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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H.L.A.哈特被譽為20世紀最杰出的法哲學家之一，無論是與富勒的爭論，還是“哈特－德沃金”之爭，他始終處于當代西方法學思想交鋒和論辯的另一端，引領并推動當代英美法理學的發展。因此，發掘和研究哈特的法律思想，既有利于我們理解和評價哈特的理論貢獻，又有助于我們把握當代英美法理學發展與變遷的思想脈絡。
哈特的重大理論貢獻是，在一般法理論中引入了內在視角(a internal point of view)的因素。但很不幸的是，這一概念經常為人所誤解或誤讀。考慮到內在視角在哈特理論中的重要地位，為澄明哈特的理論立場與內在視角的關聯，筆者將根據自己的研讀和理解，綜合分析哈特內在視角的兩個問題，即內在視角的定位及其與哈特理論立場的關聯問題，以反思哈特法律實證主義思想的方法論基礎及其理論意義。
一、內在視角的提出及其涵義
哈特提出的內在視角，被視為邁向理解法律及其實踐之本質的關鍵步驟。與傳統的法律實證主義者如奧斯丁和凱爾森不同，哈特基于社會規則的觀念發展出一種新的法律實證主義理論。一方面，哈特駁斥了奧斯丁的簡約主義，即把法律簡化為者命令的做法，并以“搶匪情境”@為例說明法律不等于單純的者命令；另一方面，他還駁斥了凱爾森的規范性簡約主義――后者采取了雙重的簡化步驟來理解法律規范：第一步把法律界定為“應當是什么”的客觀實在；第二步則把底線層面的應然實在簡化為最高層面的應然實在，并依次進行三種不同的簡化，即法律權利首先簡化為法律義務，法律義務繼而簡化為法律規范，法律規范又最終簡化為應然實在。哈特認為，法律規范不應簡化為法律義務規則，還存在著授權的法律規則，后者決定著法律義務規則的確認、修改和存廢。
根據哈特的社會規則理論，僅在規則被實踐的時候，社會規則才存在。社會規則的實踐通常由兩個方面的要素所構成：(1)社會成員在行為模式上的趨同和聚合，以至于形成一種普遍的、穩定的常規行為模式；(2)社會成員對此行為模式持有廣泛共享的批判反思態度，它表現為所有社會成員應當去遵守共同的行為標準，并批評和譴責那些行為偏離者。因此，盡管社會規則與社會習慣在行為常規的意義上存在相似性，但社會規則具有下列明顯的特征：首先，偏離于社會規則，將導致社會成員對其行為偏離的批評；其次，這些批評被認為是正當的。這一正當性意味著，依據社會規則來評判不同行為的做法不應受到非議和譴責；最后，僅當社會成員把既有的社會行為模式視為行為的共同標準，社會才具有或存在一個社會規則。易言之，當其成員對特定的行為常規采取一種內在視角時，社會才會存在一個相關的社會規則。
哈特認為，在一個具有行為規則的社會里，“關注規則有兩種可能的方式：要么作為一位外在觀察者，他本身并不接受這些規則；要么作為該社會的一位成員，接受這些規則并以之為行為指引”。根據這一區分，哈特告訴我們，以第二種方式關注規則的社會成員，總是采取一種內在視角來看待這些規則。內在視角意味著接受規則者以一種批判反思態度來看待這些規則。根據這一界定，“接受規則”和“批判反思態度”是內在視角概念的兩個關鍵詞。
首先。接受某一社會規則就是把規則所載明的行為模式視為群體成員應予遵從的共同標準。它要求把規則視為行動的理由和證成條件，作為主張、要求、批判或懲罰的基礎，而且作為確立這些要求和批評之正當性的基礎。“(接受)存在于個人的常規傾向中，他們把如此的行為模式既作為未來行為的指引，又作為批判的標準，它可能正當化各種要求和不同的壓力形式。”。這等于說，采取內在視角的人不管行為動機如何，他意圖接受規則的指引并遵從規則的行為模式；與此同時，他可以批評那些不守規則的人，并運用“錯誤”或“不當”等評價性語言來表達其批評。
其次，批判反思態度最好被理解為既包含一種認知維度，又涵括一種意志要素。它的認知維度涵蘊著一個行為模式――在具體情境中如何行動的一般化范式一的觀念，它具體表現為一種對行為與情境關聯性的抽象感知能力。簡單地說，對一項社會規則的認知，主要體現為對相對抽象的規范內容的理解和把握，這一規范內容涉及在什么樣的具體情境下應當為或不為特定行動的事項。由于行為和情境相關性的感知力通常要求人們理解當前行為或未來行動的意義，因此認知成分還包含著一種評價自身行為以及思考如何行動的能力。這與“知識即力量”是密不可分的。批判反思態度中的意志要素，則體現在擬想的行動情境中從事特定行為或不行為的某種意愿或偏好。對待規則的批判反思態度，意味著在接受規則的前提下按照規則內容從事特定行動的行動意愿或偏好。換言之，即便接受規則者行為動機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必定有遵守規則的行動意愿或動因，否則接受規則的成員要么不愿意遵守規則的行為模式，要么不接受規則所要求的行為模式為評價行為的共同標準。
二、內在視角的分類學體系和哈特的理論立場
為更好地把握內在視角概念的意義，我們必須在一個內外在視角的分類學體系中確定內在視角的準確坐標，進而闡述它與哈特之理論立場的關聯性。
(一)內在視角的分類學體系
在考察哈特有關內在視角的觀點之后，學者們發現，哈特在論述法律或規則的內、外在視角時前后并不一致。由于內在總是相對于外在而言的，那么哈特的前后不一致主要體現在對外在性的不同指稱上。在哈特的意義上，“外在”有時指稱的是物理的距離，有時指稱的是用以分析行為的手段，以及又指稱對待所涉規則或體系的態度。我們可以在哈特的著作中分別發現相應的線索，如，一方面，哈特曾說，一位外在觀察者“雖然自身并不接受社會規則，但卻可主張該社會成員接受這一規則，并因此可從外部提及該社會成員以內在視角來對待這些規則的方式”；另一方面，哈特又提及“一種極端的外在視角”，它指的是這樣一類外在觀察者，他“甚至不訴諸于內在視角之方式……而僅僅滿意于記錄可觀察行為的常規性”；再者，哈特還似乎曾把不法者的視角歸之為一種外在視角。為此，通過鑒別不同的外在性類型，有論者從中總結出四種內、外在視角的區分形式：(1)跨文化觀察者的外在
性，他可以理解其他的行動者以內在視角來看待社會規則的性質；(2)自然科學家的外在性，他僅僅記錄其他行動者的行為常規，而不太關注行為者的動機和態度；(3)不法者的外在性，他拒絕接受規則并僅在預測法律的不利后果時關注它們；(4)無法理解法律融貫性和體系性之參與者的外在性，他僅僅是非常熟練地仿效其他內在參與者的行動，卻并不認同法律的體系性和融貫性。
外在視角的多樣性似乎意味著，它可以分別對應不同類型的內在視角。因此，要準確厘定內在視角的坐標位置，必須先構建一個合理的、符合哈特使用意圖的分類學體系。為此，我們或可借用美國學者司格特?夏皮羅所提出的實踐和理論之區分，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關于內在視角的分類學體系。法律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其實踐參與者必然是與法律打交道的當事人或法律人。這類實踐參與者對待法律的實踐態度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內在化的態度，即把法律規范作為行動理由的接受態度，這是一種典型的好人視角，即大多數遵紀守法的良好公民所持有的實踐態度。哈特認為，他們必須是社會的大多數，否則社會就無法存在良好的法律秩序。另一種態度則是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提出的壞人視角，它是一種典型的投機心態，它設想著，人們之所以遵守或服從法律，僅僅是為了避免與之相伴隨的制裁和懲罰，而不是因為規則要求如此行為。從一定程度上說，壞人也是一種法律實踐的內在者，雖然他關注法律的目的僅僅是厭惡法律制裁。因此，無論是內在化態度還是內在者的壞人視角都是一種實踐立場，它強調內在于法律實踐的參與者如何理解法律實踐的規范意義。由于內在視角是一種接受或認同規范的實踐態度，因此不以接受規范為基礎的壞人視角雖然是一種實踐態度，但卻可被限定為一種外在態度。
而從外在于法律實踐的立場來理解法律實踐的諸方面，隱含了一種理論視角的可能性。持有理論視角的人，并不反求諸己，而僅僅去描述和理解其他的法律參與者是如何依據法律規范而行事。這一點與彼得?溫齊對哈特的影響有很大關聯。對于溫齊來說，理解一個社會不同于理解自然，后者依據因果律來解釋自然現象；理解一個社會現象，必須涉及到行為動機和行為理由的范疇。溫齊的理論立場，可被稱為一種參與者視角的詮釋或理論說明，即根據社會規則來說明社會行動者的行為動機和理由。哈特所自賦的描述社會學徑路正是這一理論視角的一個典型，它旨在描述社會成員如何看待并回應法律規則的要求。相對于內在參與者的內在視角而言，這種詮釋的理論視角仍然是一種外在視角，盡管它必須關注并考察參與者的內在視角。除此之外，還存在著一種不同的理論視角，它僅僅滿足于記錄和描述社會行為的內容和頻度，而不關注行為者的行為動機和理由。哈特把這一行為主義的描述立場稱為一種極端的外在視角。
綜上，我們可以在下述分類學體系框架中發現內在視角的清晰定位：
從這一結構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內在視角作為實踐視角的一個支類，它與霍姆斯意義上的壞人視角均以實踐的內在者為基點。兩者的區別在于，是否接受法律規范，并持有一種內在化的實踐態度――正是這一態度決定著實踐參與者(即內在者)的分化。為了強調內在視角的實踐性和接受態度，哈特曾在不同的表述場合下，把與內在視角并列的其他三種視角理解為一種外在視角。換言之，如果單純以內在視角的接受態度為尺度，那么，無論是霍姆斯的壞人視角，還是外在觀察者和研究者的視角，都是一種相對于內在視角而言的外在視角。這種相對性體現為不同的外在視角分別展現出一種相對應的外在性。
(二)哈特的理論立場
陳景輝博士在《什么是“內在觀點”?》中認為，哈特的內在觀點是對接受觀點的描述，因而“不是內在參與者的實踐觀點，而是研究者以內在法律實踐的者的角度，對于法律的解釋”。這一觀點似是而非。之所以“似是”，因為他通過援引夏皮羅教授的論文，強調了內在視角對規則實踐的接受態度；而最終又是錯誤的，因為哈特對內在視角的描述本身是一種外在視角，即一種理論維度的外在視角。陳景輝博士恰恰混淆了哈特的理論立場與內在視角之間的區別與聯系。
哈特運用內在視角的目的在于，指斥以制裁為中心的法律實證主義思想無法說明法律的規范性。然而，哈特自身的理論立場，如其在《法律的概念》一書前言中所宣稱的，是一種“描述社會學”的立場。之所以是“描述的”，“因為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不以任何證立為目標；它并不尋求通過道德或其他的理由，去證立或推薦我在一般性說明中所描述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和結構”。在描述的立場下，哈特不是置身法律實踐的參與者，而是借由一般描述實踐參與者的行動來理解法律的性質。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種實踐的內在視角。那么，該如何理解哈特自身的理論立場與內在視角的關聯呢?
