矛盾的根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村人口基數大，環保素養偏低。近年來，我國農村地區人口迅速增長和需求急劇膨脹，加劇了生態環境的壓力。二是，過度開發現象嚴重。人們在資源需求的過程中，由于使用規劃不當，很容易加劇生態環境的污染，導致過度的砍伐、畜牧等，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迅速沙化，陷入過度使用的惡性循環。其中，“五濫”指的是濫伐、濫牧、濫墾、濫采、濫用水資源，這些都給農村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破壞。三是，粗放式農業生產導致農村污染現象加重。近年來，農藥化肥的使用量逐年增加，化肥、農藥過度使用帶來的農業污染問題也日趨嚴峻，給農業可持續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四是，畜禽養殖、農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農村地區大都建有畜禽養殖基地，大部分養殖基地沒有專門的牲畜排泄物處理系統，都是直接排入河流中，導致水源遭受污染。同時，我國農民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環保意識也很薄弱，生活污水和固體垃圾都是隨意處理，極易造成環境污染。五是，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鄉村企業污染加劇。近年來，隨著城市污染的加劇，城區生活污染開始向農村轉移，大量的生活垃圾不經處理就被運輸到郊區或農村，隨意傾倒或者就地掩埋，導致郊區農村地區遭受污染。此外，隨著城市用地的日趨緊張，許多鄉村企業開始興起，其中不乏很多技術落后、裝備陳舊、污染嚴重的小企業。

2改善農村環境問題的現實路徑

2.1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集約化

經營傳統追求產量和依賴資源消耗的粗放經營，已然不在適應新時期的農業發展形勢。這就要求現代農業要走出一條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之路。而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是新形勢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發展的客觀需求。要想發展生態農業，要想有長遠的發展，就要將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經營。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進行農村土地確權，讓農民手中的土地流轉起來，讓想發展生態農業的人有土地來種植或是養殖。具體而言，發展生態農業要挖掘資源優勢，巧打生態牌，發展現代農業；要統籌考慮地形地貌、耕地資源、水溫氣象和農業發展現狀，因地制宜，科學規劃布局；要逐步形成特色鮮明、優質高效、持續增長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要進一步推進農、游結合，推廣生態旅游農業模式。

2.2控制鄉村企業污染，加強污染防治

針對鄉村企業的污染問題，必須要從多方面進行防治。首先，要加強鄉村企業環境綜合整治規劃，合理布局，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其次，要強化中小企業環境監管，堅決淘汰污染嚴重和技術落后的生產項目、工藝和設備，防止城市污染向農村地區轉移。第三，要因地制宜，從企業內部物質循環利用、建立企業之間物質循環鏈、發展行業之間的循環經濟鏈等方面出發，大力發展鄉村循環經濟，實現物質、能源的良性循環和多層次利用。第四，要加快鄉村企業設備與工藝的淘汰和升級改造，大力推行清潔生產。第五，要擴大農村地區的環保人員編制，增加農村地區的環境監測機構的布點。具體，可以采取增加補貼的方式鼓勵在農村地區工作的環保人員，提高其工作積極性，對有一定文化層次的農民進行環境保護專業知識培訓，使其兼職成為農村的環保人員，從而培養出一批有責任心、有素質的環保人員，以加強污染的監管與控制。

2.3加強宣傳教育，提高農民環保意識

針對農村村民環保意識不高的情況，在推進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過程中，應建立鄉鎮、村兩級聯動機制，形成工作合力；采取村民喜聞樂見的方式來宣傳環境綜合整治意義，避免生硬的灌輸，真正地讓農民了解生態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及其帶來的危害，從而增強村民的環境衛生意識和資源節約意識，調動村民參與的主動性、積極性。例如，可以通過印發“致農民的一封信”、簽訂門前三包責任書、播放音頻宣傳資料等方式，把深入開展環境整治的重要性、維護環境整治成果的緊迫性、持續開展環境整治的必要性傳達給每一位群眾。此外，還應建立日常督查、協調調度、考核評比等工作機制，定期對鄉鎮實施情況進行檢查指導，對工作滯后、進展緩慢的，及時通報，限期整改。

3結束語

農村環境污染會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對農民的身體健康以及經濟收入造成影響，阻礙農村進步的腳步，破壞農村的穩定和諧。而要想解決“三農”問題，必須要從避免粗放式農業生產的形式、多途徑有效控制農村企業污染、加強農村各項污染的治理、加強農民環保教育等多方面著手，以促進農業的發展，保障農民財產，加快新農村的建設。

參考文獻：

[1]黃曉麗,馬洪林.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天津市大港區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現狀與建議[J].農業環境與發展,2009(5):69-71.