最早給出一個恰當解釋的是英國法學家麥考密克教授。他在哈特思想之評傳中指出，哈特法學思想的方法論立場是一個介于內在視角和外在視角之問的“詮釋”視角：一方面，它全面分享內在視角的認知成分，即理解人們為何如此行事的模式；另一方面，雖然它能夠完全理解內在視角的意志力成分，卻并不接受和分享這一成分的內容，即意愿根據上述行為模式而行動。其他學者相繼接受這一看法，并分別給出了相同的論述和說明。例如，比克斯就認為，哈特的方法進路是詮釋的，因為它試圖通過一種實踐參與者如何看待實踐的方式來理解這一實踐的內涵和意義；夏皮羅也認為，作為一位法理學家，哈特實際上是從一個外在的詮釋視角來觀察和描述法律的。
外在的詮釋視角意味著，哈特把自己當成是一位中立的觀察者。由于法律實踐涉及不同行為者的行動理由和行為動機，要理解法律實踐的社會意義以及法律本質，理論家就必須通過說明和解釋內在實踐者的行為模式和行動意圖而予以揭示。從某個程度上說，作為外在觀察者的學者，必須憑借對實踐參與者的理解和效仿，以揭示法律的本質是什么。要言之，一個事關法律本質的法律理論，必須說明內在視角的功用。
說明法律的本質是什么，并非給出一個有關法律是什么的概念定義，而是通過對法律義務的說明，來展示義務的規則約束性。說一個人有某一項義務，等于說他落在某項規則的約束之下。落在一項社會規則之下，隱含著社會的大多數對該規則的內在接受和認可，這正是社會規則之實踐理論的核心要點。法律規則的效力，來自于一個基礎規則亦即承認規則的確認和鑒別。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法律規則與社會的其他規則，如道德、宗教規則得以界分，并保有一種根本不同的規范性質。
三、內在視角的理論意義
雖然哈特自身的理論立場不是一種內在視角，但是他提出內在視角的重要貢獻在于，“一個關于法律本質的理論必須要安置好內在視角”。那么，內在視角究竟具有什么樣的重要意義?這里，筆者想從兩個方面來展開，一是內在視角在哈特法律思想中的理論意義，二是內在視角的方法論價值。
首先，對哈特來說。內在視角的提出是為了說明以制裁為中心的法律理論之不足和缺陷。這種缺陷體現在它忽略了內在視角的存在。一種法學理論要成為普遍的理論，即能夠說明法律體系的存在以及法律思想和話語的可理解性，那么它就必須認可規則接受的實踐態度，一種實踐參與者的內在視角。先前的法律實證主義者以制裁為中心的理論范式，只能有效說明部分法律實踐者的行為動機和模式，即以畏懼制裁、計算苦樂的心態來對待法律。而事實上一個文明有序的社會中，大多數人應是接受并服從規則的良好公民，他們對待法律的態度不只是為了預測并規避法律制裁的發生和降臨。只有兼顧法律實踐者的內在視角，即承認實踐者對社會規則的接受態度，方能更全面地揭示法律實踐的全貌。
其次，內在視角能夠有效地說明社會規則的存在，因此哈特得以提出社會規則的實踐理論。它認為，共同體內的社會規則，是由該社會的某種社會實踐形式來所構成的。其主要任務在于解釋次級規則(尤其是承認規則)的效力問題。在哈特那里，承認規則構成一國法律體系的效力標準，即“任何規則都要通過符合該承認規則所提供的判準，才能成為此法體系的一員”。問題是，承認規則作為法體系的終極規則，其效力的根基又源于何處呢?為此，哈特重新轉換了提問方式，把承認規則的基礎效力問題最終轉化為一個社會學的事實問題。如果承認規則是存在的，那么追問其效力基礎的問題就是多余的。承認規則的存在是一個典型的事實問題，其最終確立仰仗于社會成員是否形成人所共知的行為模式以及對此模式的規范性態度。
最后，它還有助于人們理解法律實踐的性質，并發展出一種法律陳述的語義學。內在視角的提出，不是為了說明法律活動的道德性或合理性，而是為了說明它的可理解性。既然法律實踐的參與者把法律構想為一套由權利和義務所組成的社會制度，那么他們就必須接受規定權利和義務的特定規則。換言之，如果我們不能明白和理解人類行為是否符合某一規則，那么我們也將無法恰當地理解，在規則存在之處，人們思考、話語和行動的整體風格，以及這一風格所型塑的社會規范結構。
以上是內在視角之于哈特理論的意義。但是，哈特的理論視角不是一個純粹的內在視角，而是分享了相關認知要素的詮釋視角，因此才會有把哈特的理論徑路視為詮釋轉向的觀點――它的主要目標是描述性的，即描述社會如何看待法律規范的性質。然而，批判的觀點認為，要恰當理解和說明法律的規范性，缺少參與者的內在視角是不可能的。換言之，哈特使用詮釋視角來說明法律的規范性，是很難站得住腳的。基于這一原因，有論者認為內在視角應被視為法理學的方法論基調，因為要充分說明法律的規范性，研究者必須從參與者的視角出發來描述和理解法律的意旨和功能。正是出于這一信念，不少論者均吸以內在視角作為自身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從而成功建構一些獨具特色的法理論。
篇2
1.引言
去個性化理論(Deindividuation Theory)是社會心理學者描述群體中個體心理與行為的理論，它起源于一個多世紀前的歐洲社會學理論。以往的研究認為，去個性化是個人在群體中感到個體性的喪失，降低了對行為的覺察和控制，從而產生個人單獨活動時不會出現的行為，即以非典型的、反規則的方式行動(Postmes，2005)。盡管去個性化理論引發了大量研究，但支持該理論的證據很少。Reicher，Spears和Postmes(1995)從社會認同和社會分類的觀點出發，指出在去個性化狀態下個體并非喪失自我，而是因為人們的自我從個人認同水平轉移到社會認同水平，從而表現出更多地遵守群體規則的行為。以此為主線，Reicher等人提出“去個性化效應的社會認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SIDE)。這一模型不僅合理解釋了傳統去個性化理論不一致的研究結果，而且在其他領域也得到了拓展和應用。
2.去個性化理論的淵源與發展
2.1理論淵源
去個性化理論起源于1895年法國社會學家Gustave Le Bon對群眾的研究。他在著作《烏合之眾》中詳細描述了個體浸入到群體之后的轉變。LeBon認為，在個人組成的集合體里，所有人的思想、情感沿著同一方向發展，使個體的個性消失，集體心理得以形成。這種集體心理具有本能的性質，受到群體心理一致性規律的支配。這樣，該集合體便發展成為一種組織化的群眾，Le Bon稱之為“心理上的群眾”(psychological crowd)。心理上的群眾具有獨立個體所不具有的特點，這些特點的產生由三個原因決定：匿名性(anonymity)、情緒和行為的感染性及易受暗示性。因此，群體中的個體表現出了種種主要特點，如個體有意識的人格消失，無意識的人格占主導地位；通過暗示與感染，個體的觀念和情感在同一方向上發生轉變；同時，個體傾向于將他人暗示的觀點轉變為行動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成為一部不受自己意志控制的機器(引自周曉虹，2007)。
2.2去個性化理論的發展
1952年，Festinger,Pepitone和Newcomb借鑒Le Bon的核心觀點，第一次將“去個性化”概念引入心理學。他們在研究中發現，當群體中的人們沒有以個體形式被注意時，去個性化現象就會發生。個體在群體中的這種匿名性減少了行為的內部限制，增加了抑制解除行為(disinhibited behavior)，即在一般情況下由于社會規范、個人評價等因素的約束而受到抑制的行為，如反規則、等行為的表現(Festinger et al.，1952)。和Le Bon一樣，Festinger等人強調了去個性化是個體浸入到群體之后喪失了個體性，但是他們并不認為喪失的個體性被群體心理所替代，也否認由這種群體心理繼而導致非理性的群體行為。相反，他們認為喪失個體性才是行為失控的原因，使個體從內在的道德束縛中釋放出來。
Festinger關于去個性化的闡述存在許多模糊之處，比如產生去個性化狀態的前置變量是什么，去個性化又將導致何種行為等。為此，Zimbardo(1969)進一步研究了導致去個性化及相關行為的前置變量，其中最重要的變量包括：匿名性，個體責任喪失，喚醒，感覺超負荷，新的或無組織情境，行為卷入以及服用改變意識的物質。去個性化的本質是，個體在這些條件下減少了自我觀察和自我評價，從而導致行為控制力的減弱。Zimbardo認為，從社會角度來說，去個性化行為是對已建立的合理社會規則的違背；從行為者的角度來說，去個性化行為是情緒化、沖動、不理智和退化的。去個性化行為一旦發生。就能無視情境，并且自我增強，因此很難終止。
Zimbardo的觀點引發了心理學家的研究，結果是支持和反對的證據都有(Donnerstein et al.，1972；Diener，1976)。Diener指出這些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是研究者忽視了去個性化的內部心理過程，于是他借鑒Duval和Wicklund的“客觀自我覺察”(objective self-awareness)這一概念，對去個性化理論進行了重構(Diener，1977；Diener，1979；Diener et al.，1980)。高客觀自我覺察的狀態下，個體的注意力指向內部，對行為進行積極監控和自我調節；低客觀自我覺察的狀態下，個體注意力指向外部，行為的監控和自我調節幾乎終止，行為受外部因素控制。許多因素能夠降低客觀自我覺察的水平，如浸入到群體，認知能力超負荷，注意的外部聚焦等。因此，Diener將去個性化定義為：群體成員對自身個體性的覺察以及對自己行為的監控受到阻礙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個體變成了刺激，反應的有機體，而降低了有意識的自我監控和調節。
Diener等人用經典實驗范式考察了去個性化的條件及自我覺察的調節作用，典型的是關于“萬圣節兒童偷竊行為”的研究(Beaman et al.。1979)。但這類研究受到了其他人的質疑，主要原因是減弱的自我覺察和反規則行為之間的關系并不一致。Prentice-Duma和Rogers(1982)拓展了Diener的觀點，提出“分化的自我覺察理論”(differential self-awarenesstheory)，區分了公眾的自我覺察(public self-awareness)和個人的自我覺察(private self-awareness)。前者指個體關注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后者與Diener提出的概念相同，是指個體關注和調控自身行為。某些特定的線索將影響這兩種自我覺察：“責任性線索”(accountability cues)，如匿名和責任分散，能降低個體的公眾自我覺察水平，使個體忽視他人和社會評價，做出抑制解除行為；而“注意性線索”(attentional cues)。如群體凝聚力和生理喚醒，能夠轉移個體對自身的注意，從而降低個體
對內部標準的依賴，增加對外部線索的反應。Prentice-Durm等認為，公眾的自我覺察水平的降低并不是去個性化，因為個體在這種情況下仍可以清晰的覺察自己的行為。相反，個人的自我覺察水平的降低才是去個性化，此時個體不會覺察到自己的思想、情緒和其他內部過程，其行為受外部線索調節。這就細化了Diener有關自我覺察的論述。
2.3對去個性化理論的質疑
Reicher、Postmes和Spears(1995)對去個性化理論進行了總體評價，認為它們都包含一些共同的核心因素。首先，概念中都包含“自我喪失或分隔”之義，即一個人失去自我調控：其次，都認為群體是去個性化的前置變量之一，群體顛覆了自我、理智和行為控制。再次，認為去個性化將導致抑制解除行為。然而，許多研究都不支持這一理論甚至報告了相反的結果(Poslanes＆Spears，1998)。Postmes和spears(1998)對有關去個性化的60項研究進行了元分析，結果發現：(1)匿名、群體規模、責任分散等去個性化操作對反規則行為的影響較小。(2)作為去個性化操作與反規則行為之間的中介變量，自我覺察的效果不顯著。即不能證明去個性化操作是通過自我覺察的降低而導致抑制解除行為。(3)去個性化操作和情境規則(situational norm)之間的相關最顯著，即在去個性化條件下，被試更多地表現出與情境規則相一致的行為，而不是違反規則的行為。這與去個性化理論相矛盾。(4)對比于個體條件，在群體條件下去個性化操作與反規則行為的相關程度更高；群體規模越大，反規則行為越強烈。這一結果支持去個性化理論，表明去個性化是一種群體現象。總之，元分析結果顯示，并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去個性化理論的主要觀點。匿名性、群體規模和自我覺察等去個性化操作幾乎不影響那些違背一般社會規則的行為(如行為)，反而增加了個體對情境性規則的遵守。
3.SIDE的基本觀點及維度
3.1SIDE的基本觀點
Reicher等認為，眾多去個性化研究結果的不一致，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以往的理論是基于兩個假設：(1)一個人的自我(self)是所有理的基礎；(2)群體阻礙了自我對個人的控制，因而群體行為總是非理性的(Reicher等人，1995)。許多心理學家都反對這種個體性的、反群體性的觀點，最具代表性的是社會認同理論(SocialIdentityTheory)和自我分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Brown，2000)。它們從個體的社會本質以及個體與群體行為的關系出發，為解釋去個性化提供了新的視角。
基于此，Reicher、Postmes、Spears等提出了“去個性化效應的社會認同模型”(SIDE)，重新解釋去個性化現象。它的基本觀點是：一方面，去個性化不是自我的喪失，而是自我從個人認同轉化為社會認同，結果表現為對群體規則的遵守；另一方面，去個性化操作對群體成員策略性的表達認同行為有影響。特別是面對外群體的反對時，去個性化操作將為群內成員表達認同行為提供“力量”(power)。這兩方面分別構成了SIDE的認知維度和策略維度。
3.2SIDE的認知維度
SIDE的認知維度直接發展了社會認同和社會分類理論的主要觀點。Tajfel在20世紀70年代研究群際關系時提出社會認同理論，指出自我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包括與個人特質有關的個體認同和與所屬群體有關的社會認同這兩個子系統(張瑩瑞，佐斌，2006)。Turner的自我分類理論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拓展，指出自我在三種水平上進行分類，即低水平(如我、你)、中間水平(如我們、你們)和高水平(如人類)(李春，宮秀麗，2006)。個體在群體之中并沒有失去全部的自我，而是從較低水平的認同轉移到較高水平的認同。這種認同的轉移增加了社會認同的顯著性(salience of social identity)，從而使群體成員的行為受社會標準調節。
根據上述理論，SIDE認為，當個體在群體中、或缺乏個體線索時，去個性化操作會促進自我從個人認同轉變為社會認同，從而在認知上增加認同的顯著性，最終使個體表現符合群體規則的行為。SIDE區分了一般社會規則和具體情境(或群體)規則，強調去個性化狀態下的個體遵守情境(或群體)規則，但有可能違背一般的社會規則。如實驗情境下攻擊他人是情境規則的要求，但攻擊他人不被社會規則所允許。Reicher通過實驗研究驗證其理論假設(Reicheret al.，1995)。他分別向理工科和社科專業學生呈現各自的群體規則，將被試分成群體-匿名、群體-可見、個體-匿名和個體-可見四個組，測量他們的態度行為的一致性。其中。通過指導語實現群體或個體條件的分配，給被試戴上面具并穿著統一的服裝實現匿名性操作。結果發現，群體中的成員比單獨的個體更遵守群體規則；與個體認同顯著的條件相比，匿名性在群體認同顯著的條件下對被試遵守群體規則產生更大的影響。這表明，浸入到群體中的個體，其行為受群體規則控制，而且去個性化操作(匿名性)的效應與個人的自我分類及認同顯著性有關。
傳統的去個性化理論與SIDE的區別顯而易見，前者認為去個性化操作減弱了自我意識和自我控制，導致反規則行為；后者認為去個性化操作并非減弱自我意識，而是增加了個體對情境規則的遵守。Naoki Kugihara(2001)通過控制群體規則和規模，研究緊急情況下群體成員的逃脫行為，以此檢驗去個性化理論和SIDE的合理性。結果發現，不論群體成員接受的是攻擊性規則還是互規則，群體規模越大，群體成員的行為與所屬群體的規則越一致；在群體規則形成過程中，群體成員并非無意識的接受即時可得的規則線索，而是有意識的對規則線索進行組織，最終表現出與規則一致的行為。研究結果為SIDE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據。
3.3SIDE的策略維度
SIDE的認知維度表明，去個性化操作通過顯著的社會認同來增強個體對規則的遵守。但是要表達符合群體規則的行為，僅有明顯的社會認同是不夠的，尤其是當群體成員面對強大的外群體，并且群體規則被外群成員所反對時，群體規則行為的表達就有可能受到阻礙。因此群體成員就需要某種“力量”促進群體規則行為的表達，去個性化操作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提供這種“力量”。也就是說，當個體有明顯的社會認同時，去個性化操作將影響認同行為的表達，這就是SIDE的策略維度。據此可以推測：對外群體成員可見時，人們將減少與群內規則一致卻受外群體反對的行為；相反，對內群體成員可見時，人們將增加與群內規則一致卻受外群體反對的行為。
Reicher等人的系列實驗研究以外群體為參考，考察了群體認同顯著性和對外群體匿名性這兩個變
量的效應。結果發現，對外群體成員可見的個體會避免做出受外群體反對的行為，這驗證了策略維度的假設(Reicher et al.，1995)。最近的研究表明，對群內成員可見的個體也會有策略性的認同行為表現。如Barrcto和Ellemers(2000)發現，與對群內成員匿名的條件相比，群體中的低認同者在對群內成員可見的條件下更遵守群體規則。這說明對群內成員可見會增加個體(特別是群體中的低認同者)遵守群體規則的行為。
總的來說，SIDE包括認知和策略兩個維度，分別與自我分類和自我表達有關；SIDE分析了促進或阻礙這兩方面的條件，尤其以匿名性條件的研究最為廣泛。SIDE不僅合理的解釋了傳統去個性化理論不一致的研究結果，而且它通過分析具體條件下個體與群體的關系來理解群體心理和行為，從而能夠在更加廣泛的領域中得到驗證和應用。
4.SIDE的拓展與應用
SIDE在不同領域內得到了拓展和應用。最主要的有兩支，其一是利用現代技術，如計算機媒介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探索個體在去個性化條件下(匿名性)的社會認同和行為表現。其二是延續過去群眾心理學思想，結合公開或匿名條件，探究在群內和群際條件下認同行為的表達，拓展SIDE的策略維度(Levine，2000)。
4.1CMC中的去個性化
CMC是指憑借計算機等科技媒體進行的溝通。相對于面對面交流，它最大的特點是具有匿名性。過去人們認為，CMC的匿名性一方面將個體從面對面的社會交流的束縛中釋放出來，使個體不受社會規則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讓人們彼此疏遠，使人與人之間產生隔閡(Christopherson，2007)。SIDE反對這種觀點(Spears et al.，2002)。Spears等人的早期研究發現，當個體有高社會認同或者低個人認同時，CMC的匿名性將增強個體對社會規則的遵守(Spears et al.，1990)。Postmes等人采用啟動范式形成群體規則，發現CMC中匿名的群體成員在任務解決中表現更多與啟動規則一致的行為(Postmes etal.，2001)。近期研究還發現，在CMC中，匿名和個體性的減弱使交流從個體水平轉變為群體水平，而這種群際交流將增加刻板印象和偏見，產生內群體吸引和外群體拒絕，從而強化了群際邊界(Lea etal.，2001)。這些結果表明，CMC中的匿名性并沒有將個體與群體分離，反而加強了群體對個體的影響，產生了群體規則遵守、群體吸引，刻板印象和群際差異等效果，驗證和拓展了SIDE認知維度的觀點。
近年來，SIDE的策略維度也開始在CMC中得到關注，即個體如何策略性的利用CMC的匿名性以做出相應的行為。Spears(2002)等人發現，劣勢群體成員利用CMC的匿名性抵制強大的優勢群體，但這種行為要在符合劣勢群體規則的條件下才會發生。Flannigan(2002)發現在CMC交流環境中，男性傾向于減少匿名性，而女性傾向于保持匿名性。因為在電腦技術的使用中，男性是更為強勢的群體，所以女性策略性的利用CMC的匿名性以維持與男性地位平等。Coffey和Woolworth(2004)比較了在匿名的網上論壇和公開集會條件下，個體對罪犯的態度表達上的差異。他們發現，在匿名的網絡論壇中，個體對罪犯表達了更多的偏見、憎恨和報復，然而在公開集會中，這些陳述顯著減少。SIDE可以解釋這種差異，因為網絡論壇的規則支持個體表達憎恨、報復的態度，而網絡中的匿名性又加強了人們對這一規則的遵守；。但是在公開集會的條件下，人們遵守的是保守的社會規則，因此對罪犯的評價趨于緩和。這也說明，即使是行為，只要它符合群體規則，匿名性等去個性化操作將會促進群體成員表達這種行為。
4.2認同行為表達
SIDE的策略維度關注的是去個性化操作(主要是匿名性)對群體成員行為的影響。Klein(2007)等人在最近的研究中拓展了SIDE策略維度的內容。他們不僅考慮了有無觀眾在場時個體認同行為的表達，也探討了個體如何通過有策略的認同表現(identityperformance)來影響觀眾，反哺社會認同。所謂認同表現，是個體故意表現或抑制與規則相關的行為，而這種行為通常與明顯的社會認同有關。認同表現有兩個功能：認同鞏固(identityconsolidation)和認同動員(identity mobilization)。前者是指證明、遵守或加強個體或群體認同，后者是指勸說、指導或鼓動群體成員采取具體的行動，實現群體目標。Klein等人還分別在群內和群際水平上，探究了匿名性對認同鞏固和認同動員這兩個功能的影響。通過這兩個功能，認同表現在解釋和協調社會行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可以在合適的條件下用于建立社會認同。Klein等人從認同行為的概念、功能、發生條件上充實了SIDE策略維度的內容，更重要的是，他們構建了社會情境、社會認同以及認同表現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理解SIDE各維度的關系提供了依據。
5.小結與展望
5.1小結
SIDE為理解去個性化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它與傳統去個性化理論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去個性化發生的條件或去個性化操作。去個性化理論探究了許多外部條件，而SIDE主要關注視覺上的匿名性；其二是去個性化發生的機制。在去個性化理論中，去個性化發生的機制是自我意識、自我控制力等自我功能的喪失，而在SIDE中是個體的社會認同及其顯著性；其三是去個性化行為。去個性化理論關注的是反規則、行為，而SIDE認為這種行為是對情境(或群體)規則的遵守，并且這種行為的表現具有策略性。總體來看，去個性化理論側重于從個體心理的角度研究去個性化現象，群體是個體的影響因素；而SIDE從個體與群體或群際之間的關系解釋這一現象，更能揭示去個性化的社會心理實質。同時，SIDE將去個性化行為看作是群體規則的表現，而不是具有本能性質的被抑制行為的釋放，這就使人們能夠在更廣闊的領域內研究去個性化現象。
SIDE也發展了自我分類理論。首先，SIDE可以看作是自我分類理論的具體應用。SIDE的研究證明，與群體中的個體相比，單獨的個體在去個性化條件下能同樣地甚至更多地遵守規則。因為個體的自我中融合了個性和社會性，去個性化條件不僅實現了個性向社會性的轉化，而且使之得到進一步加強。其次，SIDE拓展了自我分類理論。后者過于認知化，主要關注社會情境中什么樣的自我得到表達以及這些行為背后的動機，并未考慮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社會認同的積極應用和表現方式。SIDE從自我分類的認知顯著性和認同表現的策略性分析群體成員的行為，視角更全面。
篇3
由于規則對人有約束、制約作用，是用來"管束"人的，因此，"規則"不是人人都樂于接受的，規則教育也不能只是簡單的說教，只有設法讓學生真切地感受到規則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們才會自覺地去遵守。
為了讓本課教學收到良好的效果，我針對小學生喜歡活動、游戲的年齡特點，利用課前午會時間，先帶領學生進行了一次班級"兩人三腳走"分組比賽。活動前，我有意不提細致的比賽規則和要求，只強調安全、快速、有序，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在活動中感知規則的缺失對活動的影響，以便于在活動小結時凸顯出規則的作用。
在活動總結時，同學們發現各組人數有不一樣的，各組男女生的數量也有不一樣的；有兩個組各單著一個人，其中一組為了陪單著的同學游戲，有一位同學走了兩次，另一組里單著的同學沒有參加比賽；還有一個組在老師還沒有發起跑口令前就先跑了一點，這些對評判各組名次、輸贏都有影響。通過總結、討論，學生初步體會到了規則的作用，并討論制定了較完善的游戲規則。
2.事例分析，理解規則意義
本課的主題故事為《玩不成的游戲――誰來搖繩》。有了班級比賽活動的啟發，學生很快明白了游戲不能正常進行的原因，不僅很快為故事中的小伙伴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還在討論過程中理解了主題提示語"開展集體活動時，有了明確的規則，并且大家都能自覺遵守，這樣才能保障活動順利進行"這句話，理解了規則的作用和意義。
教科書里還有"下象棋不能飛象過河""起跑時腳不能踩線""聽報告時要保持安靜"等情景對話，分別從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等角度對"規則"概念進行拓展延伸，幫助學生去探尋和發現無處不在的規則。教學時，引導學生探究制定這些規則的原因，能使學生更深入地理解規則的作用和意義。
3.榜樣引領，深化規則意識
教科書還編排了"名人與規則"的故事《規則伴我成長》來深化規則意識。故事講一位記者采訪一位榮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問他"你是在哪所大學學到了您認為最重要的東西？"這位科學家認為，他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在幼兒園學會的規則，比如"把自己的東西分一半給小伙伴；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拿；東西要放整齊；吃飯前要洗手，午飯后要休息；做錯事要表示歉意；要仔細觀察大自然"等。
科學家列舉的都是些生活小事，然而正是這些生活小事構成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遵守這些人們普遍認同、約定俗成的習慣，就是遵守社會規則。這位科學家的故事告訴我們，大科學家與普通人沒有什么兩樣，所不同的是他們從小養成了遵守規則的好習慣。當學生明白了這些道理以后，他們對規則的作用與意義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體會。
4.整合教學案例，強化規則意識
教科書提供的"小資料"是"校園踩踏事故"，講的是某省一所小學的同學在第二節課下課后，爭先恐后地奔向樓梯，因為推搡、擁擠，導致當場壓死、踩死24人，壓傷幾十人的慘劇。為了強化規則意識，教學時，我將教科書下一課里某人違章駕駛農用車搭載80人，造成20人死亡、53人受傷的特大交通事故提前運用。
一個個血淋淋的真實案例，讓學生看到了不遵守規則的可怕，從心底里明白了"沒有紅燈的約束，就沒有綠燈的自由。""我們遵守規則，也享受著規則帶來的好處。""如果沒有規則的制約，社會秩序就會變得混亂。""不遵守規則的人最終只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不便，甚至釀成慘禍，危及他人，危害社會"這些主題提示語的含義，深刻地體會到規則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意義，強化了規則意識。
5.總結提升，內化規則意識
篇4
Abstract:The rules of sports competition is that people in sports competitions in the decision to sport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 acts of a normative cultural phenomenon, it contains a response to the process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values required. 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examine the rules of sports competition, thus revealing its rich cultural purport, to establish "fair competi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to generate a harmonious cul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sports; competition rules; culture value
1 前 言
規則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是衡量社會理性化、文明化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是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人類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我們的行為不是一開始就突變到現代社會的文明程度,盡管現代文明也還不是人類社會的終極版本。我們經常會看到隱退在人類文明化行為背后的動物性“野火”還時不時地迸發,在人類文明的原野上瘋狂蔓延。人們在各自利益的驅使下像動物一樣展開沒有規則的原始競賽,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的無序和混亂。因此,有必要制定共同遵守的活動規則來約束人的行為,調節社會關系,以求獲得社會活動的穩定秩序。奧地利法學家尤根•埃利希認為,規則可以分為法律規則與社會規則。法律規則是指“法院對人們的爭執做出裁決的依據”;社會規則是指“法律規范以外的其他規范,如道德、宗教、倫理等規范”。在社會生活中,所有這些法律、道德、倫理等制度規范都是日常生活中判斷是非曲直的標準。
在競技場上,要判定運動員的運動技術與競技行為是否合理,也需要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標準。從廣義的或更原始的范疇看,這個標準就是“游戲規則”。沒有規則,游戲無法進行、也就玩不下去。隨著游戲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推進了規則的文明化,并催生了現代體育運動。體育競賽規則是體育運動的基礎,也是其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和保證。體育競賽規則的出現是符合競技運動發展的規律性與目的性的。體育競賽以激烈對抗的游戲方式,承載著人們在體育中的競爭沖動和需求,集中展示和生動演繹人類的競爭文化。這種競爭文化極大地激發人們奮發圖強、積極創造的聰明才智,并使競爭者為“更高、更快、更強”的目標而堅持不懈地奮斗。競賽規則就是體育競爭文化的邏輯規則,是體育競爭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競賽規則的運行機制是不允許被忽視的,作為一種通約性的社會示范,無疑是人類其他行為的活動典范。體育競賽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的文化價值得以顯現的基礎就是其競賽規則――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競賽規則作為體育文化的內在要求,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本文正是從文化的獨特視角來審視體育競賽規則,從而揭示其內在的人文旨趣。
2 體育競賽規則的文化解讀