篇6

0 引言

城市作為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一把“雙刃劍”，既給予了人類重要的物質資源和心靈關懷，又給人類的幸福生活帶來了眾多問題。近年來，城市規劃和建設中沒有充分考慮落實環境保護，使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遭受日趨嚴峻的環境問題的重創，環境問題的發展也隨之步入惡性軌道。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生活質量普遍下降，表面現象主要有居住環境狹小、遠離自然環境，而這種質量的持續下降又阻礙了城市的發展，甚至導致城市的衰落。此外，人類不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畸形的生活消費方式、工業有毒有害的廢棄物等對大氣、水體、土壤和生物的產生不良的影響。

1 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

我國在創建環境友好型的和諧社會中，人們價值觀念沒有意識到環境價值的屬性，往往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造成環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1 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和城市規模的擴大

這是引起環境問題的物質原因。眾多學者研究發現，沒有其他因素影響，環境污染與城市規模和經濟開發強度成正比。從環境污染上看，大城市比小城市污染嚴重，工業城市比旅游城市污染嚴重。

1.2 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這是引起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目前人口、環境、資源并列為人類面臨的三大問題。從人口數量上，由于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脹，造成了糧食短缺、資源緊張、環境污染、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一系列的問題，其中以環境問題最為突出。人口的增長對城市環境的影響較為直接，是造成城市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

1.3 政策引導缺陷

目前，環境問題已涉及國際政治、經濟、貿易和文化等眾多領域，但環境問題主要依附于城市規劃中的經濟決策機制。政府部門的“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政策缺陷視環境保護為軟指標，使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

1.4 技術手段落后

防治和清楚環境污染的技術手段落后是環境污染的技術原因，有些技術由于費用昂貴難以推廣，有些關鍵技術仍沒有辦法公關。

2 城市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

水污染、空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和噪音污染被看做是世界范圍內四個主要的環境問題。

2.1 水污染嚴重

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和工業化飛速發展，使得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的工業用水和生活用水沒有經過妥善的處理而直接排放，導致整個水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我國近幾年的水體污染呈上升趨勢，影響嚴重的事件就是農夫山泉由于根源水受污染被輿論推到風口浪尖。據專家統計，我國每年因水污染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幾萬億元。

2.2 空氣質量低下

工業廢氣和運輸業排放的尾氣中包含粉塵、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質，這些物質極易造成霧霾天氣，在加上輕霧、沙塵暴、揚沙、浮塵、煙霧等天氣現象，空氣質量低下，影響人類的身體健康。我國部分城市空氣中懸浮微粒濃度嚴重超過國際標準，造成一些城市由于空氣污染嚴重而不能在衛星上顯示。大氣污染引起的酸雨、溫室效應等空氣問題直接威脅這人類的生存。

2.3 城市垃圾成災

人類在日常生活和生產產生了許多固體廢物，主要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大量垃圾運到城郊堆放，全國近2/3的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同時，工業有害固體廢棄物的處理，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固體廢物到處堆放，使得有害物質經過風吹日曬、地表徑流滲入土壤、空氣、水體，造成嚴重環境污染。

3 城市規劃中的環境保護

由于人們對生活質量重視的程度提高，環境保護的意識也深入人心。城市規劃中的環境保護要作為一個重要因素權衡利弊。

3.1 傳統的城市規劃中環境保護的做法

傳統的城市規劃中，解決環境保護問題主要有兩個手段：第一個手段是環境影響評價，簡稱EIA，EIA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當的建設項目對城市環境的破換，但在隨后的后續的城市發展中顯示出局限性。第二個手段是通過建設同步配套的道路交通、供排水、供熱、燃氣等市政基礎設施，減少城市中表面的污染源；通過識別污染源，提出各個污染源治理或者搬遷方案。該方案避免了城市公害的發生，但是忽略了環境資源和基礎設施的局限性。傳統的城市規劃對環境保護方面的缺陷已決定了改革勢在必行。

3.2 城市規劃中應該注意的內容

基于我國城市規劃中環境保護的現狀，不僅要充分利用傳統的EIA和相應的市政基礎設施，還應具有以下內容：（1）在做某一地區的規劃前，應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充分了解實情，分析存在的環境問題。（2）在城市規劃的逐一階段，增加相應的環境規劃指標，從根源杜絕污染的發生。

3.3 城市環境規劃及其主要內容

城市規劃編制的前期準備應將環境、人口、城市性質、城市規模、城市布局綜合考慮。環境規劃直接影響著城市的性質和發展方向，與此同時，環境問題的地域特征也十分明顯，與城市布局息息相關。環境規劃的主要內容主要有四個：水資源綜合治理規劃、城市固體廢棄物綜合治理規劃、大氣污染綜合治理規劃和噪音污染綜合治理規劃。環境規劃編制程序一般有七個步驟：調查評價、污染趨勢預測、功能區劃、制定目標、擬定方案和優化方案、可行性分析、編寫規劃文本。運用現代環境的科學理論，控制污染，預防污染的惡化，促進人類和自然的和諧發展。

4 總結

城市規劃的最終目標是環境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相統一。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時至今日，統一的標準已被政府各個部門基本明確。事實告訴我們，堅持不懈地推進環境效益的最大化，重視有序開發自然資源和強化人力資源，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進而創造出不同凡響的環境效益。

參考文獻

篇7

一、國外文獻研究現狀

“生態學”理論觀點最早見之于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爾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1947年)。由啟蒙精神所產生的認識論意味著我們是在對自然有支配權的范圍內認識自然的，認識自然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壞了，每一種想要取消對自然奴役的企圖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產生了歐洲文明的過程。”

“生態學”首次提出和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一書中，將"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為“生態學”。“生態學”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威廉?萊斯、本?阿格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大衛?佩珀。他們認為，首先，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應強調生態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主張應予批判。再次，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最后，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生態學”生態危機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馬爾庫塞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的批判；威廉?萊斯重新定位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本?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建立。

(一)關于對生態危機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對西方的階級意識和危機理論給予高度重視，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觀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

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資本主義倡導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雖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加劇了生態危機，他鮮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萊斯還對“控制自然的觀念”有著重要影響的培根的思想和馬克思的自然觀進行了分析。

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貝拉米?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中認為，生態危機與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有關，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使得環境持續性地惡化。

(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中深刻、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除存在歷史唯物主義所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外，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理論。兩種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資本家不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資，即便投資，腦子里想的也是賺錢。在《勞動分工的批判》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

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指出，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當代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克服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廠主在環境保護上或許作過一些努力，但這種努力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

二、國內文獻研究現狀

王雨辰、郭劍仁對以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北美生態學進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貝拉米?福斯特理論的特點是力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解讀，挖掘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從而建構出他自己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此基礎上，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態危機的關聯，其理論側重點是環境社會學研究。詹姆斯?奧康納則是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緯度，揭示資本主義二重矛盾同生態危機的關系，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側重點在于生態政治學。

曾文婷在《“生態學”研究》一書的第二章，從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對“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學技術的錯誤利用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生態危機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在于意識形態，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態危機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和科學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經經濟危機和人的本能結構危機的集中表現，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郭劍仁在《生態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討了北美生態學者貝拉米?福斯特的生態危機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不可改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和資本主義的對立關系及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即社會正義運動和環境運動的聯合是解決之道。

葛恒云的《“生態學”及其啟示》認為，生態學理論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在于其認識上的問題，或在于其理論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為理論核心的異化消費概念，是從異化勞動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沒有以對人的物質需求的深入分析為理論前提，影響了對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分析的邏輯力量。其次，是對科學技術的片面評價。

曾文婷在《“生態學”評析》一文中，對生態學理論的評價總體偏重于其可借鑒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態學”努力運用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代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致力于生態理論與的結合，豐富和發展了的生態思想，為在當代的發展與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劉光明的《生態社會主義產生的科學文化背景探源》認為，“生態學”作為有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是特定的科學研究發展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生命與環境科學的發展是它的自然科學前提：關于自然――人――社會未來的論述和西方對進一步探索中的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為它的產生和發展客觀上起了指導、借鑒作用。

解寶軍《對“控制自然”觀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論述了20世紀中期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在運用不當和失控狀態下造成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惡性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篇8

啟蒙運動以來，人的主體性和理性得到了空前的擴張。17—18世紀，培根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笛卡兒“給我物質和運動，我將為你們構造宇宙”的宣言則更加彰顯了人類理性的自信心。在啟蒙理性和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人類取得了輝煌的物質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以理性為核心的啟蒙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從而也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且也最終確立了人對自然的無限統治權。所以，啟蒙理性受到了各流派的諸多批評和指責。在眾多的批評中，生態女性主義的批評視角可謂最為獨特和尖銳。生態女性主義的核心觀點就是把人類(主要指男性)壓迫自然與壓迫女性聯系起來，認為女性借助于自身特有的情感和敏感性，可以發現上述兩種壓迫的內在聯系，兩者的根源都是來自人類與人類文明相伴隨而出現的父權制。所以，從根本上來說，保護自然與解放女性是相通的，都是要通過破除父權制才能得以實現。

生態女性主義以極力批判父權制和男性文化而轟動了學界和社會各界，它的觀點讓人們耳目一新，使得人們明白了原來一直捆擾人類社會的兩大關系難題(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男人與女人的關系)竟然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然而事實是否如此?人們一直在思索著。生態女性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暴露出了自身的理論缺陷和邏輯矛盾，這些缺陷和矛盾一直困擾著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發展和運動的開展。本文主要要做的工作是澄清與生態主義相關的幾個概念和一些關系，糾正人們對生態女性主義在認識上的一些誤區，并試圖解決它內在的邏輯矛盾。

2 對父權制的批判

從上述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簡單介紹可知，父權制是生態女性主義批判和指責的對象。

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人們在很多時候都簡單地認為生態女性主義就是要打倒男性，從男人手中奪回女性應有的權利，而女性借助自然來反對男性是毫無理由的。從這樣的一種認識來看，它顯然混淆了男性和父權的概念，并且也忽視了女性對自然的獨特理解。從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發展史來看，社會上存在的這種認識上的誤區，一部分是來自女性主義自身理論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的理論分歧，另一部分更主要的是來自于人們(特別是男性)評判生態女性主義仍局限于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打倒父權制并不等于打倒男人。父權制與男人的關系比較復雜，理順兩者之間的關系，首先應該認清和理解兩者各自的本質和內涵。對男人的定義比較簡單，我們可以從生物學、生理解剖學等各個層面來界定它。這里重點說明的是父權制。一般看來，父權制是伴隨人類文明而誕生。按照生態女性主義者卡村·J·沃淪(Karen J.Warren)的觀點，父權制是一種壓迫性的觀念結構:這種觀念結構主要包括有三個層次:

(1)等級制的價值思考，即賦予上層者更高的價值、地位和名譽;

(2)價值二元論，即把事物分成相互分離和對立的雙方，給予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的地位和價值，處于劣勢的一方在歷史上一直被等同于“身體”、“情感”和“女性”，而處于優勢的一方被界定為“精神”、“理性”、“男性”;

(3)統治的邏輯，即是證明處于屈從地位的那一方是合理的，一方對另一方的壓迫是必然的。

根據以上的三個層次，我們又可以簡易地得出以下的推論:

a.在西方文化中，婦女被等同于“自然”和“身體”范圍，男人被等同于“人”以及“精神”的范圍;

b.無論什么被等同于“自然”和“身體”范圍的東西，在價值上要劣于被等同于“人”或“精神”的東西;

c.所以，婦女要劣于男人，即男人優越于女人;

d.對任何X和Y來說，如果X優于Y，X對Y的統治就可以在道德上證明是正當的;

e.所以，男人統治婦女可以在道德上證明是正當的。

從沃倫對父權制的推導來看，父權制的等級制、二元論和統治邏輯確實對婦女和自然造成惡劣壓迫和傷害，父權制是“自然”和“女人”的共同敵人，但是反對父權制是否就意味著反對男人(男性)?這存在很大的爭議。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否定或者肯定。因為，從父權制的產生和內涵來看，它是包含了歷史和文化的因素，父權制是男性社會統治整個世界(包括女性)在內的一種價值判斷和邏輯思維，它賦予了男性“高貴”和“權威”，而女性和自然的價值往往被忽視。在很多時候，男性(男人)采用了暴力和野蠻的方式來占領自然和統治女性。父權制給男人帶來了利益和權力，所以在整個人類歷史過程中，男性一直都在鞏固著父權制和男性的文化。

3 女性與自然的關系

生態女性主義批判父權制的立足點是認定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和對自然的壓迫存在某種歷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關系。所以，在批判父權制的同時，還必須處理好女性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關于這一點生態女性主義內部存在著分歧，這也是遭到各方批判的主要焦點之一。女性主義內部對此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強調女性與自然的聯系，包括自然的、文化的生態女性主義以及精神的生態女性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有:瑪麗·戴利(Mary Daly)，蘇姍·格里芬(Susan Griffin)以及斯塔霍克(Starhawk)等。她們基本上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代表，女性與自然之間有著生物學上的聯系。C.斯普瑞特奈克強調:“大地和子宮依循宇宙的節奏。大地上孕育萬物的河流隨月的盈虧而漲落，而女人子宮的來潮也經歷同樣周期性的變化………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生兒育女，并把事物轉化為乳汁喂養他們，大地則循環往復地生產出豐碩物產，并提供一個復雜的容納生命的生物圈。”文化生態女性主義者和精神生態女性主義者把女性與自然“拴”在了一起，使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找到了根基和動力。但與此同時，過分強調女性與自然的聯系，甚至把女性等同于自然，借此來區別于男性，這實際上意味著生態女性主義者已經承認了男人與女人的對立，即是認同了父權制背景下的二元對立，預設了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以及人類(男性)對自然的壓迫。把女性與自然連接起來，蘊涵了內在的邏輯矛盾和緊張，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西方文化(男性文化)中女性的工具化和自然的工具化。

為了逃離這種邏輯矛盾，生態女性主義試圖切斷女性與自然的聯系。這代表了生態女性主義的另外一種觀點。主要以社會的或社會建構主義的生態女性主義為代表，如多羅西·丁內斯坦(Dorothy Dinerstein)、沃倫(Warren)等。她們不再強調自然與女性聯系的重要性，并主張削弱這種聯系。在她們看來，過分強調女性與自然的聯系，就會使自然成為女性的拖累和負擔，就會陷入父權制的邏輯圈套，因此，她們認為男人與女人都是自然的、文化的，女性與自然沒有必然的聯系。同時她們認為女性身上的很多特征(包括生育、撫養、關懷等)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出來的，是文化建構的產物。切斷婦女與自然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二元論所預設邏輯矛盾，但同時也切斷了生態女性主義的根基，使到生態女性主義失去了內在的動力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態女性主義者最初的激情，她們的初衷是要在有機體的意義上——尤其是在提到婦女的生物學特征時——重申自然”。

4 生態女性主義的當代價值

生態女性主義哲學采取的策略是用女性意識和女性原則來替代人類中心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女人與自然之間的特殊聯系使她們免于像男人那樣對自然實行掠奪和控制。女性更懂得如何去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又由于女人做母親的經歷和對孩子的喜愛，使她們善于用情感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以一種和諧的母子關系代替男性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等級和統治關系，來自女人獨特生活經驗的女性文化和價值從私人領域帶到公共世界，可以改變戰爭與政治。男性是把世界當成狩獵場，與自然為敵;女性則要與自然和睦相處。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適合于為保護自然而戰，更有責任也更有希望結束人統治自然的現狀——治愈人與自然之間的疏離，這正是生態運動的最終目標。生態女性主義哲學主張自然世界與女性主義精神的結合，它認為應當建立不與自然分離的文化。