規則是由一定的行為主體制定的要求或者準許某一類人或者社會團體以某種方式行動的指令性原則[1]。更簡單一點,規則就是用來評價行為主體的行動是否正當的規范性命題。當一個人的行為符合普遍的社會規范,那么他/她才能獲得社會或其他成員的認可。同理,體育競賽規則是評價運動競賽行為是否正當的標準,是一種針對參與者而制定的行為規范。這些參與者主要是指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和比賽的其他組織管理人員。無疑,競賽規則的完善是衡量體育競賽發展程度與文明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一般認為,體育競賽規則包括構成性規則和規范性規則兩大類。構成性規則,規定著比賽的具體目標及達成目標時所允許使用的手段,是比賽順利進行的保證。例如,籃球比賽中的如何通過突破、運球、傳球等方式將籃球投入對方籃筐的方式。而規范性規則規定著器械、場地的輕重、大小等方面,它可被看成是構成性規則的延伸,與構成性規則相輔相成,保證著比賽的順利實施[2]。例如,足球場地的大小、球的物理形狀、運動員觸球使用的動作等。構成性規則規范著主體的行為,規范性規則規范著運動技術的標準。簡而言之,競賽規則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特殊的群體規范,是一種設計的游戲規則,它以技術規則為基礎,以道德規則為指引,共同維持著運動競賽中的秩序,保證著運動競賽的順利進行[3]。總而言之,競賽規則是對體育競賽規律的應用。競賽規則應是體育競賽活動順利進行的邏輯規則,反映了體育競賽的本身特征,因而,競賽規則運行機制是不容忽視的。
體育競賽是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文化人類學對普遍文化系統的劃分通常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人與社會的關系;三是人與自身心理的關系。李亦園教授根據這三層關系把文化界定為三個層次: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從體育競賽背后存在著的那種人文理念和社會意識對社會主體的支配和約束來看,體育競賽是一種制度文明。競賽規則是體育競賽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們知道現代西方競技體育的產生是伴隨著西方工業革命后社會制度文明化而產生的。所以,西方的一些制度文明與社會價值觀也無不反映在這種競爭性的游戲活動之中。競賽規則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的歷史階段而產生的特定的文化活動方式。作為體育競賽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約束參與主體行為的競賽規則必然要產生與其存在的社會環境相適應的文化價值觀念。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競賽規則,是在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兩大支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制度文明,必然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價值支撐體系[4]。因此,競賽規則文化的內容,應該包括競賽理念、競賽價值規則、競賽的倫理道德觀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等,具體表現為規范性、概括性和可預測性等等。
競賽規則素來被稱為競賽場上的“法律”。它通過指引運動參與者的行為來維持競賽秩序。在競賽活動中,什么樣的技術方法和行為方式是符合運動項目規律的應都以競賽規則來判斷。它為運動參與者提供了一定的模式、標準或方向,使運動員或其他參與者的行為“有法可依”,并按照規范性法規去調整自己的行為。這一點在難美性的運動項目中尤為突出,這些項目都注重發展難度動作和連接動作,并重視動作的藝術性,提倡創新。以競技健美操為例,每四年進行修改的競賽規則使得評分判斷越來越精細化、具體化,評分也就日益客觀、準確,運動員的技術和整個比賽的發展都會隨之發生質的飛躍,更符合現代體育文明的要求。一方面,項目的發展促使競賽規則隨之進行修改,技術發展又會促進規則的更新;另一方面,規則的發展對技術的發展有指導作用,規則的修改進一步推動項目的發展。競賽規則總是和體育競賽緊密聯系和相互影響的。任何體育競賽的背后,總是存在著競賽規則的制約。競賽規則是體育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文化現象,它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時的社會制度文明。
3 體育競賽規則的文化意蘊
體育競賽是人們理想中公平競爭的典范,體育競賽的基本原則就是“公平、公開、公正”等社會誠信基準。這些原則體現在有一套完善的、不同于法律規則和社會規則的競賽制度與規則。在體育競賽相關的制度安排中,最為基礎的是由各種競賽規程和規則構成的規則制度系統,在基本的自然與技術活動層面維系著體育競賽活動的運行[5]。普遍認為,體育競賽中的競爭行為是各相關主體在參與體育競賽活動過程中遵守規則和執行規則的行為。完善的競賽規則是體育競賽獲得成功的重要標志,是運動員取得優異運動成績的基本保證。很顯然,對體育競賽規則的理解大都是發生在對各相關主體行為規范的約束之上,并不能體現體育競賽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內在要求。因為,體育競賽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絕不僅僅是一個運動競技活動。而作為保證體育競賽正常運行并展示體育文化與倫理思想的競賽規則,是與體育競賽的本性相一致的,它從制度層面更具體地反映了體育文化本身固有的、極其重要的文化旨趣。
3.1 競賽規則映射著理性的社會價值理念
在體育文化發展的文明化過程中,體育競賽規則的精細化、明晰化,對不同的比賽更有針對性,對比賽規則執行遵守的監控更為有效。并且,在這同一過程中,隨著在比賽中高度的激烈對抗性與理性保護以避免兩者之間平衡的建立,自我控制與自我約束也達到了新的高度。這不僅僅體現了一種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而是一種鮮明的文化價值理念的展現,反映了人類對自身發展必然規律的價值認識,對社會發展的高度自覺意識。事實上,競賽規則是人類對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價值認識的延伸。依照人的天性,任何人都想無拘無束地行事,自由自在地生活,沒有約束和限制。而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其社會性,現實的社會生活使人們不能按照一己之私為所欲為而不顧其后果,否則勢必導致人類社會變成你爭我奪,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人類歷史發展中各個歷史時期的人類戰爭以血的教訓向我們揭示人性野蠻的魔咒是如何糾纏人類的理性精神。體育人類學家所認定的體育起源于戰爭的觀點,也是從很多項目與軍事斗爭有著同根同源的關系中總結出來的。只有通過理性協商,制定一些必要的規則和章程,人人遵守按之辦事,最終才能保障社會的有序化和文明化,實現每個人的利益和目的。從古希臘競技比賽中,男性之間的赤身的競爭形式就可以看出一種裸的“平等、公開的元規則”。近代體育競賽規則的完善已經內化在各個競賽項目中,成為運動員自覺的自我約束,使他們的行為和感情都變得文明化了。競賽規則的確立都是來自于人類對社會發展的途徑、方向和結果的理性追求,是對人的存在與發展意義的理解,包含了對人的社會存在意義和發展的價值認識。
3.2 競賽規則內蘊人的現代化
我們通常所說的現代化即“西方化”。它形成于18世紀啟蒙運動,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認為,“現代化”是文明一元論或中心論,工業革命以后演變成西歐中心論。在社會學家看來,“現代化即理性化”。 馬克斯•韋伯把現代化定義為理性化,其意思是:現代社會,是合乎科學地、合乎進化規律地、合乎邏輯地發展的。“到目前為止,即在沒有更好的理論出現前,‘現代化即理性化’這個看法是可以接受的”。由此,我們可以認為人的現代化也即是人的理性化。在終極意義上,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實現人的價值與完善。競賽規則作為人類文明創造的一種理性選擇,在本質上內蘊人的現代化。
體育競賽的競技性自然包括了對身體暴力的容忍,這尤其表現在那些直接的身體對抗性項目之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體育競賽對身體暴力使用和允許的習慣程度是不同的。以今天和古代的摔跤比賽為例。根據國際摔跤聯合會規則的規定,在自由式摔跤中,勒頸、半勒、用力向雙肩下握頸、動腿等都是犯規動作,另外還禁止拳打、腳踢或用頭頂撞等動作。一場比賽不超過9分鐘,分三個階段,每階段3分鐘,中間分別有兩次1分鐘的休息時間,比賽有一個主裁判、三個裁判和一個計時員。即使有這些很嚴格的規則,許多人仍然認為自由式摔跤是不很文明、比較粗野的體育項目。在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中也有這項在場地內進行的摔跤項目(角力),當時十分普及。這種比賽有一個裁判,但是沒有計時員和時間的限制,比賽直到一方放棄才告結束。競技者可用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進行角斗,他們手、腳、肘、膝、頸、頭并用,斯巴達人甚至用腳進行角斗。摔跤選手可以允許彼此挖出對方的眼珠。不用說,在這種殘忍的競賽中,競技者經常會受到駭人的傷害,丟掉性命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古代競技運動的身體暴力程度較高,這絕非孤證,在拳擊和其他同場對抗運動中還有遺留。現代體育競賽通過一定的社會組織制定相關競賽規則來形成對暴力沖動和手段的控制,我們自動地根據這些標準來衡量犯禁行為。這些標準在內化以后能夠以多種方式形成抵御功能并強化我們抵御偏離理性的能力。當今世界體育競賽中出現的興奮劑、運動員資格、球場暴力、假球黑哨以及科技異化等困難和矛盾最終導致了雙重的道德和良知的分裂[6]。在現代體育競賽規則的調控、約束下,比賽既充滿著激烈的對抗但又極力避免出現過激、傷害行為。對競賽規則不斷地進行部分修改和增加補充說明,目的就是鼓勵進攻,激勵進球,堅決制止暴力行為和非體育道德行為,使體育比賽更富有創造性并更加精彩、激烈。比賽規則的強制逐漸變成內在自覺的自我約束,他們自己、他們的行為和感情都慢慢變得更理性。這種由外在監控逐步走向內心自覺的“現代化”進程,是人類社會心理的理性凈化[7]。
3.3 競賽規則蘊含人的現實超越本性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強”,它目的直指人類能力的終極極限。2009年8月博爾特在德國柏林田徑世錦賽中打破了100米(9秒58)和200米(19秒19)世界記錄,也就在同一個月的國際田聯黃金聯賽蘇黎世站上,俄羅斯跳高女皇伊辛巴耶娃又一次把自己的記錄提高了1厘米(5米06),這不禁使我們再一次地思考人類的極限在哪里?作為地球上唯一的實踐主體,人在自己的主體性活動中不斷改造自己所面臨的客觀世界,同時也在不斷地改造著自身,從而使自己的本質不斷地超越。體育競賽是人類挑戰自己,全面發展自己的一種感性的文化活動。隨著參與主體的自主性逐漸增大,以及其適應的社會文明化程度的要求,就迫切需要一種與現實競賽運動相適應的精神力量以使其能夠自律。體育競賽的實現就是要求有一套客觀公正的、制度性的行為準則來作為評判標準。因為競賽規則往往禁止參與主體使用一些高效的手段達到預定的目的。因此競賽規則在制度上保證了人們對自身發展和完善的超越,并對未來可能達到的境界的一種積極追求。這樣,競賽規則意味著通過實踐活動對現實存在的否定與批判,是對社會改造和人類自身發展與完善的深刻實踐,它將把生活的發展、人類的生活與人類本質的實現與完善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競賽規則是在促進體育競賽發展的主體性活動中所確立的一個明確的選擇,而不是毫無目的的純粹自然或抽象的邏輯概念。體育競賽允許興奮和沖動,但同時又必須克制和收斂這種沖動,對這種沖動的克制和收斂就需要體育規則有張有弛、有利有節地進行調節。競賽規則展現了現代體育競賽對自身文明程度的不斷超越,對比古希臘競技運動和現代體育比賽中的體現的暴力程度,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非常具體的文明進程。
事實上,競賽規則的制定和修改都始終“以人為本”的,它要盡可能地滿足作為主體的人對體育競賽的需求,參照運動競賽中的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制定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的競賽規范。人是不斷追求進步和全面自由發展的能動性的行為主體。人對自身的需求也反映在對競賽的需求上面,在不斷挑戰自己和他人的過程中獲得滿足。按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說,人的需要是分層次的,滿足是在不斷地從低級的需要向高級需要實現的,首先是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再次是社交和尊重的需要,其次是自我實現的需要。競賽規則的產生和修改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實現和滿足著人們的不同需求。可見,從人的需要層次來說,制定和修改出相對合理性和目的性的競賽規則就是行為主體對競賽需求的滿足,其實質就是人超越夢想、不滿足現實的價值追求。
4 競賽規則的文化拓展
4.1 公平競爭與創造的共生
現實的社會交往得以完成和實現的基礎是參與主體的共同實踐理性。首先這種理性具有社會性,它是為各相關主體所認同,符合大多數主體利益、需要的理性;其次就是實踐性,它以主體的需要為基礎,以主體間性為核心,是“以人為本”的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共同實踐理性體現在一個具體的共同標準,也即是建立在特定社會價值觀、文化觀社會觀為基礎的規則文明。規則文明是人對社會關系的創造及成果結晶,其公共性的具體內容是人對社會關系的建構、改善。現代競賽規則就是以“公平、公開、公正”的制度規則來規范體育競賽活動正常運行的文明形態[8]。確定性的競賽規則,保障參與主體及其所屬團體的行為活動有確定性的預期,最大程度地避免不確定性和隨意性。競賽規則的主體性原則、利益原則、競爭原則等規則體現了豐富的以人為本的內涵,這與體育競賽的內在要求相適應,也體現了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最高境界。因此,在建構競賽規則過程中,應注重競賽規則與文化內涵的互相契合,在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中鼓勵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文化。
體育的最終價值是為了人的發展,如果把人的需要置之不理,一味地追求商業價值,為了勝利而不惜一切,濫用和興奮劑,最終將是對人性的抹殺[9]。在競賽規則的制約下,不斷實現參與者之間關系的合理化、組織化、有序化。在古希臘甚至是中世紀以來的西方競技體育的競賽規則的產生、發展帶有更多的自發性,但隨著時間推移,自覺建構、完善各個項目的競賽規則,成為體育競賽發展從自在走向自為的重要內容。體育競賽與社會發展一樣是以規則建構、規則轉換為核心的利益交往、意義交往與規則交往的良性互動。社會越發展,規則的重要性越突出,是否具有規則意識,能否自覺推動社會規則的完善與轉換是衡量社會發展自覺程度的重要標準;自覺推動規則轉換是人的能動性、創造性、社會發展自覺性的重要體現。
4.2 尊重共同的規范標準
體育競賽規則促進和提高了競技運動的發展水平,“公平競爭、公正競賽”已成為當今世界競技比賽的一個基本原則。無論是古老的拳擊、轉瞬間決出勝負的“飛人大戰”,還是優雅的藝術體操,規則程序都非常完備和精細;從競賽參與者來看,無論是運動員、裁判員,還是官員、志愿者,都有嚴格明確的規范要求,甚至現場觀眾也有必須遵守的“觀眾規則”;競賽規則的有它明確的約束力,競賽場上,沒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要說有,那就是競賽規則,裁判只是競賽規則的化身,受托臨場執行規則,而裁判員的執法也絕非隨心所欲,更不允許褻瀆規則,違背公平與公正的原則。同時,他們既要接受來自組委會、現場觀眾、新聞媒體等諸多方面的監督,也要接受裁判委員會本身的制約,一旦出現偏袒或不公,還要被追究責任,甚至受到處罰。而對運動員來說,不管你是無名小卒,還是耀眼的明星,都必須嚴守規則,如果違反則要毫無例外地受到處罰。以上種種,都讓我們能夠感受到規則的無上權威和力量。
運動競賽規則是一種特殊的群體規范。競賽規則是現代體育的有機部分,是體育文明的制度化產物。它與其他的社會規范和群體規范相比,其特殊之處在于,它適合的人群主要是指文明所說的參與者,競賽規則是針對這些參與運動比賽的特殊人群而制定的規范標準。從競賽規則的適用性來看,競賽規則往往對運動競賽的參與者行為進行規范性約束,在執行過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具體性。那就是,它們一經制訂出來,在類似的運動競賽中,就有類似的競賽規則。然而,根據比賽情況和參與者水平層次的差異,執行的標準也有可能會有所不同。
事實上,體育競賽活動的參與主體是人,不管是運動員、教練員還是裁判員或者管理者都各有其權利和義務。他們參與競賽活動的前提是平等的。作為主體的人參與競賽活動必然有其身心的需要和對一定利益的追求,參與主體也希望通過競賽活動實現自己的價值,而這一切行為方式都是在主體與主體之間在交往、競爭與合作中發生的。競賽規則在起源上是主體在交往過程中的產物,同時競賽規則又是主體間相互競爭、合作的交往前提。當行為主體參與現實的體育競賽時,首要的行動就是適應已有的競賽規則,或者不參與競賽,想參與必須遵守規則。從價值論上來看,競賽規則為社會群體規范樹立了典范的作用。社會良性、有效地運作必須要社會成員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標準。
4.3 和諧文化環境的生成
體育競賽源于人類對和諧的追求。古希臘時代在“圣神休戰月”舉行的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就是最好的例證,它通過和平來實現城邦之間的和諧。現代競技運動,尤其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通過體育競賽的方式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們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之父顧拜旦先生恢復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古希臘的文明來教育和培養青年,傳播真誠、友誼、和平,建立理性和諧的社會。《奧林匹克》明確地將公平競爭列為奧林匹克精神的重要內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立的“以弘揚體育道德價值與功能,捍衛體育精神――公平競爭原則”為宗旨的公平競爭國際委員會,旨在抵制體育競賽中泛濫的混亂和保留、強化公平競爭意識。現代奧林匹克會通過費厄潑賴(Fair Play)來教育青年,運動場上,人人平等,自由競爭,公平獲勝。不允許通過不正當的手段,不允許投機取巧,只能心悅誠服地接受比賽結果,努力在新的競賽中趕超。體育帶來的競爭不是破壞性的競爭,而是友好的、和平的、團結的競爭。國際體育賽場成為一個國家升起國旗而不會招致其他國家反感的場所,也成為倡導人類心靈健康的精神祭壇。倡導公平競爭、遵紀守法,這是體育競賽對促進社會和諧所做的貢獻。
競賽規則是體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公平競爭的基礎。規則成為公平競爭精神的體現,規則也為裁判員進行裁決提供依據。規則的合理性、科學性、恒常性使規則具有了權威性,同時也使競賽規則成為體育競賽中“公平、公開、公正”的標志。在直接而劇烈的身體對抗和比賽中,運動員的身體、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鍛煉與培養,觀眾也得到感官上的娛樂享受和潛移默化的教育,而比賽始終離不開“公開、公平、公正”這一剛性的游戲原則。“公平競爭”的體育原則所倡導的正是建立和遵循公開公平和公正的體育競賽規則。競賽規則如同法律一樣調整著參與主體間的相互關系,也潛移默化地培養著人們的規則意識。“公平競爭”作為體育競賽的理想追求,只有通過規則的權威才能使所有參與主體達到本質意義上的公正,從而維護社會關系的和諧。體育在實現培養人的規則、規范意識,增強全社會的法律觀念和法制意識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示范作用[10]。體育競賽所倡導的廣泛參與、交流、積極合作的大眾精神和集體歸宿感,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要求相一致。通過交流洽作,取長補短,尋求共同發展,彌補由于差異等原因造成的失衡,逐步達到共同參與、均衡發展、共享發展成果的和諧社會目標。
5 結 論
競賽規則是體育競賽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公平競爭的基礎。規則成為公平競爭精神的體現,競賽規則是體育競賽中“公平、公開、公正”原則的標志。競賽規則建構所應生成的以人為本文化環境,只有通過規則的權威才能使所有參與主體達到本質意義上的公正,從而維護參與主體間關系的和諧。這不僅是文化本質的必然追求與具體體現,而且對于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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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文章編號〕1671-2684（2012）13-0004-04
一、引言
情緒表達規則（emotional display rules）是指個體在社會化進程中獲得的、用以指導特定社會情境下的情緒表達，以符合社會期望、促進社會交往的規則系統。在社會交往中，兒童會根據不同的在場者來調整情緒表達，如兒童與老師、同學相處時，比和父母相處更傾向于掩飾真實情緒。由于社會化過程的不同，情緒表達規則可能存在性別差異，女孩可能比男孩有更好的表達規則知識。
情緒表達規則的發展是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對于個體的社會行為具有重要的預測作用。在社會交往中，能更好地使用表達規則的兒童消極情緒更少，社會能力更強，得到教師更多的積極評價；擁有更好的同伴關系；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而表達規則掌握較差會導致心理或社會問題，例如，表達規則知識的欠缺與不良的同伴關系、攻擊行為相關，并且容易導致社交焦慮和學習不良等問題。
家庭是兒童理解和獲得情緒表達規則的重要場所，在兒童情緒社會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情緒表達是家庭成員情緒表達頻率的風格，對于家庭成員的情緒表達、社交能力和模式等都有深遠影響。情緒表達豐富的家庭，兒童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如何應對各種情緒問題，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情緒認知和心理功能。已有研究發現，積極的家庭環境有助于兒童獲得更多的情緒知識，以及運用更多社會適應的方式來處理壓力和消極情緒誘發事件，對兒童的情緒調控能力和情緒健康有重要影響。
以往家庭情緒表達對情緒表達規則影響的研究中，家庭都是作為一個整體，但實際上，父母通過不同的價值觀念、行為模式等方式，鼓勵兒童去接受和理解社會規范，對兒童的情緒社會化會產生不一致的影響[12]。對于兒童情緒表達規則的發展，究竟是受媽媽情緒表達的影響更多，還是爸爸呢？現有研究對此并未作出解釋。
本研究嘗試探討兒童情緒表達規則的發展情況，家庭情緒表達與兒童情緒表達規則發展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爸爸和媽媽的情緒表達對兒童情緒表達規則發展影響的差異，以期為兒童的家庭情緒教育提供參考意見。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隨機選取北京市小學高年級118名學生，女生72名，男生48名，平均年齡11.47歲，標準差0.70歲。排除家長長期不在身邊以及單親家庭的兒童。
（一）研究材料
1. 情緒表達規則（Display Rules）問卷
Zeman編制，研究者對問卷的內容及表述進行了適當修訂。問卷包括4個失望情境（聚會、運動、玩耍、收禮物），發生在4種人際關系類型（父親、母親、同伴和單獨）中，每個情境可引發3種消極情緒（生氣、疼痛、傷心）。要求兒童報告自己在遇到這些情境時的情緒表達，包括表達可能性（4點計分：從肯定不會到肯定會）、表達接受性（4點計分：從非常不好到非常好）、表達理解性（4點計分：從非常不能理解到非常理解）、表達理由（7個類別：人際-好自我、人際-壞自我、人際-壞他人、工具性-積極、工具性-消極、情緒-非控制、情感最小化）、表達方式（7個類別：面部表情、言語表達、行為-攻擊性、行為-活動、被動退縮、主動退縮、表達情感）。因單獨時無他人在場，故不考察表達的接受性及理解性。
2. 家庭情緒表達量表（Self-Expressiveness in the Family Questionnaire）
Cassidy等編制，分為兩個維度，積極情緒表達（23個條目，包括感謝家人為自己所做的事、自己做錯了事會向家人表示歉意等）和消極情緒表達（17個條目，包括直接表達出對家人的不滿、因為失誤而相互指責等），5點計分。本研究中，父親積極/消極情緒表達內部一致性α系數分別為0.88、0.72，母親積極／消極情緒表達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分別為0.87、0.78。
3. 研究過程
研究在學期開學前三周進行。情緒表達規則問卷在兒童熟悉的教室里集體施測。家庭情緒表達問卷裝在信封里由兒童帶回去，讓其父母分別獨立填寫后封裝回收。
三、研究結果
（一）兒童情緒表達規則的特點分析
1. 表達可能性的特點分析
表1 表達可能性的描述統計
表2 表達接受性的描述統計
篇6
案例描述：
活動一的目標為：1.認清幾種安全標志，知道應該按照安全標志的要求行動，才能既方便自己又不影響集體，培養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2.養成關注周圍事物的習慣和探索周圍事物的興趣。教師A在組織本次活動時，先設置“超市”的情境，并在超市的每個角落展示各種標志（入口――轉彎――水果區――消防栓――電話119 ――收銀臺――安全出口），然后以視頻引起幼兒對119火警的關注，最后引導孩子認識其他的一些標志圖。
案例分析：
教師A關注到了孩子們的實際生活，試從他們的生活經驗――“逛超市”出發來引起對標志的興趣。在講述的過程中，孩子們知道了一些指示標志如：直走、轉彎等，也知道了119是火警電話，為了培養和強化孩子們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教師播放了一段視頻，但視頻時間太短，放在其中顯得特別突然和牽強，孩子們還沒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教師的提問已經來了。“著火了，躲到電梯里對嗎？”“電梯這時能正常運行嗎？”當沒有得到回應時，教師還繼續按自己的教學環節進行下去，引導孩子認識另外幾種標志。其實，標志對于孩子來說還是比較抽象的，如果教師能夠多和孩子觀察標志上的一些畫面，把禁止標記和指示標記讓孩子進行一些簡單的分類，可能更易于他們接受和理解。《指南》中指出：利用實際生活情境向幼兒介紹一些必要的社會行為規則，以及為什么要遵守這些規則。很顯然在本案例中教師關注到了實際生活情境，介紹了一些行為規則，但在為什么要遵守這些規則的問題上還有所欠缺。
教師B
案例描述：
活動二的目標為：1.認識常見的交通標志，知道標志是社會生活環境中不可缺少的一種符號。2.讓幼兒懂得人們必須自覺遵守交通規則，注意安全。教師B在組織本次活動時，先以《鄉下老鼠進城》的故事導入，孩子們對常見的幾種交通標志有了初步的認識，然后孩子們和小老鼠在“交通學校”又認識了一些新標志，最后設置：“小老鼠逛公園”的游戲情境，讓孩子們分別扮演不同角色，對生活中的標志進行更深入的了解和運用。
案例分析：
教師B以小老鼠這一角色為主要線索貫穿于整個活動。先以孩子們生活中常見的交通標志為切入口，以自己的生活經驗來講述熟悉的標志，在幫助小老鼠的過程中獲得滿足。在展示各種標志的環節中，孩子們關注到了標志上顏色的不同，這時教師適時引導孩子用自己的動作手勢來分一分，他們嘗試到了分類的樂趣。游戲“小老鼠逛公園”中，教師提問：你又認識了什么？這個標志你還在哪里看見過？為什么要遵守規則呢？又把孩子們以往的生活經驗進行了挖掘和整合，他們積極思考，樂于表演，讓整個活動顯得有血有肉。
教師C
案例描述：
活動三的目標為：1.借助故事情境，理解故事中的標志，了解標志的作用。2.在認識生活中常見標志的基礎上，能主動設計標志。教師C在組織本次活動時，先以變魔術導入，依次出示課件，連貫起來講述繪本故事《兔子先生去散步》。兔子先生在散步的途中發現了哪些標志呢？這些分別代表著什么呢？然后讓孩子說一說標志有什么作用？在生活中你見過哪些標志？再結合圖片說一說交通標志有哪些？最后讓孩子通過自己對標志的認識和理解來創新設計各種標志。
案例分析：
教師C利用了繪本故事《兔子先生去散步》，生動的故事情節深深吸引了孩子們的注意力，他們積極開動小腦筋告訴兔子先生該注意什么？在這一環節中教師缺乏了一些追問的智慧，如：“你看得懂嗎？”“看得懂。”為什么不追問孩子：“你看懂了什么？”“你覺得這是什么標志？”有的說是上樓，有的說是下樓，為什么不追問孩子“你從哪里看出這是上樓或是下樓”等諸如此類的巧妙追問。在本次活動中，筆者還反思了其中一個問題：繪本故事中的許多標志在生活中并不多見，是否可以減少？是否可以把一些生活中常見的、較規范的標志巧妙地替代進入繪本故事？可能這樣會更加有助于最后環節――設計標志圖的有效開展。
教育反思：
從以上案例描述和案例分析中看，教師在活動中的指導策略還僅僅停留在教孩子學，那么如何把從“教孩子學”轉變到“幫孩子學”？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關注：
（一）規則內容的選擇應考慮孩子的前經驗準備
并不是所有的學習內容都適合于孩子，與孩子共同參與的活動內容，必須以幼兒已有的生活經驗為前提，這也是我們經常所說的孩子的學習應來源于生活，缺乏孩子生活經驗的活動可以說都是“空中樓閣”。如在本案例中我們可以把繪本故事進行靈活的改編，把一些生活中不常見的標志轉換成孩子能經常接觸到的一些標志，讓其明白標志在我們的生活中是隨處可見，必不可少的。
（二）規則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
教師應引導孩子以多種形式來表現標志所要表述的內容，可以是語言講述，也可以是動作表現，甚至可以通過同伴合作表演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指向后續的學習過程。如在本案例中可提問：看到這個標志，你想到了什么？你覺得它告訴了我們什么？用自己的肢體動作來做一做。以此讓孩子更加明了遵守規則的重要性。
（三）規則應滲透于幼兒園一日生活中
篇7
在建設項目生命周期內，建設項目投資失敗的原因可能是決策失誤，可能是建造過程失控，也可能是運營管理失范。鑒于決策階段對建設項目投資和使用功能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建設項目的不可逆性，本文將集中關注投資決策失誤導致的建設項目失敗。實際上，建設項目投資決策是人們解決資源稀缺性的一項經濟活動，而需求正是人們對稀缺反應的表征。建設項目投資決策的首要基準就是目標群體的需求能否得到有效滿足。正基于此，在投資決策階段，需求分析是否準確直接關系到投資決策規則的選擇，進而影響到建設項目決策的成敗。