作為發展中的社會思潮和文化運動，生態女性主義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中，都遠未成熟。即便如此，“它對壓迫婦女和掠奪自然的共同的社會文化根源的挖掘，無疑深化了人們對環境保護和環境倫理問題的探討。它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二元論和統治邏輯的揭示，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地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對關懷、關系、特殊性的強調，也有助于我們超越現代性的各種‘話語陷阱’。”尤其在21世紀的今天，在全球生態環境危機日益加劇的語境下，生態女性主義關于女性與自然的觀點有著極為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和影響。“它把女性主義的‘社會性別’(gender)范疇作為研究和分析問題的范式，重視女性的地位、價值、體驗和利益，以性別視角透視環境倫理、生命倫理、婦女倫理等實際問題，注重挖掘生態危機產生的深刻歷史根源，并試圖為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生態女性主義克服了女性主義、生態主義視角單一的缺陷，而力圖從女性和自然的關系的視角出發，將環境問題和婦女問題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使生態主義和女性主義得以互相促動、協調發展。僅僅20年前，即使那些最激進的環保主義者都認定人類是優越于自然的，他們也只不過是警告人們要居安思危，勸告大家不要為了人類的需要而濫用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權利。和環保主義者相比，生態女性主義者前進了一大步，她們看到所有的不平等，無論是存在于人類內部的，亦或是存在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都是不合理的。生態女性主義關注人與其他生命形式的相互關聯，它的目標是達到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參考文獻

[1] [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女性主義思潮導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P364.

[2] Karen J. Warren，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Environmental Ethics，12(1990)，No.3，PP.125-146.

[3] [美]C.斯普瑞特奈克.生態女性主義建設性的重大貢獻[J].國外社會科學，1997(6).

篇9

20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和人口的劇增導致用水量劇增,同時伴隨著日益嚴重的水浪費和水污染,造成水資源日益短缺,全球水危機正加速向我們走來。“聯合國多年來一直在警告,末來幾十年水資源短缺將成為人類最大的危機之一。”[1]水資源危機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使水危機問題,不僅僅是生態環境問題,也越來越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從生態政治的視野研究人水和諧問題,處理好兩者關系,促進人水和諧與生態政治文明,有利于緩解水危機。

1.“人水和諧”的源起

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來自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和生態主義雜志編輯的《為了生存的藍圖》兩個報告明確提出了環境危機不再是個局部枝節問題,而是人類未來生存的危機,并對傳統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兩報告敲響了全球生態環境危機的警鐘,使生態環境問題納入了世界政治的視野。

為了應對生態危機,從1972―1992年,聯合國先后通過了《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內羅畢宣言》和《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三大宣言。三大宣言旨在為各國在環境與發展領域采取行動和開展國際合作提供指導原則,規定一般義務,反映了世界各國攜手保護人類環境的共同愿望。

隨著國際社會對環境重要性認識的日益加深,國際社會在關注一般環境問題的同時,開始高度關注水資源問題。因為在全球范圍內,水污染、用水量的迅速增加以及水浪費,使水資源進一步短缺,水環境越來越惡化,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水危機正向我們走來。為了世界水安全,1993年第四十七屆聯合國大會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制定的《21世紀行動議程》中提出的建議,通過了第193號決議,確定自1993年起,將每年的3月22日定為“世界水日”,用以增強國際社會對開發和保護水資源的意識,人水和諧問題提到了世界議事日程。

中國屬于缺水國家,據專家估計,中國“2010年總需求水量比20世紀末還要增加20%,如無重要變化,農田、城市缺水量將分別達到700億和200億立方米。”[2]中國水資源短缺,除了水資源不豐富,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增長過快原因外,還有三個人為原因:一是浪費很大,二是水源污染嚴重,三是過量開采地下水。由此加快了水危機向我們走來的步伐。為了緩解人水矛盾,喚起公眾的水意識,建立一種科學利用水資源的體制和運行機制,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頒布,同年,水利部即確定每年的7月1日至7日為“中國水周”, “人水和諧”行動開始在全國展開,構建人水和諧開始成為社會共識。

2.“人水和諧”的哲學根源

“人水和諧”有其深厚的哲學根源,它源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傳統哲學思想。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存在著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兩派的對立。

人類中心主義把人類的利益作為人類活動的價值標準,認為人是活動的目的,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如果不能達到這一目的的活動就是沒有任何意義。人類中心主義重視人的價值和作用,強調人的主體地位,但也存在著忽視自然,過分放大自身的主體性,無視自然的存在和價值的傾向,這種傾向必然導致嚴重的環境生態問題,不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自然中心主義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強調人與其他生物及實體都是平等的,應堅持自我實現與生態中心平等原則,尊重非人存在物的權利。自然中心主義過分強調非人存物的權利,會使人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出現不可克服的矛盾,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這在劉福森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的理論困境一文中有詳細地分析[3]。