一、建設項目需求的思想流變
在經濟思想的歷史語境中，建設項目的基本生產或服務功能從未曾改變，但建設項目投資行為取向卻隨著人類的需求異位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古典經濟范式中，供給是分析的核心。以工業革命為背景的建設項目投資的使命就是擴大物質供給，滿足人們的基本物質需求。在這種供給主導的短缺經濟中，需求往往被忽略。人們對于生產性建設項目所生產的產品只求量上的滿足，而沒有更多的選擇余地；對于非生產性建設項目也沒有更高的企求，簡陋的木屋火車站、擁擠少陽的工人居住區等建設項目就是那時的需求寫照。當機械化供給出現過剩時，古典經濟學也被以需求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所取代，物質生產供給取向轉向了基于商品貨幣交換的需求取向。人們不再僅僅局限于物質數量的滿足，逐步衍生了多樣化的需求，建設項目也要為買方需求量身而造了。此時，投資不再是決定供給的因素，而是被需求決定的因素。火車、小汽車等機械化交通工具的發明催生了道路等交通建設項目；當距離不再是問題時，富裕階層搬離了市中心的陰暗陋室，住進了郊區的別墅；火車站、商業中心再也不是舊模樣；人們對工業化產品也變得日益挑剔。時至今日，這種以需求為導向的建設項目投資仍然在繼續，但是經濟學研究范圍已經擴展到了人類的全部行為以及與行為相關的全部決定。這種以需求為導向的投資思想又增添了“以人為本”的可持續價值觀。因此，不論是經濟分析理論的進展，還是建設項目投資的實踐，它們都共同勾勒出了建設項目滿足需求的投資決策發展路徑，即從物本范式到資本范式再到人本范式。
從歷史的視角來分析，中國60多年的發展歷程也見證了上述邏輯。在短缺的計劃經濟時代，物質匱乏，供需缺口顯而易見，包括大型基礎工業在內的建設項目投資決策沒有必要進行需求分析，完全是自上而下式的命令決策。盡管也出現了像三門峽水電工程項目的決策失誤，但這種失誤大都因技術自負，而非需求造成的。近三十年來，當市場逐步開始取代計劃、短缺成為歷史時，需求開始取代供給主導著建設項目投資決策，集中命令決策轉向多元化個體的分散投資決策。在中國，建設項目投資趨向已經基本完成了由物本范式向資本范式的轉變，決策者基本上從供給定勢轉變到需求導向的經濟中來。由于混合投資體制的存在，建設項目投資決策由資本范式到人本范式的轉變已經起步，但進展緩慢，需求導向下的行為研究尚未完全展開，行為研究視角下的需求和稀缺資源配置規則及與之有關的決策規則也未完全形成。因而，除了工業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的程序性規范之外，人們還需要制定人本范式下符合歷史和現實的操作規則，以指導規則選擇之下的投資行為。
二、需求聚類分析與決策規則
（一）需求聚類分析
如圖1所示，依據建設項目的可經營性和產權屬性，本文將把建設項目分為四類。第Ⅰ類是工具性建設項目，由利潤導向的民間投資，向市場需求者提品（或服務），比如燃煤電廠或商業寫字樓；第Ⅱ類是企業（或個人）自用建設項目，比如企業自建自用的辦公樓；第Ⅲ類是非競爭、非排他的公共物品項目，如城市公園；第Ⅳ類是非競爭、排他的準公共物品項目，如城市軌道交通項目。此外，還有國家安全建設項目，它不屬于經濟范疇，故本文將不予討論。
上述四類建設項目在投資主體、決策主體、需求主體、資源配置方式以及決策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從表1可以看出，除了第Ⅳ類中的特許經營項目之外，其他建設項目的投資主體與決策主體均為一體，決策權與投資主體不分離，投資決策目標一致。不過，對于第Ⅳ類中的非競爭、可排他類基礎設施項目，近些年來政府往往不直接投資，而傾向于采用特許經營模式由民間資本投資建設。在這類項目中，民間投資者是沒有決策權的，政府才是決策者。由于決策主體與投資主體分離，其目標也可能發生沖突。
從需求和資源配置方式上來看，建設項目要么是為了滿足公共需求，要么是為了滿足非公共需求（市場需求和自足需求）。公共需求由公共資源或政府主導的民間資源來供給，而非公共需求則是需要民間資源來滿足。由于資源來源不同，其滿足需求的資源配置方式也不同。非公共需求的產權屬性單一，完全可以通過價格信號和利潤目標等市場化方式將民間資源供給與市場需求匹配，市場出清時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當然，第Ⅱ類建設項目較為特殊，其供給主體與需求主體合二為一，此時企業的自足需求建設項目，不通過市場配置資源，而是通過市場微組織（企業）在組織邊界內予以配置。在滿足公共需求方面，市場是失靈的，這就需要行政決策來配置公共資源或民間資源。綜上可以看出，除了第Ⅱ類建設項目外，其他建設項目的決策主體與需求主體均是分離的。決策者和需求者的非同體性導致決策目標和需求目標經常發生錯位，錯位嚴重時需求完全不能得到滿足，從而導致項目決策失敗。
（二）基于需求的決策規則
從經濟分析的視角來看，建設項目的價值歸宿是效率和公平。第Ⅰ類和第Ⅱ類建設項目需求是以效率為導向的，第Ⅲ類和第Ⅳ類建設項目需求則是以公平為導向的。根據社會選擇理論，這兩種需求是否得到滿足是需求者可以通過用腳投票機制來評價的。對于前者需求者利用貨幣來投票，而后者需求者是利用行政信用來投票的。
有資源約束的需求導向不同，財務評價方法自然有異。第Ⅰ類和第Ⅱ類建設項目的效率導向需求體現在評價方法上就是采用基于“個體福利”的費用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A），這也是實踐中工業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普遍采用的評價方法。第Ⅲ類和第Ⅳ類建設項目的需求者為公眾，其需求評價方法不能再采用CBA方法，而應采用基于“集體福利”的費用效果分析（cost—Effect Analysis，CEA）。效率導向和公平導向也不是絕對的，第Ⅰ類和第Ⅱ類建設項目在追求效率目標的同時，還應兼顧公平，比如水泥生產項目在合規追求利潤的同時，應對環境和周圍社區帶來的負外部性設置相應的環境和社會補償機制。同理，第Ⅲ類和第Ⅳ類建設項目應以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因為公共資源也是有限的，有多種競爭性分配方案，配置時需要排序，所以也應該本著“少花錢、多辦事”的原則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水平。比如，在基礎設施、住房保障等公共需求沒有基本滿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舉債建設豪華行政辦公大樓就有違“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原則。
總之，適當性邏輯是規則遵循的基礎。如圖2所示，第Ⅰ類和第Ⅱ類建設項目是民間資源市場機制配置的結果、服務于市場經濟，決策者依據經濟規則（Economic Rule）進行投資決策；第Ⅲ類和第Ⅳ類建設項目是公共或民間資源行政機制配置的結果，服務于國民經濟，決策者依據行政規則（Administrative Rule）進行投資決策；同時所有建設項目都是社會構成的一部分，都應當兼容社會規則（Sociological Rule），服務于人本經濟。在這些規則導向下，前兩類建設項目投資決策評價的標準有3個：1.財務評價指標達到期望值，2.國民財富增加，3.個人福利得到帕累托改進。同樣，后兩類建設項目投資決策評價的標準也有3個：1.成本預算平衡，2.投資期望符合公眾需求，3.國民經濟得到改善。
三、角色異位與規則違反
決策規則是由決策者制定的。投資者與決策者分離，以及決策者與需求者分離都有可能造成違反規則的結果，并進而導致需求落空，決策失誤。以規則為基礎的投資決策是一個確定角色并使規則與需求相符的過程。
（一）政府投資競爭性項目
國有企業的組織角色是政府人，其投資第Ⅰ類建設項目時，利用公共資源參與市場競爭，等同于行政規則與經濟規則競爭，競爭的結果往往是行政規則占優。以鋼鐵項目為例，近年來由于我國基本建設投資增幅較大，為滿足市場需求，許多民營資本紛紛投資鋼鐵生產項目，與國有鋼鐵企業同臺競技，這是市場需求導向的競爭常態。不過，一系列行政干預措施頻頻出臺，如《關于清理鋼鐵項目的通知》（發改產業【2010】2600號），以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為由，強制關停或組織國有鋼企并購重組中小型民營鐵礦開發和鋼鐵生產項目，出現了不少像虧損國企山東鋼鐵兼并重組盈利的民企日照鋼鐵的普遍案例。在行政規則主導下，經濟規則被逐出市場，市場需求無以滿足，市場配置效率由此受損。其實重復建設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這只是表明市場產品同質，這會激勵企業在產品創新上投入資源，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政府參與競爭領域建設項目的投資時，民營投資的命運有二：一是投資失敗或中途撤出，二是尋求行政資源依賴。不論哪種情形，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需求都沒有得到有效滿足，投資效率難以提高。因此，從經濟效率角度來看，政府投資模糊了行政規則與經濟規則的邊界，導致政府逐利、私企逐名的無序，市場需求無以滿足，不符合私有資源的效率原則和公共資源的公平原則。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種競爭景象，即在分稅制度語境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一己之利”，紛紛為本地或自己的企業撐起一把保護之傘，甚或身先士卒沖鋒在前，親自操戈，為本地或自己企業保駕護航，企業之間的競爭儼然成了各地方政府之間的行政競爭。一個個“高新園區”、“基地”在地方政府招商的大旗下紛紛成立。在行政資源配置不均衡的條件下，行政干預扭曲了市場資源配置效率。
（二）政府投資純公共物品
第Ⅲ類建設項目是純公共物品，公眾需求是其供給的唯一理由。不幸的是，這種純公共物品的行政規則決策中摻雜著過多的經濟誘因，同時忽略了投資決策的社會規則基礎。2005年，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圓明園管理處做出決策，在圓明園遺址東部挖深湖底，鋪設防滲膜，同時改建駁岸，修建游船碼頭。該項建設項目違規暫且不論，但從其決策行為可以看出，此項工程最大的決策指向是經營游船和快艇牟利。投資決策用經濟規則替代了行政規則，并將社會規則棄之一旁，未經環境評價，破壞遺址原態，開展經營性游船和快艇娛樂項目，有違公眾需求。
盡管沒有經濟誘因，但是違規則，一廂情愿推行行政規則的代位決策現象在一些轉移支付建設項目也較為常見。在新農村建設中，有些地方政府不顧及農民實際需求，拆村趕農民“上樓”。有些扶貧項目不考慮其適應性，如在2003年“非典”之后，為解決貧困地區人畜飲水問題，國家扶貧辦給計委撥付了一筆資金用于安裝水管，而且指定不得挪用。可實際問題是，有些貧困村所緊缺的是一座橋或一條渠。
由此可以看出，行政決策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規則下的投資決策是否有效取決于成本預算約束和公眾需求的滿足。在此模式下，決策者和需求者獨立，信息不對稱將導致所供非所求的無效結果。消除信息不對稱的最佳途徑就是公眾參與公共建設項目的投資決策。參與式投資決策一方面可以反映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和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彌補決策者知識或信息的不足。部分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過度、農村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等都是弱勢公眾少有參與公共資源行政決策的表現。投資過剩和投資不足都是決策參與不足的表現。參與式的要素是賦權公眾，讓其提出需求，使公眾需求盡情表達研。由于決策者和使用者分化，使用者需求可能未能在建設項目中得到充分反映，導致項目建成后于使用者需求落差較大，往往會出現“好心辦壞事”的結果。
（三）民間資本投資準公共物品
第Ⅳ類建設項目是準公共物品，也是為滿足公眾需求，因而該類項目首先需要遵守行政規則主導下的公平準則。同時，該類建設項目具有全部或部分可經營性，資源可由民間投資配置，所以項目還需要考慮經濟規則主導下的效率準則。由此可見，在保證公眾需求和公平的前提下，此類建設項目還可以允許民間投資者漁經濟之利。近些年來，我國基礎設施（包括市政公用設施）項目正在越來越多地采用特許經營的融資模式，吸引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項目形成了投資者、決策者和公眾需求者的完全獨立規則博弈格局，決策者要兼顧投資者的利益訴求和公眾需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若投資者利益與公眾需求有沖突時，政府決策者需要在兩者之間權衡，但權衡的結果不應該犧牲公眾需求。深圳市梧桐山隧道即由民間外資參與投資的BOT建設項目，在城市化加速背景下，2000年后收費站已經成為阻礙市區與東部鹽田港地區的咽喉瓶頸，公眾交通需求得不到滿足。在政府與隧道公司談判未果的情況下，深圳市政府在2002年投資改造了深鹽第二通道——梧桐山羅沙盤山公路供公眾免費通行，公眾交通需求得到部分緩解，但仍未解決根本問題。依照準公共物品投資決策規則，如何將沖突目標熵減耦合，還需要決策者設計出激勵相容的制度安排，優先滿足公眾需求，如將收費公路還原為純公共物品，或在地鐵經營中給予民間投資者最低價虧損補貼拍賣。
（四）需求之外的社會規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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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綜述
2.1 武術規則的背景研究。
2.1.1 武術規則的演變歷程的研究。國家體委1956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運動競賽制度暫行規定（草案）》，把武術列為表演項目，定期舉行。1957年武術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使武術作為體育競賽項目。1958年9月成立了中國武術協會。1959年版《武術套路競賽規則》是我國武術競賽規則發展的基礎。60年版《規則》在59年規則的基礎上，增加了規定套路比賽的條目。1973年版的規則鼓勵運動員增加難度動作，對套路進行創新。針對73年規則出現的問題，79年修訂的《規則》進行了一些調整，該規定一直持續至今。1984年國家體委出版了新審定的《武術套路競賽規則》，這些規定都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武術套路的觀賞性，極大地促進了現代武術套路的發展。1991年，國家體委審定出版了《武術套路競賽規則》。
2.1.2 新武術競賽規則的成熟和現狀研究（1996-2012年）。1996年武術套路競賽規則正式實施后， 在1997 年舉行的全國第八屆全運會預、決賽上進一步驗證了其實效性和科學性。現最新一版《武術競賽規則》是由國家體委于2012年出版的，為適應競技武術規范化、標準化、國際化發展的實際需要，2012年首次將規則與裁判法進行分離，出版了《武術套路競賽規則與裁判法》。這本武術規則與02年及之前的幾本武術規則相比，其競賽機制更加健全，進行了科學量化，更加公平準確，大大的提高了運動員們武術套路的競技水平。
2.2 武術規則變遷對現代競技武術套路的影響研究
2.2.1 武術規則變遷對現代競技武術套路難度動作的影響。武術套路自選項目難度動作分為三類：即平衡類、掃轉類、跳躍類。規則的變遷和實行，使難度動作日趨成為競技武術套路比賽中決定成績和名次的關鍵所在，因此教練員和運動員轉換了訓練策略，改變了訓練重點，加強了對難度動作的訓練。新規則改革將動作質量和演練水平分減少，新增了難度動作的評定，使評分更加量化，拉大了運動員之間的距離，同時新增難度動作分值保證了難度數量和質量，激勵運動員創造出更好的成績。