“天人合一”的思想克服了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缺陷,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的協調,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一致。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必須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發揮主觀能動性,順應自然規律,利用和改造自然來滿足人類的需要,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自然生態環境,使其不遭到破壞;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不是主宰人類命運的神秘力量,它是可以被認識、被人類利用的。人水和諧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在人與水環境問題關系上的具體表現,體現了人水和諧的辯證法。

從以上人水和諧的源起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爆發的生態危機使環境問題成為一個敏感而重要的世界政治問題,由此導致一個有別于傳統政治理論的新的政治理論形態――生態政治理論的產生。

關于生態政治,2003年肖顯靜在《生態政治――面對環境問題的國家抉擇》一文中有過深入的研究。他認為,生態政治主要是研究和處理政治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科學,“它把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系統看做是一個相互作用和影響的統一整體,將建立可持續的社會、自然、經濟作為其思考的中心,探討認為生態政治產生的背景是環境問題的日益政治化。”生態政治研究的主要內容是怎樣從生態政治的角度來有效的解決環境問題[4]。從生態政治的角度解決環境問題當然也包括解決水環境問題,目標就是形成人水和諧的良好局面。人水和諧與生態政治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存在著一種互動的態勢。

1.生態政治促進人水和諧

從生態政治看人水和諧,就是從講政治的高度,把人水和諧拿入政治議題,通過政治的力量,采取多方面措施解決人水不和諧問題,最終達到人水和諧的目標。政治為什么在人水和諧中會有大作用呢?因為在人和水資源的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的活動對水資源會產生根本性影響,要調節人的活動政治起著重要作用。眾所周知,人的活動不是孤立的活動,而是一種社會活動,而政治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管理活動,在這種管理活動中社會組織、政黨和政府都會發揮個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并對個人活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從生態政治的角度看,把人與水資源關系納入政治議題,必然對人水和諧產生深遠影響。如,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政治組織提出關注水危機,提倡人水和諧,對世界各國處理好人與水資源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又如歐洲的綠黨,把生態安全包括了水安全直接納入政治目標,對傳統的政治觀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必然對人與生態關系包括水資源的關系產生重大影響;與其他社會政治組織相比,政府對人水關系的影響是最大的,因為政府具有任何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都無法比擬的強制性與合法性,它可以通過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對人與水環境關系進行直接干預,由于水環境具有明顯的公共性與外部性,人與水環境的不和諧靠市場化來解決非常困難,必須依靠政府的干預和調節,所以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保會議提出“環保靠政府”的建議是非常中肯的。

事實也是這樣,如我國加大了人水和諧的宣傳力度,并頒布了一系列的治水管水政策、法律和法規,有效促進了人水和諧。同時全國各地也采取了相應的管水、治水措施,如: 江蘇治水追求生態效益[5];廣東依法治水、管水[6];湖北荊州開展人水和諧促科學發展活動,等等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緩解了人水矛盾,使人水和諧越來越成為我國社會共識。可見,生態政治促進了人水和諧。

2.人水和諧促進生態政治文明

從整個世界范圍看,人水不和諧是造成水資源危機的重要原因,水資源危機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甚至產生社會沖突和戰爭,并由此造成深刻的社會政治危機,這就使得水資源危機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而是越來越成為一個政治問題。自從上世紀伴隨著生態危機爆發而爆發的水危機以來,從國際組織到民間組織、從政黨到政府越來越把人水和諧問題作為一個政治議題,人水和諧對政治產生了越來越直接而以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的一個直接成果就是促進生態政治文明。具體表現在:

人水和諧問題促使國際政治組織協調各國關注水環境安全,有利于化解由此引發的危機,增進了國與國之間的互信,推進了國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與和諧。

篇10

眾所周知，人類水災頻繁，自古以來水災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苦難。水災的根源有二：一是暴雨引致江河流量激增，這是氣象因素。二是長期以來，江河上游濫伐樹木，破壞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加上大量的圍河造田，減少了沿江湖泊的蓄洪能力，這是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人為因素，也是水災問題的根源所在。

人類要消滅水災的有效措施，就是既要修筑堤壩和進行水利工程以調節江河的流量，以應對因暴雨引起的洪峰；同時也要做好水土保護工作。換言之，我們需要在江河上游那些植被曾遭受嚴重破壞的地區，重新植樹造林，重建植被。這樣，被雨水沖到江河去的泥沙就會減少，河道淤塞的情況就能改善。加上清挖江河的泥沙，退耕還林，退耕還湖等補救措施，以便能逐步恢復江河流域的自然風貌。做好環境生態保護工作，以便能達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處，這就是人類消滅水災的有效措施。

這一有效的措施，在世界各國已開始推行和落實，并已初見成效。當前，我國黃河及長江上游嚴禁伐木，封山育林，數百萬伐木民工改為植樹民工，在水土流失嚴重的地方種樹造林，重建植被。政府同時鼓勵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種些樹，并給予一些經濟的實際利益，因此農民種樹的積極性很高。近年來，黃河和長江上游一些原來光禿禿的地方漸見綠化，江河里的泥沙量開始有明顯的下降，其他減少水災威協的措施，例如退耕還林退耕還湖，清理河道泥沙，修建水利工程也在積極落實中。