2.2.2 .武術規則變遷對現代競技武術套路演練水平的影響。隨著競賽規則的不斷更新和完善，運動員體能、身體素質、彈跳的高度、難度動作的完成率的提升，運動員在編排自己的武術套路中，不再拘泥于指定動作，自己搭配難度，演練套路的節奏感明顯增強，技術動作的連貫性和速度明顯加快，套路中出現了很多新穎的動作組合，較高的難度動作也在套路中頻繁出現，運動員柔韌性也得到了明顯加強。
2.2.3 武術規則變遷對現代競技武術運動套路編排的影響。 重視成套動作編排，提高成套編排的審美效果是提高武術項目技術水平和運動成績的重要途徑。讓運動員更好的完成動作，一套完美的武術套路要求內容充實，角度大，質量高，同時編排要新穎起到力與美的高度結合。教練員是美感動作的設計者，運動員是美感動作的表演者，如何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是制勝的關鍵因素。
3.結論與分析
3.1 以往傳統訓練模式已不適應新規則要求下武術技術水平發展的需要，我們必須建立與武術新規則相匹配、相輔相成的民族武術特色 ，使之既體現了民族文化的特點，又與國際慣例相接軌，完善了舊的技術體系，開拓了新的技術領域，提高了競技武術套路的動作難度和觀賞性。
3.2 武術套路新規則的出臺調整了動作質量分與演練水平分，增加了對難度動作的評定，符合競技體育的本質規律。通過舊規則與試用新規則的對比分析、難度動作列為三大塊評分內容之一。新規則簡化了評分標準，增強了可操作性，新規則借鑒了奧運會難美類評分項目的方法，評判方式更加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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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適應能力，又稱社會健康，指個體與他人及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具有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實現社會角色的能力。個體社會適應能力的高低取決于個體社會化程度的高低。社會學認為凡兩人以上具有交互行為和共同關系行為的一群人都可稱社會。體育教學是通過師生、學生之間教、學、練的交互行為來完成教學任務的群體。因此，體育教學本身可以被認為是客觀存在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微型社會。幾乎所有的練習過程都是師生、學生之間相互交往的過程。在眾多的社會交往中，師生、學生之間的身、心的接觸頻繁發生，從而有利于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體育教學中所進行的活動，一般總是有特定的情景構成的。情景是體育內容的表達方式，這種情景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某種社會形式的簡化、濃縮與變形。
一、體育教學中基本技能的學習過程有利于社會生存能力的培養
當今的學校體育內容，無不都是跑、跳、擲、游泳等各種技能所組成的。在體育教學中，學生完善、提高這些基本生活技能，為今后的社會生活打下了體力基礎。社會能力是指個體處理人與人之間所有情景的能力。教學中經常采用小組練習法，例如二、三等人一組的準備練習，兩人一組的互幫互教練習，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比較機會、交友機會、表現機會。小組的組合，可以是友伴組合，也可以隨機組合。以友誼作為樞紐的友伴組合，合作更為真誠，具有更強的小組榮譽感。這樣的組合不僅有利于教學任務的完成，也有利于鞏固他們之間的友誼。隨機的組合，可以培養學生學會與各種個性的人相處、交往，學會如何尊重對方，尋求對方的承認，學會隨著合作伙伴、環境的改變而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社會能力的高低與知識的高低雖有一定的關系，但不是呈線性的相關關系。知識的掌握并不意味著能力的提高。它的發展不但需要學習，更重要的是參與、體驗。體育教學中的時空條件對學生社會能力的培養有著重要的作用。
二、體育教學有利于學生對社會規范的認識
當今社會，隨著獨生子女比例的增高，他們中的相當一部份人孤僻、任性，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心理狀態。由于失去了正常的社會交往，他們無法形成正常的人際關系，給社會知識、社會行為規范等的掌握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在體育教學中，任何的活動項目均有其特有的規則，酷似一個法制小社會。無論是誰，只要參加該活動，就要受該項活動規則的約束和限制，在規則允許的范圍內充分發揮個人的特長，而不管是誰，只要觸犯了規則，或超越規則的不法行為，均要受到處罰。在參加這種具有規則監督下的活動時，學生體會到什么是應該的，什么是不可取的，什么將會受到獎勵，什么將會受到懲罰，從而將他們導入到對社會規范的認識，對社會約束力的理解。
三、體育教學有利于學生形成積極的社會生活態度
體育教學可促進人體身體的發育，運動能力的提高，使其在體育和體力活動中取得明顯的優勢，產生自豪感，從而對生活充滿信心，產生一種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就會以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去探討人生。體育教學中通過競賽，使學生了解自己的能力，增強自信心，不斷確立自己新的目標。通過競賽，不但同自己的對手作競爭，而且學會同自己原有的水平及不利的個性作斗爭，向自己的可能性挑戰，增強上進心。同時競賽法可以培養學生公正無私、講求效益的觀念，發展學生頑強、勇敢，敢表現自己的心理品質，養成勝不驕，敗不餒、百折不撓的精神。在團體性的競賽中，同一方的隊員往往用語言或身體動作，如拍肩、拍手，相互鼓勵，因而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戒心，產生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情感，增強團體歸屬感。體育教學中，學生常常不但享受成功帶來的喜悅，而且還承受因失敗帶來的沮喪，也就需要學生正確對待自己面臨的一切，培養自己的意志與膽略。體育運動是一種顯著性的身體實踐活動，它不僅是力量、智慧、膽略、技術的較量，而且還是意志的磨練、毅力的培養，它體現了自我戰勝，自我超越。
四、體育教學為學生角色學習提供了機會
在體育教學活動中，具有一定情景的體育活動，使學生總是處于一定角色之中，也隨著教學活動形式的改變，使學生不斷處于不同的角色之中，這就為學生的角色學習，提供了眾多的機會。體育教學中，師生、學生之間在交往上時間較長、空間距離較小，容易產生角色的相互影響、相互學習。在眾多體育活動情景內容的教學中，尤其是游戲、教學比賽。隨著教學內容交換，環境也隨之變化。不斷變化的教學環境和不同的活動項目，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所遇對象、所處位置發生不斷變化。角色的轉移、角色的改變成為體育教學的一大特點。在豐富的社會互動和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學生要演好角色，就必須通過對環境、體育教師、同學們的認識，來認識自己，確定自己的位置，加強對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責任、權力、義務和規范的認識。
綜上所述，在體育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是一項十分細致而復雜的工作，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要求我們體育教學工作者在教學中，要不斷改進教學方法，應用不同的教學手段，在增強學生的體質，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的同時，在體育活動中或競賽中形成交往合作、競爭、遵守規則的意識和行為，遷移到日常社會生活、學習中去，提高學生社會適應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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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追溯該理論產生的源頭，可將其與西方哲學的發展聯系起來考察。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20世紀的發展通常被概括為一個三階段模式，其中心論題為:本體論一認識論一語言。20世紀初，哲學產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語言轉向”( linguistic turn)，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語言轉向”的產生，標志著英美分析哲學時代的開始。從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學又分為兩大派別。其一為邏輯分析派，又稱邏輯實證學派;其二為日常分析派，又稱日常語言學派。英國哲學家奧斯汀(J . Austin)針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真值條件語義論提出言語行為理論，即著名的“言語行為三分說”:說話行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為(illocutionary act)和取效行為(perlocutionary act)。奧斯汀把施事行為分為5大類型:判定式(verdictives )、執行式(exercitives)、承諾式(commissives )、行為式(behavi-tives)、闡述式(expositives)。言語行為理論從行為的角度來看語言活動，抓住了語言的動態特征，因此它成為語用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奧斯汀對施事行為的分類由于缺乏明確的標準，招致了許多學者的批評，但他的一些看法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美國語言哲學家塞爾(J . Sear-1e)繼承并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提出了著名的間接言語行為理論。塞爾言語行為理論的建構體現在他對語言學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與語言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區分上。語言學哲學試圖用分析語言中的特定詞語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來解決特殊哲學問題，語言哲學試圖對語言一般特征作出哲學的闡釋性描述。在塞爾看來，前者是關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關于主體的研究。塞爾認為他的理論屬于語言哲學而不是語言學哲學。在語言哲學的研究過程中，塞爾把言語行為界定為語言交際的最小單位，把言語行為放在研究語言、意義和交際的中心地位。
二、間接言語行為理論
(一)塞爾對施事行為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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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設生動的閱讀環境
陳鶴琴先生在《為幼兒創設良好的環境》一文中指出：“要幼兒學會閱讀，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社會，必定要先有閱讀的環境。”因此，家長和幼兒園要善于為幼兒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創設良好的閱讀環境。
1. 家長要著重創設閱讀的精神環境
幼兒常常從父母或教師的行為與觀念中產生最初的閱讀興趣，家庭在幼兒閱讀過程中主要是創設良好的閱讀氛圍和意境，因此，要幼兒愛讀書，就應先讓他在讀書之前愛上讀書的氣氛。美國心理學家班杜拉認為，兒童的學習是一種觀察學習，成人的榜樣是使兒童形成自我強化的源泉，兒童在觀察成人而獲得強化的過程中進行社會性學習。因此，父母要著力營造家庭的書香氣，以潛移默化地影響幼兒的閱讀興趣，使幼兒逐漸對讀書有一種快樂感與親近感，成為愛讀書的人。同時，父母還要“準備”足夠的夸獎、掌聲，創造一種情感氛圍，讓幼兒的讀書過程充滿快樂，獲得閱讀的成就感與愉悅感。
2. 幼兒園要著重創設閱讀的物質環境
創造良好的物質環境是開展早期閱讀活動的保障，適宜的物質環境能激發幼兒學習的欲望，增強幼兒主動活動的意識，從而促進其語言的發展。因此，作為幼兒長期學習、生活的場所，幼兒園在進行物質環境設計時，要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充分利用長廊、轉角、樓梯、墻面等空間為幼兒創設充滿書香的閱讀氛圍，如桌椅的大小、彩墊的擺放、書架的陳設、書本的呈示等都應根據幼兒的年齡特點來安排。教師在布置環境時，還要大量采用幼兒的作品與信息，讓他們成為環境的主人，以此激發其閱讀的原動力。除了公共環境外，班級內的小閱讀環境創設也十分重要，教師要認真研究、創設適合本班幼兒特點的微型環境，形成獨特的班級閱讀文化。
二、選擇適宜的閱讀內容
選擇適宜的閱讀內容是幼兒園實施閱讀課程的關鍵環節，也是指導家長開展親子閱讀的重要項目。但大多家長在為幼兒選擇閱讀內容時，都存在隨意性、傳統性、自我性、盲目性。為此，教師要堅持正確的兒童觀，努力構建適合幼兒的閱讀課程，不斷提高鑒賞力，為幼兒選擇適宜的閱讀材料，并指導家長選好書，開展親子閱讀。
1. 讀物內容要與幼兒生活的情境相關聯
幼兒的心理認知特點決定了只有與其生活情境緊密相連的事物才能促進幼兒認知的發展，并逐步增強幼兒的社會交往能力。如東方娃娃經典繪本《誰吃了我的粥》《蛤蟆爺爺的秘訣》《我的幸運一天》就是這樣的讀物，其情節與人物都較符合幼兒的心理特征，頗受幼兒歡迎。
2. 讀物內容的語言、情節等要充滿愛意
兒童教育的最高法則就是要讓幼兒們感受到被愛，如果幼兒感受不到被愛，整個世界都將會在他面前關閉。因此，幼兒讀物應能讓幼兒感受到愛意和暖意，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關心和愛護，只有這樣，幼兒才能健康成長。
3. 幼兒讀物應富有審美意義和想象力
兒童天生對美有直覺的追求，選擇幼兒讀物時要注重畫面與內容的完美結合，同時富有節奏與韻律美感的作品在幼兒的語言發展過程中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4. 生活閱讀也是很好的內容
根據“多元閱讀”理念，兒童讀物不一定非是圖書，所有訴諸視覺的材料都是閱讀的對象。家長和教師應寓早期閱讀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引導幼兒廣泛閱讀，如帶幼兒觀察馬路上的車輛、街道上的各種交通標志、警示標志、廣告牌、公園里的游覽線路圖、商店的名字、商品的使用說明書、食品袋上的小動物、商標圖案等;觀察蠕動的小蟲、鳴叫的小鳥、瀟瀟的春雨、飄落的秋葉，在閱讀世間萬物中增長知識，從接受表面信息發展成通過“讀”而學會理解，表達對生活的真實感受，使幼兒閱讀經驗在日常生活中無拘無束地得到升華，使閱讀成為有趣的、富有創造性的智力活動。
三、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良好的閱讀習慣能影響幼兒的終身發展，由于幼兒行為的堅持性、自控性差，家長要與教師一起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形成教育合力，在實踐中不斷強化兒童的規則意識，促進其良好閱讀習慣的養成。
1. 家長要豐富幼兒的情感，使之體驗快樂閱讀，實現快樂成長
早期閱讀并不是為了讓幼兒過早接受知識的灌輸，而是享受閱讀帶給他們的樂趣。我們鼓勵幼兒閱讀，只因閱讀是件快樂的事，只要懂得閱讀，就可以豐富幼兒的人生，使之發現另一個美麗、繽紛的世界。讀物對幼兒來說，首先是能從中得到愛與快樂的工具，其次才是汲取知識的途徑，獲得知識往往是在他們游戲、玩樂之余無意得到的“副產品”。玩是幼兒的天性，幼兒看書是在一種游戲的心態下，自由自在、輕松愉快地玩書，他們既可以根據書的情節去自由聯想，隨意編排書的內容，也可以隨意翻動圖書，欣賞書的外表與精美圖畫。
2. 教師要設置與執行規則，引導幼兒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根據幼兒的行為特征，教師要制定相宜的規則來限制幼兒的不良閱讀習慣，要在開放式管理的基礎上，注重規則的設置與執行，有目的、有計劃地引導幼兒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1）規則的適宜性。教師要考慮到不同的年齡特點、不同的活動形式對活動規則的影響，如集體閱讀與個別閱讀的規則就應有所區別;不同的閱讀材料也會對規則產生不同的影響，比如，兒歌就要鼓勵幼兒大聲讀，目讀時則需要保持安靜。
（2）規則的遞進性。了解規則、理解規則、記憶規則、自覺遵守規則是一個遞進的過程，教師要根據幼兒的實際情況進行引導。為了便于幼兒記憶，可以將幼兒閱讀規則編成朗朗上口的兒歌，輕松傳遞給幼兒。幼兒的年齡特點決定了其專注力與堅持性較短，需要成人不斷鼓勵，并給予幼兒時間去“消化”規則，因此，教師不能急于求成。如幼兒在活動中出現了不守規則的情況，教師就可以用眼神提醒幼兒，讓他們自己去“覺悟”。
（3）規則的恒久性。良好的習慣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幼兒正處于學習社會規范的階段，倘若規則時時變動，規則的作用便易被弱化，幼兒對規則的遵守也會出現反復的情況，如此一來，幼兒閱讀習慣的養成便會成為一句空話。此外，幼兒園還應開展多種形式的閱讀活動，如集中利用一段時間組織幼兒及其家長開展各種形式的閱讀活動，包括讀書交流會，講故事，兒歌、童謠、古詩大賽等。另外，定期在幼兒園組織親子導讀活動也是可行方法之一，家長和幼兒一對一，教師具體指導閱讀的內容、方法與規則。
總之，在培養兒童的閱讀習慣上，我們應該認識到，閱讀在本質上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是幼兒當下需要的，也是幼兒終身學習的重要起點。幼兒園閱讀課程就是要為幼兒創設多元閱讀的情境，建立多元閱讀的互動關系，選擇多元閱讀的材料，嘗試多元閱讀的途徑，為幼兒將來成為流暢的閱讀者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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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
過去人們一般認為行為是動作，言語只是說話，算不得行為。但奧斯汀指出，說話本身就是行為。言語行為是人們在進行交際時的語句( utterance )，一個語句可能是語法上的一個或幾個句子。奧斯汀認為，語句有兩種意義:
(一)命題意義(prepositional meaning)或表述意義，這是語句的字面意義，由語句里的特定的詞匯和結構來表達;
(二)施為意義(illocutionary meaning)，又叫施為作用(illocutionary force )，是指語句在聽者方面產生的效果。
例如，It’s cold here這句話，其字面意義或命題意義是指說話者的生理感受，而其施為作用則指說話者所希望產生的效果。表面上這句話是陳述句，但真正的目的也許是要求別人關上門窗或打開空調。
奧斯汀認為，人類交際的基本因素不是單個的詞或句，而是人們在說出詞或句時的特定的言語行為，也就是以言行事行為(illocutionaryacts或illocution )。在這個意義上，言語行為理論把語言理論看成語言行為總的語用理論的一部分。提出言語行為理論是源于對三個哲學問題的探索:日常語言與哲學研究的關系、行為研究的方法論，以及述謂句與施為句的劃分，其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解決語言使用問題，而是為了解決當時困擾哲學界的“意義”問題，并為他本人的行為研究建立理論根據。在哲學研究轉向之前，哲學家們一直認為陳述之言或描述事物的狀態，或陳述某個事實，二者必居其一，而且陳述句必須具有真假值(truth value)和可驗證性( verifiability )。但奧斯汀認為許多陳述之言只不過是些偽陳述(pseudo-statement )，人們所說的某些話貌似陳述，但它們卻不是以記敘或傳遞有關事實的信息為目的，或僅僅是部分地以此為目的。語言除了表述作用之外，還有許多非表述作用，說出的話語不只是表述，同時也實施一種言語行為，而言語行為并不總是要區分真假。奧斯汀的理論思想集中體現在“施為句”( performatives)和“指陳句”( constatives)的區分以及“言語行為三分說”理論之中。奧斯汀認為它們的關系是個別與一般的關系。他認為施為句有以下的特征:說話本身就是做某事;不使用語言說出來就不能做某事;施為句是一個肯定陳述句，句子以施為動詞作為主要動詞、第一人稱、現在時、主動語態。
奧斯汀把詞典中的施為動詞檢索出來，并歸出五大類:裁決型( ve記ictives、行使型( exer-citives}、承諾型( commissives、表態型( behabi-tives、闡述型(expositives。
以言行事三分說包括以言指事(locution ) ，以言行事(illocution)和以言成事(perlocution ) 。在奧斯汀看來，說話人如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意圖，聽話人如何正確地理解說話人的意圖，是研究語言交際的中心問題。
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
塞爾完善和發展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但在這一過程中，他放大了奧斯汀的“語言乃是人類用概念認識世界的媒介”這一思想基點，并把它作為自己語言哲學的構架。他全方位地從心智(mind )、語言(language)和世界( world )三方面多維度地進行語言哲學研究，致力于探索心智怎樣通過語言將人類與世界相關聯。語言分析由哲學研究的一種方法成為了語言哲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塞爾不是簡單地繼承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他把言語行為理論對孤立的話語意義的研究提升到對人類交際的研究。他認為使用語言就像人類許多別的活動一樣是一種受到規則制約的有意圖的行為。這些規則區分為調節規則( regulative rules)和構成規則(consitive rules)。調節規則調節先前存在的行為形式，這種活動的存在邏輯上獨立于規則的存在;構成規則不僅調節而且創造或規定新的行為方式，這種活動在邏輯上是依賴于規則的存在而存在的。奧斯汀試圖論證這樣一個假設:一種語言的語義學被視為一系列構成規則的系統，并且以言行事的行為就是按照這種構成規則完成的行為。塞爾繼承了奧斯汀和格賴斯(Grice )的“意圖”論，認為說一種語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言語活動，每一個言語行為都體現了說話人的意圖。為了闡明這個語言哲學的中心問題，他偏激地認為，表達和理解話語的意圖是格萊斯會話含義理論的全部內容。
塞爾在研究和繼承的基礎上，將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修正為以言行事理論和間接言語行為理論。他把奧斯汀的言語行為三分說改造為命題內容和以言行事。他認為，要成功地實施某一言語行為，除了一般的輸人和輸出條件外，必須滿足以下四個條件:
第一、本條件(essential conditions ):說話者打算通過說出一個語句，使他承擔實施某一行為的義務;
第二、命題內容條件(content conditions ):說話者在說出一個語句時表達了一個命題;在表達命題時，說話者斷定了自己將來的行為;
第三、預備條件(preparatory conditions ) : A ，聽話者愿意說話者實施某一行為，并且說話者相信他所要做的事是符合聽話人的利益的，但這件事并非是他經常做的;B、講話者在事情的正常進程中將去實施某一行為，這對講話者和聽話者來說都是不明顯的。以言行事要有一定的要旨( point。語言中有一種最小努力原則在起作用，體現為以最小的語言努力去獲得最大的以言行事結果的原則;
第四，真誠條件(sincerity conditions ):說話者打算從事某一行為。
在這四個條件中，第四個條件具有構成規則的范式，而第一到第三條件則與調節規則相對應。
在將“合適條件”( felicity conditions )(保證言語行為得以成功實施的條件)作為使用恰當的以言行事指示語的規則的過程中，塞爾還提到“表達原則”，認為它可以單獨地使基本上是語用上的言語行為的分析與字面意義的語義分析相一致，這樣就可以把言語行為理論分為兩類:一類為偏重于語義的言語行為理論(seman-tically-oriented )，另一類為偏重于語用的言語行為理論(pragmatically-oriented )，前者關注顯示言語行為特征的表達式的分析，而后者將交際過程作為其出發點。
塞爾將言語行為重新分為五類，他把他的分類建立在以言行事(( illocutionary)與語法( grammatical )指示詞和不同的言語行為所確定的不同的“詞語”與“世界”的關系上。這五類言語行為是:
A、斷言類(assertive)，以前也稱描述類(rep-resentatives )，指描述世界上的狀況或事件的言語行為，如斷言、主張、報告等;
B、指示類(directives )，說話者想使聽話者做某事，如建議、請求、命令等;
C、承諾類(commissives )，指說話人表示將要做某事的言語行為，如許諾、恐嚇等;
D、表達類(expressives )，在這種言語行為中，說話者表達自己對某事的情感和態度，如道歉、抱怨、感謝、祝賀等;
E、宣告類(declaratives )，指能改變世界上某種事態的言語行為，例如法庭上法官說:"Guil州”，被告便成了罪人。
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提出了“間接言語行為理論”(indirect speech acttheory)。在“間接言語行為”一文中，塞爾一開始就指出:“意義最簡單的情況是說話者說出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說話者打算在聽話者那里產生某種以言行事的效果，他打算通過讓聽話者領會產生該效果的這種意向來產生這種效果，他打算憑借聽話者所具有的有關語句表達規則的知識來使聽話者領會這種意向。”然而，不是所有意義的情況都這么簡單。例如暗示、暗諷、反語和隱喻中，說話者的表述意義和語句意義是以各種形式分離的。其中一類很重要的情況是，說話者說出一個語句，意指他所說的東西，同時還意指其它更多的東西。這里有兩種情況:
其一，當一個包含著一個用于以言行事為語力指示者的語句被說出時，它能夠另外完成另一類型的以言行事行為;
其二，說話者說出一個語句且意指他所說出的東西，但同時還意指具有一種不同命題內容的另一種以言行事。這第二種情況就是間接言語行為。
這里的難題是，聽話者是如何判斷出這樣一種另外的以言行事行為的?塞爾認為，在間接言語行為中，說話者依賴他們彼此分享的語言和非語言的背景知識，加上聽話者一方的一般推理和推斷能力，說話者和聽話者所交流的要比說話者實際所說出的多。因此，說明間接言語行為的間接部分所必須的條件包括:一種言語行為理論、合作會話的某些一般原則、說話者和聽話者彼此分享的事實背景信息以及聽話者一方的推理能力，而約定俗成則在某些情況下扮演了一個極為特殊的角色。
篇13
倫理學、心理學都對學前兒童羞愧感有過研究，但是在幼教領域，它的研究相對較少，就教育學來說，羞愧感是一把雙刃劍。而教育是一門育人的藝術，它就是要克服羞愧感的消極性，充分發揮羞愧感的積極作用，為了讓羞愧感教育得到運用，我們應首先搞懂其產生的條件、具體表現和內在機制。
一、學前兒童羞愧感的表現
幼兒的羞愧感是由大人直接干預而產生的。兒童隨著知識面的擴大，年齡的增長，有時，會瞬間知曉自己的言行與外界的期望相悖，亦或是與榜樣的示范相距甚遠，他就會由于無理、膽小、粗暴等等感到羞愧。
二、學前兒童羞愧感產生的內在機制
（一）氣質
心理學家在研究中發現，早期學前兒童的行為特征、活動水平、挫折耐受力和生活規律有明顯的個體差異。這些個體差異應歸因于學前兒童先天的特性尤其是氣質。氣質類型是每個人身上表現出來的一類共同或相似的心理特征的典型結合，學前兒童的羞愧感也與之有關。傳統的氣質類型將兒童的氣質分為多血質、膽汁質、黏液質、抑郁質。
多血質的孩子反應性、興奮性、平衡性強，但是感受性差。這種氣質類型的孩子比較容易產生羞愧感，而且情感表現很明顯。膽汁質孩子感受性低，反應性和主動性很強，但是比較刻板，反應不靈活，這類孩子一旦產生羞愧感，反應強度就會很大，比較沖動，不易控制。黏液質的幼兒，堅持性強、情感活動少，動作發展遲緩，情感表現不明顯，即使產生羞愧感也很少外顯。抑郁質的孩子情感活動則顯得更弱化。
（二）社會認知
孩子的心理發展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周圍的環境變化。除此之外，學前兒童的社會認知也影響著羞恥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們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環境和規范的認知不同。
陳幗眉、沈德立認為：“認識自己，需要經過一個比認識外界事物更為復雜、更為長久的過程。”學前兒童的自我認知、對社會環境和現象的認知和對社會規范的認知都需要在成人的指引下，趨向成熟，獲得對他們發展有用的認知，形成比較穩定的社會性情感。當孩子做了錯事而沒有引起羞恥感時，成人就應該采取措施喚起他的羞愧感。
羞愧感使人免于墮落，但是它有可能會阻礙人的進步，羞愧感過強的人比較注重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有時為了避免被人注意，他們混在常人以及一切習俗之中，缺乏進取心和自信心，對不斷變化的社會文化顯得難以融入，相對而言，他們缺乏對周圍事物的適應感，因為每個人都喜歡保持自我一致性，所以在這種常態下，羞愧感成了自我超越的阻力。
三、學前兒童的羞愧感的調節
（一）利用榜樣教育，多鼓勵
當兒童做了讓人覺得難為情或者讓人感到羞愧的事情時，并不感到羞愧，作為教師，我們可以通過榜樣的力量，循序漸進地對孩子進行道德認知的教育，鼓勵他們學會遵守社會中的各種規則，逐漸社會化，久而久之，他們就會對違反規則的行為產生羞愧感，從而規范言行。
（二）正面教育為主，多肯定
當孩子出現不良行為時，我們要充分意識到孩子內心，在他們的思想深處的積極因素，也就是羞愧心理的重要性，堅持用正面的形象、事實，幫助孩子強化正面認識，激發他們的積極情感，多鼓勵，多示范，潛移默化地對他們施以影響。
（三）尊重與嚴格要求相結合
作為孩子們的引導者，我們應該充分尊重孩子，相信他們，嘗試用積極的說服教育暗示他們學會規范言行，從而引起他們的自尊、自愛，千萬不能野蠻，譏笑嘲諷，如果這樣，孩子們的自尊心就會受到傷害，從而讓他們對自己失去信心，自暴自棄，影響他們的成長。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面對孩子做錯了事或偏離道德本質時，也要采取適宜的批評方式，讓他們明白做錯的事實，而不是一味地姑息、放縱和包容，期待孩子“樹大自然直”，反之，久而久之，孩子的羞愧感會蕩然無存，形成驕橫、任性、自私的性格。
（四）營造支持性學習氛圍，多實踐
首先，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要做敢說、敢想、敢笑的人，傳統意義上的那種不茍言笑的老師會拉開師生的距離，不易于孩子親近。教師要多給孩子鍛煉的機會，讓孩子掌握一些基本能力，如社交能力、創新能力、運動能力等。我們要放手讓孩子去獨立完成一些簡單的力所能及的任務，同時要大膽地給孩子獨立完成挑戰任務的機會。
作為教師和家長，我們要努力創造條件，為孩子提供充分表達和展現自我的機會，并根據孩子自身的需要，因地制宜，開展多種形式的活動，讓孩子們獲得動手、動腦的多種機會，讓他們在活動中體驗成功的樂趣和自豪。