我們有理由相信，千百年來困憂著人類的水災問題，通過正式立法，以執行各項保護環境，重建植被和水土保護的措施，情況可望日漸改善，水災問題最終會得到合理的解決。

廣東肇慶鼎湖水坑一小學五年級：植奇棟

篇11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由于經濟增長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工業發展模式上，一些地區以環境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人與自然關系逐漸異化。從自然觀來看我國人與自然關系失衡的種種現象，可以總結以下幾種根源：

一、認識論根源

人和自然的關系，從認識論方面理解，就表現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古代中國人有“天人合一”的觀念，可見古代人沒有將人與自然割裂開來的思想，當然也就不會把自然當作異己的客體去加以征服。馬克思自然觀也主張，人與自然是統一的，人、自然、社會是共同發展的。當代社會，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主導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類對自然資源需求的過度膨脹，導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態問題，這就反映了主體和客體的嚴重分離。

一是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主導。有的學者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的根本在于其主體主義預設，即認為可將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劃分為主體和客體，而人是宇宙間僅有的主體，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無靈性、毫無神秘性可言的客體。”從這一點出發，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則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類附屬物。遠古時代，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的認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對于很多自然現象人們都不能解釋，所以在價值觀念上就表現為自然崇拜。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來越強，人類支配自然界的規模越來越大，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個時代，人對自然的關系也由對自然的崇拜轉變成對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隨著科學技術迅速進入生產領域，大工業第一次大規模地、富有創造性地實現了人與機器作用的結合，使人類社會的工業化進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斷推進。科學技術使人類感受到了物質財富的巨大實惠，從而使人們對科學技術推崇備至。于是科學文化占據了人類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陣地逐步陷落，“唯科學主義”思想逐漸突起。其實，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科學技術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物質生活，但也正因為科學文化的支配與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類喪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變得心靈空虛、陷入了機械、世俗、實用、唯利可圖的思維。這種唯科學主義的思想加劇了人類對自然的破壞。

改革開放后，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我國對經濟政策做了極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這種“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問題的不斷加深，阻礙了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

二、經濟根源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會中，由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的基礎——勞動異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同自己相對的異己世界的關系。進入工業社會，人類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奪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資源更加緊張，進一步加劇人與人的對立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

篇12

一、我國環境惡化造成的嚴重后果

1、巨大的經濟損失。2006年我國《2004年中國環境經濟核算》綠皮書正式公布：2004年因環境污染給我國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水污染的環境成本為2，862.8億元，占總成本的55.9%。大氣污染的環境成本為2，198.0億元，占總成本的42.9%。固體廢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7.4億元，占總成本的1.2%。如果用現有的治理技術水平全部處理2004年點源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的直接投資約為10，800億元，占全年GDP的6.8%左右。近年來政府雖然投入大量的人力，拿出巨資來對環境進行治理，但依舊難覓“鳥兒水中戲、河邊畜禽滿”蹤跡，由于地方的保護，環境污染事件依舊上演，“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2、環境肆虐著人類的健康。根據衛生部的相關統計數據，2001～2003年出生缺陷歸因于環境污染占新出生兒的25%的；有超過2.7億的城市居民生活在空氣質量不達標的環境中，大約有2.3萬人死于各種呼吸道疾病，1.3萬人死于心臟病；約有3億人每天都在飲用受到污染的水，其中約有1.9億人患病，每年約有3萬兒童死于腹瀉。另據腫瘤專家統計，每年200多萬癌癥患者中，70%與環境污染有關。

3、環境危害影響社會穩定。一是國內由環境污染引發的群眾上訪事件呈顯著上升趨勢，并且每年以30%的速度遞增，致使企民、官民矛盾不斷尖銳化。二是國際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在影響著我國的國際形象，像日本、韓國認為沙塵暴100%來源于蒙古和中國，還有東南亞一些國家抗議修水電站，破壞了他們的生態等。與周邊國家存在的環境問題處理不好會成為外交摩擦的隱患。

二、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一）環境問題的根源。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創造了GDP年均增長10%以上的奇跡，然而這種增長是以資源高速損耗和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全國高利稅企業，排在前面的全是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業。中國不能再模仿發達國家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所以，當務之急就是樹立科學發展觀，做好環境保護工作，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二）處理好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為他們留下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必須努力保證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1、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充足的自然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基礎和條件。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富民強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環境是高質量生活的必要條件，而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既有悖于促進經濟增長的初衷，也不利于人們保持良好舒暢的心情，不利于生產的進行。另外，污染治理和資源短缺不但會制約經濟的增長、甚至制約一些產業的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2、經濟增長不足或增長方式不當是造成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的重要原因。貧困地區毀林開荒、草原過牧、陡坡種糧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把環境成本外部化，不考慮資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態服務價值，低成本的工業擴張是造成環境嚴重污染和資源浪費、短缺的根源所在。

3、發展經濟要有可持續性。我們在發展的同時，不僅要考慮當代人發展的需要，也要考慮子孫后展的需要，給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環境條件是我們必須負起的歷史責任。

4、環境問題是發展帶來的也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加以解決。沒有必要的經濟增長和缺乏改善環境的條件和資金的支持，保護環境就難以奏效。只有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重視環境保護問題，才能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好環境保護工作

1、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循環經濟的特點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實現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大力推進循環經濟，要把工業與農業、生產與消費、城市與農村以生態鏈為紐帶統籌規劃，建立循環型社會。環境問題的本質就是發展問題，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必須大力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

2、清潔生產指生產過程中要節約原材料和能源，減少排放物的排污量和毒性，同時也要求減少整個生產周期對人的健康和環境的影響。“預防污染”是清潔生產的本質特征，傳統生產是一種孤立的、只強調物質生產而忽視環境的生產方式，由于它已延續很長時間，成為傳統習慣，要使這種觀念得以根本轉變，需要不間斷地施以清潔生產意識教育，引導人們轉變傳統生產觀念，讓清潔生產的要求和方式深入人心，成為政府、企業、社會的自覺意識和行為。

篇13

0　引言

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十分迅速，近幾年已經連連取得突破，人均GDP水平正在穩步上升。但隨之而來的是環境的破壞，各種環境污染極大的制約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腳步。而且目前國內的污染情況比想象的要嚴重的多，許多地方的水資源污染已經影響到人們的飲水和生存。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是針對我國環境污染的基本國策，為促進國內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奠定了基礎。如何有效治理環境問題，仍是現下需要研究的重點。

1　導致國內環境問題嚴重的主要原因

導致國內環境問題嚴重的根源是人類的生存活動，分析導致國內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需要從人入手。

首先，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的發展觀已經走入了誤區，政府單純的認為經濟發展就等同于社會發展，只有提高經濟發展的速度才能夠解決國內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問題，才能夠追趕發達工業國家的腳步。這種思想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單純的經濟發展缺乏成熟的政治文明做后盾，導致社會發展失去協調性，環境污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目前仍舊有人認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在模仿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模式，先發展再治理，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然路徑[1]。但是這一觀點并未從中國的實際資源情況深入分析。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各種資源相對緊張，各種資源和環境問題很可能在經濟發展取得較大成效前蜂擁而至，導致經濟發展難以承受環境壓力。因此，堅持科學的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發展長久利益的遠大戰略，也是必然要求。

其次，國內目前缺乏完善的環境保護法律規范，現有的法律規范結構也不合理。沒有完善的制度規范人們的行為就不能夠有效的實現環境的保護。目前國內的許多法律法規的側重點是如何防治污染，尤其是工業污染，但是卻很少提到保護生態環境，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漏洞[2]。而且，許多法律規范僅僅對如何治理環境問題的根源做出了相關對頂，忽視了由根源引發的區域性污染的治理規定。總體來說對于污染后的治理進行了規定，但是忽視了最根本的環境保護規定。

最后，環境污染也是科技發展帶來的弊端。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污染性較為嚴重的物品被發明和使用，雖然極大的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是也為環境的發展制造了沉重的壓力。空氣污染和水資源污染都與科技發展有緊密聯系，也是當前需要大力整治的主要環境問題之一。

2　提高環境治理新途徑

提高環境的治理，需要從環境污染的根源入手。因此，解決國內的環境問題還是要從人入手，落實有效的解決措施，才能夠實現環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總體來說，有效治理環境污染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首先，政府是提高環境治理效果的關鍵因素。政府為環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規，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主導力量，政府的決策直接關系到環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方式和影響程度。因此，政府需要做好引導工作，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鼓勵企業采取保護環境的生產模式，向大眾宣傳環境發展的重要性，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營造整體保護環境的氛圍[3]。加強政府的強制性只能也是保護環境的必然措施，對違反相關法規，污染環境造成影響的一律從重處罰，對各級執政單位的執政策略也要進行監督，發現以犧牲環境換取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律嚴肅處理。政府部門作為社會的管理階層，具備管理社會行為的權利和責任，只有正確意識到自身保護環境的責任，充分發揮保護環境的權利，才能夠實現政府部門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其次，環境的保護不能夠僅靠政府采取措施來完成，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配合。人民群眾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也是實現社會行為的主體，當然更是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引導大眾正確認識環境污染行為的危害，正確進行經濟行為，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點。目前，許多國家都發起了社會生態環境保護的各種公益性活動，掀起了全球綠色發展的新熱潮，國內也大力宣傳低碳生活，提倡人們保護環境，減少污染，極大的促進了國內環境保護的效果[4]。

最后，重視對企業行為的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企業的工業化污染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元兇。嚴格審查企業的廢氣及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對造成污染的企業進行從重處理，建立嚴格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制度，實現工業的可持續發展。

3　結論

總之，隨著人們對環境破壞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有了進一步明確的認識，生態環境保護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從整體角度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營造良好的生存環境是新時期政府需要引導和大力支持的重要工作，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實現提高環境治理新路徑的實施，完善現有的環境保護制度，為進一步促進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歐陽恩錢.環境問題解決的根本途徑：多中心環境治理[J].桂海論叢，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